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明清史 |
美国移民大辩论历史透视
钱皓
【专题名称】世界史
【专 题 号】K5
【复印期号】2001年05期
【原文出处】《《世界历史》》(京)2001年01期第18～28页
【作者简介】钱皓 南京大学历史系博士研究生。南京 210008
美国是一个移民之邦，从1607年始至今已融合了100多个民族成分，种族之杂糅位世界之最。进入20世纪80年代，百万计的东南亚及拉美国家的移民涌进美国。他们的到来无论在经济上还是在文化上都给美国社会带来了巨大的冲击，新的移民浪潮使美国国内已沉寂了半个世纪之久的移民问题辩论再度在全美国范围内爆发。本文拟从美国移民辩论问题入手，考察移民辩论的历史轨迹，透视美国各阶段移民辩论的主题、论点及特征，解析美国移民辩论的思想体系。
一
美国学者马克辛·塞勒在其《美国移民政策的历史透视》一文中将美国历史上对移民辩论分为四个时期：殖民地时期（1720-1776年）；南北战争以前（1830-1860年）；新移民时期（1882-1924年）；东南亚及拉美移民时期（1980年）（注：转引自戴超武：《美国对亚洲移民政策的演变(1943-1990)》（未发表的博士论文）1996年，第4页。）。塞勒认为，每一次辩论必定会导致美国移民政策的变化，因此他对移民大辩论时期的划分主要依据移民政策的变化，并将这四次辩论称作美国移民政策大辩论。另一位美国学者威廉·伯纳德在其为《哈佛美国种裔集团百科全书》撰写的论文中，将美国移民政策辩论划分为五个时期：殖民时期（1609-1775年）；门户开放时期（1776-1881年）；控制时期（1882-1916年）；限制时期（1917-1964年）；自由化时期（1965年—）（注：威廉·伯纳德：《移民：美国政策史》(William S.Bernard,"Immigration:History of U. S. Policy")，《哈佛美国种族集团百科全书》(Harvard Encyclopedia of American Ethnic Groups)，剑桥1980年版，第486-496页。）。塞勒和伯纳德的时期划分有一个共性，即把移民大辩论置入移民政策制定的大框架里。但美国历史上关于移民的辩论不仅仅局限于对移民政策的辩论，还包括对经济、文化、种族和宗教等诸多方面的辩论。这些非政策性的主题辩论最终导致移民政策的制定、修改。然而，一项移民政策的出台并不表示移民问题辩论的终结，相反却引发一场更大的移民辩论。因此，按照移民政策的出台来划分移民辩论的时期不能完全解释美国移民大辩论的历史轨迹。依据对美国移民辩论的历史考察，参照塞勒和伯纳德的时期划分，笔者认为美国移民大辩论共有四个阶段：独立战争前后（1720-1812年）；南北战争以前（1820-1860年）；新移民时期（1880-1924年）；东南亚及拉美国家移民时期（1980年—）。四个时期划分的主要依据是：
（一）18世纪至19世纪初德国人和苏爱人的大量涌入美国，其数目之大引起美国人的恐慌，特别是德国人对德语的强烈情结是第一次大辩论的导火线。1720年以前，德国移民在形式上是以个人身份掺杂在荷兰人的移民队伍中的。来美后，由于人数极少，加之融入其他民族之中，因而他们对母国的情结及认同因受新环境的制约而未能形成一种族裔性。但在1720年以后，特别是在1740-1760年间，仅在费城码头上岸的德国移民就达6万人（注：托马斯·索威尔著，沈宗美译：《美国种族简史》，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61页。）。1745年，宾夕法尼亚集聚了约45,000德国人（注：托马斯·索威尔著，沈宗美译：《美国种族简史》，第58页。）。德国移民人数之大，人口之集中曾一度引起该州粮价上涨，因而导致早期定居者对德国人的不满和排斥。此间，大量苏爱人也聚居在宾夕法尼亚中部，该民族因爱打斗、酗酒而恶名远扬。虽然，德国人在气质和举止方面与苏爱人迥然不同，但由于德国人对德语的情结之深，他们坚持讲德语的习惯令操英语的殖民地居民不安。1751年本杰明·富兰克林在一篇文章中写道：“宾夕法尼亚将在几年时间内成为德国殖民地。他们不学习我们的语言，相反我们必须学习他们的语言，否则我们就像生活在异国里。”（注：大卫·L.本德、莱昂·布鲁诺：《美国的种族主义：对立的观点》(David L.Bender & Leone Bruno, Racism in America: Opposing Viewpoints)，加利福尼亚1991年版，第287页。）同年，他又警告道：“我想用不了几年的功夫，在议会中就需要有译员来把这一半议员的发言翻译给另一半议员听。”（注：弥尔顿·戈登：《美国社会中的同化：种族、宗教、民族的作用》(Milton Gordon,Assimilation in American Life: The Role of Race, Religion & National Origions)，纽约1964年版，第89页。）德国人的德语情结、苏爱人的恶习，是引起第一次移民大辩论的主要原因。但随着独立战争的爆发，德国人的爱国热情和英勇作战使美国人对德国人的心理恐惧减弱。加之苏爱人、德国人与美国早期定居者在人种上相承，他们对美国的认同和融入主流社会的速率较快，因而第一次移民大辩论持续较短，范围较小。尽管如此，在独立战争胜利后的1798年，国会仍通过了《外侨叛乱惩治法》，以防止“国中之国”和惩罚任何对共和国的背叛行为。此后，1793年至1815年的拿破仑战争和1812至1814年的英美战争几乎完全中断了欧洲移民潮，美国移民问题不再明显。
（二）1820年至1880年是美国历史上第一次移民大潮。在这场移民潮中，共有1000万移民来自北欧和西欧，其中大部分为英格兰人，其次为爱尔兰人和德国人，兼之少量亚裔移民。依据美国移民归化局统计数字，1820至1840年间移入美国的爱尔兰人达26.2万人，德国人为16万人。1841-1880年爱尔兰人数猛增到256.7万人，德国人为289.2万人（注：约翰·伊壁斯特：《移民大辩论：重塑美国》(John Isbister, The Immigration Debate: Remaking America)，康乃狄格1996年版，第43页。）。美国天主教教徒也因德国教徒和爱尔兰教徒的加入，从1810年的7.5万猛增至1860年的300多万，占当年美国总人口的10%左右（注：戴尔·R.斯坦勒：《我们歌颂你：移民与美国历史》(Dale R. Steiner, Of Thee We Sing: Immigrants and American History)，纽约1987年版，第101页。）。由于英格兰移民属盎格鲁-撒克逊脉系，引起这期间移民大辩论主要是德国人和爱尔兰人的强烈的天主教宗教观。为维护“新教”的地位，反对“异教”的侵蚀，一种“本土主义”意识在美国人中滋生。本土主义者高举“美国是美国人的”大旗，烧毁修道院，将牧师从布道台上赶走。他们对异邦人持怀疑态度，认为爱尔兰人和德国人对“天主教”的忠诚将削弱其对美国的忠诚。他们甚至预见到天主教信徒人数的增长最终将以教皇代替美国总统。在这种极端恐外思想支配下，他们把“异教”和“异国文化”视作美国同质文化的潜在威胁。1836年，电报发明人塞缪尔·F.B.莫尔斯建立了第一个本土政治组织——“纽约本土美国人民主协会”。该组织的“反移民”立场，特别是反天主教的情绪把第二次移民大辩论推向高潮。1844年，一个新的本土主义组织——“美国共和党”成功地在纽约、宾夕法尼亚和麻省选出了为数可观的州级官员。这些官员及其追随者致力于“排斥移民”活动。1845年7月4日，他们在费城举行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将“美国共和党”正式改名为“美国党”并通过了“反移民纲领”（注：大卫·L.本德、莱昂·布鲁诺：《美国的种族主义：对立的观点》，第59、60页。）。这个反移民纲领的核心就是主张“美国是美国人的”（注：大卫·L.本德、莱昂·布鲁诺：《美国的种族主义：对立的观点》，第57页。）。从1845至1855年10年间，美国党已吸收了100万名成员，其倡导的“无所知运动”将反移民情绪推向全国。1855年美国党推出本党总统候选人，但未获成功。内战爆发后，美国公众的注意力转向奴隶制问题，美国党失去舆论支持，随之夭折，移民辩论浪潮也随着南北战争的爆发和反移民势力的减弱暂告一段落。但美国党的反移民纲领构建了美国排外主义的思想基础。
（三）1860年之前，移民主要来自德国、爱尔兰和英国，而1860年后，移民大多来自斯堪的纳维亚半岛、中国及南美，主要参加美国西部开发和铁路建设。据美国政府统计，截至1870年，在美国淘金的华人有1.7万，占淘金总人数的11%。在俄勒冈，华人矿工占当地矿工的61%；在蒙大拿，华人占21%；在爱达华，华人占58%；在加州，华人占25%（注：亨利·石山·蔡：《中国人在美国的经历》(Tsai,Shih-shan Henry, The Chinese Experience in America)，印地安娜1986年版，第10、11页。）。东西方的文化的冲撞使排外主义思潮再度在华人问题上狂泛。特别是1880年以后，百万计东南欧移民涌入美国，掀起了美国移民史上的第二次移民浪潮。新移民在人种、经济、技能、语言、宗教、教育等方面都与1880年前来自西欧、北欧的老移民截然不同，使新老移民在就业、语言、宗教信仰等方面的冲突和积怨日增。新老移民间的种种冲突随着更多的移民入美扩展到新移民和老移民之间、先来者和后来者之间，最终演化为一场移民大辩论。
第三次移民辩论以1882年《排华法案》为始端，主要环绕新移民展开。起初辩论局限在经济领域，但随着美国工业文明的进步、一战的结束、苏联社会主义制度在东欧的建立、威尔逊“国际新秩序”理想的破灭、国内传统价值以的巨变，使美国上下笼罩在“异邦恐惧”和“红色恐惧”的阴影下。反移民的白人至上主义者将国内种种矛盾归结为“异邦人的渗入”，把种族歧视从单纯的对黑人歧视转向对所有新移民的歧视，拉开了对移民文化、种族大辩论的序幕，把移民辩论从表面的“经济辩论”转向更深层的“文化和意识形态”的辩论。辩论导致了《1921年外籍人移民美国限制法》和《1924年移民法》的出笼。这两项移民法对民族来源的限额，特别是对东南欧和亚洲移民的数目限制，制止了贫困国家的移民潮，最终关上了自由移民的大门。
虽然美国在二战后期出于反法西斯的需要，在冷战期出于意识形态斗争的需要，于1943年废除了1882年排华法案，1952年颁布了移民归化法，但均未引起全国范围内的移民问题大讨论。甚至当20世纪60年代美国民权运动促使美国政府对移民政策重新审视和修改，将民族来源限额制转向全球限额制，颁布了《1965年移民法》后，关于移民问题的辩论也仅局限在国会辩论范围内。其缘由是：第一，从1924年至1980年美国尚未发生大规模的移民潮；第二，美国经济在二战后呈“腾飞”势头，因而引起移民辩论的最主要的“经济”因素不存在；第三，经济的繁荣。经过20世纪60年代民权运动的“洗礼”，美国社会开始对移民持欢迎和宽容态度。美国社会的宽松环境加速了已进入美国的移民对美国价值观认同的上升，“移民”已融入美国社会。为此，第三次移民大辩论的上限应为1880年，下限应以1924年为准。
（四）20世纪80年代，数百万计的东南亚难民和拉美国家的移民、难民和非法移民涌进美国，这是美国移民史上第一次接受来自第三世界的合法和非法移民及其难民。这一现象是美国移民政策制定者所未曾料及的。仅在1980年一年中，就有12万古巴人涌进佛罗里达州的基韦斯特(Key West)（注：大卫·M.雷墨斯：《仍旧是金门：第三世界来到美国》(David M. Reimers, Still the Golden Door: The Third World Comes to America)，纽约1985年版，第169、170页。）。与此同时，越南船民和海地难民也纷至沓来，特别是墨西哥非法移民借助天然的地理优势，源源不断地穿越墨美边境。由于他们特殊的移民身份，便利的地域条件，对母国保持着强烈的民族认同，因而对美国的主流文化持观望态度。移民的文化孤立态势和移民数目集中、人种庞杂、个人素质参差不齐，引起美国公众舆论的关注，关于移民问题的辩论再度在美国掀起。
这次大辩论的最大特征之一是，反移民情绪来自非盎格鲁－撒格逊族裔集团，特别是1880年以后移入美国的各族裔集团。甚至那些稍早一点到达美国的美籍墨西哥人、波多黎各人、古巴人对第三世界移民潮的反应也是：“来美国的移民真是太多了。”（注：约翰·伊壁斯特：《移民大辩论：重塑美国》，第56页。）其次是民意测验结果的一致性，即反对移民的无控性。1992年全国性的盖洛普民意测验表明，69%美国公民赞成取消1990年移民法，55%的人赞成在新移民法出台前冻结移民（注：大卫·赫尔：《美国未来的移民：社会科学调查和政策辩论》(David Here,Immigration in America's Future: Social Science Findings and Policy Debate)，科罗拉多1996年版，第202页。）。1993年《新闻周刊》民意测验发现，60%的美国人认为移民对美国是一件坏事，62%的美国人认为移民夺走了美国人的饭碗（注：汤姆·摩根索：《美国：仍旧是熔炉？》(Tom Morganthau, "America: Still a Melting Pot?")，《新闻周刊》(Newsweek)1993年秋季号。）。1994年加州的一次抽样调查表明，几乎一半以上的加州人赞同对宪法中“凡在美国国土上出生的人即为美国公民”的条款进行修改，以取消非法移民在美国出生的孩子的美国公民资格（注：约翰·伊壁斯特：《移民大辩论：重塑美国》，第6页。）。辩论除导致《1986年难民法》、《1990年移民法》、《1996年非法移民改革及移民责任法》的颁布外，还导致了美国公众舆论的转向，即从20世纪80年代对第三世界非法移民及难民的“人道同情”转向90年代对他们的一致性排斥。
在第四次大辩论中，美国舆论普遍认为非法移民和难民给美国经济带来了巨大冲击，特别是对美国主流文化造成了文化冲击波。鉴于文化影响的潜在性、无序性、长久性，有关移民的第四次辩论并没有终结，它将伴随着美国经济的兴衰、文化冲突的增减而由高降低或由低升高。
二
在美国四次移民大辩论中，辩论主题始终环绕五个方面展开，即人口、经济、文化、政策和伦理。人口辩论主要环绕：多数人与少数人的人口结构；人口与自然资源及环境保护；人口与种族。从美国移民史上看，在1880年至1924年和1980年至今的两次移民大潮中，由于移民的人数太多，人种与老移民截然不同，因而关于人口的辩论主要集中于这二次大辩论。20世纪初，盎格鲁脉系者担心美国社会的多数人的地位（指盎格鲁种族）将被新移民取代。而现今大多数的美国人则担心亚裔移民的高生育率趋势将使白人变为美国的少数人。这种“移民人口威胁论”实质上是种族主义者排斥外来移民的一种手段。本世纪初劳联主席塞缪尔·冈伯斯就抛出了“美国白种人与亚洲人的种族差异永远不会消除，优等白人必须通过法律排斥低等亚洲人，如果必要，可以诉诸武力”的观点。同时期的评论家乔治·威廉·柯提斯则把素质低的移民称作“在美国民族的血液里注水”（注：陈依范：《美国华人史》，世界知识出版社1987年版，第165、115页。）。
反对“移民人口威胁论”者认为，美国的种族来源限制法控制了移民人数，移民法中的优先权条款使大批优秀移民进入美国，帮助了美国建设，移民的同化和对美国认同率的上升使移民已融入美国主流文化，因此“人口威胁”不存在。在第三次移民大辩论中，著名评论家珀西·S.格兰特在1912年4月的《北美评论》上著文，抨击美国负责苏联事务的执行秘书普雷斯科特·F.霍尔的“血统论”。他在文中大量引用当代自然科学权威人士的科学成果，以具体事例证明“融合是进步的法则”，“环境影响比遗传更重要”（注：大卫·L.本德、莱昂·布鲁诺：《美国的种族主义：对立的观点》，第126、122页。）。
除种族主义者外，环境主义者大都对移民人口问题持否定观点。他们认为移民人口增长使自然资源殆尽速度加快，环境污染严重。这种将移民人口的增长与环境破坏联系在一起的观点是美国移民大辩论中的新观点。但拥护移民者认为，正是移民的大量涌入才使生态环境、自然资源的问题引起美国人的重视并已得到改善。
知识界对大辩论的参与是该时期辩论的一大特色。1906年波士顿知识界发动了一场“优生学”运动，把优生基因作为科学依据，声称移民限制是保护美国种族纯洁的方法（注：大卫·赫尔：《美国未来的移民：社会科学调查和政策辩论》，第267页。）。著名小说家杰克·伦敦在其小说中将种族之战描述为美国日尔曼人种在混血的东南欧移民中沦陷。经济专家威廉·Z.里普利在其《欧洲人种》一书中将欧洲人种分为北部的条顿民族、中部的阿尔卑斯人种和南部的地中海人种。1908年，他依据基因理论指出：“美国正面临着人种异化的危险。”1916年，纽约作家麦迪逊·格兰特在《一个伟大民族的衰亡》一书中从优生学、遗传学的角度呼吁“种族纯洁”，排斥阿尔卑斯、地中海、犹太人种，以保卫日尔曼民族的纯洁性（注：大卫·赫尔：《美国未来的移民：社会科学调查和政策辩论》，第226、268页。）。与此相反，1907年犹太裔剧作家伊斯雷尔·赞格威尔在其创作的《熔炉》剧本中将美国喻为上帝的熔炉，所有的民族在这熔炉里融合成一个新的人种（注：大卫·L.本德、莱昂·布鲁诺：《美国的种族主义：对立的观点》，第44页。）。1915年犹太裔哲学家霍勒斯·卡伦在《民族》周刊发表“民主诉熔炉”论文，第一次提出文化多元的观点。知识界对辩论的参与使移民问题从单一的社会性论题转向学术性论题，为当代移民史研究提供了丰富的理论史料。
经济辩论贯穿每一阶段的移民大辩论。辩论双方主要围绕“移民劳力的质量”、“移民的进取精神”、“移民需求与劳力饥荒”、“移民与美国收入标准和生活标准”、“移民与贫富不均”、“移民与就业”、“移民与福利”、“移民与美国在国际竞争中的地位”等方面展开。在辩论中，本土主义者认为，“美国是美国人的”，移民廉价劳动力把原属于美国人的工作夺走，移民是美国经济的负担。工联主义者认为，无技术移民降低了劳动质量和工资标准，最终导致美国人生活标准下降，贫富鸿沟加深。更有部分经济学者认为，移民积累资金的回流是美国经济不景气的原因之一。相反，大多数扩张主义者对移民持肯定态度，他们认为美国西部开发、铁路建设、工厂和工矿的繁荣是与移民的参与分不开的。移民的才干和随身携带的大量资金，促进了美国的发展。另有经济学家认为移民高强度劳动使劳动产品时间缩短，成本降低，消费增长，服务行业壮大，就业机会增多。一些社会学家认为，移民承担蓝领工作使许多蓝领阶层的美国人进入白领阶层，中产阶级队伍壮大，美国本土贫富差距缩小，美国民主得以保证。有些社会学家认为，移民助长了美国本土人的懒惰恶习，致使社会闲职人员增加，国家福利负担加重。鉴于经济问题涉及国家利益和个人利益，有关移民经济辩论的话题最多、参预的人最广、辩论的时期也最长。
语言的同化功能在学术界仍是一个争议纷纷的话题。早在1839年，宾夕法尼亚就通过一项法令，允许公立学校在拥有30%的家长的请求下可用德语授课（注：大卫·L.本德、莱昂·布鲁诺：《美国的种族主义：对立的观点》，第289页。）。1890年威士康星州颁布了“贝尔特法”，规定公立学校一年间至少要用英语授课16周，开创了语言同化的先河。1917年，为控制东南欧和亚洲移民，美国国会通过文化测试法以阻止低质、文盲移民入美。
在双语教育问题上，赞同把语言同化作为促使移民对移往国认同的美国人担心，如果移民保留他们的语言，他们就不愿意或无能力成为一个真正的美国人。同时，移民的母国语言的保留将削弱美国文化的同质性，因而不利于移民的同化和保证美国同质性文化的完整。美国著名作家布克·T.华盛顿在结束其对欧洲考察后写道：“我非常害怕这些人将大批地涌入我国的郊区。在那里他们较少有受教育的机会，能保持他们母国的习俗和语言，因而我们将遇到比黑人种族还要困难，还要危险的种族问题。”（注：大卫·L.本德、莱昂·布鲁诺：《美国的种族主义：对立的观点》，第113页。）社会学家丽拉·米歇尔斯·阿奇森认为，“双语教学”将鼓励移民不忠于美国，因此她提倡“单语教育”。同时她还告诫国人：“任何一个民族都不可能永远强大，除非他们将其民族的伟大理想同化为一种水晶般的民族文化。”（注：大卫·L.本德、莱昂·布鲁诺：《美国的种族主义：对立的观点》，第94、95、96页。）但挪威移民、《挪威语报》编辑沃德马·阿格则认为：“没有任何站住脚的证据表明一个人因为仅会说英语便可证明他是一个守法的公民。”（注：大卫·L.本德、莱昂·布鲁诺：《美国的种族主义：对立的观点》，第97页。）他认为外语报刊有助于英语差的移民加快美国化进程，因为这些报纸将有关美国社会的信息传给了这些移民，因此双语教育有利于新移民的同化。但20世纪90年代末，美国双语教育却出现了令人尴尬的局面。1998年由硅谷巨富罗恩·斯昂提出的《教孩子学英语》的提案成为加里福尼亚1998年竞选话题。提案的目的是要彻底取消加州的双语教育。提案要求公立学校的所有学生均接受以英语为主的教育，除非他们的父母有其他特殊请求。不通晓英语的学生将被安排进“英语强化班”，培训时间通常不超过一门（注：梁文霞编译：《美国双语教育的尴尬》，《编译参考》1998年第4期。）。该提案受到自称代表移民利益的社会活动家的反对，但却意外地获得拉美裔选民和其他移民的强劲支持。《洛杉矶时报》新近的一次民意测验显示，84%的拉美裔移民声称他们将支持该提案，其比例甚至高于白人选民(80%)（注：梁文霞编译：《美国双语教育的尴尬》。）。移民选民对双语教育的否定使双语教育似乎走到尽头。
在移民政策辩论中，第三次移民大辩论是移民政策大出台时期。自1882年“排华法案”开创了移民的排斥时代后，一系列移民限制法、排斥法相继出笼。1891年国会禁止弱智、残疾、乞丐、传染病患者、罪犯、重婚者进入美国，以维护国家利益与安全。1903年国会颁布“排斥无政府主义者”法案，第一次建立对移民政治观点进行考察的制度，以防止“麦金莱事件”的再度发生。1907年的《流放法》、1908年的日美《君子协定》、1917年的《文化测试法》、1921年的《移民限制法》、1924年的《民族来源限制法》，均展示了美国本土人对新移民的强烈的种族歧视和病态的“恐外”心理。
移民伦理辩论穿插于移民政策辩论之中，但有别于政治辩论。它所涉及的辩论主题是非法移民的权力、人道主义移民政策与国家利益。这一辩论主题在第四次移民大辩论中尤为突出，特别是关于非法移民的权利辩论。一种观点认为既然非法移民无权呆在美国，他们理所当然地无权享受合法移民和美国公民所享受的一切权力。另一种观点则认为“人生而平等”，既然他们是人，他们就有权享受美国人所能享受的一切权力。人权主义者呼吁移民政策应体现“人道和人权”，但现实主义者则不以为然。他们视国家利益高于一切，一切有损国家利益的人道主义”是“非人道主义”，因它置美国人的利益而不顾。
移民辩论的五个主题相互穿插、互为依存、互为影响，在一定前提下互为转换。因此对移民问题的研究不应陷于一种单向的、直线的研究模式之中，它应是一种多层面的研究，同时也是一种跨历史、跨学科的研究。
三
综观美国移民大辩论的历史轨迹与辩论主题，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在对待外来移民问题上，美国历史上一直存在着两种对立的社会思潮——排外主义思潮与自由移民思潮。这两种思潮在制约和容纳外来移民上各有一套理论模式，即种族优越论与自由扩张论。关于这两种思潮及其理论模式的形成与发展，我们可追述到美国早期社会清教徒所崇尚的“天定命运”这一宗教观念。正是这一宗教观念演绎出两种截然不同的社会思潮，而美国教育、经济及社会发展中的其他合力也在一定层面上促动了这两种思潮的发展和演化。
“种族优越感”形成一种理论，即“盎格鲁－撒克逊民族优越论”是在19世纪末欧洲达尔文物种进化论传入美国后形成的。由于当时占美国宗教统治地位的新教教徒大都为盎格鲁－撒克逊民族，且在政府各部门占据要职，因而当达尔文进化思想与理论传入美国时，宗教界与政界人物在解释这一进化现象时肢解了达尔文的进化论，将其融入种族和宗教信仰，形成一股社会达尔文主义思潮，以服务其排斥异教和外族人的目的。在学术界，19世纪中后期的大学校园的学者大都属于路德派，崇尚“条顿理论”，认为条顿民族为世界上最优秀民族，而盎格鲁－撒克逊民族的最终源头也属“条顿民族”。这些学者在教学与研究中常常流露出盎格鲁－撒克逊民族优越论的言论。因而当进化理论传入美国后，美国学术界为之沸腾，其中最为突出的是著名社会学家、历史学家、哈佛大学教授约翰·菲斯克。他说：“经过自然选择，美国已成为优胜国家，已表明适合生存的美国人自然合乎逻辑地应统治弱者，即不适合生存的人。”（注：转引自丁则民等：《美国内战与镀金时代》，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356页。）
另一位著名学者，“边疆论”的制造者费雷德里克·特纳虽反对“条顿理论”，认为美国的文明源头是在不断运动和变化的西部边疆开拓中创立的，是一种全新的美国本土化的文明。他不承认美国文明的“欧洲渊源，认为美国早期社会是一个较好的大熔炉。“在边疆的熔炉中，移民被美国化，被赋予自由，被熔铸成一种混血的民族。它无论在特征上，还是在民族性上，都不是英国式的。”（注：费雷德里克·杰克逊·特纳：《美国历史上的边疆》(Frederick. Jackson. Turner, Frontier in American History)，纽约1962年版，第23页。）值得注意的是，特纳所赞颂的“混血民族”是那些于1880年前从北欧、西欧和中欧进入美国的以盎格鲁－撒克逊为主体的老移民群体。对那些1880年后从东欧、南欧进入美国的新移民，特纳则十分害怕。他害怕美国原有的血缘，即盎格鲁－撒克逊民族为主体的高贵血缘被那些高生育力的新移民逐渐淹没。他把这个进程描绘为“旧血缘让国际劳工大军和平征服”（注：爱德华·N.萨维其：《美国历史学家与欧洲移民》(Edward.N.Savich, American Historians and European Immigration)，纽约1965年版，第136页。）。由此可见，特纳所创立的“边疆论”实质上仍是一个宣扬以盎格鲁－撒克逊民族为主体，蕴含着浓郁的盎格鲁－撒克逊优越论的美国本土论。由于特纳的“边疆论”的这种特殊“内涵”迎合了美国社会日益强盛的“盎格鲁遵从论”的潮流，因而“边疆论”自问世后得到了大部分美国人的认同，成为美国史学史上的一个里程碑，其“本土种族优越论”的观念，即“盎格鲁－撒克逊优越论”的变体，随着“边疆论”影响的日益社会化而逐渐植根于美国本土人的思想之中，成为构建美国“排外主义”思潮的理论武器。
“种族优越论”理论形成的另一重要原因来自美国19世纪的教育模式。这种教育模式共分三种形式，即正规教育、宗教体验(Religion Experience)和辅助教育。
19世纪30年代，美国著名教育家，人文主义者威廉·麦古菲编撰了一套美国正规教育的教材，全称为《麦古菲读本》。该读本共分6册，由易至难，为6个不同年级的学生设计。在读本中，麦古菲强调教育不仅仅是教会人去读书和写字，更重要的是教会人去正确思维。麦克菲读本所体现的这种“正确思维”就是如何做一个坚信美国本民族社会价值观的美国人。此外，麦古菲读本还强调一个真正的美国人应是一个新教徒而不是罗马教或犹太教徒。这种正规教育模式宣扬了一种“美国至上”的思想，强化了一个“盎格鲁－撒克逊民族至上”的意识（注：丁则民：《19世纪美国教育与20世纪美国的“恐外症”》，《安徽师范大学报》1994年第4期。）。
19世纪美国教育的另一种模式——宗教体验则从宗教角度使“种族优越论”社会化。18世纪末，美国宗教势力非常强大，其中新教为主要宗教，其教徒多为北欧移民和盎格鲁－撒克逊人。他们一直在美国建国前后的政治、经济、文化领域占主要位置，这对新教的发展和壮大起了不可忽视的作用。由于罗马教徒和犹太教徒在美国政界、经济界所占的比例远不如新教教徒，因而其发展速率缓慢并一直受到新教的排斥。从19世纪起，新教一直占统治地位，因此，新教也统治着教育。它通过宗教形式告诫人们，世上只有“黑色和白色之分”，没有“灰色”。“黑色”代表“罪恶”，“白色”代表“圣洁”，“灰色”则是我们所讲的“中庸”。这就是19世纪的宗教文化，它用含蓄的手法告诉人民，只有美国盎格鲁－撒克逊民族的文化为“圣洁至上”的“白色”文化。这种宗教文化使美国人的思维趋于简单化，因而，当他们运用自己的文化价值观去审视外部世界时便产生了文化冲突。
辅助教育是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美国教育的另一种形式。辅助教育的机构称作肖托夸夏季教育集会(Chautauqua)（注：19世纪后期及20世纪初流行于美国的类似暑期学校的活动，常在野外举行，把教育与娱乐结合起来，包括报告会、演戏、音乐会等，因始创于纽约州肖托夸地方而得名。）。从1890至1920年，“肖托夸”为美国边远地区编制了教育节目，每周巡回播放一次。这些节目为边远城镇的人们提供了观摩外部世界的机会，但节目的编排和播送的内容并未忠实地反映外部世界的真实情况，相反却着力强调美国的社会价值观是世界上最完美的价值观。“肖托夸”促使美国人深信，盎格鲁－撒克逊文化是美国核心文化，由此文化外延出的美国文化是世界上最优秀的文化。
美国早期教育形式规约了美国人的思维模式和行为规范，培养出一批缺乏正确地感知、欣赏和理解非盎格鲁－撒克逊民族的优秀文化的美国人，一些缺乏对其他民族文化、价值、制度和宗教包容力的美国人。因此，当19世纪末数以百万计的东南欧移民涌入美国时，对外来文化的恐惧演化为一种强烈的“种族排外思潮”。正是在这种被“异化”的社会进化思想和美国教育模式的基础上，排外主义思潮找到了“理论”归宿。
排外主义思潮经历了发展、复兴和达到高潮的漫长历程。在这一过程中，社会变革、经济发展、移民本身等诸多因素既对排外主义思潮起了推动作用，也对其有制约作用。第一，当经济高速发展、劳力匮乏时，移民作为一种“劳力补充”进入就业市场后便受到企业界的欢迎。当经济衰退时，外来移民对本土劳力市场形成冲击。职业竞争、失业威胁使本土美国人对外来移民的憎恨情绪上升，排外思潮泛滥。第二，移民的规模、民族来源、文化构成和经济背景是排外思潮起伏的另一重要原因。从移民史上的四次大辩论来看，当移民人数过多，时期过于集中，文化背景与移住国相去甚远时，移民与本土美国人的磨擦就越大，排外主义思潮也就越强烈。特别是一些素质低的移民，他们的高犯罪率是排外运动受到美国公众认同的一个主要因素。第三，当美国社会发生变革时，排外思潮也随之起伏。美国独立战争和南北战争的爆发，缓解了本土人与移民的矛盾，制止了两次移民大辩论中的排外思潮。而当一战后，美国“威尔逊”理想外交失败，苏联社会主义制度建立，美国国内价值观的转向，则使美国排外思潮进入了一个“偏执狂”时期。20世纪80年代，受制冷战思维的美国人，在对待移民问题上则更多地展示了“意识形态”的立场。90年代后，随着世界体系的重组，移民来源的变化，美国开始了对其移民政策的重新调整，排外思潮在偃旗息鼓近半个世纪后又有“复兴”的势头。
与排外主义思潮同源，自由移民思潮也源自“天定命运”这一宗教观念，所不同的是，自由移民思潮的崇尚者把这一宗教观念诠释为，“帮助那些来自世界各国遭受各种宗教压迫的人民”。在早期移民始祖眼中，北美荒野的文明是他们生存的基本前提，也是实现他们神圣理想的必要条件。他们应秉承上帝的意志，把这块土地变成“希望之乡”。他们满怀拯救世界的“理想”，相信美国的未来不仅是自身的未来，也是人类的未来，甚至是宇宙的未来。移民始祖的这种远大理想随着北美大陆的不断开发和美国民族整体意识的增强而成为美国文化中的一个显著特征，而美国独立宣言中的“生命、自由、追求幸福”的信条则是这种理想的最高表现。移民始祖建立在这种“理想”之上的“天职观”把欢迎移民视作一种传播美国民主、自由的手段。他们把国父华盛顿在1783年关于“美国将敞开胸怀，不仅欢迎体面而富有的异乡来客，也欢迎那些来自世界各国和各种宗教受压迫、受迫害的人士。如果体面举止正派得体，值得享受我们的权利和特权，我们将欢迎他们前来分享”（注：马德因·琼斯：《美国移民》(Muldwyn Jones,American Immigration)，芝加哥1960年版，第79页。）的演讲作为欢迎移民的底线。这种浓郁的“理想天职观”成为自由移民思潮的理论依据。如果说“天定命运”是自由移民思潮形成的一大理论源泉的话，那么另一鲜为人知的源头则来自美国19世纪末诞生的“扩张理论”。
早在殖民时期，移民始祖的扩张意识在对印地安人的驱逐中已初露端倪，但这种扩张意识真正形成一种理论并见诸于文字则是在马汉的《海权对历史的影响》一书问世之后。美西战争后，“扩张理论”作为美国走向世界的一种“实用哲学”被美国朝野上下所接受，它把美国引出传统的孤立主义的“怪圈”，带入“全球主义”的时代。在这种无所不在的“扩张思潮”的渗透下，自由移民思潮内部分裂出两股力量：一般力量来自纯理想主义派，他们把维护移民的“自由、平等”视作上帝赋予他们的“天职”，因而不顾一切地进行维护；另一股力量则来自现实主义派，该派成员大都来自企业、商业和政界，他们在移民问题上表现出一种极为现实的态度，视移民为美国向外扩张中不可缺少的一种人力资源，更多地从政治、经济、商业的扩张角度评估移民对美国大国地位建设的作用。当经济扩张急需劳力时，他们便对移民的贡献大唱赞歌，呼吁政府放宽移民政策。当经济衰退、劳力过剩时，他们就调转船头，加入排斥移民的行列。他们还把移民纳入意识形态扩张的框架中，如一战后的“百分之百美国人运动”和“红色恐惧”运动，冷战时期对“古巴难民”的接受和排斥。自由移民思潮中的这两股力量时而合二为一，时而一分为二。这种思潮内部的不稳定性使其在与排外思潮对峙时常常处于劣势，使得美国历史上移民大辩论多以排外主义者的胜利而结束。
19世纪中期至20世纪初是自由移民思潮形成和发展的时期，这期间，来自移民本身的动力也促进了这种思潮的发展。首先在学术界，19世纪末早期抵达美国的移民相继成立了各种学术组织，以维护本民族移民的利益。1886年“美国胡格诺派协会”成立，1889年“美国苏爱人协会”成立，1891年“宾州德国人协会”成立，1892年“美国犹太人历史协会”成立，1898年“美国爱尔兰人历史协会”成立（注：杨国美、黄兆群：《美国学术界关于移民、民族和种族问题的研究》，《世界民族》1997年第3期。）。这些移民协会致力编写历史著作，赞颂本民族移民在美国历史上的贡献，宣扬一种与盎格鲁－撒克逊民族优越论抗衡的精神。此外，20世纪初，许多移民学者个人也推出一些永载史册的族裔理论。如犹太裔作家赞格威尔的“熔炉论”，犹太裔哲学家卡伦的“多元文化论”。这些理论的形成本身就是对盎格鲁－撒克逊优越论的一种挑战。其次，在政界，早期移民的从政成功使美国本土人对移民的观念也发生了根本的变化。美国19世纪著名政治家卡尔·舒尔茨为德国移民、天主教徒，但他却在美国内战前后担任过美国参议员，联邦军将军和内政部长等职。1859年舒尔茨在马萨诸塞州竞选参议员时针对废奴问题和移民政治权问题发表了雄辩而感人的《自由与平等权利》的演说（注：赵一凡编：《美国的历史文献》，三联出版社1989年版，第168页。）。该演说不仅对当时的南方蓄奴制进行了强烈的谴责和抨击，也对当时猖獗的“无所知运动”的排外思潮进行了无声的批判。他的《自由与平等权利》一文已成为所有追求民主和自由的美国人的“自然法典”。再次，在民间各族裔组织的相继成立和族裔报刊的发行维护了移民的权利和自由。1893年天主教徒创立了“宾夕法尼亚斯洛伐克天主教联合会”，以保卫自己的信仰自由；1897年阿伯拉罕·科汗创办了意第绪报纸《犹太前进报》，反对“语言同化”，防止丧失“民族认同性”；1905年“世界产业工人组织”建立，捍卫新移民的正当权利；1906年“自由移民局”成立，反对“文化测试”，以维护“正当移民”的移民权利和自由。
从对美国移民大辩论中的两股社会思潮的形成、发展的原因分析，我们不难看出“种族偏见和种族歧视”是排外思潮的万恶之源，而如何切除这种根深蒂固的“疾痼”则是一项跨世纪的工程。舒尔茨在其《自由与平等权利》一文中写道：“在这面（美国）国旗下，任何文明人类的语言都可以使用，各种信仰都受到保护，每一种权利都神圣不可侵犯。”（注：赵一凡编：《美国的历史文献》，第175页。）至于宗教狂热，如果压制将使它兴旺，迫害将使它扎根，排斥将使它强盛，可是一遇真正的民主，它就不堪一击。因此，美国何时能完全消除“种族歧视和偏见”，真正实现“自由、平等”，恐怕只有等待“真正的民主”的到来。^
【专 题 号】K5
【复印期号】2001年05期
【原文出处】《《世界历史》》(京)2001年01期第18～28页
【作者简介】钱皓 南京大学历史系博士研究生。南京 210008
一
美国学者马克辛·塞勒在其《美国移民政策的历史透视》一文中将美国历史上对移民辩论分为四个时期：殖民地时期（1720-1776年）；南北战争以前（1830-1860年）；新移民时期（1882-1924年）；东南亚及拉美移民时期（1980年）（注：转引自戴超武：《美国对亚洲移民政策的演变(1943-1990)》（未发表的博士论文）1996年，第4页。）。塞勒认为，每一次辩论必定会导致美国移民政策的变化，因此他对移民大辩论时期的划分主要依据移民政策的变化，并将这四次辩论称作美国移民政策大辩论。另一位美国学者威廉·伯纳德在其为《哈佛美国种裔集团百科全书》撰写的论文中，将美国移民政策辩论划分为五个时期：殖民时期（1609-1775年）；门户开放时期（1776-1881年）；控制时期（1882-1916年）；限制时期（1917-1964年）；自由化时期（1965年—）（注：威廉·伯纳德：《移民：美国政策史》(William S.Bernard,"Immigration:History of U. S. Policy")，《哈佛美国种族集团百科全书》(Harvard Encyclopedia of American Ethnic Groups)，剑桥1980年版，第486-496页。）。塞勒和伯纳德的时期划分有一个共性，即把移民大辩论置入移民政策制定的大框架里。但美国历史上关于移民的辩论不仅仅局限于对移民政策的辩论，还包括对经济、文化、种族和宗教等诸多方面的辩论。这些非政策性的主题辩论最终导致移民政策的制定、修改。然而，一项移民政策的出台并不表示移民问题辩论的终结，相反却引发一场更大的移民辩论。因此，按照移民政策的出台来划分移民辩论的时期不能完全解释美国移民大辩论的历史轨迹。依据对美国移民辩论的历史考察，参照塞勒和伯纳德的时期划分，笔者认为美国移民大辩论共有四个阶段：独立战争前后（1720-1812年）；南北战争以前（1820-1860年）；新移民时期（1880-1924年）；东南亚及拉美国家移民时期（1980年—）。四个时期划分的主要依据是：
（一）18世纪至19世纪初德国人和苏爱人的大量涌入美国，其数目之大引起美国人的恐慌，特别是德国人对德语的强烈情结是第一次大辩论的导火线。1720年以前，德国移民在形式上是以个人身份掺杂在荷兰人的移民队伍中的。来美后，由于人数极少，加之融入其他民族之中，因而他们对母国的情结及认同因受新环境的制约而未能形成一种族裔性。但在1720年以后，特别是在1740-1760年间，仅在费城码头上岸的德国移民就达6万人（注：托马斯·索威尔著，沈宗美译：《美国种族简史》，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61页。）。1745年，宾夕法尼亚集聚了约45,000德国人（注：托马斯·索威尔著，沈宗美译：《美国种族简史》，第58页。）。德国移民人数之大，人口之集中曾一度引起该州粮价上涨，因而导致早期定居者对德国人的不满和排斥。此间，大量苏爱人也聚居在宾夕法尼亚中部，该民族因爱打斗、酗酒而恶名远扬。虽然，德国人在气质和举止方面与苏爱人迥然不同，但由于德国人对德语的情结之深，他们坚持讲德语的习惯令操英语的殖民地居民不安。1751年本杰明·富兰克林在一篇文章中写道：“宾夕法尼亚将在几年时间内成为德国殖民地。他们不学习我们的语言，相反我们必须学习他们的语言，否则我们就像生活在异国里。”（注：大卫·L.本德、莱昂·布鲁诺：《美国的种族主义：对立的观点》(David L.Bender & Leone Bruno, Racism in America: Opposing Viewpoints)，加利福尼亚1991年版，第287页。）同年，他又警告道：“我想用不了几年的功夫，在议会中就需要有译员来把这一半议员的发言翻译给另一半议员听。”（注：弥尔顿·戈登：《美国社会中的同化：种族、宗教、民族的作用》(Milton Gordon,Assimilation in American Life: The Role of Race, Religion & National Origions)，纽约1964年版，第89页。）德国人的德语情结、苏爱人的恶习，是引起第一次移民大辩论的主要原因。但随着独立战争的爆发，德国人的爱国热情和英勇作战使美国人对德国人的心理恐惧减弱。加之苏爱人、德国人与美国早期定居者在人种上相承，他们对美国的认同和融入主流社会的速率较快，因而第一次移民大辩论持续较短，范围较小。尽管如此，在独立战争胜利后的1798年，国会仍通过了《外侨叛乱惩治法》，以防止“国中之国”和惩罚任何对共和国的背叛行为。此后，1793年至1815年的拿破仑战争和1812至1814年的英美战争几乎完全中断了欧洲移民潮，美国移民问题不再明显。
（二）1820年至1880年是美国历史上第一次移民大潮。在这场移民潮中，共有1000万移民来自北欧和西欧，其中大部分为英格兰人，其次为爱尔兰人和德国人，兼之少量亚裔移民。依据美国移民归化局统计数字，1820至1840年间移入美国的爱尔兰人达26.2万人，德国人为16万人。1841-1880年爱尔兰人数猛增到256.7万人，德国人为289.2万人（注：约翰·伊壁斯特：《移民大辩论：重塑美国》(John Isbister, The Immigration Debate: Remaking America)，康乃狄格1996年版，第43页。）。美国天主教教徒也因德国教徒和爱尔兰教徒的加入，从1810年的7.5万猛增至1860年的300多万，占当年美国总人口的10%左右（注：戴尔·R.斯坦勒：《我们歌颂你：移民与美国历史》(Dale R. Steiner, Of Thee We Sing: Immigrants and American History)，纽约1987年版，第101页。）。由于英格兰移民属盎格鲁-撒克逊脉系，引起这期间移民大辩论主要是德国人和爱尔兰人的强烈的天主教宗教观。为维护“新教”的地位，反对“异教”的侵蚀，一种“本土主义”意识在美国人中滋生。本土主义者高举“美国是美国人的”大旗，烧毁修道院，将牧师从布道台上赶走。他们对异邦人持怀疑态度，认为爱尔兰人和德国人对“天主教”的忠诚将削弱其对美国的忠诚。他们甚至预见到天主教信徒人数的增长最终将以教皇代替美国总统。在这种极端恐外思想支配下，他们把“异教”和“异国文化”视作美国同质文化的潜在威胁。1836年，电报发明人塞缪尔·F.B.莫尔斯建立了第一个本土政治组织——“纽约本土美国人民主协会”。该组织的“反移民”立场，特别是反天主教的情绪把第二次移民大辩论推向高潮。1844年，一个新的本土主义组织——“美国共和党”成功地在纽约、宾夕法尼亚和麻省选出了为数可观的州级官员。这些官员及其追随者致力于“排斥移民”活动。1845年7月4日，他们在费城举行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将“美国共和党”正式改名为“美国党”并通过了“反移民纲领”（注：大卫·L.本德、莱昂·布鲁诺：《美国的种族主义：对立的观点》，第59、60页。）。这个反移民纲领的核心就是主张“美国是美国人的”（注：大卫·L.本德、莱昂·布鲁诺：《美国的种族主义：对立的观点》，第57页。）。从1845至1855年10年间，美国党已吸收了100万名成员，其倡导的“无所知运动”将反移民情绪推向全国。1855年美国党推出本党总统候选人，但未获成功。内战爆发后，美国公众的注意力转向奴隶制问题，美国党失去舆论支持，随之夭折，移民辩论浪潮也随着南北战争的爆发和反移民势力的减弱暂告一段落。但美国党的反移民纲领构建了美国排外主义的思想基础。
（三）1860年之前，移民主要来自德国、爱尔兰和英国，而1860年后，移民大多来自斯堪的纳维亚半岛、中国及南美，主要参加美国西部开发和铁路建设。据美国政府统计，截至1870年，在美国淘金的华人有1.7万，占淘金总人数的11%。在俄勒冈，华人矿工占当地矿工的61%；在蒙大拿，华人占21%；在爱达华，华人占58%；在加州，华人占25%（注：亨利·石山·蔡：《中国人在美国的经历》(Tsai,Shih-shan Henry, The Chinese Experience in America)，印地安娜1986年版，第10、11页。）。东西方的文化的冲撞使排外主义思潮再度在华人问题上狂泛。特别是1880年以后，百万计东南欧移民涌入美国，掀起了美国移民史上的第二次移民浪潮。新移民在人种、经济、技能、语言、宗教、教育等方面都与1880年前来自西欧、北欧的老移民截然不同，使新老移民在就业、语言、宗教信仰等方面的冲突和积怨日增。新老移民间的种种冲突随着更多的移民入美扩展到新移民和老移民之间、先来者和后来者之间，最终演化为一场移民大辩论。
第三次移民辩论以1882年《排华法案》为始端，主要环绕新移民展开。起初辩论局限在经济领域，但随着美国工业文明的进步、一战的结束、苏联社会主义制度在东欧的建立、威尔逊“国际新秩序”理想的破灭、国内传统价值以的巨变，使美国上下笼罩在“异邦恐惧”和“红色恐惧”的阴影下。反移民的白人至上主义者将国内种种矛盾归结为“异邦人的渗入”，把种族歧视从单纯的对黑人歧视转向对所有新移民的歧视，拉开了对移民文化、种族大辩论的序幕，把移民辩论从表面的“经济辩论”转向更深层的“文化和意识形态”的辩论。辩论导致了《1921年外籍人移民美国限制法》和《1924年移民法》的出笼。这两项移民法对民族来源的限额，特别是对东南欧和亚洲移民的数目限制，制止了贫困国家的移民潮，最终关上了自由移民的大门。
虽然美国在二战后期出于反法西斯的需要，在冷战期出于意识形态斗争的需要，于1943年废除了1882年排华法案，1952年颁布了移民归化法，但均未引起全国范围内的移民问题大讨论。甚至当20世纪60年代美国民权运动促使美国政府对移民政策重新审视和修改，将民族来源限额制转向全球限额制，颁布了《1965年移民法》后，关于移民问题的辩论也仅局限在国会辩论范围内。其缘由是：第一，从1924年至1980年美国尚未发生大规模的移民潮；第二，美国经济在二战后呈“腾飞”势头，因而引起移民辩论的最主要的“经济”因素不存在；第三，经济的繁荣。经过20世纪60年代民权运动的“洗礼”，美国社会开始对移民持欢迎和宽容态度。美国社会的宽松环境加速了已进入美国的移民对美国价值观认同的上升，“移民”已融入美国社会。为此，第三次移民大辩论的上限应为1880年，下限应以1924年为准。
（四）20世纪80年代，数百万计的东南亚难民和拉美国家的移民、难民和非法移民涌进美国，这是美国移民史上第一次接受来自第三世界的合法和非法移民及其难民。这一现象是美国移民政策制定者所未曾料及的。仅在1980年一年中，就有12万古巴人涌进佛罗里达州的基韦斯特(Key West)（注：大卫·M.雷墨斯：《仍旧是金门：第三世界来到美国》(David M. Reimers, Still the Golden Door: The Third World Comes to America)，纽约1985年版，第169、170页。）。与此同时，越南船民和海地难民也纷至沓来，特别是墨西哥非法移民借助天然的地理优势，源源不断地穿越墨美边境。由于他们特殊的移民身份，便利的地域条件，对母国保持着强烈的民族认同，因而对美国的主流文化持观望态度。移民的文化孤立态势和移民数目集中、人种庞杂、个人素质参差不齐，引起美国公众舆论的关注，关于移民问题的辩论再度在美国掀起。
这次大辩论的最大特征之一是，反移民情绪来自非盎格鲁－撒格逊族裔集团，特别是1880年以后移入美国的各族裔集团。甚至那些稍早一点到达美国的美籍墨西哥人、波多黎各人、古巴人对第三世界移民潮的反应也是：“来美国的移民真是太多了。”（注：约翰·伊壁斯特：《移民大辩论：重塑美国》，第56页。）其次是民意测验结果的一致性，即反对移民的无控性。1992年全国性的盖洛普民意测验表明，69%美国公民赞成取消1990年移民法，55%的人赞成在新移民法出台前冻结移民（注：大卫·赫尔：《美国未来的移民：社会科学调查和政策辩论》(David Here,Immigration in America's Future: Social Science Findings and Policy Debate)，科罗拉多1996年版，第202页。）。1993年《新闻周刊》民意测验发现，60%的美国人认为移民对美国是一件坏事，62%的美国人认为移民夺走了美国人的饭碗（注：汤姆·摩根索：《美国：仍旧是熔炉？》(Tom Morganthau, "America: Still a Melting Pot?")，《新闻周刊》(Newsweek)1993年秋季号。）。1994年加州的一次抽样调查表明，几乎一半以上的加州人赞同对宪法中“凡在美国国土上出生的人即为美国公民”的条款进行修改，以取消非法移民在美国出生的孩子的美国公民资格（注：约翰·伊壁斯特：《移民大辩论：重塑美国》，第6页。）。辩论除导致《1986年难民法》、《1990年移民法》、《1996年非法移民改革及移民责任法》的颁布外，还导致了美国公众舆论的转向，即从20世纪80年代对第三世界非法移民及难民的“人道同情”转向90年代对他们的一致性排斥。
在第四次大辩论中，美国舆论普遍认为非法移民和难民给美国经济带来了巨大冲击，特别是对美国主流文化造成了文化冲击波。鉴于文化影响的潜在性、无序性、长久性，有关移民的第四次辩论并没有终结，它将伴随着美国经济的兴衰、文化冲突的增减而由高降低或由低升高。
二
在美国四次移民大辩论中，辩论主题始终环绕五个方面展开，即人口、经济、文化、政策和伦理。人口辩论主要环绕：多数人与少数人的人口结构；人口与自然资源及环境保护；人口与种族。从美国移民史上看，在1880年至1924年和1980年至今的两次移民大潮中，由于移民的人数太多，人种与老移民截然不同，因而关于人口的辩论主要集中于这二次大辩论。20世纪初，盎格鲁脉系者担心美国社会的多数人的地位（指盎格鲁种族）将被新移民取代。而现今大多数的美国人则担心亚裔移民的高生育率趋势将使白人变为美国的少数人。这种“移民人口威胁论”实质上是种族主义者排斥外来移民的一种手段。本世纪初劳联主席塞缪尔·冈伯斯就抛出了“美国白种人与亚洲人的种族差异永远不会消除，优等白人必须通过法律排斥低等亚洲人，如果必要，可以诉诸武力”的观点。同时期的评论家乔治·威廉·柯提斯则把素质低的移民称作“在美国民族的血液里注水”（注：陈依范：《美国华人史》，世界知识出版社1987年版，第165、115页。）。
反对“移民人口威胁论”者认为，美国的种族来源限制法控制了移民人数，移民法中的优先权条款使大批优秀移民进入美国，帮助了美国建设，移民的同化和对美国认同率的上升使移民已融入美国主流文化，因此“人口威胁”不存在。在第三次移民大辩论中，著名评论家珀西·S.格兰特在1912年4月的《北美评论》上著文，抨击美国负责苏联事务的执行秘书普雷斯科特·F.霍尔的“血统论”。他在文中大量引用当代自然科学权威人士的科学成果，以具体事例证明“融合是进步的法则”，“环境影响比遗传更重要”（注：大卫·L.本德、莱昂·布鲁诺：《美国的种族主义：对立的观点》，第126、122页。）。
除种族主义者外，环境主义者大都对移民人口问题持否定观点。他们认为移民人口增长使自然资源殆尽速度加快，环境污染严重。这种将移民人口的增长与环境破坏联系在一起的观点是美国移民大辩论中的新观点。但拥护移民者认为，正是移民的大量涌入才使生态环境、自然资源的问题引起美国人的重视并已得到改善。
知识界对大辩论的参与是该时期辩论的一大特色。1906年波士顿知识界发动了一场“优生学”运动，把优生基因作为科学依据，声称移民限制是保护美国种族纯洁的方法（注：大卫·赫尔：《美国未来的移民：社会科学调查和政策辩论》，第267页。）。著名小说家杰克·伦敦在其小说中将种族之战描述为美国日尔曼人种在混血的东南欧移民中沦陷。经济专家威廉·Z.里普利在其《欧洲人种》一书中将欧洲人种分为北部的条顿民族、中部的阿尔卑斯人种和南部的地中海人种。1908年，他依据基因理论指出：“美国正面临着人种异化的危险。”1916年，纽约作家麦迪逊·格兰特在《一个伟大民族的衰亡》一书中从优生学、遗传学的角度呼吁“种族纯洁”，排斥阿尔卑斯、地中海、犹太人种，以保卫日尔曼民族的纯洁性（注：大卫·赫尔：《美国未来的移民：社会科学调查和政策辩论》，第226、268页。）。与此相反，1907年犹太裔剧作家伊斯雷尔·赞格威尔在其创作的《熔炉》剧本中将美国喻为上帝的熔炉，所有的民族在这熔炉里融合成一个新的人种（注：大卫·L.本德、莱昂·布鲁诺：《美国的种族主义：对立的观点》，第44页。）。1915年犹太裔哲学家霍勒斯·卡伦在《民族》周刊发表“民主诉熔炉”论文，第一次提出文化多元的观点。知识界对辩论的参与使移民问题从单一的社会性论题转向学术性论题，为当代移民史研究提供了丰富的理论史料。
经济辩论贯穿每一阶段的移民大辩论。辩论双方主要围绕“移民劳力的质量”、“移民的进取精神”、“移民需求与劳力饥荒”、“移民与美国收入标准和生活标准”、“移民与贫富不均”、“移民与就业”、“移民与福利”、“移民与美国在国际竞争中的地位”等方面展开。在辩论中，本土主义者认为，“美国是美国人的”，移民廉价劳动力把原属于美国人的工作夺走，移民是美国经济的负担。工联主义者认为，无技术移民降低了劳动质量和工资标准，最终导致美国人生活标准下降，贫富鸿沟加深。更有部分经济学者认为，移民积累资金的回流是美国经济不景气的原因之一。相反，大多数扩张主义者对移民持肯定态度，他们认为美国西部开发、铁路建设、工厂和工矿的繁荣是与移民的参与分不开的。移民的才干和随身携带的大量资金，促进了美国的发展。另有经济学家认为移民高强度劳动使劳动产品时间缩短，成本降低，消费增长，服务行业壮大，就业机会增多。一些社会学家认为，移民承担蓝领工作使许多蓝领阶层的美国人进入白领阶层，中产阶级队伍壮大，美国本土贫富差距缩小，美国民主得以保证。有些社会学家认为，移民助长了美国本土人的懒惰恶习，致使社会闲职人员增加，国家福利负担加重。鉴于经济问题涉及国家利益和个人利益，有关移民经济辩论的话题最多、参预的人最广、辩论的时期也最长。
语言的同化功能在学术界仍是一个争议纷纷的话题。早在1839年，宾夕法尼亚就通过一项法令，允许公立学校在拥有30%的家长的请求下可用德语授课（注：大卫·L.本德、莱昂·布鲁诺：《美国的种族主义：对立的观点》，第289页。）。1890年威士康星州颁布了“贝尔特法”，规定公立学校一年间至少要用英语授课16周，开创了语言同化的先河。1917年，为控制东南欧和亚洲移民，美国国会通过文化测试法以阻止低质、文盲移民入美。
在双语教育问题上，赞同把语言同化作为促使移民对移往国认同的美国人担心，如果移民保留他们的语言，他们就不愿意或无能力成为一个真正的美国人。同时，移民的母国语言的保留将削弱美国文化的同质性，因而不利于移民的同化和保证美国同质性文化的完整。美国著名作家布克·T.华盛顿在结束其对欧洲考察后写道：“我非常害怕这些人将大批地涌入我国的郊区。在那里他们较少有受教育的机会，能保持他们母国的习俗和语言，因而我们将遇到比黑人种族还要困难，还要危险的种族问题。”（注：大卫·L.本德、莱昂·布鲁诺：《美国的种族主义：对立的观点》，第113页。）社会学家丽拉·米歇尔斯·阿奇森认为，“双语教学”将鼓励移民不忠于美国，因此她提倡“单语教育”。同时她还告诫国人：“任何一个民族都不可能永远强大，除非他们将其民族的伟大理想同化为一种水晶般的民族文化。”（注：大卫·L.本德、莱昂·布鲁诺：《美国的种族主义：对立的观点》，第94、95、96页。）但挪威移民、《挪威语报》编辑沃德马·阿格则认为：“没有任何站住脚的证据表明一个人因为仅会说英语便可证明他是一个守法的公民。”（注：大卫·L.本德、莱昂·布鲁诺：《美国的种族主义：对立的观点》，第97页。）他认为外语报刊有助于英语差的移民加快美国化进程，因为这些报纸将有关美国社会的信息传给了这些移民，因此双语教育有利于新移民的同化。但20世纪90年代末，美国双语教育却出现了令人尴尬的局面。1998年由硅谷巨富罗恩·斯昂提出的《教孩子学英语》的提案成为加里福尼亚1998年竞选话题。提案的目的是要彻底取消加州的双语教育。提案要求公立学校的所有学生均接受以英语为主的教育，除非他们的父母有其他特殊请求。不通晓英语的学生将被安排进“英语强化班”，培训时间通常不超过一门（注：梁文霞编译：《美国双语教育的尴尬》，《编译参考》1998年第4期。）。该提案受到自称代表移民利益的社会活动家的反对，但却意外地获得拉美裔选民和其他移民的强劲支持。《洛杉矶时报》新近的一次民意测验显示，84%的拉美裔移民声称他们将支持该提案，其比例甚至高于白人选民(80%)（注：梁文霞编译：《美国双语教育的尴尬》。）。移民选民对双语教育的否定使双语教育似乎走到尽头。
在移民政策辩论中，第三次移民大辩论是移民政策大出台时期。自1882年“排华法案”开创了移民的排斥时代后，一系列移民限制法、排斥法相继出笼。1891年国会禁止弱智、残疾、乞丐、传染病患者、罪犯、重婚者进入美国，以维护国家利益与安全。1903年国会颁布“排斥无政府主义者”法案，第一次建立对移民政治观点进行考察的制度，以防止“麦金莱事件”的再度发生。1907年的《流放法》、1908年的日美《君子协定》、1917年的《文化测试法》、1921年的《移民限制法》、1924年的《民族来源限制法》，均展示了美国本土人对新移民的强烈的种族歧视和病态的“恐外”心理。
移民伦理辩论穿插于移民政策辩论之中，但有别于政治辩论。它所涉及的辩论主题是非法移民的权力、人道主义移民政策与国家利益。这一辩论主题在第四次移民大辩论中尤为突出，特别是关于非法移民的权利辩论。一种观点认为既然非法移民无权呆在美国，他们理所当然地无权享受合法移民和美国公民所享受的一切权力。另一种观点则认为“人生而平等”，既然他们是人，他们就有权享受美国人所能享受的一切权力。人权主义者呼吁移民政策应体现“人道和人权”，但现实主义者则不以为然。他们视国家利益高于一切，一切有损国家利益的人道主义”是“非人道主义”，因它置美国人的利益而不顾。
移民辩论的五个主题相互穿插、互为依存、互为影响，在一定前提下互为转换。因此对移民问题的研究不应陷于一种单向的、直线的研究模式之中，它应是一种多层面的研究，同时也是一种跨历史、跨学科的研究。
三
综观美国移民大辩论的历史轨迹与辩论主题，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在对待外来移民问题上，美国历史上一直存在着两种对立的社会思潮——排外主义思潮与自由移民思潮。这两种思潮在制约和容纳外来移民上各有一套理论模式，即种族优越论与自由扩张论。关于这两种思潮及其理论模式的形成与发展，我们可追述到美国早期社会清教徒所崇尚的“天定命运”这一宗教观念。正是这一宗教观念演绎出两种截然不同的社会思潮，而美国教育、经济及社会发展中的其他合力也在一定层面上促动了这两种思潮的发展和演化。
“种族优越感”形成一种理论，即“盎格鲁－撒克逊民族优越论”是在19世纪末欧洲达尔文物种进化论传入美国后形成的。由于当时占美国宗教统治地位的新教教徒大都为盎格鲁－撒克逊民族，且在政府各部门占据要职，因而当达尔文进化思想与理论传入美国时，宗教界与政界人物在解释这一进化现象时肢解了达尔文的进化论，将其融入种族和宗教信仰，形成一股社会达尔文主义思潮，以服务其排斥异教和外族人的目的。在学术界，19世纪中后期的大学校园的学者大都属于路德派，崇尚“条顿理论”，认为条顿民族为世界上最优秀民族，而盎格鲁－撒克逊民族的最终源头也属“条顿民族”。这些学者在教学与研究中常常流露出盎格鲁－撒克逊民族优越论的言论。因而当进化理论传入美国后，美国学术界为之沸腾，其中最为突出的是著名社会学家、历史学家、哈佛大学教授约翰·菲斯克。他说：“经过自然选择，美国已成为优胜国家，已表明适合生存的美国人自然合乎逻辑地应统治弱者，即不适合生存的人。”（注：转引自丁则民等：《美国内战与镀金时代》，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356页。）
另一位著名学者，“边疆论”的制造者费雷德里克·特纳虽反对“条顿理论”，认为美国的文明源头是在不断运动和变化的西部边疆开拓中创立的，是一种全新的美国本土化的文明。他不承认美国文明的“欧洲渊源，认为美国早期社会是一个较好的大熔炉。“在边疆的熔炉中，移民被美国化，被赋予自由，被熔铸成一种混血的民族。它无论在特征上，还是在民族性上，都不是英国式的。”（注：费雷德里克·杰克逊·特纳：《美国历史上的边疆》(Frederick. Jackson. Turner, Frontier in American History)，纽约1962年版，第23页。）值得注意的是，特纳所赞颂的“混血民族”是那些于1880年前从北欧、西欧和中欧进入美国的以盎格鲁－撒克逊为主体的老移民群体。对那些1880年后从东欧、南欧进入美国的新移民，特纳则十分害怕。他害怕美国原有的血缘，即盎格鲁－撒克逊民族为主体的高贵血缘被那些高生育力的新移民逐渐淹没。他把这个进程描绘为“旧血缘让国际劳工大军和平征服”（注：爱德华·N.萨维其：《美国历史学家与欧洲移民》(Edward.N.Savich, American Historians and European Immigration)，纽约1965年版，第136页。）。由此可见，特纳所创立的“边疆论”实质上仍是一个宣扬以盎格鲁－撒克逊民族为主体，蕴含着浓郁的盎格鲁－撒克逊优越论的美国本土论。由于特纳的“边疆论”的这种特殊“内涵”迎合了美国社会日益强盛的“盎格鲁遵从论”的潮流，因而“边疆论”自问世后得到了大部分美国人的认同，成为美国史学史上的一个里程碑，其“本土种族优越论”的观念，即“盎格鲁－撒克逊优越论”的变体，随着“边疆论”影响的日益社会化而逐渐植根于美国本土人的思想之中，成为构建美国“排外主义”思潮的理论武器。
“种族优越论”理论形成的另一重要原因来自美国19世纪的教育模式。这种教育模式共分三种形式，即正规教育、宗教体验(Religion Experience)和辅助教育。
19世纪30年代，美国著名教育家，人文主义者威廉·麦古菲编撰了一套美国正规教育的教材，全称为《麦古菲读本》。该读本共分6册，由易至难，为6个不同年级的学生设计。在读本中，麦古菲强调教育不仅仅是教会人去读书和写字，更重要的是教会人去正确思维。麦克菲读本所体现的这种“正确思维”就是如何做一个坚信美国本民族社会价值观的美国人。此外，麦古菲读本还强调一个真正的美国人应是一个新教徒而不是罗马教或犹太教徒。这种正规教育模式宣扬了一种“美国至上”的思想，强化了一个“盎格鲁－撒克逊民族至上”的意识（注：丁则民：《19世纪美国教育与20世纪美国的“恐外症”》，《安徽师范大学报》1994年第4期。）。
19世纪美国教育的另一种模式——宗教体验则从宗教角度使“种族优越论”社会化。18世纪末，美国宗教势力非常强大，其中新教为主要宗教，其教徒多为北欧移民和盎格鲁－撒克逊人。他们一直在美国建国前后的政治、经济、文化领域占主要位置，这对新教的发展和壮大起了不可忽视的作用。由于罗马教徒和犹太教徒在美国政界、经济界所占的比例远不如新教教徒，因而其发展速率缓慢并一直受到新教的排斥。从19世纪起，新教一直占统治地位，因此，新教也统治着教育。它通过宗教形式告诫人们，世上只有“黑色和白色之分”，没有“灰色”。“黑色”代表“罪恶”，“白色”代表“圣洁”，“灰色”则是我们所讲的“中庸”。这就是19世纪的宗教文化，它用含蓄的手法告诉人民，只有美国盎格鲁－撒克逊民族的文化为“圣洁至上”的“白色”文化。这种宗教文化使美国人的思维趋于简单化，因而，当他们运用自己的文化价值观去审视外部世界时便产生了文化冲突。
辅助教育是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美国教育的另一种形式。辅助教育的机构称作肖托夸夏季教育集会(Chautauqua)（注：19世纪后期及20世纪初流行于美国的类似暑期学校的活动，常在野外举行，把教育与娱乐结合起来，包括报告会、演戏、音乐会等，因始创于纽约州肖托夸地方而得名。）。从1890至1920年，“肖托夸”为美国边远地区编制了教育节目，每周巡回播放一次。这些节目为边远城镇的人们提供了观摩外部世界的机会，但节目的编排和播送的内容并未忠实地反映外部世界的真实情况，相反却着力强调美国的社会价值观是世界上最完美的价值观。“肖托夸”促使美国人深信，盎格鲁－撒克逊文化是美国核心文化，由此文化外延出的美国文化是世界上最优秀的文化。
美国早期教育形式规约了美国人的思维模式和行为规范，培养出一批缺乏正确地感知、欣赏和理解非盎格鲁－撒克逊民族的优秀文化的美国人，一些缺乏对其他民族文化、价值、制度和宗教包容力的美国人。因此，当19世纪末数以百万计的东南欧移民涌入美国时，对外来文化的恐惧演化为一种强烈的“种族排外思潮”。正是在这种被“异化”的社会进化思想和美国教育模式的基础上，排外主义思潮找到了“理论”归宿。
排外主义思潮经历了发展、复兴和达到高潮的漫长历程。在这一过程中，社会变革、经济发展、移民本身等诸多因素既对排外主义思潮起了推动作用，也对其有制约作用。第一，当经济高速发展、劳力匮乏时，移民作为一种“劳力补充”进入就业市场后便受到企业界的欢迎。当经济衰退时，外来移民对本土劳力市场形成冲击。职业竞争、失业威胁使本土美国人对外来移民的憎恨情绪上升，排外思潮泛滥。第二，移民的规模、民族来源、文化构成和经济背景是排外思潮起伏的另一重要原因。从移民史上的四次大辩论来看，当移民人数过多，时期过于集中，文化背景与移住国相去甚远时，移民与本土美国人的磨擦就越大，排外主义思潮也就越强烈。特别是一些素质低的移民，他们的高犯罪率是排外运动受到美国公众认同的一个主要因素。第三，当美国社会发生变革时，排外思潮也随之起伏。美国独立战争和南北战争的爆发，缓解了本土人与移民的矛盾，制止了两次移民大辩论中的排外思潮。而当一战后，美国“威尔逊”理想外交失败，苏联社会主义制度建立，美国国内价值观的转向，则使美国排外思潮进入了一个“偏执狂”时期。20世纪80年代，受制冷战思维的美国人，在对待移民问题上则更多地展示了“意识形态”的立场。90年代后，随着世界体系的重组，移民来源的变化，美国开始了对其移民政策的重新调整，排外思潮在偃旗息鼓近半个世纪后又有“复兴”的势头。
与排外主义思潮同源，自由移民思潮也源自“天定命运”这一宗教观念，所不同的是，自由移民思潮的崇尚者把这一宗教观念诠释为，“帮助那些来自世界各国遭受各种宗教压迫的人民”。在早期移民始祖眼中，北美荒野的文明是他们生存的基本前提，也是实现他们神圣理想的必要条件。他们应秉承上帝的意志，把这块土地变成“希望之乡”。他们满怀拯救世界的“理想”，相信美国的未来不仅是自身的未来，也是人类的未来，甚至是宇宙的未来。移民始祖的这种远大理想随着北美大陆的不断开发和美国民族整体意识的增强而成为美国文化中的一个显著特征，而美国独立宣言中的“生命、自由、追求幸福”的信条则是这种理想的最高表现。移民始祖建立在这种“理想”之上的“天职观”把欢迎移民视作一种传播美国民主、自由的手段。他们把国父华盛顿在1783年关于“美国将敞开胸怀，不仅欢迎体面而富有的异乡来客，也欢迎那些来自世界各国和各种宗教受压迫、受迫害的人士。如果体面举止正派得体，值得享受我们的权利和特权，我们将欢迎他们前来分享”（注：马德因·琼斯：《美国移民》(Muldwyn Jones,American Immigration)，芝加哥1960年版，第79页。）的演讲作为欢迎移民的底线。这种浓郁的“理想天职观”成为自由移民思潮的理论依据。如果说“天定命运”是自由移民思潮形成的一大理论源泉的话，那么另一鲜为人知的源头则来自美国19世纪末诞生的“扩张理论”。
早在殖民时期，移民始祖的扩张意识在对印地安人的驱逐中已初露端倪，但这种扩张意识真正形成一种理论并见诸于文字则是在马汉的《海权对历史的影响》一书问世之后。美西战争后，“扩张理论”作为美国走向世界的一种“实用哲学”被美国朝野上下所接受，它把美国引出传统的孤立主义的“怪圈”，带入“全球主义”的时代。在这种无所不在的“扩张思潮”的渗透下，自由移民思潮内部分裂出两股力量：一般力量来自纯理想主义派，他们把维护移民的“自由、平等”视作上帝赋予他们的“天职”，因而不顾一切地进行维护；另一股力量则来自现实主义派，该派成员大都来自企业、商业和政界，他们在移民问题上表现出一种极为现实的态度，视移民为美国向外扩张中不可缺少的一种人力资源，更多地从政治、经济、商业的扩张角度评估移民对美国大国地位建设的作用。当经济扩张急需劳力时，他们便对移民的贡献大唱赞歌，呼吁政府放宽移民政策。当经济衰退、劳力过剩时，他们就调转船头，加入排斥移民的行列。他们还把移民纳入意识形态扩张的框架中，如一战后的“百分之百美国人运动”和“红色恐惧”运动，冷战时期对“古巴难民”的接受和排斥。自由移民思潮中的这两股力量时而合二为一，时而一分为二。这种思潮内部的不稳定性使其在与排外思潮对峙时常常处于劣势，使得美国历史上移民大辩论多以排外主义者的胜利而结束。
19世纪中期至20世纪初是自由移民思潮形成和发展的时期，这期间，来自移民本身的动力也促进了这种思潮的发展。首先在学术界，19世纪末早期抵达美国的移民相继成立了各种学术组织，以维护本民族移民的利益。1886年“美国胡格诺派协会”成立，1889年“美国苏爱人协会”成立，1891年“宾州德国人协会”成立，1892年“美国犹太人历史协会”成立，1898年“美国爱尔兰人历史协会”成立（注：杨国美、黄兆群：《美国学术界关于移民、民族和种族问题的研究》，《世界民族》1997年第3期。）。这些移民协会致力编写历史著作，赞颂本民族移民在美国历史上的贡献，宣扬一种与盎格鲁－撒克逊民族优越论抗衡的精神。此外，20世纪初，许多移民学者个人也推出一些永载史册的族裔理论。如犹太裔作家赞格威尔的“熔炉论”，犹太裔哲学家卡伦的“多元文化论”。这些理论的形成本身就是对盎格鲁－撒克逊优越论的一种挑战。其次，在政界，早期移民的从政成功使美国本土人对移民的观念也发生了根本的变化。美国19世纪著名政治家卡尔·舒尔茨为德国移民、天主教徒，但他却在美国内战前后担任过美国参议员，联邦军将军和内政部长等职。1859年舒尔茨在马萨诸塞州竞选参议员时针对废奴问题和移民政治权问题发表了雄辩而感人的《自由与平等权利》的演说（注：赵一凡编：《美国的历史文献》，三联出版社1989年版，第168页。）。该演说不仅对当时的南方蓄奴制进行了强烈的谴责和抨击，也对当时猖獗的“无所知运动”的排外思潮进行了无声的批判。他的《自由与平等权利》一文已成为所有追求民主和自由的美国人的“自然法典”。再次，在民间各族裔组织的相继成立和族裔报刊的发行维护了移民的权利和自由。1893年天主教徒创立了“宾夕法尼亚斯洛伐克天主教联合会”，以保卫自己的信仰自由；1897年阿伯拉罕·科汗创办了意第绪报纸《犹太前进报》，反对“语言同化”，防止丧失“民族认同性”；1905年“世界产业工人组织”建立，捍卫新移民的正当权利；1906年“自由移民局”成立，反对“文化测试”，以维护“正当移民”的移民权利和自由。
从对美国移民大辩论中的两股社会思潮的形成、发展的原因分析，我们不难看出“种族偏见和种族歧视”是排外思潮的万恶之源，而如何切除这种根深蒂固的“疾痼”则是一项跨世纪的工程。舒尔茨在其《自由与平等权利》一文中写道：“在这面（美国）国旗下，任何文明人类的语言都可以使用，各种信仰都受到保护，每一种权利都神圣不可侵犯。”（注：赵一凡编：《美国的历史文献》，第175页。）至于宗教狂热，如果压制将使它兴旺，迫害将使它扎根，排斥将使它强盛，可是一遇真正的民主，它就不堪一击。因此，美国何时能完全消除“种族歧视和偏见”，真正实现“自由、平等”，恐怕只有等待“真正的民主”的到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