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明清史 |
《库伦独立始末记》订误
周学军/白剑光
【专题名称】世界史
【专 题 号】K5
【复印期号】2001年03期
【原文出处】《《内蒙古社会科学》：汉文版》(呼和浩特)2000年06期第43～47页
【作者简介】周学军，男，河北省石家庄市解放军军械工程学院党史政工教研室讲师。河北省石家庄市解放军军械工程学院 党史政工教研室 河北 石家庄 050003
白剑光，男，河北省石家庄市解放军军械工程学院党史政工教研室助教。河北省石家庄市解放军军械工程学院 党史政工教研室 河北 石家庄 050003
【关 键 词】梁鹤年/《库伦独立始末记》/《蒙事随笔》/外蒙独立
[分类号]K2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5281(2000)06-0043-05
1911年12月1日外蒙宣布脱离中国独立前后，由于“外蒙既无公布之官报，又无刊行之公牍”[1]，加以“中蒙地势悬绝，华官被逐后，交通悉断者四年有余。当局之人，狼狈出走。鉴于措施之失败，复讳莫如深，致经过之真相，世所未知之者……盖蒙人不肯自道，我商民之身历其境者，又仅知往事之表面，其内容终不可得”[1]。西方学者托马斯·尤因指出：“历史资料是如此的贫乏和简略，以致我们对这个过程的了解很模糊”。[2]1916年12月9日，中华民国首任都护使兼充库伦办事大员陈箓在《驻扎库伦日记》中载：“本署主事梁鹤年（寿仙）新从京师来，从前久佐库伦办事大臣幕僚，于独立前后情形，知之甚谂。为予陈述始末，编成《库伦独立始末记》一篇，事皆真实”[1]。尤因认为：“梁的叙述是我们研究这个革命的主要材料”。[2]然而，国内外史学界在注重其史料价值的同时，亦为其白璧微瑕所惑，兹予订误，以期正本清源。
宣统二年春，内蒙古哲里木盟郭尔罗斯前旗四等台吉、著名马贼陶克陶琥率众袭扰车臣汗部中前旗，掠去华商庆昌玉等六家银十余万两。库伦办事大臣三多“遂饬令该旗减成赔银三万两，作为结案。该印官（旺丹多尔济）等始终不肯遵办。三多恐别生支（枝）节，遂取消前议，改为贝子桑萨多尔济及印官旺丹多尔济等名下，共罚银五千两充公，作为报效新政之经费”[1]。
陈崇祖《外蒙古近世史》一书转载《库伦独立始末记》时，亦称车臣汗部中前旗札萨克为“桑萨多尔济”[3]。康佑铭先生在将托马斯·尤因《中国边境上的事件：1911年的外蒙古》一文译为汉语时，亦将该旗札萨克译为“桑萨多尔济”[2]，均不确。该旗贝子衔札萨克头等台吉的汉译名应为“桑萨赖多尔济”或“桑萨赉多尔济”[4]。
“宣传三年六月十五日，藉会盟之名，亲王杭达多尔济（土谢图汗部副将军、右翼左旗札萨克和硕亲王——引者注），二达喇嘛（即库伦额尔德尼商卓特巴衙门的副达喇嘛——引者注）车林齐密特等，调集四盟王公，密议独立之事。全体赞成，署名盖印。越数日，杭达多尔济、车林齐密特、赛因诺颜汗等，遂密同赴俄京”（第156-157页）。
此处错误有二：其一，“全体赞成”一语有所夸张。据黄远庸《远生遗著》载：“（宣统三年）七月十四日库伦来电……查今夏四部落举行丹书克……彼时各盟密议数次，探得亲王杭达多尔济久怀携贰，蛊惑活佛，密意联俄。赞成者为那木萨赖公（按：土谢图汗部中左翼末旗辅国公衔札萨克头等台吉）、三音诺颜王（按：赛音诺颜部赛音诺颜旗札萨克和硕亲王那木囊苏伦），其余喀尔喀四部落王公均不赞成，皆陆续请假回旗，洁身远引”[5]；“七月十六日，特派员文哲珲、陈毅又徐敬熙来电云：……（除杭达多尔济等人外）幸此外王公僧众均不赞成，或见机远遁，或绝不闻知”[5]。1917年3月15日下午3点钟，陈箓曾往访外蒙自治官府的外交衙门长、镇国公车林多尔济，“车林公忽慨然曰：予年十六时，即在章京衙门当差，不图垂劳，忽见此局。总之，独立之局，除杭达多尔济一人主持外，大家一时均如坠入雾中，上下汹汹，如大祸之将临”[1]。托马斯·尤因也说：“他们（按：指杭达多尔济等人）的勇气与在库伦聚会的王公、官员们的踌躇不决，是一个尖锐的对照。后者拒绝参与这个密谋，而且为了避免受到牵连而尽快地离开了这个城市”[2]。其二，1911年7月29日，从库伦秘密起程前往圣彼得堡求援的是杭达多尔济、车林齐密特和海山率领的代表团[6]，“赛因诺颜汗”（那木囊苏伦）不在其内，应予订正。
“是年（按：宣统三年）八月中旬，忽由喇嘛圈迤北大道，及东营至西库伦大道，来俄国马步队八百余名，辎重车辆络驿不绝……而由恰克图一带来库之俄兵，仍陆续而至”（第157-158页）。十月初十日晚七时（1911年11月30日），库伦分裂集团向三多发出最后通牒：“限三日内，带同文武官员暨马步兵队等，赶速退出蒙境，不准逗留”。当晚，三多即将马、步防营两管带传署，筹商对策。“该管带声称：（清军）仅剩一百三十名，且枪炮窳旧，子弹缺乏。至新练之巡防步队一百名，所用系后膛炮，若与千余名之俄兵，及四千名之蒙兵开仗，惟有牺牲血肉，有何对敌之可言”（第161页）。几十年来，国内外凡言及俄国增兵数额的论著，绝大多数将梁氏之说奉为信史，鲜少对其可信度提出质疑，实则有误。俄国向库伦领事馆增兵，是根据1911年8月17日内阁特别会议“立即派遣两连哥萨克骑兵携带机枪加强我国驻库伦领署卫队”的决定而来[7]。9月16日，廓索维慈向清政府外务部宣布：“本国政府鉴于喀尔喀之现状，已决定在库伦领署增卫队”[5]。外蒙宣布独立的次日（12月2日）黎明，三多等人被迫避入俄国领事馆，寻求保护。12月5日，在十余名俄、蒙兵的押送下，率一行共30余人离开库伦北上，12月10日晚上抵达边境城市恰克图，乘西伯利亚铁路火车辗转回国[7]。1912年1月17日，三多在天津《大公报》馆楼上与前来打探外蒙消息的日本驻天津总领事馆翻译濑上谈话时说：“（俄国驻库伦）领事馆经常驻兵百余名，经常有二百名士兵往来交替，故库伦地区之俄国驻兵，当不下三百余名”，“此次回京途中，曾略事调查，俄国在各要地驻兵情况大致如下：库伦300人”[9]。曾经在俄国领事馆避难的库伦办事大臣三多在当时通过调查得来的数字，与梁鹤年5年之后1916年底的说法，孰者更为可靠，不言自明。1926年，前驻华公使廓索维慈在回忆录中亦云：“当时俄国政府曾暂行议决，供给少数军械与蒙，以作自卫之用，并将库伦俄国领署卫队，加至200人”[10]。虽与三多所云驻兵300人有别，但较梁鹤年所云“俄兵千余名”相去甚远。盖因相隔年代久远，廓索维慈将增兵二百人误作“加至200人”。托马斯·尤因不无怀疑地指出：俄国增兵八百之说“似乎是一种夸大”[2]。宣统三年十一月初一日，库伦电视局委员顾保恒致邮传部转内阁电亦云：“库领事有兵三百名”[11]。故，俄增兵当为200人左右，与8月17日内阁特别会议决议相符。尽管国内外史学界一直轻信梁鹤年的记载，但亦不无严谨之人，郭廷以先生著《俄帝侵略中国简史》就持俄国向库伦领事馆增兵二百之说[2]。
“是年（按：指宣统三年）十月初九日，哲布尊丹巴呼图克图行登极礼，……宣布独立，称大蒙古国，以共戴为年号……以二达喇嘛车林齐密特为内阁总理，赛因诺颜汗那木囊苏伦为副总理……总理车林齐密特兼内务大臣”（第162-163页）。
此文错误有二。其一，外蒙古宣布独立是十月十一日乙巳（1911年12月1日），哲布尊丹巴八世登极日期不可能在此之前的“十月初九日（1911年11月29日）”，显然为“十一月初九日”之笔误或印刷错误，此点已由台湾学者张启雄先生指出[13]。但绝大多数史学家对农历和蒙（藏）历不加区别，遂将农历“十一月初九日壬申（1911年12月28日）”作为哲布尊丹巴八世登极日期。事实上，“十一月初九日”并非农历，而是蒙（藏）历纪年日期。早在1911年11月15日，库伦当局即决定摈弃农历，改行藏历纪年[14]。蒙（藏）历与农历纪年不尽相符，时常相差一日，且因置阴历闰月的年份不同，两种历法又时常相差一个月。1911年12月1日外蒙宣布独立之时，农历与蒙（藏）历均为十月十一日，但因为该年农历十月为小月（29天），而蒙历白阴猪儿年（共戴元年）十月为大月（30天）。因此，哲布尊丹巴登极的确切日期为“蒙历共戴元年十一月初九日，农历宣统三年十一月初十日癸酉，俄历1911年12月16日，公历1911年12月29日”。此外，国内外众多论著对俄历与公历不加区别，误将俄历12月16日当作公历日期。笔者之一已有另文考证该问题，不复赘述[15]。其二，梁鹤年关于车林齐密特为内阁总理大臣兼内务大臣、那木囊苏伦为副总理的错误记载，蒙蔽国内外史学界长达几十年。事实上，1911年12月底至1912年7月，库伦当局并未设置“内阁总理大臣”，车林齐密特和那木囊苏伦自然也谈不上分别担任“总理大臣”和“副总理”之事。由于额尔德尼商卓特巴衙门的副达喇嘛、内务大臣车林齐密特在此期间负责“大蒙古国”政府全局事务并兼管黄教，权倾朝野，不明内幕的梁鹤年误认其为“内阁总理大臣兼内务大臣”。其实，“总理大臣”一职是在1912年7月上旬始得设置，赛因诺颜部赛因诺颜旗札萨克和硕亲王那木囊苏伦为首任。笔者之一业已对此详细考证，亦不复赘述[16]。
1911年12月初，库伦办事大臣三多退出外蒙古后，“越数日，内阁奉上谕：塔尔巴哈台参赞大臣桂芳未到任以前，先行驰驿前往库伦，查办事件，钦此。驻京俄使库朋斯基密告：此时如往库伦，必有重大之危险。桂芳遂不果行”（第163页）。
白拉都格其先生《沙皇俄国与辛亥革命时期外蒙古的“独立”“自治”》一文也认为当时毕桂芳担任塔尔巴哈台参赞大臣[17]，不确。其一，桂芳当时并非塔尔巴哈台参赞大臣，而是科布多办事大臣。宣统三年七月十六日辛巳（1911年9月8日），“命科布多办事大臣忠瑞来京，赏驻海参崴总领事桂芳副都统衔，为科布多办事大臣（未到任）”[18]。十一月初二日乙丑（1911年12月21日），谕内阁：“著派车臣汗部落盟长札萨克多罗郡王多尔济帕拉穆、科布多办事大臣桂芳作为查办大臣，迅速前往库伦，将该处详细情形查明电奏，并将蒙众商民妥筹抚辑，设法维持以保大局”[18]。但由于外蒙古分裂集团和沙俄政府的阻挠，毕桂芳未能成行。十二月初六日己亥（1912年1月24日），内阁代递多尔济帕拉穆等奏：“臣等现经酌定，臣多尔济帕拉穆，拟即请假带同随员、图什业图汗部落三等台吉西尔宁达木登（按：又译希尔宁达木定，生于1867年或1868年，系清代土谢图汗部中旗札萨克固山贝子·库伦蒙古办事大臣·绥远城将军德勒克多尔济第三子公衔三等台吉车林多尔济之子。光绪十三年二月初四日，库伦办事大臣安德、蒙古办事大臣·土谢图汗那逊绰克图奏请将时年十九岁的‘赏戴花翎二品顶戴、未授职四等台吉希尔宁达木定’在办事大臣衙门印房随同部院章京学习当差，奉旨允准[19]。外蒙古独立后，为哲布尊丹巴八世的亲信，任司法部副大臣，晋封额尔德尼卓囊贝子。1914年11月中旬，接替生病的第二任内务大臣、额尔德尼商卓特巴衙门的毕里克图公爵达喇麻达什扎布为中俄蒙恰克图三方会议首席专使[20]。恰克图会议后晋封额尔德尼卓囊郡王[20]。1921年秋，随同蒙古人民革命政府代表团访问莫斯科，参与签订1921年11月5日《俄蒙友好条约》，并在克里姆林宫受到列宁的接见，《列宁文稿》和《回忆列宁》误驿其名为“宗万·西尔宁·丹津”[21]），先回蒙古，侦察情形，随时知照。臣桂芳暂行留京，以便日后得信后筹划办法，如遇俄使重有要请，更可探其意向所在，再会同外务部设法与之磋议”[18]。十二月十二日乙巳（1912年1月30日），又谕：“电寄科布多办事大臣忠瑞。内阁代递电奏悉。桂芳现赴库伦查办事件，一时未能到任，阿城关系重要，该大臣务当勉为其难，力疾任事，以固边局”[18]。因办事大臣毕桂芳始终未能到任，宣统三年十二月初四日丁酉，以新疆库尔喀喇乌苏乌讷恩素珠克图旧土尔扈特东部落右旗札萨克多罗毕锡埒尔图郡王帕勒塔署理科布多办事大臣[18]。当时的伊犁副都统兼塔尔巴哈台参赞大臣是额勒浑，宣统二年五月二十四日丙寅，“调察哈尔副都统额勒浑为伊犁副都统兼塔尔巴哈台参赞大臣”[18]。1912年5月17日，额勒浑开缺，毕桂芳才调任为塔城参赞。同日，署理科布多（阿尔泰）办事大臣的郡王帕勒塔被正式任命为阿尔泰办事长官（按：民国成立后，阿尔泰办事大臣改名为阿尔泰办事长官）[22]。
其二，阻挠毕桂芳和多尔济帕拉穆前往库伦查办事件的并非俄国公使库朋斯基，而是俄国代办世清（又译谢金）。1911年12月，俄国驻华公使廓索维慈离开北京，回国述职[10]。1911年12月1日，世清向俄国外交部汇报说：因廓索维慈去度假，他已开始主持馆务[23]。此后一直由世清为驻华代办，迟至1912年4月15日，世清仍为代办[23]。4月中旬，新任公使库朋斯基才到任，4月18日，开始主持公使馆事务[23]。据他1912年4月22日致外交大臣萨查诺夫的电报云：“今天我曾同袁世凯举行第一次会晤”[23]。
[收稿日期]2000-06-03
【专 题 号】K5
【复印期号】2001年03期
【原文出处】《《内蒙古社会科学》：汉文版》(呼和浩特)2000年06期第43～47页
【作者简介】周学军，男，河北省石家庄市解放军军械工程学院党史政工教研室讲师。河北省石家庄市解放军军械工程学院 党史政工教研室 河北 石家庄 050003
白剑光，男，河北省石家庄市解放军军械工程学院党史政工教研室助教。河北省石家庄市解放军军械工程学院 党史政工教研室 河北 石家庄 050003
| 【内容提要】 | 梁鹤年《库伦独立始末记》一文是了解外蒙古第一次独立的主要史料，以其叙事详尽最受国内外史学家的重视。但亦不乏谬误之处，学术界在引用此文材料时不遑考证，长期以讹传讹。本文运用大量可靠的原始档案对此进行订误，以期白璧微瑕，去之更辉。 |
1911年12月1日外蒙宣布脱离中国独立前后，由于“外蒙既无公布之官报，又无刊行之公牍”[1]，加以“中蒙地势悬绝，华官被逐后，交通悉断者四年有余。当局之人，狼狈出走。鉴于措施之失败，复讳莫如深，致经过之真相，世所未知之者……盖蒙人不肯自道，我商民之身历其境者，又仅知往事之表面，其内容终不可得”[1]。西方学者托马斯·尤因指出：“历史资料是如此的贫乏和简略，以致我们对这个过程的了解很模糊”。[2]1916年12月9日，中华民国首任都护使兼充库伦办事大员陈箓在《驻扎库伦日记》中载：“本署主事梁鹤年（寿仙）新从京师来，从前久佐库伦办事大臣幕僚，于独立前后情形，知之甚谂。为予陈述始末，编成《库伦独立始末记》一篇，事皆真实”[1]。尤因认为：“梁的叙述是我们研究这个革命的主要材料”。[2]然而，国内外史学界在注重其史料价值的同时，亦为其白璧微瑕所惑，兹予订误，以期正本清源。
宣统二年春，内蒙古哲里木盟郭尔罗斯前旗四等台吉、著名马贼陶克陶琥率众袭扰车臣汗部中前旗，掠去华商庆昌玉等六家银十余万两。库伦办事大臣三多“遂饬令该旗减成赔银三万两，作为结案。该印官（旺丹多尔济）等始终不肯遵办。三多恐别生支（枝）节，遂取消前议，改为贝子桑萨多尔济及印官旺丹多尔济等名下，共罚银五千两充公，作为报效新政之经费”[1]。
陈崇祖《外蒙古近世史》一书转载《库伦独立始末记》时，亦称车臣汗部中前旗札萨克为“桑萨多尔济”[3]。康佑铭先生在将托马斯·尤因《中国边境上的事件：1911年的外蒙古》一文译为汉语时，亦将该旗札萨克译为“桑萨多尔济”[2]，均不确。该旗贝子衔札萨克头等台吉的汉译名应为“桑萨赖多尔济”或“桑萨赉多尔济”[4]。
“宣传三年六月十五日，藉会盟之名，亲王杭达多尔济（土谢图汗部副将军、右翼左旗札萨克和硕亲王——引者注），二达喇嘛（即库伦额尔德尼商卓特巴衙门的副达喇嘛——引者注）车林齐密特等，调集四盟王公，密议独立之事。全体赞成，署名盖印。越数日，杭达多尔济、车林齐密特、赛因诺颜汗等，遂密同赴俄京”（第156-157页）。
此处错误有二：其一，“全体赞成”一语有所夸张。据黄远庸《远生遗著》载：“（宣统三年）七月十四日库伦来电……查今夏四部落举行丹书克……彼时各盟密议数次，探得亲王杭达多尔济久怀携贰，蛊惑活佛，密意联俄。赞成者为那木萨赖公（按：土谢图汗部中左翼末旗辅国公衔札萨克头等台吉）、三音诺颜王（按：赛音诺颜部赛音诺颜旗札萨克和硕亲王那木囊苏伦），其余喀尔喀四部落王公均不赞成，皆陆续请假回旗，洁身远引”[5]；“七月十六日，特派员文哲珲、陈毅又徐敬熙来电云：……（除杭达多尔济等人外）幸此外王公僧众均不赞成，或见机远遁，或绝不闻知”[5]。1917年3月15日下午3点钟，陈箓曾往访外蒙自治官府的外交衙门长、镇国公车林多尔济，“车林公忽慨然曰：予年十六时，即在章京衙门当差，不图垂劳，忽见此局。总之，独立之局，除杭达多尔济一人主持外，大家一时均如坠入雾中，上下汹汹，如大祸之将临”[1]。托马斯·尤因也说：“他们（按：指杭达多尔济等人）的勇气与在库伦聚会的王公、官员们的踌躇不决，是一个尖锐的对照。后者拒绝参与这个密谋，而且为了避免受到牵连而尽快地离开了这个城市”[2]。其二，1911年7月29日，从库伦秘密起程前往圣彼得堡求援的是杭达多尔济、车林齐密特和海山率领的代表团[6]，“赛因诺颜汗”（那木囊苏伦）不在其内，应予订正。
“是年（按：宣统三年）八月中旬，忽由喇嘛圈迤北大道，及东营至西库伦大道，来俄国马步队八百余名，辎重车辆络驿不绝……而由恰克图一带来库之俄兵，仍陆续而至”（第157-158页）。十月初十日晚七时（1911年11月30日），库伦分裂集团向三多发出最后通牒：“限三日内，带同文武官员暨马步兵队等，赶速退出蒙境，不准逗留”。当晚，三多即将马、步防营两管带传署，筹商对策。“该管带声称：（清军）仅剩一百三十名，且枪炮窳旧，子弹缺乏。至新练之巡防步队一百名，所用系后膛炮，若与千余名之俄兵，及四千名之蒙兵开仗，惟有牺牲血肉，有何对敌之可言”（第161页）。几十年来，国内外凡言及俄国增兵数额的论著，绝大多数将梁氏之说奉为信史，鲜少对其可信度提出质疑，实则有误。俄国向库伦领事馆增兵，是根据1911年8月17日内阁特别会议“立即派遣两连哥萨克骑兵携带机枪加强我国驻库伦领署卫队”的决定而来[7]。9月16日，廓索维慈向清政府外务部宣布：“本国政府鉴于喀尔喀之现状，已决定在库伦领署增卫队”[5]。外蒙宣布独立的次日（12月2日）黎明，三多等人被迫避入俄国领事馆，寻求保护。12月5日，在十余名俄、蒙兵的押送下，率一行共30余人离开库伦北上，12月10日晚上抵达边境城市恰克图，乘西伯利亚铁路火车辗转回国[7]。1912年1月17日，三多在天津《大公报》馆楼上与前来打探外蒙消息的日本驻天津总领事馆翻译濑上谈话时说：“（俄国驻库伦）领事馆经常驻兵百余名，经常有二百名士兵往来交替，故库伦地区之俄国驻兵，当不下三百余名”，“此次回京途中，曾略事调查，俄国在各要地驻兵情况大致如下：库伦300人”[9]。曾经在俄国领事馆避难的库伦办事大臣三多在当时通过调查得来的数字，与梁鹤年5年之后1916年底的说法，孰者更为可靠，不言自明。1926年，前驻华公使廓索维慈在回忆录中亦云：“当时俄国政府曾暂行议决，供给少数军械与蒙，以作自卫之用，并将库伦俄国领署卫队，加至200人”[10]。虽与三多所云驻兵300人有别，但较梁鹤年所云“俄兵千余名”相去甚远。盖因相隔年代久远，廓索维慈将增兵二百人误作“加至200人”。托马斯·尤因不无怀疑地指出：俄国增兵八百之说“似乎是一种夸大”[2]。宣统三年十一月初一日，库伦电视局委员顾保恒致邮传部转内阁电亦云：“库领事有兵三百名”[11]。故，俄增兵当为200人左右，与8月17日内阁特别会议决议相符。尽管国内外史学界一直轻信梁鹤年的记载，但亦不无严谨之人，郭廷以先生著《俄帝侵略中国简史》就持俄国向库伦领事馆增兵二百之说[2]。
“是年（按：指宣统三年）十月初九日，哲布尊丹巴呼图克图行登极礼，……宣布独立，称大蒙古国，以共戴为年号……以二达喇嘛车林齐密特为内阁总理，赛因诺颜汗那木囊苏伦为副总理……总理车林齐密特兼内务大臣”（第162-163页）。
此文错误有二。其一，外蒙古宣布独立是十月十一日乙巳（1911年12月1日），哲布尊丹巴八世登极日期不可能在此之前的“十月初九日（1911年11月29日）”，显然为“十一月初九日”之笔误或印刷错误，此点已由台湾学者张启雄先生指出[13]。但绝大多数史学家对农历和蒙（藏）历不加区别，遂将农历“十一月初九日壬申（1911年12月28日）”作为哲布尊丹巴八世登极日期。事实上，“十一月初九日”并非农历，而是蒙（藏）历纪年日期。早在1911年11月15日，库伦当局即决定摈弃农历，改行藏历纪年[14]。蒙（藏）历与农历纪年不尽相符，时常相差一日，且因置阴历闰月的年份不同，两种历法又时常相差一个月。1911年12月1日外蒙宣布独立之时，农历与蒙（藏）历均为十月十一日，但因为该年农历十月为小月（29天），而蒙历白阴猪儿年（共戴元年）十月为大月（30天）。因此，哲布尊丹巴登极的确切日期为“蒙历共戴元年十一月初九日，农历宣统三年十一月初十日癸酉，俄历1911年12月16日，公历1911年12月29日”。此外，国内外众多论著对俄历与公历不加区别，误将俄历12月16日当作公历日期。笔者之一已有另文考证该问题，不复赘述[15]。其二，梁鹤年关于车林齐密特为内阁总理大臣兼内务大臣、那木囊苏伦为副总理的错误记载，蒙蔽国内外史学界长达几十年。事实上，1911年12月底至1912年7月，库伦当局并未设置“内阁总理大臣”，车林齐密特和那木囊苏伦自然也谈不上分别担任“总理大臣”和“副总理”之事。由于额尔德尼商卓特巴衙门的副达喇嘛、内务大臣车林齐密特在此期间负责“大蒙古国”政府全局事务并兼管黄教，权倾朝野，不明内幕的梁鹤年误认其为“内阁总理大臣兼内务大臣”。其实，“总理大臣”一职是在1912年7月上旬始得设置，赛因诺颜部赛因诺颜旗札萨克和硕亲王那木囊苏伦为首任。笔者之一业已对此详细考证，亦不复赘述[16]。
1911年12月初，库伦办事大臣三多退出外蒙古后，“越数日，内阁奉上谕：塔尔巴哈台参赞大臣桂芳未到任以前，先行驰驿前往库伦，查办事件，钦此。驻京俄使库朋斯基密告：此时如往库伦，必有重大之危险。桂芳遂不果行”（第163页）。
白拉都格其先生《沙皇俄国与辛亥革命时期外蒙古的“独立”“自治”》一文也认为当时毕桂芳担任塔尔巴哈台参赞大臣[17]，不确。其一，桂芳当时并非塔尔巴哈台参赞大臣，而是科布多办事大臣。宣统三年七月十六日辛巳（1911年9月8日），“命科布多办事大臣忠瑞来京，赏驻海参崴总领事桂芳副都统衔，为科布多办事大臣（未到任）”[18]。十一月初二日乙丑（1911年12月21日），谕内阁：“著派车臣汗部落盟长札萨克多罗郡王多尔济帕拉穆、科布多办事大臣桂芳作为查办大臣，迅速前往库伦，将该处详细情形查明电奏，并将蒙众商民妥筹抚辑，设法维持以保大局”[18]。但由于外蒙古分裂集团和沙俄政府的阻挠，毕桂芳未能成行。十二月初六日己亥（1912年1月24日），内阁代递多尔济帕拉穆等奏：“臣等现经酌定，臣多尔济帕拉穆，拟即请假带同随员、图什业图汗部落三等台吉西尔宁达木登（按：又译希尔宁达木定，生于1867年或1868年，系清代土谢图汗部中旗札萨克固山贝子·库伦蒙古办事大臣·绥远城将军德勒克多尔济第三子公衔三等台吉车林多尔济之子。光绪十三年二月初四日，库伦办事大臣安德、蒙古办事大臣·土谢图汗那逊绰克图奏请将时年十九岁的‘赏戴花翎二品顶戴、未授职四等台吉希尔宁达木定’在办事大臣衙门印房随同部院章京学习当差，奉旨允准[19]。外蒙古独立后，为哲布尊丹巴八世的亲信，任司法部副大臣，晋封额尔德尼卓囊贝子。1914年11月中旬，接替生病的第二任内务大臣、额尔德尼商卓特巴衙门的毕里克图公爵达喇麻达什扎布为中俄蒙恰克图三方会议首席专使[20]。恰克图会议后晋封额尔德尼卓囊郡王[20]。1921年秋，随同蒙古人民革命政府代表团访问莫斯科，参与签订1921年11月5日《俄蒙友好条约》，并在克里姆林宫受到列宁的接见，《列宁文稿》和《回忆列宁》误驿其名为“宗万·西尔宁·丹津”[21]），先回蒙古，侦察情形，随时知照。臣桂芳暂行留京，以便日后得信后筹划办法，如遇俄使重有要请，更可探其意向所在，再会同外务部设法与之磋议”[18]。十二月十二日乙巳（1912年1月30日），又谕：“电寄科布多办事大臣忠瑞。内阁代递电奏悉。桂芳现赴库伦查办事件，一时未能到任，阿城关系重要，该大臣务当勉为其难，力疾任事，以固边局”[18]。因办事大臣毕桂芳始终未能到任，宣统三年十二月初四日丁酉，以新疆库尔喀喇乌苏乌讷恩素珠克图旧土尔扈特东部落右旗札萨克多罗毕锡埒尔图郡王帕勒塔署理科布多办事大臣[18]。当时的伊犁副都统兼塔尔巴哈台参赞大臣是额勒浑，宣统二年五月二十四日丙寅，“调察哈尔副都统额勒浑为伊犁副都统兼塔尔巴哈台参赞大臣”[18]。1912年5月17日，额勒浑开缺，毕桂芳才调任为塔城参赞。同日，署理科布多（阿尔泰）办事大臣的郡王帕勒塔被正式任命为阿尔泰办事长官（按：民国成立后，阿尔泰办事大臣改名为阿尔泰办事长官）[22]。
其二，阻挠毕桂芳和多尔济帕拉穆前往库伦查办事件的并非俄国公使库朋斯基，而是俄国代办世清（又译谢金）。1911年12月，俄国驻华公使廓索维慈离开北京，回国述职[10]。1911年12月1日，世清向俄国外交部汇报说：因廓索维慈去度假，他已开始主持馆务[23]。此后一直由世清为驻华代办，迟至1912年4月15日，世清仍为代办[23]。4月中旬，新任公使库朋斯基才到任，4月18日，开始主持公使馆事务[23]。据他1912年4月22日致外交大臣萨查诺夫的电报云：“今天我曾同袁世凯举行第一次会晤”[23]。
[收稿日期]2000-06-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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