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明清史 |
论二战时期英国对戴高乐政策的演变
张世均
【专题名称】世界史
【专 题 号】K5
【复印期号】2001年04期
【原文出处】《辽宁师范大学学报：社科版》(大连)2001年01期第105～109页
【英文标题】On the Development of Britain's Policy towards Charles- de-Gaulle during Word War Ⅱ
ZHANG Shi-jun
(Department of History, Chongqing Educational College,Chongqing 400067, China)
【作者简介】张世均（1963— ），男，重庆潼南人，重庆教育学院副教授，主要从事世界现代史研究。重庆教育学院 历史系，四川 重庆 400067
【关 键 词】第二次世界大战/英国/戴高乐/自由法国/政策/演变World War Ⅱ/Britain/Charles-de- Gaulle/Free France/policy/development
中图分类号：K561.4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 1000 －1751（2001）01－0105－05
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英国对戴高乐实行什么样的政策，影响着其它国家的态度，甚至影响着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进程。19世纪的一位英国政治家说过：“我们没有永久的盟友和永恒的敌人，我们只有经常的、永久的利益，我们应当以这种利益为指针。”[1] (P499)诚如此说，英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从大英帝国的根本利益出发，实行既支持戴高乐抗击法西斯侵略，又限制戴高乐行动的政策，其实质就是永久维护大英帝国的利益。
本文就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英国对戴高乐政策的演变加以论述，阐明此时英国对戴高乐特殊关系的实质。
一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1940年6月17日， 法国贝当政府向德国请求停战，要求法国居民放下武器，停止战斗。就在法国贝当政府向德国请求投降的当天，不甘做亡国奴的法国国防部和陆军部次长夏尔·戴高乐飞往英国伦敦，图谋在英国伦敦组建“自由法国”运动，在海外树起抵抗法西斯侵略的旗帜，以重新恢复法兰西民族的独立和尊严。
当时，戴高乐孑然一身来到英国伦敦，“我双手空空。我的身边连一个军队或组织的影子也没有。在法国，我没有人拥护，也没有声誉；在国外，我也没有名望和地位。”[21](P33) 法国驻英国大使馆也拒绝收留戴高乐。戴高乐将军能否在英国立足以完成其宏愿，关键取决于英国政府的态度。
英国在欧洲推行的传统外交政策是保持欧洲大陆的均势，便于英国推行其欧洲霸权政策。[3]如今，纳粹德国横扫大半个欧洲， 欧洲大陆的均势已经完全被打破，甚至连英伦三岛在法国败降后也面临法西斯进攻的全面威胁。法国贝当政府投降后，英国需要一个人站出来代表法兰西民族继续对纳粹德国作战，即使法国本土停战，也要设法在海外培植和支持抗德力量，以免抗击德意法西斯的全部重任落在英国的肩上，增加英国反法西斯战争的负担。当戴高乐将军来到英国伦敦时，英国政府对是否支持、帮助这位“不速之客”却是意见分歧。英国政府中的多数成员对戴高乐持观望立场，或主张另寻地位和名望更高的人选。战时联合政府首相温斯顿·丘吉尔和陆军大臣安东尼·艾登力排众议，主张支持和帮助戴高乐，在英国给戴高乐一个立足之地。
在丘吉尔首相的支持下，1940年6月18日， 戴高乐使用英国广播公司的电台在伦敦发表了著名的“六·一八”讲话，号召凡是抗德的人士同他进行联系，相信“无论发生什么事，法兰西抵抗的火焰不应该熄灭，也绝不会熄灭。”[4](P131)
6月22日，法国贝当政府同纳粹德国正式缔结停战协定后， 戴高乐又立即在伦敦发表广播声明，严正指出贝当政府由于投降敌人已经失去了正统性，并正式宣布成立“自由法国”，发誓“要把自由还给世界，把荣誉归还祖国！”
6月23日，英国政府发表声明， 不再承认贝当政府为“一个独立国家的政府”。英国政府还撤走了驻法国的大使，并与维希法国政府断绝了外交关系。
6月28日， 丘吉尔首相承认了戴高乐为“自由法国”抵抗运动的领袖，支持戴高乐建立一支由自愿人员组成的武装部队，支持法兰西帝国任何地方的抵抗运动。[5](P73)
8月7日，丘吉尔首相和戴高乐将军签署了在英国组织、建立和使用法国志愿军的协议，确立了“自由法国”的军队在英国领土上的地位，并规定由英国政府“垫款”提供训练和装备。戴高乐将军表示“自由法国”军队“准备参加反对共同敌人的战斗”，宣布他作为法国军队的最高统帅，只接受英国最高统帅部的“一般指示”，从而保持了“自由法国”军队一定的独立性。[6](P294—296.303)
这一协议成了英国政府和“自由法国”相互关系的法律基础，是英国政府支持戴高乐将军抗德的一个重要而又实际的行动。它表明英法两国在战时建立了一个特殊的反法西斯入同盟的新关系。
1941年9月24日，戴高乐组建了“法兰西民族委员会”， 作为“自由法国”的权力机构，行使政府职权，由戴高乐担任主席。9月26日，英国政府正式承认了“法兰西民族委员会”以后，中国、苏联等反法西斯同盟国相继承认了“法兰西民族委员会”，使戴高乐的政治地位在国际上大大地提高了。
英国政府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初期对戴高乐实行了比较积极的支持政策。因为当戴高乐将军在1940年6月流亡英国时， 法西斯德国已经占领了欧洲大部分土地，法国政府败降后英国失去了抵抗法西斯入侵的屏障——欧洲大陆的同盟者，英伦三岛直接暴露在法西斯德国的进攻之下，处境十分艰难。英国为了战时自身的安全，只要是愿意同英国一起抵抗法西斯侵的力量，英国政府都予以积极的支持。承认戴高乐将军领导的“自由法国”抵抗运动，就可以团结法国的反法西斯力量。这样既可以减轻英国反法西斯战争的负担，又可以提高英国在反法西斯同盟国、特别是欧洲沦陷国流亡政府中的信誉，提高英国在国际上的影响，为战后英国获取更多的利益增添筹码。
二
英国政府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实行积极支持戴高乐及“自由法国”政策的同时，又对戴高乐及其领导的“自由法国”运动采取一些限制政策，企图趁机为大英帝国谋取最大利益。
在法国贝当政府投降后，为了控制法国的海军舰队，使它不致于落入法西斯德国手中，给英国的安全造成更大的威胁，英国政府于1940年7月3日至8日出动海军舰队， 对法国海军舰队实施代号为“弩炮行动”的任务，使法国海军驻泊海外的军舰有的被击沉，有的被解除了武装，使其中立化。在英国实施的“弩炮行动”，虽然避免了法国舰队落入德国手中，但也给戴高乐在伦敦的行动造成了极大的困难和麻烦。法国国内部分抵抗组织和人士对戴高乐失去了信心，甚至指责戴高乐是“英帝国主义的代理人”，不愿投奔戴高乐领导的“自由法国”，使戴高乐将军在伦敦的招兵计划也无法实现。
英国政府鉴于此，又企图中途换马，物色地位和影响更大的人物取代戴高乐。1940年9月17日， 当卡特鲁将军来到伦敦投奔“自由法国”时，英国丘吉尔首相就对卡特鲁将军说：“归根结底，我认为目前你在伦敦最有用。‘自由法国’运动需要引导，我认为你应该挑起领导的担子。”[8](P20)同时，英国政府又通过驻马德里使馆积极地同维希贝当政府进行正式接触。丘吉尔首相致函贝当元帅，说道：“我们不能理解为什么没有一位法国领导人到非洲与我们推手合作。”[5](P98)丘吉尔首相希望法国军队老领导人魏刚与英国政府进行合作，抛开戴高乐将军及其领导的“自由法国”，在非洲进行反法西斯斗争。然而英国政府的愿望最终还是落空了。
戴高乐将军深知寄人篱下终非长久之计，必须到非洲去开辟自己的根据地。在经过一段时间的努力争取后，1940年10月27日，戴高乐将军在“事先未通知伦敦的情况下，在布拉柴维尔成立了一个‘帝国防务委员会’。从此布拉柴维尔成了‘自由法国’的家园。”[9] (P196)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非洲是戴高乐领导的“自由法国”的抗战基地，为“自由法国”的发展、壮大，以致于团结全法国所有抗击法西斯的抗战力量和法国的解放都作出了重要的贡献。[10]当英国政府摇摆不定，企图寻找法国新的代理人时，在非洲已经取得立足之地的戴高乐将军也采取了一些反击的措施。在布拉柴维尔成立“帝国防务委员会”时戴高乐就给美国总统罗斯福写了一封信，向罗斯福总统通报了“帝国委员会”的成立，并告诉罗斯福总统他拥有足够的部队可与美国舰队合作，以保卫安德列斯群岛、法属圭亚那、圣皮埃尔岛和密克隆岛，在美国决定占领这些领土的情况下，“帝国防务委员会”将担当这些地方的政府机构的职责。“帝国防务委员会”也打算签署一个允许美国使用法国在西半球的所有海空军基地的协议。[6](P303) 戴高乐此时采取故意不预先通知英国政府的做法，就是为了向英国政府表明：“帝国防务委员会”是完全独立的，有权不向任何人事先汇报而独立自主地同任何大国谈判，这是戴高乐与英国政府之间裂痕的开始。
1941年12月7日，日本偷袭美国太平洋舰队，太平洋战争正式爆发，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规模进一步扩大。美国加入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行列，无疑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增添了重要力量，但也在世界反法西斯同盟内部增添了一些新的矛盾，加速了世界反法西斯同盟内部之间的冲突。美国是以世界经济巨人的身份参加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其一举一动自然要影响到其它反法西斯国家的决策，甚至影响到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进程。美国参战后，决定以进攻北非作为参战后的重大军事行动。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北非大多数地区是法国的殖民地，戴高乐期望“自由法国”的军队能够参加解放法属北非的战斗，这样可以在北非获得解放后，为“自由法国”在北非实行统治争取更多的主动权。但罗斯福总统有意排挤戴高乐，以民族自决权为借口，不相信这个自封的“自由法国”领袖可以作为法国人民的代表，理由很简单，戴高乐没有来自法国人民的委任，[11]不愿“自由法国”稍微染指这次进攻。罗斯福总统说：“不管他（指戴高乐）多么生气和多么气人，就是不能让他知道任何消息。”丘吉尔首相曾要求在进攻前一天把消息告诉戴高乐将军，但由于罗斯福总统的坚决反对，丘吉尔首相迫于压力而放弃了他的原则。[12](P524)丘吉尔首相为了不致于过分地伤害戴高乐，英美盟军在北非登陆的当天中午，约戴高乐将军共进午餐。丘吉尔首相向戴高乐将军表示：因为美国人蓄意要排挤“自由法国”，所以英国人不得已才这样做。丘吉尔首相还请戴高乐将军相信，英国政府不会背弃已经签订的协定，将会继续支持“自由法国”运动。[13](P38) 丘吉尔首相这一冠冕堂皇的表白，只不过是例行外交辞令，为英美推行的政策在戴高乐面前替英国政府寻找一个解脱的借口而已。
英美盟军在北非登陆后，在美国政府的策划下，企图将北非的领导权交给臭名远扬的维希军队总司令、副议长达尔朗海军上将，以便将戴高乐抛掷在一边。1942年11月13日，英美盟军与达尔朗达成协议，由达尔朗出任法属北非高级专员兼海军总司令。这一协议立即在英、美两国引起抗议浪潮。[1](P489)
所幸的是达尔朗在12月24日圣诞节前夜遇刺殒命，但美国政府又企图扶持另一位抗德将军吉罗出任北非高级专员兼总司令以取代戴高乐在北非的影响。英国政府为了借助美国的力量来抗击法西斯势力，丘吉尔首相向戴高乐将军明确表示：他不做任何反对美国的事情，即使美国将整个法属非洲交给吉罗将军统治。[2](P36)
1943年1月，英、美继续拖延开辟欧洲第二战场的同时， 准备在北非战事结束后，发动进攻西西里岛和意大利的战役。由于军事行动即将扩展到欧洲大陆，势必触及法国政权问题。英、美为了各自的利益，力图按照他们的安排，使戴高乐和吉罗合流。1943年1月14日至23日， 英、美两国在摩洛哥的卡萨布兰卡会议极力撮合戴高乐和吉罗联合。在英、美两巨头的一手导演下，强迫“新娘”戴高乐和“新郎”吉罗举行“婚礼”，但戴高乐对此方案极为不满，“根本不想同吉罗同床”。
英、美两国首脑看到他们的愿望即将落空，丘吉尔首相认为与美国继续保持特殊的关系具有决定性的重要意义，也并非不乐意看到戴高乐从前台退下去。于是丘吉尔首相急忙起草了一个措词十分强硬的电报给安东尼·艾登，要艾登立即转告戴高乐。丘吉尔首相威胁说：如果戴高乐拒绝与吉罗会晤，英国政府“将重新考虑对‘战斗法国’的立场。如果你再次坐失这唯一的良机，我们将抛开你，尽我们所能走我们自己的路。”[15](P610)丘吉尔首相告诉戴高乐，英国人并不把他看成必不可少的人，并要求安东尼·艾登要随时“毫不客气地敲打他（指戴高乐）”。[16](P154)
在英、美的压力下，戴高乐将军于1953年5月30日来到阿尔及利亚。6月3日，戴高乐和吉罗达成协议，组成了法国唯一的中央权力机关——法兰西民族解放委员会，由戴高乐和吉罗两人共同担任主席。由于受到罗斯福总统的压力和影响，丘吉尔首相不愿意承认，至少不愿意过早地承认“法兰西民族解放委员会”。8月26日， “法兰西民族委员会”才获得美、英、苏等国的正式承认，成为实际上的法国临时政府。[17](P201)
从戴高乐在非洲建立“自由法国”根据地到1944年6 月英美发动“霸王”战役前夕，英国政府为了维护大英帝国的利益，团结世界上更多的反法西斯的力量，特别是争取美国的援助，在美国参加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以后，同美国结成特殊关系以减轻英国反侵略的压力，减少英国在反法西斯战争中的损失。英国政府对戴高乐及其领导的“自由法国”运动一面执行继续支持的政策，但又迫于美国的压力，丘吉尔首相也不得不违心地附和美国对戴高乐的政策。这些做法对戴高乐领导的“自由法国”运动的发展产生了不良影响，不利于世界反法西斯阵营的团结，一度造成了英国政府和戴高乐及“自由法国”关系紧张的局面。
三
1994年6月，欧洲第二战场开辟后，随着英、 美盟军进入法国本土作战，由什么人和政府来管理解放后的法国的问题就十分突出了，盟国之间也存在着严重的分歧。
早在1944年3月5日，美国总统罗斯福在给盟军总司令艾森豪威尔的指示中规定：盟军最高司令长官拥有最高权力，他可以“最终决定何时、何地，以何种方式在法国建立民政机构”、“不应承认法兰西民族解放委员会或任何组织机构为法国政府”，即使“在临时的基础上也不允许。”[18](P62-63)美国政府甚至还考虑对法国领土实行军事占领，建立“军政府”，管理法国的行政、司法和财政大权。1944年5月， 罗斯福总统对斯退丁纽斯说：“我唯一感兴趣的是，不要任命戴高乐和民族委员会为法国政府。”[12](P654)可见，在法国获得解放后的政权问题上，美国政府早有自己的安排和打算，执行的是排除戴高乐和“法兰西民族委员会”的政策。
戴高乐认为在法国获得解放以后，盟国应当承认“法兰西民族委员会”为法国的唯一合法政府，要防止解放后的法国“发生纠葛以致内战，只有一个办法，那就是要以他本人为首的民族委员会随着德国人的撤退，立即接管政府。”[19](P411)可见，在法国解放后的政权问题上，戴高乐的主张和美国政府的企图大相径庭，其矛盾根本无法调和。
英国政府对于解放后的法国政权的归属问题存在着内部分歧。丘吉尔首相既不赞成罗斯福总统的主张，也不同意戴高乐的要求，显得犹豫不决。而英国政府内以安东尼·艾登为首的外交部即坚持认为：法国解放后应该建立一个统一的政权，这个政权只能由戴高乐的“法兰西民族解放委员会”领导。哈罗德·麦克米伦早在1943年10月就写信给艾登：“无疑，事实上成为法国临时政府的法兰西民族解放委员会尽早接管（法国政权），才是正确的办法。”[19](P410)艾登外长也严肃的指出：“总统（指罗斯福）一向讨厌戴高乐，这种毫无道理、缺乏风度的做法使他陷入盲目。如果我们在这件事上跟着他走，那就太蠢了。”[20](P779)在法国解放后的政权问题上，由于英国政府对戴高乐的积极支持和推动，加上戴高乐的努力争取和斗争，戴高乐终于赢得了胜利。美国政府最终还是承认了由戴高乐领导的“法兰西民族解放委员会”为法国临时政府，戴高乐就任第一届临时政府首脑。
英国政府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还为法国恢复世界大国地位，为法国在国际舞台上争取更多的权利作出过不少的努力。1945年2月4日至11日，在英、美、苏3大国召开的雅尔塔会议上，3国决定在打败纳粹德国以后，对德国领土实行分区占领。在讨论过程中，英国首相丘吉尔提出：希望让法国参加对德国的占领和管制。丘吉尔首相的建议遭到了苏联斯大林的坚决反对。但由于丘吉尔首相和艾登外长极力为英国的建议辩护，最终同美国、苏联达成了协议：分给法国一个德国地区，由法国军队占领，同时还邀请法国政府参加对德国管制委员会。[14](P726)英国政府还竭力把法国拉入大国的席位，使法国成为了联合国安全理事会的常任理事国。法国在联合国安全理事会中成为了同中、英、美、苏4 国平起平坐的世界大国，法国的国际地位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期和战后初期得到了显著的提高。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期，特别是欧洲的德国法西斯败局已定，英国政府此时已在考虑战后维护大英帝国的利益，如何使英国在战后获得一个有利的国际环境了。因此，英国政府在一些重大的国际问题上，实行积极支持戴高乐的政策，目的就是要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重塑欧洲大陆的均势，利用具有强烈民族主义的戴高乐同势力已达东欧的苏联抗衡，同时牵制在西欧影响日深的美国势力，即利用戴高乐来反苏制美，重新恢复欧洲大陆的均势，使英国成为欧洲大陆上的“主人”，便于战后继续控制欧洲事务。战后在欧洲大陆上崛起一个强大的法国，防止德国势力东山再起，对于英国的安全来说也是十分必要的。因而，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期，英国在一系列重大问题上不顾苏联和美国的强烈反对，积极支持戴高乐及其领导的“法兰西民族解放委员会”，积极为法国制造世界大国地位而努力，其实质就是为大英帝国在战后获取更多的利益服务。
总之，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英国政府对戴高乐及其领导的“自由法国”的政策，随着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进程经历了一个由支持到限制，再走向合作的演变过程。其目的就是如何使大英帝国在战争中和战后尽量减少损失，获取更多的利益，实质就是随时为大英帝国的利益服务。
收稿日期：2000-08-02
【专 题 号】K5
【复印期号】2001年04期
【原文出处】《辽宁师范大学学报：社科版》(大连)2001年01期第105～109页
【英文标题】On the Development of Britain's Policy towards Charles- de-Gaulle during Word War Ⅱ
ZHANG Shi-jun
(Department of History, Chongqing Educational College,Chongqing 400067, China)
【作者简介】张世均（1963— ），男，重庆潼南人，重庆教育学院副教授，主要从事世界现代史研究。重庆教育学院 历史系，四川 重庆 400067
| 【内容提要】 | 法国政府投降后，戴高乐将军在英国伦敦成立“民族委员会”，领导自由法国运动，以维护法兰西民族的尊严和独立。英国为战时和战后的自身安全着想，实行既支持戴高乐抗击法西斯侵略，又限制戴高乐行动的政策，其目的就是使英国能够在欧洲大陆推行传统的“均势外交”政策。我们揭开这一政策的神秘面纱，可以从中窥见英国对戴高乐政策的演变的实质，就是随时维护大英帝国利益。 After the French government surrendered, General Charles- de-Gaulle went to London where he established " National Committee" and led Free France movement to safeguard the dignity and independence of the French nationality. Taking into consideration its own security in the time of the war and after the war, Britain practiced the policy of supportingCharles-de-Gaulle fighting against the fascist invasion on the one hand and restricting his action on the other hand so that it can practice its traditional policy of " balanced power diplomacy" in the European continent. By unveiling the mystery of this policy, we can see that the essence of the development of Britain's policy towards Charles-de-Gaulle is to safeguard the interests of the British empire. |
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英国对戴高乐实行什么样的政策，影响着其它国家的态度，甚至影响着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进程。19世纪的一位英国政治家说过：“我们没有永久的盟友和永恒的敌人，我们只有经常的、永久的利益，我们应当以这种利益为指针。”[1] (P499)诚如此说，英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从大英帝国的根本利益出发，实行既支持戴高乐抗击法西斯侵略，又限制戴高乐行动的政策，其实质就是永久维护大英帝国的利益。
本文就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英国对戴高乐政策的演变加以论述，阐明此时英国对戴高乐特殊关系的实质。
一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1940年6月17日， 法国贝当政府向德国请求停战，要求法国居民放下武器，停止战斗。就在法国贝当政府向德国请求投降的当天，不甘做亡国奴的法国国防部和陆军部次长夏尔·戴高乐飞往英国伦敦，图谋在英国伦敦组建“自由法国”运动，在海外树起抵抗法西斯侵略的旗帜，以重新恢复法兰西民族的独立和尊严。
当时，戴高乐孑然一身来到英国伦敦，“我双手空空。我的身边连一个军队或组织的影子也没有。在法国，我没有人拥护，也没有声誉；在国外，我也没有名望和地位。”[21](P33) 法国驻英国大使馆也拒绝收留戴高乐。戴高乐将军能否在英国立足以完成其宏愿，关键取决于英国政府的态度。
英国在欧洲推行的传统外交政策是保持欧洲大陆的均势，便于英国推行其欧洲霸权政策。[3]如今，纳粹德国横扫大半个欧洲， 欧洲大陆的均势已经完全被打破，甚至连英伦三岛在法国败降后也面临法西斯进攻的全面威胁。法国贝当政府投降后，英国需要一个人站出来代表法兰西民族继续对纳粹德国作战，即使法国本土停战，也要设法在海外培植和支持抗德力量，以免抗击德意法西斯的全部重任落在英国的肩上，增加英国反法西斯战争的负担。当戴高乐将军来到英国伦敦时，英国政府对是否支持、帮助这位“不速之客”却是意见分歧。英国政府中的多数成员对戴高乐持观望立场，或主张另寻地位和名望更高的人选。战时联合政府首相温斯顿·丘吉尔和陆军大臣安东尼·艾登力排众议，主张支持和帮助戴高乐，在英国给戴高乐一个立足之地。
在丘吉尔首相的支持下，1940年6月18日， 戴高乐使用英国广播公司的电台在伦敦发表了著名的“六·一八”讲话，号召凡是抗德的人士同他进行联系，相信“无论发生什么事，法兰西抵抗的火焰不应该熄灭，也绝不会熄灭。”[4](P131)
6月22日，法国贝当政府同纳粹德国正式缔结停战协定后， 戴高乐又立即在伦敦发表广播声明，严正指出贝当政府由于投降敌人已经失去了正统性，并正式宣布成立“自由法国”，发誓“要把自由还给世界，把荣誉归还祖国！”
6月23日，英国政府发表声明， 不再承认贝当政府为“一个独立国家的政府”。英国政府还撤走了驻法国的大使，并与维希法国政府断绝了外交关系。
6月28日， 丘吉尔首相承认了戴高乐为“自由法国”抵抗运动的领袖，支持戴高乐建立一支由自愿人员组成的武装部队，支持法兰西帝国任何地方的抵抗运动。[5](P73)
8月7日，丘吉尔首相和戴高乐将军签署了在英国组织、建立和使用法国志愿军的协议，确立了“自由法国”的军队在英国领土上的地位，并规定由英国政府“垫款”提供训练和装备。戴高乐将军表示“自由法国”军队“准备参加反对共同敌人的战斗”，宣布他作为法国军队的最高统帅，只接受英国最高统帅部的“一般指示”，从而保持了“自由法国”军队一定的独立性。[6](P294—296.303)
这一协议成了英国政府和“自由法国”相互关系的法律基础，是英国政府支持戴高乐将军抗德的一个重要而又实际的行动。它表明英法两国在战时建立了一个特殊的反法西斯入同盟的新关系。
1941年9月24日，戴高乐组建了“法兰西民族委员会”， 作为“自由法国”的权力机构，行使政府职权，由戴高乐担任主席。9月26日，英国政府正式承认了“法兰西民族委员会”以后，中国、苏联等反法西斯同盟国相继承认了“法兰西民族委员会”，使戴高乐的政治地位在国际上大大地提高了。
英国政府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初期对戴高乐实行了比较积极的支持政策。因为当戴高乐将军在1940年6月流亡英国时， 法西斯德国已经占领了欧洲大部分土地，法国政府败降后英国失去了抵抗法西斯入侵的屏障——欧洲大陆的同盟者，英伦三岛直接暴露在法西斯德国的进攻之下，处境十分艰难。英国为了战时自身的安全，只要是愿意同英国一起抵抗法西斯侵的力量，英国政府都予以积极的支持。承认戴高乐将军领导的“自由法国”抵抗运动，就可以团结法国的反法西斯力量。这样既可以减轻英国反法西斯战争的负担，又可以提高英国在反法西斯同盟国、特别是欧洲沦陷国流亡政府中的信誉，提高英国在国际上的影响，为战后英国获取更多的利益增添筹码。
二
英国政府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实行积极支持戴高乐及“自由法国”政策的同时，又对戴高乐及其领导的“自由法国”运动采取一些限制政策，企图趁机为大英帝国谋取最大利益。
在法国贝当政府投降后，为了控制法国的海军舰队，使它不致于落入法西斯德国手中，给英国的安全造成更大的威胁，英国政府于1940年7月3日至8日出动海军舰队， 对法国海军舰队实施代号为“弩炮行动”的任务，使法国海军驻泊海外的军舰有的被击沉，有的被解除了武装，使其中立化。在英国实施的“弩炮行动”，虽然避免了法国舰队落入德国手中，但也给戴高乐在伦敦的行动造成了极大的困难和麻烦。法国国内部分抵抗组织和人士对戴高乐失去了信心，甚至指责戴高乐是“英帝国主义的代理人”，不愿投奔戴高乐领导的“自由法国”，使戴高乐将军在伦敦的招兵计划也无法实现。
英国政府鉴于此，又企图中途换马，物色地位和影响更大的人物取代戴高乐。1940年9月17日， 当卡特鲁将军来到伦敦投奔“自由法国”时，英国丘吉尔首相就对卡特鲁将军说：“归根结底，我认为目前你在伦敦最有用。‘自由法国’运动需要引导，我认为你应该挑起领导的担子。”[8](P20)同时，英国政府又通过驻马德里使馆积极地同维希贝当政府进行正式接触。丘吉尔首相致函贝当元帅，说道：“我们不能理解为什么没有一位法国领导人到非洲与我们推手合作。”[5](P98)丘吉尔首相希望法国军队老领导人魏刚与英国政府进行合作，抛开戴高乐将军及其领导的“自由法国”，在非洲进行反法西斯斗争。然而英国政府的愿望最终还是落空了。
戴高乐将军深知寄人篱下终非长久之计，必须到非洲去开辟自己的根据地。在经过一段时间的努力争取后，1940年10月27日，戴高乐将军在“事先未通知伦敦的情况下，在布拉柴维尔成立了一个‘帝国防务委员会’。从此布拉柴维尔成了‘自由法国’的家园。”[9] (P196)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非洲是戴高乐领导的“自由法国”的抗战基地，为“自由法国”的发展、壮大，以致于团结全法国所有抗击法西斯的抗战力量和法国的解放都作出了重要的贡献。[10]当英国政府摇摆不定，企图寻找法国新的代理人时，在非洲已经取得立足之地的戴高乐将军也采取了一些反击的措施。在布拉柴维尔成立“帝国防务委员会”时戴高乐就给美国总统罗斯福写了一封信，向罗斯福总统通报了“帝国委员会”的成立，并告诉罗斯福总统他拥有足够的部队可与美国舰队合作，以保卫安德列斯群岛、法属圭亚那、圣皮埃尔岛和密克隆岛，在美国决定占领这些领土的情况下，“帝国防务委员会”将担当这些地方的政府机构的职责。“帝国防务委员会”也打算签署一个允许美国使用法国在西半球的所有海空军基地的协议。[6](P303) 戴高乐此时采取故意不预先通知英国政府的做法，就是为了向英国政府表明：“帝国防务委员会”是完全独立的，有权不向任何人事先汇报而独立自主地同任何大国谈判，这是戴高乐与英国政府之间裂痕的开始。
1941年12月7日，日本偷袭美国太平洋舰队，太平洋战争正式爆发，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规模进一步扩大。美国加入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行列，无疑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增添了重要力量，但也在世界反法西斯同盟内部增添了一些新的矛盾，加速了世界反法西斯同盟内部之间的冲突。美国是以世界经济巨人的身份参加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其一举一动自然要影响到其它反法西斯国家的决策，甚至影响到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进程。美国参战后，决定以进攻北非作为参战后的重大军事行动。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北非大多数地区是法国的殖民地，戴高乐期望“自由法国”的军队能够参加解放法属北非的战斗，这样可以在北非获得解放后，为“自由法国”在北非实行统治争取更多的主动权。但罗斯福总统有意排挤戴高乐，以民族自决权为借口，不相信这个自封的“自由法国”领袖可以作为法国人民的代表，理由很简单，戴高乐没有来自法国人民的委任，[11]不愿“自由法国”稍微染指这次进攻。罗斯福总统说：“不管他（指戴高乐）多么生气和多么气人，就是不能让他知道任何消息。”丘吉尔首相曾要求在进攻前一天把消息告诉戴高乐将军，但由于罗斯福总统的坚决反对，丘吉尔首相迫于压力而放弃了他的原则。[12](P524)丘吉尔首相为了不致于过分地伤害戴高乐，英美盟军在北非登陆的当天中午，约戴高乐将军共进午餐。丘吉尔首相向戴高乐将军表示：因为美国人蓄意要排挤“自由法国”，所以英国人不得已才这样做。丘吉尔首相还请戴高乐将军相信，英国政府不会背弃已经签订的协定，将会继续支持“自由法国”运动。[13](P38) 丘吉尔首相这一冠冕堂皇的表白，只不过是例行外交辞令，为英美推行的政策在戴高乐面前替英国政府寻找一个解脱的借口而已。
英美盟军在北非登陆后，在美国政府的策划下，企图将北非的领导权交给臭名远扬的维希军队总司令、副议长达尔朗海军上将，以便将戴高乐抛掷在一边。1942年11月13日，英美盟军与达尔朗达成协议，由达尔朗出任法属北非高级专员兼海军总司令。这一协议立即在英、美两国引起抗议浪潮。[1](P489)
所幸的是达尔朗在12月24日圣诞节前夜遇刺殒命，但美国政府又企图扶持另一位抗德将军吉罗出任北非高级专员兼总司令以取代戴高乐在北非的影响。英国政府为了借助美国的力量来抗击法西斯势力，丘吉尔首相向戴高乐将军明确表示：他不做任何反对美国的事情，即使美国将整个法属非洲交给吉罗将军统治。[2](P36)
1943年1月，英、美继续拖延开辟欧洲第二战场的同时， 准备在北非战事结束后，发动进攻西西里岛和意大利的战役。由于军事行动即将扩展到欧洲大陆，势必触及法国政权问题。英、美为了各自的利益，力图按照他们的安排，使戴高乐和吉罗合流。1943年1月14日至23日， 英、美两国在摩洛哥的卡萨布兰卡会议极力撮合戴高乐和吉罗联合。在英、美两巨头的一手导演下，强迫“新娘”戴高乐和“新郎”吉罗举行“婚礼”，但戴高乐对此方案极为不满，“根本不想同吉罗同床”。
英、美两国首脑看到他们的愿望即将落空，丘吉尔首相认为与美国继续保持特殊的关系具有决定性的重要意义，也并非不乐意看到戴高乐从前台退下去。于是丘吉尔首相急忙起草了一个措词十分强硬的电报给安东尼·艾登，要艾登立即转告戴高乐。丘吉尔首相威胁说：如果戴高乐拒绝与吉罗会晤，英国政府“将重新考虑对‘战斗法国’的立场。如果你再次坐失这唯一的良机，我们将抛开你，尽我们所能走我们自己的路。”[15](P610)丘吉尔首相告诉戴高乐，英国人并不把他看成必不可少的人，并要求安东尼·艾登要随时“毫不客气地敲打他（指戴高乐）”。[16](P154)
在英、美的压力下，戴高乐将军于1953年5月30日来到阿尔及利亚。6月3日，戴高乐和吉罗达成协议，组成了法国唯一的中央权力机关——法兰西民族解放委员会，由戴高乐和吉罗两人共同担任主席。由于受到罗斯福总统的压力和影响，丘吉尔首相不愿意承认，至少不愿意过早地承认“法兰西民族解放委员会”。8月26日， “法兰西民族委员会”才获得美、英、苏等国的正式承认，成为实际上的法国临时政府。[17](P201)
从戴高乐在非洲建立“自由法国”根据地到1944年6 月英美发动“霸王”战役前夕，英国政府为了维护大英帝国的利益，团结世界上更多的反法西斯的力量，特别是争取美国的援助，在美国参加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以后，同美国结成特殊关系以减轻英国反侵略的压力，减少英国在反法西斯战争中的损失。英国政府对戴高乐及其领导的“自由法国”运动一面执行继续支持的政策，但又迫于美国的压力，丘吉尔首相也不得不违心地附和美国对戴高乐的政策。这些做法对戴高乐领导的“自由法国”运动的发展产生了不良影响，不利于世界反法西斯阵营的团结，一度造成了英国政府和戴高乐及“自由法国”关系紧张的局面。
三
1994年6月，欧洲第二战场开辟后，随着英、 美盟军进入法国本土作战，由什么人和政府来管理解放后的法国的问题就十分突出了，盟国之间也存在着严重的分歧。
早在1944年3月5日，美国总统罗斯福在给盟军总司令艾森豪威尔的指示中规定：盟军最高司令长官拥有最高权力，他可以“最终决定何时、何地，以何种方式在法国建立民政机构”、“不应承认法兰西民族解放委员会或任何组织机构为法国政府”，即使“在临时的基础上也不允许。”[18](P62-63)美国政府甚至还考虑对法国领土实行军事占领，建立“军政府”，管理法国的行政、司法和财政大权。1944年5月， 罗斯福总统对斯退丁纽斯说：“我唯一感兴趣的是，不要任命戴高乐和民族委员会为法国政府。”[12](P654)可见，在法国获得解放后的政权问题上，美国政府早有自己的安排和打算，执行的是排除戴高乐和“法兰西民族委员会”的政策。
戴高乐认为在法国获得解放以后，盟国应当承认“法兰西民族委员会”为法国的唯一合法政府，要防止解放后的法国“发生纠葛以致内战，只有一个办法，那就是要以他本人为首的民族委员会随着德国人的撤退，立即接管政府。”[19](P411)可见，在法国解放后的政权问题上，戴高乐的主张和美国政府的企图大相径庭，其矛盾根本无法调和。
英国政府对于解放后的法国政权的归属问题存在着内部分歧。丘吉尔首相既不赞成罗斯福总统的主张，也不同意戴高乐的要求，显得犹豫不决。而英国政府内以安东尼·艾登为首的外交部即坚持认为：法国解放后应该建立一个统一的政权，这个政权只能由戴高乐的“法兰西民族解放委员会”领导。哈罗德·麦克米伦早在1943年10月就写信给艾登：“无疑，事实上成为法国临时政府的法兰西民族解放委员会尽早接管（法国政权），才是正确的办法。”[19](P410)艾登外长也严肃的指出：“总统（指罗斯福）一向讨厌戴高乐，这种毫无道理、缺乏风度的做法使他陷入盲目。如果我们在这件事上跟着他走，那就太蠢了。”[20](P779)在法国解放后的政权问题上，由于英国政府对戴高乐的积极支持和推动，加上戴高乐的努力争取和斗争，戴高乐终于赢得了胜利。美国政府最终还是承认了由戴高乐领导的“法兰西民族解放委员会”为法国临时政府，戴高乐就任第一届临时政府首脑。
英国政府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还为法国恢复世界大国地位，为法国在国际舞台上争取更多的权利作出过不少的努力。1945年2月4日至11日，在英、美、苏3大国召开的雅尔塔会议上，3国决定在打败纳粹德国以后，对德国领土实行分区占领。在讨论过程中，英国首相丘吉尔提出：希望让法国参加对德国的占领和管制。丘吉尔首相的建议遭到了苏联斯大林的坚决反对。但由于丘吉尔首相和艾登外长极力为英国的建议辩护，最终同美国、苏联达成了协议：分给法国一个德国地区，由法国军队占领，同时还邀请法国政府参加对德国管制委员会。[14](P726)英国政府还竭力把法国拉入大国的席位，使法国成为了联合国安全理事会的常任理事国。法国在联合国安全理事会中成为了同中、英、美、苏4 国平起平坐的世界大国，法国的国际地位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期和战后初期得到了显著的提高。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期，特别是欧洲的德国法西斯败局已定，英国政府此时已在考虑战后维护大英帝国的利益，如何使英国在战后获得一个有利的国际环境了。因此，英国政府在一些重大的国际问题上，实行积极支持戴高乐的政策，目的就是要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重塑欧洲大陆的均势，利用具有强烈民族主义的戴高乐同势力已达东欧的苏联抗衡，同时牵制在西欧影响日深的美国势力，即利用戴高乐来反苏制美，重新恢复欧洲大陆的均势，使英国成为欧洲大陆上的“主人”，便于战后继续控制欧洲事务。战后在欧洲大陆上崛起一个强大的法国，防止德国势力东山再起，对于英国的安全来说也是十分必要的。因而，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期，英国在一系列重大问题上不顾苏联和美国的强烈反对，积极支持戴高乐及其领导的“法兰西民族解放委员会”，积极为法国制造世界大国地位而努力，其实质就是为大英帝国在战后获取更多的利益服务。
总之，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英国政府对戴高乐及其领导的“自由法国”的政策，随着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进程经历了一个由支持到限制，再走向合作的演变过程。其目的就是如何使大英帝国在战争中和战后尽量减少损失，获取更多的利益，实质就是随时为大英帝国的利益服务。
收稿日期：2000-08-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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