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明清史 |
“美国例外论”与美国外交政策传统
周琪
【专题名称】世界史
【专 题 号】K5
【复印期号】2001年03期
【原文出处】《《中国社会科学》》(京)2000年06期第83～94页
【作者简介】周琪，女，1954年生，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研究员。
【关 键 词】美国/外交政策/“例外论”
现实主义和理想主义共同构成了美国外交政策传统，它们在历史上的不同时期，不同的国内外环境下交替成为美国外交政策的主导思想，关于这一点，研究美国历史或国际关系史的学者们没有太大的争议。实际上，在长期的历史中，现实主义和理想主义的外交政策同样也存在于欧洲，这样看来，美国同欧洲相比似乎没有什么独特之处。然而，在外交政策方面，“在过去的200年中，美国一直作为世界历史上最富于理想主义的国家之一出现”（注：David Callahan,Between Two Worlds:Realism,Idealism and American Foreign Policy after the Cold War,New York,Harper Collins Publisher,1994,p.37.）。戴维·卡拉汉(David Callahan)的这个判断确切地说是将美国同欧洲国家相比较而言的。理想主义以自由主义为理论基础，但是美国的自由主义思想从本源讲承自于欧洲，并不为美国所独有，那么为什么美国会成为外交政策最具理想主义特征的国家之一呢？这就要从其政治文化中的深层次原因去探讨。
一、美国的外交政策传统
在国际关系理论中，现实主义和理想主义是相互对立的。保罗·西伯里(Paul Seabury)认为，“在哲学意义上，现实主义和理想主义是看待事物本质的两种相互对立的方法。现实主义以事物本来的面目来看待它和接受它。理想主义具有理想化的习惯，倾向于用理想的形式来描述事物，或渴望事物采取这种理想形式。”（注：Paul Seabury,"Realism and Idealism",in Alexander DeConde,edited,Encyclopedia of Amerian Foreign Policy,Studies of the Principle Movements and Ideas,New York,Charles Scribner's Sons,Vol.Ⅱ,1978,p.856.）他进一步提出，在西方政治思想中，现实主义和理想主义关于政府在国际关系中应采取什么样的行为方式的观点上始终存在着冲突。马基雅弗利赤裸裸的现实主义同主张对统治者的权力进行伦理限制的占统治地位的基督教之间存在着根本的对立。在19世纪，关于国家利益的主张同启蒙思想相对立，启蒙思想的倡导者反对君主维持均势政治的治术，或以人类福利为代价来追求动态的目标（注：Paul Seabury,"Realism and Idealism",in Alexander Deconde,edited,Encyclopedia of Ameri an Foreign Policy,Studies of the Principle Movements and Ideas,Vol.Ⅱ,p.856.）。
当把这两种不同的看待问题的方法运用于国际关系时，就产生了两种相互对立的国际关系理论。现实主义的国际关系理论假设，在国际事务中，国家是行为主体，它有能力依照理性来行动。在任何政治形势下，各国都具有自己的“国家利益”，最基本的国家利益是安全，因为如果一个国家的安全没有保障，它就不能确保生存，也不能实现其他促进其公民福利的目标。为了确保安全，每个国家都必须追求实力。早期的现实主义者把一国的军事力量看做是最重要的实力要素。
由于世界是由利益相互冲突的国家组成的，全球利益的和谐共存便是不可能的。所有的国家都在一个无政府主义的全球政治制度中运作，在现行的国际制度下没有一个中央权威来解决争端，分配稀缺资源，调解不同的利益，每个国家都只能依靠自己的实力来防止外来的威胁。因此，避免冲突和保障安全的最佳策略是不断维持各国之间的均势（注：参见Trevor Taylor,"Power Politics",in Approaches and theory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edited by Trevor Taylor,New York,Longman,1978,pp.123-127。）。
什么是理想主义呢？理想主义怀有或追求崇高的原则和目标，同时准备做出必要的妥协。古典理想主义的目标是促进民主和加强集体安全。
虽然美国外交政策中这两种主张的冲突源于欧洲的理论冲突，然而，“正是在美国这样的第一个‘崭新的国家’，这两种主张首次在理论和实践的意义上得到确立。欧洲大陆的特有情况是，具有进步意义的乌托邦主义被排除在实践领域之外；而在美国，它却成为国务活动家、政治家、评论家和理论家周期性探讨的主题。”（注：Paul Seabury,"Realism and Idealism",in Alexander DeConde,edited,Encyclopedia of American Foreign Policy,Studies of the Principle Movements and Ideas,Vol.Ⅱ,p.856.）
就美国而言，历史学家们认为，美国第一位总统所采取的立场显示了现实主义的态度，并为美国的外交政策奠定了现实主义的基础。在美利坚合众国成立的早期，作为一个前殖民地，它面临的主要挑战是如何生存，在一个欧洲列强统治的时代，这对于它来说并非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为此，那个时期的美国有着基于现实主义的强烈的孤立主义倾向。1797年担任总统的联邦党人约翰·亚当斯(John Adams)早在1776年就说过，“我们应当使我们自己尽可能长久地远离所有的欧洲政治和战争”。1783年大陆会议通过的决议也曾提到，“这些州的真正利益是要求它们尽可能少地卷入欧洲国家的政治和争吵”（注：David Callahan,Between Two Worlds:Realism,Idealism and American Foreign Policy after the Cold War,p.11.）。乔治·华盛顿在美国革命期间写道，那些“根据公正原则来行动的人，相比之下，不过是沧海一粟”。“我敢断言：大规模的和持久的战争从来不可能仅仅在公正原则基础上受到支持。它必须有利益预期作补充。”华盛顿相信，所有的国家必须根据对其利益的判断而行动。任何不把自我保护当做其主要政策动机的国家都不能幸存。在国际交往中不能信赖违背其国家利益而行动的国家。没有国家利益作指南，在国际事务中就没有秩序或可预见性（注：Arthur M.Schlesinger,Jr.,The Cycles of American History,Boston,Houghton Mifflin Company,1986,p.75.）。
托马斯·杰弗逊被许多学者看做是美国理想主义外交政策的先驱，他于1790年进入华盛顿政府。杰弗逊崇信自由，其理想社会是一个具有使命感、具有适当外交政策的良好社会（注：迈克尔·H·亨特：《意识形态与美国外交政策》，世界知识出版社1999年版，第24页。），他认为国家追求的最高目标应当是自由平等。在外交政策思想上同杰弗逊相对立的是亚历山大·汉弥尔顿，他是注重实力的现实主义者。在他看来，维护自身利益应当成为美国外交政策的指南，并且认为国家也同人一样，注定要为赢得财产和荣誉而相互争斗，即使是共和制的国家也难逃这一规律。他警告说，美国人必须认识到他们也生活在一个“远非至善至美的快乐帝国之中”。在美国还弱小时，必须采取“韬晦”的策略，“一个伟大帝国的胚胎”，至少需要十年的和平来发展壮大（注：迈克尔·H·亨特：《意识形态与美国外交政策》，第27页。）。
1789年的法国革命以及其后于1790年在革命的法国和英国之间爆发的战争，激化了杰弗逊和汉弥尔顿之间的冲突，其时两人都是华盛顿政府内阁的成员，杰弗逊负责外交事务，汉弥尔顿负责财政。汉弥尔顿主张保持中立，这实际上有利于英国。杰弗逊则主张美国进行干涉，认为美法1778年的联盟使美国有责任支持法国，而且美国支持法国是对法国在美国反对英国统治的革命中给予其支持的报偿。但是汉弥尔顿对这些观点提出了挑战，他用匿名的方式发表文章，写道：“在个人之间，表示感激的场合并非少见，但是在国家之间却可能从未发生过。可以肯定地说，一般的原则是，各个国家的优秀官员的主要动机是追求利益或国家的优势。”（注：Paul Seabury,"Realism and Idealism",in Alexander DeConde,edited,Encyclpedia of American Foreign Policy,Studies of the Principle Movements and Ideas,Vol.Ⅱ,p.860.）此外，另一种考虑影响了美国政府的决策：美国的陆军和海军太弱小，远不足以同英国对抗；如果卷入同英国的战争，其结果对于美国来说可能是灭顶之灾。
在这种情况下，汉弥尔顿的政策主张在华盛顿的默许下占了上风，其影响力之大，使得1801年宣誓就任总统的杰弗逊在其任期内也身不由己地“皈依”了它。
19世纪上半叶，美国在维护自由的名义下以惊人的速度进行领土扩张，领土扩张的成功为美国的崛起创造了条件。在美西战争之前，美国政府一贯宣称，美国不会干预其他国家的内部争端和国际争端，或通过把美国的经济制度和政治制度以及道德体系强加给其他民族。1898年的美西战争为这种政策画上了句号，标志着美国外交政策中帝国主义倾向的出现。
早在杰弗逊时期，美国就有重建国际体系的愿望。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美国既缺少手段，也没有机会来追求这一目标。美国加入第一次世界大战在很大程度上是基于对地缘政治的深思熟虑。但是对于美国许多政治精英来说，尤其是对威尔逊总统本人来说，美国的目标不仅是要反击德国的恐吓，而且要在战后运用美国的实力来确保建立在国际法基础上的持久和平。威尔逊1917年在国会发表战时演讲说，美国寻求“通过自由人民的协作来使权利获得普遍的支配地位，这种协作应当把和平和安全带给所有的国家，并使世界本身最终成为自由的”。战争结束后，他再次表达了自己的看法，“如果除了通过均势来保持世界平衡的新尝试外，未来世界不能给予我们任何东西，美国将对此不感兴趣。”（注：David Callahan,Between Two Worlds:Realism,Idealism and American Foreign Policy after the Cold War,p.58.）为了实现战后持久和平的目标，威尔逊积极倡导建立国际联盟，他希望通过这个新的国际机构来废除权力政治，用集体安全来取而代之。
1918年威尔逊第一次具体阐述了著名的“十四点计划”，它是美国在巴黎和会上的外交基石，也是到那时为止美国政治家对理想主义议事日程最全面的概括。几十年后，威尔逊的观点仍然在美国追求理想主义外交的人们中引起共鸣。威尔逊主义赞同一种信念：反人性的罪行是一个世界问题，并提出了“民族自决”的术语（注：阿瑟·小施莱辛格：“人权和美国传统”，《现代外国哲学社会科学文摘》1980年第2期，第29页。）。威尔逊所设计的国际新秩序包括：贸易自由，停止军备竞赛，禁止同盟国之间的秘密外交，禁止大屠杀，废除王权，其中最重要的是在全欧洲实行民族自决。德国、俄国以及刚从奥匈帝国奴役下解放出来的一些国家，都将实行温和的、民主的、符合宪法的革命。一旦这些国家以及其他追求民主和平的国家联合起来组成一个“国际联盟”，世界上的恐怖、专政与侵略活动将从此绝迹。
1919年威尔逊未能获得参议院对美国参加国际联盟的批准，这是由于参议院中亨利·卡伯特·洛奇(Henry Cabot Lodge)领导的现实主义者和理想主义者的奇特联盟所造成的，后者把美国加入联盟的条约看做是对道德原则的背叛，并且把国联描绘成使美国陷入一个不道德的欧洲恶习之中的圈套（注：Paul Seabury,"Realism and Idealism",in Alexander DeConde,edited,Encyclopedia of Amercian Foreign Policy,Studies of the Principle Movements and Ideas,Vol.Ⅱ,p.862.）。然而，尽管美国没有加入国联，而且共和党人沃伦·G·哈丁在1919年的大选中获得一边倒的胜利，威尔逊的“十字军东征”精神在整个20年代和30年代前期一直指导着美国的外交政策，它同孤立主义一起，成为美国官方政策的特征，因此这些年也被看做是美国外交政策的孤立主义年代。同时，虽然美国未能加入国际联盟，美国的外交家们还是把大量精力放在了执行威尔逊的集体安全的主张上，尤其是进行多边裁军安排，并寻求其他防止冲突的措施。人们假设加强集体安全将使国家间关系中的理性力量制度化，结束毁灭人类的战争。威尔逊的理想主义虽然在其生前受到很大的冷落，威尔逊本人也于1920年作为一个心力交瘁的失败者离开了白宫，但威尔逊的理想主义注定将在美国外交政策中产生深远的影响。
30年代富兰克林·罗斯福总统的一些外交政策显示了理想主义的倾向：睦邻政策，消除加勒比和拉丁美洲殖民制度的大量残余，加速菲律宾和波多黎各的独立过程（注：布鲁斯特·C·旦尼：《从整体考察美国对外政策》，世界知识出版社1988年版，第47页。）。然而，到30年代中期和后期，集体安全的机制失败了，德国和日本的势力增长起来，现实主义的关于世界政治的观点开始受到美国外交政策思想家的支持。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美国的主要目的是保护自身的安全。但是正如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一样，重建国际体系的使命热情从一开始就是美国政府的显著特征。罗斯福很快认识到，美国参加第二次世界大战可能要付出沉重的代价，但是它也提供了第二次机会去完成威尔逊未竟的事业：对一个有缺陷的国际体系进行彻底的改造。1939年9月，德国侵略波兰两天之后，罗斯福声明：“甚至从这场大战一开始我就明白，美国的影响应当是始终如一地为人类寻求在尽可能大的范围内消除国家间不断使用武力的最终和平。”（注：David Callahan,Between Two Worlds:Realism,Idealism and American Foreign Policy after the Cold War,p.59.）1941年，罗斯福与英国首相温斯顿·丘吉尔签订了大西洋宪章，阐明了英美两国的共同目标：公正的和平，所有国家都拥有自决权，自由贸易，建立一个能制止再次爆发侵略活动的新的国际联盟。罗斯福的国务卿科德尔·赫尔(Cordell Hull)是威尔逊的信徒，当他1943年从莫斯科会议返回时对美国国会说，未来“不再需要势力范围、联盟、均势，或其他特殊安排，在不愉快的过去，各国就是通过它们来努力保卫自身的安全和追求自身的利益的。”（注：David Callahan,Between Two Worlds:Realism,Idealism and American Foreign Policy after the Cold War,p.59.）
第二次世界大战即将结束时，美国的外交家把相当大的精力投入到了建立联合国上。二次大战之后，集体安全是维持战后持久和平途径的观点受到最广泛的支持。不少美国人相信，美国未能加入国联加速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爆发。不过，建立联合国并不是对威尔逊方法的简单重复，罗斯福的设想是，联合国要由少数几个大国组成的安理会作为核心，“这些国家必须在未来的许多年中充当世界的警察”。联合国是在理想主义而不是现实主义的基础上被提交给美国国会批准的。罗斯福1945年3月1日在对国会的演讲中说，联合国意味着“单边行为、排外联盟、势力范围和均势体系的结束”（注：David Callahan,Between Two Worlds:Realism,Idealism and American Foreign Policy after the Cold War,pp.43.）。重建国际体系的愿望显示了理想主义的倾向，同时“促进民主”的目标也愈益被付诸实施。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纳粹德国对犹太人的灭绝人性的迫害和对其他民族的残杀，使人权成为国际政治中的流行概念，古典理想主义的两个目标中的一个——在全世界促进民主，越来越同在全世界促进人权统一起来，追求人权逐渐成为追求民主的另一种表达方式。
然而，冷战在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不期而至，从此，“国家利益视角的复活几乎成了一个新发现。国家利益似乎成了解答外交政策之迷的钥匙。”（注：David Callahan,Between Two Worlds:Realism,Idealism and American Foreign Policy after the Cold War,pp.75-76.）
关于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美国外交政策中现实主义和理想主义的地位，可以这样说，冷战促使美国外交政策专家把现实主义奉若神明。当美国的国家利益不再被看做是有保障的，甚至西方国家也把自身的安全系于美国的保护时，“美国的外交政策变得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现实主义”（注：Robert Dallek,The American Style of Foreign Policy:Cultural Politics and Foreign Affairs,New York,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83,p.8.）。“冷战期间，根据政治取向或意识形态取向来考虑的国家利益成为美国外交政策的主导因素”（注：Sara Steinmetz,Democratic Transition and Human Rights:Perspectives on U.S.Foreign Policy,New York,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1994,p.4.）。然而，每当东西方之间出现短暂的缓和时，理想主义就会在外交政策中重视。
尼克松政府之后，由于国内和国际上的种种原因，美国选民的情绪开始发生变化，建立新的外交政策的愿望逐渐萌发，戴维·福赛斯(David Forsythe)对此评论到：“在尼克松和基辛格的领导下，美国的外交政策被广泛地认为是把现实主义推到非现实的程度，因此导致外交政策发展到侧重于人权问题的阶段。基辛格对纯现实主义的热情变得如此明显，以致于即使他口头上讲人权也不能使其免受攻击。他不仅受到国会中自由主义民主党人的批评，而且也受到共和党人的批评，理由是他忽视了人权和道德。”（注：A.GLenn Mower,Jr.,Human Rights and American Foreign Policy:the Carter and Reagan Experiences,New York,Greenwood Press,1987,p.13.）
卡特上台后所标榜的人权外交政策同尼克松—基辛格时期的现实主义特征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因此，1977年卡特宣誓就职，成为一个转折点，它标志着理想主义，或者说注重人权和道德，在威尔逊之后，重又在美国的外交政策中占据了显著的地位。1989年冷战的结束使美国获得了进一步发展理想主义外交政策的机会，美国频繁参与人道主义国际干预，例如在海地、索马里、波黑等国家和地区，成为冷战后的一个突出现象。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现实主义在美国外交中取得的胜利还表现在，70年代末之前，现实主义的外交政策在理论上从来没有受到过严重挑战。冷战巩固了现实主义的地位，使它成为外交政策精英和学者中的正统思想。同共产主义的斗争也促使传统上相信理想主义和孤立主义的公众接受了下述看法：国际制度可能并不像美国所期望的那样有效，美国担任世界领导是全球安全的基本前提。现实主义地位的巩固还表现在，摩根索的著作《国家间的政治》和新现实主义的代表人物加州大学伯克莱分校的政治学教授肯尼斯·沃尔兹(Kenneth N.Waltz)的著作成为国际政治专业本科和研究生课程的标准教科书。
二、“美国例外论”
理想主义是美国外交政策的传统之一。但是，美国外交政策中的理想主义并不总是那么一目了然，这不仅是因为从美国作为一个独立的国家诞生之日起，现实主义就伴随着理想主义同生共长，成为理想主义的平衡力量；而且严格说来，每一个国家各个时期的外交政策，无论以什么理论作为指导，其最根本的目的只能是保护和扩张自身的利益。人们难以想象，一个国家的外交会以国家利益为代价来追求某种道德理想。道理很简单，一个国家想要在更大的世界范围内实现的那种道德理想一定是本国人民所普遍珍视的价值观念的延伸。这样，这个国家本身就是这种道德理想传播的基地，它自身的安全和强大程度决定了其道德理想可能传播的强度和广度，即使是在不进行武力干涉的范围内。如果作为这种道德观念载体的国家本身的生存受到威胁，那么轻则会使这个国家丧失传播自己道德理想的能力，重则会使尊崇这种道德理想的民族本身遭到毁灭。结果正所谓皮之不存，毛将焉附。这个道理也可以作为持理想主义观点的杰弗逊外交政策的注脚。现实主义的外交政策可能忽略道德，而理想主义的外交政策却不能根本忽略国家利益。因此在实践的意义上说，理想主义与现实主义之间的划分只能是相对的，即国家与国家之间相比较而言，一个国家某一时期的外交政策同另一个时期相比较而言。带有更多的现实主义或理想主义特征的某一国家或某一国家在某一时期的外交政策，一般就被称为现实主义的外交政策或理想主义的外交政策。而相比之下，美国的外交政策比其他大多数欧洲国家更富于理想主义。
那么，为什么美国的外交政策具有这样的特征？这就涉及“美国例外论”(exceptionalism)。
所谓例外，就是独特，就是与众不同。自《独立宣言》起草之日起，美国人就不断对自己的独特性作出评论，西方人，至少从托克维尔起，很早就倾向于把美国看做是人类社会的蓝图，带着热情或恐怖来看待这样的前景。
美国与众不同的特征包含了哪些方面呢？美国最早的13个州的明显特殊之处首先是其地理条件。它们疆域广阔，土地丰饶，与欧洲大陆远隔重洋。同西方人眼中的“旧世界”相比，殖民地代表了一个完全是“新世界”的国家。第二个明显的差别是人口的构成。殖民地的人口都是来自西欧一些国家（主要是英国）、信仰不同宗教派别的移民或移民的子女，这些移民不畏艰险横跨北大西洋来到荒芜的北美，为的是寻找机会和一个更自由、更公正的社会，他们是一些勇敢和富于创业精神的人。第三个差别是，英属北美殖民地大多是依照英王所授予的海外贸易公司或业主的特许状而建立的，由于特许状给予了殖民地相当大的自治权力，加之地理上的孤立，殖民者把比在欧洲国家所享受的更大的自治看做是天经地义的。他们创造了新英格兰乡镇会议和弗吉尼亚议会这样的自治形式，并通过这些形式来管理自己的事务。
在这个新形成的民族身上还有另一个独特性：与17世纪来美国的移民不同，1680年以后，大多数移民不再来自英格兰，而是来自德国、爱尔兰、苏格兰、瑞士和法国，所有不同国家的移民都有自己的地理、气候、制度和文化遗产，都不时地夸大自己民族的优越性。但是，非英格兰移民在很大程度上适应了最初移民的文化，采用了英国的语言、法律和风俗。而且这些东西因适应美洲的环境而早就有所改变了，结果就形成了一种独特的文化——一种受新世界影响的英国和欧洲大陆文化的结合。在美国国父们、牧师、国际法专家和其他一些社会精英的眼中，这个新国家提炼了潜伏在这些来自不同国家移民身上的原有不同文明的优点和精华，而这只有在美国才能得到实现。
在美国人的心底，美国是自由的土地。美国人的这种信念，多少带有宗教的成份。“美国人在他们的头脑中把基督教和自由几乎混为一体，以致叫他们想这个而不是想那个，简直是不可能的。”（注：托克维尔：《论美国的民主》（上卷），商务印书馆1988年版，第340页。）这也是美国一个重要的独特之处。在独立战争前后，美国人都有一个共同的假设，即自由是上帝赠与的。自由无比神圣，美国要求上帝来保护自己，上帝而不是英国国王乔治二世，被看做是他们的国王。
建立美利坚合众国的那些最初的殖民地反叛者认为，他们建造的国家注定与世界上的其他国家不同，而且会比它们更完美。这就是历史学家们在提到美国人的以救世主自居、使命感、理想主义或“美国例外论”时的含义。“美国例外论”是因马克斯·勒纳(Max Lerner)而流行起来的。许多历史学家理所当然地认为，“美国例外论”是美国外交关系的根源，美国在与外部世界交往时所有做得好的方面都可以追溯到这一理想主义的根源，所有坏的方面都可以追溯到美国人假仁假义的态度中所隐含的自高自大和伪善。声明自己在世界上的独特地位可能是美国最古老的政治传统之一。
殖民者相信美国是神圣的土地的事例不胜枚举。早在1630年，马萨诸塞总督约翰·温斯罗普(John Winthrop)就要求其人民“意识到我们将是山巅之城，所有人的眼睛都在注视着我们。”（注：Walter A.McDougall,The Promised Land,Crusader State:The American Encounter with the World since 1776,Boston,Houghton Miffilin Company,1997,p.17.）
美洲殖民地的牧师不断祈祷上帝保佑美国“公民自由和宗教自由”的事业，因为两者相互依赖。牧师们把美国的独立归诸上帝之手，“这里有我们的上帝……为世界所有地方被压迫人民准备的庇护所”。在哥伦布“发现”美洲大陆300周年纪念日，埃尔赫南·温切斯特(Elhanan Winchester)赞美上帝为所有国家的受迫害者准备了庇护所，“使它成为地球上第一个建立起平等的公民自由和宗教自由的地方”。相互分离的政教，“可以相安无事地继续存在和繁荣”。温切斯特甚至提到圣约翰对古老费城教堂的下述预言已经实现：“看哪，我已经在他们面前打开了大门，没人会关闭它。这是一扇公民自由和宗教自由的大门，它在北美的费城被开启……，它将向整个世界敞开。”（注：Ibid.,p.18.）
1783年，埃兹拉·斯泰尔斯(Ezra Stiles)牧师用宗教语言对“美国例外论”做了明确的解释。他在布道时说：“上帝仍然赐予他亲手栽植的这棵藤蔓更大的祝福”，因为“公民自由和宗教自由具有美妙的和诱人的魅力。对这些自由和财产的享受，赋予了美国的英格兰移民最令人惊异的精神。人们从来没有在所有的人收获自己的劳动果实和分享总的权力制度方面做过如此有效的试验。”“上帝使他的美国选民高于他创造的所有其他民族”。简言之，美国人是上帝从被奴役的人中选出移居到希望之乡的选民。
赫尔曼·梅尔维尔(Herman Melville)写道：“我们美国人是独特的选民——我们时代的上帝的选民；我们肩负着作为世界自由的避难所的责任。上帝从我们的民族中预先确定了伟大的事情，人类也从我们的民族中期望着伟大的事情；我们在我们的灵魂中感受到了伟大的事情。其他的民族一定会很快落在我们的身后。我们已经对自己怀疑得够久了，我们确实怀疑政治救世主是否已经降临。而他已经降临到世间，并和我们结为一体。”（注：Arthur M.Schlesinger,Jr.,The Cycles of American History,p.15.）
乔赛亚·斯特朗(Josiah Strong)牧师写下这样的话：犹太人、希腊人和罗马人，独立地发展了人的精神、知识和体力特性。“现在人类历史上第一次三股伟大的绳索通过一个居支配地位的民族之手编织成新时代单一的最高文明，它的臻于完善将是天国的完全来临……所有这些人都结合成为一个盎格鲁—萨克逊民族，表明这个民族是杰出而胜任的，因此是上帝的选民，准备在人间为他的天国的完全到来做准备。”（注：Arthur M.Schlesinger,Jr.,The Cycles of American History,p.15.）
对传统进行批判的莱因格尔德·尼布尔(Reingold Niebuhr)把这些表达都称作“自由文化的幻觉”，他认为美国人之所以持有这种幻觉，是因为他们带有对民族命运的宗教看法，这就是，美利坚民族是上帝造就来创造人类历史新开端的（注：Ibid.,p.19.）。
“美国例外论”所包含的信念也被用世俗之声呼喊出来。潘恩在其小册子《常识》中号召大众支持美国的独立。他问道：美国人有没有对其母国欠了感情债？没有，因为“这个新世界曾经成为欧洲各地受迫害的酷爱公民自由与宗教自由人士的庇护所。他们逃到这里来，并不是要逃开母亲的抚慰，而是要避开吃人怪兽的虐待。”（注：《潘恩选集》，商务印书馆1989年版，第22页。）我们“有各种机会和各方面的鼓励来建立世界上最高尚、最纯净的整体。我们有能力开始重新建设世界。”（注：《潘恩选集》，第57页。）
法国农学家米歇尔·克莱弗果(Michel Crevecoeur)在其于1782年发表的《一个美国农民的来信》中，把美国称作世界上现存的最完美的社会。他问道：“这个新人，美国人，究竟是怎样一种人？”“他就是美国人，这个人是把他古老的偏见和习惯遗留了下来，又从他所接受的新的生活方式里和他所服从的新的政府，以及他所保持的新地位里接受了新的偏见和习惯……。”（注：美国大使馆文化处编译《美国历史简介》，第20-21页。）美国人是特殊的，因为美国的生活改变了他们，正如约翰·亚当斯所说，“从1760年到1775年，革命已在人们的头脑中进行，那是在鲜血流淌在列克星敦之前的15年中”。（注：Walter A.McDougall,The Promised Land,Crusader State:The American Encounter with the World since 1776,p.19.）
从实际的政治生活来讲，与光明的新大陆相比，旧大陆的欧洲是腐败的。在欧洲，国际政治中充满了尔虞我诈，巧取豪夺，人民的自由权利不断被暴君扼杀，强权政治成了国家间关系的准则。美国诞生于殖民主义时期，这是欧洲列强之间军事冲突持续时间最长的时期。各个王国、帝国、公国和亲王领地之间持续不断的战争成为当时世界生活中的现实（注：布鲁斯特·C·旦尼：《从整体考察美国对外政策》，第37页。）。当美国建立民主制时，正是欧洲拿破仑倒台、“合法君主”复辟之时。欧洲的政治制度正面临着倒退，民主人士对前途充满了困惑和不安。“旧世界的所有政府如此根深蒂固，暴政与世俗如此制服人心，以致无从在亚洲、非洲或欧洲着手改革人类的政治条件。对自由的迫害遍及全球；理想被视为叛逆；而屈服于恐惧的心灵已经使得人们不敢思考。”（注：《潘恩选集》，第225页。）当18世纪末和19世纪欧洲革命接二连三地失败时，美国革命成功后诞生了稳固的民主制，为此美国人自诩本国革命是“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政治事件”，美国是“全世界政治再生”的天然代理人。为了继续推广自己从革命走向自由政府的模式，美国“劝说世界上被压迫的民族依照我们的方式去做，方能享受我们所享受的自由与快乐”。类似的声明曾在美国国会大厅里、在公众集会上回响过千百遍（注：《潘恩选集》，第107页。）。与欧洲相比，美国不仅有更多的自由和更完善的民主，而且美国人相信，在美国的领土上没有出现暴君、卖国贼的危险，也不会有其他时代发生过的使自由人受到伤害的无意义的战争（注：迈克尔·H·亨特：《意识形态与美国外交政策》，第35页。）。
此时民主制在美国的确立和成长确实为欧洲提供了一个政治典范，使欧洲看到了一种理想的政府形式和一种不同的生活观念得到实现。欧洲的民主派在美国的制度中看到了前途和希望，给予了它高度的评价。这种理想早已被他们在理论上加以论证，现在又在美国那里变成了活生生的现实。他们“昔日创建的民主原则，在美国正完全取得统治地位。它以最直接、最无限、最绝对的形式在美国得到了实现。”（注：托克维尔：《论美国的民主》（上卷），第2页。）这尤其为正在政治十字路口上徘徊的欧洲国家人民指明了一个光明的前景：民主是不可抗拒的。正如潘恩所说，“美国的独立如果不曾伴随着一场对政府的原则和实践的革命，而单从它偏离英国这一点来考虑，那就微不足道了。美国不仅为自己，而且也为全世界赢得了立足点，并且将目光射向自己所获得的利益的范围以外。”（注：《潘恩选集》，第225-226页。）
总之，基督教的祈愿和自省同美国特殊的政治实践结合到一起，形成了美国人独特的自我意识：美国人是上帝的特殊选民。这也显示了基督教在美国政治文化中的重要地位。
美国例外论深入美国人的灵魂，以它为中心，形成了被广泛接受的关于美国世界作用的看法：美国不同于其他国家，它更加有道德、独立、宽宏大量、民主。美国是光艳夺目的正直榜样，它将领导世界各地的人民向往美国模式，并最终采取美国的价值观念和体制。这一理想同美国人眼中的欧洲国家及其权力政治所代表的旧世界的腐败形成了鲜明的对比（注：David Callahan,Between Two Worlds:Realism,Idealism and American Foreign Policy after the Cold War,p.18.）。这就是美国人传统上形成的不同于欧洲人的自我定位，也就是为什么美国作为西方社会中的一员，其外交政策比西方其他国家更富于理想主义和使命感。如果说古典理想主义有两个主要目标：追求民主和加强集团安全；那么历史上，追求第一个目标或许可以说是美国理想主义的专利。
小施莱辛格断言，在美国，“现实主义和使命主义、经验和命运之间的斗争在我们的时代继续进行着”。他把下述现象都看做美国特殊论和美国使命感的表现：威廉·詹姆斯(William James)说，我们被指示“成为文明的传教士……我们必需播种我们的理想，种植我们的秩序，把我们的上帝强加于人。个人的生命微不足道。我们的责任和我们的命运召唤着我们，文明必须继续前进。”（注：Ibid.,p.19.）威尔逊1919年的一段讲话可以看做是这方面的一个说明，他说：“美国人民的心灵是纯洁的。它的人民的心灵是忠实的……。他们是历史上伟大的理想主义力量……。我相信，美国人民有一种精神能量，这是任何其他民族都无法贡献给人类自由的……。（在以往的战争中）美国具有实现命运和拯救世界的极强的特殊素质。”（注：Arthur M.Schlesinger,Jr.,The Cycles of American History,p.16.）1965年约翰逊总统声明，“历史和我们自身的成就赋予我们保护地球上自由的主要责任”。1982年里根总统同样宣布，“我始终相信，这片救世主的土地是以不同寻常的方式预留的，相信一个神圣的计划把这一伟大的大陆安置在两个大洋之间，让来自地球各个角落特别热爱信仰和自由的人们来发现。”（注：Ibid.）这些话都出自于美国人的同一种心声。
三、“榜样”还是“干预”
使美国的价值观普遍化是理想主义的特征，然而，在不同的时期和不同的国际形势下，如何使美国的价值观普遍化，即使在那些理想主义的热情信奉者中，也存在着激烈的争论。一种立场是把美国看做是“山巅之城”，照耀在所有国家的上空，但是影响其他国家是通过树立榜样而不是干涉来实现的。这可以说是一种孤立主义的立场。例如反对威尔逊主义的国会议员艾伯特·贝弗里奇强调：美国的使命是“向人类提供一个榜样：快乐与富裕来自渐进的、自我约束的自由”，最好是给世界起一个示范作用（注：迈克尔·H·亨特：《意识形态与美国外交政策》，第143页。）。另一种立场则认为，美国影响世界的方法应是行动主义的“十字军东征”，即有责任在其他国家保护自由和民主价值，推行民主和人权。这是干预主义的立场。
总的来看，可以这样说，对于建立美国、设计其政府制度的那一代人来说，美国人的特殊使命不是在外交事务上做任何事来改造一个罪恶世界，成为实现自决、人权和自由贸易的推动力，而是成为照亮世界的圣火。
在美国变得强大起来之前，第一种立场，也就是孤立主义的立场，占据着主导地位，具体地说，就是避免承担对外国，特别是欧洲的政治和军事责任，或同它们结盟。它是19世纪美国外交政策的关键因素（注：Manfred Jonas,"Isolationism",in Alexander DeConde,edited,Encyclopedia of American Foreign Policy,Studies of the Principle Movements and Ideas,Vol.Ⅰ,p.496.）。1874年，美利坚合众国早期重要的政治家中的最后一位在世者艾伯特·加勒廷(Albert Gallatin)重申了关于“榜样”的论点。他对自己的同胞说，“你们的使命是为所有其他政府和其他较少受到优待的民族树立榜样，运用我们的所有手段来逐步改进我们自己的体制，并通过你们的榜样来发挥最有利于人道的道德影响。”（注：Arthur M.Schlesinger,Jr.,The Cycles of American History,p.90.）
但是，争论一直存在。最典型的一次争论是19世纪中叶关于如何对待专制的奥地利政府镇压1848年匈牙利革命的争论。1849年，密执安州参议员、后来成为布坎南(Buchanan)总统国务卿的刘易斯·卡斯(Lewis Cass)提出了一项议案，针对奥地利和俄国军队对匈牙利1848年革命的血腥镇压，要求参议院对外关系委员会制定中止同奥地利关系的“权宜之计”。他指出这是一个专制主义的暴行，人类的自由和生命将因它而断送。
短命的匈牙利共和国总统科苏特·路易斯(Kossuth Louis)责备美国人无休止地谈论他们追求自由的使命，同时“拒绝发挥积极的作用来制约外部世界的环境”。科苏特在其美国之行中对美国听众说，“如果美国的命运是你们所有人所认为的那样，那么，命运从来不能通过充当被动的观众来实现，也不能通过听任野心勃勃的沙皇安排世界来实现”。科苏特接着说，美国人过于相信榜样的力量，但是“我从来没有听说过专制者曾向自由道德的影响力屈服”（注：Arthur M.Schlesinger,Jr.,The Cycles of American History,p.91.）。
卡斯的议案和科苏特的诘问对美国提出了一个问题：美国何以实现其道德使命。来自新罕布什尔州的民主党人约翰·帕克·黑尔(John Parker Hale)挑起了关于这个问题的辩论。他嘲讽地说，如果对匈牙利的镇压确实是一个道德问题，那么议案就不应当提到同奥地利中止关系是“权宜之计”，而应说是“责任”。卡斯向参议院提出的采取这种行动的理由是，美国同奥地利的贸易微不足道，如果采取中止关系的“权宜之计”，不会给自己带来什么损失。黑尔对此反问道，难道这就是对待一个道德问题的态度吗？如果美国真的要对专制者进行审讯，那就不能只是试图对少数与美国有微不足道商业往来的二等国家，那些美国几乎在与之打交道时不会付出代价的国家；而是要首先审讯俄罗斯帝国，不仅因为沙皇对匈牙利犯下的罪行，而且因为它长期以来把那些不幸的人流放到西伯利亚的冰天雪地中。此外还要为英国对爱尔兰爱国主义者的政治迫害和在印度实行的镇压而审判英国，并对法国在阿尔及利亚的所作所为审判法国。
亨利·克莱(Henry Clay)为辩论提出了另一个视角。他认为即使奥地利的专制主义穷凶极恶，也不一定要关闭同它交往的大门，更切合实际的做法是派遣一些德高望重的美国人去维也纳悄悄地为匈牙利人辩护，或提出为匈牙利流亡者提供救援的计划。克莱认为，卡斯的议案是要美国根据自己对人权事务的管理标准来对外国作出评判，它假定美国具有干涉外国内部事务的权利。但是界限在那里？你可以对西班牙说，除非你废除宗教法庭，对土耳其说，除非你废除一夫多妻制，否则美国将停止同你交往。但是，“为什么我们不应为了正在受难的爱尔兰而进行干预？为什么不应为了在所有我们可能发现人性正在遭受损害的地方而干预？”如果走上这条路，我们可能“打开一个新的冲突领域，可能最终走向战争，并把我们自己暴露在外国的反应之下。当这些国家发现我们摆出评判他们的行为的架式时，他们将着手反过来评判我们的行为。”（注：Arthur M.Schlesinger,Jr.,The Cycles of American History,pp.91-92.）
卡斯的议案没有获得通过，然而，他所提出的问题始终困扰着美国人的良知。南北战争后，格兰特(Grant)总统在其第一个国情咨文中提到，虽然美国人同情“所有为自由而斗争的人们……但为了我们的面子，我们应当避免把我们的观点强加给不情愿的国家，避免在没有受到邀请的情况下……介入各国政府同它们的臣民之间的争吵”。尽管美国没有采取行动，但国会和行政部门并没有停止谴责外国政府对人权的侵害，俄国、东欧和地中海中部各国对犹太人的迫害、土耳其对亚美尼亚人的屠杀、英国对爱尔兰人的压迫等都是美国谴责的对象。1872年，美国国务卿汉密尔顿·菲什(Hamilton Fish)通知美国驻维也纳公使：虽然作为一个规则，美国审慎地避免直接或间接地干预奥匈帝国的公共事务，但是它对犹太人的迫害“极不人道”。1892年，美国国务卿詹姆斯·G·布莱恩(James G.Blaine)告诉俄国外交大臣，虽然美国政府“并不想对其他国家的国内政策发号施令……但是各国间的共同责任要求每一个国家都运用自己的权力来对世界的其他部分产生应有的影响。”（注：Ibid.,pp.94-95.）
到20世纪初，随着美国工业实力的巨大增长和在美西战争中获得大片新领土，美国意识到可以在世界事务中扮演主要角色了。1900年，后来成为西奥多·罗斯福总统顾问的布鲁克斯·亚当斯(Brooks Adams)在其题为《美国的经济第一》(Ameircan's Economic Superemacy)的著作中论述道，美国注定要接替英国成为世界的领导者（注：David Callahan,Between Two Worlds,Realism,Idealism and American Foreign Policy after the Cold War,p.14.）。但是西奥多·罗斯福仍然想谨慎行事，他对国会说，“原先对于我们来说，关心在国内追求我们的道德和更好的物质生活比试图关心其他国家的情况更明智也更有用。我们有很多自己的原罪需要对之开战。在一般情况下，我们能够运用精神和心灵来努力制止国内市民的腐败、残忍的无法无天和暴力的种族歧视，这种做法比谴责其他地方的错误做法更有效。”罗斯福努力唤起美国人对传统的回忆：通过树立榜样而不是干预来行善。
然而，进入20世纪后，美国的使命感同其取得世界领导权的驱动力开始结合到一起，导致其外交更频繁地显示出“十字军东征”精神。这反映出美国人的一种信念：不仅美国的自由价值和民主制度具有普遍意义，而且美国在20世纪的世界头号地位也使它具有了在世界各地保护自由和推行民主制度的责任和实力。威尔逊主义使反人性的罪行具有“全球的性质”的观点流行起来，威尔逊用民族自决的方式提出了这个问题。富兰克林·罗斯福1941年提出了适用于个人而非国家的“四大自由”。
冷战给世界上发生的所有事情都打上了自己的烙印，破坏人权成为西方国家对共产党国家进行攻击的一个主要方面。在冷战的背景下，人权开始成为美国外交政策中一个主题。肯尼迪在其任职演说中提到，新一代的美国人“不愿目睹或允许缓慢地损坏这个国家一贯对之承担责任的人权”。1963年他又在美利坚大学演讲说，“难道归根结底和平不是一个人权问题吗？”他要求联合国在人权受到侵害和被成员国忽略时，不要袖手旁观。
美国人的使命感如此根深蒂固，以致于那些在国际上依照权力政治规则行事的美国政治家们都免不了奢谈美国对外干涉目的的“纯洁性”。“君子不言利”成为美国政治家们在公众场合为其外交政策辩护和做战争动员时的座右铭，因为直白的利益计算是打动不了美国人心的。美国外交经验的一个独特性也相应地是寻找一个合法的思想框架来为美国军队在海外的行动辩护，这使得美国公众在越南战争成为全国关注的焦点之前，从来没有在道德上对美国海外干涉的适当性（至多在利害关系上）提出过质疑，他们由衷地相信美国在海外的所作所为与美国人的道德观总是一致的。与越南战争没有本质区别的朝鲜战争被美国举国上下视为正义的战争，遭杜鲁门总统解职后从朝鲜战场返回的麦克阿瑟将军所受到的对待民族英雄般的倾城欢迎，是公众支持朝鲜战争的最好写照。正因为如此，越南战争的失败对于美国人的打击是双重的，它既动摇了美国对自身干预能力的信心，也使美国人痛苦地醒悟到，政府以最打动人心的词句来动员的战争可能是违背美国人的基本价值观念的，这后一种打击更令美国人刻骨铭心。
越南战争打断了美国把人权作为外交政策主题的做法，因为当美国军队在越南肆无忌惮地屠杀老弱妇孺时，奢谈人权未免显得过于虚伪。甚至当美国军队撤离越南后，美国政府都羞于重提人权。直到1976年，卡特在总统竞选中才重新打出人权的旗帜。但是此时“榜样”之说，早已从美国领导人的辞藻中销声匿迹，关于干预本身，有争议的只是程度而已，即在多大程度上不在对苏联有重要战略利益的地区触动它的神经，以致引起苏联的过度反应，从而打破美苏之间的军事均势。而在冷战结束之后，对于美国来说，即使连这一干预界限也不复存在，当美国成为世界上惟一的超级大国时，美国干预的界限仅在于美国人情愿付出多大的代价和美国的西欧盟国在多大程度上赞同美国的立场。^
【专 题 号】K5
【复印期号】2001年03期
【原文出处】《《中国社会科学》》(京)2000年06期第83～94页
【作者简介】周琪，女，1954年生，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研究员。
【关 键 词】美国/外交政策/“例外论”
一、美国的外交政策传统
在国际关系理论中，现实主义和理想主义是相互对立的。保罗·西伯里(Paul Seabury)认为，“在哲学意义上，现实主义和理想主义是看待事物本质的两种相互对立的方法。现实主义以事物本来的面目来看待它和接受它。理想主义具有理想化的习惯，倾向于用理想的形式来描述事物，或渴望事物采取这种理想形式。”（注：Paul Seabury,"Realism and Idealism",in Alexander DeConde,edited,Encyclopedia of Amerian Foreign Policy,Studies of the Principle Movements and Ideas,New York,Charles Scribner's Sons,Vol.Ⅱ,1978,p.856.）他进一步提出，在西方政治思想中，现实主义和理想主义关于政府在国际关系中应采取什么样的行为方式的观点上始终存在着冲突。马基雅弗利赤裸裸的现实主义同主张对统治者的权力进行伦理限制的占统治地位的基督教之间存在着根本的对立。在19世纪，关于国家利益的主张同启蒙思想相对立，启蒙思想的倡导者反对君主维持均势政治的治术，或以人类福利为代价来追求动态的目标（注：Paul Seabury,"Realism and Idealism",in Alexander Deconde,edited,Encyclopedia of Ameri an Foreign Policy,Studies of the Principle Movements and Ideas,Vol.Ⅱ,p.856.）。
当把这两种不同的看待问题的方法运用于国际关系时，就产生了两种相互对立的国际关系理论。现实主义的国际关系理论假设，在国际事务中，国家是行为主体，它有能力依照理性来行动。在任何政治形势下，各国都具有自己的“国家利益”，最基本的国家利益是安全，因为如果一个国家的安全没有保障，它就不能确保生存，也不能实现其他促进其公民福利的目标。为了确保安全，每个国家都必须追求实力。早期的现实主义者把一国的军事力量看做是最重要的实力要素。
由于世界是由利益相互冲突的国家组成的，全球利益的和谐共存便是不可能的。所有的国家都在一个无政府主义的全球政治制度中运作，在现行的国际制度下没有一个中央权威来解决争端，分配稀缺资源，调解不同的利益，每个国家都只能依靠自己的实力来防止外来的威胁。因此，避免冲突和保障安全的最佳策略是不断维持各国之间的均势（注：参见Trevor Taylor,"Power Politics",in Approaches and theory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edited by Trevor Taylor,New York,Longman,1978,pp.123-127。）。
什么是理想主义呢？理想主义怀有或追求崇高的原则和目标，同时准备做出必要的妥协。古典理想主义的目标是促进民主和加强集体安全。
虽然美国外交政策中这两种主张的冲突源于欧洲的理论冲突，然而，“正是在美国这样的第一个‘崭新的国家’，这两种主张首次在理论和实践的意义上得到确立。欧洲大陆的特有情况是，具有进步意义的乌托邦主义被排除在实践领域之外；而在美国，它却成为国务活动家、政治家、评论家和理论家周期性探讨的主题。”（注：Paul Seabury,"Realism and Idealism",in Alexander DeConde,edited,Encyclopedia of American Foreign Policy,Studies of the Principle Movements and Ideas,Vol.Ⅱ,p.856.）
就美国而言，历史学家们认为，美国第一位总统所采取的立场显示了现实主义的态度，并为美国的外交政策奠定了现实主义的基础。在美利坚合众国成立的早期，作为一个前殖民地，它面临的主要挑战是如何生存，在一个欧洲列强统治的时代，这对于它来说并非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为此，那个时期的美国有着基于现实主义的强烈的孤立主义倾向。1797年担任总统的联邦党人约翰·亚当斯(John Adams)早在1776年就说过，“我们应当使我们自己尽可能长久地远离所有的欧洲政治和战争”。1783年大陆会议通过的决议也曾提到，“这些州的真正利益是要求它们尽可能少地卷入欧洲国家的政治和争吵”（注：David Callahan,Between Two Worlds:Realism,Idealism and American Foreign Policy after the Cold War,p.11.）。乔治·华盛顿在美国革命期间写道，那些“根据公正原则来行动的人，相比之下，不过是沧海一粟”。“我敢断言：大规模的和持久的战争从来不可能仅仅在公正原则基础上受到支持。它必须有利益预期作补充。”华盛顿相信，所有的国家必须根据对其利益的判断而行动。任何不把自我保护当做其主要政策动机的国家都不能幸存。在国际交往中不能信赖违背其国家利益而行动的国家。没有国家利益作指南，在国际事务中就没有秩序或可预见性（注：Arthur M.Schlesinger,Jr.,The Cycles of American History,Boston,Houghton Mifflin Company,1986,p.75.）。
托马斯·杰弗逊被许多学者看做是美国理想主义外交政策的先驱，他于1790年进入华盛顿政府。杰弗逊崇信自由，其理想社会是一个具有使命感、具有适当外交政策的良好社会（注：迈克尔·H·亨特：《意识形态与美国外交政策》，世界知识出版社1999年版，第24页。），他认为国家追求的最高目标应当是自由平等。在外交政策思想上同杰弗逊相对立的是亚历山大·汉弥尔顿，他是注重实力的现实主义者。在他看来，维护自身利益应当成为美国外交政策的指南，并且认为国家也同人一样，注定要为赢得财产和荣誉而相互争斗，即使是共和制的国家也难逃这一规律。他警告说，美国人必须认识到他们也生活在一个“远非至善至美的快乐帝国之中”。在美国还弱小时，必须采取“韬晦”的策略，“一个伟大帝国的胚胎”，至少需要十年的和平来发展壮大（注：迈克尔·H·亨特：《意识形态与美国外交政策》，第27页。）。
1789年的法国革命以及其后于1790年在革命的法国和英国之间爆发的战争，激化了杰弗逊和汉弥尔顿之间的冲突，其时两人都是华盛顿政府内阁的成员，杰弗逊负责外交事务，汉弥尔顿负责财政。汉弥尔顿主张保持中立，这实际上有利于英国。杰弗逊则主张美国进行干涉，认为美法1778年的联盟使美国有责任支持法国，而且美国支持法国是对法国在美国反对英国统治的革命中给予其支持的报偿。但是汉弥尔顿对这些观点提出了挑战，他用匿名的方式发表文章，写道：“在个人之间，表示感激的场合并非少见，但是在国家之间却可能从未发生过。可以肯定地说，一般的原则是，各个国家的优秀官员的主要动机是追求利益或国家的优势。”（注：Paul Seabury,"Realism and Idealism",in Alexander DeConde,edited,Encyclpedia of American Foreign Policy,Studies of the Principle Movements and Ideas,Vol.Ⅱ,p.860.）此外，另一种考虑影响了美国政府的决策：美国的陆军和海军太弱小，远不足以同英国对抗；如果卷入同英国的战争，其结果对于美国来说可能是灭顶之灾。
在这种情况下，汉弥尔顿的政策主张在华盛顿的默许下占了上风，其影响力之大，使得1801年宣誓就任总统的杰弗逊在其任期内也身不由己地“皈依”了它。
19世纪上半叶，美国在维护自由的名义下以惊人的速度进行领土扩张，领土扩张的成功为美国的崛起创造了条件。在美西战争之前，美国政府一贯宣称，美国不会干预其他国家的内部争端和国际争端，或通过把美国的经济制度和政治制度以及道德体系强加给其他民族。1898年的美西战争为这种政策画上了句号，标志着美国外交政策中帝国主义倾向的出现。
早在杰弗逊时期，美国就有重建国际体系的愿望。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美国既缺少手段，也没有机会来追求这一目标。美国加入第一次世界大战在很大程度上是基于对地缘政治的深思熟虑。但是对于美国许多政治精英来说，尤其是对威尔逊总统本人来说，美国的目标不仅是要反击德国的恐吓，而且要在战后运用美国的实力来确保建立在国际法基础上的持久和平。威尔逊1917年在国会发表战时演讲说，美国寻求“通过自由人民的协作来使权利获得普遍的支配地位，这种协作应当把和平和安全带给所有的国家，并使世界本身最终成为自由的”。战争结束后，他再次表达了自己的看法，“如果除了通过均势来保持世界平衡的新尝试外，未来世界不能给予我们任何东西，美国将对此不感兴趣。”（注：David Callahan,Between Two Worlds:Realism,Idealism and American Foreign Policy after the Cold War,p.58.）为了实现战后持久和平的目标，威尔逊积极倡导建立国际联盟，他希望通过这个新的国际机构来废除权力政治，用集体安全来取而代之。
1918年威尔逊第一次具体阐述了著名的“十四点计划”，它是美国在巴黎和会上的外交基石，也是到那时为止美国政治家对理想主义议事日程最全面的概括。几十年后，威尔逊的观点仍然在美国追求理想主义外交的人们中引起共鸣。威尔逊主义赞同一种信念：反人性的罪行是一个世界问题，并提出了“民族自决”的术语（注：阿瑟·小施莱辛格：“人权和美国传统”，《现代外国哲学社会科学文摘》1980年第2期，第29页。）。威尔逊所设计的国际新秩序包括：贸易自由，停止军备竞赛，禁止同盟国之间的秘密外交，禁止大屠杀，废除王权，其中最重要的是在全欧洲实行民族自决。德国、俄国以及刚从奥匈帝国奴役下解放出来的一些国家，都将实行温和的、民主的、符合宪法的革命。一旦这些国家以及其他追求民主和平的国家联合起来组成一个“国际联盟”，世界上的恐怖、专政与侵略活动将从此绝迹。
1919年威尔逊未能获得参议院对美国参加国际联盟的批准，这是由于参议院中亨利·卡伯特·洛奇(Henry Cabot Lodge)领导的现实主义者和理想主义者的奇特联盟所造成的，后者把美国加入联盟的条约看做是对道德原则的背叛，并且把国联描绘成使美国陷入一个不道德的欧洲恶习之中的圈套（注：Paul Seabury,"Realism and Idealism",in Alexander DeConde,edited,Encyclopedia of Amercian Foreign Policy,Studies of the Principle Movements and Ideas,Vol.Ⅱ,p.862.）。然而，尽管美国没有加入国联，而且共和党人沃伦·G·哈丁在1919年的大选中获得一边倒的胜利，威尔逊的“十字军东征”精神在整个20年代和30年代前期一直指导着美国的外交政策，它同孤立主义一起，成为美国官方政策的特征，因此这些年也被看做是美国外交政策的孤立主义年代。同时，虽然美国未能加入国际联盟，美国的外交家们还是把大量精力放在了执行威尔逊的集体安全的主张上，尤其是进行多边裁军安排，并寻求其他防止冲突的措施。人们假设加强集体安全将使国家间关系中的理性力量制度化，结束毁灭人类的战争。威尔逊的理想主义虽然在其生前受到很大的冷落，威尔逊本人也于1920年作为一个心力交瘁的失败者离开了白宫，但威尔逊的理想主义注定将在美国外交政策中产生深远的影响。
30年代富兰克林·罗斯福总统的一些外交政策显示了理想主义的倾向：睦邻政策，消除加勒比和拉丁美洲殖民制度的大量残余，加速菲律宾和波多黎各的独立过程（注：布鲁斯特·C·旦尼：《从整体考察美国对外政策》，世界知识出版社1988年版，第47页。）。然而，到30年代中期和后期，集体安全的机制失败了，德国和日本的势力增长起来，现实主义的关于世界政治的观点开始受到美国外交政策思想家的支持。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美国的主要目的是保护自身的安全。但是正如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一样，重建国际体系的使命热情从一开始就是美国政府的显著特征。罗斯福很快认识到，美国参加第二次世界大战可能要付出沉重的代价，但是它也提供了第二次机会去完成威尔逊未竟的事业：对一个有缺陷的国际体系进行彻底的改造。1939年9月，德国侵略波兰两天之后，罗斯福声明：“甚至从这场大战一开始我就明白，美国的影响应当是始终如一地为人类寻求在尽可能大的范围内消除国家间不断使用武力的最终和平。”（注：David Callahan,Between Two Worlds:Realism,Idealism and American Foreign Policy after the Cold War,p.59.）1941年，罗斯福与英国首相温斯顿·丘吉尔签订了大西洋宪章，阐明了英美两国的共同目标：公正的和平，所有国家都拥有自决权，自由贸易，建立一个能制止再次爆发侵略活动的新的国际联盟。罗斯福的国务卿科德尔·赫尔(Cordell Hull)是威尔逊的信徒，当他1943年从莫斯科会议返回时对美国国会说，未来“不再需要势力范围、联盟、均势，或其他特殊安排，在不愉快的过去，各国就是通过它们来努力保卫自身的安全和追求自身的利益的。”（注：David Callahan,Between Two Worlds:Realism,Idealism and American Foreign Policy after the Cold War,p.59.）
第二次世界大战即将结束时，美国的外交家把相当大的精力投入到了建立联合国上。二次大战之后，集体安全是维持战后持久和平途径的观点受到最广泛的支持。不少美国人相信，美国未能加入国联加速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爆发。不过，建立联合国并不是对威尔逊方法的简单重复，罗斯福的设想是，联合国要由少数几个大国组成的安理会作为核心，“这些国家必须在未来的许多年中充当世界的警察”。联合国是在理想主义而不是现实主义的基础上被提交给美国国会批准的。罗斯福1945年3月1日在对国会的演讲中说，联合国意味着“单边行为、排外联盟、势力范围和均势体系的结束”（注：David Callahan,Between Two Worlds:Realism,Idealism and American Foreign Policy after the Cold War,pp.43.）。重建国际体系的愿望显示了理想主义的倾向，同时“促进民主”的目标也愈益被付诸实施。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纳粹德国对犹太人的灭绝人性的迫害和对其他民族的残杀，使人权成为国际政治中的流行概念，古典理想主义的两个目标中的一个——在全世界促进民主，越来越同在全世界促进人权统一起来，追求人权逐渐成为追求民主的另一种表达方式。
然而，冷战在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不期而至，从此，“国家利益视角的复活几乎成了一个新发现。国家利益似乎成了解答外交政策之迷的钥匙。”（注：David Callahan,Between Two Worlds:Realism,Idealism and American Foreign Policy after the Cold War,pp.75-76.）
关于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美国外交政策中现实主义和理想主义的地位，可以这样说，冷战促使美国外交政策专家把现实主义奉若神明。当美国的国家利益不再被看做是有保障的，甚至西方国家也把自身的安全系于美国的保护时，“美国的外交政策变得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现实主义”（注：Robert Dallek,The American Style of Foreign Policy:Cultural Politics and Foreign Affairs,New York,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83,p.8.）。“冷战期间，根据政治取向或意识形态取向来考虑的国家利益成为美国外交政策的主导因素”（注：Sara Steinmetz,Democratic Transition and Human Rights:Perspectives on U.S.Foreign Policy,New York,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1994,p.4.）。然而，每当东西方之间出现短暂的缓和时，理想主义就会在外交政策中重视。
尼克松政府之后，由于国内和国际上的种种原因，美国选民的情绪开始发生变化，建立新的外交政策的愿望逐渐萌发，戴维·福赛斯(David Forsythe)对此评论到：“在尼克松和基辛格的领导下，美国的外交政策被广泛地认为是把现实主义推到非现实的程度，因此导致外交政策发展到侧重于人权问题的阶段。基辛格对纯现实主义的热情变得如此明显，以致于即使他口头上讲人权也不能使其免受攻击。他不仅受到国会中自由主义民主党人的批评，而且也受到共和党人的批评，理由是他忽视了人权和道德。”（注：A.GLenn Mower,Jr.,Human Rights and American Foreign Policy:the Carter and Reagan Experiences,New York,Greenwood Press,1987,p.13.）
卡特上台后所标榜的人权外交政策同尼克松—基辛格时期的现实主义特征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因此，1977年卡特宣誓就职，成为一个转折点，它标志着理想主义，或者说注重人权和道德，在威尔逊之后，重又在美国的外交政策中占据了显著的地位。1989年冷战的结束使美国获得了进一步发展理想主义外交政策的机会，美国频繁参与人道主义国际干预，例如在海地、索马里、波黑等国家和地区，成为冷战后的一个突出现象。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现实主义在美国外交中取得的胜利还表现在，70年代末之前，现实主义的外交政策在理论上从来没有受到过严重挑战。冷战巩固了现实主义的地位，使它成为外交政策精英和学者中的正统思想。同共产主义的斗争也促使传统上相信理想主义和孤立主义的公众接受了下述看法：国际制度可能并不像美国所期望的那样有效，美国担任世界领导是全球安全的基本前提。现实主义地位的巩固还表现在，摩根索的著作《国家间的政治》和新现实主义的代表人物加州大学伯克莱分校的政治学教授肯尼斯·沃尔兹(Kenneth N.Waltz)的著作成为国际政治专业本科和研究生课程的标准教科书。
二、“美国例外论”
理想主义是美国外交政策的传统之一。但是，美国外交政策中的理想主义并不总是那么一目了然，这不仅是因为从美国作为一个独立的国家诞生之日起，现实主义就伴随着理想主义同生共长，成为理想主义的平衡力量；而且严格说来，每一个国家各个时期的外交政策，无论以什么理论作为指导，其最根本的目的只能是保护和扩张自身的利益。人们难以想象，一个国家的外交会以国家利益为代价来追求某种道德理想。道理很简单，一个国家想要在更大的世界范围内实现的那种道德理想一定是本国人民所普遍珍视的价值观念的延伸。这样，这个国家本身就是这种道德理想传播的基地，它自身的安全和强大程度决定了其道德理想可能传播的强度和广度，即使是在不进行武力干涉的范围内。如果作为这种道德观念载体的国家本身的生存受到威胁，那么轻则会使这个国家丧失传播自己道德理想的能力，重则会使尊崇这种道德理想的民族本身遭到毁灭。结果正所谓皮之不存，毛将焉附。这个道理也可以作为持理想主义观点的杰弗逊外交政策的注脚。现实主义的外交政策可能忽略道德，而理想主义的外交政策却不能根本忽略国家利益。因此在实践的意义上说，理想主义与现实主义之间的划分只能是相对的，即国家与国家之间相比较而言，一个国家某一时期的外交政策同另一个时期相比较而言。带有更多的现实主义或理想主义特征的某一国家或某一国家在某一时期的外交政策，一般就被称为现实主义的外交政策或理想主义的外交政策。而相比之下，美国的外交政策比其他大多数欧洲国家更富于理想主义。
那么，为什么美国的外交政策具有这样的特征？这就涉及“美国例外论”(exceptionalism)。
所谓例外，就是独特，就是与众不同。自《独立宣言》起草之日起，美国人就不断对自己的独特性作出评论，西方人，至少从托克维尔起，很早就倾向于把美国看做是人类社会的蓝图，带着热情或恐怖来看待这样的前景。
美国与众不同的特征包含了哪些方面呢？美国最早的13个州的明显特殊之处首先是其地理条件。它们疆域广阔，土地丰饶，与欧洲大陆远隔重洋。同西方人眼中的“旧世界”相比，殖民地代表了一个完全是“新世界”的国家。第二个明显的差别是人口的构成。殖民地的人口都是来自西欧一些国家（主要是英国）、信仰不同宗教派别的移民或移民的子女，这些移民不畏艰险横跨北大西洋来到荒芜的北美，为的是寻找机会和一个更自由、更公正的社会，他们是一些勇敢和富于创业精神的人。第三个差别是，英属北美殖民地大多是依照英王所授予的海外贸易公司或业主的特许状而建立的，由于特许状给予了殖民地相当大的自治权力，加之地理上的孤立，殖民者把比在欧洲国家所享受的更大的自治看做是天经地义的。他们创造了新英格兰乡镇会议和弗吉尼亚议会这样的自治形式，并通过这些形式来管理自己的事务。
在这个新形成的民族身上还有另一个独特性：与17世纪来美国的移民不同，1680年以后，大多数移民不再来自英格兰，而是来自德国、爱尔兰、苏格兰、瑞士和法国，所有不同国家的移民都有自己的地理、气候、制度和文化遗产，都不时地夸大自己民族的优越性。但是，非英格兰移民在很大程度上适应了最初移民的文化，采用了英国的语言、法律和风俗。而且这些东西因适应美洲的环境而早就有所改变了，结果就形成了一种独特的文化——一种受新世界影响的英国和欧洲大陆文化的结合。在美国国父们、牧师、国际法专家和其他一些社会精英的眼中，这个新国家提炼了潜伏在这些来自不同国家移民身上的原有不同文明的优点和精华，而这只有在美国才能得到实现。
在美国人的心底，美国是自由的土地。美国人的这种信念，多少带有宗教的成份。“美国人在他们的头脑中把基督教和自由几乎混为一体，以致叫他们想这个而不是想那个，简直是不可能的。”（注：托克维尔：《论美国的民主》（上卷），商务印书馆1988年版，第340页。）这也是美国一个重要的独特之处。在独立战争前后，美国人都有一个共同的假设，即自由是上帝赠与的。自由无比神圣，美国要求上帝来保护自己，上帝而不是英国国王乔治二世，被看做是他们的国王。
建立美利坚合众国的那些最初的殖民地反叛者认为，他们建造的国家注定与世界上的其他国家不同，而且会比它们更完美。这就是历史学家们在提到美国人的以救世主自居、使命感、理想主义或“美国例外论”时的含义。“美国例外论”是因马克斯·勒纳(Max Lerner)而流行起来的。许多历史学家理所当然地认为，“美国例外论”是美国外交关系的根源，美国在与外部世界交往时所有做得好的方面都可以追溯到这一理想主义的根源，所有坏的方面都可以追溯到美国人假仁假义的态度中所隐含的自高自大和伪善。声明自己在世界上的独特地位可能是美国最古老的政治传统之一。
殖民者相信美国是神圣的土地的事例不胜枚举。早在1630年，马萨诸塞总督约翰·温斯罗普(John Winthrop)就要求其人民“意识到我们将是山巅之城，所有人的眼睛都在注视着我们。”（注：Walter A.McDougall,The Promised Land,Crusader State:The American Encounter with the World since 1776,Boston,Houghton Miffilin Company,1997,p.17.）
美洲殖民地的牧师不断祈祷上帝保佑美国“公民自由和宗教自由”的事业，因为两者相互依赖。牧师们把美国的独立归诸上帝之手，“这里有我们的上帝……为世界所有地方被压迫人民准备的庇护所”。在哥伦布“发现”美洲大陆300周年纪念日，埃尔赫南·温切斯特(Elhanan Winchester)赞美上帝为所有国家的受迫害者准备了庇护所，“使它成为地球上第一个建立起平等的公民自由和宗教自由的地方”。相互分离的政教，“可以相安无事地继续存在和繁荣”。温切斯特甚至提到圣约翰对古老费城教堂的下述预言已经实现：“看哪，我已经在他们面前打开了大门，没人会关闭它。这是一扇公民自由和宗教自由的大门，它在北美的费城被开启……，它将向整个世界敞开。”（注：Ibid.,p.18.）
1783年，埃兹拉·斯泰尔斯(Ezra Stiles)牧师用宗教语言对“美国例外论”做了明确的解释。他在布道时说：“上帝仍然赐予他亲手栽植的这棵藤蔓更大的祝福”，因为“公民自由和宗教自由具有美妙的和诱人的魅力。对这些自由和财产的享受，赋予了美国的英格兰移民最令人惊异的精神。人们从来没有在所有的人收获自己的劳动果实和分享总的权力制度方面做过如此有效的试验。”“上帝使他的美国选民高于他创造的所有其他民族”。简言之，美国人是上帝从被奴役的人中选出移居到希望之乡的选民。
赫尔曼·梅尔维尔(Herman Melville)写道：“我们美国人是独特的选民——我们时代的上帝的选民；我们肩负着作为世界自由的避难所的责任。上帝从我们的民族中预先确定了伟大的事情，人类也从我们的民族中期望着伟大的事情；我们在我们的灵魂中感受到了伟大的事情。其他的民族一定会很快落在我们的身后。我们已经对自己怀疑得够久了，我们确实怀疑政治救世主是否已经降临。而他已经降临到世间，并和我们结为一体。”（注：Arthur M.Schlesinger,Jr.,The Cycles of American History,p.15.）
乔赛亚·斯特朗(Josiah Strong)牧师写下这样的话：犹太人、希腊人和罗马人，独立地发展了人的精神、知识和体力特性。“现在人类历史上第一次三股伟大的绳索通过一个居支配地位的民族之手编织成新时代单一的最高文明，它的臻于完善将是天国的完全来临……所有这些人都结合成为一个盎格鲁—萨克逊民族，表明这个民族是杰出而胜任的，因此是上帝的选民，准备在人间为他的天国的完全到来做准备。”（注：Arthur M.Schlesinger,Jr.,The Cycles of American History,p.15.）
对传统进行批判的莱因格尔德·尼布尔(Reingold Niebuhr)把这些表达都称作“自由文化的幻觉”，他认为美国人之所以持有这种幻觉，是因为他们带有对民族命运的宗教看法，这就是，美利坚民族是上帝造就来创造人类历史新开端的（注：Ibid.,p.19.）。
“美国例外论”所包含的信念也被用世俗之声呼喊出来。潘恩在其小册子《常识》中号召大众支持美国的独立。他问道：美国人有没有对其母国欠了感情债？没有，因为“这个新世界曾经成为欧洲各地受迫害的酷爱公民自由与宗教自由人士的庇护所。他们逃到这里来，并不是要逃开母亲的抚慰，而是要避开吃人怪兽的虐待。”（注：《潘恩选集》，商务印书馆1989年版，第22页。）我们“有各种机会和各方面的鼓励来建立世界上最高尚、最纯净的整体。我们有能力开始重新建设世界。”（注：《潘恩选集》，第57页。）
法国农学家米歇尔·克莱弗果(Michel Crevecoeur)在其于1782年发表的《一个美国农民的来信》中，把美国称作世界上现存的最完美的社会。他问道：“这个新人，美国人，究竟是怎样一种人？”“他就是美国人，这个人是把他古老的偏见和习惯遗留了下来，又从他所接受的新的生活方式里和他所服从的新的政府，以及他所保持的新地位里接受了新的偏见和习惯……。”（注：美国大使馆文化处编译《美国历史简介》，第20-21页。）美国人是特殊的，因为美国的生活改变了他们，正如约翰·亚当斯所说，“从1760年到1775年，革命已在人们的头脑中进行，那是在鲜血流淌在列克星敦之前的15年中”。（注：Walter A.McDougall,The Promised Land,Crusader State:The American Encounter with the World since 1776,p.19.）
从实际的政治生活来讲，与光明的新大陆相比，旧大陆的欧洲是腐败的。在欧洲，国际政治中充满了尔虞我诈，巧取豪夺，人民的自由权利不断被暴君扼杀，强权政治成了国家间关系的准则。美国诞生于殖民主义时期，这是欧洲列强之间军事冲突持续时间最长的时期。各个王国、帝国、公国和亲王领地之间持续不断的战争成为当时世界生活中的现实（注：布鲁斯特·C·旦尼：《从整体考察美国对外政策》，第37页。）。当美国建立民主制时，正是欧洲拿破仑倒台、“合法君主”复辟之时。欧洲的政治制度正面临着倒退，民主人士对前途充满了困惑和不安。“旧世界的所有政府如此根深蒂固，暴政与世俗如此制服人心，以致无从在亚洲、非洲或欧洲着手改革人类的政治条件。对自由的迫害遍及全球；理想被视为叛逆；而屈服于恐惧的心灵已经使得人们不敢思考。”（注：《潘恩选集》，第225页。）当18世纪末和19世纪欧洲革命接二连三地失败时，美国革命成功后诞生了稳固的民主制，为此美国人自诩本国革命是“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政治事件”，美国是“全世界政治再生”的天然代理人。为了继续推广自己从革命走向自由政府的模式，美国“劝说世界上被压迫的民族依照我们的方式去做，方能享受我们所享受的自由与快乐”。类似的声明曾在美国国会大厅里、在公众集会上回响过千百遍（注：《潘恩选集》，第107页。）。与欧洲相比，美国不仅有更多的自由和更完善的民主，而且美国人相信，在美国的领土上没有出现暴君、卖国贼的危险，也不会有其他时代发生过的使自由人受到伤害的无意义的战争（注：迈克尔·H·亨特：《意识形态与美国外交政策》，第35页。）。
此时民主制在美国的确立和成长确实为欧洲提供了一个政治典范，使欧洲看到了一种理想的政府形式和一种不同的生活观念得到实现。欧洲的民主派在美国的制度中看到了前途和希望，给予了它高度的评价。这种理想早已被他们在理论上加以论证，现在又在美国那里变成了活生生的现实。他们“昔日创建的民主原则，在美国正完全取得统治地位。它以最直接、最无限、最绝对的形式在美国得到了实现。”（注：托克维尔：《论美国的民主》（上卷），第2页。）这尤其为正在政治十字路口上徘徊的欧洲国家人民指明了一个光明的前景：民主是不可抗拒的。正如潘恩所说，“美国的独立如果不曾伴随着一场对政府的原则和实践的革命，而单从它偏离英国这一点来考虑，那就微不足道了。美国不仅为自己，而且也为全世界赢得了立足点，并且将目光射向自己所获得的利益的范围以外。”（注：《潘恩选集》，第225-226页。）
总之，基督教的祈愿和自省同美国特殊的政治实践结合到一起，形成了美国人独特的自我意识：美国人是上帝的特殊选民。这也显示了基督教在美国政治文化中的重要地位。
美国例外论深入美国人的灵魂，以它为中心，形成了被广泛接受的关于美国世界作用的看法：美国不同于其他国家，它更加有道德、独立、宽宏大量、民主。美国是光艳夺目的正直榜样，它将领导世界各地的人民向往美国模式，并最终采取美国的价值观念和体制。这一理想同美国人眼中的欧洲国家及其权力政治所代表的旧世界的腐败形成了鲜明的对比（注：David Callahan,Between Two Worlds:Realism,Idealism and American Foreign Policy after the Cold War,p.18.）。这就是美国人传统上形成的不同于欧洲人的自我定位，也就是为什么美国作为西方社会中的一员，其外交政策比西方其他国家更富于理想主义和使命感。如果说古典理想主义有两个主要目标：追求民主和加强集团安全；那么历史上，追求第一个目标或许可以说是美国理想主义的专利。
小施莱辛格断言，在美国，“现实主义和使命主义、经验和命运之间的斗争在我们的时代继续进行着”。他把下述现象都看做美国特殊论和美国使命感的表现：威廉·詹姆斯(William James)说，我们被指示“成为文明的传教士……我们必需播种我们的理想，种植我们的秩序，把我们的上帝强加于人。个人的生命微不足道。我们的责任和我们的命运召唤着我们，文明必须继续前进。”（注：Ibid.,p.19.）威尔逊1919年的一段讲话可以看做是这方面的一个说明，他说：“美国人民的心灵是纯洁的。它的人民的心灵是忠实的……。他们是历史上伟大的理想主义力量……。我相信，美国人民有一种精神能量，这是任何其他民族都无法贡献给人类自由的……。（在以往的战争中）美国具有实现命运和拯救世界的极强的特殊素质。”（注：Arthur M.Schlesinger,Jr.,The Cycles of American History,p.16.）1965年约翰逊总统声明，“历史和我们自身的成就赋予我们保护地球上自由的主要责任”。1982年里根总统同样宣布，“我始终相信，这片救世主的土地是以不同寻常的方式预留的，相信一个神圣的计划把这一伟大的大陆安置在两个大洋之间，让来自地球各个角落特别热爱信仰和自由的人们来发现。”（注：Ibid.）这些话都出自于美国人的同一种心声。
三、“榜样”还是“干预”
使美国的价值观普遍化是理想主义的特征，然而，在不同的时期和不同的国际形势下，如何使美国的价值观普遍化，即使在那些理想主义的热情信奉者中，也存在着激烈的争论。一种立场是把美国看做是“山巅之城”，照耀在所有国家的上空，但是影响其他国家是通过树立榜样而不是干涉来实现的。这可以说是一种孤立主义的立场。例如反对威尔逊主义的国会议员艾伯特·贝弗里奇强调：美国的使命是“向人类提供一个榜样：快乐与富裕来自渐进的、自我约束的自由”，最好是给世界起一个示范作用（注：迈克尔·H·亨特：《意识形态与美国外交政策》，第143页。）。另一种立场则认为，美国影响世界的方法应是行动主义的“十字军东征”，即有责任在其他国家保护自由和民主价值，推行民主和人权。这是干预主义的立场。
总的来看，可以这样说，对于建立美国、设计其政府制度的那一代人来说，美国人的特殊使命不是在外交事务上做任何事来改造一个罪恶世界，成为实现自决、人权和自由贸易的推动力，而是成为照亮世界的圣火。
在美国变得强大起来之前，第一种立场，也就是孤立主义的立场，占据着主导地位，具体地说，就是避免承担对外国，特别是欧洲的政治和军事责任，或同它们结盟。它是19世纪美国外交政策的关键因素（注：Manfred Jonas,"Isolationism",in Alexander DeConde,edited,Encyclopedia of American Foreign Policy,Studies of the Principle Movements and Ideas,Vol.Ⅰ,p.496.）。1874年，美利坚合众国早期重要的政治家中的最后一位在世者艾伯特·加勒廷(Albert Gallatin)重申了关于“榜样”的论点。他对自己的同胞说，“你们的使命是为所有其他政府和其他较少受到优待的民族树立榜样，运用我们的所有手段来逐步改进我们自己的体制，并通过你们的榜样来发挥最有利于人道的道德影响。”（注：Arthur M.Schlesinger,Jr.,The Cycles of American History,p.90.）
但是，争论一直存在。最典型的一次争论是19世纪中叶关于如何对待专制的奥地利政府镇压1848年匈牙利革命的争论。1849年，密执安州参议员、后来成为布坎南(Buchanan)总统国务卿的刘易斯·卡斯(Lewis Cass)提出了一项议案，针对奥地利和俄国军队对匈牙利1848年革命的血腥镇压，要求参议院对外关系委员会制定中止同奥地利关系的“权宜之计”。他指出这是一个专制主义的暴行，人类的自由和生命将因它而断送。
短命的匈牙利共和国总统科苏特·路易斯(Kossuth Louis)责备美国人无休止地谈论他们追求自由的使命，同时“拒绝发挥积极的作用来制约外部世界的环境”。科苏特在其美国之行中对美国听众说，“如果美国的命运是你们所有人所认为的那样，那么，命运从来不能通过充当被动的观众来实现，也不能通过听任野心勃勃的沙皇安排世界来实现”。科苏特接着说，美国人过于相信榜样的力量，但是“我从来没有听说过专制者曾向自由道德的影响力屈服”（注：Arthur M.Schlesinger,Jr.,The Cycles of American History,p.91.）。
卡斯的议案和科苏特的诘问对美国提出了一个问题：美国何以实现其道德使命。来自新罕布什尔州的民主党人约翰·帕克·黑尔(John Parker Hale)挑起了关于这个问题的辩论。他嘲讽地说，如果对匈牙利的镇压确实是一个道德问题，那么议案就不应当提到同奥地利中止关系是“权宜之计”，而应说是“责任”。卡斯向参议院提出的采取这种行动的理由是，美国同奥地利的贸易微不足道，如果采取中止关系的“权宜之计”，不会给自己带来什么损失。黑尔对此反问道，难道这就是对待一个道德问题的态度吗？如果美国真的要对专制者进行审讯，那就不能只是试图对少数与美国有微不足道商业往来的二等国家，那些美国几乎在与之打交道时不会付出代价的国家；而是要首先审讯俄罗斯帝国，不仅因为沙皇对匈牙利犯下的罪行，而且因为它长期以来把那些不幸的人流放到西伯利亚的冰天雪地中。此外还要为英国对爱尔兰爱国主义者的政治迫害和在印度实行的镇压而审判英国，并对法国在阿尔及利亚的所作所为审判法国。
亨利·克莱(Henry Clay)为辩论提出了另一个视角。他认为即使奥地利的专制主义穷凶极恶，也不一定要关闭同它交往的大门，更切合实际的做法是派遣一些德高望重的美国人去维也纳悄悄地为匈牙利人辩护，或提出为匈牙利流亡者提供救援的计划。克莱认为，卡斯的议案是要美国根据自己对人权事务的管理标准来对外国作出评判，它假定美国具有干涉外国内部事务的权利。但是界限在那里？你可以对西班牙说，除非你废除宗教法庭，对土耳其说，除非你废除一夫多妻制，否则美国将停止同你交往。但是，“为什么我们不应为了正在受难的爱尔兰而进行干预？为什么不应为了在所有我们可能发现人性正在遭受损害的地方而干预？”如果走上这条路，我们可能“打开一个新的冲突领域，可能最终走向战争，并把我们自己暴露在外国的反应之下。当这些国家发现我们摆出评判他们的行为的架式时，他们将着手反过来评判我们的行为。”（注：Arthur M.Schlesinger,Jr.,The Cycles of American History,pp.91-92.）
卡斯的议案没有获得通过，然而，他所提出的问题始终困扰着美国人的良知。南北战争后，格兰特(Grant)总统在其第一个国情咨文中提到，虽然美国人同情“所有为自由而斗争的人们……但为了我们的面子，我们应当避免把我们的观点强加给不情愿的国家，避免在没有受到邀请的情况下……介入各国政府同它们的臣民之间的争吵”。尽管美国没有采取行动，但国会和行政部门并没有停止谴责外国政府对人权的侵害，俄国、东欧和地中海中部各国对犹太人的迫害、土耳其对亚美尼亚人的屠杀、英国对爱尔兰人的压迫等都是美国谴责的对象。1872年，美国国务卿汉密尔顿·菲什(Hamilton Fish)通知美国驻维也纳公使：虽然作为一个规则，美国审慎地避免直接或间接地干预奥匈帝国的公共事务，但是它对犹太人的迫害“极不人道”。1892年，美国国务卿詹姆斯·G·布莱恩(James G.Blaine)告诉俄国外交大臣，虽然美国政府“并不想对其他国家的国内政策发号施令……但是各国间的共同责任要求每一个国家都运用自己的权力来对世界的其他部分产生应有的影响。”（注：Ibid.,pp.94-95.）
到20世纪初，随着美国工业实力的巨大增长和在美西战争中获得大片新领土，美国意识到可以在世界事务中扮演主要角色了。1900年，后来成为西奥多·罗斯福总统顾问的布鲁克斯·亚当斯(Brooks Adams)在其题为《美国的经济第一》(Ameircan's Economic Superemacy)的著作中论述道，美国注定要接替英国成为世界的领导者（注：David Callahan,Between Two Worlds,Realism,Idealism and American Foreign Policy after the Cold War,p.14.）。但是西奥多·罗斯福仍然想谨慎行事，他对国会说，“原先对于我们来说，关心在国内追求我们的道德和更好的物质生活比试图关心其他国家的情况更明智也更有用。我们有很多自己的原罪需要对之开战。在一般情况下，我们能够运用精神和心灵来努力制止国内市民的腐败、残忍的无法无天和暴力的种族歧视，这种做法比谴责其他地方的错误做法更有效。”罗斯福努力唤起美国人对传统的回忆：通过树立榜样而不是干预来行善。
然而，进入20世纪后，美国的使命感同其取得世界领导权的驱动力开始结合到一起，导致其外交更频繁地显示出“十字军东征”精神。这反映出美国人的一种信念：不仅美国的自由价值和民主制度具有普遍意义，而且美国在20世纪的世界头号地位也使它具有了在世界各地保护自由和推行民主制度的责任和实力。威尔逊主义使反人性的罪行具有“全球的性质”的观点流行起来，威尔逊用民族自决的方式提出了这个问题。富兰克林·罗斯福1941年提出了适用于个人而非国家的“四大自由”。
冷战给世界上发生的所有事情都打上了自己的烙印，破坏人权成为西方国家对共产党国家进行攻击的一个主要方面。在冷战的背景下，人权开始成为美国外交政策中一个主题。肯尼迪在其任职演说中提到，新一代的美国人“不愿目睹或允许缓慢地损坏这个国家一贯对之承担责任的人权”。1963年他又在美利坚大学演讲说，“难道归根结底和平不是一个人权问题吗？”他要求联合国在人权受到侵害和被成员国忽略时，不要袖手旁观。
美国人的使命感如此根深蒂固，以致于那些在国际上依照权力政治规则行事的美国政治家们都免不了奢谈美国对外干涉目的的“纯洁性”。“君子不言利”成为美国政治家们在公众场合为其外交政策辩护和做战争动员时的座右铭，因为直白的利益计算是打动不了美国人心的。美国外交经验的一个独特性也相应地是寻找一个合法的思想框架来为美国军队在海外的行动辩护，这使得美国公众在越南战争成为全国关注的焦点之前，从来没有在道德上对美国海外干涉的适当性（至多在利害关系上）提出过质疑，他们由衷地相信美国在海外的所作所为与美国人的道德观总是一致的。与越南战争没有本质区别的朝鲜战争被美国举国上下视为正义的战争，遭杜鲁门总统解职后从朝鲜战场返回的麦克阿瑟将军所受到的对待民族英雄般的倾城欢迎，是公众支持朝鲜战争的最好写照。正因为如此，越南战争的失败对于美国人的打击是双重的，它既动摇了美国对自身干预能力的信心，也使美国人痛苦地醒悟到，政府以最打动人心的词句来动员的战争可能是违背美国人的基本价值观念的，这后一种打击更令美国人刻骨铭心。
越南战争打断了美国把人权作为外交政策主题的做法，因为当美国军队在越南肆无忌惮地屠杀老弱妇孺时，奢谈人权未免显得过于虚伪。甚至当美国军队撤离越南后，美国政府都羞于重提人权。直到1976年，卡特在总统竞选中才重新打出人权的旗帜。但是此时“榜样”之说，早已从美国领导人的辞藻中销声匿迹，关于干预本身，有争议的只是程度而已，即在多大程度上不在对苏联有重要战略利益的地区触动它的神经，以致引起苏联的过度反应，从而打破美苏之间的军事均势。而在冷战结束之后，对于美国来说，即使连这一干预界限也不复存在，当美国成为世界上惟一的超级大国时，美国干预的界限仅在于美国人情愿付出多大的代价和美国的西欧盟国在多大程度上赞同美国的立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