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明清史 |
近代南非的流动劳工
——佩迪人劳工和莫桑比克劳工个案分析
刘乃亚
【专题名称】世界史
【专 题 号】K5
【复印期号】2001年05期
【原文出处】《《西亚非洲》》(京)2001年01期第50～55页
【作者简介】刘乃亚，1965年生，北京大学法学硕士、历史学博士，现供职于中国社会科学院西亚非洲研究所南非研究中心。近期论文：《法属北非殖民地的建立》。通讯地址：北京 1120信箱；邮编：100007。
【关 键 词】南非/流动劳工/佩迪人劳工/莫桑比克劳工/矿业资本主义
南非是迄今为止非洲大陆工业化程度最高的国家。长期以来，在以矿业为基础的南非工业化进程中，白人资本家大量使用了流动劳工，他们构成了南非劳动力的主要来源之一。然而，在南非劳工流动初期，非洲传统社会并非只是一味顺应矿业资本主义的发展需要，被动地向以矿业为主导的南非工业发展提供廉价劳动力。面对殖民主义对非洲人土地的不断蚕食和矿业对劳动力的大量需求，以佩迪人为代表的非洲人传统社会因势利导地借助劳工流动体制，用其赚取的工资购买枪支，对殖民主义进行了英勇的抗击。虽然佩迪人王国最终难以摆脱灭亡的命运，但是它还是极大地延缓了殖民主义者侵蚀非洲人土地的势头。
一、劳工流动的内部推力
在18世纪末19世纪初，“和非洲其他地区一样，由林波波河以南地区的非洲人独立创建民族国家的进程尚未被西方殖民侵略所中断，非洲人的贸易活动、商路、市场的数量和规模、商人和工匠的专业化继续获得显著发展。”（注：郑家馨：《祖鲁王国的兴起和恩戈尼人、苏陀人的迁徙》，《非洲通史·近代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534页。）在德兰士瓦北部，当时居住着由罗塔人政权及其支系所控制的各部落，他们被称为佩迪人。罗塔人是居住于德兰士瓦西南部的克戈特拉人的一支。他们并非首批抵达德兰士瓦东北部的居民，罗塔人所沿用的“佩迪”(Pedi)一词可能是先前抵达这里的部落对该地区的称谓。
佩迪人政体并不是地理概念上的静态实体。在1840年至1880年这一段时期内，佩迪人影响及控制的区域并不具有同一性，尤其是在周边地区，其影响渐趋减弱。在佩迪人控制范围内，不同起源的部落群体混居在一起，基于不同的图腾崇拜和原始习俗，他们分属于淘人、克温纳人、罗克人和夸尼人。在19世纪，随着来自德兰士瓦东部和北部甚至更远地方的难民与移民的不断涌入，佩迪人政权因不断获得人口补充而逐渐壮大。
佩迪人介入劳工流动可以追溯到19世纪40年代。早在“两矿”发现以前，来自生态方面的压力就已使佩迪人介入了劳工流动。在祖莱尔酋长统治时期，佩迪人大部分栖息于斯蒂尔波特河谷南岸的农牧区内。然而，这一地区的绝大部分土地并非可耕之地。受德拉肯斯堡山脉雨云的影响，该地降雨量少且反复无常。
第一批由德兰士瓦去开普干活的流动劳工，是因当时的部落兼并战争的破坏性影响而产生的穷人和难民。那些在战争中离散的难民重新返回家园并融合进新崛起的政权，佩迪人政权则是其中较突出的一个。在这一时期，有大量的难民进入佩迪人统治地区，这是佩迪人政权得以巩固的一个重要方面。其中有一些是来自布尔人共和国的难民。关于该地区的人口数量，缺少确切的数字统计。然而确有迹象表明，佩迪人的人口数量在稳定增长。
经过近20年的发展，劳工往返于开普、纳塔尔等地区的流动路线基本形成。1861年到达这一地区的柏林传教使团对佩迪人劳工流动情况提供了最初的较为详尽的描述。就数量而言，在德兰士瓦北部的各主要部落中，佩迪人极有可能是这一时期介入劳工流动体制最多的部落。每一个男子在其成年后，都要去开普干上一年半载，这几乎成了佩迪人社会的一种约定俗成。据传教士麦伦斯基称，及至1862年，每年约有数百人由德兰士瓦东北部向开普殖民地流动。在返回家乡之前，他们用所得工钱购买枪支与弹药。事实上，“这种南进运动是如此习以为常，以致于麦伦斯基的同事纳希蒂盖尔试图用这一方法向德国邮递物品”。（注：S.Marks & A.Atmore,Economy and Society in Preindustrial South Africa,Longman,1980,p.296.）
然而，佩迪人并非南非早期劳工流动的惟一参与者。该体系除了包括奥利凡茨河以北的苏陀人和聪加人以外，罗贝都人也部分地卷入进来。在这一时期，文达人尚未加入这一行列。此外再往西北，马贝拉领导的德兰士瓦恩德贝莱人以及来自比勒陀利亚正北面的移民，也程度不同地加入了进来。在佩迪人领地的南缘，波鲁领导的库帕人、马波戈统领的德兰士瓦恩德贝莱人，以及帕人和普拉纳人也都卷入了这一活动。
由北部以及东北部前往开普和纳塔尔等地的流动劳工沿途均需经过佩迪人领地。麦伦斯基认为，截止1862年，至少有1000多条枪支及配件被运回该地区，并由此输往北方各部落。据统计，到1869年为止，每年都有数千名塞库库内的属下通过其设于莱登堡城外的传教站，行进在南下的路上。成批的男子由佩迪王国向开普和纳塔尔等地流动，有时一批人数多达200人。这些南下的劳动大军沿途需经过15天的跋涉，才能抵达莫舒舒统治下的巴苏陀王国。这时，每个人所携带的供沿途食用的熏玉米已所剩无几，他们只有用劳务作为代价，从莫舒舒或法国传教使团手中换取通行证。然后，由苏陀南部地区继续向南进发，直至进入开普殖民地。
与分布在考莱斯堡、维多利亚、杰拉夫—雷内甚至是开普敦的佩迪人相比，伊利莎白港市郊的佩迪人则更为集中。这是因为南非东南沿海以甘蔗种植为主的种植园经济，为初步卷入南部非洲资本主义发展的非洲人社会提供了一个新的劳动力需求市场。这使得纳塔尔在19世纪60年代后期成为来自德兰士瓦北部的流动劳工的另一个目的地。这些流动劳工在返乡前，大多要前往武器的重要供应地格里夸兰，购买他们所需要的枪支和弹药。在东开普，流动劳工手中的武器则主要是从来自苏陀南部的枪贩那里购买的。
在19世纪50、60年代，佩迪人流动劳工在数量上呈现猛增势头，及至70年代，大批的佩迪人迎合了因金刚石矿开采而出现的对劳动力的需求。在金刚石矿开采大量需要劳动力的情况下，矿方及英国殖民当局并不反对非洲人社会以劳工流动的方式获取枪支。然而，非洲人越来越多地拥有武器，却使一向对非洲人奉行高压政策的布尔人感到了极大的威胁。1852年，作为布尔人大迁徙领袖之一的A.H.波特奇特得出这样的结论：在非洲人掌握的枪支中，绝大部分是他们在英国殖民地干活时获得的。这一情形与在南非共和国内严禁非洲人拥有枪支和马匹的有关禁令是相违背的。同年，德兰士瓦共和国军事委员会通过了一份决议，禁止非洲人渡过瓦尔河，并建议对违反禁令及拥有枪支的非洲人处以极刑。为此，当局在边境地区组织骑兵进行日常巡逻；必要时还派出民团跟踪返乡的流动劳工队伍。虽然布尔人共和国早期制定了许多“土著政策”，但是限于当时的能力，这些措施只能在极为有限的范围内得以实施。在起初，一些较小规模的流动劳工队伍遭到了袭击，并被缴械。结果，劳工队伍采取在晚上穿越白人居住区的办法，以此作为掩护。而那些人数较多的劳工队伍则会对解除他们武装的企图进行有效的抵抗。
在19世纪70年代，布尔人共和国在制定一系列旨在对非洲劳工进行控制和征税的立法的同时，出于同英国人争夺非洲劳动力的需要，经伯尔格总统批准，金矿也或多或少地开放了一些武器交易市场，以满足非洲人对枪支的需求。布尔人对非洲劳工政策的变化当然还有其他方面的考虑。流动劳工的收入同样也为财政收入极度匮乏的布尔人共和国提供了潜在、诱人的硬通货来源。在布尔人共和国所采取的诸多措施中，以护照的发放最为突出。对于那些一直通过买卖手段获取护照的非洲人，凡符合在白人农场受雇达半年或半年以上者，政府向他们免费发放护照。
随着移民数量的不断增加和国内社会分化的日渐加剧，布尔人迫于英国的压力逐渐停止使用学徒工，这使得60年代后期布尔人共和国国内对劳动力短缺的不满之声甚嚣尘上。在这一时期德兰士瓦境内的劳动力“短缺”，除与非洲社会自给自足能力的发展对劳工流动的限制有关以外，还在于佩迪人不愿去金矿工作。一方面是由于金矿的工资收入低于金刚石矿的工资所得；另一方面，金矿的枪支价格较高，在德兰士瓦东北部只能获得质次价高的枪支。
劳工大规模地流向金刚石矿既加速非洲传统社会业已严重的武装化进程，同时也进一步减少了准备在白人农场做工的非洲工人的数量。德兰士瓦东北部的钻石矿和沙金矿的开采创造了市场对商品的需求，从而极大地刺激了农产品的生产。
对于进入佩迪人社会的后来者来说，狩猎经济向流动人口所提供的机遇日显重要。与资历较深的社会成员相比，枪支与畜群对于佩迪社会中地位低下的成员来说显得更为重要，这是佩迪人介入以购枪为目的的劳工流动的社会诱因。
从19世纪50年代至70年代，来自佩迪人地区的移民规模表明，移民组成阵容也有了实质性的扩大，攒聚钱财购买枪支的愿望成为至关重要的因素。佩迪人军事作战及狩猎的能力随枪支和弹药的不断获取得到了极大的增强，同时这也加速了猎物的灭绝。为了保持因掌握武装而获得的优势，尤其是在军事方面的优势，佩迪人被迫努力跟上武器制造技术更新的步伐，这也意味着佩迪人社会越发依赖于不断变化的技术。
对枪支的需求是非洲人社会广泛存在的现象，但多数没有引起自发的劳工流动。以旁多人、祖鲁人及南部的苏陀人为例，他们的枪支大部分是通过用牲畜或谷物贸易交换来的。（注：W.Beinart,"Economic Change in Pondoland in the Nineteenth Century",in Atmore and Sanders,Sotho Arms;also see Shula Marks & Anthony Atmore (ed.)Economy and Society in Preindustrial South Africa,Longman,1980,p.302.）头人及少数人拥有畜群，他们愿意而且能够以牲畜换取枪支。佩迪人之所以采用流动劳工的策略获取枪支，主要是因为直到19世纪70年代为止，德兰士瓦北部还没有获取枪支等商品的市场。此外，由于路途遥远，风险较大，更有象牙等紧俏商品作用其中，使得一般的佩迪人在“两矿”发现以前，不可能通过贸易大规模地获得武器。因此，武器在整个社会的扩散程度，取决于头人选择在多大范围内重新发放这些武器，这是象牙贸易的重要影响之一。在少有外敌威胁的地区，头人试图对流入其社会的枪支进行控制。但是在动荡不安的德兰士瓦，出于维护头人与属下利益的需要，有必要在尽可能广的范围内发放枪支。由于对主要资源缺少大规模投资，因而劳工输出就成为达到获取枪支这一目的的惟一出路。从某种程度上讲，头人主要是通过对弹药的储存和积累，来行使对枪支的控制，仅在军事行动或大规模狩猎时，头人才将弹药分发给属下。
在19世纪70年代早期，沙金矿的开采使德兰士瓦经历了一次小小的矿业经济革命，并引起了对劳动力和谷物的新的需求。佩迪人对这种局部的劳动力需求有所反应，而在总体上讲，白人矿主却被迫从其他渠道获得所需要的大部分劳工。
金矿和金刚石矿开采是与佩迪人社会内部所面临的不断升级的土地压力处于同一时期的，后者阻碍了谷物的大量生产和销售。到19世纪70年代早期，有证据表明，当时在社会内部已经感受到了土地的不足。炙手可热的土地既是统治者上层追逐的目标，更是1879年佩迪人政权分裂后外来移民所需要的。
总之，南部非洲农业生产的特点、降水量及其分布，决定了人口相对稳定地集中在某地域内。出于开垦新土地的需要，人们主要是采取扩散型的方式进行迁移与流动。在南非金刚石矿和金矿发现与开采之前，南部非洲的劳工流动在迁移动力、迁移距离以及在迁移的规模与速度上，始终没有达到引人注目的地步，但是它为其后流动劳工制度的形成提供了招募及组织经验。
二、劳工流动的外部拉力
金刚石矿开采及开普铁路建设对劳动力产生了大量需求，并导致了对劳工的大量招募。佩迪人是受欢迎的对象。劳工的招募在很大程度上需要头人的帮助。J·爱德华兹是杰出的招募者之一，他曾经在佩迪人地区从事过贸易活动。1873年他与塞库库内订立协议。据此，塞库库内同意在双方商定的工资水平上，持续不断地为矿区提供劳动力。尽管酋长势力是佩迪人劳工流动中的一个重要因素，但个中强迫的成分不可能是很高的。如果说在19世纪60年代劳工流动还是一项可以被人们接受的常规的话，那么，麦伦斯基认为，到70年代这就更成为确凿的事实，从这个意义上讲，酋长的权力体现为说服，而不是强制。
事实上，佩迪人社会内部所面临的不断升级的土地压力是与金刚石矿和金矿开采处于同一时期的。金刚石矿的开采为业已深深介入流动劳工体制的非洲人社会提供了一个新的劳动力需求市场。佩迪人以迅疾的速度和宏大的规模，对这一需求作出了反应。1872年矿区建立了“土著”劳工登记制度。申报结果表明，佩迪人和聪加人是矿区劳动力的主要来源。为此，矿区为他们提供了大量的优先条件。矿区支付给劳工的薪水据称是南非境内最高的。其结果是，流动劳工从离家到抵达矿区的时间大为缩短，为的是能够赶紧挣钱。去金刚石矿做工的劳工一路上充满艰险，佩迪劳工抵达矿区后，已是精疲力竭，不名一文。佩迪人在矿区做工的时间为4至8个月不等。总的来讲，劳工的工作期限取决于其劳动所得是否够买上一支枪。
对于包括佩迪人在内的非洲人传统社会来说，“金刚石矿所提供的机遇显然要胜过他们以往所面临的任何选择”。而金矿的发现与开采无疑又为其更大规模地介入劳工流动提供了契机，上述推拉合力强劲地推动着南部非洲的劳工流动循环往复地进行。
到19世纪中后期，随着南非金刚石矿和金矿的发现和开采，矿业资本对劳动力产生了大量需求，南部非洲的人口流动因之逐渐活跃起来，规模不断扩大。随着以矿业经济为中心的南非工业化进程的渐趋深入，整个南部非洲地区（包括林波波河以北）的绝大部分黑人部落民族相继卷入了劳工流动的行列，并程度不同地被整合进了流动劳工体制。而伴随这一进程的，是在南非占主导地位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兴起。
提供流动劳工的农村地区却经历了缓慢的衰落过程。早期参与劳工流动的非洲社会呈现出多样性的景象。然而，无论就其社会影响，还是参与先后，均表现出了一致性。“有些部落承认它们在早期劳工流动中所起的作用；有的则矢口否认。这至今仍是南非历史上的一个值得人们深思的问题。”（注：P.Kallaway,"Black Responses to an Industrializing Economy:Labor Shortage and Native Policy in Griqualand West,1870-90",in Shula Marks & Anthony Atmore(ed.)Economy and Society in Pre-industrial South Africa,Longman,1980,p.293.）
笔者认为，不论非洲人社会是否承认他们介入了南非早期的流动劳工体制，也不管他们是否承认在这一体制中曾经扮演过某种角色，有一点是显而易见的，即它反映了传统的非洲黑人社会对白人入侵，以及对南非资本主义发展的一种抗拒心理。事实上，南非流动劳工体制的形成是南部非洲经济和社会变迁的真实反映。该体制除了表现为黑人社会迎合因“两矿”开采而出现的对劳动力的大量需求以外，同时它也是非洲人社会积极、主动地对抗殖民主义入侵所借以表现的形式（如以工资购枪等）。
自16世纪中后叶白人殖民主义者侵入南部非洲以来，以塞克瓦提、塞库库内以及莫舒舒等为代表的黑人统治者深深地感受到了一种前所未有的危机。经过与白人近两个世纪的交锋，兵败失地的切肤之痛使黑人社会上层清醒地认识到，只有加快非洲人社会的武装化进程，才能有效地对付来自白人的威胁。而在维生经济仍占主导地位的生产力条件下，流动劳工体制就成了非洲社会实现武装化进程所能借助的惟一有效手段。通过这一体制，一批批青壮年佩迪人被有组织地派往开普和纳塔尔等地充当流动劳工。笔者认为，佩迪人统治者借助这一体制至少要达到三个目标：
（一）通过流动劳工体制获取枪支，以增强佩迪人国家的军事防御能力。德兰士瓦布尔人共和国试图在德兰士瓦地区建立并维持对武器的垄断地位，因而竭力禁止非洲人拥有枪支和马匹，与非洲人进行的此类交易，被视为非法行为。这些限制虽不断遭到布尔人及非洲人的反对，但对于那些来自开普和纳塔尔的商人，禁令被严格遵守。在这种情况下，通过流动劳工来获取枪支就成了非常有效的手段。而枪支对当时的佩迪人来说具有非同寻常的意义，因为19世纪50年代是佩迪人参加劳工流动大致上的开始阶段，同时也是祖鲁人、斯威士兰人以及布尔人大迁徙严重威胁佩迪人政权的时期。在这一时期，佩迪人遭受了攻击，他们为生存而斗争。他们所掌握的数量有限的枪支是非常有用的，尤其在采取战略防御时，这些枪支提高了他们在要塞中长期抵抗围攻之敌的战斗力。同样，金刚石矿开采时期也正是佩迪人和南非布尔人共和国之间关系剑拔弩张时期。这种不断升级的紧张关系在1876年以伯尔格总统对佩迪人发动进攻而达到了顶点。
（二）通过流动劳工体制获取硬通货及其他资源，以增强佩迪人王国的实力。该目标是通过佩迪人的进贡制度来实现的。在我们所考察的整个时期，返乡劳工总是要带礼物给他们的头人，这在流动劳工体制中已经形成了一种习俗。到19世纪60年代后期，因买枪而支付给商人的现款中，至少有一部分是返乡劳工上交给头人的贡赋。到1862年时，塞库库内通过这种进贡体制，已拥有了大量的布匹及毛毯，同时他还拥有自己的军火库。（注：Shula Marks & Anthony Atmore(ed.),Economy and Society in Pre-industrial South Africa,Longman,1980,p.298.）而国王则主要是通过控制弹药发放，来达到控制武器的目的。
（三）通过流动劳工体制增强获取外部情报的能力。这一点主要是通过对流动劳工的有效组织和控制来实现的。
在19世纪60、70年代劳工南进运动的组织和控制上，佩迪王国的统治者起着关键的作用。在流动劳工到白人企业工作的过程中，佩迪人总是有组织地往返。（注：南下运动开始后不久，即有大量的人员投身其中。据迪里尤斯估计，佩迪人极有可能动用了军队组织因素，但目前还没有确凿资料说明这一点。）而且，在劳工前往开普和纳塔尔等殖民地的整个流动过程中，塞库库内及南部的苏陀人统治者莫舒舒居中起着关键性的作用。作为与白人控制区交界的非洲人地区的统治者，地缘上的有利条件使他们能够利用其物质及政治优势，巩固自己的政权地位。
三、流入南非的莫桑比克劳工
J·F·A·阿贾伊在论述殖民地问题时曾经指出，殖民地问题包括三个方面：一是掠夺土地；二是移民；三是剥削这一土地上的人民。（注：北京大学亚非研究所：《亚非研究动态》，1993年第1期。）阿贾伊的上述论断，同样为南非的近代历史发展所印证。然而，南非近代殖民主义的发展，除具备世界殖民主义这一共性特点外，还有其自身的特点。在南非矿业经济输入境外流动劳工的过程中，作为矿业资本家利益的代表，矿业协会还从葡属东非殖民地莫桑比克招募了大量的契约劳工。
莫桑比克流动劳工对南非矿业经济的参与，与佩迪人的情况有所不同。这与葡属非洲所实行的劳动制度有关。从19世纪70年代到20世纪70年代的近一个世纪里，葡属非洲尚不存在雇佣劳动制的条件。在这一时期，强迫劳动制度是葡萄芽掠夺殖民地的最主要方式，并构成了殖民地的经济基础。（注：参见杨军：《建立在强迫劳动制之上的葡属非洲殖民地》，载郑家馨主编：《殖民主义史》（非洲卷），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509～529页。）自兰德金矿于19世纪80年代初开采以来，莫桑比克特别是其南部的劳工就在不断地流向金矿。P·哈里斯认为，对莫桑比克流动劳工的生活有着深刻理解的，莫过于传教士裘诺德了。在19世纪末（1889～1895年）及20世纪上半叶（1907～1921年），裘诺德在洛伦索—马贵斯生活过多年。谈到南非工业化及其对流动劳工制度的影响，裘诺德认为，如果不是因为南非实行工业化，莫桑比克人就会沦为“种族退化的受害者”。（注：Patrick Harries,Work,Culture,and Identity-Migrant Laborers in Mozambique and South Africa,1860～1910,Witwatersrand University Press,1994,p.Ⅺ.）作为一个殖民者，此话无疑是带有种族主义色彩的。然而，它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工业化对外源型流动劳工提供地——莫桑比克南部地区——的影响是深远的。1865年在莫桑比克禁止奴隶贩卖后不久，就赶上南非“两矿”发现，矿业较高的工资形成巨大的拉力，把奴隶贸易幸存者——大批劳动力吸引到矿区。至晚到1896年，莫桑比克殖民当局就开始向德兰士瓦金矿输送劳工。在1899～1902年，英布战争中断了原有的劳动力供给线。在1901和1909年，南非政府与葡属莫桑比克签订《莫桑比克协定》，允许南非矿山公司在莫桑比克设立招募站70多处，招募15万名工人。这些劳工通常被称为“尚干人”(Shangaans)。在金矿做工的莫桑比克劳工平均周薪为2英镑10先令，其中一半发给工人，一半寄往莫桑比克，冻结到工人回国交税后，才予以支付。（注：James Duffy,Portuguese Africa,Cambridge,1959,pp.168～173.）由此可见，莫桑比克流动劳工长期在金矿所挣得的工资，不但对农民家庭经济的再生产起着历史性的作用，而且他们还以纳税的方式维持着葡萄牙人统治莫桑比克所需要的行政费用。劳工所获得的外汇对于平衡该国的收支也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在世界殖民史上，不同宗主国之间为争夺殖民地所表现出的对立与对抗，可谓不乏其例。然而，在南非和莫桑比克这两个有着不同宗主国背景的殖民地之间，为了共同的殖民利益而携手长期合作，这是南非劳工流动体制通过“外源型”流动劳工所表现出的又一个显著特点。19世纪中期，南非的北部疆界基本划定下来，外来的流动劳工越界流入南非，缓和了以夺地来占有劳动力的斗争，大规模土地掠夺基本结束，对劳动力的掠夺上升为主要内容。到19世纪70年代，作为发达的资本主义工业国家的英国进入了垄断阶段，它对殖民地提出了新的要求，即殖民地不仅要做为原料产地和商品销售市场，还必须成为宗主国大量“过剩资本”的输出场所。殖民地在帝国经济中的地位越来越重要，它对南非殖民地政策的影响具体表现在：
（一）促使兼并黑人国家的步伐大大加快。在19世纪70年代以前，南非的政治格局是英布各霸一域，南北对峙，各自统治着其殖民区内的黑人。此外，在南非境内，还存在着祖鲁、佩迪、文达等独立的黑人王国。进入70年代后，英帝国一方面要垄断整个南非市场，需要垄断地占有殖民地；另一方面，布尔人一直凯觎着仍保持独立的黑人地区。因此，南非也出现了非洲大陆其他地区普遍存在的领土瓜分狂潮。首先，几个独立的黑人王国分别被英国和布尔人共和国瓜分。1879年英军与非洲军队（主要是斯威士人）在格涅特·韦斯利勋爵的指挥下，对佩迪人首都发起了猛烈的攻击，从而使佩迪人失去了独立地位。其后，为了争夺南非的土地，继而剥削这块土地上的黑人劳动力，英裔白人与布尔人之间爆发了两次英布战争。最后，英国人取得了战争的胜利。至此，殖民征服基本上完成，土地掠夺也告一段落（当然并未终止，此后仍以多种形式继续存在），9/10的土地落入白人殖民者手中。
（二）资本输出大量增加。帝国主义夺占殖民地的目的是为金融资本创造有利的投资场所，利用廉价的劳动力，开发并进而掠夺殖民地丰富的地面及地下资源。“两矿”发现使殖民地价值骤增，大量资本涌入南非，开矿办厂。据统计，1890年，仅兰德各矿的投资总额就达2200万英镑。（注：苏联科学院非洲研究所：《非洲史：1800～1918年》（下册），顾以安等译，上海人民出版社1977年，第791页。）虽然有了资金，但是金融资本要开发这些资源，以获得利润，还必须有大量的廉价劳动力。
到19世纪中后期，随着南非工业化的渐趋深入，南非的流动劳工体制逐步塑造定型，并对其后的南非的政治经济格局产生着巨大而深远的影响。^
【专 题 号】K5
【复印期号】2001年05期
【原文出处】《《西亚非洲》》(京)2001年01期第50～55页
【作者简介】刘乃亚，1965年生，北京大学法学硕士、历史学博士，现供职于中国社会科学院西亚非洲研究所南非研究中心。近期论文：《法属北非殖民地的建立》。通讯地址：北京 1120信箱；邮编：100007。
| 【内容提要】 | 流动劳工问题是南非学中的一项重要课题。它既是南非非洲人社会获取商品和现款的重要手段，也是造成广大农村地区不发达状况的重要因素之一。（注：国内学术界对南部非洲劳工流动的现状及政策研究有所建树。如张宝增在1999年第3期的《西亚非洲》上撰文，对南部非洲的跨界民族与移民问题，作了较为系统的分析。笔者认为，南部非洲日趋严重的非法移民问题有其深刻的历史渊源，如何处理这一棘手问题已成为南部非洲各国政府的一项艰巨任务。）今日南非社会面临的众多问题均可从中找出症结。通过对南非早期劳工流动情况的论述，本文着重探讨了19世纪中后期以矿业为主体的南非资本主义发展对南部非洲所产生的政治和经济影响，以及非洲人传统社会对此所做出的回应。 |
一、劳工流动的内部推力
在18世纪末19世纪初，“和非洲其他地区一样，由林波波河以南地区的非洲人独立创建民族国家的进程尚未被西方殖民侵略所中断，非洲人的贸易活动、商路、市场的数量和规模、商人和工匠的专业化继续获得显著发展。”（注：郑家馨：《祖鲁王国的兴起和恩戈尼人、苏陀人的迁徙》，《非洲通史·近代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534页。）在德兰士瓦北部，当时居住着由罗塔人政权及其支系所控制的各部落，他们被称为佩迪人。罗塔人是居住于德兰士瓦西南部的克戈特拉人的一支。他们并非首批抵达德兰士瓦东北部的居民，罗塔人所沿用的“佩迪”(Pedi)一词可能是先前抵达这里的部落对该地区的称谓。
佩迪人政体并不是地理概念上的静态实体。在1840年至1880年这一段时期内，佩迪人影响及控制的区域并不具有同一性，尤其是在周边地区，其影响渐趋减弱。在佩迪人控制范围内，不同起源的部落群体混居在一起，基于不同的图腾崇拜和原始习俗，他们分属于淘人、克温纳人、罗克人和夸尼人。在19世纪，随着来自德兰士瓦东部和北部甚至更远地方的难民与移民的不断涌入，佩迪人政权因不断获得人口补充而逐渐壮大。
佩迪人介入劳工流动可以追溯到19世纪40年代。早在“两矿”发现以前，来自生态方面的压力就已使佩迪人介入了劳工流动。在祖莱尔酋长统治时期，佩迪人大部分栖息于斯蒂尔波特河谷南岸的农牧区内。然而，这一地区的绝大部分土地并非可耕之地。受德拉肯斯堡山脉雨云的影响，该地降雨量少且反复无常。
第一批由德兰士瓦去开普干活的流动劳工，是因当时的部落兼并战争的破坏性影响而产生的穷人和难民。那些在战争中离散的难民重新返回家园并融合进新崛起的政权，佩迪人政权则是其中较突出的一个。在这一时期，有大量的难民进入佩迪人统治地区，这是佩迪人政权得以巩固的一个重要方面。其中有一些是来自布尔人共和国的难民。关于该地区的人口数量，缺少确切的数字统计。然而确有迹象表明，佩迪人的人口数量在稳定增长。
经过近20年的发展，劳工往返于开普、纳塔尔等地区的流动路线基本形成。1861年到达这一地区的柏林传教使团对佩迪人劳工流动情况提供了最初的较为详尽的描述。就数量而言，在德兰士瓦北部的各主要部落中，佩迪人极有可能是这一时期介入劳工流动体制最多的部落。每一个男子在其成年后，都要去开普干上一年半载，这几乎成了佩迪人社会的一种约定俗成。据传教士麦伦斯基称，及至1862年，每年约有数百人由德兰士瓦东北部向开普殖民地流动。在返回家乡之前，他们用所得工钱购买枪支与弹药。事实上，“这种南进运动是如此习以为常，以致于麦伦斯基的同事纳希蒂盖尔试图用这一方法向德国邮递物品”。（注：S.Marks & A.Atmore,Economy and Society in Preindustrial South Africa,Longman,1980,p.296.）
然而，佩迪人并非南非早期劳工流动的惟一参与者。该体系除了包括奥利凡茨河以北的苏陀人和聪加人以外，罗贝都人也部分地卷入进来。在这一时期，文达人尚未加入这一行列。此外再往西北，马贝拉领导的德兰士瓦恩德贝莱人以及来自比勒陀利亚正北面的移民，也程度不同地加入了进来。在佩迪人领地的南缘，波鲁领导的库帕人、马波戈统领的德兰士瓦恩德贝莱人，以及帕人和普拉纳人也都卷入了这一活动。
由北部以及东北部前往开普和纳塔尔等地的流动劳工沿途均需经过佩迪人领地。麦伦斯基认为，截止1862年，至少有1000多条枪支及配件被运回该地区，并由此输往北方各部落。据统计，到1869年为止，每年都有数千名塞库库内的属下通过其设于莱登堡城外的传教站，行进在南下的路上。成批的男子由佩迪王国向开普和纳塔尔等地流动，有时一批人数多达200人。这些南下的劳动大军沿途需经过15天的跋涉，才能抵达莫舒舒统治下的巴苏陀王国。这时，每个人所携带的供沿途食用的熏玉米已所剩无几，他们只有用劳务作为代价，从莫舒舒或法国传教使团手中换取通行证。然后，由苏陀南部地区继续向南进发，直至进入开普殖民地。
与分布在考莱斯堡、维多利亚、杰拉夫—雷内甚至是开普敦的佩迪人相比，伊利莎白港市郊的佩迪人则更为集中。这是因为南非东南沿海以甘蔗种植为主的种植园经济，为初步卷入南部非洲资本主义发展的非洲人社会提供了一个新的劳动力需求市场。这使得纳塔尔在19世纪60年代后期成为来自德兰士瓦北部的流动劳工的另一个目的地。这些流动劳工在返乡前，大多要前往武器的重要供应地格里夸兰，购买他们所需要的枪支和弹药。在东开普，流动劳工手中的武器则主要是从来自苏陀南部的枪贩那里购买的。
在19世纪50、60年代，佩迪人流动劳工在数量上呈现猛增势头，及至70年代，大批的佩迪人迎合了因金刚石矿开采而出现的对劳动力的需求。在金刚石矿开采大量需要劳动力的情况下，矿方及英国殖民当局并不反对非洲人社会以劳工流动的方式获取枪支。然而，非洲人越来越多地拥有武器，却使一向对非洲人奉行高压政策的布尔人感到了极大的威胁。1852年，作为布尔人大迁徙领袖之一的A.H.波特奇特得出这样的结论：在非洲人掌握的枪支中，绝大部分是他们在英国殖民地干活时获得的。这一情形与在南非共和国内严禁非洲人拥有枪支和马匹的有关禁令是相违背的。同年，德兰士瓦共和国军事委员会通过了一份决议，禁止非洲人渡过瓦尔河，并建议对违反禁令及拥有枪支的非洲人处以极刑。为此，当局在边境地区组织骑兵进行日常巡逻；必要时还派出民团跟踪返乡的流动劳工队伍。虽然布尔人共和国早期制定了许多“土著政策”，但是限于当时的能力，这些措施只能在极为有限的范围内得以实施。在起初，一些较小规模的流动劳工队伍遭到了袭击，并被缴械。结果，劳工队伍采取在晚上穿越白人居住区的办法，以此作为掩护。而那些人数较多的劳工队伍则会对解除他们武装的企图进行有效的抵抗。
在19世纪70年代，布尔人共和国在制定一系列旨在对非洲劳工进行控制和征税的立法的同时，出于同英国人争夺非洲劳动力的需要，经伯尔格总统批准，金矿也或多或少地开放了一些武器交易市场，以满足非洲人对枪支的需求。布尔人对非洲劳工政策的变化当然还有其他方面的考虑。流动劳工的收入同样也为财政收入极度匮乏的布尔人共和国提供了潜在、诱人的硬通货来源。在布尔人共和国所采取的诸多措施中，以护照的发放最为突出。对于那些一直通过买卖手段获取护照的非洲人，凡符合在白人农场受雇达半年或半年以上者，政府向他们免费发放护照。
随着移民数量的不断增加和国内社会分化的日渐加剧，布尔人迫于英国的压力逐渐停止使用学徒工，这使得60年代后期布尔人共和国国内对劳动力短缺的不满之声甚嚣尘上。在这一时期德兰士瓦境内的劳动力“短缺”，除与非洲社会自给自足能力的发展对劳工流动的限制有关以外，还在于佩迪人不愿去金矿工作。一方面是由于金矿的工资收入低于金刚石矿的工资所得；另一方面，金矿的枪支价格较高，在德兰士瓦东北部只能获得质次价高的枪支。
劳工大规模地流向金刚石矿既加速非洲传统社会业已严重的武装化进程，同时也进一步减少了准备在白人农场做工的非洲工人的数量。德兰士瓦东北部的钻石矿和沙金矿的开采创造了市场对商品的需求，从而极大地刺激了农产品的生产。
对于进入佩迪人社会的后来者来说，狩猎经济向流动人口所提供的机遇日显重要。与资历较深的社会成员相比，枪支与畜群对于佩迪社会中地位低下的成员来说显得更为重要，这是佩迪人介入以购枪为目的的劳工流动的社会诱因。
从19世纪50年代至70年代，来自佩迪人地区的移民规模表明，移民组成阵容也有了实质性的扩大，攒聚钱财购买枪支的愿望成为至关重要的因素。佩迪人军事作战及狩猎的能力随枪支和弹药的不断获取得到了极大的增强，同时这也加速了猎物的灭绝。为了保持因掌握武装而获得的优势，尤其是在军事方面的优势，佩迪人被迫努力跟上武器制造技术更新的步伐，这也意味着佩迪人社会越发依赖于不断变化的技术。
对枪支的需求是非洲人社会广泛存在的现象，但多数没有引起自发的劳工流动。以旁多人、祖鲁人及南部的苏陀人为例，他们的枪支大部分是通过用牲畜或谷物贸易交换来的。（注：W.Beinart,"Economic Change in Pondoland in the Nineteenth Century",in Atmore and Sanders,Sotho Arms;also see Shula Marks & Anthony Atmore (ed.)Economy and Society in Preindustrial South Africa,Longman,1980,p.302.）头人及少数人拥有畜群，他们愿意而且能够以牲畜换取枪支。佩迪人之所以采用流动劳工的策略获取枪支，主要是因为直到19世纪70年代为止，德兰士瓦北部还没有获取枪支等商品的市场。此外，由于路途遥远，风险较大，更有象牙等紧俏商品作用其中，使得一般的佩迪人在“两矿”发现以前，不可能通过贸易大规模地获得武器。因此，武器在整个社会的扩散程度，取决于头人选择在多大范围内重新发放这些武器，这是象牙贸易的重要影响之一。在少有外敌威胁的地区，头人试图对流入其社会的枪支进行控制。但是在动荡不安的德兰士瓦，出于维护头人与属下利益的需要，有必要在尽可能广的范围内发放枪支。由于对主要资源缺少大规模投资，因而劳工输出就成为达到获取枪支这一目的的惟一出路。从某种程度上讲，头人主要是通过对弹药的储存和积累，来行使对枪支的控制，仅在军事行动或大规模狩猎时，头人才将弹药分发给属下。
在19世纪70年代早期，沙金矿的开采使德兰士瓦经历了一次小小的矿业经济革命，并引起了对劳动力和谷物的新的需求。佩迪人对这种局部的劳动力需求有所反应，而在总体上讲，白人矿主却被迫从其他渠道获得所需要的大部分劳工。
金矿和金刚石矿开采是与佩迪人社会内部所面临的不断升级的土地压力处于同一时期的，后者阻碍了谷物的大量生产和销售。到19世纪70年代早期，有证据表明，当时在社会内部已经感受到了土地的不足。炙手可热的土地既是统治者上层追逐的目标，更是1879年佩迪人政权分裂后外来移民所需要的。
总之，南部非洲农业生产的特点、降水量及其分布，决定了人口相对稳定地集中在某地域内。出于开垦新土地的需要，人们主要是采取扩散型的方式进行迁移与流动。在南非金刚石矿和金矿发现与开采之前，南部非洲的劳工流动在迁移动力、迁移距离以及在迁移的规模与速度上，始终没有达到引人注目的地步，但是它为其后流动劳工制度的形成提供了招募及组织经验。
二、劳工流动的外部拉力
金刚石矿开采及开普铁路建设对劳动力产生了大量需求，并导致了对劳工的大量招募。佩迪人是受欢迎的对象。劳工的招募在很大程度上需要头人的帮助。J·爱德华兹是杰出的招募者之一，他曾经在佩迪人地区从事过贸易活动。1873年他与塞库库内订立协议。据此，塞库库内同意在双方商定的工资水平上，持续不断地为矿区提供劳动力。尽管酋长势力是佩迪人劳工流动中的一个重要因素，但个中强迫的成分不可能是很高的。如果说在19世纪60年代劳工流动还是一项可以被人们接受的常规的话，那么，麦伦斯基认为，到70年代这就更成为确凿的事实，从这个意义上讲，酋长的权力体现为说服，而不是强制。
事实上，佩迪人社会内部所面临的不断升级的土地压力是与金刚石矿和金矿开采处于同一时期的。金刚石矿的开采为业已深深介入流动劳工体制的非洲人社会提供了一个新的劳动力需求市场。佩迪人以迅疾的速度和宏大的规模，对这一需求作出了反应。1872年矿区建立了“土著”劳工登记制度。申报结果表明，佩迪人和聪加人是矿区劳动力的主要来源。为此，矿区为他们提供了大量的优先条件。矿区支付给劳工的薪水据称是南非境内最高的。其结果是，流动劳工从离家到抵达矿区的时间大为缩短，为的是能够赶紧挣钱。去金刚石矿做工的劳工一路上充满艰险，佩迪劳工抵达矿区后，已是精疲力竭，不名一文。佩迪人在矿区做工的时间为4至8个月不等。总的来讲，劳工的工作期限取决于其劳动所得是否够买上一支枪。
对于包括佩迪人在内的非洲人传统社会来说，“金刚石矿所提供的机遇显然要胜过他们以往所面临的任何选择”。而金矿的发现与开采无疑又为其更大规模地介入劳工流动提供了契机，上述推拉合力强劲地推动着南部非洲的劳工流动循环往复地进行。
到19世纪中后期，随着南非金刚石矿和金矿的发现和开采，矿业资本对劳动力产生了大量需求，南部非洲的人口流动因之逐渐活跃起来，规模不断扩大。随着以矿业经济为中心的南非工业化进程的渐趋深入，整个南部非洲地区（包括林波波河以北）的绝大部分黑人部落民族相继卷入了劳工流动的行列，并程度不同地被整合进了流动劳工体制。而伴随这一进程的，是在南非占主导地位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兴起。
提供流动劳工的农村地区却经历了缓慢的衰落过程。早期参与劳工流动的非洲社会呈现出多样性的景象。然而，无论就其社会影响，还是参与先后，均表现出了一致性。“有些部落承认它们在早期劳工流动中所起的作用；有的则矢口否认。这至今仍是南非历史上的一个值得人们深思的问题。”（注：P.Kallaway,"Black Responses to an Industrializing Economy:Labor Shortage and Native Policy in Griqualand West,1870-90",in Shula Marks & Anthony Atmore(ed.)Economy and Society in Pre-industrial South Africa,Longman,1980,p.293.）
笔者认为，不论非洲人社会是否承认他们介入了南非早期的流动劳工体制，也不管他们是否承认在这一体制中曾经扮演过某种角色，有一点是显而易见的，即它反映了传统的非洲黑人社会对白人入侵，以及对南非资本主义发展的一种抗拒心理。事实上，南非流动劳工体制的形成是南部非洲经济和社会变迁的真实反映。该体制除了表现为黑人社会迎合因“两矿”开采而出现的对劳动力的大量需求以外，同时它也是非洲人社会积极、主动地对抗殖民主义入侵所借以表现的形式（如以工资购枪等）。
自16世纪中后叶白人殖民主义者侵入南部非洲以来，以塞克瓦提、塞库库内以及莫舒舒等为代表的黑人统治者深深地感受到了一种前所未有的危机。经过与白人近两个世纪的交锋，兵败失地的切肤之痛使黑人社会上层清醒地认识到，只有加快非洲人社会的武装化进程，才能有效地对付来自白人的威胁。而在维生经济仍占主导地位的生产力条件下，流动劳工体制就成了非洲社会实现武装化进程所能借助的惟一有效手段。通过这一体制，一批批青壮年佩迪人被有组织地派往开普和纳塔尔等地充当流动劳工。笔者认为，佩迪人统治者借助这一体制至少要达到三个目标：
（一）通过流动劳工体制获取枪支，以增强佩迪人国家的军事防御能力。德兰士瓦布尔人共和国试图在德兰士瓦地区建立并维持对武器的垄断地位，因而竭力禁止非洲人拥有枪支和马匹，与非洲人进行的此类交易，被视为非法行为。这些限制虽不断遭到布尔人及非洲人的反对，但对于那些来自开普和纳塔尔的商人，禁令被严格遵守。在这种情况下，通过流动劳工来获取枪支就成了非常有效的手段。而枪支对当时的佩迪人来说具有非同寻常的意义，因为19世纪50年代是佩迪人参加劳工流动大致上的开始阶段，同时也是祖鲁人、斯威士兰人以及布尔人大迁徙严重威胁佩迪人政权的时期。在这一时期，佩迪人遭受了攻击，他们为生存而斗争。他们所掌握的数量有限的枪支是非常有用的，尤其在采取战略防御时，这些枪支提高了他们在要塞中长期抵抗围攻之敌的战斗力。同样，金刚石矿开采时期也正是佩迪人和南非布尔人共和国之间关系剑拔弩张时期。这种不断升级的紧张关系在1876年以伯尔格总统对佩迪人发动进攻而达到了顶点。
（二）通过流动劳工体制获取硬通货及其他资源，以增强佩迪人王国的实力。该目标是通过佩迪人的进贡制度来实现的。在我们所考察的整个时期，返乡劳工总是要带礼物给他们的头人，这在流动劳工体制中已经形成了一种习俗。到19世纪60年代后期，因买枪而支付给商人的现款中，至少有一部分是返乡劳工上交给头人的贡赋。到1862年时，塞库库内通过这种进贡体制，已拥有了大量的布匹及毛毯，同时他还拥有自己的军火库。（注：Shula Marks & Anthony Atmore(ed.),Economy and Society in Pre-industrial South Africa,Longman,1980,p.298.）而国王则主要是通过控制弹药发放，来达到控制武器的目的。
（三）通过流动劳工体制增强获取外部情报的能力。这一点主要是通过对流动劳工的有效组织和控制来实现的。
在19世纪60、70年代劳工南进运动的组织和控制上，佩迪王国的统治者起着关键的作用。在流动劳工到白人企业工作的过程中，佩迪人总是有组织地往返。（注：南下运动开始后不久，即有大量的人员投身其中。据迪里尤斯估计，佩迪人极有可能动用了军队组织因素，但目前还没有确凿资料说明这一点。）而且，在劳工前往开普和纳塔尔等殖民地的整个流动过程中，塞库库内及南部的苏陀人统治者莫舒舒居中起着关键性的作用。作为与白人控制区交界的非洲人地区的统治者，地缘上的有利条件使他们能够利用其物质及政治优势，巩固自己的政权地位。
三、流入南非的莫桑比克劳工
J·F·A·阿贾伊在论述殖民地问题时曾经指出，殖民地问题包括三个方面：一是掠夺土地；二是移民；三是剥削这一土地上的人民。（注：北京大学亚非研究所：《亚非研究动态》，1993年第1期。）阿贾伊的上述论断，同样为南非的近代历史发展所印证。然而，南非近代殖民主义的发展，除具备世界殖民主义这一共性特点外，还有其自身的特点。在南非矿业经济输入境外流动劳工的过程中，作为矿业资本家利益的代表，矿业协会还从葡属东非殖民地莫桑比克招募了大量的契约劳工。
莫桑比克流动劳工对南非矿业经济的参与，与佩迪人的情况有所不同。这与葡属非洲所实行的劳动制度有关。从19世纪70年代到20世纪70年代的近一个世纪里，葡属非洲尚不存在雇佣劳动制的条件。在这一时期，强迫劳动制度是葡萄芽掠夺殖民地的最主要方式，并构成了殖民地的经济基础。（注：参见杨军：《建立在强迫劳动制之上的葡属非洲殖民地》，载郑家馨主编：《殖民主义史》（非洲卷），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509～529页。）自兰德金矿于19世纪80年代初开采以来，莫桑比克特别是其南部的劳工就在不断地流向金矿。P·哈里斯认为，对莫桑比克流动劳工的生活有着深刻理解的，莫过于传教士裘诺德了。在19世纪末（1889～1895年）及20世纪上半叶（1907～1921年），裘诺德在洛伦索—马贵斯生活过多年。谈到南非工业化及其对流动劳工制度的影响，裘诺德认为，如果不是因为南非实行工业化，莫桑比克人就会沦为“种族退化的受害者”。（注：Patrick Harries,Work,Culture,and Identity-Migrant Laborers in Mozambique and South Africa,1860～1910,Witwatersrand University Press,1994,p.Ⅺ.）作为一个殖民者，此话无疑是带有种族主义色彩的。然而，它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工业化对外源型流动劳工提供地——莫桑比克南部地区——的影响是深远的。1865年在莫桑比克禁止奴隶贩卖后不久，就赶上南非“两矿”发现，矿业较高的工资形成巨大的拉力，把奴隶贸易幸存者——大批劳动力吸引到矿区。至晚到1896年，莫桑比克殖民当局就开始向德兰士瓦金矿输送劳工。在1899～1902年，英布战争中断了原有的劳动力供给线。在1901和1909年，南非政府与葡属莫桑比克签订《莫桑比克协定》，允许南非矿山公司在莫桑比克设立招募站70多处，招募15万名工人。这些劳工通常被称为“尚干人”(Shangaans)。在金矿做工的莫桑比克劳工平均周薪为2英镑10先令，其中一半发给工人，一半寄往莫桑比克，冻结到工人回国交税后，才予以支付。（注：James Duffy,Portuguese Africa,Cambridge,1959,pp.168～173.）由此可见，莫桑比克流动劳工长期在金矿所挣得的工资，不但对农民家庭经济的再生产起着历史性的作用，而且他们还以纳税的方式维持着葡萄牙人统治莫桑比克所需要的行政费用。劳工所获得的外汇对于平衡该国的收支也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在世界殖民史上，不同宗主国之间为争夺殖民地所表现出的对立与对抗，可谓不乏其例。然而，在南非和莫桑比克这两个有着不同宗主国背景的殖民地之间，为了共同的殖民利益而携手长期合作，这是南非劳工流动体制通过“外源型”流动劳工所表现出的又一个显著特点。19世纪中期，南非的北部疆界基本划定下来，外来的流动劳工越界流入南非，缓和了以夺地来占有劳动力的斗争，大规模土地掠夺基本结束，对劳动力的掠夺上升为主要内容。到19世纪70年代，作为发达的资本主义工业国家的英国进入了垄断阶段，它对殖民地提出了新的要求，即殖民地不仅要做为原料产地和商品销售市场，还必须成为宗主国大量“过剩资本”的输出场所。殖民地在帝国经济中的地位越来越重要，它对南非殖民地政策的影响具体表现在：
（一）促使兼并黑人国家的步伐大大加快。在19世纪70年代以前，南非的政治格局是英布各霸一域，南北对峙，各自统治着其殖民区内的黑人。此外，在南非境内，还存在着祖鲁、佩迪、文达等独立的黑人王国。进入70年代后，英帝国一方面要垄断整个南非市场，需要垄断地占有殖民地；另一方面，布尔人一直凯觎着仍保持独立的黑人地区。因此，南非也出现了非洲大陆其他地区普遍存在的领土瓜分狂潮。首先，几个独立的黑人王国分别被英国和布尔人共和国瓜分。1879年英军与非洲军队（主要是斯威士人）在格涅特·韦斯利勋爵的指挥下，对佩迪人首都发起了猛烈的攻击，从而使佩迪人失去了独立地位。其后，为了争夺南非的土地，继而剥削这块土地上的黑人劳动力，英裔白人与布尔人之间爆发了两次英布战争。最后，英国人取得了战争的胜利。至此，殖民征服基本上完成，土地掠夺也告一段落（当然并未终止，此后仍以多种形式继续存在），9/10的土地落入白人殖民者手中。
（二）资本输出大量增加。帝国主义夺占殖民地的目的是为金融资本创造有利的投资场所，利用廉价的劳动力，开发并进而掠夺殖民地丰富的地面及地下资源。“两矿”发现使殖民地价值骤增，大量资本涌入南非，开矿办厂。据统计，1890年，仅兰德各矿的投资总额就达2200万英镑。（注：苏联科学院非洲研究所：《非洲史：1800～1918年》（下册），顾以安等译，上海人民出版社1977年，第791页。）虽然有了资金，但是金融资本要开发这些资源，以获得利润，还必须有大量的廉价劳动力。
到19世纪中后期，随着南非工业化的渐趋深入，南非的流动劳工体制逐步塑造定型，并对其后的南非的政治经济格局产生着巨大而深远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