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明清史 |
略论杜勒斯对苏战略的早期思想背景（1919—1952）
石斌
【专题名称】世界史
【专 题 号】K5
【复印期号】2001年04期
【原文出处】《史学月刊》(开封)2000年06期第114～121页
【英文标题】An Inquiry into the Intellectual Background of J. F.Dulles' Diplomatic Strategy toward the USSR (1919-1952)
SHI Bin
(Department of political science,College of Econornic law & political science,Nanjing Normal University,Nanjing,Jiangsu, 210097 China.)
【作者简介】石斌（1965— ），男，四川秀山县人，南京师范大学经济法政学院政治系讲师，博士，现正在美国做访问学者，从事国际关系史、国际关系思想史和国际政治研究。南京师范大学 经济法政学院政治系，江苏 南京，210097
【关 键 词】杜勒斯/政治哲学/外交思想/冷战/美国对苏战略John Foster Dulles/political philosophy/diplomatic think-ing/the Cold War/US strategy toward the USSR
[中图分类号] K712.54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0583—0214（2000）06—0114—08
杜勒斯是本世纪最有哲学气质和意识形态色彩的美国国务卿，其对苏战略思想很系统也很复杂。至少从参加了巴黎和会时起，杜勒斯就开始关注俄国和共产主义问题。他长期订阅有关苏联的出版物，对苏联和共产主义问题进行了广泛深入的研究。他反复阅读乃至出口成诵的两本书是《苏联共产党〈布〉历史简明教程》和斯大林的《列宁主义问题》。他的《战争或和平》一书的第二章就是对《列宁主义问题》的研究心得。由于其思想言论富于哲学意味和理论色彩，杜勒斯获得了冷战理论家、战略家的名声。有人甚至认为：“50年代普通美国公民对共产主义制度的看法——包括它所构成的威胁和美国应该如何对之作出反应——在很大程度上就是直接或间接地从杜勒斯那里得来的。 ”（注：Town-sen Hoopes, Devil and John Foster Dulles, Boston, 1973, p.490.）那么，杜勒斯究竟怎样看待美国和西方在战后所面临的基本现实——东西方的冷战和他常说的所谓苏联的“挑战”，以及在此基础上美国和西方所应选择的反应方式呢？
一 “和平变革”的政治哲学
哲学系出身、早年受家庭影响曾立志当一名牧师的杜勒斯，对人、社会和国际体系有自己的一套系统的看法。在讨论他的苏联观和对苏战略观之前，有必要先扼要地谈谈他在30年代后期就已经基本形成的那套政治哲学。
杜勒斯认为，“人本质上是自私的”，自私是“支配人类的主要动力”（注：From Kennith T. Young, Negotiating with the ChineseCommunists. New York,1968,p.187.）。人在界定和追求自己的利益时，并不总是出于某种合乎理性、合乎逻辑的理由，还受到情感和习惯的支配。“在情感、物质需求的推动下，或者与某一社会群体的传统或习俗相一致， 我们多半不加思索就采取行动。 ”（注：See D.D.Eisen-hower, Mandate for Change.pp.611—12. ）这就是杜勒斯的人性观。
按照杜勒斯的说法，社会由两大基本力量组成：“静态”力量和“动态”力量。一些人对自己的经济状况、权力和地位心满意足，希望维持现状；另一些人则要求变革。社会，或曰“人类的结合体”，“将静态力量和动态力量并置一处，使两者产生了斗争的可能”（注：Dulles, War, Peace and Change. New York,1939,pp.30,52.）。杜勒斯对人及其相互关系的这种看法，使他得出结论：“无论何时，只要人与人在一起，就会有利益冲突。”冲突是不可避免的，根除利益冲突的想法既不可能，也不必要，如果没有任何问题需要应付，我们也不会感到愉快，“此乃人性使然”（注：Dulles,address on “The Cooperation of Sovereign Equals”, Dulles Papers, in Mudd Library,Princeton University (hereafter JFDP) (Dec.4,1951),p.2.）。杜勒斯承认，在矛盾很尖锐的情况下，冲突各方肯定会诉诸武力，于是人类产生了对某种社会机制的渴求，以便“既可以从彼此的联系和交往中得到好处，又可以避免当武力成为解决冲突的惟一办法时所产生的严重弊端”。因此，问题在于如何“避免用武力解决利益冲突”（注： Dulles, War,Peace and Change. pp.8,170.）。 这不仅意味着必须建立起被广泛接受的处理变革问题的政治机制，还要求人们普遍认识到，任何自我利益，“只有当它属于开明的自我利益时才能得到满足”（注： Dulles,"Christianity:Solvent of World Conflict," in JFDP(Jan.1943),p.4.）。和平的变革需要人类更多地运用自己的理性，人的才智“虽不足以阻止那些使得变革不可避免的力量，却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调节和引导这些力量，从而影响变革的性质”（注：Dulles, "Peaceful Change Within the Society of nations," in JFDP (1936),p.5.）。
在国际关系层面上，杜勒斯也是这个思路。他认为，利己主义无论对政治人还是对具有政治人格的国家来说都是理所当然之事，“自利是一切国家固有的倾向”，冲突与不和谐是特定国际环境的题中应有之义。人类面临的挑战就是如何在上述一动一静两股力量之间找到平衡点。变革不可避免，“变革不是以和平方式进行就是以暴力方式进行”；抑制变革“只能推迟但不能阻止变革，而且还会使变革在发生时过于剧烈”（注：Dulles, "The Relation of France to A Program of World Construction," in JFDP (1920s),p.3;" The Road to Peace," The Atlantic Monthly, CLVI (1935), p. 496; "Peaceful Change within the Society of Nations, " in JFDP(1936),p.7; "Peaceful Change," International Conciliation, No. 369(April 1941),p.265.）。同样，国际体系或国际秩序的和平变革，关键也在于提倡“开明的自我利益”。换句话说，利益占优势的强国必须愿意接受变革，并且主动适应变革。但由于强国有维护既得权势地位的天然倾向，要解决这个问题并不容易（注：Dulles, address on "Economic Imperialism, " in JFDP (Jan.18,1925),p.17.）。杜勒斯所设想的解决办法是：寻找、培育和发展国际社会的共同利益，在此基础上进而建立某种政治机制，通过外交途径来减少暴力或者限制暴力的范围和规模。显然，像联合国这样的国际组织是杜勒斯的“政治机制”或“和平制度”的一部分，但绝不是它的全部内涵。他在《战争或和平》一书中说，必须建立和发展某种“和平制度”，“用制度来保障和平”，例如“一个完备的国际法机构、一支国际警察的武装力量、裁减国家的军备”等等（注：杜勒斯1957年为《战争或和平》所写的序言，中译本，世界知识出版社1960年版，第5—6页。）。鉴于国际联盟甚至联合国都未能完全防止战争，杜勒斯争辩说：“制度不完善并不证明制度本身是错的。人性往最好处说也是不完善的人，以人性为基础的任何制度都注定会有缺陷。”（ 注：Dulles, War or Peace. New York,1950,p.260.）
1939年出版的《战争、和平与变革》一书是杜勒斯的得意之作。杜勒斯在二三十年代形成的主要观点在其中得到了集中的阐述。战后的许多言论，包括《战争或和平》一书，在政治理念的层面上，也是对该书基本观点的引申和发挥，不同之处在于：由于苏联和共产主义问题逐渐成为杜勒斯政治哲学思考的主题，他的“和平变革”学说日益具体化，最后蜕变为一种有明确指向的政治战略理论。
《战争、和平与变革》这部佶屈聱牙的哲学著作，有一个显著特点：以抽象思维的形式、道德上的超然态度和哲学上的实用主义观点，来探讨所谓人类自身固有的冲突与战争的强烈倾向。该书贯穿始终的一个主题思想是：除非“和平地变革”国际社会的政治结构，建立“正义与持久”的新的世界秩序，否则战争将不可避免。
杜勒斯认为，战争的根源主要在于人性和民族国家体系本身的缺陷。人类的历史在很大程度上是“尽力调和人的自私性与合群性”之间的矛盾的历史。一个群体的社会凝聚力有赖于外部敌人的存在，爱国主义由此产生，但各民族往往在国际关系中把国家人格化了，思考问题时用的是“英雄国家”或者“坏蛋国家”这样的概念，“本民族被赋予种种英雄品质，在这个同时由其他劣等的、甚至邪恶的民族组成的险象环生的世界勇敢地生存着”。他指出，要防止战争，必须防止那种“将本国的性格等同于神性”、“将其他民族的性格等同于恶魔”的倾向（注：Dulles,War, Peace and Change,pp.8,57—58,168.）。
在对战争的根源及和平的种种尝试作了一番历史考察之后，杜勒斯再次得出结论：变革是不可避免的，问题在于变革的方式，成功的方法必须是能够导致和平转变的办法。他发现，1939年的危机与1919年的巴黎和会直接有关，其根源就在于胜利者的目光短浅和自私自利。于是杜勒斯断定，以前的种种尝试都是错误地以维持现状为基础的，解决世界和平问题的根本途径，是以正义原则为基础，建立某种国际制度或“国际机制”，从而在正当、合理的范围内去探测、控制和顺应国际社会中的变革动力，“防止那些强有力的、情绪化的，以过分激烈的变革为目标的力量的滋长”，推动和平变革，避免暴力变革（注：ibid,pp. 81,150.）。
在1943年发表的《和平的六个支柱》中，杜勒斯还就建立“正义与持久的世界秩序”提出了几条具体的建议，包括建立国际合作的政治结构；就经济问题达成国际协议；民族自治；控制军备；宗教与思想自由等等（注：Dulles, "The Six Pillars of Peace," in Van Dusen, ed., The Spiritual Legacy of John Foster Dulles. Philadelphia,1960, p.110.）。杜勒斯在这本小册子中还强调了“道德法”——基督教的道德原则——在世界事务中的地位和作用，认为对国际政治事务的处理必须符合道德法，并且认为美国应在建立和维持世界和平的过程中起特殊作用。
“变革”与“和平变革”的理论，是最具杜勒斯个人特色的思想。他在30年代后期以来的文章和演说中多次专门论述这一思想。《战争或和平》虽然主要阐述杜勒斯的反共观念，但“和平变革”也是主题之一。50年代以前杜勒斯在这个问题上的基本观点，概括起来不外三点：“变革不可避免”；主张“和平变革”，反对“暴力变革”；和平变革的有效途径是“建立新的世界制度”。
杜勒斯的早期思想深受威尔逊的影响，他显然赞同“民主和平”这种自由—国际主义的基本观念，他所说的“美国使命”也包括在全世界推广美国政治制度。但是可以看出，杜勒斯在40年代以前所说的“变革”与“和平变革”，主要指国际秩序或国际体系方面的变革，其重点并不在国家这个层面，甚至可以说并未直接涉及一国的内部政治体制问题。而战后特别是50年代以后，他的“和平变革”论的内涵发生了很大变化，越来越接近今天人们所说的西方对社会主义国家的政治战略，即“和平演变”战略。这就难怪人们往往认为杜勒斯是西方“和平演变”战略的始作俑者，同时将其“和平变革”说简化或等同于“和平演变”战略。追根溯源，杜勒斯的“和平变革”说与战后美国的“和平演变”政策原本并不相干，但杜勒斯的“和平变革”说在50年代的确发生了蜕变。在艾森豪威尔政府针对苏联和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社会内部变化趋势的“演变”战略的形成过程中，杜勒斯逐渐将其原来主要关于国际秩序和国际体系演进的“和平变革”说改造为“和平演变”战略的理论注脚，它不仅包含了“和平演变”苏联东欧等社会主义国家内部体制的目标，而且实际上也以此为主要内容，其他内容已成为一种陪衬。由于两者在外观上非常相似，这一蜕变在理论上几乎没有任何困难，以至于人们几乎忘记了“和平变革”说的本来面目。
二 从怀疑到敌视——杜勒斯对苏联的认识历程
从杜勒斯的政治生涯和思想变化的过程来看，他对苏联的认识大致可以分为三个阶段。
（一） 最初的认识（1919—1946）
从巴黎和会至1946年前，杜勒斯看到了美苏之间在政治制度和意识形态方面的差异和潜在冲突，但这段时间苏联与西方的关系问题还不是国际社会的主要矛盾，杜勒斯并未公开将苏联视为美国和西方的直接战略对手。
杜勒斯曾在威尔逊政府的战时贸易局俄国处工作，参与了十月革命后美国最初的对俄工作。在巴黎和会期间，他也曾担心俄国革命会引起连锁反应，给欧洲局势带来不稳定。不过，二三十年代杜勒斯对国际关系的思考及其“和平变革”理论的形成主要以一战的历史经验为依据，思考的重点在于根据基督教的道德法和资本主义法律原则，寻求解决资本主义经济危机和列强之间的利益冲突的办法，以避免另一次大战的爆发。虽然杜勒斯在许多文章和演说中也谈论过十月革命、布尔什维克主义对欧美国家的“威胁”，但苏联显然尚未成为杜勒斯“和平变革”说所要考虑的中心问题。
在二战期间，杜勒斯已经预感到，由于意识形态差别、利益冲突和相互间的不信任感， 战后西方与苏联的关系可能再度出现对立。 他在1945年5月就写道：“我确信， 如果我们要成功地战胜正从俄国和德国扩展开来的革命运动的话，就必须有我们自己的明确而有力的计划。”（注：Dulles to Arthur Sulzberger, May 21, 1941, from R. Pruessen, JFD:The Road to Power. New York,1982,p.269,Note 9.）在此前的1943—1944年间他还谈到，资本主义世界与苏联之间存在着重大差别：美国和西方有“宗教和思想自由”，在苏联则没有；美国和西方实行“自由企业和资本主义”，苏联则实行“国家社会主义或共产主义”（注：Dulles to Arthur Sulzberger, ibid,p.270,Note 11.）。在二战后期杜勒斯更是坦言：“他们[苏联人]没有什么理由信任我们。我们反对他们的革命。我们向反革命分子提供军事援助。许多年来，我们设法阻止他们与世界其他国家进行经济、外交接触。在德国的进攻使之与我们成为战友之前，我们的公众领导人一直都在攻击他们。”（注：Dulles, "Appraisal of United States Foreign Policy," Feb. 5,1945,(box 27 JFDP).）随着战争即将结束，他看到美苏之间固有的敌对因素有发展的可能，于是吁请当局注意缓解这些矛盾。他说：“我并不是说、也未曾说过我们应该相信苏联或者他们应该相信我们。双方显然都有怀疑对方的理由。今后的工作应该是设法消除这种不信任。”（注：Letter from Dulles to Eugene Lyons, in JFDP (Feb.14,1945).）他甚至认为，应该承认苏联在东欧有特殊利益，也不能忽视苏联军队已经控制巴尔干的事实，美国在寻求苏联的合作时“不应固执己见”，而应该“安抚、理解他国的理想与根本需要”（注：Dulles address, in JFDP(Jan. 16,1945),pp.10—11.）。直到1946年上半年为止，杜勒斯仍然认为，西方与苏联这个战时盟国之间虽然存在分歧，关系微妙甚至比较冷淡，但仍有可能朝合作而不是对抗的方向发展。当然，形势的发展未能如其所愿，杜勒斯本人对苏联的看法也开始发生变化。
（二） 支持民主党政府的冷战政策（1946—1949）
从二战后期开始，杜勒斯参与了美国政府的许多重大外交活动，包括1945年的联合国制宪会议、伦敦五国外长会议以及1947年和1949年分别在伦敦、莫斯科和巴黎举行的外长会议，1951年他还作为大使级总统特别代表，参加了对日和平条约的谈判。杜勒斯亲身经历了美苏关系恶化的主要过程。在他看来，美国在1945年伦敦外长会议上“暴露了由来已久的分歧”，美国在会上断然拒绝苏联的要求，标志着对苏“决不姑息”政策的开始（注：Dulles, War or Peace.pp. 24—30.）。但杜勒斯此时仍然认为美苏关系的主流趋势是有限的合作而不是全面对抗。1946年春他还在说，尽管很困难，但还是可以设法防止美苏关系进一步疏远（注：Dulles,"A First Balance Sheet of the United Nations," International Conciliation, No.420(April 1946),p.181.）。
到了1946年夏，杜勒斯终于彻底放弃这种模棱两可的立场。在1946年6 月刊登于《生活》杂志的《关于苏联外交政策和我们的对策的几点思考》一文中，杜勒斯公开呼吁美国和西方应做好长期准备，应付苏联和国际共产主义的威胁，大谈所谓美苏之间的根本分歧和不可调和的矛盾。这篇文章实际上是一篇声讨苏联的檄文，可以说是杜勒斯思想转变的标志（注：Dulles,"Thoughts on Soviet Foreign Policy and What to Do About It," Life,3 and 10 June 1946.）。杜勒斯此时明确提出，苏联的计划和行为“与美国试图同苏联恢复正常关系，建立一个和平、安全的世界这一愿望是不相容的”（注：Louis Gerson,John Fos-ter Dulles. New York, 1967,p.44.）。
战后初期杜勒斯就此提出的核心论点概括起来主要有三点：苏联对美国和西方构成了严重挑战；苏联与西方的对立首先是一场思想斗争；美国有责任带头应付这场挑战。杜勒斯认为，美苏之间的分歧与对抗不同于传统意义上的大国利益冲突，可以通过利益调整或妥协来解决；战后美苏分歧是无神论的共产主义与信仰上帝的资本主义之间的对立，是两种截然不同的经济制度之间的对立，因此它首先是一场思想斗争。苏联外交政策的基本目标， 是让全世界接受他们的制度（注：Dulles, "Freedom Through Sacrifice, " The Commercial and Chronicle 163. May 30,1946.）。总之，基督教文明正面临苏联的挑战，“一个世界范围的斗争，主要是一场西方（基督教）文明与共产主义之间的思想斗争，前者由美国领导，后者由苏联领导”（注：Dulles, "Secret Memorandum", March, 1947,box 31,JFDP.）。
（三） 为共和党拟定外交政纲（1949—1953）
1949年至1953年，是杜勒斯从事党派活动最活跃的时期。素以鼓吹“两党一致”著称、党派立场一直十分暖昧的杜勒斯这时明确站在共和党阵营，积极为共和党上台出谋划策。作为艾森豪威尔大选班子的对外政策问题发言人，他猛烈抨击民主党的对苏政策，主持拟定了共和党的外交政纲，并将自己“报复”论和“解放”论写进了政纲。这段时间关于苏联的言论特别是他那些“竞选语言”十分尖锐、夸张甚至极端化，这不仅出于党派斗争的需要，同时也是为了迎合国内的反共气氛、树立自己的反共形象。杜勒斯过去与杜鲁门政府的关系过于密切，这使他的处境一度非常尴尬。为了在共和党内占有一席之地，他感到有必要同民主党人及其政策划清界限。更重要的是，进入50年代，不仅两党中的右翼势力很猖獗，整个美国社会都弥漫着狂热的反共思潮，坚定不移的反共分子形象已经成了充当有效政治代理人的先决条件。作为自由派或东部“国际派”共和党人，他必须为自己树立起一个不容置疑的反共形象。
三 对西方文明的“历史性挑战”——杜勒斯的苏联观
进入50年代后，在苏联问题上，杜勒斯已经形成了自己的一套系统的观念，随着他越来越深地介入美国外交政策的实际运作过程，这些观念也更加具体化。出任国务卿以后，他不仅是艾森豪威尔政府对苏政策的权威解释者，在对苏联进行战略估价、确定苏联“威胁”的性质方面，也是决策层中最有影响的人物。杜勒斯早年在苏联和共产主义问题上的观点，尤其是那些根深蒂固、始终一贯的观点或结论，构成了杜勒斯对苏政策的思想基础。我们不妨择其要者作进一步的分析与概括。
（一） 关于苏联“挑战”的“历史性”和“复杂性”
所谓“历史性”，杜勒斯指的是共产主义对西方文明构成了过去10个世纪未曾有过的“历史性的挑战”。由于这场斗争是世界范围的，规模空前且性质极为复杂，而且还具有“长期性”，因此美国和西方必须作长远的打算。杜勒斯说，“‘长期’这一因素是极端重要的”，“苏联共产党人正在为他们所谓的‘整整一个历史时期’作出计划，我们也应该这样做”（注：Dulles address, "The Evolution of Foreign Policy," Jan. 12,1954, DSB, XXX(Jan.25,1954),pp.107—110.）。而所谓“复杂性”，至少体现在两个方面：首先，如上一节所言，杜勒斯认为这场斗争不同于传统意义上的大国利益冲突，而是两种“主义”之争，是两种制度之间的对立，因而首先是一场思想斗争；其次，杜勒斯认为“挑战者”本身的性质也很复杂，苏联已不是传统意义上那种仅仅由于自身实力的增长而要求改变国际秩序现状的大国，战后苏联对外行为的驱动因素，除了共产主义的观念，还包括由来已久的俄罗斯帝国主义传统。他承认，苏联这个共产主义与“俄罗斯帝国主义”的混合物，固然有有其明显的弱点，但在一定时期里仍具有旺盛的生命力，在一定范围内，对其他民族还具有相当大的“吸引力”。因此，杜勒斯认为，这就给我们这个时代提出了一个最大的问题：“西方文明是否已经老朽不堪，注定消亡，让位于从马克思的共产主义与俄罗斯帝国主义的‘罪恶结合’中孕育出来的朝气蓬勃、充满活力而又野蛮的社会。”（注：Dulles address, "Where Are We? A Five — Year Record of America's Response to the Challenge of Communism, "Dec. 29,1950,DSB,XXIV(Jan.15,1951),p.85.）
（二） 关于苏联对外政策的目标与手段
杜勒斯在40年代后期经常谈到的一个观点是：苏联实行的是沙俄的扩张政策，不仅具有“侵略性”，而且手段“邪恶”，目标是“控制整个世界”。他还说，苏联的目标有两类：一类是反映了“沙俄的恐惧和野心”的“民族主义目标”；一类是苏联共产党的“广泛而长远的目标”（注：Dulles address, "Not War, Not Peace," in JFDP ( Jan.17,1948),p.4.）。他认为这两类目标并不总是一致，但苏联对外目标的意识形态根源与民族主义或国家利益根源之间的界限有时也很难确定（注：Dulles, "US and Russia Could Agree", interview in US News and World Report, XXVI(Jan. 21,1949),p. 35;Dulles address(May 4,1948),in Van Dusen,ed.,OP.Cit.,p.152.）。
在《战争或和平》一书中，杜勒斯直言不讳地提出，必须以一切可以利用的手段来同共产主义作斗争。他写道，苏维埃共产主义的真正目的，应从共产党人所奉行的“教义”来判断，为此必须首先“理解苏维埃共产主义的学说”，“只有那些真正掌握了这一理论的人，才能研究并反对那些把它当作‘行动底指南’的人们的动向”。在杜勒斯看来，这些“教义”都明白地写在斯大林的《列宁主义问题》和《苏联共产党（布）历史简明教程》之中，这是了解苏联政策目标和手段的两本好教材，斯大林的这本书对于共产党，就像希特勒的《我的奋斗》对于纳粹党一样，它论述了苏联共产主义的信仰、目的以及统治世界的计划和方法。按照杜勒斯的理解，以斯大林为首的苏联共产党，运用“讹诈、恐怖、暴力或其他一切能达到他们目的的方法”，“以扩张其势力到全世界为他们的神圣责任”。在外交政策上，苏联用暴力手段来达到其目标，苏联的策略是要包围和孤立西方。
但杜勒斯也指出，苏联领导人认为阶级斗争是比国际战争更有效的一种手段，也就是说，苏联“征服世界”的主要手段并不是直接军事进攻，而是“阶级斗争、内战、渗入、恐怖手段、宣传”等等。“不必直接使用俄国军队，就完成了苏联共产党势力的扩张。”苏联共产主义已经统治了人类的三分之一，这说明它所采用的手段效果十分显著。总之，苏联一般只是把军事进攻的可能性作为一种宣传工具，以帮助他们的“间接侵略”，而且它在“冷”战方面的技术比美国高明得多，他们能够利用这些手段在冷战中获得重大胜利，因此绝不会愚蠢到对拥有强大军事力量的美国发动战争，因为它在这方面并无优势。
杜勒斯认为，苏联共产党最可怕的战术是：它不仅使用进攻策略，还使用退却策略；它并不一味进攻，而是“等待”和“慎重地选择致命打击的时机”。这就比认为必须永远采取攻势的希特勒纳粹主义“更为可怕”。此外，苏联领导人信奉的是实力政治，他们“自己拥有并行使巨大的权力；他们也承认并尊重别人的权力；但他们对那些由于软弱和恐惧而向权势屈服的人则只是蔑视而已”。“这就是敌人的性格”。因此，“实力是和苏联领导人打交道取得成功的关键。实力不仅包括军事力量，也包括经济力量和其他无形的东西”（注：杜勒斯：《战争或和平》，第11—20页。）。杜勒斯1953年以后对东西方谈判和苏联局部缓和意向的消极态度，显然正是基于这种认识。
为什么苏联的目标是“征服世界”呢？其对外政策的动因究竟是什么？对此杜勒斯有多种解释。在《战争或和平》中，他认为，苏联领导人以“使全世界接受他们的制度”为目标，既是“出于扩大和维护其势力范围的民族主义欲望”，同时也是出于这样一个真诚的信念：西方社会那种个人自由是人类冲突与徒劳无功的基本原因，必须取消这种自由才能够增进人类的物质利益，促进世界和平与安全（注：Dulles, War or Peace.p.136.）。但这还比较模糊，1950年12月的一次演说讲得更清楚。在这次演讲中，他认为战后苏联对外政策的动因有二：一是共产主义的观念；二是俄罗斯帝国主义传统。在1951年5月的演说中， 他又说，苏联计划的主要原因是恐惧感和国家安全的需要，“苏联领导人感到自己不得不在世界范围内扩展他们的制度，以此作为防止其在国内所取得的成就被毁灭的惟一途径”，只要别的地方有自由，苏联的制度就难以为继，因此它“必须设法使其他国家也加入这个没有自由的制度的行列”（注：Dulles address, May 18,1951,in DSB,XXIV,p.845.）。
如果将其早期观点和整个50年代在各种场合的言论联系起来考察，关于这个问题，他的答案实际上有三个：一是意识形态因素；二是根深蒂固的扩大帝国统治范围的欲望；三是由来已久、积习成癖的“不安全情结”（注：Dulles, "What I Have Learned About the Russians," Colliers, May 12,1949,; Dulles news conference (April 3,1953);Dulles address to National War College (June 16,1953); Dulles press conference (Jan., 1 and June 10,1958).）。 他认为最容易发生变化的是第一个因素，最持久的是第二个因素，最基本的是第三个因素。与50年代初以前的看法略有不同，1953年以后杜勒斯更强调后两者的作用，认为二者其实是一个铜板的两面，扩大势力范围主要也是出于安全方面的考虑。他越来越觉得，苏联领导人更关心的是自己的国家安全，而不是推广共产主义。他认为大多数苏联领导人是务实、老练的政治家，他们经常将意识形态当作权力的工具，但他们自己肯定不是意识形态的工具和真正服膺者，也不是什么“理想主义者”，他们的对外政策从根本上讲仍然是以国家利益和国家安全为出发点（注： Letter from Dulles to Merlyn S.Pitzele, in JFDP (August 4,1947).）。与凯南一样，杜勒斯也认为苏联不会轻易进行军事冒险，更不会为了推广共产主义而危害自身安全。在他看来，苏联的外交路线是“不战不和”，而这是习惯于用非此即彼的思维模式看问题的美国人所无法理解的（注：Dulles address on "Not War, Not Peace," (Jan.17,1948).）。
（三） 关于苏联—共产主义的“吸引力”和战略上的若干优势
杜勒斯认为，战后五年以来，苏联运用除直接武装进攻以外的手段进行共产主义“扩张”所取得的成功远远超过其失败，其原因有三：一是苏联向全世界进行“具有普遍号召力的宣传”；二是苏共建立了非常完善的组织，在全世界进行“间接侵略”；三是它有进攻的便利，无论是宣传或“冷战”它都不必害怕反攻。它“能够选择进攻的时间和地点”，并且“有充分的时间来巩固它所获得的利益”。从这里我们已经可以看到杜勒斯后来提出的一些主要对苏战略思想的根源。首先，杜勒斯一贯强调“思想的力量”，重视宣传和标语口号的作用。因为他相信，尽管“马克思主义是唯物的和不信神的，但共产党却深知思想的力量，党的领袖非常重视标语口号，因为标语口号能够号召各地的人民，特别是能号召苏联领袖们希望能够驾驭的‘群众’的力量”。“苏联共产党最犀利的武器是宣传。”其次，杜勒斯不断呼吁巩固西方阵线，革除自身的弊端，增强西方社会的“吸引力”，从而维持西方的优势，稳住阵脚，以便与苏联长期较量。因为他看到，苏联的制度和对外政策对于那些曾经饱受帝国主义、殖民主义的侵略和压迫，迫切希望改变现存国际政治经济秩序的国家或民族，具有相当大的吸引力和号召力。苏联外交政策之所以具有一种“内在的活力”或“冲劲”，有一种天然的吸引力，杜勒斯认为这主要是因为它在本质上具有破旧立新的革命性质。“变革是生活的法则。那些寻求变革的人因为觉得自己似乎顺应了不可抗拒的历史潮流而兴高采烈。”为苏联外交政策所吸引的是“那些认为必须进行激进变革才能使世界更加美好的人”，“那些觉得自己可以从推翻现存秩序中获得个人利益的人”，以及“那些对自己的命运愤愤不平的人”（注：Dulles, "Thoughts on Soviet Foreign Policy and What to Do About It,"Life,XX(June 3,1946),p.124.）。最后，正是因为他觉得苏联可以凭借自己能够运用自如的一整套手段，在全球范围内自由地选择进攻的时间和地点，使美国和西方应接不暇、顾此失彼，陷入消极被动的局面，两年后他就抛出了“大规模报复”的思想，后来终于发展为艾森豪威尔政府的军事外交战略。
如果说杜勒斯在50年代以前谈论的主要还是苏联的“软实力”的话，就任国务卿以后他开始更多地强调苏联在军事、经济、科技、人力等方面的有形资源，1957年以后尤其如此，例如在1958年1 月在一次演说中，他详细列举了构成苏联“共产帝国主义力量”的各种有形与无形因素，并再次强调要准确估计苏联的力量和弱点，避其锋芒，利用其弱点（注：参见Dulles address, "The Role of Negotiation," Jan.16,1958,Public Services Division Series S—No.62,Department of Sta-te, Washington 25, D.C.,p.2.）。
（四） 关于苏联—共产主义的“弱点”
按照冷战时期美国领导人的一贯说法，苏联最根本的弱点，是其制度的“专制”、“集权”和“独裁”性质，杜勒斯谈得最多的也是这一条。他说，苏联的弱点“不是军事上的弱点，也不是缺乏物质力量”，它所以软弱，“是因为它企图用压制不可能无限期被压制的人类的愿望的办法，用掩盖不可能无限期被掩盖的真相的办法，来维持一个反常的的专制政权”（注：《杜勒斯言论选辑》，世界知识出版社1960年版，第256—257页。）。在《战争或和平》中，杜勒斯说，独裁政权往往是金玉其外、败絮其中，“很容易从内部使其垮台”，因为“在苏联本土存在者广泛的不满情绪”，“政府和人民之间存在着紧张关系”。他还从决策机制方面看出了问题：“两个明显的弱点是潜伏在上层领袖之间的互不信任和猜疑以及缺乏灵活性……非经过政治局的辩论，便不能作出重要的决定，这就是主要的弱点。”（注：杜勒斯：《战争或和平》，第222、231页。）
杜勒斯后来多次专门以“共产主义的弱点”为题，详细阐述上述论点（注：见Dulles address, "The Role of Negotiation", Jan. 16,1958; Dulles address,"Principles and Policies in a Changing Wo-uld, "Nov.18,1958,Public Services Division Series S—No.75,The Department of State, pp.8—9.）。但其核心观点始终是：苏联社会内部和苏东集团之间都存在着严重的紧张关系，苏联的体制和政策面临内外双重困境，内在压力，外遭抵制，而所有这些弱点或困境的根源都在于苏联“单一的、独裁的、纪律严明的制度”。因此，杜勒斯一贯认为，苏联制度固有的弱点将最终导致苏联内部发生根本的变化，美国和西方应该充分利用这些弱点，在政治、经济、外交、心理等各个方面向苏联全面施加压力，以加速这一变化。80年代末苏联解体，证实了杜勒斯的预见。
四 结 论
杜勒斯出任国务卿时已65岁，如果从他1907年随外祖父参加海牙和平会议时算起，已经有40多年国际事务方面的经验。他不仅有一套自成体系的国际政治哲学，而且对冷战、共产主义以及苏联的实力、对外目标和政策手段，也有一些基本的看法，这些思想对他此后的政策不能不产生深刻的影响。事实上，以其“和平变革”的政治哲学和对战后苏联内政外交的认识为基础，杜勒斯在50年代初就形成了自己的一套颇具特色的对苏战略观。虽然1953年以后随着形势的发展特别是斯大林之后苏联内政外交的调整和东西方关系的变化，杜勒斯的战略思想也发生过若干具体的变化，但有几个基本特征仍然是前后一贯的，这就是：突出“思想斗争”、强调政治优势；竭力维护“集体安全”，呼吁增强西方的“吸引力”；主张保持对苏军事压力、确保战略威慑；而连接所有这些方面的一条主线则始终是“以压力促变革”。限于篇幅和论题，这里无须细说，但有一点很清楚，杜勒斯在1953年以后的对苏政策主张与其早期思想之间有着明显的关联，例如：杜勒斯与艾森豪威尔后来所说“长途拉力赛”，与杜勒斯关于冷战和苏联挑战的“长期性”的观点如出一辙；杜勒斯强调“政治战”、“思想战”、“心理战”的作用，与他对冷战之“复杂性”的认识相一致；对东西方谈判和苏联局部缓和意愿的消极态度，正是因为他始终怀疑这是苏联的“退却策略”或“迂回战术”；坚持全面施压的对苏基本战略，与他对苏联的上述策略和内外“弱点”的认识有关；其“报复论”也可以从他对苏联对外策略的认识上找到源头；而其对“和平演变”战略的理论阐释则显然得益于其“和平变革”的政治哲学。
如果将杜勒斯的思想前后联系起来考察，我们就可以发现，他的对苏战略构想，概括起来就是这样一种逻辑顺序：暂时共处，全面竞争，不断施压，谋求变革。“共处”是条件，是冷战游戏得以进行的前提；“竞争”（包括局部对抗）是实质；“高压”是主要手段；“变革”是最终目的。总之，“以压力促变革”，是杜勒斯对苏战略的本质特征。他提出的“大规模报复战略”、“解放政策”、“推回”、“战争边缘”等等，在实践中都是对苏联进行政治攻势的手段，本质上都是当作一种压力来使用，以外部压力推动内部压力，内外夹攻，目的是搞乱、挤跨、压跨苏联，早年那套“和平变革”的政治哲学经过改造和加工，在苏东问题上得到了具体的应用。
但1953年以后的形势毕竟与40年代末50年代初有所不同，杜勒斯原来所持有的那些观念必然与不断变化的国际政治现实发生冲突，使他经常陷入困境，这就是他在对苏政策上有时摇摆不定、内心矛盾重重的主要原因。过去几十年研究者们争论不休的所谓杜勒斯在某些问题上的“两面性”，其实正是这种困境的反映。了解杜勒斯的早期思想，有助于更好地解释1953年以后杜勒斯在对苏战略上的那些矛盾现象，从种种看似混乱、矛盾的表象背后，找出一些本质的东西。过去的许多争论之所以在结论上南辕北辙，很大程度上正是因为就事论事、忽略了杜勒斯的思想前后之间的联系。这也说明，对于冷战史上的一些重要人物，不仅要看他们做了什么，在决策中起了什么作用，还要追溯其思想根源。冷战主角们究竟怎样看待对手和冷战本身的性质，对于我们今天的反思尤其重要。总之，冷战史研究的深入，还需要加上一个思想史的视角。
【收稿日期】 2000—02—05^
【专 题 号】K5
【复印期号】2001年04期
【原文出处】《史学月刊》(开封)2000年06期第114～121页
【英文标题】An Inquiry into the Intellectual Background of J. F.Dulles' Diplomatic Strategy toward the USSR (1919-1952)
SHI Bin
(Department of political science,College of Econornic law & political science,Nanjing Normal University,Nanjing,Jiangsu, 210097 China.)
【作者简介】石斌（1965— ），男，四川秀山县人，南京师范大学经济法政学院政治系讲师，博士，现正在美国做访问学者，从事国际关系史、国际关系思想史和国际政治研究。南京师范大学 经济法政学院政治系，江苏 南京，210097
| 【内容提要】 | 杜勒斯的对苏战略构想和政策主张与其早期经历和思想有着密切的关联。杜勒斯对苏战略观的政治哲学基础是他早年形成的“和平变革”论，其思想根源包括在冷战初期即已基本定型的苏联观，即他对苏联“挑战”的性质、对外目标与手段、战略上的优势和弱点等问题的基本判断。联系这个思想背景，可以从杜勒斯令人目眩的多种表象背后，看到一条清晰而又前后连贯的政策思路。可以说，杜勒斯的对苏战略构想就其本质而言是一以贯之的，其逻辑顺序可以概括为“共处—竞争—高压—变革”。 J. F. Dulles' conception of US strategies and policies toward the USSR had a profound ideological background that can be traced back to his earlier years. His strategic ideas and policy propositions were based on his political philosophy of ‘Peaceful Change’and his perceptions of the nature of the so-called Soviet challenge, its foreign objectsand tactics, and its strategic advantages and disadvantages. Taking this background into consideration, we can find out an obvious train of his strategic thinking. It is safe to say that Dulles' conception of US strategy toward the USSR was in essence consistent, which can be summarized as such a logical sequence: to co-exist temporarily, to compete comprehensively, to assert pressure unceasingly, and to seek Peaceful Change finally. |
杜勒斯是本世纪最有哲学气质和意识形态色彩的美国国务卿，其对苏战略思想很系统也很复杂。至少从参加了巴黎和会时起，杜勒斯就开始关注俄国和共产主义问题。他长期订阅有关苏联的出版物，对苏联和共产主义问题进行了广泛深入的研究。他反复阅读乃至出口成诵的两本书是《苏联共产党〈布〉历史简明教程》和斯大林的《列宁主义问题》。他的《战争或和平》一书的第二章就是对《列宁主义问题》的研究心得。由于其思想言论富于哲学意味和理论色彩，杜勒斯获得了冷战理论家、战略家的名声。有人甚至认为：“50年代普通美国公民对共产主义制度的看法——包括它所构成的威胁和美国应该如何对之作出反应——在很大程度上就是直接或间接地从杜勒斯那里得来的。 ”（注：Town-sen Hoopes, Devil and John Foster Dulles, Boston, 1973, p.490.）那么，杜勒斯究竟怎样看待美国和西方在战后所面临的基本现实——东西方的冷战和他常说的所谓苏联的“挑战”，以及在此基础上美国和西方所应选择的反应方式呢？
一 “和平变革”的政治哲学
哲学系出身、早年受家庭影响曾立志当一名牧师的杜勒斯，对人、社会和国际体系有自己的一套系统的看法。在讨论他的苏联观和对苏战略观之前，有必要先扼要地谈谈他在30年代后期就已经基本形成的那套政治哲学。
杜勒斯认为，“人本质上是自私的”，自私是“支配人类的主要动力”（注：From Kennith T. Young, Negotiating with the ChineseCommunists. New York,1968,p.187.）。人在界定和追求自己的利益时，并不总是出于某种合乎理性、合乎逻辑的理由，还受到情感和习惯的支配。“在情感、物质需求的推动下，或者与某一社会群体的传统或习俗相一致， 我们多半不加思索就采取行动。 ”（注：See D.D.Eisen-hower, Mandate for Change.pp.611—12. ）这就是杜勒斯的人性观。
按照杜勒斯的说法，社会由两大基本力量组成：“静态”力量和“动态”力量。一些人对自己的经济状况、权力和地位心满意足，希望维持现状；另一些人则要求变革。社会，或曰“人类的结合体”，“将静态力量和动态力量并置一处，使两者产生了斗争的可能”（注：Dulles, War, Peace and Change. New York,1939,pp.30,52.）。杜勒斯对人及其相互关系的这种看法，使他得出结论：“无论何时，只要人与人在一起，就会有利益冲突。”冲突是不可避免的，根除利益冲突的想法既不可能，也不必要，如果没有任何问题需要应付，我们也不会感到愉快，“此乃人性使然”（注：Dulles,address on “The Cooperation of Sovereign Equals”, Dulles Papers, in Mudd Library,Princeton University (hereafter JFDP) (Dec.4,1951),p.2.）。杜勒斯承认，在矛盾很尖锐的情况下，冲突各方肯定会诉诸武力，于是人类产生了对某种社会机制的渴求，以便“既可以从彼此的联系和交往中得到好处，又可以避免当武力成为解决冲突的惟一办法时所产生的严重弊端”。因此，问题在于如何“避免用武力解决利益冲突”（注： Dulles, War,Peace and Change. pp.8,170.）。 这不仅意味着必须建立起被广泛接受的处理变革问题的政治机制，还要求人们普遍认识到，任何自我利益，“只有当它属于开明的自我利益时才能得到满足”（注： Dulles,"Christianity:Solvent of World Conflict," in JFDP(Jan.1943),p.4.）。和平的变革需要人类更多地运用自己的理性，人的才智“虽不足以阻止那些使得变革不可避免的力量，却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调节和引导这些力量，从而影响变革的性质”（注：Dulles, "Peaceful Change Within the Society of nations," in JFDP (1936),p.5.）。
在国际关系层面上，杜勒斯也是这个思路。他认为，利己主义无论对政治人还是对具有政治人格的国家来说都是理所当然之事，“自利是一切国家固有的倾向”，冲突与不和谐是特定国际环境的题中应有之义。人类面临的挑战就是如何在上述一动一静两股力量之间找到平衡点。变革不可避免，“变革不是以和平方式进行就是以暴力方式进行”；抑制变革“只能推迟但不能阻止变革，而且还会使变革在发生时过于剧烈”（注：Dulles, "The Relation of France to A Program of World Construction," in JFDP (1920s),p.3;" The Road to Peace," The Atlantic Monthly, CLVI (1935), p. 496; "Peaceful Change within the Society of Nations, " in JFDP(1936),p.7; "Peaceful Change," International Conciliation, No. 369(April 1941),p.265.）。同样，国际体系或国际秩序的和平变革，关键也在于提倡“开明的自我利益”。换句话说，利益占优势的强国必须愿意接受变革，并且主动适应变革。但由于强国有维护既得权势地位的天然倾向，要解决这个问题并不容易（注：Dulles, address on "Economic Imperialism, " in JFDP (Jan.18,1925),p.17.）。杜勒斯所设想的解决办法是：寻找、培育和发展国际社会的共同利益，在此基础上进而建立某种政治机制，通过外交途径来减少暴力或者限制暴力的范围和规模。显然，像联合国这样的国际组织是杜勒斯的“政治机制”或“和平制度”的一部分，但绝不是它的全部内涵。他在《战争或和平》一书中说，必须建立和发展某种“和平制度”，“用制度来保障和平”，例如“一个完备的国际法机构、一支国际警察的武装力量、裁减国家的军备”等等（注：杜勒斯1957年为《战争或和平》所写的序言，中译本，世界知识出版社1960年版，第5—6页。）。鉴于国际联盟甚至联合国都未能完全防止战争，杜勒斯争辩说：“制度不完善并不证明制度本身是错的。人性往最好处说也是不完善的人，以人性为基础的任何制度都注定会有缺陷。”（ 注：Dulles, War or Peace. New York,1950,p.260.）
1939年出版的《战争、和平与变革》一书是杜勒斯的得意之作。杜勒斯在二三十年代形成的主要观点在其中得到了集中的阐述。战后的许多言论，包括《战争或和平》一书，在政治理念的层面上，也是对该书基本观点的引申和发挥，不同之处在于：由于苏联和共产主义问题逐渐成为杜勒斯政治哲学思考的主题，他的“和平变革”学说日益具体化，最后蜕变为一种有明确指向的政治战略理论。
《战争、和平与变革》这部佶屈聱牙的哲学著作，有一个显著特点：以抽象思维的形式、道德上的超然态度和哲学上的实用主义观点，来探讨所谓人类自身固有的冲突与战争的强烈倾向。该书贯穿始终的一个主题思想是：除非“和平地变革”国际社会的政治结构，建立“正义与持久”的新的世界秩序，否则战争将不可避免。
杜勒斯认为，战争的根源主要在于人性和民族国家体系本身的缺陷。人类的历史在很大程度上是“尽力调和人的自私性与合群性”之间的矛盾的历史。一个群体的社会凝聚力有赖于外部敌人的存在，爱国主义由此产生，但各民族往往在国际关系中把国家人格化了，思考问题时用的是“英雄国家”或者“坏蛋国家”这样的概念，“本民族被赋予种种英雄品质，在这个同时由其他劣等的、甚至邪恶的民族组成的险象环生的世界勇敢地生存着”。他指出，要防止战争，必须防止那种“将本国的性格等同于神性”、“将其他民族的性格等同于恶魔”的倾向（注：Dulles,War, Peace and Change,pp.8,57—58,168.）。
在对战争的根源及和平的种种尝试作了一番历史考察之后，杜勒斯再次得出结论：变革是不可避免的，问题在于变革的方式，成功的方法必须是能够导致和平转变的办法。他发现，1939年的危机与1919年的巴黎和会直接有关，其根源就在于胜利者的目光短浅和自私自利。于是杜勒斯断定，以前的种种尝试都是错误地以维持现状为基础的，解决世界和平问题的根本途径，是以正义原则为基础，建立某种国际制度或“国际机制”，从而在正当、合理的范围内去探测、控制和顺应国际社会中的变革动力，“防止那些强有力的、情绪化的，以过分激烈的变革为目标的力量的滋长”，推动和平变革，避免暴力变革（注：ibid,pp. 81,150.）。
在1943年发表的《和平的六个支柱》中，杜勒斯还就建立“正义与持久的世界秩序”提出了几条具体的建议，包括建立国际合作的政治结构；就经济问题达成国际协议；民族自治；控制军备；宗教与思想自由等等（注：Dulles, "The Six Pillars of Peace," in Van Dusen, ed., The Spiritual Legacy of John Foster Dulles. Philadelphia,1960, p.110.）。杜勒斯在这本小册子中还强调了“道德法”——基督教的道德原则——在世界事务中的地位和作用，认为对国际政治事务的处理必须符合道德法，并且认为美国应在建立和维持世界和平的过程中起特殊作用。
“变革”与“和平变革”的理论，是最具杜勒斯个人特色的思想。他在30年代后期以来的文章和演说中多次专门论述这一思想。《战争或和平》虽然主要阐述杜勒斯的反共观念，但“和平变革”也是主题之一。50年代以前杜勒斯在这个问题上的基本观点，概括起来不外三点：“变革不可避免”；主张“和平变革”，反对“暴力变革”；和平变革的有效途径是“建立新的世界制度”。
杜勒斯的早期思想深受威尔逊的影响，他显然赞同“民主和平”这种自由—国际主义的基本观念，他所说的“美国使命”也包括在全世界推广美国政治制度。但是可以看出，杜勒斯在40年代以前所说的“变革”与“和平变革”，主要指国际秩序或国际体系方面的变革，其重点并不在国家这个层面，甚至可以说并未直接涉及一国的内部政治体制问题。而战后特别是50年代以后，他的“和平变革”论的内涵发生了很大变化，越来越接近今天人们所说的西方对社会主义国家的政治战略，即“和平演变”战略。这就难怪人们往往认为杜勒斯是西方“和平演变”战略的始作俑者，同时将其“和平变革”说简化或等同于“和平演变”战略。追根溯源，杜勒斯的“和平变革”说与战后美国的“和平演变”政策原本并不相干，但杜勒斯的“和平变革”说在50年代的确发生了蜕变。在艾森豪威尔政府针对苏联和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社会内部变化趋势的“演变”战略的形成过程中，杜勒斯逐渐将其原来主要关于国际秩序和国际体系演进的“和平变革”说改造为“和平演变”战略的理论注脚，它不仅包含了“和平演变”苏联东欧等社会主义国家内部体制的目标，而且实际上也以此为主要内容，其他内容已成为一种陪衬。由于两者在外观上非常相似，这一蜕变在理论上几乎没有任何困难，以至于人们几乎忘记了“和平变革”说的本来面目。
二 从怀疑到敌视——杜勒斯对苏联的认识历程
从杜勒斯的政治生涯和思想变化的过程来看，他对苏联的认识大致可以分为三个阶段。
（一） 最初的认识（1919—1946）
从巴黎和会至1946年前，杜勒斯看到了美苏之间在政治制度和意识形态方面的差异和潜在冲突，但这段时间苏联与西方的关系问题还不是国际社会的主要矛盾，杜勒斯并未公开将苏联视为美国和西方的直接战略对手。
杜勒斯曾在威尔逊政府的战时贸易局俄国处工作，参与了十月革命后美国最初的对俄工作。在巴黎和会期间，他也曾担心俄国革命会引起连锁反应，给欧洲局势带来不稳定。不过，二三十年代杜勒斯对国际关系的思考及其“和平变革”理论的形成主要以一战的历史经验为依据，思考的重点在于根据基督教的道德法和资本主义法律原则，寻求解决资本主义经济危机和列强之间的利益冲突的办法，以避免另一次大战的爆发。虽然杜勒斯在许多文章和演说中也谈论过十月革命、布尔什维克主义对欧美国家的“威胁”，但苏联显然尚未成为杜勒斯“和平变革”说所要考虑的中心问题。
在二战期间，杜勒斯已经预感到，由于意识形态差别、利益冲突和相互间的不信任感， 战后西方与苏联的关系可能再度出现对立。 他在1945年5月就写道：“我确信， 如果我们要成功地战胜正从俄国和德国扩展开来的革命运动的话，就必须有我们自己的明确而有力的计划。”（注：Dulles to Arthur Sulzberger, May 21, 1941, from R. Pruessen, JFD:The Road to Power. New York,1982,p.269,Note 9.）在此前的1943—1944年间他还谈到，资本主义世界与苏联之间存在着重大差别：美国和西方有“宗教和思想自由”，在苏联则没有；美国和西方实行“自由企业和资本主义”，苏联则实行“国家社会主义或共产主义”（注：Dulles to Arthur Sulzberger, ibid,p.270,Note 11.）。在二战后期杜勒斯更是坦言：“他们[苏联人]没有什么理由信任我们。我们反对他们的革命。我们向反革命分子提供军事援助。许多年来，我们设法阻止他们与世界其他国家进行经济、外交接触。在德国的进攻使之与我们成为战友之前，我们的公众领导人一直都在攻击他们。”（注：Dulles, "Appraisal of United States Foreign Policy," Feb. 5,1945,(box 27 JFDP).）随着战争即将结束，他看到美苏之间固有的敌对因素有发展的可能，于是吁请当局注意缓解这些矛盾。他说：“我并不是说、也未曾说过我们应该相信苏联或者他们应该相信我们。双方显然都有怀疑对方的理由。今后的工作应该是设法消除这种不信任。”（注：Letter from Dulles to Eugene Lyons, in JFDP (Feb.14,1945).）他甚至认为，应该承认苏联在东欧有特殊利益，也不能忽视苏联军队已经控制巴尔干的事实，美国在寻求苏联的合作时“不应固执己见”，而应该“安抚、理解他国的理想与根本需要”（注：Dulles address, in JFDP(Jan. 16,1945),pp.10—11.）。直到1946年上半年为止，杜勒斯仍然认为，西方与苏联这个战时盟国之间虽然存在分歧，关系微妙甚至比较冷淡，但仍有可能朝合作而不是对抗的方向发展。当然，形势的发展未能如其所愿，杜勒斯本人对苏联的看法也开始发生变化。
（二） 支持民主党政府的冷战政策（1946—1949）
从二战后期开始，杜勒斯参与了美国政府的许多重大外交活动，包括1945年的联合国制宪会议、伦敦五国外长会议以及1947年和1949年分别在伦敦、莫斯科和巴黎举行的外长会议，1951年他还作为大使级总统特别代表，参加了对日和平条约的谈判。杜勒斯亲身经历了美苏关系恶化的主要过程。在他看来，美国在1945年伦敦外长会议上“暴露了由来已久的分歧”，美国在会上断然拒绝苏联的要求，标志着对苏“决不姑息”政策的开始（注：Dulles, War or Peace.pp. 24—30.）。但杜勒斯此时仍然认为美苏关系的主流趋势是有限的合作而不是全面对抗。1946年春他还在说，尽管很困难，但还是可以设法防止美苏关系进一步疏远（注：Dulles,"A First Balance Sheet of the United Nations," International Conciliation, No.420(April 1946),p.181.）。
到了1946年夏，杜勒斯终于彻底放弃这种模棱两可的立场。在1946年6 月刊登于《生活》杂志的《关于苏联外交政策和我们的对策的几点思考》一文中，杜勒斯公开呼吁美国和西方应做好长期准备，应付苏联和国际共产主义的威胁，大谈所谓美苏之间的根本分歧和不可调和的矛盾。这篇文章实际上是一篇声讨苏联的檄文，可以说是杜勒斯思想转变的标志（注：Dulles,"Thoughts on Soviet Foreign Policy and What to Do About It," Life,3 and 10 June 1946.）。杜勒斯此时明确提出，苏联的计划和行为“与美国试图同苏联恢复正常关系，建立一个和平、安全的世界这一愿望是不相容的”（注：Louis Gerson,John Fos-ter Dulles. New York, 1967,p.44.）。
战后初期杜勒斯就此提出的核心论点概括起来主要有三点：苏联对美国和西方构成了严重挑战；苏联与西方的对立首先是一场思想斗争；美国有责任带头应付这场挑战。杜勒斯认为，美苏之间的分歧与对抗不同于传统意义上的大国利益冲突，可以通过利益调整或妥协来解决；战后美苏分歧是无神论的共产主义与信仰上帝的资本主义之间的对立，是两种截然不同的经济制度之间的对立，因此它首先是一场思想斗争。苏联外交政策的基本目标， 是让全世界接受他们的制度（注：Dulles, "Freedom Through Sacrifice, " The Commercial and Chronicle 163. May 30,1946.）。总之，基督教文明正面临苏联的挑战，“一个世界范围的斗争，主要是一场西方（基督教）文明与共产主义之间的思想斗争，前者由美国领导，后者由苏联领导”（注：Dulles, "Secret Memorandum", March, 1947,box 31,JFDP.）。
（三） 为共和党拟定外交政纲（1949—1953）
1949年至1953年，是杜勒斯从事党派活动最活跃的时期。素以鼓吹“两党一致”著称、党派立场一直十分暖昧的杜勒斯这时明确站在共和党阵营，积极为共和党上台出谋划策。作为艾森豪威尔大选班子的对外政策问题发言人，他猛烈抨击民主党的对苏政策，主持拟定了共和党的外交政纲，并将自己“报复”论和“解放”论写进了政纲。这段时间关于苏联的言论特别是他那些“竞选语言”十分尖锐、夸张甚至极端化，这不仅出于党派斗争的需要，同时也是为了迎合国内的反共气氛、树立自己的反共形象。杜勒斯过去与杜鲁门政府的关系过于密切，这使他的处境一度非常尴尬。为了在共和党内占有一席之地，他感到有必要同民主党人及其政策划清界限。更重要的是，进入50年代，不仅两党中的右翼势力很猖獗，整个美国社会都弥漫着狂热的反共思潮，坚定不移的反共分子形象已经成了充当有效政治代理人的先决条件。作为自由派或东部“国际派”共和党人，他必须为自己树立起一个不容置疑的反共形象。
三 对西方文明的“历史性挑战”——杜勒斯的苏联观
进入50年代后，在苏联问题上，杜勒斯已经形成了自己的一套系统的观念，随着他越来越深地介入美国外交政策的实际运作过程，这些观念也更加具体化。出任国务卿以后，他不仅是艾森豪威尔政府对苏政策的权威解释者，在对苏联进行战略估价、确定苏联“威胁”的性质方面，也是决策层中最有影响的人物。杜勒斯早年在苏联和共产主义问题上的观点，尤其是那些根深蒂固、始终一贯的观点或结论，构成了杜勒斯对苏政策的思想基础。我们不妨择其要者作进一步的分析与概括。
（一） 关于苏联“挑战”的“历史性”和“复杂性”
所谓“历史性”，杜勒斯指的是共产主义对西方文明构成了过去10个世纪未曾有过的“历史性的挑战”。由于这场斗争是世界范围的，规模空前且性质极为复杂，而且还具有“长期性”，因此美国和西方必须作长远的打算。杜勒斯说，“‘长期’这一因素是极端重要的”，“苏联共产党人正在为他们所谓的‘整整一个历史时期’作出计划，我们也应该这样做”（注：Dulles address, "The Evolution of Foreign Policy," Jan. 12,1954, DSB, XXX(Jan.25,1954),pp.107—110.）。而所谓“复杂性”，至少体现在两个方面：首先，如上一节所言，杜勒斯认为这场斗争不同于传统意义上的大国利益冲突，而是两种“主义”之争，是两种制度之间的对立，因而首先是一场思想斗争；其次，杜勒斯认为“挑战者”本身的性质也很复杂，苏联已不是传统意义上那种仅仅由于自身实力的增长而要求改变国际秩序现状的大国，战后苏联对外行为的驱动因素，除了共产主义的观念，还包括由来已久的俄罗斯帝国主义传统。他承认，苏联这个共产主义与“俄罗斯帝国主义”的混合物，固然有有其明显的弱点，但在一定时期里仍具有旺盛的生命力，在一定范围内，对其他民族还具有相当大的“吸引力”。因此，杜勒斯认为，这就给我们这个时代提出了一个最大的问题：“西方文明是否已经老朽不堪，注定消亡，让位于从马克思的共产主义与俄罗斯帝国主义的‘罪恶结合’中孕育出来的朝气蓬勃、充满活力而又野蛮的社会。”（注：Dulles address, "Where Are We? A Five — Year Record of America's Response to the Challenge of Communism, "Dec. 29,1950,DSB,XXIV(Jan.15,1951),p.85.）
（二） 关于苏联对外政策的目标与手段
杜勒斯在40年代后期经常谈到的一个观点是：苏联实行的是沙俄的扩张政策，不仅具有“侵略性”，而且手段“邪恶”，目标是“控制整个世界”。他还说，苏联的目标有两类：一类是反映了“沙俄的恐惧和野心”的“民族主义目标”；一类是苏联共产党的“广泛而长远的目标”（注：Dulles address, "Not War, Not Peace," in JFDP ( Jan.17,1948),p.4.）。他认为这两类目标并不总是一致，但苏联对外目标的意识形态根源与民族主义或国家利益根源之间的界限有时也很难确定（注：Dulles, "US and Russia Could Agree", interview in US News and World Report, XXVI(Jan. 21,1949),p. 35;Dulles address(May 4,1948),in Van Dusen,ed.,OP.Cit.,p.152.）。
在《战争或和平》一书中，杜勒斯直言不讳地提出，必须以一切可以利用的手段来同共产主义作斗争。他写道，苏维埃共产主义的真正目的，应从共产党人所奉行的“教义”来判断，为此必须首先“理解苏维埃共产主义的学说”，“只有那些真正掌握了这一理论的人，才能研究并反对那些把它当作‘行动底指南’的人们的动向”。在杜勒斯看来，这些“教义”都明白地写在斯大林的《列宁主义问题》和《苏联共产党（布）历史简明教程》之中，这是了解苏联政策目标和手段的两本好教材，斯大林的这本书对于共产党，就像希特勒的《我的奋斗》对于纳粹党一样，它论述了苏联共产主义的信仰、目的以及统治世界的计划和方法。按照杜勒斯的理解，以斯大林为首的苏联共产党，运用“讹诈、恐怖、暴力或其他一切能达到他们目的的方法”，“以扩张其势力到全世界为他们的神圣责任”。在外交政策上，苏联用暴力手段来达到其目标，苏联的策略是要包围和孤立西方。
但杜勒斯也指出，苏联领导人认为阶级斗争是比国际战争更有效的一种手段，也就是说，苏联“征服世界”的主要手段并不是直接军事进攻，而是“阶级斗争、内战、渗入、恐怖手段、宣传”等等。“不必直接使用俄国军队，就完成了苏联共产党势力的扩张。”苏联共产主义已经统治了人类的三分之一，这说明它所采用的手段效果十分显著。总之，苏联一般只是把军事进攻的可能性作为一种宣传工具，以帮助他们的“间接侵略”，而且它在“冷”战方面的技术比美国高明得多，他们能够利用这些手段在冷战中获得重大胜利，因此绝不会愚蠢到对拥有强大军事力量的美国发动战争，因为它在这方面并无优势。
杜勒斯认为，苏联共产党最可怕的战术是：它不仅使用进攻策略，还使用退却策略；它并不一味进攻，而是“等待”和“慎重地选择致命打击的时机”。这就比认为必须永远采取攻势的希特勒纳粹主义“更为可怕”。此外，苏联领导人信奉的是实力政治，他们“自己拥有并行使巨大的权力；他们也承认并尊重别人的权力；但他们对那些由于软弱和恐惧而向权势屈服的人则只是蔑视而已”。“这就是敌人的性格”。因此，“实力是和苏联领导人打交道取得成功的关键。实力不仅包括军事力量，也包括经济力量和其他无形的东西”（注：杜勒斯：《战争或和平》，第11—20页。）。杜勒斯1953年以后对东西方谈判和苏联局部缓和意向的消极态度，显然正是基于这种认识。
为什么苏联的目标是“征服世界”呢？其对外政策的动因究竟是什么？对此杜勒斯有多种解释。在《战争或和平》中，他认为，苏联领导人以“使全世界接受他们的制度”为目标，既是“出于扩大和维护其势力范围的民族主义欲望”，同时也是出于这样一个真诚的信念：西方社会那种个人自由是人类冲突与徒劳无功的基本原因，必须取消这种自由才能够增进人类的物质利益，促进世界和平与安全（注：Dulles, War or Peace.p.136.）。但这还比较模糊，1950年12月的一次演说讲得更清楚。在这次演讲中，他认为战后苏联对外政策的动因有二：一是共产主义的观念；二是俄罗斯帝国主义传统。在1951年5月的演说中， 他又说，苏联计划的主要原因是恐惧感和国家安全的需要，“苏联领导人感到自己不得不在世界范围内扩展他们的制度，以此作为防止其在国内所取得的成就被毁灭的惟一途径”，只要别的地方有自由，苏联的制度就难以为继，因此它“必须设法使其他国家也加入这个没有自由的制度的行列”（注：Dulles address, May 18,1951,in DSB,XXIV,p.845.）。
如果将其早期观点和整个50年代在各种场合的言论联系起来考察，关于这个问题，他的答案实际上有三个：一是意识形态因素；二是根深蒂固的扩大帝国统治范围的欲望；三是由来已久、积习成癖的“不安全情结”（注：Dulles, "What I Have Learned About the Russians," Colliers, May 12,1949,; Dulles news conference (April 3,1953);Dulles address to National War College (June 16,1953); Dulles press conference (Jan., 1 and June 10,1958).）。 他认为最容易发生变化的是第一个因素，最持久的是第二个因素，最基本的是第三个因素。与50年代初以前的看法略有不同，1953年以后杜勒斯更强调后两者的作用，认为二者其实是一个铜板的两面，扩大势力范围主要也是出于安全方面的考虑。他越来越觉得，苏联领导人更关心的是自己的国家安全，而不是推广共产主义。他认为大多数苏联领导人是务实、老练的政治家，他们经常将意识形态当作权力的工具，但他们自己肯定不是意识形态的工具和真正服膺者，也不是什么“理想主义者”，他们的对外政策从根本上讲仍然是以国家利益和国家安全为出发点（注： Letter from Dulles to Merlyn S.Pitzele, in JFDP (August 4,1947).）。与凯南一样，杜勒斯也认为苏联不会轻易进行军事冒险，更不会为了推广共产主义而危害自身安全。在他看来，苏联的外交路线是“不战不和”，而这是习惯于用非此即彼的思维模式看问题的美国人所无法理解的（注：Dulles address on "Not War, Not Peace," (Jan.17,1948).）。
（三） 关于苏联—共产主义的“吸引力”和战略上的若干优势
杜勒斯认为，战后五年以来，苏联运用除直接武装进攻以外的手段进行共产主义“扩张”所取得的成功远远超过其失败，其原因有三：一是苏联向全世界进行“具有普遍号召力的宣传”；二是苏共建立了非常完善的组织，在全世界进行“间接侵略”；三是它有进攻的便利，无论是宣传或“冷战”它都不必害怕反攻。它“能够选择进攻的时间和地点”，并且“有充分的时间来巩固它所获得的利益”。从这里我们已经可以看到杜勒斯后来提出的一些主要对苏战略思想的根源。首先，杜勒斯一贯强调“思想的力量”，重视宣传和标语口号的作用。因为他相信，尽管“马克思主义是唯物的和不信神的，但共产党却深知思想的力量，党的领袖非常重视标语口号，因为标语口号能够号召各地的人民，特别是能号召苏联领袖们希望能够驾驭的‘群众’的力量”。“苏联共产党最犀利的武器是宣传。”其次，杜勒斯不断呼吁巩固西方阵线，革除自身的弊端，增强西方社会的“吸引力”，从而维持西方的优势，稳住阵脚，以便与苏联长期较量。因为他看到，苏联的制度和对外政策对于那些曾经饱受帝国主义、殖民主义的侵略和压迫，迫切希望改变现存国际政治经济秩序的国家或民族，具有相当大的吸引力和号召力。苏联外交政策之所以具有一种“内在的活力”或“冲劲”，有一种天然的吸引力，杜勒斯认为这主要是因为它在本质上具有破旧立新的革命性质。“变革是生活的法则。那些寻求变革的人因为觉得自己似乎顺应了不可抗拒的历史潮流而兴高采烈。”为苏联外交政策所吸引的是“那些认为必须进行激进变革才能使世界更加美好的人”，“那些觉得自己可以从推翻现存秩序中获得个人利益的人”，以及“那些对自己的命运愤愤不平的人”（注：Dulles, "Thoughts on Soviet Foreign Policy and What to Do About It,"Life,XX(June 3,1946),p.124.）。最后，正是因为他觉得苏联可以凭借自己能够运用自如的一整套手段，在全球范围内自由地选择进攻的时间和地点，使美国和西方应接不暇、顾此失彼，陷入消极被动的局面，两年后他就抛出了“大规模报复”的思想，后来终于发展为艾森豪威尔政府的军事外交战略。
如果说杜勒斯在50年代以前谈论的主要还是苏联的“软实力”的话，就任国务卿以后他开始更多地强调苏联在军事、经济、科技、人力等方面的有形资源，1957年以后尤其如此，例如在1958年1 月在一次演说中，他详细列举了构成苏联“共产帝国主义力量”的各种有形与无形因素，并再次强调要准确估计苏联的力量和弱点，避其锋芒，利用其弱点（注：参见Dulles address, "The Role of Negotiation," Jan.16,1958,Public Services Division Series S—No.62,Department of Sta-te, Washington 25, D.C.,p.2.）。
（四） 关于苏联—共产主义的“弱点”
按照冷战时期美国领导人的一贯说法，苏联最根本的弱点，是其制度的“专制”、“集权”和“独裁”性质，杜勒斯谈得最多的也是这一条。他说，苏联的弱点“不是军事上的弱点，也不是缺乏物质力量”，它所以软弱，“是因为它企图用压制不可能无限期被压制的人类的愿望的办法，用掩盖不可能无限期被掩盖的真相的办法，来维持一个反常的的专制政权”（注：《杜勒斯言论选辑》，世界知识出版社1960年版，第256—257页。）。在《战争或和平》中，杜勒斯说，独裁政权往往是金玉其外、败絮其中，“很容易从内部使其垮台”，因为“在苏联本土存在者广泛的不满情绪”，“政府和人民之间存在着紧张关系”。他还从决策机制方面看出了问题：“两个明显的弱点是潜伏在上层领袖之间的互不信任和猜疑以及缺乏灵活性……非经过政治局的辩论，便不能作出重要的决定，这就是主要的弱点。”（注：杜勒斯：《战争或和平》，第222、231页。）
杜勒斯后来多次专门以“共产主义的弱点”为题，详细阐述上述论点（注：见Dulles address, "The Role of Negotiation", Jan. 16,1958; Dulles address,"Principles and Policies in a Changing Wo-uld, "Nov.18,1958,Public Services Division Series S—No.75,The Department of State, pp.8—9.）。但其核心观点始终是：苏联社会内部和苏东集团之间都存在着严重的紧张关系，苏联的体制和政策面临内外双重困境，内在压力，外遭抵制，而所有这些弱点或困境的根源都在于苏联“单一的、独裁的、纪律严明的制度”。因此，杜勒斯一贯认为，苏联制度固有的弱点将最终导致苏联内部发生根本的变化，美国和西方应该充分利用这些弱点，在政治、经济、外交、心理等各个方面向苏联全面施加压力，以加速这一变化。80年代末苏联解体，证实了杜勒斯的预见。
四 结 论
杜勒斯出任国务卿时已65岁，如果从他1907年随外祖父参加海牙和平会议时算起，已经有40多年国际事务方面的经验。他不仅有一套自成体系的国际政治哲学，而且对冷战、共产主义以及苏联的实力、对外目标和政策手段，也有一些基本的看法，这些思想对他此后的政策不能不产生深刻的影响。事实上，以其“和平变革”的政治哲学和对战后苏联内政外交的认识为基础，杜勒斯在50年代初就形成了自己的一套颇具特色的对苏战略观。虽然1953年以后随着形势的发展特别是斯大林之后苏联内政外交的调整和东西方关系的变化，杜勒斯的战略思想也发生过若干具体的变化，但有几个基本特征仍然是前后一贯的，这就是：突出“思想斗争”、强调政治优势；竭力维护“集体安全”，呼吁增强西方的“吸引力”；主张保持对苏军事压力、确保战略威慑；而连接所有这些方面的一条主线则始终是“以压力促变革”。限于篇幅和论题，这里无须细说，但有一点很清楚，杜勒斯在1953年以后的对苏政策主张与其早期思想之间有着明显的关联，例如：杜勒斯与艾森豪威尔后来所说“长途拉力赛”，与杜勒斯关于冷战和苏联挑战的“长期性”的观点如出一辙；杜勒斯强调“政治战”、“思想战”、“心理战”的作用，与他对冷战之“复杂性”的认识相一致；对东西方谈判和苏联局部缓和意愿的消极态度，正是因为他始终怀疑这是苏联的“退却策略”或“迂回战术”；坚持全面施压的对苏基本战略，与他对苏联的上述策略和内外“弱点”的认识有关；其“报复论”也可以从他对苏联对外策略的认识上找到源头；而其对“和平演变”战略的理论阐释则显然得益于其“和平变革”的政治哲学。
如果将杜勒斯的思想前后联系起来考察，我们就可以发现，他的对苏战略构想，概括起来就是这样一种逻辑顺序：暂时共处，全面竞争，不断施压，谋求变革。“共处”是条件，是冷战游戏得以进行的前提；“竞争”（包括局部对抗）是实质；“高压”是主要手段；“变革”是最终目的。总之，“以压力促变革”，是杜勒斯对苏战略的本质特征。他提出的“大规模报复战略”、“解放政策”、“推回”、“战争边缘”等等，在实践中都是对苏联进行政治攻势的手段，本质上都是当作一种压力来使用，以外部压力推动内部压力，内外夹攻，目的是搞乱、挤跨、压跨苏联，早年那套“和平变革”的政治哲学经过改造和加工，在苏东问题上得到了具体的应用。
但1953年以后的形势毕竟与40年代末50年代初有所不同，杜勒斯原来所持有的那些观念必然与不断变化的国际政治现实发生冲突，使他经常陷入困境，这就是他在对苏政策上有时摇摆不定、内心矛盾重重的主要原因。过去几十年研究者们争论不休的所谓杜勒斯在某些问题上的“两面性”，其实正是这种困境的反映。了解杜勒斯的早期思想，有助于更好地解释1953年以后杜勒斯在对苏战略上的那些矛盾现象，从种种看似混乱、矛盾的表象背后，找出一些本质的东西。过去的许多争论之所以在结论上南辕北辙，很大程度上正是因为就事论事、忽略了杜勒斯的思想前后之间的联系。这也说明，对于冷战史上的一些重要人物，不仅要看他们做了什么，在决策中起了什么作用，还要追溯其思想根源。冷战主角们究竟怎样看待对手和冷战本身的性质，对于我们今天的反思尤其重要。总之，冷战史研究的深入，还需要加上一个思想史的视角。
【收稿日期】 2000—02—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