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明清史 |
甲午开战与“陆奥外交”
——以日本“六·二出兵”为中心
戚其章
【专题名称】世界史
【专 题 号】K5
【复印期号】2001年05期
【原文出处】《《山东社会科学》》(济南)2001年01期第31～37页
【作者简介】戚其章，山东社会科学院研究员 山东 济南 250002
【关 键 词】陆奥外交/日本/“六·二出兵”
[中图分类号]K256.3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1003-4145[2001]01-0031-07
陆奥宗光作为日本外务大臣，以外交手段“狡狯”而闻名，对促成甲午开战负有重大的责任。但在日本国内，历来对他的评价是很高的。如今，在日本外务省院里，历届外务大臣中只树了陆奥的铜象，即足以说明这一点。不仅如此。长期以来，在日本史学界，陆奥还被打扮成一位推行和平外交的代表人物来进行宣传。这种观点能否成立，是值得重新加以研究的。
一
日本的“六·二出兵”最可以表明“陆奥外交”的性质，故研究“陆奥外交”者多重视对“六·二出兵”的研究。所谓“六·二出兵”，就是1894年6月2日日本内阁总理大臣伊藤博文，召集内阁会议，决定向朝鲜派遣军队。陆奥宗光本人记述此事道：
“适接杉村（浚）来电报告朝鲜政府已向中国政府请求援兵。这确是一项不可忽视的问题，如果默视不顾，就将使中日两国在朝鲜已经不平衡的权力更为悬殊，我国今后对朝鲜的问题就只有听凭中国为所欲为了。而且日朝条约的精神也有遭到破坏的危险。因此，我在当天的会议开始后，首先将杉村的电报给阁员们看过，同时提出我的意见：‘如果中国确有向朝鲜派遣军队的事实，不问其用任何名义，我国也必须向朝鲜派遣相当的军队，以备不测，并维持中日两国在朝鲜的均势。’阁员们都赞成这个意见。伊藤内阁总理大臣立即派人请参谋总长炽仁亲王殿下及参谋本部次长川上陆军中将参加会议。二人到后，立即对今后派兵赴朝问题作出秘密决议；内阁总理大臣随即携带此项秘密决议……进宫，循例奏请天皇裁夺施行。”（注：见陆奥宗光：《蹇蹇录》，商务印书馆1963年版，第9页。）在陆奥的笔下，把关系国家前途命运的“六·二出兵”写得如此轻松，这就容易示人以假相，似乎“六·二出兵”并不意味着要同中国交战，而只是想维持中日两国在朝鲜的势力均衡而已。这就是有些人所谓的“维护势力均衡”政策。
正由于此，有不少论者断定，“陆奥外交就是这样的和平主义”。日本已故历史学家信夫清三郎即持有此观点。他认为，陆奥宗光的出发点是和平地解决朝鲜问题，出兵是出于无奈和被迫的。“陆奥外相必须为和平收拾时局而努力。但是，在清国已经出兵的情况下，外务大臣陆奥宗光已经不能厚着脸皮后退了。”即使出兵，他仍然主张“维护势力均衡”政策。至于后来走向战争，“这就不是陆奥外相的意志，而是其他人的意志了。”（注：分见陆奥宗光：《蹇蹇录》，商务印书馆1963年版，第8页。）（注：见信夫清三郎：《甲午日本外交内幕》（即《陆奥外交》），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1994年版，第77-78、84页。）
此说在日本为相当多的人所接受，而且直到现在在日本历史学界仍有相当大的影响。（注：中塚明：《中日甲午战争之开战与“陆奥外交”》，见《甲午战争与近代中国和世界》，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12页。）如京都大学的高桥秀直写了一部题曰《走向日清战争的道路》的书，进一步发挥了信夫清三郎的观点，认为：“日本政府的对朝政策，并非即使与清相争也要独霸朝鲜，对清朝一贯是避免战争的。……这一时期日本政府为对抗清朝进行了大规模的扩军，但这是出于对清朝海军较日本处于优势而产生的危机感，而并非是积极地图谋与清对战。它是准备对付万一发生的事态的，只要日清间的悬案未解决，就有可能发生不测。”所以，“日本政府不是有意识要开战才出兵的。……是试图保持和清朝的协调的。”（注：高桥秀直：《日清战争への道》，东京创元社1995年版，第305-306、514页。）熊本大学的大泽博明也认为：“甲申事变以后，日本政府在外交、军事上的对朝政策不是指向对清战争的，‘六·二出兵’以及日清共同改革朝鲜案的提出也不是要对清朝进行‘挑衅’；实现日清共同改革朝鲜，才是‘六·二出兵’的真正意图。”并指出：“从全局看，对清开战是起初的政策目标失败的结果，是日本外交的失败”，“并不存在从一开始就有意识地准备对清开战并克服种种障碍最终实现开战的过程。”（注：大泽博明：《日清共同改革朝鲜论と日清开战》，载《熊本法学》第73号(1993)。）1995年夏，日本外务省外交史料馆专门组织了一次“陆奥宗光与日清战争特别展示史料”的展览，在所陈列史料的选择与布置上也着意地突显了“陆奥外交”的和平色彩。（注：戚其章：《中日甲午战争史研究的世纪回顾》，载《历史研究》2000年第1期。）由此可见，此说在日本之影响是多么广泛而深远了。
但是，种种事实表明，日本的“六·二出兵”既不是被动的，也不是偶然的。且不说日本早就想伺机挑起战端，即从甲午战争前夕所发生的一些情况来看，即足以说明日本已在精心策划这场战争了。
首先，朝鲜爆发东学党起义后，日本报纸争相传布，大造舆论，甚至鼓吹“宣扬国威此其时，百年大计在一战”。（注：《日清战争实记》，东京博文馆1894-1896年版，第1编，第102页。）陆奥宗光与之心有灵犀，也认为此乃确立日本在朝鲜的势力之难得良机，切不可失之交臂。⑧但从外交的角度考虑，此时出兵未免过早，而出兵总须有所借口，故寄希望于中国派兵，然后伺机行事。于是，他密令日本驻朝代理公使杉村浚“密切注意东学党的动向，并仔细观察朝鲜政府对东学党采取何种措施，以及朝鲜政府与中国使节之间的关系。”（注：《李鸿章全集》，电稿，第15卷，第33-34页。）到5月29日，陆奥早已急不可待，再次密令杉村探听朝鲜政府是否已向中国求援。6月1日，杉村探知朝鲜国王李熙决定向中国借兵，但不知中国态度如何，急派书记生郑永邦访清政府驻朝总理交涉通商事宜袁世凯，一面问“贵政府何不速代韩勘”，露出急盼中国出兵的心情，一面又表示“我政府必无他意”，用此虚伪的口头保证来麻痹袁世凯。翌日，杉村又亲访袁世凯，进一步表示“盼华速代勘”的迫切愿望，以诱袁世凯上钩。袁世凯果然上当受骗，电禀李鸿章称：“杉与凯旧好，察其语意，重在商民，似无他意。”（注：山崎有信：《大鸟圭介传》，东京博文馆1915年版，第250页。）就在当天，日本内阁就作出了出兵朝鲜的决定。其实，到6月3日，朝鲜政府才正式请求中国派兵。再到6日，清政府才派太原镇总兵聂士成率所部910人乘海轮赴朝，并与当天根据1885年中日《天津条约》第3款知照了日本政府。而在事实上，日本内阁做出出兵朝鲜的决定，是在朝鲜政府正式请求中国派兵的前一天，也是中国正式派兵赴朝的前4天，所以说日本是被迫出兵纯属无稽之谈，是完全站不住脚的。
其次，从日本派兵的实际情况看，也可证实是早有预谋的，早在朝鲜东学党起义之时，日本参谋本部即着手进行出兵的准备。川上操六先派驻朝鲜使馆武官陆军炮兵大尉渡边铁太郎，赴接近变乱地方之釜山搜集情报。稍后，又以参谋总长的名义派陆军炮兵少佐伊知地幸介至釜山，继续进行调查。5月30日，伊知地返日本汇报情况。川上遂以参谋总长的名义向政府建议：“东学党匪势甚为猖獗，韩兵无力镇压，目下趋势必向清国请求援兵，清国政府亦必至允纳此种要求。如欲保护在韩臣民，维护帝国权势，我亦有出兵之必要。”（注：田保桥洁：《甲午战前日本挑战史》，南京书店1932年版，第68页。）同时秘密进行战争动员和准备。显而易见，此与陆奥宗光的意思不谋而合。当天，陆奥就同正在国内休假的驻朝公使大鸟圭介进行了会议。31日，他又就出兵规模及手续等问题进一步征求大鸟的意见。大鸟特别提醒说：“若不早做充分准备，将有中国执先鞭之患。”（注：戚其章：《甲午战争史》，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24页。）可见，就陆奥本人而言，早在内阁会议的前两天就决意出兵了。“六·二出兵”是出于被动还是先期预谋，不是一清二楚了吗？
复次，从日本出兵的规模和部署看，也不能说是为了维持中日在朝鲜的势力均衡。日本内阁作出“六·二出兵”决定的当天夜里，陆奥宗光和外务次官林董将川上操六请到外相官邸，共同讨论落实出兵朝鲜的计划。他们一致认为，日本出兵势必要与清兵发生对抗。估计中国所派军队不会超过5000人，而日本要居于必胜地位，需要派6000至7000的兵力。他们的估计是正确的，迄于7月24日、即日本挑起丰岛海战的前一天，清政府总共才派了3880名士兵到朝鲜牙山。为准备中国进一步增加兵力，日本应作派出一个师团的打算，而首先派出一个混成旅团。日本决心要在兵力上压倒中国，其用心可想而知。后来，林董回忆当晚三人的讨论情况说，当天的会议“不是议论怎么和平解决问题，而是讨论了怎样进行作战和如何取胜的问题。”（注：藤村道生：《日清战争》，上海译文出版社1981年版，第55页。）看来，陆奥与军部的意见完全一致，在此问题上并无分歧可言。这也说明了“维护势力均衡”说之虚妄。
第四，6月5日，即中国正式派兵的前一天，日本即根据战时条例，成立了大本营。按照战时大本营条例，军事动员计划、出兵数量以及运输计划等等，完全归军事统帅掌管，而由大本营决定。当时，如果日本止限于派出一个混成旅团，顶多派出一个师团的话，那么，从军事指挥上说，有什么必要设立如此庞大机构的大本营？这更是“维护势力均衡”说所无法自圆其说的。对此，只能有一种可能的解释，就是6月2日晚上陆奥宗光与川上操六已经达成共识，外务首脑与军事实权人物沆瀣一气，决心趁此机会将朝鲜问题引向对中国开战。后来事实的发展完全证明了这一点。
由上述可知，关于日本“六·二出兵”的目的诸说，如“出于被迫”、“和平目的”、“维护势力均衡”等等，都是基于主观臆测而提出的，是难以令人凭信的。若真象以上所说那样的话，那东学党与朝鲜政府签订《全州和约》后为什么不肯撤兵？其后，清政府提出中日同时撤兵，日本政府又为什么仍令军队赖在朝鲜不走呢？这都是上述诸说所无法回答的。
二
对于上述诸说，也可以将其归结为“非战目的”说。因为这些说法尽管用语不同，提出的角度各异，但有一点是相同的，就是都认为日本的“六·二出兵”不是出于战争的目的。其根据有四：
第一，是日本假想敌的改变。信夫清三郎认为：“19世纪80年代日本的假想敌国是中国。19世纪90年代日本的假想敌国已是竞相分割以前的假想敌国的西欧各国了。”（注：信夫清三郎：《日本政治史》，第3卷，第260页。）他引用了山县有朋的两段话：一是1882年山县关于扩充陆军的建议，内称：“现在，欧洲各国距我国遥远，痛痒之感并不紧迫。……而观察我国近邻形势，迅速勃兴，绝不可忽视。……我国欲与之角力者，并非痛痒之感不甚紧迫之国，而在日本之近邻。”这里的“近邻”乃指朝鲜和中国，自无问题。一是1893年山县关于扩充海军的建议，内称：“我们不能不想到，东洋祸机不出十年即将破裂。那时，我国的敌人，不是中国，不是朝鲜，而是英、法、俄等国。”（注：见信夫清三郎：《甲午日本外交内幕》（即《陆奥外交》），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1994年版，第62页，注①。）对第二段话应该如何理解，颇值得研究。从这段话中，并不能得出19世纪90年代西欧各国已成为日本的假想敌的结论。因为山县所讲的“东洋祸机破裂”不是指眼下，而是“不出十年”，应该是20世纪初的事了。所以，据此认为19世纪90年代日本已不把中国视作假想敌了，理由是不充分的，其实，1890年山县抛出了一份《外交政略论》，即明确宣称：“国家独立自卫之道，其途有二：第一是守卫主权线；第二是保护利益线。何谓主权线？国家之疆域是也。何谓利益线？即与主权线的安全紧密相关之区域是也。”（注：日本近代研究会编：《近代日本人物政治史》，日本东洋经济新报社1955年版，第174页。）这里的所谓“利益线”，指的仍然是朝鲜和中国。可是，对日本来说，从80年代到90年代初，其主要假想敌始终是中国，并不存在假想敌改变的问题。
第二，是日本军备不能独立，不足以支持一场大规模的侵略战争。信夫清三郎专门引用了海军大臣桦山资纪于1891年12月在会议上说的一句话：“今日军备之不能独立，使本大臣痛苦不堪。”（注：《大日本帝国议会志》，大日本帝国议会志刊行会1926-1927年印，第1卷，第1491页。）此外，还引用了其他一些类似的看法。如称：“在日本有没有钢铁原料呢？除了正在使用的以外，当前还没有陆海军能够使用的原料。……当前仍然须从国外购买。本来此事的主要目标是确保兵器的独立性，并非主要为了发展经济。然而，为确保兵器的独立性而从国外购买原料，是不可能实现兵器的独立性的。”再如称：“一旦有事，不幸与钢铁供应国开战，或者钢铁供应国保持局外中立，或者交通被敌舰切断，则现有的军舰、兵器就会立即出现不足，或者为了维修军舰、兵器，在材料方面发生困难。若如此，怎样才能圆满地保卫国家社稷呢？实在不能不令人寒心。”（注：见信夫清三郎：《甲午日本外交内幕》（即《陆奥外交》），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1994年版，第62-63页。）以上所言，诚为事实，但这一点并不能证明日本会放弃其扩充野心而不去发动侵略战争。应该看到。明治维新以来，迄于甲午战争，日本每次发动对外侵略战争都含有很大的军事冒险主义成分。试看1987年日本发兵入侵台湾时，他的军备能够独立吗？显然不能够。尤其是当日本发动甲午侵华时，不仅在军备方面说不上完全独立，而且在政治、经济等方面也都存在着严重的问题。前德国驻华公使巴兰德(Max August Scipio Von Brandt)指出：“日本国内的政治局势危机四伏，对于日本国家和当政的人们，不要说战败了，即使战事拖长下来，也是十分危险的。”（注：《中国海关与中日战争》，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79页。）战争才打了二三个月，一些西方人士就认为“日本已经筋疲力尽了”。（注：《中国海关与中日战争》，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69页。）他们的看法不是没有根据的。1895年1月4日，英国驻日公使楚恩迟(P.de Poer Trench)曾就日本的财政形势向外交大臣金伯利(John Wedehouse Kimberley)提供了一份详细的报告：
“尽管日本人强作乐观，但该国的财政形势正日益变得严峻，所有情况都证实今后几个月内这方面的压力将更加严重。问题不在于管理，而在于是否还能满足如此庞大的驻海外部队的巨额开支。去年12月29日，日本银行发行了总额为280万元的有息纸币，12月31日又发行了120万元。有些人认为，这种特殊的纸币的发行将会加速货币流通，从而具有提高股票价格的作用，但是商业界对此表示怀疑。日本银行有在非常情况下发行这种钞票的特权，现在之所以运用这一特权，肯定是迫于存在强大的压力。除此之外，在今后两个月内，人民还必须向政府交纳大约3000万元的土地税和第二次战争贷款，如果中国不迅速接受条件，则完全可以预言，日本将在本年底前陷入严重的财政困难。”（注：British Documents on Foreign Affairs-Rcports and Papers From the Foreign Office Confidential Print, PartI,Series E,Vol.5,Sino-Japanese War and Triple Intervention (1894-1895),University publication of America (Bethesda),1989.）
这是一条弥足珍贵的史料，它证实了许多中外人士的预计，如果中国能将战争久持下去，日本必定支撑不下去，胜利就会转到中国方面。上述情况在在说明，无论是日本在1874年发兵侵台，还是1894年发动甲午侵华战争，都是在军备不足、政局不稳、财政不敷等情况下靠军事冒险取得成功的。所以，用军备不足来证明日本“六·二出兵”的和平目的，是很难成立的。
第三、日本舆论倾向于和平解决朝鲜问题。这个理由是相当片面的。当时日本许多媒体鼓吹战争，甚至叫嚷要灭亡朝鲜。“冲其巢窟降其王”，“蹂躏八道意气扬”，并进而侵占中国，“何不蹂躏四百州”。（注：见戚其章：《甲午战争国际关系史》，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89页。）这与和平解决朝鲜问题是完全背道而驰的。不过，信夫清三郎把这些战争叫嚣都视为非主流观点，他特地引证了能够“反映日本政府外交政策”和“具有权威的《东京日日新闻》发表的两篇关于出兵政策的社论”：第一篇是6月9日的社论：
“政府最后决定向朝鲜派兵。若干支戎马不日将向汉江进发。而且，清国军队也已经进入朝鲜。我们希望我国的自我克制之师，不久将满载荣誉与和平凯旋。这次派兵，主要目的在于保护在朝鲜的侨民。日本对朝鲜绝无任何企求。因此，事平之后，按照《天津条约》，与清兵一起撤退，不复留防，此乃理所当然。其结果，我们只想使朝鲜恢复到发生叛乱前的状态。我们岂能以一种局势的变化而危及朝鲜的独立呢？我们只是依据历来的政策主张，努力保护朝鲜。……既然我国的派兵目的如此，我国的对韩政策如此，派遣将士，无论陆军和海军，都须以和平为目的进退运动。”
第二篇是6月12日的社论：
“向韩国派兵的目的，正如我国陆海军当局允许公开披露于报纸所言，主要在于保卫公使馆，保护在朝鲜的日本侨民。从明治15年（1882年）《济物浦条约》来说，这也是不容置疑的。最重要的目的在于实现和平护卫和保护的实际效果。……待其恢复和平以后，则要光荣地撤退。”（注：见信夫清三郎：《甲午日本外交内幕》（即《陆奥外交》），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1994年版，第79-80页。）
《东京日日新闻》作为日本政府的喉舌，反复发表社论大讲出兵的目的，只是基于对外宣传的需要，不可信以为真。何况对这两篇社论也要作全面的理解，就是它们在宣传日本出兵的和平目的同时，也偶而透露出其潜藏的杀机。例如，6月9日社论称：‘关于朝鲜问题，日本应向天下表明处以仁义之地，努力使我国经常处于主动地位。……为此，无论以哪一国为敌，以我日本帝国一贯的侠义政策，断不可逃避之。”6月12日社论则称：“当然不可为和平而损害荣誉。万一发生不测事件，我节制之师亦不得不为帝国荣誉而勃然大怒，不可不决然而断，猛然而行，以雷霆之势击之。”（注：见信夫清三郎：《甲午日本外交内幕》（即《陆奥外交》），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1994年版，第79-81页。）这两段看似附带的话，在社论中很不起眼，而且文字也比较婉转含蓄，其实正点出了日本出兵的真实目的：借此机会挑起战争。后来事实的发展完全证明了这一点。故靠引证日本政府喉舌《东京日日新闻》的两篇社论，取其一部分内容而加以片面理解，以此说明日本出兵的和平目的，也是经不起推敲的。
第四，当时的国际形势决定了日本的“六·二出兵”只能限定于和平的目的。信夫清三郎引用了刊载在英国《经济学家》杂志上的一段话：
“对于垂涎满洲和印度的俄国，中国的利害关系正好同英国一致。而且，为不使法国向印度支那扩张其版图，中国注意的问题也与英国相同。另外，关于中国同缅甸的边境，或者在新加坡、婆罗洲和香港，不仅需要使中国人服从英国的规定，以维护和平，而且，只要同中国建立了和睦关系，关于移民的事件，中国才能给英国移民部以方便，这些地区与加拿大、澳大利亚等强大的殖民地一样，就不会出现危险的斗争了。”（注：《日清战争实记》，东京博文馆1894-1896年版，第14编，第80页。）
这段话说明中英两国之间存在着紧密的利害关系。随后，信夫又分析了美国的远东政策。从而得出结论说：“没有一个国家允许日本采取积极行动。”另外，《天津条约》对日本来说，也是一个限制。因为日本出兵朝鲜，若“超出维持均衡的范围”，世界列强就会起来反对，“而反对的法律依据就是《天津条约》”。因此，信夫认为，惟其如此，“日本的政策最终仍不得不停留在‘维护权力均衡’上”。（注：见信夫清三郎：《甲午日本外交内幕》（即《陆奥外交》），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1994年版，第64-66页。）这种分析，不能说没有道理，但主要的问题在于：对问题只见其一而不见其二，是绝对不行的。信夫对当时的国际形势采取静态的观察方法，解决不了任何问题。必须看到，国际关系风云变幻莫测，不是一成不变的。在日本“六·二出兵”的前后，西方列强为了各自的利益，正使远东国际形势处于一个复杂多变的时期。例如，俄国政府在甲午战争的对日政策一直在干涉与不干涉之间徘徊，直到战争后才决定采取干涉政策；英国在朝鲜纠纷初起时和战争初期始终以调停者的面目出现，但不同意干涉。所以，日本政府既决意挑起衅端，是完全有隙可乘，以遂其志的。此其一。再就是日本需要一段时间摸清英国政府对中日政策的底线。对此，日本外务次臣林董回忆说：“在日清战争即将开始的时候，关于宣战问题，总理大臣仍因担心英清之间存在着相互援助的密约而犹豫，海军大臣担心北洋舰队的形势而犹豫。然而，到7月末，英国看到日清间的和平不能维持，于是发出照会，要求上海及其通道附近不要成为战区，证实了英清之间没有任何盟约。朝鲜事件的发展终于到了除开战外别无他途的程度，于是宣战。”（注：见信夫清三郎：《甲午日本外交内幕》（即《陆奥外交》），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1994年版，第75-76页。）什么叫“除开战外别无他途”？真是如此吗？无非是已经弄清了英国对中日政策的底线，始拖到7月下旬才开始以兵戎相见了。此其二。由此可见，对于日本的战争政策来说，西方国家可能会起到限制的作用，但也可能起到支持的作用，一切皆以西方国家本身的利益为转移。甲午战争的整个过程充分地表明了这一点。
基于以上所述，可以清楚地看出，用来证明日本“六·二出兵”不具有战争目的的几条理由，无一是能够站得住脚的。明治维新初期曾担任海军大辅的胜海舟，即曾论及日本发动甲午战争为“无名之师”。（注：藤村道生：《日清战争》，上海译文出版社1981年版，《序言》第1页。）可以断言，无论给“六·二出兵”堆砌上多少巧言饰词，都掩盖不住日本大兴“无名之师”的本来面目。
三
信夫清三郎认为，要确定“陆奥外交”的性质，必须根据陆奥宗光本人的言行来作出判断。这是正确的。然而，根据陆奥本人的言行，信夫却得出了这样的结论：“在‘陆奥外交’中，‘表里两层含义’最后统一于和平手段，是不允许有超越这个范围的其他‘手段’存在的。”（注：见信夫清三郎：《甲午日本外交内幕》（即《陆奥外交》），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1994年版，第84页。）这也是很值得商榷的。
所谓“陆奥外交”的表里两层含义”，是指6月2日日本内阁决定出兵朝鲜后，陆奥宗光在发给大鸟圭介训令中对朝鲜局势发展的两种可能性提出的应付办法。据陆奥本人的自述称：
“我国政府的希望，苟能无损于国家名誉，仍愿竭尽和平手段解决这一事件。因此，当大鸟公使由东京出发时，我曾授与该公使最详细的几项训令，其中有：‘根据朝鲜今后形势，政府虽将派遣相当的军队赴朝，但非至万不得已时，仍应以和平手段解决事局为第一。’但是，由于当时的形势已告紧迫，所以在上述训令中又附加一项指示：‘倘局势紧急不及请示本国训令时，该公使得采取认为适当的便宜措施。’在这项训令中，似乎含有表里不一的两种方针，但在这种形势下，对派往外国的使节给予非常的权力，也是不得已的。”（注：见陆奥宗光：《蹇蹇录》，商务印书馆1963年版，第18-19页。）
这就是信夫所说的“表里两层含义”。照信夫看来，尽管陆奥在训令中考虑到和与战的两种方针，但他却是偏重于采取和平方针的。
此说的根据是日本政府所商定的基本方针，其中主要有这样四条：（一）“中日两国既已各自派出军队，何时发生冲突虽然未可逆料，如果发生战争，我国当然要倾注全力贯彻最初的目的”；（二）“在不破坏和平的情况下，应尽力保全国家荣誉，维持中日两国的势力均衡”；（三）“我国尽可能地居于被动地位，事事使中国居于主动的地位”；（四）“除非事势万不得已外，必须把事态严格地局限在中日两国之间，应极力避免和第三国发生纠葛”。（注：见陆奥宗光：《蹇蹇录》，商务印书馆1963年版，第10页。）本来，这四条的意思是十分清楚的，但在第1条中用了一个含义模糊的词儿“最初的目的”，却很容易引起人们的误解。信夫将“最初的目的”与“维护权力均衡”等同起来（注：见信夫清三郎：《甲午日本外交内幕》（即《陆奥外交》），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1994年版，第83页。），显然是不妥的。因为这一条是讲如果发生战争怎么办？这里所说“要倾注全力贯彻最初的目的”，当然不会是要“维护权力均衡”，而是坚决打败中国了。
事实上，陆奥宗光在口头上已经对大鸟圭介作了明确的交代：
“我们虽然希望有一个尽可能平稳的最终结局，但是我国必须恢复前两次遭到损害的声誉。我们在韩国必须取得优势。这是我们不能等闲视之的最重要的着眼点。我们有即使不得不诉诸干戈亦在所不辞的决心。因此，在向这个方面前进时，即使因阁下的措施而和平破裂，我将完全为之负责。阁下莫如有过激的思想，采取毫无顾忌的断然措施。”（注：《林董回忆录》，平凡社1970年版，第257页。）
另外，大鸟本人对这次同陆奥的会见也有所记述：
“我询问陆奥的意向，不料他却与我等所见一致，想借此机会把清国打败。我兴奋喜悦不已，立即搭乘八重山号军舰从横须贺出发。此时，我向送行的陆奥说，这次我不想生还了。陆奥挥洒着热泪说，你死了，我一定把你遗骨运回日本，好好干吧！”（注：《时事新闻》，1910年8月24日。）
两相对照，可以看的很清楚，此番陆奥令大鸟回任，绝不是为了关心和平，或为了“维持势力均衡”，恰恰相反，而是要借此机会挑起战端，以打败中国。这也就是他“要倾注全力贯彻的最初目的”。
对于陆奥宗光来说，贯彻这个“最初的目的”是坚定不移的。大鸟回任后，每当遇到实际困难而对其所受内命表现动摇时，总是陆奥给予撑腰打气，鼓励他回到“最初的目的”上来。例如，大鸟回到汉城任所以后，详察情况，朝鲜情势并不象国内所渲染的那样严重。据杉村浚记述当时情景说：“综观京城的形势，甚为平静，当然用不着众多的警卫部队。不仅如此，就是先期入朝的400多名水兵，也如平地风波一样，不仅使朝鲜政府感到为难，各国使节也都对我方的举动感到震惊而抱有异议。大鸟公使见此形势，稍稍改变了原来的想法。”于是他于6月11日和12日两天，连续两次致电陆奥，提出建议：“大量的士兵登陆，反而招致困难，因此希望在没有公使命令之前禁止其登陆。除保留适当数量的军队外，其余均暂返对州待命。”（注：《中日战争》，（续编），中华书局1996年版，第7册，第7-8页）正是在这种情况下，大鸟才同袁世凯谈判中日双方共同撤兵问题，并取得了一致的意见。但是，陆奥坚决否定了大鸟的建议。因为在他看来，“实难预料何时发生不测的变化，考虑到在千钧一发之际，成败的关键完全取决于兵力的优劣，所以决定仍按政府原定计划先将预定的混成旅团派往朝鲜为完全之策。”（注：见陆奥宗光：《蹇蹇录》，商务印书馆1963年版，第20页。）13日，陆奥复电大鸟，对其建议颇不谓然，并含有批评之意，称：
“阁下欲求中止兵士入京之理由何在？清国及朝鲜方面发生多少恐骇，最初即充分预料及之，此为阁下所悉知者也。若大岛（义昌）部下之兵永留仁川，恐失入京之机会。若一事不为，亦一处不去，终于自该处空手回国，不仅极不体面，且非得策。”
他深恐大鸟仍下不了挑起战端的决心，于当再次发电，授意以讨伐东学党为大岛混成旅团进入汉城的口实：
“6月13日晨所发之电，外交上虽或许少有纷议，但以大岛部下本队入京为得策。因极盼迅速恢复和平，故清兵如仍驻牙山不进时，阁下即要求以日兵镇定暴徒亦无不可。关于对朝鲜将来之政策，日本政府不得已或至采取强硬之处置。”（注：田保桥洁：《甲午战前日本挑战史》，南京书店1932年版，第88页。）对于“采取强硬之处置”的含义，大岛当然是心领神会的。此时此刻，陆奥再也不提“以和平手段解决事局为第一”的话了。
正是在这种情况下，大鸟圭介才下决心“采取强硬之处置”，向政府建议“派护卫兵固守汉城诸门，且守王宫诸门，以迄彼等承服为止”。（注：田保桥洁：《甲午战前日本挑战史》，南京书店1932年版，第124页。）就是说，要不惜对朝鲜采取“擒王劫政”的暴力手段了。但是，大鸟的建议却没有在内阁会议上得到通过。以伊藤博文为首的大多数阁僚，担心一旦实行大鸟的建议，将会产生严重的后果：“第一，实行这种高压外交政策时，不仅要引起第三者的欧美列强指责日本为故意发动无名战争的国家，且恐违背外务大臣曾对俄国政府所作的‘不论中国采取任何行动，日本政府亦不先行挑战’的保证；第二，尚未接到中国确向朝鲜增派大军的情报，同时驻牙山的中国军队也没有进入汉城的迹象，如果日本使用较多的军队先行进攻，不仅曲归我国，且有表现我方胆怯之嫌；第三，即使我军企图进攻牙山的中国军队，亦应等待朝鲜政府的委托。而使朝鲜政府提出此项委托之前，我国不能不以武力强迫朝鲜屈从我方的意图。进一层说，我们必须先把朝鲜国王掌握在手中。如果采取这样过激的行动，就要违背我国一向承认朝鲜为自主独立国家的宗旨，也决不能博得世人的同情。”陆奥宗光决定不顾伊藤及大多数阁僚的意见，一意孤行，认为：“桌上议论不必多费唇舌，除从实际出发，根据朝鲜局势的演变，采取临变的措施以外，已经没有再处理其他问题的时间。”于是，他于7月12日先电令大鸟：“目前有采取断然措施的必要，不妨利用任何借口，立即开始实际行动。”（注：见陆奥宗光：《蹇蹇录》，商务印书馆1963年版，第68-69页。）翌日，他又命从汉城派回征询开战意见（注：见戚其章：《甲午战争国际关系史》，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35-36页。）的参事官本野一郎立即返回朝鲜，临行前又令其将密令传达于大鸟：“促成中日冲突，实为当前急务。为实行此事，可以采取任何手段。一切责任由我负之，该公使丝毫不必有内顾之虑。”（注：见陆奥宗光：《蹇蹇录》，商务印书馆1963年版，第69页。）可见，他要不顾一切地挑起战争了。
从以上陆奥宗光的自述材料看，他不否认自己是发动甲午侵华战争的最主要的罪魁祸首。信夫清三郎认为开战“不是陆奥外相意志，而是其他人的意志”（注：见信夫清三郎：《甲午日本外交内幕》（即《陆奥外交》），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1994年版，第84页。），虽不无为陆奥开脱之嫌，但陆奥若真的泉下有知的话，他也是不会领情的。因为陆奥是以挑起甲午战争手段“狡狯”（注：陆奥宗光著、中塚明校著：《新订蹇蹇录》，东京岩波书店1994年版，第133页。）而自诩的，怎么能容忍别人否定他的“杰作”和“功绩”呢？由此可知，“陆奥外交”究竟是“和平主义”外交，还是预谋战争的外交，不是一清二楚了吗？^
【专 题 号】K5
【复印期号】2001年05期
【原文出处】《《山东社会科学》》(济南)2001年01期第31～37页
【作者简介】戚其章，山东社会科学院研究员 山东 济南 250002
| 【内容提要】 | 陆奥宗光作为日本外务大臣，以外交手段“狡狯”而闻名，对促成甲午对华开战负有重大的责任。但在日本国内，长期以来流行一种观点，认为陆奥外交是和平主义的。此观点能否成立，值得重新研究。 本文认为，日本的“六·二出兵”最可表明“陆奥外交”的性质。从日本内阁做出派兵决议的时间、日本派兵的实际情况、出兵的规模和部署、按照《战时大本营条例》成立大本营等方面看，日本历史学者关于“六·二出兵”的目的诸说，如“出于被迫”、“和平目的”、“维护势力均衡”等等，都是基于主观臆测而提出的，难以凭信。 继之分析日本历史学者上述诸说的4条根据：（一）日本假想敌的改变，即从中国变为西欧各国；（二）日本军备不能独立，不足以支持一场大规模的侵略战争；（三）日本舆论倾向于和平解决朝鲜问题；（四）当时的国际形势决定了日本出兵只能限于和平的目的。认为这几条用来证明日本“六·二出兵”不具有战争目的的理由，无一是能够站得住脚的。 要确定“陆奥外交”的性质，必须根据陆奥宗光本人的言行作出判断。从其自述材料看，他本人不但不否认自己对甲午开战的责任，而且还以此而自诩。可见，“陆奥外交”决不是什么“和平主义”外交，而是预谋战争的外交。 |
陆奥宗光作为日本外务大臣，以外交手段“狡狯”而闻名，对促成甲午开战负有重大的责任。但在日本国内，历来对他的评价是很高的。如今，在日本外务省院里，历届外务大臣中只树了陆奥的铜象，即足以说明这一点。不仅如此。长期以来，在日本史学界，陆奥还被打扮成一位推行和平外交的代表人物来进行宣传。这种观点能否成立，是值得重新加以研究的。
一
日本的“六·二出兵”最可以表明“陆奥外交”的性质，故研究“陆奥外交”者多重视对“六·二出兵”的研究。所谓“六·二出兵”，就是1894年6月2日日本内阁总理大臣伊藤博文，召集内阁会议，决定向朝鲜派遣军队。陆奥宗光本人记述此事道：
“适接杉村（浚）来电报告朝鲜政府已向中国政府请求援兵。这确是一项不可忽视的问题，如果默视不顾，就将使中日两国在朝鲜已经不平衡的权力更为悬殊，我国今后对朝鲜的问题就只有听凭中国为所欲为了。而且日朝条约的精神也有遭到破坏的危险。因此，我在当天的会议开始后，首先将杉村的电报给阁员们看过，同时提出我的意见：‘如果中国确有向朝鲜派遣军队的事实，不问其用任何名义，我国也必须向朝鲜派遣相当的军队，以备不测，并维持中日两国在朝鲜的均势。’阁员们都赞成这个意见。伊藤内阁总理大臣立即派人请参谋总长炽仁亲王殿下及参谋本部次长川上陆军中将参加会议。二人到后，立即对今后派兵赴朝问题作出秘密决议；内阁总理大臣随即携带此项秘密决议……进宫，循例奏请天皇裁夺施行。”（注：见陆奥宗光：《蹇蹇录》，商务印书馆1963年版，第9页。）在陆奥的笔下，把关系国家前途命运的“六·二出兵”写得如此轻松，这就容易示人以假相，似乎“六·二出兵”并不意味着要同中国交战，而只是想维持中日两国在朝鲜的势力均衡而已。这就是有些人所谓的“维护势力均衡”政策。
正由于此，有不少论者断定，“陆奥外交就是这样的和平主义”。日本已故历史学家信夫清三郎即持有此观点。他认为，陆奥宗光的出发点是和平地解决朝鲜问题，出兵是出于无奈和被迫的。“陆奥外相必须为和平收拾时局而努力。但是，在清国已经出兵的情况下，外务大臣陆奥宗光已经不能厚着脸皮后退了。”即使出兵，他仍然主张“维护势力均衡”政策。至于后来走向战争，“这就不是陆奥外相的意志，而是其他人的意志了。”（注：分见陆奥宗光：《蹇蹇录》，商务印书馆1963年版，第8页。）（注：见信夫清三郎：《甲午日本外交内幕》（即《陆奥外交》），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1994年版，第77-78、84页。）
此说在日本为相当多的人所接受，而且直到现在在日本历史学界仍有相当大的影响。（注：中塚明：《中日甲午战争之开战与“陆奥外交”》，见《甲午战争与近代中国和世界》，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12页。）如京都大学的高桥秀直写了一部题曰《走向日清战争的道路》的书，进一步发挥了信夫清三郎的观点，认为：“日本政府的对朝政策，并非即使与清相争也要独霸朝鲜，对清朝一贯是避免战争的。……这一时期日本政府为对抗清朝进行了大规模的扩军，但这是出于对清朝海军较日本处于优势而产生的危机感，而并非是积极地图谋与清对战。它是准备对付万一发生的事态的，只要日清间的悬案未解决，就有可能发生不测。”所以，“日本政府不是有意识要开战才出兵的。……是试图保持和清朝的协调的。”（注：高桥秀直：《日清战争への道》，东京创元社1995年版，第305-306、514页。）熊本大学的大泽博明也认为：“甲申事变以后，日本政府在外交、军事上的对朝政策不是指向对清战争的，‘六·二出兵’以及日清共同改革朝鲜案的提出也不是要对清朝进行‘挑衅’；实现日清共同改革朝鲜，才是‘六·二出兵’的真正意图。”并指出：“从全局看，对清开战是起初的政策目标失败的结果，是日本外交的失败”，“并不存在从一开始就有意识地准备对清开战并克服种种障碍最终实现开战的过程。”（注：大泽博明：《日清共同改革朝鲜论と日清开战》，载《熊本法学》第73号(1993)。）1995年夏，日本外务省外交史料馆专门组织了一次“陆奥宗光与日清战争特别展示史料”的展览，在所陈列史料的选择与布置上也着意地突显了“陆奥外交”的和平色彩。（注：戚其章：《中日甲午战争史研究的世纪回顾》，载《历史研究》2000年第1期。）由此可见，此说在日本之影响是多么广泛而深远了。
但是，种种事实表明，日本的“六·二出兵”既不是被动的，也不是偶然的。且不说日本早就想伺机挑起战端，即从甲午战争前夕所发生的一些情况来看，即足以说明日本已在精心策划这场战争了。
首先，朝鲜爆发东学党起义后，日本报纸争相传布，大造舆论，甚至鼓吹“宣扬国威此其时，百年大计在一战”。（注：《日清战争实记》，东京博文馆1894-1896年版，第1编，第102页。）陆奥宗光与之心有灵犀，也认为此乃确立日本在朝鲜的势力之难得良机，切不可失之交臂。⑧但从外交的角度考虑，此时出兵未免过早，而出兵总须有所借口，故寄希望于中国派兵，然后伺机行事。于是，他密令日本驻朝代理公使杉村浚“密切注意东学党的动向，并仔细观察朝鲜政府对东学党采取何种措施，以及朝鲜政府与中国使节之间的关系。”（注：《李鸿章全集》，电稿，第15卷，第33-34页。）到5月29日，陆奥早已急不可待，再次密令杉村探听朝鲜政府是否已向中国求援。6月1日，杉村探知朝鲜国王李熙决定向中国借兵，但不知中国态度如何，急派书记生郑永邦访清政府驻朝总理交涉通商事宜袁世凯，一面问“贵政府何不速代韩勘”，露出急盼中国出兵的心情，一面又表示“我政府必无他意”，用此虚伪的口头保证来麻痹袁世凯。翌日，杉村又亲访袁世凯，进一步表示“盼华速代勘”的迫切愿望，以诱袁世凯上钩。袁世凯果然上当受骗，电禀李鸿章称：“杉与凯旧好，察其语意，重在商民，似无他意。”（注：山崎有信：《大鸟圭介传》，东京博文馆1915年版，第250页。）就在当天，日本内阁就作出了出兵朝鲜的决定。其实，到6月3日，朝鲜政府才正式请求中国派兵。再到6日，清政府才派太原镇总兵聂士成率所部910人乘海轮赴朝，并与当天根据1885年中日《天津条约》第3款知照了日本政府。而在事实上，日本内阁做出出兵朝鲜的决定，是在朝鲜政府正式请求中国派兵的前一天，也是中国正式派兵赴朝的前4天，所以说日本是被迫出兵纯属无稽之谈，是完全站不住脚的。
其次，从日本派兵的实际情况看，也可证实是早有预谋的，早在朝鲜东学党起义之时，日本参谋本部即着手进行出兵的准备。川上操六先派驻朝鲜使馆武官陆军炮兵大尉渡边铁太郎，赴接近变乱地方之釜山搜集情报。稍后，又以参谋总长的名义派陆军炮兵少佐伊知地幸介至釜山，继续进行调查。5月30日，伊知地返日本汇报情况。川上遂以参谋总长的名义向政府建议：“东学党匪势甚为猖獗，韩兵无力镇压，目下趋势必向清国请求援兵，清国政府亦必至允纳此种要求。如欲保护在韩臣民，维护帝国权势，我亦有出兵之必要。”（注：田保桥洁：《甲午战前日本挑战史》，南京书店1932年版，第68页。）同时秘密进行战争动员和准备。显而易见，此与陆奥宗光的意思不谋而合。当天，陆奥就同正在国内休假的驻朝公使大鸟圭介进行了会议。31日，他又就出兵规模及手续等问题进一步征求大鸟的意见。大鸟特别提醒说：“若不早做充分准备，将有中国执先鞭之患。”（注：戚其章：《甲午战争史》，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24页。）可见，就陆奥本人而言，早在内阁会议的前两天就决意出兵了。“六·二出兵”是出于被动还是先期预谋，不是一清二楚了吗？
复次，从日本出兵的规模和部署看，也不能说是为了维持中日在朝鲜的势力均衡。日本内阁作出“六·二出兵”决定的当天夜里，陆奥宗光和外务次官林董将川上操六请到外相官邸，共同讨论落实出兵朝鲜的计划。他们一致认为，日本出兵势必要与清兵发生对抗。估计中国所派军队不会超过5000人，而日本要居于必胜地位，需要派6000至7000的兵力。他们的估计是正确的，迄于7月24日、即日本挑起丰岛海战的前一天，清政府总共才派了3880名士兵到朝鲜牙山。为准备中国进一步增加兵力，日本应作派出一个师团的打算，而首先派出一个混成旅团。日本决心要在兵力上压倒中国，其用心可想而知。后来，林董回忆当晚三人的讨论情况说，当天的会议“不是议论怎么和平解决问题，而是讨论了怎样进行作战和如何取胜的问题。”（注：藤村道生：《日清战争》，上海译文出版社1981年版，第55页。）看来，陆奥与军部的意见完全一致，在此问题上并无分歧可言。这也说明了“维护势力均衡”说之虚妄。
第四，6月5日，即中国正式派兵的前一天，日本即根据战时条例，成立了大本营。按照战时大本营条例，军事动员计划、出兵数量以及运输计划等等，完全归军事统帅掌管，而由大本营决定。当时，如果日本止限于派出一个混成旅团，顶多派出一个师团的话，那么，从军事指挥上说，有什么必要设立如此庞大机构的大本营？这更是“维护势力均衡”说所无法自圆其说的。对此，只能有一种可能的解释，就是6月2日晚上陆奥宗光与川上操六已经达成共识，外务首脑与军事实权人物沆瀣一气，决心趁此机会将朝鲜问题引向对中国开战。后来事实的发展完全证明了这一点。
由上述可知，关于日本“六·二出兵”的目的诸说，如“出于被迫”、“和平目的”、“维护势力均衡”等等，都是基于主观臆测而提出的，是难以令人凭信的。若真象以上所说那样的话，那东学党与朝鲜政府签订《全州和约》后为什么不肯撤兵？其后，清政府提出中日同时撤兵，日本政府又为什么仍令军队赖在朝鲜不走呢？这都是上述诸说所无法回答的。
二
对于上述诸说，也可以将其归结为“非战目的”说。因为这些说法尽管用语不同，提出的角度各异，但有一点是相同的，就是都认为日本的“六·二出兵”不是出于战争的目的。其根据有四：
第一，是日本假想敌的改变。信夫清三郎认为：“19世纪80年代日本的假想敌国是中国。19世纪90年代日本的假想敌国已是竞相分割以前的假想敌国的西欧各国了。”（注：信夫清三郎：《日本政治史》，第3卷，第260页。）他引用了山县有朋的两段话：一是1882年山县关于扩充陆军的建议，内称：“现在，欧洲各国距我国遥远，痛痒之感并不紧迫。……而观察我国近邻形势，迅速勃兴，绝不可忽视。……我国欲与之角力者，并非痛痒之感不甚紧迫之国，而在日本之近邻。”这里的“近邻”乃指朝鲜和中国，自无问题。一是1893年山县关于扩充海军的建议，内称：“我们不能不想到，东洋祸机不出十年即将破裂。那时，我国的敌人，不是中国，不是朝鲜，而是英、法、俄等国。”（注：见信夫清三郎：《甲午日本外交内幕》（即《陆奥外交》），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1994年版，第62页，注①。）对第二段话应该如何理解，颇值得研究。从这段话中，并不能得出19世纪90年代西欧各国已成为日本的假想敌的结论。因为山县所讲的“东洋祸机破裂”不是指眼下，而是“不出十年”，应该是20世纪初的事了。所以，据此认为19世纪90年代日本已不把中国视作假想敌了，理由是不充分的，其实，1890年山县抛出了一份《外交政略论》，即明确宣称：“国家独立自卫之道，其途有二：第一是守卫主权线；第二是保护利益线。何谓主权线？国家之疆域是也。何谓利益线？即与主权线的安全紧密相关之区域是也。”（注：日本近代研究会编：《近代日本人物政治史》，日本东洋经济新报社1955年版，第174页。）这里的所谓“利益线”，指的仍然是朝鲜和中国。可是，对日本来说，从80年代到90年代初，其主要假想敌始终是中国，并不存在假想敌改变的问题。
第二，是日本军备不能独立，不足以支持一场大规模的侵略战争。信夫清三郎专门引用了海军大臣桦山资纪于1891年12月在会议上说的一句话：“今日军备之不能独立，使本大臣痛苦不堪。”（注：《大日本帝国议会志》，大日本帝国议会志刊行会1926-1927年印，第1卷，第1491页。）此外，还引用了其他一些类似的看法。如称：“在日本有没有钢铁原料呢？除了正在使用的以外，当前还没有陆海军能够使用的原料。……当前仍然须从国外购买。本来此事的主要目标是确保兵器的独立性，并非主要为了发展经济。然而，为确保兵器的独立性而从国外购买原料，是不可能实现兵器的独立性的。”再如称：“一旦有事，不幸与钢铁供应国开战，或者钢铁供应国保持局外中立，或者交通被敌舰切断，则现有的军舰、兵器就会立即出现不足，或者为了维修军舰、兵器，在材料方面发生困难。若如此，怎样才能圆满地保卫国家社稷呢？实在不能不令人寒心。”（注：见信夫清三郎：《甲午日本外交内幕》（即《陆奥外交》），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1994年版，第62-63页。）以上所言，诚为事实，但这一点并不能证明日本会放弃其扩充野心而不去发动侵略战争。应该看到。明治维新以来，迄于甲午战争，日本每次发动对外侵略战争都含有很大的军事冒险主义成分。试看1987年日本发兵入侵台湾时，他的军备能够独立吗？显然不能够。尤其是当日本发动甲午侵华时，不仅在军备方面说不上完全独立，而且在政治、经济等方面也都存在着严重的问题。前德国驻华公使巴兰德(Max August Scipio Von Brandt)指出：“日本国内的政治局势危机四伏，对于日本国家和当政的人们，不要说战败了，即使战事拖长下来，也是十分危险的。”（注：《中国海关与中日战争》，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79页。）战争才打了二三个月，一些西方人士就认为“日本已经筋疲力尽了”。（注：《中国海关与中日战争》，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69页。）他们的看法不是没有根据的。1895年1月4日，英国驻日公使楚恩迟(P.de Poer Trench)曾就日本的财政形势向外交大臣金伯利(John Wedehouse Kimberley)提供了一份详细的报告：
“尽管日本人强作乐观，但该国的财政形势正日益变得严峻，所有情况都证实今后几个月内这方面的压力将更加严重。问题不在于管理，而在于是否还能满足如此庞大的驻海外部队的巨额开支。去年12月29日，日本银行发行了总额为280万元的有息纸币，12月31日又发行了120万元。有些人认为，这种特殊的纸币的发行将会加速货币流通，从而具有提高股票价格的作用，但是商业界对此表示怀疑。日本银行有在非常情况下发行这种钞票的特权，现在之所以运用这一特权，肯定是迫于存在强大的压力。除此之外，在今后两个月内，人民还必须向政府交纳大约3000万元的土地税和第二次战争贷款，如果中国不迅速接受条件，则完全可以预言，日本将在本年底前陷入严重的财政困难。”（注：British Documents on Foreign Affairs-Rcports and Papers From the Foreign Office Confidential Print, PartI,Series E,Vol.5,Sino-Japanese War and Triple Intervention (1894-1895),University publication of America (Bethesda),1989.）
这是一条弥足珍贵的史料，它证实了许多中外人士的预计，如果中国能将战争久持下去，日本必定支撑不下去，胜利就会转到中国方面。上述情况在在说明，无论是日本在1874年发兵侵台，还是1894年发动甲午侵华战争，都是在军备不足、政局不稳、财政不敷等情况下靠军事冒险取得成功的。所以，用军备不足来证明日本“六·二出兵”的和平目的，是很难成立的。
第三、日本舆论倾向于和平解决朝鲜问题。这个理由是相当片面的。当时日本许多媒体鼓吹战争，甚至叫嚷要灭亡朝鲜。“冲其巢窟降其王”，“蹂躏八道意气扬”，并进而侵占中国，“何不蹂躏四百州”。（注：见戚其章：《甲午战争国际关系史》，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89页。）这与和平解决朝鲜问题是完全背道而驰的。不过，信夫清三郎把这些战争叫嚣都视为非主流观点，他特地引证了能够“反映日本政府外交政策”和“具有权威的《东京日日新闻》发表的两篇关于出兵政策的社论”：第一篇是6月9日的社论：
“政府最后决定向朝鲜派兵。若干支戎马不日将向汉江进发。而且，清国军队也已经进入朝鲜。我们希望我国的自我克制之师，不久将满载荣誉与和平凯旋。这次派兵，主要目的在于保护在朝鲜的侨民。日本对朝鲜绝无任何企求。因此，事平之后，按照《天津条约》，与清兵一起撤退，不复留防，此乃理所当然。其结果，我们只想使朝鲜恢复到发生叛乱前的状态。我们岂能以一种局势的变化而危及朝鲜的独立呢？我们只是依据历来的政策主张，努力保护朝鲜。……既然我国的派兵目的如此，我国的对韩政策如此，派遣将士，无论陆军和海军，都须以和平为目的进退运动。”
第二篇是6月12日的社论：
“向韩国派兵的目的，正如我国陆海军当局允许公开披露于报纸所言，主要在于保卫公使馆，保护在朝鲜的日本侨民。从明治15年（1882年）《济物浦条约》来说，这也是不容置疑的。最重要的目的在于实现和平护卫和保护的实际效果。……待其恢复和平以后，则要光荣地撤退。”（注：见信夫清三郎：《甲午日本外交内幕》（即《陆奥外交》），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1994年版，第79-80页。）
《东京日日新闻》作为日本政府的喉舌，反复发表社论大讲出兵的目的，只是基于对外宣传的需要，不可信以为真。何况对这两篇社论也要作全面的理解，就是它们在宣传日本出兵的和平目的同时，也偶而透露出其潜藏的杀机。例如，6月9日社论称：‘关于朝鲜问题，日本应向天下表明处以仁义之地，努力使我国经常处于主动地位。……为此，无论以哪一国为敌，以我日本帝国一贯的侠义政策，断不可逃避之。”6月12日社论则称：“当然不可为和平而损害荣誉。万一发生不测事件，我节制之师亦不得不为帝国荣誉而勃然大怒，不可不决然而断，猛然而行，以雷霆之势击之。”（注：见信夫清三郎：《甲午日本外交内幕》（即《陆奥外交》），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1994年版，第79-81页。）这两段看似附带的话，在社论中很不起眼，而且文字也比较婉转含蓄，其实正点出了日本出兵的真实目的：借此机会挑起战争。后来事实的发展完全证明了这一点。故靠引证日本政府喉舌《东京日日新闻》的两篇社论，取其一部分内容而加以片面理解，以此说明日本出兵的和平目的，也是经不起推敲的。
第四，当时的国际形势决定了日本的“六·二出兵”只能限定于和平的目的。信夫清三郎引用了刊载在英国《经济学家》杂志上的一段话：
“对于垂涎满洲和印度的俄国，中国的利害关系正好同英国一致。而且，为不使法国向印度支那扩张其版图，中国注意的问题也与英国相同。另外，关于中国同缅甸的边境，或者在新加坡、婆罗洲和香港，不仅需要使中国人服从英国的规定，以维护和平，而且，只要同中国建立了和睦关系，关于移民的事件，中国才能给英国移民部以方便，这些地区与加拿大、澳大利亚等强大的殖民地一样，就不会出现危险的斗争了。”（注：《日清战争实记》，东京博文馆1894-1896年版，第14编，第80页。）
这段话说明中英两国之间存在着紧密的利害关系。随后，信夫又分析了美国的远东政策。从而得出结论说：“没有一个国家允许日本采取积极行动。”另外，《天津条约》对日本来说，也是一个限制。因为日本出兵朝鲜，若“超出维持均衡的范围”，世界列强就会起来反对，“而反对的法律依据就是《天津条约》”。因此，信夫认为，惟其如此，“日本的政策最终仍不得不停留在‘维护权力均衡’上”。（注：见信夫清三郎：《甲午日本外交内幕》（即《陆奥外交》），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1994年版，第64-66页。）这种分析，不能说没有道理，但主要的问题在于：对问题只见其一而不见其二，是绝对不行的。信夫对当时的国际形势采取静态的观察方法，解决不了任何问题。必须看到，国际关系风云变幻莫测，不是一成不变的。在日本“六·二出兵”的前后，西方列强为了各自的利益，正使远东国际形势处于一个复杂多变的时期。例如，俄国政府在甲午战争的对日政策一直在干涉与不干涉之间徘徊，直到战争后才决定采取干涉政策；英国在朝鲜纠纷初起时和战争初期始终以调停者的面目出现，但不同意干涉。所以，日本政府既决意挑起衅端，是完全有隙可乘，以遂其志的。此其一。再就是日本需要一段时间摸清英国政府对中日政策的底线。对此，日本外务次臣林董回忆说：“在日清战争即将开始的时候，关于宣战问题，总理大臣仍因担心英清之间存在着相互援助的密约而犹豫，海军大臣担心北洋舰队的形势而犹豫。然而，到7月末，英国看到日清间的和平不能维持，于是发出照会，要求上海及其通道附近不要成为战区，证实了英清之间没有任何盟约。朝鲜事件的发展终于到了除开战外别无他途的程度，于是宣战。”（注：见信夫清三郎：《甲午日本外交内幕》（即《陆奥外交》），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1994年版，第75-76页。）什么叫“除开战外别无他途”？真是如此吗？无非是已经弄清了英国对中日政策的底线，始拖到7月下旬才开始以兵戎相见了。此其二。由此可见，对于日本的战争政策来说，西方国家可能会起到限制的作用，但也可能起到支持的作用，一切皆以西方国家本身的利益为转移。甲午战争的整个过程充分地表明了这一点。
基于以上所述，可以清楚地看出，用来证明日本“六·二出兵”不具有战争目的的几条理由，无一是能够站得住脚的。明治维新初期曾担任海军大辅的胜海舟，即曾论及日本发动甲午战争为“无名之师”。（注：藤村道生：《日清战争》，上海译文出版社1981年版，《序言》第1页。）可以断言，无论给“六·二出兵”堆砌上多少巧言饰词，都掩盖不住日本大兴“无名之师”的本来面目。
三
信夫清三郎认为，要确定“陆奥外交”的性质，必须根据陆奥宗光本人的言行来作出判断。这是正确的。然而，根据陆奥本人的言行，信夫却得出了这样的结论：“在‘陆奥外交’中，‘表里两层含义’最后统一于和平手段，是不允许有超越这个范围的其他‘手段’存在的。”（注：见信夫清三郎：《甲午日本外交内幕》（即《陆奥外交》），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1994年版，第84页。）这也是很值得商榷的。
所谓“陆奥外交”的表里两层含义”，是指6月2日日本内阁决定出兵朝鲜后，陆奥宗光在发给大鸟圭介训令中对朝鲜局势发展的两种可能性提出的应付办法。据陆奥本人的自述称：
“我国政府的希望，苟能无损于国家名誉，仍愿竭尽和平手段解决这一事件。因此，当大鸟公使由东京出发时，我曾授与该公使最详细的几项训令，其中有：‘根据朝鲜今后形势，政府虽将派遣相当的军队赴朝，但非至万不得已时，仍应以和平手段解决事局为第一。’但是，由于当时的形势已告紧迫，所以在上述训令中又附加一项指示：‘倘局势紧急不及请示本国训令时，该公使得采取认为适当的便宜措施。’在这项训令中，似乎含有表里不一的两种方针，但在这种形势下，对派往外国的使节给予非常的权力，也是不得已的。”（注：见陆奥宗光：《蹇蹇录》，商务印书馆1963年版，第18-19页。）
这就是信夫所说的“表里两层含义”。照信夫看来，尽管陆奥在训令中考虑到和与战的两种方针，但他却是偏重于采取和平方针的。
此说的根据是日本政府所商定的基本方针，其中主要有这样四条：（一）“中日两国既已各自派出军队，何时发生冲突虽然未可逆料，如果发生战争，我国当然要倾注全力贯彻最初的目的”；（二）“在不破坏和平的情况下，应尽力保全国家荣誉，维持中日两国的势力均衡”；（三）“我国尽可能地居于被动地位，事事使中国居于主动的地位”；（四）“除非事势万不得已外，必须把事态严格地局限在中日两国之间，应极力避免和第三国发生纠葛”。（注：见陆奥宗光：《蹇蹇录》，商务印书馆1963年版，第10页。）本来，这四条的意思是十分清楚的，但在第1条中用了一个含义模糊的词儿“最初的目的”，却很容易引起人们的误解。信夫将“最初的目的”与“维护权力均衡”等同起来（注：见信夫清三郎：《甲午日本外交内幕》（即《陆奥外交》），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1994年版，第83页。），显然是不妥的。因为这一条是讲如果发生战争怎么办？这里所说“要倾注全力贯彻最初的目的”，当然不会是要“维护权力均衡”，而是坚决打败中国了。
事实上，陆奥宗光在口头上已经对大鸟圭介作了明确的交代：
“我们虽然希望有一个尽可能平稳的最终结局，但是我国必须恢复前两次遭到损害的声誉。我们在韩国必须取得优势。这是我们不能等闲视之的最重要的着眼点。我们有即使不得不诉诸干戈亦在所不辞的决心。因此，在向这个方面前进时，即使因阁下的措施而和平破裂，我将完全为之负责。阁下莫如有过激的思想，采取毫无顾忌的断然措施。”（注：《林董回忆录》，平凡社1970年版，第257页。）
另外，大鸟本人对这次同陆奥的会见也有所记述：
“我询问陆奥的意向，不料他却与我等所见一致，想借此机会把清国打败。我兴奋喜悦不已，立即搭乘八重山号军舰从横须贺出发。此时，我向送行的陆奥说，这次我不想生还了。陆奥挥洒着热泪说，你死了，我一定把你遗骨运回日本，好好干吧！”（注：《时事新闻》，1910年8月24日。）
两相对照，可以看的很清楚，此番陆奥令大鸟回任，绝不是为了关心和平，或为了“维持势力均衡”，恰恰相反，而是要借此机会挑起战端，以打败中国。这也就是他“要倾注全力贯彻的最初目的”。
对于陆奥宗光来说，贯彻这个“最初的目的”是坚定不移的。大鸟回任后，每当遇到实际困难而对其所受内命表现动摇时，总是陆奥给予撑腰打气，鼓励他回到“最初的目的”上来。例如，大鸟回到汉城任所以后，详察情况，朝鲜情势并不象国内所渲染的那样严重。据杉村浚记述当时情景说：“综观京城的形势，甚为平静，当然用不着众多的警卫部队。不仅如此，就是先期入朝的400多名水兵，也如平地风波一样，不仅使朝鲜政府感到为难，各国使节也都对我方的举动感到震惊而抱有异议。大鸟公使见此形势，稍稍改变了原来的想法。”于是他于6月11日和12日两天，连续两次致电陆奥，提出建议：“大量的士兵登陆，反而招致困难，因此希望在没有公使命令之前禁止其登陆。除保留适当数量的军队外，其余均暂返对州待命。”（注：《中日战争》，（续编），中华书局1996年版，第7册，第7-8页）正是在这种情况下，大鸟才同袁世凯谈判中日双方共同撤兵问题，并取得了一致的意见。但是，陆奥坚决否定了大鸟的建议。因为在他看来，“实难预料何时发生不测的变化，考虑到在千钧一发之际，成败的关键完全取决于兵力的优劣，所以决定仍按政府原定计划先将预定的混成旅团派往朝鲜为完全之策。”（注：见陆奥宗光：《蹇蹇录》，商务印书馆1963年版，第20页。）13日，陆奥复电大鸟，对其建议颇不谓然，并含有批评之意，称：
“阁下欲求中止兵士入京之理由何在？清国及朝鲜方面发生多少恐骇，最初即充分预料及之，此为阁下所悉知者也。若大岛（义昌）部下之兵永留仁川，恐失入京之机会。若一事不为，亦一处不去，终于自该处空手回国，不仅极不体面，且非得策。”
他深恐大鸟仍下不了挑起战端的决心，于当再次发电，授意以讨伐东学党为大岛混成旅团进入汉城的口实：
“6月13日晨所发之电，外交上虽或许少有纷议，但以大岛部下本队入京为得策。因极盼迅速恢复和平，故清兵如仍驻牙山不进时，阁下即要求以日兵镇定暴徒亦无不可。关于对朝鲜将来之政策，日本政府不得已或至采取强硬之处置。”（注：田保桥洁：《甲午战前日本挑战史》，南京书店1932年版，第88页。）对于“采取强硬之处置”的含义，大岛当然是心领神会的。此时此刻，陆奥再也不提“以和平手段解决事局为第一”的话了。
正是在这种情况下，大鸟圭介才下决心“采取强硬之处置”，向政府建议“派护卫兵固守汉城诸门，且守王宫诸门，以迄彼等承服为止”。（注：田保桥洁：《甲午战前日本挑战史》，南京书店1932年版，第124页。）就是说，要不惜对朝鲜采取“擒王劫政”的暴力手段了。但是，大鸟的建议却没有在内阁会议上得到通过。以伊藤博文为首的大多数阁僚，担心一旦实行大鸟的建议，将会产生严重的后果：“第一，实行这种高压外交政策时，不仅要引起第三者的欧美列强指责日本为故意发动无名战争的国家，且恐违背外务大臣曾对俄国政府所作的‘不论中国采取任何行动，日本政府亦不先行挑战’的保证；第二，尚未接到中国确向朝鲜增派大军的情报，同时驻牙山的中国军队也没有进入汉城的迹象，如果日本使用较多的军队先行进攻，不仅曲归我国，且有表现我方胆怯之嫌；第三，即使我军企图进攻牙山的中国军队，亦应等待朝鲜政府的委托。而使朝鲜政府提出此项委托之前，我国不能不以武力强迫朝鲜屈从我方的意图。进一层说，我们必须先把朝鲜国王掌握在手中。如果采取这样过激的行动，就要违背我国一向承认朝鲜为自主独立国家的宗旨，也决不能博得世人的同情。”陆奥宗光决定不顾伊藤及大多数阁僚的意见，一意孤行，认为：“桌上议论不必多费唇舌，除从实际出发，根据朝鲜局势的演变，采取临变的措施以外，已经没有再处理其他问题的时间。”于是，他于7月12日先电令大鸟：“目前有采取断然措施的必要，不妨利用任何借口，立即开始实际行动。”（注：见陆奥宗光：《蹇蹇录》，商务印书馆1963年版，第68-69页。）翌日，他又命从汉城派回征询开战意见（注：见戚其章：《甲午战争国际关系史》，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35-36页。）的参事官本野一郎立即返回朝鲜，临行前又令其将密令传达于大鸟：“促成中日冲突，实为当前急务。为实行此事，可以采取任何手段。一切责任由我负之，该公使丝毫不必有内顾之虑。”（注：见陆奥宗光：《蹇蹇录》，商务印书馆1963年版，第69页。）可见，他要不顾一切地挑起战争了。
从以上陆奥宗光的自述材料看，他不否认自己是发动甲午侵华战争的最主要的罪魁祸首。信夫清三郎认为开战“不是陆奥外相意志，而是其他人的意志”（注：见信夫清三郎：《甲午日本外交内幕》（即《陆奥外交》），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1994年版，第84页。），虽不无为陆奥开脱之嫌，但陆奥若真的泉下有知的话，他也是不会领情的。因为陆奥是以挑起甲午战争手段“狡狯”（注：陆奥宗光著、中塚明校著：《新订蹇蹇录》，东京岩波书店1994年版，第133页。）而自诩的，怎么能容忍别人否定他的“杰作”和“功绩”呢？由此可知，“陆奥外交”究竟是“和平主义”外交，还是预谋战争的外交，不是一清二楚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