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明清史 |
英国工业革命时期的“城市病”及其初步治理
高德步
【专题名称】世界史
【专 题 号】K5
【复印期号】2001年04期
【原文出处】《学术研究》(广州)2001年01期第103～106页
【作者简介】高德步，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北京 100872
【关 键 词】工业革命/城市病/治理
〔中图分类号〕K561.4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7326（2001）01—0103—04
一、工业革命与“城市病”
英国是第一个实现工业化和城市化的国家。在英国，工业化和与之俱来的城市化如此迅速，大大超出了人们的想象。它所带来的福祉和祸患同样使人们感到措手不及，特别是在一个奉行自由放任和唯利是图的国家，这种迅速到来的工业化和城市化，不可避免地引至一系列灾难。因此，英国经济史学家哈孟德夫妇用“迈达斯灾祸”来形容这段历史，（注：迈达斯是希腊神话中的人物，梦想点石成金，但是目的达到后却几乎饿死。）而用我们今天的话来说就是“城市病”。
根据对各国城市化史的研究，我们认为，城市发展可能受三种因素的限制。首先，城市化可能受农村人不愿离开家园的限制。这种限制既可能是社会经济方面的，也可能是社会心理方面的。其次，城市化可能受城市建设费用的限制，就是说，建设城市要耗费大量资源，而在整个工业化阶段，工业发展也要大量投入，因而，这里是一个资源配置问题。第三，即使撇开费用问题，城市发展也要受到缺乏组织城市生活的能力的限制。城市越大，管理就越困难。如果没有逐步积累的经验和系统的组织，要管理迅速兴起的大规模城市是有困难的。（注：关于城市化限制因素的论述，可参见刘易斯《增长与波动》，第六章第五节“城市化”，华夏出版社，1987年版。）就英国的情况来说，农业人口主要不是由农民构成，从而在感情上与土地没有很密切的联系，所以，城市化的第一个限制因素，在英国事实上是不存在的。这反倒可以部分地说明，为什么英国城市化能较早地达到一个较高的水平。至于第三个因素，在英国城市化过程中，的确不同程度地起到了限制作用。不过，从英国的具体情况看，由于工业化的迅速进行，这些因素的影响，并不表现为限制城市化的速度，而是通过城市设施的不足和组织的混乱表现出来，即表现为“城市病”：一方面，农村人口源源不断地离开农村涌入城市，为工业发展提供了足够的劳动力；另一方面，城市设施不足和组织混乱，给早期的城市人口特别是工人阶级造成极大的苦难。不过，这种情况却有利于资本家。因为这样既保证了资本所需要的劳动力，又可以节省必须摊付的社会资本。
城市化的费用和组织问题，从根本上说是资源向城市的配置问题。刘易斯指出：“组织一个象样的城市所要求的人的努力是巨大的。必须建设街道、并且铺路与照明；必须修建供水系统，需要污水处理设施；要组织公共汽车交通；城市必须有食物，从远方运来谷物、土豆或肉类比较容易，而从近郊得到每日供应的牛奶或蔬菜就不容易了。”（注：刘易斯《增长与波动》，第208页。）另外， 还要为新进入城市的人口修建大量住宅等。所有这一切都需要资源，就是说，需要足够的人力、物力、财力来进行组织和建设。如果在工业化迅速发展的情况下，大量人口进入城市，而相应的资源却没有相应地向城市集中，即资源城市化，就必然出现城市设施不足和组织混乱，即“城市病”。
在英国，工业化起源于农村，而农村工业和小城镇的发展，是整个工业化前期的主要特征。随着工业化的发展，乡村变成工业城镇，城镇变成大的工业城市，从而出现城市化的加速。不过，在资源从乡村向城镇，从城镇向大城市的转移过程中，对于城镇的发展来说，资源在乡村的分散，对于大城市的发展来说，资源在小城镇的分散，都是一种不利的因素。农村工业和农村地区对资源的占用，影响城市化的进程。具体说，就是在人口迅速城市化的同时，资源的城市化出现滞后。
二、“城市病”的主要形式
人口城市化，即人口向城市的迁移和集中，一方面是工业发展的需要，另一方面是资本积累和扩张的需要。资本主义工业迅速扩张的能力及其周期性特征，要求有足够的劳动力储备。而在大工业和大工业中心形成以后，还要求这种劳动力集中在城市。这种情况，不仅导致人口向城市的集中，还导致了城市的大规模失业。马克思把这种“现代工业的中心——工厂、制造厂、冶金厂、矿山等等”存在的失业现象，称为相对过剩人口的流动形式。
工业革命时期或者说工业化早期城市发展的病态，还表现在住宅奇缺方面。恩格斯在《英国工人阶级状况》中记载：每一个大城市都有一个或几个挤满了工人阶级的贫民窟。的确，穷人常常是住在紧靠着富人府邸的狭窄的小胡同里。可是通常总给他们划定一块完全孤立的地区，他们必须在比较幸福的阶级所看不到的这个地方尽力挣扎着活下去。英国一切城市中的这些贫民窟大体上都是一样的；这些城市中最糟糕的地区的最糟糕的房屋，最常见的是一排排的两层或一层的砖房，几乎是排列得乱七八糟，有许多住人的地下室。这些房屋每所仅有三四个房间和一个厨房，叫做小宅子。在全英国，这是最普通的工人住宅。这里的街道通常是没有铺砌过的，肮脏的，坑坑洼洼的，到处是垃圾，没有排水沟，有的只是臭气熏天的死水洼。这里的住宅非常集中，以至于空气很难流通，特别是很多人挤在一个小小的房间里，空气之糟是可以想象的。（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二卷，第306—309页。）
这种情况，直到19世纪五六十年代都没有什么明显的改善。由于工业化的迅速进行，人口日益向城市集中，而住宅状况也就日趋恶化。马克思指出：“一个工业城市或商业城市的资本积累得越快，可供剥削的人身材料的流入也就越快，为工人安排的临时住所也就越坏。”“生产资料越是大量集中，工人也就越要相应地聚集在同一个空间，因此，资本主义的积累越迅速，工人的居住状况就越悲惨。”（注：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第725、721页。）
城市卫生状况的恶化，也是早期城市病的重要方面。英国是第一个实现城市化的国家，不存在组织城市生活的可供借鉴的经验，一切都是自然发展的。而在出现问题的初期，很少引起人们的注意，直到问题发展到忍无可忍的程度以后，人们才呼吁加以解决，但往往为时已晚。当大机器隆隆运转的时候，人们起初只看到它所带来的源源不尽的财富，而看不到为它付出的代价。恩格斯当时就指出：“为这一切付出了多大的代价，这只有在以后才看得清楚。”（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二卷，第303页。）工业革命时期的城市卫生问题， 部分来自工业污染，部分来自生活污染。城市居民大都是刚刚从农村出来的农民，农村的那种散居所养成的习惯还没有改变。如生活垃圾到处倾倒，污水随处泼洒，不少城市居民还保留着养猪的习惯，所以到处是猪圈。由于厕所不够，人们不得不随地大小便。根据记载，曼彻斯特的议会街，每380人才有一个厕所，在居民区，每30幢住满人的房子才有一个厕所。在工人的家里，鸡、猪、甚至马都挤在同一个房子里。
对于城市卫生特别是较大的城市卫生来说，排水是很关键的问题。当时大部分城市都没有良好的排水系统。一般污水都是通过大大小小的“阴沟”通往厕所或死水塘；情况最好的是将污水排入流经城市的河流。例如，经过曼彻斯特的艾尔克河，成了一条大污水沟。甚至在伦敦，大大小小的污水池和污水沟都到处可见。
居住的拥挤和卫生状况的恶化，导致瘟疫横行。对于工人居住区来说，猩红热、伤寒、霍乱等是最容易发生的，而一旦发生就不可收拾，往往危及成千上万人的生命。工业革命时期英国人口死亡率回升，与此有直接联系。
三、“城市病”的早期治理
城市发展过程中的一系列问题，实际上早有人注意到了，并提出过警告。不过，问题没有发展到威胁整个国民健康或威胁到劳动力再生产的情况下，就不会引起政府的足够重视以至采取切实可行的措施。
1838年，伦敦瘟疫猖獗，济贫法委员会秘书查德韦克建议派出一个医务委员会进行调查。同时，皮尔在艾希利勋爵和女王配偶的私人敦促下，组建了一个大城镇和人口稠密地区卫生调查委员会。该委员会作了大量调查，并起草了一个报告。这个报告于1844年公布，吸引了成千上万的读者，惊醒了有头脑的人们，并且对卫生问题作了系统的研究。皮尔委员会对城市卫生状况作出建议：卫生管理应交由直接隶属于英王的地方当局单独负责；在任何排水方案付诸实施以前，应先有适当规模的计划和测量；地方排水区域的大小应随时由英王加以规定；一切下水系统应由地方当局统一建造；大杂院房屋和茅舍产业的费用概由所有者负责，主管排水的当局也应负责铺路；一切尘埃、灰烬和垃圾均为当局所有；当局应负责清扫污水池和厕所。还规定：凡住人的院子，宽不得少于20英尺，进出口不得少于10英尺；地窖和地下室必须备有壁炉、窗户和适当的排水系统，否则不许住人；凡新建的房屋一律应装有适当的厕所设备。还规定：当局有权为加宽道路、清理卫生和筹建公园而征收款项，有权要求充分的空气流通，强制不卫生的房屋打扫，核发宿舍的许可证，指派卫生官员等。（注：克拉潘《现代英国经济史》上卷，第666页，商务印书馆，1964年版。）
皇家调查委员会的报告是划时代的。它导致1848年第一个公共卫生条例的诞生和第一个中央卫生委员会的建立。从此，“国家就以一套杂乱无章的条例对疾病展开了毫无组织的战争”。例如，60年代的卫生法散见于地方条例、工厂条例、埋葬条例以及种痘、煤烟、食品掺假等条例之中。不过，无论如何，这些条例说明政府已开始正式介入城市卫生管理，城市卫生事业慢慢地前进着。50—60年代，伦敦首都委员会承办了四通八达的下水道，并且开凿了通往沼泽地带和入海口的渠道，其他城市也纷纷仿效。马克思指出：“随着工业的发展、资本的积累、城市的扩展和‘美化’，灾祸越来越严重，以致在1847年到1864年间，仅仅由于害怕那些对‘上流人士’也决不留情的传染病，议会就制定了不下十项卫生警察法令，在某些城市，如利物浦、格拉斯哥等地，吓破了胆的资产阶级还通过他们的市政当局来进行干涉。不过，西蒙医生在他的1865年的报告中仍然大声疾呼：‘一般说来，这些灾祸在英国还没有控制住’。”（注：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第722页。）
住宅方面也开始不少有益的尝试，其中著名的是所谓“模范住宅”运动。这个运动是由建筑商乔治·皮鲍迪和悉尼·沃特娄发起的。由于在伦敦中心不可能人人自己有一幢房屋，因而，他们开始建造一种成排的杂院房屋。这种房屋以较低的租金出租给低收入者。他们的成功引起人们的效仿，在伦敦工人区建造了一排排的这种模范房屋。另一方面，不少市政当局开始有计划地清理贫民窟。例如，利物浦市政当局从1860年起用市有地产建造大量工人住宅，后来又根据地方条例和国家立法，将杂院房屋以有碍公益事业而查封，并征购以进行拆毁。不过，大部分最坏的房屋的拆除，是在1882年以后的事。这时，这个城市每幢房屋不到6人，“过分拥挤”的人口比例下降到12%以下。而1891 年每间房屋的人数已经下降到5.68人，“过分拥挤”的人口比例下降到10.9%。可见，住房拥挤的情况在慢慢改变着。（注：克拉潘《现代英国经济史》中卷，第621页，商务印书馆，1975年版。）
四、社会制度与“城市病”的治理
市政改革无疑对解决城市住宅、公共卫生以及城市管理问题产生了良好的作用，但这并没有改变资本主义生产的无政府状态，因而也不能从根本上解决上述问题。不仅如此，由于这些改革，基本上是从资产阶级利益出发的，所以，常给赤贫阶级带来新的灾难。比如，过分强调卫生，限制排污，许多生产和经营活动无法进行，工人又饱尝失业之苦。当1848年公共卫生条例公布时，《经济学家周刊》就评论说：“疾苦和灾难，乃是自然的告诫，是无法免除的，在善心的人士还没有领悟他们的目的和结局之前，要迫不及待地以立法把它逐出世界，其结果往往利少而弊多。”（注：《经济学家周刊》，1848年5月18日。 见克拉潘《现代英国经济史》上卷，第667页。）又例如， 城市改革的内容之一是强行拆除不符合卫生标准的住宅，但市政当局又不能为工人提供足够的低租金住宅，这样就造成穷人无家可归。对于这个问题，马克思早就指出：城市改良“拆除建筑低劣地区的房屋，建造供银行和百货商店等等用的高楼大厦，为交易往来和豪华马车而加宽街道，修建铁轨马车路等等；这种改良明目张胆地把贫民赶到越来越坏、越来越挤的角落里去。”（注：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第 722页。）土地所有者、房主、实业家，在他们的财产由于进行城市改良，如修铁路、修建街道等等而被征用时，不仅可以得到充分的赔偿，而且按照上帝的意旨和人间的法律，他们还要得到一大笔利润，作为对他们迫不得已实行禁欲的安慰；而工人及其妻子连同全部家当却被抛到大街上来，如果他们大量涌到那些市政当局要维持市容的市区，他们还要遭到卫生警察的起诉。
不过，随着工业化的进展，社会财富的增加，在人口向城市集中的同时，社会也将越来越多的资源集中到城市，并投入到城市建设和组织方面。所以，城市面貌还是在慢慢地改变着。1892年7月， 也就是恩格斯发表《英国工人阶级状况》后的48年，他在本书的德文本第二版序言中指出：“这本书所描写的那些触目惊心的和见不得人的事实现在或者已被消除，或者至少不再那样刺眼了。下水道已经修筑起来和改善了；穿过许多最坏的贫民窟修建了宽阔的街道；‘小爱尔兰’已经消失了，‘七日规’也跟着要被清除掉。”（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二卷，《英国工人阶级状况》德文本第二版序。）这说明，“城市病”已经得到初步治理，但距理想的标准还很远，还需要资源的投入，还需要时间。
我国是一个发展中国家，工业化和城市化都在加紧进行着。事实上，英国早期发展所遇到的一些问题，在我国也不同程度地出现，“城市病”也不例外。所以，研究与借鉴英国工业化和城市化的经验和教训，具有重要意义。从英国早期情况来看，“城市病”的根本原因，在于工业化和城市化两个进程的资源配置不协调，而这种不协调的原因又与自由放任主义有联系。当然，英国作为第一个进行工业化和城市化的国家，缺乏经验也不能说不是一个重要原因。这就告诉我们，在工业化与城市化的过程中，要合理地配置资源，使两个过程协调。这就要求我们充分发挥政府在资源配置中的作用，如加强城市基础设施的建设，用立法手段对私人或企业行为进行规制等；同时，对“城市病”要“防”重于“治”。^
【专 题 号】K5
【复印期号】2001年04期
【原文出处】《学术研究》(广州)2001年01期第103～106页
【作者简介】高德步，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北京 100872
| 【内容提要】 | 在工业革命期间，城市的迅速发展，往往超出社会资源的承受力，导致各种“城市病”的出现，主要包括住宅奇缺、污染严重、卫生状况恶化等。早期资本主义国家为治理“城市病”采取了一系列措施，但往往效果不佳。吸取发达国家工业革命的经验，对“城市病”应该是“防”重于“治”。 |
一、工业革命与“城市病”
英国是第一个实现工业化和城市化的国家。在英国，工业化和与之俱来的城市化如此迅速，大大超出了人们的想象。它所带来的福祉和祸患同样使人们感到措手不及，特别是在一个奉行自由放任和唯利是图的国家，这种迅速到来的工业化和城市化，不可避免地引至一系列灾难。因此，英国经济史学家哈孟德夫妇用“迈达斯灾祸”来形容这段历史，（注：迈达斯是希腊神话中的人物，梦想点石成金，但是目的达到后却几乎饿死。）而用我们今天的话来说就是“城市病”。
根据对各国城市化史的研究，我们认为，城市发展可能受三种因素的限制。首先，城市化可能受农村人不愿离开家园的限制。这种限制既可能是社会经济方面的，也可能是社会心理方面的。其次，城市化可能受城市建设费用的限制，就是说，建设城市要耗费大量资源，而在整个工业化阶段，工业发展也要大量投入，因而，这里是一个资源配置问题。第三，即使撇开费用问题，城市发展也要受到缺乏组织城市生活的能力的限制。城市越大，管理就越困难。如果没有逐步积累的经验和系统的组织，要管理迅速兴起的大规模城市是有困难的。（注：关于城市化限制因素的论述，可参见刘易斯《增长与波动》，第六章第五节“城市化”，华夏出版社，1987年版。）就英国的情况来说，农业人口主要不是由农民构成，从而在感情上与土地没有很密切的联系，所以，城市化的第一个限制因素，在英国事实上是不存在的。这反倒可以部分地说明，为什么英国城市化能较早地达到一个较高的水平。至于第三个因素，在英国城市化过程中，的确不同程度地起到了限制作用。不过，从英国的具体情况看，由于工业化的迅速进行，这些因素的影响，并不表现为限制城市化的速度，而是通过城市设施的不足和组织的混乱表现出来，即表现为“城市病”：一方面，农村人口源源不断地离开农村涌入城市，为工业发展提供了足够的劳动力；另一方面，城市设施不足和组织混乱，给早期的城市人口特别是工人阶级造成极大的苦难。不过，这种情况却有利于资本家。因为这样既保证了资本所需要的劳动力，又可以节省必须摊付的社会资本。
城市化的费用和组织问题，从根本上说是资源向城市的配置问题。刘易斯指出：“组织一个象样的城市所要求的人的努力是巨大的。必须建设街道、并且铺路与照明；必须修建供水系统，需要污水处理设施；要组织公共汽车交通；城市必须有食物，从远方运来谷物、土豆或肉类比较容易，而从近郊得到每日供应的牛奶或蔬菜就不容易了。”（注：刘易斯《增长与波动》，第208页。）另外， 还要为新进入城市的人口修建大量住宅等。所有这一切都需要资源，就是说，需要足够的人力、物力、财力来进行组织和建设。如果在工业化迅速发展的情况下，大量人口进入城市，而相应的资源却没有相应地向城市集中，即资源城市化，就必然出现城市设施不足和组织混乱，即“城市病”。
在英国，工业化起源于农村，而农村工业和小城镇的发展，是整个工业化前期的主要特征。随着工业化的发展，乡村变成工业城镇，城镇变成大的工业城市，从而出现城市化的加速。不过，在资源从乡村向城镇，从城镇向大城市的转移过程中，对于城镇的发展来说，资源在乡村的分散，对于大城市的发展来说，资源在小城镇的分散，都是一种不利的因素。农村工业和农村地区对资源的占用，影响城市化的进程。具体说，就是在人口迅速城市化的同时，资源的城市化出现滞后。
二、“城市病”的主要形式
人口城市化，即人口向城市的迁移和集中，一方面是工业发展的需要，另一方面是资本积累和扩张的需要。资本主义工业迅速扩张的能力及其周期性特征，要求有足够的劳动力储备。而在大工业和大工业中心形成以后，还要求这种劳动力集中在城市。这种情况，不仅导致人口向城市的集中，还导致了城市的大规模失业。马克思把这种“现代工业的中心——工厂、制造厂、冶金厂、矿山等等”存在的失业现象，称为相对过剩人口的流动形式。
工业革命时期或者说工业化早期城市发展的病态，还表现在住宅奇缺方面。恩格斯在《英国工人阶级状况》中记载：每一个大城市都有一个或几个挤满了工人阶级的贫民窟。的确，穷人常常是住在紧靠着富人府邸的狭窄的小胡同里。可是通常总给他们划定一块完全孤立的地区，他们必须在比较幸福的阶级所看不到的这个地方尽力挣扎着活下去。英国一切城市中的这些贫民窟大体上都是一样的；这些城市中最糟糕的地区的最糟糕的房屋，最常见的是一排排的两层或一层的砖房，几乎是排列得乱七八糟，有许多住人的地下室。这些房屋每所仅有三四个房间和一个厨房，叫做小宅子。在全英国，这是最普通的工人住宅。这里的街道通常是没有铺砌过的，肮脏的，坑坑洼洼的，到处是垃圾，没有排水沟，有的只是臭气熏天的死水洼。这里的住宅非常集中，以至于空气很难流通，特别是很多人挤在一个小小的房间里，空气之糟是可以想象的。（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二卷，第306—309页。）
这种情况，直到19世纪五六十年代都没有什么明显的改善。由于工业化的迅速进行，人口日益向城市集中，而住宅状况也就日趋恶化。马克思指出：“一个工业城市或商业城市的资本积累得越快，可供剥削的人身材料的流入也就越快，为工人安排的临时住所也就越坏。”“生产资料越是大量集中，工人也就越要相应地聚集在同一个空间，因此，资本主义的积累越迅速，工人的居住状况就越悲惨。”（注：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第725、721页。）
城市卫生状况的恶化，也是早期城市病的重要方面。英国是第一个实现城市化的国家，不存在组织城市生活的可供借鉴的经验，一切都是自然发展的。而在出现问题的初期，很少引起人们的注意，直到问题发展到忍无可忍的程度以后，人们才呼吁加以解决，但往往为时已晚。当大机器隆隆运转的时候，人们起初只看到它所带来的源源不尽的财富，而看不到为它付出的代价。恩格斯当时就指出：“为这一切付出了多大的代价，这只有在以后才看得清楚。”（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二卷，第303页。）工业革命时期的城市卫生问题， 部分来自工业污染，部分来自生活污染。城市居民大都是刚刚从农村出来的农民，农村的那种散居所养成的习惯还没有改变。如生活垃圾到处倾倒，污水随处泼洒，不少城市居民还保留着养猪的习惯，所以到处是猪圈。由于厕所不够，人们不得不随地大小便。根据记载，曼彻斯特的议会街，每380人才有一个厕所，在居民区，每30幢住满人的房子才有一个厕所。在工人的家里，鸡、猪、甚至马都挤在同一个房子里。
对于城市卫生特别是较大的城市卫生来说，排水是很关键的问题。当时大部分城市都没有良好的排水系统。一般污水都是通过大大小小的“阴沟”通往厕所或死水塘；情况最好的是将污水排入流经城市的河流。例如，经过曼彻斯特的艾尔克河，成了一条大污水沟。甚至在伦敦，大大小小的污水池和污水沟都到处可见。
居住的拥挤和卫生状况的恶化，导致瘟疫横行。对于工人居住区来说，猩红热、伤寒、霍乱等是最容易发生的，而一旦发生就不可收拾，往往危及成千上万人的生命。工业革命时期英国人口死亡率回升，与此有直接联系。
三、“城市病”的早期治理
城市发展过程中的一系列问题，实际上早有人注意到了，并提出过警告。不过，问题没有发展到威胁整个国民健康或威胁到劳动力再生产的情况下，就不会引起政府的足够重视以至采取切实可行的措施。
1838年，伦敦瘟疫猖獗，济贫法委员会秘书查德韦克建议派出一个医务委员会进行调查。同时，皮尔在艾希利勋爵和女王配偶的私人敦促下，组建了一个大城镇和人口稠密地区卫生调查委员会。该委员会作了大量调查，并起草了一个报告。这个报告于1844年公布，吸引了成千上万的读者，惊醒了有头脑的人们，并且对卫生问题作了系统的研究。皮尔委员会对城市卫生状况作出建议：卫生管理应交由直接隶属于英王的地方当局单独负责；在任何排水方案付诸实施以前，应先有适当规模的计划和测量；地方排水区域的大小应随时由英王加以规定；一切下水系统应由地方当局统一建造；大杂院房屋和茅舍产业的费用概由所有者负责，主管排水的当局也应负责铺路；一切尘埃、灰烬和垃圾均为当局所有；当局应负责清扫污水池和厕所。还规定：凡住人的院子，宽不得少于20英尺，进出口不得少于10英尺；地窖和地下室必须备有壁炉、窗户和适当的排水系统，否则不许住人；凡新建的房屋一律应装有适当的厕所设备。还规定：当局有权为加宽道路、清理卫生和筹建公园而征收款项，有权要求充分的空气流通，强制不卫生的房屋打扫，核发宿舍的许可证，指派卫生官员等。（注：克拉潘《现代英国经济史》上卷，第666页，商务印书馆，1964年版。）
皇家调查委员会的报告是划时代的。它导致1848年第一个公共卫生条例的诞生和第一个中央卫生委员会的建立。从此，“国家就以一套杂乱无章的条例对疾病展开了毫无组织的战争”。例如，60年代的卫生法散见于地方条例、工厂条例、埋葬条例以及种痘、煤烟、食品掺假等条例之中。不过，无论如何，这些条例说明政府已开始正式介入城市卫生管理，城市卫生事业慢慢地前进着。50—60年代，伦敦首都委员会承办了四通八达的下水道，并且开凿了通往沼泽地带和入海口的渠道，其他城市也纷纷仿效。马克思指出：“随着工业的发展、资本的积累、城市的扩展和‘美化’，灾祸越来越严重，以致在1847年到1864年间，仅仅由于害怕那些对‘上流人士’也决不留情的传染病，议会就制定了不下十项卫生警察法令，在某些城市，如利物浦、格拉斯哥等地，吓破了胆的资产阶级还通过他们的市政当局来进行干涉。不过，西蒙医生在他的1865年的报告中仍然大声疾呼：‘一般说来，这些灾祸在英国还没有控制住’。”（注：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第722页。）
住宅方面也开始不少有益的尝试，其中著名的是所谓“模范住宅”运动。这个运动是由建筑商乔治·皮鲍迪和悉尼·沃特娄发起的。由于在伦敦中心不可能人人自己有一幢房屋，因而，他们开始建造一种成排的杂院房屋。这种房屋以较低的租金出租给低收入者。他们的成功引起人们的效仿，在伦敦工人区建造了一排排的这种模范房屋。另一方面，不少市政当局开始有计划地清理贫民窟。例如，利物浦市政当局从1860年起用市有地产建造大量工人住宅，后来又根据地方条例和国家立法，将杂院房屋以有碍公益事业而查封，并征购以进行拆毁。不过，大部分最坏的房屋的拆除，是在1882年以后的事。这时，这个城市每幢房屋不到6人，“过分拥挤”的人口比例下降到12%以下。而1891 年每间房屋的人数已经下降到5.68人，“过分拥挤”的人口比例下降到10.9%。可见，住房拥挤的情况在慢慢改变着。（注：克拉潘《现代英国经济史》中卷，第621页，商务印书馆，1975年版。）
四、社会制度与“城市病”的治理
市政改革无疑对解决城市住宅、公共卫生以及城市管理问题产生了良好的作用，但这并没有改变资本主义生产的无政府状态，因而也不能从根本上解决上述问题。不仅如此，由于这些改革，基本上是从资产阶级利益出发的，所以，常给赤贫阶级带来新的灾难。比如，过分强调卫生，限制排污，许多生产和经营活动无法进行，工人又饱尝失业之苦。当1848年公共卫生条例公布时，《经济学家周刊》就评论说：“疾苦和灾难，乃是自然的告诫，是无法免除的，在善心的人士还没有领悟他们的目的和结局之前，要迫不及待地以立法把它逐出世界，其结果往往利少而弊多。”（注：《经济学家周刊》，1848年5月18日。 见克拉潘《现代英国经济史》上卷，第667页。）又例如， 城市改革的内容之一是强行拆除不符合卫生标准的住宅，但市政当局又不能为工人提供足够的低租金住宅，这样就造成穷人无家可归。对于这个问题，马克思早就指出：城市改良“拆除建筑低劣地区的房屋，建造供银行和百货商店等等用的高楼大厦，为交易往来和豪华马车而加宽街道，修建铁轨马车路等等；这种改良明目张胆地把贫民赶到越来越坏、越来越挤的角落里去。”（注：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第 722页。）土地所有者、房主、实业家，在他们的财产由于进行城市改良，如修铁路、修建街道等等而被征用时，不仅可以得到充分的赔偿，而且按照上帝的意旨和人间的法律，他们还要得到一大笔利润，作为对他们迫不得已实行禁欲的安慰；而工人及其妻子连同全部家当却被抛到大街上来，如果他们大量涌到那些市政当局要维持市容的市区，他们还要遭到卫生警察的起诉。
不过，随着工业化的进展，社会财富的增加，在人口向城市集中的同时，社会也将越来越多的资源集中到城市，并投入到城市建设和组织方面。所以，城市面貌还是在慢慢地改变着。1892年7月， 也就是恩格斯发表《英国工人阶级状况》后的48年，他在本书的德文本第二版序言中指出：“这本书所描写的那些触目惊心的和见不得人的事实现在或者已被消除，或者至少不再那样刺眼了。下水道已经修筑起来和改善了；穿过许多最坏的贫民窟修建了宽阔的街道；‘小爱尔兰’已经消失了，‘七日规’也跟着要被清除掉。”（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二卷，《英国工人阶级状况》德文本第二版序。）这说明，“城市病”已经得到初步治理，但距理想的标准还很远，还需要资源的投入，还需要时间。
我国是一个发展中国家，工业化和城市化都在加紧进行着。事实上，英国早期发展所遇到的一些问题，在我国也不同程度地出现，“城市病”也不例外。所以，研究与借鉴英国工业化和城市化的经验和教训，具有重要意义。从英国早期情况来看，“城市病”的根本原因，在于工业化和城市化两个进程的资源配置不协调，而这种不协调的原因又与自由放任主义有联系。当然，英国作为第一个进行工业化和城市化的国家，缺乏经验也不能说不是一个重要原因。这就告诉我们，在工业化与城市化的过程中，要合理地配置资源，使两个过程协调。这就要求我们充分发挥政府在资源配置中的作用，如加强城市基础设施的建设，用立法手段对私人或企业行为进行规制等；同时，对“城市病”要“防”重于“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