| 明清史 |
苏联在文化和知识分子政策上失误的根源何在？
马龙闪
【专题名称】世界史
【专 题 号】K5
【复印期号】2001年06期
【原文出处】《《俄罗斯文艺》》(京)2001年01期第64～67页
在苏联半个多世纪的历史上，从总体上来看，并没有处理好文化和知识分子问题。十月革命之初，在列宁的力主下，曾大胆使用过旧军事专家和知识分子，但在革命风暴和革命后的许多运动中也严重伤害了大批知识分子。1922年，曾把包括别尔嘉耶夫、弗兰克等人在内的当时俄国顶尖级的学者、教授和文化人约200人左右，驱逐出国。以后，在20年代末—50年代初的历次社会政治运动中，更大量伤害和镇压知识分子，造成惨重后果。
与知识分子政策问题联系在一块的文化问题，苏联也同样没有处理好。除列宁和极少数领袖人物对文化问题有清醒认识外，苏联时期的官方思想家几乎将资产阶级文化完全同剥削阶级意识形态等同起来。他们不仅赋予人文科学以阶级性，还长期把语言和自然科学涂上了浓重的阶级色彩。“资产阶级科学”这一用语在苏联长期使用，就反映了这种情况。20年代末—50年代初，几乎在所有知识领域苏联都展开过大批判。也批判过“控制论”和摩尔根的生物遗传学；“相对论”和量子力学曾被斥为“资产阶级唯心主义”。所以，苏联党和国家没处理好文化问题，是显而易见的。为什么苏联一直在文化和知识分子政策问题上出岔子，其根源究竟何在呢？
笔者不少年来曾像许多人一样，一直苦苦思索着这个问题，但始终没有找到充分的答案。直到近些年随着俄国“白银时代”一些哲学家和思想史家著作的“解禁”，随着对民粹主义文献的进一步解读，才可以说逐渐明白了这个问题。原来，俄国哲学家别尔嘉耶夫和弗兰克等人的著作使我们重新发现了民粹主义，读了他们的著作，才豁然开朗，忽然了解了以前多年求解而没有得到的答案。
民粹主义原是19世纪俄国平民知识分子革命运动的思想形态。在俄国解放运动的发展过程中，它承前启后，继往开来，曾起过由贵族革命时期经过平民知识分子革命时期向无产阶级革命时期过渡的中间桥梁作用。革命导师列宁一向把革命民主主义者—民粹主义革命家看作无产阶级革命运动的先驱，承认民粹主义同社会民主主义、布尔什维主义之间存在着的历史联系。民粹主义也是落后的农民国度所特有的一种现象。在俄国，它是沙皇专制农奴制走向危机和资本主义薄弱发展时期的产物。它初萌于“忏悔贵族”对农奴制社会不合理性和罪孽的忏悔意识，尔后发展为这些叛逆贵族和平民知识分子对沙皇专制农奴制的仇恨和抗议；同时，也反映了探索俄国发展道路的先进分子对西欧资本主义道路及其血腥罪恶的失望情绪。1861年农奴制改革以后，它则代表了农民和广大劳动群众在农奴制残余和资本主义双重压榨下而产生的反抗情绪，因而也反映了农民群众抗议农奴制及其掠夺性改革，抵制资本主义奴役，面对资本主义发展所产生的恐惧情绪。民粹主义作为最早萌生于“叛逆贵族”中间，后来主要是在平民知识分子当中传播的社会政治思潮，其实质是一种小资产阶级的农民社会主义。
民粹主义其所以有此称谓，是因为这一思想派别都这样那样地信仰人民、崇尚人民。这里的“人民”多指当时的农民和劳动阶级。各种派别和色彩的民粹派，在信仰和崇尚人民这一点上最具共同性。他们认为：“人民的生活本身总是合理的”，“人民的生活本身就能根据它的本性、它的天然力量和天赋，以及根据外部的自然地理条件，定出自我提高和自我发展所需要的方式和原则”。民粹主义这样信仰和崇尚人民，在当时统治阶级和贵族鱼肉百姓，不把农奴、农民当人看待的时代，原是很进步的，但不可否认，它也把人民、农民过分理想化了。
民粹派知识分子在人民面前总有一种忏悔意识和“罪孽感”，他们认为，贵族阶级，包括他们本身的这些“文明的少数人”，其知识、智慧和进步，都“是以多数人受奴役为代价换来的”，他们能得到享受文化教育的机会，是靠“多数人被剥夺了”这一机会来达到的。因此，他们主张“偿还”多数人以血泪和苦难为他们所付出的文化的代价。
应该看到，民粹派是很同情人民的，是站在被剥削、被奴役的农民和下层劳动者一边，代表他们利益的。他们同情人民，自然便憎恨官僚统治阶级，仇视贵族老爷。在他们看来，知识分子所获得的全部文化都是人民创造的，都是人民的劳动创造的，而掌握文化的少数人则是靠着人民的血汗被养活并获得文化的，这样，掌握这种文化的人就被压上了沉重的罪孽感；而真正没有罪孽感、没有被靠别人血汗养活的罪孽压抑的人，是真正劳动的人们，是来自人民的人。由于文化本身是靠着人民的血汗和苦难，靠着对人民的剥削而获得的，这样，掌握文化就同剥削、同罪孽联系到了一块儿。所以在民粹派看来，仿佛文化本身也沾连上了剥削和罪孽的味道。因此，民粹主义思想经常对文化报以轻蔑和鄙薄的态度，“在任何条件下都会起来反对文化崇拜”。正是出于这种“罪孽感”，他们甚至感到获得“文化”和体现这一文化的知识人本身就有一种“罪孽”。他们对文化本身的蔑视和鄙薄态度，就由此产生。所以，别尔嘉耶夫认为，民粹派“反对文化崇拜”，弗兰克甚至说，民粹派具有“反文化倾向”。与上述倾向相关，民粹派也瞧不起甚至鄙视传统的大学。他们因为大学“同外界隔绝、脱离人民生活”而对它加以批判，认为人民因其教授“从事抽象理论”而对他们投以“不信任的目光”；在民粹派看来，“大部分教授是官吏”，教授和学生之间除个别之外，“也没密切的、有机的内部联系”，他们倾心、同情的永远是学生。他们主张“把大学教育思想灌输到民间去”，在他们看来，社会大学，非正规的“星期日学校”，才“是培养大学生的苗圃”。
俄国哲学家弗兰克认为，民粹主义者因对文化抱着极端的功利主义而使他们“与纯粹的文化观念不能相容”；“文化对他们来说是不需要的和道德上不能容忍的贵族习气；他们不能珍视它由此构成的任何客观价值”，因此，这位哲学家说，“反文化倾向”或者“平民化崇拜”，是民粹主义的重要特征。
我们都很熟悉屠格涅夫的著名小说《父与子》。他在这部小说中塑造的民粹派知识分子典型巴扎洛夫的形象，就体现了弗兰克所说的民粹派的这种文化功利主义和文化平民主义。巴扎洛夫处处对贵族气和贵族人物抱着一种敌视心理，他身上处处散发着平民阶级的朴实和爽直。他对哲学、美学和艺术一概予以否定，唯独崇尚自然科学，整天埋头于青蛙解剖。在他心目中，除自然科学、实用科学而外，这些一般类型的科学文化，都有着“不需要的和道德上的贵族气”。屠格涅夫在上世纪50年代以伟大现实主义作家所特有的敏感和洞察力，以形象思维在现实生活的瞬间捕捉到的民粹派知识分子的这一思想特征，同俄国哲学家弗兰克以理性思维对民粹主义特征的这一概括，是不谋而合的。这充分说明，弗兰克的评述是有现实根据的。
民粹派的这些思想特征既折射了它所产生的时代——19世纪中前期的时代特征，也反映了它所固有的小资产阶级的阶级特质。民粹主义产生于上世纪40-50年代，甚至还可追溯得更早一些，这正是沙皇专制农奴制危机严重、俄国资本主义薄弱发展的时期。民粹派这时面对西欧资本主义发展带来的血污和罪恶，看到那里农民破产，工人赤贫，资产者贪婪无餍，资产阶级民主极端虚伪，很自然地产生了对资产阶级的厌恶和对资本主义的鄙弃。而面对英国发生的“羊吃人”的惨象，目睹西欧各国工人农民苦难生活的血淋淋图画，在对资本主义的鄙弃之中，又对它不寒而栗，为俄国正面临这种阴森可怕的前景而感到恐惧。赫尔岑经历过的1848年欧洲革命，其他民粹派人物目睹西欧社会而报导的那些情况，都加强了他们的这种思想情绪。
民粹主义之所以产生这种思想情绪，也是由其固有的农民和小资产阶级的阶级性所决定的。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小资产阶级地位很不稳定，时刻受到破产赤贫的威胁。西欧的镜子，实际上也使他们照出了自己未来的前景。这自然让他们对资产阶级感到厌恶，对资本主义抱有恐惧。由此延及他们对待资本主义社会及其文化、风习和其他文物制度的态度。所以，在民粹主义作家的作品中，对资本主义社会和资产阶级的批判相当深刻，但这种批判是站在农民和小资产者立场上的。
应当看到，在19世纪后半期至20世纪初，俄国社会上的民粹主义思潮是十分强大的。如果说在40年代，俄国的民粹派还“只有单个者和不大的小组”，那么，60年代已经涌现出一个庞大的社会群体并形成了自己强大的社会舆论，并且有了民粹派思想的中心人物和领袖。到60年代末以后，整个70年代，民粹主义已经由社会政治思潮发展成了如火如荼的社会运动，发展成了各种民粹主义政党和组织。80-90年代，民粹主义政党和组织虽不断发生分化，但作为一种社会政治思潮和运动并未减弱。发展到1905年，出现了最大的民粹主义政党——社会革命党。1917年二月革命以后，社会革命党发展到100多万人，成为当时俄国第一大党。据统计，到十月革命前夕，属于民粹主义的政党共有16个。这样一股强大的社会政治势力，其思想影响是不可小觑的。况且，民粹主义同社会民主主义、布尔什维主义之间也并非存在着一道不可逾越的万里长城，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和布尔什维克党的一些早期活动家，包括普列汉诺夫在内，都曾是来自民粹派阵营。加上俄国工人阶级本是源自破产的俄国农民和其他小手工业者，由于他们二者之间的天然联系，相互之间的思想意识也绝然不可能泾渭分明；谈论什么泾渭分明，只能是纯理论上的，在政治实践上很难存在，正像追求100%的真空，100%足赤的金子一样。更何况被破产、赤贫逼得发疯的小资产者，对官僚、贵族和资产者以及为其服务的知识界，充满着疯狂的仇恨。城门失火，殃及池鱼。他们对沙皇官僚、贵族、资产者的仇恨也往往扩而大之，延及来自旧社会、曾经在旧时代工作过的知识分子。这就造成了革命风暴过程中和革命以后无产者和贫民群众对知识分子抱着一种仇视心态。随着这种心态，对以知识分子为载体的文化自然也采取了一种蔑视和鄙薄态度。这在十月革命后相当部分群众甚至一些党的干部和领导人当中，对知识分子和文化遗产所采取的粗暴态度和极左方针，就体现了出来。当时，“无产阶级文化派”所以有那么大的势力，有那么大的市场，就是这个缘故。后来“无产阶级文化派”虽在政治上被搞垮了，但它极左的文化方针和思想路线依然存在并有巨大影响，所以它在垮台过程中摇身一变，又演化成了“拉普”等极左文化艺术组织和派别。30年代初，“拉普”主要是因其“右倾”而被解散的，所以没有“拉普”的“拉普”极左路线仍被保留了下来。这从“无产阶级文化派”和“拉普”的一些头面人物后来仍长期盘踞苏联思想文化部门的要职，就可看得出来。尤其是，从斯大林十八大上关于旧知识分子“知识越多越反动”的论断，就能透露出许多信息来。
这样，就又回到了俄国作为农民国家的落后性问题上来。苏共在处理文化和知识分子问题上的失误，是同俄国这个落后农民国家，同其群众和干部文化水平普遍低下相关的。历史表明，在苏共的历史上，文化素养最高、文化视野最开阔的几个领导人，如列宁、布哈林和卢那察尔斯基等，在处理文化和知识分子问题上失误最少，反之，其他人失误的就较多。在这个问题上，光看领导人读书多少、某方面知识深浅还不够，主要应当看他们的文化视野、政治胸襟开阔与否。如果斯大林有这样的胸襟和视野，就不会否定生物遗传学家的果蝇实验，而单单看重只有眼前效果的李森科的春化育种法；如果赫鲁晓夫有这样的胸襟和视野，他就不会只器重“制造机器和其他设备”的自然学者和科技人员，而不信任人文学者和作家。因为他们为文化视野和政治胸襟所限制，所以信奉“权力越大，知识越多”的信条，认为权大位高，就可垄断一切知识领域的真理，给一切科学争论作最终结论。
从上可见，苏共在文化和知识分子问题上的失误，其根源既有强大民粹主义思想传统的影响，又有落后农民国度破产小资产者的极端反抗性；既有广大干部、群众文化水平因素的影响，又为一些领导人文化素养不高，文化视野、政治胸襟所局限。所有这些因素的综合，就造成苏共在文化、知识分子政策上有诸多严重失误，给社会主义事业带来重大损害。这也成了苏联剧变、解体的一个重要原因所在。^
【专 题 号】K5
【复印期号】2001年06期
【原文出处】《《俄罗斯文艺》》(京)2001年01期第64～67页
与知识分子政策问题联系在一块的文化问题，苏联也同样没有处理好。除列宁和极少数领袖人物对文化问题有清醒认识外，苏联时期的官方思想家几乎将资产阶级文化完全同剥削阶级意识形态等同起来。他们不仅赋予人文科学以阶级性，还长期把语言和自然科学涂上了浓重的阶级色彩。“资产阶级科学”这一用语在苏联长期使用，就反映了这种情况。20年代末—50年代初，几乎在所有知识领域苏联都展开过大批判。也批判过“控制论”和摩尔根的生物遗传学；“相对论”和量子力学曾被斥为“资产阶级唯心主义”。所以，苏联党和国家没处理好文化问题，是显而易见的。为什么苏联一直在文化和知识分子政策问题上出岔子，其根源究竟何在呢？
笔者不少年来曾像许多人一样，一直苦苦思索着这个问题，但始终没有找到充分的答案。直到近些年随着俄国“白银时代”一些哲学家和思想史家著作的“解禁”，随着对民粹主义文献的进一步解读，才可以说逐渐明白了这个问题。原来，俄国哲学家别尔嘉耶夫和弗兰克等人的著作使我们重新发现了民粹主义，读了他们的著作，才豁然开朗，忽然了解了以前多年求解而没有得到的答案。
民粹主义原是19世纪俄国平民知识分子革命运动的思想形态。在俄国解放运动的发展过程中，它承前启后，继往开来，曾起过由贵族革命时期经过平民知识分子革命时期向无产阶级革命时期过渡的中间桥梁作用。革命导师列宁一向把革命民主主义者—民粹主义革命家看作无产阶级革命运动的先驱，承认民粹主义同社会民主主义、布尔什维主义之间存在着的历史联系。民粹主义也是落后的农民国度所特有的一种现象。在俄国，它是沙皇专制农奴制走向危机和资本主义薄弱发展时期的产物。它初萌于“忏悔贵族”对农奴制社会不合理性和罪孽的忏悔意识，尔后发展为这些叛逆贵族和平民知识分子对沙皇专制农奴制的仇恨和抗议；同时，也反映了探索俄国发展道路的先进分子对西欧资本主义道路及其血腥罪恶的失望情绪。1861年农奴制改革以后，它则代表了农民和广大劳动群众在农奴制残余和资本主义双重压榨下而产生的反抗情绪，因而也反映了农民群众抗议农奴制及其掠夺性改革，抵制资本主义奴役，面对资本主义发展所产生的恐惧情绪。民粹主义作为最早萌生于“叛逆贵族”中间，后来主要是在平民知识分子当中传播的社会政治思潮，其实质是一种小资产阶级的农民社会主义。
民粹主义其所以有此称谓，是因为这一思想派别都这样那样地信仰人民、崇尚人民。这里的“人民”多指当时的农民和劳动阶级。各种派别和色彩的民粹派，在信仰和崇尚人民这一点上最具共同性。他们认为：“人民的生活本身总是合理的”，“人民的生活本身就能根据它的本性、它的天然力量和天赋，以及根据外部的自然地理条件，定出自我提高和自我发展所需要的方式和原则”。民粹主义这样信仰和崇尚人民，在当时统治阶级和贵族鱼肉百姓，不把农奴、农民当人看待的时代，原是很进步的，但不可否认，它也把人民、农民过分理想化了。
民粹派知识分子在人民面前总有一种忏悔意识和“罪孽感”，他们认为，贵族阶级，包括他们本身的这些“文明的少数人”，其知识、智慧和进步，都“是以多数人受奴役为代价换来的”，他们能得到享受文化教育的机会，是靠“多数人被剥夺了”这一机会来达到的。因此，他们主张“偿还”多数人以血泪和苦难为他们所付出的文化的代价。
应该看到，民粹派是很同情人民的，是站在被剥削、被奴役的农民和下层劳动者一边，代表他们利益的。他们同情人民，自然便憎恨官僚统治阶级，仇视贵族老爷。在他们看来，知识分子所获得的全部文化都是人民创造的，都是人民的劳动创造的，而掌握文化的少数人则是靠着人民的血汗被养活并获得文化的，这样，掌握这种文化的人就被压上了沉重的罪孽感；而真正没有罪孽感、没有被靠别人血汗养活的罪孽压抑的人，是真正劳动的人们，是来自人民的人。由于文化本身是靠着人民的血汗和苦难，靠着对人民的剥削而获得的，这样，掌握文化就同剥削、同罪孽联系到了一块儿。所以在民粹派看来，仿佛文化本身也沾连上了剥削和罪孽的味道。因此，民粹主义思想经常对文化报以轻蔑和鄙薄的态度，“在任何条件下都会起来反对文化崇拜”。正是出于这种“罪孽感”，他们甚至感到获得“文化”和体现这一文化的知识人本身就有一种“罪孽”。他们对文化本身的蔑视和鄙薄态度，就由此产生。所以，别尔嘉耶夫认为，民粹派“反对文化崇拜”，弗兰克甚至说，民粹派具有“反文化倾向”。与上述倾向相关，民粹派也瞧不起甚至鄙视传统的大学。他们因为大学“同外界隔绝、脱离人民生活”而对它加以批判，认为人民因其教授“从事抽象理论”而对他们投以“不信任的目光”；在民粹派看来，“大部分教授是官吏”，教授和学生之间除个别之外，“也没密切的、有机的内部联系”，他们倾心、同情的永远是学生。他们主张“把大学教育思想灌输到民间去”，在他们看来，社会大学，非正规的“星期日学校”，才“是培养大学生的苗圃”。
俄国哲学家弗兰克认为，民粹主义者因对文化抱着极端的功利主义而使他们“与纯粹的文化观念不能相容”；“文化对他们来说是不需要的和道德上不能容忍的贵族习气；他们不能珍视它由此构成的任何客观价值”，因此，这位哲学家说，“反文化倾向”或者“平民化崇拜”，是民粹主义的重要特征。
我们都很熟悉屠格涅夫的著名小说《父与子》。他在这部小说中塑造的民粹派知识分子典型巴扎洛夫的形象，就体现了弗兰克所说的民粹派的这种文化功利主义和文化平民主义。巴扎洛夫处处对贵族气和贵族人物抱着一种敌视心理，他身上处处散发着平民阶级的朴实和爽直。他对哲学、美学和艺术一概予以否定，唯独崇尚自然科学，整天埋头于青蛙解剖。在他心目中，除自然科学、实用科学而外，这些一般类型的科学文化，都有着“不需要的和道德上的贵族气”。屠格涅夫在上世纪50年代以伟大现实主义作家所特有的敏感和洞察力，以形象思维在现实生活的瞬间捕捉到的民粹派知识分子的这一思想特征，同俄国哲学家弗兰克以理性思维对民粹主义特征的这一概括，是不谋而合的。这充分说明，弗兰克的评述是有现实根据的。
民粹派的这些思想特征既折射了它所产生的时代——19世纪中前期的时代特征，也反映了它所固有的小资产阶级的阶级特质。民粹主义产生于上世纪40-50年代，甚至还可追溯得更早一些，这正是沙皇专制农奴制危机严重、俄国资本主义薄弱发展的时期。民粹派这时面对西欧资本主义发展带来的血污和罪恶，看到那里农民破产，工人赤贫，资产者贪婪无餍，资产阶级民主极端虚伪，很自然地产生了对资产阶级的厌恶和对资本主义的鄙弃。而面对英国发生的“羊吃人”的惨象，目睹西欧各国工人农民苦难生活的血淋淋图画，在对资本主义的鄙弃之中，又对它不寒而栗，为俄国正面临这种阴森可怕的前景而感到恐惧。赫尔岑经历过的1848年欧洲革命，其他民粹派人物目睹西欧社会而报导的那些情况，都加强了他们的这种思想情绪。
民粹主义之所以产生这种思想情绪，也是由其固有的农民和小资产阶级的阶级性所决定的。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小资产阶级地位很不稳定，时刻受到破产赤贫的威胁。西欧的镜子，实际上也使他们照出了自己未来的前景。这自然让他们对资产阶级感到厌恶，对资本主义抱有恐惧。由此延及他们对待资本主义社会及其文化、风习和其他文物制度的态度。所以，在民粹主义作家的作品中，对资本主义社会和资产阶级的批判相当深刻，但这种批判是站在农民和小资产者立场上的。
应当看到，在19世纪后半期至20世纪初，俄国社会上的民粹主义思潮是十分强大的。如果说在40年代，俄国的民粹派还“只有单个者和不大的小组”，那么，60年代已经涌现出一个庞大的社会群体并形成了自己强大的社会舆论，并且有了民粹派思想的中心人物和领袖。到60年代末以后，整个70年代，民粹主义已经由社会政治思潮发展成了如火如荼的社会运动，发展成了各种民粹主义政党和组织。80-90年代，民粹主义政党和组织虽不断发生分化，但作为一种社会政治思潮和运动并未减弱。发展到1905年，出现了最大的民粹主义政党——社会革命党。1917年二月革命以后，社会革命党发展到100多万人，成为当时俄国第一大党。据统计，到十月革命前夕，属于民粹主义的政党共有16个。这样一股强大的社会政治势力，其思想影响是不可小觑的。况且，民粹主义同社会民主主义、布尔什维主义之间也并非存在着一道不可逾越的万里长城，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和布尔什维克党的一些早期活动家，包括普列汉诺夫在内，都曾是来自民粹派阵营。加上俄国工人阶级本是源自破产的俄国农民和其他小手工业者，由于他们二者之间的天然联系，相互之间的思想意识也绝然不可能泾渭分明；谈论什么泾渭分明，只能是纯理论上的，在政治实践上很难存在，正像追求100%的真空，100%足赤的金子一样。更何况被破产、赤贫逼得发疯的小资产者，对官僚、贵族和资产者以及为其服务的知识界，充满着疯狂的仇恨。城门失火，殃及池鱼。他们对沙皇官僚、贵族、资产者的仇恨也往往扩而大之，延及来自旧社会、曾经在旧时代工作过的知识分子。这就造成了革命风暴过程中和革命以后无产者和贫民群众对知识分子抱着一种仇视心态。随着这种心态，对以知识分子为载体的文化自然也采取了一种蔑视和鄙薄态度。这在十月革命后相当部分群众甚至一些党的干部和领导人当中，对知识分子和文化遗产所采取的粗暴态度和极左方针，就体现了出来。当时，“无产阶级文化派”所以有那么大的势力，有那么大的市场，就是这个缘故。后来“无产阶级文化派”虽在政治上被搞垮了，但它极左的文化方针和思想路线依然存在并有巨大影响，所以它在垮台过程中摇身一变，又演化成了“拉普”等极左文化艺术组织和派别。30年代初，“拉普”主要是因其“右倾”而被解散的，所以没有“拉普”的“拉普”极左路线仍被保留了下来。这从“无产阶级文化派”和“拉普”的一些头面人物后来仍长期盘踞苏联思想文化部门的要职，就可看得出来。尤其是，从斯大林十八大上关于旧知识分子“知识越多越反动”的论断，就能透露出许多信息来。
这样，就又回到了俄国作为农民国家的落后性问题上来。苏共在处理文化和知识分子问题上的失误，是同俄国这个落后农民国家，同其群众和干部文化水平普遍低下相关的。历史表明，在苏共的历史上，文化素养最高、文化视野最开阔的几个领导人，如列宁、布哈林和卢那察尔斯基等，在处理文化和知识分子问题上失误最少，反之，其他人失误的就较多。在这个问题上，光看领导人读书多少、某方面知识深浅还不够，主要应当看他们的文化视野、政治胸襟开阔与否。如果斯大林有这样的胸襟和视野，就不会否定生物遗传学家的果蝇实验，而单单看重只有眼前效果的李森科的春化育种法；如果赫鲁晓夫有这样的胸襟和视野，他就不会只器重“制造机器和其他设备”的自然学者和科技人员，而不信任人文学者和作家。因为他们为文化视野和政治胸襟所限制，所以信奉“权力越大，知识越多”的信条，认为权大位高，就可垄断一切知识领域的真理，给一切科学争论作最终结论。
从上可见，苏共在文化和知识分子问题上的失误，其根源既有强大民粹主义思想传统的影响，又有落后农民国度破产小资产者的极端反抗性；既有广大干部、群众文化水平因素的影响，又为一些领导人文化素养不高，文化视野、政治胸襟所局限。所有这些因素的综合，就造成苏共在文化、知识分子政策上有诸多严重失误，给社会主义事业带来重大损害。这也成了苏联剧变、解体的一个重要原因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