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明清史 |
论戈尔巴乔夫的“加速发展战略”
吴恩远
【专题名称】世界史
【专 题 号】K5
【复印期号】2001年02期
【原文出处】《《中国社会科学》》(京)2000年05期第188-201页
【作者简介】吴恩远 1948年生，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副所长、研究员。NN
【关 键 词】苏联/戈尔巴乔夫/加速发展战略/改革
在1985年苏共中央4月全会上，苏共总书记戈尔巴乔夫正式提出了苏共新的战略方针：“加速社会经济发展战略”（简称“加速战略”或“加速发展战略”）。长期以来学界对此似乎没有引起特别注意，也并未展开争议。但实际上却存在诸多重大歧义：从内涵上看，有人认为它是一条政治路线，有人仅仅把它看做经济发展战略（注：我国一些学者认为“加速战略”仅仅是“新的经济发展战略”，是“勃列日涅夫时期制定的集约化经济发展战略的继续和发展”，参见王德根、周新城《苏联经济发展战略》，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22页；有人直接提出“‘加速战略’是（苏联）现阶段经济发展战略的继续和发展”，参见高成兴《战后时期的苏联经济》，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7年版；高中毅、吴恩远等则认为“加速战略”是苏共新的总路线，参见刘克明、金辉主编《苏联政治经济体制七十年》，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631页；江流、陈之骅主编《苏联剧变的历史思考》，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268页。）；从性质上看，在最近国内出版的一本有影响的书中做了如下判断：“戈尔巴乔夫推行的加速战略和根本改革，无论其表现形式如何变幻，实质是想一蹴而就，本质上也还是‘左’”（注：宫达非主编《苏联剧变新探》，世界知识出版社1998年版，第96页。），但能否把“加速战略”的实质仅仅定位在此？此外，加速战略起于何时，终于何时，包括哪些内容，具体执行情况如何，国内外学术界也鲜见详细论述。
以戈尔巴乔夫为首的苏共领导后来奉行的“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路线最终断送了苏联的改革，直接导致苏联解体，多数学者对此并无异议。但为什么在“完善社会主义”口号下的“加速战略”会转变成背弃科学社会主义原则的“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路线？为什么以“坚持苏共领导、加速社会经济发展”为初衷的改革却造成了苏共瓦解、社会经济发展的崩溃？弄清“加速战略”执行情况将有助于对这些问题的了解。
这就是研究“加速战略”的理论和学术意义。
一、“加速发展战略”定义考
1.“加速战略”内涵界定。加速战略是苏共为加速苏联社会经济发展而制定的总的战略方针，而经济发展战略要解决的根本问题是“实现国民经济的新技术改造，并在此基础上改造社会的物质技术基础”（注：《苏联共产党纲领》（新修订本），莫斯科1986年版，第25页。）。区别在于：加速战略是总路线，经济发展战略只是这条总路线的一个组成部分。
由于受上届政府影响，最初提出的“加速战略”，是把经济集约化和加速科技进步作为工作中心，以调整管理和计划工作、调整生产结构和投资政策、加强工作中的组织性和纪律性等为主要内容，加快苏联社会经济发展（注：М.С.Горбачев：Избра нные речи и статьи，莫斯科1985年版，第10页。）。此后，戈尔巴乔夫不断扩大和发展了加速战略内容：政治上搞民主化和公开性，对所有领域、包括外交领域进行“全面变革”。在1986年苏共二十七大上，把“加速战略”定为“党的对内对外政策的总路线”（注：戈尔巴乔夫：《苏共中央委员会向党的第二十七次代表大会提出的政治报告》，莫斯科新闻出版社1986年版，第108页。），并正式载入新修订的苏共纲领：“苏共认为，在当前国内和国际条件下，在加速国家社会经济发展的道路上，能够也应当保证苏维埃社会的全面进步和它朝着共产主义的前进。这是党的旨在对苏维埃社会生活的所有方面进行质的改革的战略方针；在科技革命的基础上根本革新它的物质技术基础；完善社会关系，首先是经济关系，深刻改变劳动的内容和性质，人民生活的物质条件和精神条件；使政治、社会和思想设定的整个体系更加积极起来。”（注：《苏联共产党纲领》（新修订本），第23-24页。）
戈尔巴乔夫上台后也制定了新的经济发展战略，核心是加速科技进步、实现国民经济的新技术改造、对经济结构的重大改变和完善生产、管理体系等等。苏共二十七大通过的《苏联共产党纲领》（新修订本）中，专辟《党的经济战略》一节写道：“党提出的加速国家社会经济发展的任务，要求首先在人活动的决定性领域——经济中进行深刻改进。将实现朝着生产集约化的急速转变，使每个企业、每个部门都充分转向并尽快利用经济增长的质量因素。应保证向具有完善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调整好的经济机制的最好组织形式和有效益的经济过渡。”（注：《苏联共产党纲领》（新修订本），第25页。）这段话明确指出经济发展战略从属于加速战略总路线。可见，“加速战略”和“经济战略”是两个既有联系又有区别的概念。在后面的分析中将会看见把这两者区别开来的重要性。
2.加速战略起止时间。80年代中期，苏联社会经济各方面发展面临改革的形势，加速战略的确反映了改革的要求。但加速发展的思想早在1983年苏共总书记安德罗波夫推行的改革中已经奠定，当时国家计委制定的第十二个五年计划期间到2000年的经济发展前景的草案中就使用了“加速”一词。1984年7月契尔年科签署了《关于加速科技进步和以具体措施完善经济管理各个环节的必要性》的决议。10月，政治局决定在1985年4月23日召开苏共中央全会，并决定由戈尔巴乔夫就此问题作报告（注：Н.И.Рыжков：Десять лет великих потрясений，莫斯科1996年版，第70页。）。可见，改革旧体制的思想前两任总书记已经提出，并非戈尔巴乔夫首先举起了改革的旗帜。
当然“加速战略”中有戈尔巴乔夫的创造。以前拟定“加速”的方面，主要指科技和社会领域。参与制定该计划的前苏联总理雷日科夫曾说过，当时苏联的实际状况，全面加速简直会要它的命！戈尔巴乔夫制定的加速战略实际上更看重政治方面的改革。他曾说过，加速战略是“既指物质意义上，也是精神意义上”的革命措施，而“在革命过程中占首位的无疑是政治。改革中也是如此。这里具有首要意义的是政治性措施，是实际上而不是口头上的广泛民主化任务。”（注：戈尔巴乔夫：《改革与新思维》，新华出版社1987年版，第61页。）
在1988年6月苏共第十九次全国代表会议上，戈尔巴乔夫提出了“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的奋斗目标，到1990年7月苏共第二十八次代表大会上，“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正式形成为苏共纲领和政治路线，逐步取代了加速战略。当然加速战略的某些措施和思想影响仍然还继续存在。
至于加速战略的性质，在我们分别论述其各方面的执行情况后将会看得更清楚。
二、加速战略经济方面的执行情况
1.发展机器制造业
发展机器制造业在加速战略最初设想中占有优先地位，苏共领导认为“改革的效果，经济的增长速度，主要是取决于机器制造业”（注：戈尔巴乔夫：《苏共中央委员会向党的第二十七次代表大会提出的政治报告》，第29页。），通过它来带动科技革命、实现粗放经济向集约化经济的转化。具体做法是：国家将加大对机器制造业的投资达2000亿卢布，使其增长率高达80%，该部门发展速度要比工业其他部门快90%（注：Н.И.Рыжков：Об основных направлениях зкономического и социального развития СССР на 1986-1990 годы и на псриод до 2000 года，莫斯科1986年版，第28,32页。）；使“机器和设备的产量增加40%以上”；达到“成倍提高劳动生产率”的目的等等。
为实现经济集约化而发展科技含量高的机器制造业的思路有其合理成分，也取得一定效果：从劳动生产率看，在工业领域，如果以1980年为100，1985年增长到117，1986年增长到122，1987年增长到127（注：СССР в цифрах в 1987 году，莫斯科1988年版，第85页。）。工业总产值（按可比价格计算）1985年为7990亿卢布，1986年为8385亿，1987年为8705（注：CCCР в цифрах в 1987 году，第5、18页。），每年的增长速度分别为3.9%，4.9%，和3.8%。1986-1988年工业总产值增长了13.3%（注：Н.И.Рыжков：Десятъ лет великих потрясений，第228页。）。
但是机器制造业发展总的情况并不理想：加速科技进步和生产集约化没有出现预期的转折，新建和改造的企业新技术设备不多，继续生产大量陈旧、过时、无人用的机器和设备。到1987年6月戈尔巴乔夫不得不承认：“机床制造业、重型和运输机器制造部和电机工业部、轻工业、食品工业机器和日用器械制造部的发展情况使我们感到不安……其他机器制造部的现代化任务也解决得很缓慢。”（注：《Правда》，27 июня 1987 г.）出现这种情况的原因在于：第一，计划不周。机器制造部门突然得到国家大量的资金和外汇，而真正用于添置新设备、新建和改建企业花的钱并不多。同时又挤占了食品、轻工业品的预算资金，造成1985-1986年国家经费紧张、市场商品匮乏；第二，目标过高。要以机器制造业来带动整个国民经济“五年内赶上美国”，必须使机器制造业自身发展速度快两倍，而当时苏联经济无此能力（注：В.Согрин：политическая истории современной России，莫斯科1994年版，第22页。）；第三，重蹈覆辙。由于传统的思维惯性，把发展机器制造业当成“优先发展重工业”。1986-1987年，重工业部门投资由1980年的469亿卢布增加到665亿卢布，增长了41.8%，轻工业的投资仅从64亿卢布增加到85亿，增长率为32.8%。轻工业投资仅占整个国民经济投资总额的4.1%，重工业却为32.4%。轻工业比例甚至还低于前几个五年计划。经济学家强烈批评道：“世界各国经验证明，农业、轻工业和食品工业对市场刺激因素最敏感，我们却顽固地从对立的一面——重工业开始下手。”（注：《Известия》，26 ноября 1989 г.）戈尔巴乔夫直到1993年才对此做了检讨：“改革一开始就从重工业——机器制造业出发，而未从农业、轻工业、食品工业出发，那样给人民实惠就多一些，就可以巩固改革的社会基础。我们不正确地选择了实行改革的一系列措施。”（注：М.С.Горбачев：Я не знаю счастливых реформаторов，《Свободная мысль》，и
11,1993 г.）第四，政策左右摇摆。本来是“优先”发展机器制造业，但随后戈尔巴乔夫又把“优先”发展的领域扩大到生物技术、冶金、化学和与之相关的其他行业。如此迅速的变化连苏联部长会议主席也不明白，“才在一个月前讲妥优先发展机器制造业，现在又突然冒出一连串儿需要优先发展的部门……短短几个月国民经济优先发展的部门就变过几次”（注：Н.И.Рыжков：Десять лет великих потрясений，第86、87页。）。
2.《国营企业（联合公司）法》和“国家订货”
1987年6月30日苏联最高苏维埃通过了苏联历史上第一部《企业法》，拟定1988年1月1日在全国推开。主要内容是：(1)明确企业作为经济机制改革出发点的地位；(2)大大加强企业的生产自主权和企业对自己的经营活动承担完全后果：企业在完成国家订货后可以自由选择经济联系伙伴；可用自己挣的钱支付包括劳动报酬、福利费用及扩大再生产费用；国家将逐步取消对企业的预算拨款，长期亏损企业要实行改组直至停止其生产活动；(3)企业将逐步过渡到实行完全经济核算制和自筹资金；(4)实行企业自治，企业的劳动集体委员会有权参与企业一切经营活动，从作业队长到总经理的所有领导人通过选举产生并由劳动集体决定。（注：《Правда》，27 июня 1987 г.）
这是当时经济改革中最为重要的法令。它实际上把从安德罗波夫时就开始陆续实行的企业改革用法令形式固定下来。同以往相比更为明确地规定了企业在国家经济体系中的权利和义务，地位和作用，在实行的初期阶段对生产发展起到一定促进作用。
负责起草并具体执行这个《企业法》的苏联部长会议设想用五年时间进行经济体制改革：第一阶段制定1988年国家综合经济发展计划，工业和农业要完成向新的经营机制过渡，把国家硬性指标变成一定比例的国家订货等等；第二阶段用三年的时间在整个国民经济范围内实施所制定的并经过实践检验的改革计划；第三阶段，准备全面向市场经济关系过渡。最高苏维埃批批准了这个计划（注：Н.И.Рыжков：Десять лет великих потрясений，第194页。）。
国家订货是《企业法》的核心内容之一。国家为了满足最重要的社会需求，向那些生产社会、科技发展需求和国防所必需的产品的企业、为全国提供农产品的企业实行订货。国家将向这些企业提供有保障的原材料和产品销售，并在价格和税收上实行优惠（注：《Правда》，27 июня 1987 г.）。改革的地方在于：不同于以前国家对企业的指令性计划，国家订货不完全列入企业的生产计划。一般来说，订货额度只占企业生产能力的60%-80%，企业“生产计划的另一部分可由其在同用户直接经济联系的基础上独立制定”；国家确定订货的范围和组成将逐步宿小，扩大了企业部分生产自主权（注：《Правда》，30 июня 1987 г.）；国家订货可在几个企业中挑选，引入了企业间的竞争机制，使企业必须更关心自己产品的质量，更关心利用科技革命的成果。由于国家与企业、企业与企业之间是以经济合同的形式联系起来的，加强了商品市场关系。这是一个逐步把企业推向市场的计划。
但是由于苏共中央1987年1月全会后政治气候的变化，《企业法》在苏共高层领导中引起了极大争论。争论围绕两个方面：关于推进经济改革的速度和建立什么样的经济管理机制。刚晋升为政治局委员的雅科夫列夫、以及谢瓦尔德纳泽、麦德韦杰夫等人，激烈批评《企业法》和苏联部长会议制定的1988年国家经济发展计划“太保守，是停滞不前的，没有考虑到现实的需要”。要求加快经济改革的步伐，实行激进的经济改革，大大减少国家订货的指标。雅科夫列夫等人的思想是：强调“纯粹的”自由市场经济，否认国家对企业经济活动宏观调控的作用；把市场经济作为实现政治民主制度的基础。雅科夫列夫公开说道，“我的纲领中一个明确的结论：即通过自由市场经济实现私人企业活动是民主制度的基础”（注：亚·雅科夫列夫：《改革新思维与苏联之命运》，吉林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111页。）。对所谓“民主制度”的解释也很明确：“一开始就应该实行三权分立，即立法权、行政权、司法权分立”（注：亚·雅科夫列夫：《改革新思维与苏联之命运》，第17页。）；在操作方法上则主张“急速过渡”。
一些长期从事国家经济领导工作的政治局委员和中央书记，如雷日科夫、沃罗特尼科夫、扎伊科夫、尼科诺夫及部长们则呼吁改革要“谨慎和循序渐进”，利加乔夫也认为部长会议关于1988年发展计划“是一个十分谨慎的、经过周密思考的计划”，是“大试验小错误的策略”，可以避免对社会造成大的震动。
政治局的会议争论激烈，情绪激动，有时争论长达7个或8个小时。关键在于戈尔巴乔夫的态度。如果说以往他处理事情常常优柔寡断，这次一反常态，态度异常坚定，他指责部长会议的计划是“保守的和复旧的”，坚决要求立即改变经济关系，不能拖拖拉拉。在他看来，只要进行了激进的经济改革，一切经济问题就能迎刃而解，这叫越快越好、一步到位。他说，“‘改革可以等一等’的论调是有害和危险的”（注：《Правда》，27 июня 1987 г.）。
争论还涉及改革最终要建立什么样的经济体制。尽管当时还没有关于私有制、私有化这一类议论，但雅科夫列夫等人在政治局会议上支持极端分子全面放弃国家计划的要求。戈尔巴乔夫是支持他们的，他也否定部长会议的计划，在还没有建立任何其他机制的情况下，就主张“取消现有的国民经济管理机制”（注：Н.И.Рыжков：Десять лет великих потрясений，第195页。）。
雅科夫列夫等人竭力要求尽快减少国家订货，把企业完全推向市场。但在市场关系没有形成的情况下，相当多的企业既得不到市场订货又得不到国家订货而陷入困境。以至一些企业甚至要求恢复国家计划。而燃料、动力等基础生产部门，尽管国家订货达到其生产能力100%，同样由于市场关系的不完善，他们必须一方面按国家价格出售产品（这是较低的价格），另一方面需按经济合同价格购买原材料（这是较高的价格），使生产利润大受影响。当一些部门工资猛增时，他们的生活水平却逐渐下降，这是造成1989年煤炭工人大罢工的原因之一。同时，激进改革派给予了企业领导人广泛的权力，但在《企业法》中尚没有触及企业的产权——这只有在改革发展到深层次才可能提出的问题。产权虚置导致了对企业领导人责任的虚置。在实际缺乏竞争手段和严格的税收、预算限制下，在没有变动旧的经济体制基础上的“企业独立”只能导致国家很快失去对国民经济的管理。由于很多企业在国民经济中占有垄断地位，常常任意定高价、卡用户的脖子，中断企业间的合作关系，市场供求平衡遭到了严重破坏。如一些企业对紧俏商品任意提价（这类商品的比重在轻工业中从2%提高到9%），使许多廉价消费品在市场上消失。甚至连后来的激进改革家盖达尔也评论这一法令的某些方面是“使企业家恣意妄为的法令”（注：В.А.Мау：Зкономика и власть Политическая история зкономической реформы в России，莫斯科1995年版，第106页。）。
所以“国家订货”的执行情况是：要么国家订货实际上又代替了以前的国家指令性指标，这些企业生产地位仍和从前一样；要么一些企业得不到或得到不多的国家订货，生产大受影响。而相当一部分企业在完全没有增加生产产值的情况下滥发工资，使职工的收入增长率超过生产增长率。70年代居民年收入增长为80-100亿卢布，80年代前七年为120-150亿卢布，到1988年猛增到400亿卢布。市场上又没有那么多商品，一下子冲垮了消费市场，进而导致全国经济形势的恶化，打乱了逐步推行“国家订货”的日程。
企业管理民主化的推行也是如此。按照《企业法》的设想分阶段、逐步过渡到企业的集体自治。在全国“公开性”、“民主化”的喧嚣声中，激进派在改变党政不分的幌子下把企业的党组织驱逐出管理机构，结果旧的管理组织瓦解了，新的管理组织又没有建立。那些哗众取宠者、夸夸其谈者、善于许下种种廉价诺言的人、包括一些和事佬在所谓的“民主”选举中很快走上企业领导岗位，而一大批有多年实践经验的企业领导骨干则被排斥出管理层次。这些人上台后很多人不是关心把生产搞得更好，想的是如何“挣得更多”，捞得更多，很快造成了企业管理的混乱。
3.“禁酒”
“禁止酗酒”似乎只是生活中最多涉及社会治安之类的具体事情，但戈尔巴乔夫等人却把它视为“加速战略”中“整饬社会和劳动纪律”的重要内容。关于禁酒的意义甚至写进了《苏联共产党纲领》：“党认为始终不渝和坚定不移地和违反劳动纪律、盗窃和贿赂、投机和不劳而食、酗酒和流氓行为、贪赃枉法、阿谀奉承和讨好行为等现象作斗争具有头等意义”（注：《苏联共产党纲领》（新修订本），第46页。）
根据这个精神，1985年5月7日苏联部长会议决议每年减少甜酒产量3亿升、葡萄酒2亿升，果酒应从1988年起全面停止生产。9月18日苏共中央又作出《关于消除酗酒现象措施的决定》：进一步降低果酒产量，逐渐减少白酒的产量，达到每年减少伏特加酒和甜酒生产的10%，五年之内减少一半。由此一个大规模的禁酒运动在全国开展起来，各种酒类开始从商店的货架上撤下来，官方正式宴会上也不准摆酒。仅在1985年下半年全国酒类销售商店已从23.8万家减少到10.8万家，减少了55%。某些地方减少得更为厉害，在俄罗斯联邦、乌克兰、哈萨克、吉尔吉斯、摩尔达维亚等共和国的一些地方甚至建立“禁酒区”，完全停止了酒类的销售。从全国范围看凡带酒类出卖的食品店已减少71%，阿塞拜疆、摩尔达维亚等地高达90%（注：Н.И.Рыжков：Десять лет великих потрясений，第97-98页。）
但是仅仅过了几年，到1988年9月，苏联部长会议又作出决定，要求恢复全国的酒类生产。为期三年的“禁酒运动”基本上以失败宣告结束。
戈尔巴乔夫等人对重大决策缺乏周密的计划，以为仅凭一纸行政命令就可以解决几个世纪积存的问题，是导致这场运动失败的最根本原因。完全没有考虑到“禁酒”所带来的负面后果：(1)破坏了国家对酒类实行的专卖政策。在大多数国家，由于酒类带来的高额利润，酒类买卖都由国家专控。1984年苏联酒税收入就高达530亿卢布，而1985-1988年禁酒期间，国库少收酒税至少670亿卢布。此时正在进行中的生产结构调整、技术设备更新等经济改革举措都急需大量资金，酒税减少必然加重改革的困难。(2)在所有制改革尚未启动的情况下，“禁酒”沉重打击了国家葡萄种植业和果酒生产厂家。从20世纪50年代以来，苏联政府一直执行以葡萄酒和啤酒逐步代替白酒的政策。30年间葡萄种植业扩大了2倍。几年禁酒使葡萄种植面积减少了约1/3，关闭了1000家葡萄酒厂，20来家啤酒厂，使进口的设备废置（注：Н.И.Рыжков：Десять лет великих потрясений，第97页。）。(3)导致了私人酿酒业的泛滥和酒类走私现象的猖獗。国家禁酒后，私人酿酒业遍布城乡各地。据1987年统计，私人酿酒的生产规模可达人均3.2升。私人酿酒规模的扩大使对酿酒原料食糖、果汁和果酱需求扩大，从而造成市场食糖、果品供应的紧张，排队现象增加，人们对改革开始有了怨言。在此情况下“禁酒”运动不得不匆匆宣告结束。
还在计划“禁酒”运动时，国家计委、商业部、加工工业部门的领导和一些农业专家曾竭力反对此事，他们警告这将使国家在预算方面丧失几百亿卢布，葡萄种植业也会遭受损失，许多酒厂的机器将要报废。但戈尔巴乔夫出于以为不费很大的力气就可以革掉这“小小的”弊端、又能提高自己作为刚上台的总书记威望的想法，听不进专家的意见，把消除酗酒行为变成了试图禁止酒类正常消费的一场闹剧。曾积极主张禁酒的前苏共政治局委员利加乔夫在总结“禁酒”中的教训时，指出由于只靠压服和行政措施，而没有采取教育措施和没有安排健康的休息，没有尊重经济规律，所以没能达到预期的效果。靠搞运动的方式改变不了长期养成的恶习（注：Е.К.Лигачев：предостережение，莫斯科1998年版，第380页。）。
4.与“非劳动收入”的斗争
“加速战略”有关整顿劳动纪律的另一重要内容是加强与所谓“与非劳动收入”的斗争。1986年5月苏共中央、苏联部长会议和最高苏维埃主席团分别发布《关于加强反对非劳动收入的斗争的措施》的决定，拟定实施经济、组织、法律、教育性质的一整套措施来保障严格遵守社会公正原则。
当时对非劳动收入的定义是指对社会无益的收入，包括盗窃、投机倒把、贪污、为达到个人目的滥用职权，及从事法律所禁止的副业等等。要严厉追究捞取非法收入者的责任：规定对擅自利用国家的运输工具、机器和器械者处以100-200卢布以下的罚款，对购买面包、面粉、大米或者其他食品喂养牲畜和禽类者将处以50卢布到100卢布的罚款，对小偷小摸行为处以20卢布到200卢布的罚款或者被劳动改造2个月（注：《Правда》，28 мая 1986 г.）。
从1986年7月1日生效的这些决定还规定对贪污受贿者实行最严厉的惩罚。根据受贿情况可处以5年到10年徒刑，受贿数量特别巨大者可判死刑并没收其财产。《决定》第一次规定对居民收入实行国家监督：购买物品、即交易额超过1万卢布以及建造住宅造价超过2万卢布的公民，必须向财政机关申报钱的来源（注：《Известия》，2 нюня 1986 г.）。
整顿纪律与打击贪污受贿行为本是任何一个法制社会都应当履行的职责。在《决定》公布后，据苏联司法部长克拉夫佐夫透露，在俄罗斯联邦的一些州和边疆区，以及阿塞拜疆、格鲁吉亚、哈萨克、乌兹别克等地很多盗窃国家财产者被揭露出来并受到严厉的惩罚（注：《Правда》，28 июня 1986 г.）。戈尔巴乔夫当时十分高兴地扬言“社会上对中央‘反对非劳动收入’的重大决定是满意的”（注：《Правда》，22 июня 1986 г.）。
然而与非劳动收入的斗争还包括一个主要内容：与所谓投机倒把者，即“二道贩子”进行斗争。规定凡在市场上出卖的不是自己生产的产品的人，就犯有投机倒把罪。甚至农民在市场上贩卖高产作物如西瓜、土豆等均须持有集体农庄的生产证明。这就与贯彻“加速战略”产生了明显的矛盾：一方面试图通过改革使企业（包括集体、私人的企业）行为积极化，发展市场关系，为此在1986年11月19日还通过了《个体劳动活动法》，似乎鼓励从事个体劳动；另一方面却又号召同“非劳动收入”作斗争，限制了市场交换的发展，从而挫伤了生产者的积极性。与“非劳动收入”的这场斗争典型地反映出改革的倡导者思想的混乱和理论准备不足，存在对马列主义教条的理解，坚持认为“社会主义生产，就其特点、基础和实质来说，并不是商品生产”（注：《Плановое хозяйство》，5，1986 г.）。著名经济学家阿甘别吉扬当时也认为：“对我们来说原则上并非任何与公有制相背离的经营方式与方法都是可以接受的”（注：А.Г.阿甘别吉扬：《经济管理改革：问题与探索》，上海译文出版社1988年版，第35页。）。对什么是“非劳动收入”缺乏正确认识，与所谓“非劳动收入”的斗争不仅造成人们思想上的混乱，也严重干扰了经济改革的进行，阻碍了经济的发展。
然而仅仅过了一年，经济政策就来了大转弯，又走上盲目崇拜市场经济的另一个极端。
三、加速战略政治方面的执行情况
1.“完善社会主义”改革方向的变化
首先，改革重点从经济向政治转化。
加速战略制定之初，戈尔巴乔夫就怎样理解加速战略明确解释道：它“首先是提高经济的增长速度”（注：戈尔巴乔夫：《苏共中央委员会向党的第二十七次代表大会提出的政治报告》，第25页。），当时没有提出改革政治体制的问题。由于经济改革的几项主要措施在执行中都不十分顺利，戈尔巴乔夫也承认“情况的好转很慢，改革事业比我们原来所估计的要困难得多”（注：М.С.Горбачев：Избранные речи и статьи，第4卷，莫斯科1987年版，第300页。）。但他们不是从主观方面寻找原因，反而认为是党内干部的抵制及政治制度存在着问题，因此急于实行政治方面的变革。1986年7月31日戈尔巴乔夫在视察哈巴罗夫斯克时提出了“政治体制改革”的任务，他说，“目前正进行的改革不仅包括经济方面，也涉及社会生活其它领域：社会关系，政治体制、思想意识形态等等。”几个月后他发出了号召：“必须在政治、经济、社会和精神领域中进行根本改革”（注：М.С.Горбачев：Избранные речи и статьи，第4卷，第37、308页。），把“政治”放在了首位。
旧体制确有其阻碍改革的一面，在经济改革同时配合政治改革是完全应当的。但取代旧体制后，建立什么样的新政治体制？戈尔巴乔夫等人提出了政治改革任务，当时根本没有完整的纲领，不知道要建立什么样的社会发展模式。所谓“更多的民主”是一个什么样的范畴和表现形式、“更多的社会主义”又“多”在什么地方，连参与高层决策的苏共领导人雷日科夫、利加乔夫都不清楚，遑论广大百姓。甚至连“改革设计师”雅科夫列夫也承认当时的思想状况是把改革仅仅理解为：自由了，想干什么就可以干什么（注：亚·雅科夫列夫：《改革新思维与苏联之命运》，第40页。）。在极其草率、盲目的情况下开始了从经济改革转向政治改革。
其次，从“完善”社会主义到“逐步否定”苏联社会主义制度。
随着政治改革的深入，目标开始明确。当初提出加速战略为了“完善社会主义”，所以得到了举国上下的拥护。转折点在1987年苏共中央“一月全会”。戈尔巴乔夫谈到了政治体制存在的问题，首次提出苏联社会存在一个“阻碍机制”。他说：多年来在苏联“形成了一种妨碍社会经济发展、抑制能够揭示和利用社会主义优越性的进步和改革的特殊机制”，因此，必须“摧毁阻碍前进的机制，建立可靠、有效地加快苏联社会经济发展的机制”。明确地向全党、全国发出进行“革命性的变革”的号召，要求对苏联社会政治、经济、社会各方面实行“真正革命的全面改造”（注：М.С.Горбачев：О пиерестройке и кадровой политике партии；М.С.Горбачев：Избранные речи и статьи，第4卷，莫斯科1987年版，第308页。）。以前人们一般把改革理解为体制内的变革，现在给人们造成的印象不是“完善”社会主义，而要改造苏联整个政治制度。正如俄罗斯学者索格里指出：戈尔巴乔夫把“改革”和“革命”等同起来引起苏联人民心中不安，因为经典作家向来都是把革命与推翻一个制度联系在一起（注：В.Согрин：политическая истории современной России，第17页。）。
为了摧毁“阻碍机制”，他集中批评党和国家机关及经济机关的“官僚体制”，并指出“官僚体制”和国家管理体制本身密不可分，不能靠“修修补补”的办法，要对准使官僚体制合法化的社会，从整个社会方面寻找根源。逐渐地把在“完善社会主义”目标下革除“政治体制弊端”的改革方向引到对整个政治制度的批判和全盘否定。戈尔巴乔夫还提出了改革旧体制的手段：“公开性”和“民主化”。至此，这两个口号成了全社会的动员令，并逐渐发展成任何社会都不可能接受的没有限度的“公开性”和“民主化”形式，造成苏联共产党和社会思想意识的混乱。
2.苏共组织路线的变化
“加速战略”政治路线确定后必然要求组织路线的配合。从1985年3月17日起，在《真理报》上开辟“各地召开党代会讨论苏共中央对干部要求”专栏，连续报道各加盟共和国、各州、市、区召开党代会对干部的处理情况。仅从1985年3月到9月，就改组了中央政治局和书记处，撤换了部长会议和苏共中央的20余名部长及几十个部级领导人、30余名州委第一书记和大批市、区领导人。“在短短时间内，苏共中央书记处的大部分成员和党中央各部部长换了新人，苏联部长会议主席团的全体成员实际上也都换了人。
通过干部调整贯彻政治路线，作为苏共一贯传统并无可非议，也打击了一批贪赃枉法者。但其干部政策仍然体现了依靠行政命令方式贯彻加速战略的特点，试图通过撤换干部的简单办法达到实现加速战略的目的。戈尔巴乔夫说过：“单是依靠集体及其领导人在某种程度上振作起来，开始好好工作，就能在一个短时期内把劳动生产率提高到与整个五年计划的任务相适应的程度。”（注：《Правда》，23 апрсля 1985 г.）同时，也有借机以所谓“不适应”改革形势的借口达到排斥“异己”的目的。前苏共中央总务部长博尔金对此有过确切描述：“戈尔巴乔夫当选总书记后不久便请来了几位中央书记、他的助手和他所信任的其他一些人，共同商讨新的领导班子所要采取的实际行动。我记得，当时所有的议论可归纳为三点：第一，尽快更新干部队伍，撤换那些曾与前几任总书记关系密切、又不能胜任所在部门工作的领导者。其实，这显然是随意任免干部的一种借口……”（注：瓦·博尔金：《戈尔巴乔夫沉浮录》，中央编译出版社1996年版，第88页。）。对戈尔巴乔夫构成最大威胁的列宁格勒州委第一书记罗曼诺夫和莫斯科市委第一书记格里申先后在1985年7月和年底去职。这当中存在的问题是：把后来成为苏共的掘墓人提上关键领导职位，如叶利钦、雅科夫列夫等人……
雷日科夫后来对这种大规模的干部撤换政策进行了反思。他说，戈尔巴乔夫所有关于干部的挑选和安排政策都具有消极的、甚至是居心不良、发泄私愤的性质：“我们所亲眼看见的干部政策，是共产党人连做梦都没见过的”。以前培养干部的原则是忠于党的理想，忠于国家，现在则完全取决于对个人的忠诚。前俄共领导人波洛兹科夫在总结干部问题上的教训时写道：“改革一开始就出现重大失误，夸大了党内、党员干部中和国家机关中保守主义的危险性，拼命攻击党，人为地培植反对派。本应从党抓起，使之成为社会主义改革的有力工具，本应用加强组织性来促进民主化，可是戈尔巴乔夫的做法却背道而驰，这个教训十分深刻。”（注：《Правда》，16 ноября 1990 г.）
3.全盘否定苏联历史思潮的涌动
苏共领导还把加速战略贯彻不力归咎舆论宣传不够，开始了大规模的舆论导向。首先在报纸、杂志、书刊上无情批判经济、政治、精神领域的“扭曲、变形的社会主义”。
在“公开性”掀起的批判浪潮中，重评苏联历史占有最大分量。1987年1月戈尔巴乔夫在苏共中央全会上提出在苏联历史中“不应该有被遗忘的人物和空白点”，3月苏联科学院历史学部召开会议落实中央指示，由此揭开大规模重评历史序幕。
正确总结历史经验，对推动改革、加深对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理解无疑是有益的。“重评历史”初期阶段通过对历史的反思、发动广大群众认识改革旧体制弊端的必要性；在平反包括布哈林等人在内的大批冤假错案，形成较为宽松的社会环境；在纠正过去对历史描述的一些夸大和不实之处、填补历史空白点等方面起过一定作用。但“重评历史”一开始就带有极大片面性，一些真正应该总结的历史教训，如民族问题等就很少涉及（戈尔巴乔夫后来承认当时陶醉在苏联各民族友好的气氛之中）；更为错误的是，一步步走向全盘否定苏联社会主义70年历史的道路。我们试揭示这个过程：
(1)从对人物的批判扩展到对制度的批判
在重评历史中，对斯大林和斯大林时期政治体制的评价居首位。苏共二十大还主要局限在对斯大林搞个人崇拜、滥杀无辜及某些内外政策的批判，这一次则从各方面都深化和拓宽：一是把斯大林与苏联政治制度联系起来批判。他们认为赫鲁晓夫之所以没能把批判斯大林继续和深化下去，是只局限于从斯大林个人身上找原因。在1988年苏共第十九次全国代表会议上，戈尔巴乔夫说：“十月革命胜利后建立的政治体制在某一阶段发生了严重的变形，因此斯大林及其亲信才可能具有无限权力，镇压无辜和违法乱纪的浪潮才可能出现。在那些年代里形成的靠行政命令办事的管理方法，对我国社会发展的各个方面产生了危害极大的影响。我们现在所遇到的许多困难，其根源也在于这一体制。”（注：戈尔巴乔夫：《在苏共第十九次全国代表会议上的报告》，莫斯科1988年版，第44页。）所谓“扭曲、变形的社会主义”和“阻碍机制”即由此产生，把矛头对准了政治制度；二是对斯大林时期政治、经济、军事、思想文化、外交等几乎所有领域的政策都进行了批判。所有的媒体都为否定苏共和苏联历史的宣传大开绿灯，全国掀起一股反共的浪潮。
(2)从对斯大林时期的批判扩大到对苏联70年历史的批判
他们认为斯大林以后，包括赫鲁晓夫、勃列日涅夫时期，和斯大林体制实质都一样，称为“新斯大林体制”。只是与斯大林时期相比没有了大规模的镇压，故曰“新”。苏共中央全会对此作了定性：“斯大林式的管理体制是在30年代奠定的，通过卫国战争，这种体制更加强了，而在战后，苏联社会仍然基本上保留了这种性质。”为全盘否定苏联历史奠定了理论基础。戈尔巴乔夫也说道，“苏共第20次代表大会抛弃和谴责了斯大林政权的黑暗方面，但却一般没有什么变化地保留了官僚制度。”（注：《Правда》，26 ноября 1989 г.）所以改革的目的是抛弃70年“斯大林模式的社会主义”，用“自由的人们的公民社会”取而代之。俄学者索格里评论他们的“公民社会”，实际上是走资本主义治世之道（注：В.Согрин：политическая истории современной России，第39页。）。
以斯大林和斯大林时期的一些错误进而否定苏联70年社会主义历史的做法是：首先夸大斯大林时期如“大镇反”的错误，从而激起人民对其体制的仇恨。莫斯科大学历史档案系学生尤拉索夫搜集斯大林时期大量被镇反的人的名单登在报刊上，认为斯大林镇压了上千万、甚至几千万人，引起全国轰动。而据俄罗斯学者最近的统计，大约错杀了70万人左右（注：俄罗斯科学院俄罗斯历史研究所主任研究员谢尼亚夫斯基1999年6月在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的学术报告；2000年5月在北京举行的《苏联解体原因》国际学术研讨会上，法国著名苏联档案专家维尔特谈到30年代的大清洗数字被大大夸大了，实际上被镇压和被流放的人数分别只有原来统计数字的1/10和1/15。）。应该说这是很大的冤案，不能为此否认斯大林时期目无法制、滥杀无辜的罪行，但毕竟与原来夸大的数字有很大出入；其次，把苏联社会经济发展中的问题归咎于30年代工业化、农业集体化的后果。这种对历史的评价缺乏辩证的观点。工业化、农业集体化一方面在执行中有很大的错误，但必须看到事情的另一方面，即它在促使俄国从落后的农业国向现代化社会过渡中所起到的巨大作用，尤其从历史发展的潜力来看，它对后来战胜法西斯德国、捍卫了苏联领土的完整并使人类免于遭受希特勒的种族迫害所起的巨大作用。作为人类历史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在没有任何可资借鉴经验的情况下，当时只能摸索着前进。如果从今天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发展的角度，不加分析地指责当时的经济发展模式，这不是历史唯物主义的态度。
戈尔巴乔夫上台之初对斯大林时期有过较为正确的评价：“以斯大林为首的党的领导核心在思想斗争中捍卫了列宁主义，制定了社会主义建设开始阶段的战略与策略，政治方针得到大多数党员和劳动者的支持。”“我们要是站在历史真实的立场上，就应既看到斯大林在争取社会主义、捍卫其成果方面的无可怀疑的贡献，也看到他和他周围的人所犯的政治错误和专横行为。”（注：《Правда》，8 ноября 1987 г，1987年11月8日《真理报》。）随着政治改革方向的变化，他开始转变了自己的立场，苏共二十八大竟在决议中写道：“集权的斯大林体制给国家、人民、党、社会主义思想本身造成了巨大损失，这一体制现正在被取消”（注：《苏联共产党第二十八次代表大会文件汇编》，莫斯科1990年版，第88页。），反映出“重评历史”方向的变化。
(3)从历史领域向思想文化领域扩展的全盘否定苏联历史思潮
在时任苏共中央宣传部长的亚·雅科夫列夫主持下，提拔一些激进派分子如科罗季奇、叶戈尔·雅科夫列夫等人担任了《星火》、《莫斯科新闻》、《旗帜》等有影响刊物的负责人。这些人一上台立即发表大量攻击苏共和苏联社会主义建设成就的文学作品，首先把攻击的矛头对准斯大林和列宁。1987年发表的雷巴科夫长篇小说《阿尔巴特街的儿女们》，虽然也揭示了30年代大镇反中破坏法制、草菅人命的情况，但在过分渲染的恐怖气氛中把斯大林描写成一个独断专横、阴险毒辣，“不惜用一切手段来维持统治”的专制暴君；剧作家沙特罗夫在剧本《布列斯特和约》、《前进……前进……前进！》中把斯大林说成是一个心胸狭窄、工于心计、两面三刀的政客；而在小说《革命！革命！革命！》中，作者田德里亚科夫对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逐条进行反驳，包括无产阶级专政、国家学说、历史唯物主义等等（注：张捷：《苏联文学的最后七年》，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4年版，第206页。）。通过对列宁斯大林的批判达到最终否定马克思主义的目的。
暴露苏联社会的阴暗面、竭力贬低苏联70年社会主义建设的成就、丑化苏共形象，是当时文学作品的另一个倾向。在杜金采夫1987年发表的《穿白衣的人们》、别克《新的任命》、帕斯捷尔纳克《日瓦戈医生》（1988年1月）等轰动一时的小说中，或对十月革命建立的社会制度充满怀疑和不满，认为苏维埃政权残暴和不人道；或否定苏联社会主义建设的成就，对工业化、农业集体化、卫国战争等历史上的重大时期做片面、歪曲的描述；或丑化苏共各级干部的形象，把他们描绘成一群不学无术、贪赃枉法、只会阿谀奉承、欺上瞒下的人……
应该说这一切都是得到戈尔巴乔夫支持的。他在回忆录《生活和改革》中承认：阿布拉泽的那部像一颗“爆炸的炸弹”一样引起震动的电影《悔悟》，以及产生轰动效应的小说《阿尔巴特街的儿女们》、《穿白衣的人们》、《新的任命》都是在他的赞同和支持下出台的。
这些作品使人们开始动摇了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信念，对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持怀疑态度；也开始使人们丧失了民族自尊心和自豪感，有人甚至鼓吹崇洋媚外。后来俄罗斯著名作家邦达列夫在总结这一段时期的情况时，抨击了戈尔巴乔夫、雅科夫列夫等人在文艺界推行“民主化”、“公开性”的恶果。他说，在几年的时间内，他们千方百计在电台、报纸和刊物安插自己的亲信，然后“规定策略手段，灌输破坏各种联系的多元论思想，利用人们对公开性的热情，也讲一点真实的情况，讲完后马上加以歪曲。在千百万人中煽风点火，毫无顾忌地散布怀疑情绪，损害了对人民的理智、对民族的文化、历史和社会主义的信任。在六年当中，报刊实现了欧洲装备最精良的军队在40年代用火与剑入侵我国时未能实现的目标。那支军队有第一流的技术设备，但缺少一样东西——这就是千万份带菌的出版物。”（注：以上主要观点和材料均引自张捷《苏联文学的最后七年》。）
苏联解体10年来俄罗斯社会所经历的艰难历程，使俄罗斯社会对过去的历史有了更为清晰的认识，特别在对列宁、斯大林的评价上。2000年4月21日俄罗斯《语言报》写道：“在多灾多难的俄罗斯人民心目中，列宁始终是值得纪念的，就像伊凡雷帝、彼得大帝、斯大林……一样”（注：《Слово》，21 апреля 2000 г.）。俄共领袖久加诺夫1999年12月21日在拜谒斯大林陵墓时说道：“斯大林不仅是20世纪俄罗斯史、而且是整个俄国史上最伟大的国务活动家。斯大林执掌政权后，把俄国从一个分散的国家建成为世界上最强大、最伟大的国家之一：在苏联建立起了全部现代的工业，为人类进入宇宙作了最充分的准备和积累，奠定了科学理论基础，建立了世界上最优秀的教育体制。人们只注意到和指责斯大林破坏法制，搞大清洗，但在斯大林领导下，国家取得了远远超过上述列举的成就。”据俄罗斯《国际文传》报报道，2000年4月，就“20世纪俄罗斯最有影响的政治家”的民意调查中，斯大林占第一位，其次是列宁、普京……（注：《Итерфакс》，21 апреля 2000 г.）更值得注意的是，2000年5月4日，俄罗斯中央银行为纪念伟大卫国战争胜利55周年，首次发行印有斯大林头像的货币，这甚至是斯大林在世时都不曾有过的。俄《生意人报》对此评论道：“过去完全否定斯大林、甚至否定他在卫国战争中的作用。发行这样的货币意味着恢复斯大林的名誉”（注：《Коммерсант》，5 мая 2000 г.）。
当然，不能说以上所举代表了当前整个俄罗斯社会的观点，但至少也反映了相当一部分俄罗斯人对当年戈尔巴乔夫等人全盘否定苏联历史的批判。
四、加速战略评价
1.“加速战略”制定之初，其背景是针对苏联日益落后于世界科技革命时代的旧体制，其目标是“完善社会主义”，所以受到人民的拥护。思想上打破了过去禁锢的枷锁，政治上为大批冤假错案平反，苏联人得到更多经济上和政治上的自由。在保持苏共领导、社会较为稳定环境下取得了一定成就：1985年按实际价格的国民收入为5785亿卢布，1986年为5874亿，1987年为6000亿，年增长率分别为3.6%，4.3%，3.0%。1987年比1985年增长了6.5%。工业总产值增长情况已见前述。农业总产值1985年为2086亿卢布，1986年为2197亿，1987年为2201亿。如果说1981-1985年农业的年平均增长速度为1.0%，1986-1987年年均增长则为4.5%（注：СССР в цифрах в 1987 году，莫斯科1988年版，第5、18页，根据苏联《经济与生活》1991年第5期；世界“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出版的《主要经济指标》1991年11月所做的计算，从1986-1988年苏联国民生产总值的年增长率为4.6%，3.3%，5.0%，和以上所述的数字大致相差无几。）。同时经济增长也是靠提高劳动生产率、加大了生产中的集约化因素得来的，在1987年，多年来第一次在没有增加从业人员的情况下实现了生产的增长。社会发展也取得了一定的成绩：国家增加了对居民住宅建设的投资。1980年这方面的投资只有16亿卢布，1985年增加到25亿，1986年为28亿，1987年为31亿。这几年每年交付使用的住宅面积为12790万平方米，比上一个五年计划（1980-1985年）平均增长16%（注：Социальное развитие СССР·Статистический сборник，莫斯科1990年版，第5页。）。中小学较之上个五年计划增长了38%，幼儿园设施增长了15%，医疗站增加了41%，医院增加了19%，俱乐部及文化宫增加了58%（注：Социальное развитие СССР·Статистический сборник，第5页。）。
2.但是加速战略预定的一些主要目标没有达到：畸形的生产结构不仅没有改变，反而更甚：除投资额重工业超过轻工业外，增长速度也超过轻工业。1986年较之1985年，重工业增长了6%，轻工业仅为2%，1987年较之1986年，重工业增长4%，轻工业仅为1%（注：СССР вцифрах в 1987 году，第81页。）。按照计划，劳动生产率年均增长率应达到3.7%-4.2%，实际上这几年除重工业(4.1%)达标外，轻工业每年增长不足2%（注：СССР в цифрах в 1987 году，第86页。）。商品零售额增长的预定目标也没达到。几年内居民收入增加2130亿卢布，而支出只增加1940亿卢布，这190亿卢布的差距，由于物资的匮乏，对市场形成了压力。同时，食品供应矛盾加剧。1985年食品短缺总额达175亿卢布，1988年达210卢布。以至在经济学中出现“未满足的需求”的概念，即有钱买不到东西。至于前文所述那些超越阶段的发展指标更不能兑现。
在商品和食品供应开始出现短缺状况的同时，社会政治形势开始动荡：苏联共产党领导层出现了分裂因素，社会上出现政治反对派，民族分裂主义抬头……
3.即便此时，苏联社会发展也存在向好的方向转变的可能，条件是真正认清加速战略中执行的问题所在。德国曼海姆大学雅恩教授指出，“如果戈尔巴乔夫在1987年能抓紧签订新联盟条约，苏联不一定解体”。美国哈佛大学戴维斯俄罗斯研究中心鲍维尔教授也认为：“我一直确信，如果戈尔巴乔夫‘循规蹈矩’地执政，是能够遏制社会多年来衰败的进程的”（注：参阅“北京‘苏联解体原因’国际学术研讨会（2000年5月）”提交的论文。）。但在苏共中央1987年1月全会后，改革的政治方向逐步变化：以前认为苏联社会制度基本上是好的，只需要“加速”它的发展，现在则认为旧的社会主义模式应当取消，需要重新建立新的社会发展模式（注：В.Согрин：политичсская истории соврсмснной России，第26页。）；改革方针的转变还在于，“加速”一词已不再被视为加速苏联社会经济发展的方针，而是“改革”社会制度。由此，“完善社会主义”的“加速战略”逐渐转变成以取代所谓“集权的官僚制度”为目的的“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总路线。
现在，或许可以分析加速战略的性质：它有顺应世界科技革命发展潮流和社会主义各国改革形势的一面，并在完善社会主义目标下取得了一定成绩。但它的政治改革逐渐偏离正确方向，最终为造成社会政治经济形势发展危机的“人道的民主的总路线”的制定奠定了基础；它既有表现为超越社会发展阶段的思想方法，但更多反映出的是全盘否定苏联社会主义70年历史、否定走社会主义发展道路的思潮。^
【专 题 号】K5
【复印期号】2001年02期
【原文出处】《《中国社会科学》》(京)2000年05期第188-201页
【作者简介】吴恩远 1948年生，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副所长、研究员。NN
| 【内容提要】 | 本文通过对苏共中央1985年4月制定的“加速发展战略”及其在社会经济和政治中的实践的详细分析，明确地指出：这一战略的最初目标是以科技进步实现经济集约化，加快苏联社会经济的发展。但是戈尔巴乔夫等人却逐渐把经济改革发展成政治改革，把经济发展战略发展成对社会全面变革的总路线，而社会对此思想准备和物质准备不足，改革因之步骤失调。戈尔巴乔夫的政治改革完全背离了完善社会主义体制的初衷，逐步地偏离了社会主义改革方向，最终导致了苏联解体的严重恶果。 |
以戈尔巴乔夫为首的苏共领导后来奉行的“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路线最终断送了苏联的改革，直接导致苏联解体，多数学者对此并无异议。但为什么在“完善社会主义”口号下的“加速战略”会转变成背弃科学社会主义原则的“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路线？为什么以“坚持苏共领导、加速社会经济发展”为初衷的改革却造成了苏共瓦解、社会经济发展的崩溃？弄清“加速战略”执行情况将有助于对这些问题的了解。
这就是研究“加速战略”的理论和学术意义。
一、“加速发展战略”定义考
1.“加速战略”内涵界定。加速战略是苏共为加速苏联社会经济发展而制定的总的战略方针，而经济发展战略要解决的根本问题是“实现国民经济的新技术改造，并在此基础上改造社会的物质技术基础”（注：《苏联共产党纲领》（新修订本），莫斯科1986年版，第25页。）。区别在于：加速战略是总路线，经济发展战略只是这条总路线的一个组成部分。
由于受上届政府影响，最初提出的“加速战略”，是把经济集约化和加速科技进步作为工作中心，以调整管理和计划工作、调整生产结构和投资政策、加强工作中的组织性和纪律性等为主要内容，加快苏联社会经济发展（注：М.С.Горбачев：Избра нные речи и статьи，莫斯科1985年版，第10页。）。此后，戈尔巴乔夫不断扩大和发展了加速战略内容：政治上搞民主化和公开性，对所有领域、包括外交领域进行“全面变革”。在1986年苏共二十七大上，把“加速战略”定为“党的对内对外政策的总路线”（注：戈尔巴乔夫：《苏共中央委员会向党的第二十七次代表大会提出的政治报告》，莫斯科新闻出版社1986年版，第108页。），并正式载入新修订的苏共纲领：“苏共认为，在当前国内和国际条件下，在加速国家社会经济发展的道路上，能够也应当保证苏维埃社会的全面进步和它朝着共产主义的前进。这是党的旨在对苏维埃社会生活的所有方面进行质的改革的战略方针；在科技革命的基础上根本革新它的物质技术基础；完善社会关系，首先是经济关系，深刻改变劳动的内容和性质，人民生活的物质条件和精神条件；使政治、社会和思想设定的整个体系更加积极起来。”（注：《苏联共产党纲领》（新修订本），第23-24页。）
戈尔巴乔夫上台后也制定了新的经济发展战略，核心是加速科技进步、实现国民经济的新技术改造、对经济结构的重大改变和完善生产、管理体系等等。苏共二十七大通过的《苏联共产党纲领》（新修订本）中，专辟《党的经济战略》一节写道：“党提出的加速国家社会经济发展的任务，要求首先在人活动的决定性领域——经济中进行深刻改进。将实现朝着生产集约化的急速转变，使每个企业、每个部门都充分转向并尽快利用经济增长的质量因素。应保证向具有完善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调整好的经济机制的最好组织形式和有效益的经济过渡。”（注：《苏联共产党纲领》（新修订本），第25页。）这段话明确指出经济发展战略从属于加速战略总路线。可见，“加速战略”和“经济战略”是两个既有联系又有区别的概念。在后面的分析中将会看见把这两者区别开来的重要性。
2.加速战略起止时间。80年代中期，苏联社会经济各方面发展面临改革的形势，加速战略的确反映了改革的要求。但加速发展的思想早在1983年苏共总书记安德罗波夫推行的改革中已经奠定，当时国家计委制定的第十二个五年计划期间到2000年的经济发展前景的草案中就使用了“加速”一词。1984年7月契尔年科签署了《关于加速科技进步和以具体措施完善经济管理各个环节的必要性》的决议。10月，政治局决定在1985年4月23日召开苏共中央全会，并决定由戈尔巴乔夫就此问题作报告（注：Н.И.Рыжков：Десять лет великих потрясений，莫斯科1996年版，第70页。）。可见，改革旧体制的思想前两任总书记已经提出，并非戈尔巴乔夫首先举起了改革的旗帜。
当然“加速战略”中有戈尔巴乔夫的创造。以前拟定“加速”的方面，主要指科技和社会领域。参与制定该计划的前苏联总理雷日科夫曾说过，当时苏联的实际状况，全面加速简直会要它的命！戈尔巴乔夫制定的加速战略实际上更看重政治方面的改革。他曾说过，加速战略是“既指物质意义上，也是精神意义上”的革命措施，而“在革命过程中占首位的无疑是政治。改革中也是如此。这里具有首要意义的是政治性措施，是实际上而不是口头上的广泛民主化任务。”（注：戈尔巴乔夫：《改革与新思维》，新华出版社1987年版，第61页。）
在1988年6月苏共第十九次全国代表会议上，戈尔巴乔夫提出了“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的奋斗目标，到1990年7月苏共第二十八次代表大会上，“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正式形成为苏共纲领和政治路线，逐步取代了加速战略。当然加速战略的某些措施和思想影响仍然还继续存在。
至于加速战略的性质，在我们分别论述其各方面的执行情况后将会看得更清楚。
二、加速战略经济方面的执行情况
1.发展机器制造业
发展机器制造业在加速战略最初设想中占有优先地位，苏共领导认为“改革的效果，经济的增长速度，主要是取决于机器制造业”（注：戈尔巴乔夫：《苏共中央委员会向党的第二十七次代表大会提出的政治报告》，第29页。），通过它来带动科技革命、实现粗放经济向集约化经济的转化。具体做法是：国家将加大对机器制造业的投资达2000亿卢布，使其增长率高达80%，该部门发展速度要比工业其他部门快90%（注：Н.И.Рыжков：Об основных направлениях зкономического и социального развития СССР на 1986-1990 годы и на псриод до 2000 года，莫斯科1986年版，第28,32页。）；使“机器和设备的产量增加40%以上”；达到“成倍提高劳动生产率”的目的等等。
为实现经济集约化而发展科技含量高的机器制造业的思路有其合理成分，也取得一定效果：从劳动生产率看，在工业领域，如果以1980年为100，1985年增长到117，1986年增长到122，1987年增长到127（注：СССР в цифрах в 1987 году，莫斯科1988年版，第85页。）。工业总产值（按可比价格计算）1985年为7990亿卢布，1986年为8385亿，1987年为8705（注：CCCР в цифрах в 1987 году，第5、18页。），每年的增长速度分别为3.9%，4.9%，和3.8%。1986-1988年工业总产值增长了13.3%（注：Н.И.Рыжков：Десятъ лет великих потрясений，第228页。）。
但是机器制造业发展总的情况并不理想：加速科技进步和生产集约化没有出现预期的转折，新建和改造的企业新技术设备不多，继续生产大量陈旧、过时、无人用的机器和设备。到1987年6月戈尔巴乔夫不得不承认：“机床制造业、重型和运输机器制造部和电机工业部、轻工业、食品工业机器和日用器械制造部的发展情况使我们感到不安……其他机器制造部的现代化任务也解决得很缓慢。”（注：《Правда》，27 июня 1987 г.）出现这种情况的原因在于：第一，计划不周。机器制造部门突然得到国家大量的资金和外汇，而真正用于添置新设备、新建和改建企业花的钱并不多。同时又挤占了食品、轻工业品的预算资金，造成1985-1986年国家经费紧张、市场商品匮乏；第二，目标过高。要以机器制造业来带动整个国民经济“五年内赶上美国”，必须使机器制造业自身发展速度快两倍，而当时苏联经济无此能力（注：В.Согрин：политическая истории современной России，莫斯科1994年版，第22页。）；第三，重蹈覆辙。由于传统的思维惯性，把发展机器制造业当成“优先发展重工业”。1986-1987年，重工业部门投资由1980年的469亿卢布增加到665亿卢布，增长了41.8%，轻工业的投资仅从64亿卢布增加到85亿，增长率为32.8%。轻工业投资仅占整个国民经济投资总额的4.1%，重工业却为32.4%。轻工业比例甚至还低于前几个五年计划。经济学家强烈批评道：“世界各国经验证明，农业、轻工业和食品工业对市场刺激因素最敏感，我们却顽固地从对立的一面——重工业开始下手。”（注：《Известия》，26 ноября 1989 г.）戈尔巴乔夫直到1993年才对此做了检讨：“改革一开始就从重工业——机器制造业出发，而未从农业、轻工业、食品工业出发，那样给人民实惠就多一些，就可以巩固改革的社会基础。我们不正确地选择了实行改革的一系列措施。”（注：М.С.Горбачев：Я не знаю счастливых реформаторов，《Свободная мысль》，и
11,1993 г.）第四，政策左右摇摆。本来是“优先”发展机器制造业，但随后戈尔巴乔夫又把“优先”发展的领域扩大到生物技术、冶金、化学和与之相关的其他行业。如此迅速的变化连苏联部长会议主席也不明白，“才在一个月前讲妥优先发展机器制造业，现在又突然冒出一连串儿需要优先发展的部门……短短几个月国民经济优先发展的部门就变过几次”（注：Н.И.Рыжков：Десять лет великих потрясений，第86、87页。）。2.《国营企业（联合公司）法》和“国家订货”
1987年6月30日苏联最高苏维埃通过了苏联历史上第一部《企业法》，拟定1988年1月1日在全国推开。主要内容是：(1)明确企业作为经济机制改革出发点的地位；(2)大大加强企业的生产自主权和企业对自己的经营活动承担完全后果：企业在完成国家订货后可以自由选择经济联系伙伴；可用自己挣的钱支付包括劳动报酬、福利费用及扩大再生产费用；国家将逐步取消对企业的预算拨款，长期亏损企业要实行改组直至停止其生产活动；(3)企业将逐步过渡到实行完全经济核算制和自筹资金；(4)实行企业自治，企业的劳动集体委员会有权参与企业一切经营活动，从作业队长到总经理的所有领导人通过选举产生并由劳动集体决定。（注：《Правда》，27 июня 1987 г.）
这是当时经济改革中最为重要的法令。它实际上把从安德罗波夫时就开始陆续实行的企业改革用法令形式固定下来。同以往相比更为明确地规定了企业在国家经济体系中的权利和义务，地位和作用，在实行的初期阶段对生产发展起到一定促进作用。
负责起草并具体执行这个《企业法》的苏联部长会议设想用五年时间进行经济体制改革：第一阶段制定1988年国家综合经济发展计划，工业和农业要完成向新的经营机制过渡，把国家硬性指标变成一定比例的国家订货等等；第二阶段用三年的时间在整个国民经济范围内实施所制定的并经过实践检验的改革计划；第三阶段，准备全面向市场经济关系过渡。最高苏维埃批批准了这个计划（注：Н.И.Рыжков：Десять лет великих потрясений，第194页。）。
国家订货是《企业法》的核心内容之一。国家为了满足最重要的社会需求，向那些生产社会、科技发展需求和国防所必需的产品的企业、为全国提供农产品的企业实行订货。国家将向这些企业提供有保障的原材料和产品销售，并在价格和税收上实行优惠（注：《Правда》，27 июня 1987 г.）。改革的地方在于：不同于以前国家对企业的指令性计划，国家订货不完全列入企业的生产计划。一般来说，订货额度只占企业生产能力的60%-80%，企业“生产计划的另一部分可由其在同用户直接经济联系的基础上独立制定”；国家确定订货的范围和组成将逐步宿小，扩大了企业部分生产自主权（注：《Правда》，30 июня 1987 г.）；国家订货可在几个企业中挑选，引入了企业间的竞争机制，使企业必须更关心自己产品的质量，更关心利用科技革命的成果。由于国家与企业、企业与企业之间是以经济合同的形式联系起来的，加强了商品市场关系。这是一个逐步把企业推向市场的计划。
但是由于苏共中央1987年1月全会后政治气候的变化，《企业法》在苏共高层领导中引起了极大争论。争论围绕两个方面：关于推进经济改革的速度和建立什么样的经济管理机制。刚晋升为政治局委员的雅科夫列夫、以及谢瓦尔德纳泽、麦德韦杰夫等人，激烈批评《企业法》和苏联部长会议制定的1988年国家经济发展计划“太保守，是停滞不前的，没有考虑到现实的需要”。要求加快经济改革的步伐，实行激进的经济改革，大大减少国家订货的指标。雅科夫列夫等人的思想是：强调“纯粹的”自由市场经济，否认国家对企业经济活动宏观调控的作用；把市场经济作为实现政治民主制度的基础。雅科夫列夫公开说道，“我的纲领中一个明确的结论：即通过自由市场经济实现私人企业活动是民主制度的基础”（注：亚·雅科夫列夫：《改革新思维与苏联之命运》，吉林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111页。）。对所谓“民主制度”的解释也很明确：“一开始就应该实行三权分立，即立法权、行政权、司法权分立”（注：亚·雅科夫列夫：《改革新思维与苏联之命运》，第17页。）；在操作方法上则主张“急速过渡”。
一些长期从事国家经济领导工作的政治局委员和中央书记，如雷日科夫、沃罗特尼科夫、扎伊科夫、尼科诺夫及部长们则呼吁改革要“谨慎和循序渐进”，利加乔夫也认为部长会议关于1988年发展计划“是一个十分谨慎的、经过周密思考的计划”，是“大试验小错误的策略”，可以避免对社会造成大的震动。
政治局的会议争论激烈，情绪激动，有时争论长达7个或8个小时。关键在于戈尔巴乔夫的态度。如果说以往他处理事情常常优柔寡断，这次一反常态，态度异常坚定，他指责部长会议的计划是“保守的和复旧的”，坚决要求立即改变经济关系，不能拖拖拉拉。在他看来，只要进行了激进的经济改革，一切经济问题就能迎刃而解，这叫越快越好、一步到位。他说，“‘改革可以等一等’的论调是有害和危险的”（注：《Правда》，27 июня 1987 г.）。
争论还涉及改革最终要建立什么样的经济体制。尽管当时还没有关于私有制、私有化这一类议论，但雅科夫列夫等人在政治局会议上支持极端分子全面放弃国家计划的要求。戈尔巴乔夫是支持他们的，他也否定部长会议的计划，在还没有建立任何其他机制的情况下，就主张“取消现有的国民经济管理机制”（注：Н.И.Рыжков：Десять лет великих потрясений，第195页。）。
雅科夫列夫等人竭力要求尽快减少国家订货，把企业完全推向市场。但在市场关系没有形成的情况下，相当多的企业既得不到市场订货又得不到国家订货而陷入困境。以至一些企业甚至要求恢复国家计划。而燃料、动力等基础生产部门，尽管国家订货达到其生产能力100%，同样由于市场关系的不完善，他们必须一方面按国家价格出售产品（这是较低的价格），另一方面需按经济合同价格购买原材料（这是较高的价格），使生产利润大受影响。当一些部门工资猛增时，他们的生活水平却逐渐下降，这是造成1989年煤炭工人大罢工的原因之一。同时，激进改革派给予了企业领导人广泛的权力，但在《企业法》中尚没有触及企业的产权——这只有在改革发展到深层次才可能提出的问题。产权虚置导致了对企业领导人责任的虚置。在实际缺乏竞争手段和严格的税收、预算限制下，在没有变动旧的经济体制基础上的“企业独立”只能导致国家很快失去对国民经济的管理。由于很多企业在国民经济中占有垄断地位，常常任意定高价、卡用户的脖子，中断企业间的合作关系，市场供求平衡遭到了严重破坏。如一些企业对紧俏商品任意提价（这类商品的比重在轻工业中从2%提高到9%），使许多廉价消费品在市场上消失。甚至连后来的激进改革家盖达尔也评论这一法令的某些方面是“使企业家恣意妄为的法令”（注：В.А.Мау：Зкономика и власть Политическая история зкономической реформы в России，莫斯科1995年版，第106页。）。
所以“国家订货”的执行情况是：要么国家订货实际上又代替了以前的国家指令性指标，这些企业生产地位仍和从前一样；要么一些企业得不到或得到不多的国家订货，生产大受影响。而相当一部分企业在完全没有增加生产产值的情况下滥发工资，使职工的收入增长率超过生产增长率。70年代居民年收入增长为80-100亿卢布，80年代前七年为120-150亿卢布，到1988年猛增到400亿卢布。市场上又没有那么多商品，一下子冲垮了消费市场，进而导致全国经济形势的恶化，打乱了逐步推行“国家订货”的日程。
企业管理民主化的推行也是如此。按照《企业法》的设想分阶段、逐步过渡到企业的集体自治。在全国“公开性”、“民主化”的喧嚣声中，激进派在改变党政不分的幌子下把企业的党组织驱逐出管理机构，结果旧的管理组织瓦解了，新的管理组织又没有建立。那些哗众取宠者、夸夸其谈者、善于许下种种廉价诺言的人、包括一些和事佬在所谓的“民主”选举中很快走上企业领导岗位，而一大批有多年实践经验的企业领导骨干则被排斥出管理层次。这些人上台后很多人不是关心把生产搞得更好，想的是如何“挣得更多”，捞得更多，很快造成了企业管理的混乱。
3.“禁酒”
“禁止酗酒”似乎只是生活中最多涉及社会治安之类的具体事情，但戈尔巴乔夫等人却把它视为“加速战略”中“整饬社会和劳动纪律”的重要内容。关于禁酒的意义甚至写进了《苏联共产党纲领》：“党认为始终不渝和坚定不移地和违反劳动纪律、盗窃和贿赂、投机和不劳而食、酗酒和流氓行为、贪赃枉法、阿谀奉承和讨好行为等现象作斗争具有头等意义”（注：《苏联共产党纲领》（新修订本），第46页。）
根据这个精神，1985年5月7日苏联部长会议决议每年减少甜酒产量3亿升、葡萄酒2亿升，果酒应从1988年起全面停止生产。9月18日苏共中央又作出《关于消除酗酒现象措施的决定》：进一步降低果酒产量，逐渐减少白酒的产量，达到每年减少伏特加酒和甜酒生产的10%，五年之内减少一半。由此一个大规模的禁酒运动在全国开展起来，各种酒类开始从商店的货架上撤下来，官方正式宴会上也不准摆酒。仅在1985年下半年全国酒类销售商店已从23.8万家减少到10.8万家，减少了55%。某些地方减少得更为厉害，在俄罗斯联邦、乌克兰、哈萨克、吉尔吉斯、摩尔达维亚等共和国的一些地方甚至建立“禁酒区”，完全停止了酒类的销售。从全国范围看凡带酒类出卖的食品店已减少71%，阿塞拜疆、摩尔达维亚等地高达90%（注：Н.И.Рыжков：Десять лет великих потрясений，第97-98页。）
但是仅仅过了几年，到1988年9月，苏联部长会议又作出决定，要求恢复全国的酒类生产。为期三年的“禁酒运动”基本上以失败宣告结束。
戈尔巴乔夫等人对重大决策缺乏周密的计划，以为仅凭一纸行政命令就可以解决几个世纪积存的问题，是导致这场运动失败的最根本原因。完全没有考虑到“禁酒”所带来的负面后果：(1)破坏了国家对酒类实行的专卖政策。在大多数国家，由于酒类带来的高额利润，酒类买卖都由国家专控。1984年苏联酒税收入就高达530亿卢布，而1985-1988年禁酒期间，国库少收酒税至少670亿卢布。此时正在进行中的生产结构调整、技术设备更新等经济改革举措都急需大量资金，酒税减少必然加重改革的困难。(2)在所有制改革尚未启动的情况下，“禁酒”沉重打击了国家葡萄种植业和果酒生产厂家。从20世纪50年代以来，苏联政府一直执行以葡萄酒和啤酒逐步代替白酒的政策。30年间葡萄种植业扩大了2倍。几年禁酒使葡萄种植面积减少了约1/3，关闭了1000家葡萄酒厂，20来家啤酒厂，使进口的设备废置（注：Н.И.Рыжков：Десять лет великих потрясений，第97页。）。(3)导致了私人酿酒业的泛滥和酒类走私现象的猖獗。国家禁酒后，私人酿酒业遍布城乡各地。据1987年统计，私人酿酒的生产规模可达人均3.2升。私人酿酒规模的扩大使对酿酒原料食糖、果汁和果酱需求扩大，从而造成市场食糖、果品供应的紧张，排队现象增加，人们对改革开始有了怨言。在此情况下“禁酒”运动不得不匆匆宣告结束。
还在计划“禁酒”运动时，国家计委、商业部、加工工业部门的领导和一些农业专家曾竭力反对此事，他们警告这将使国家在预算方面丧失几百亿卢布，葡萄种植业也会遭受损失，许多酒厂的机器将要报废。但戈尔巴乔夫出于以为不费很大的力气就可以革掉这“小小的”弊端、又能提高自己作为刚上台的总书记威望的想法，听不进专家的意见，把消除酗酒行为变成了试图禁止酒类正常消费的一场闹剧。曾积极主张禁酒的前苏共政治局委员利加乔夫在总结“禁酒”中的教训时，指出由于只靠压服和行政措施，而没有采取教育措施和没有安排健康的休息，没有尊重经济规律，所以没能达到预期的效果。靠搞运动的方式改变不了长期养成的恶习（注：Е.К.Лигачев：предостережение，莫斯科1998年版，第380页。）。
4.与“非劳动收入”的斗争
“加速战略”有关整顿劳动纪律的另一重要内容是加强与所谓“与非劳动收入”的斗争。1986年5月苏共中央、苏联部长会议和最高苏维埃主席团分别发布《关于加强反对非劳动收入的斗争的措施》的决定，拟定实施经济、组织、法律、教育性质的一整套措施来保障严格遵守社会公正原则。
当时对非劳动收入的定义是指对社会无益的收入，包括盗窃、投机倒把、贪污、为达到个人目的滥用职权，及从事法律所禁止的副业等等。要严厉追究捞取非法收入者的责任：规定对擅自利用国家的运输工具、机器和器械者处以100-200卢布以下的罚款，对购买面包、面粉、大米或者其他食品喂养牲畜和禽类者将处以50卢布到100卢布的罚款，对小偷小摸行为处以20卢布到200卢布的罚款或者被劳动改造2个月（注：《Правда》，28 мая 1986 г.）。
从1986年7月1日生效的这些决定还规定对贪污受贿者实行最严厉的惩罚。根据受贿情况可处以5年到10年徒刑，受贿数量特别巨大者可判死刑并没收其财产。《决定》第一次规定对居民收入实行国家监督：购买物品、即交易额超过1万卢布以及建造住宅造价超过2万卢布的公民，必须向财政机关申报钱的来源（注：《Известия》，2 нюня 1986 г.）。
整顿纪律与打击贪污受贿行为本是任何一个法制社会都应当履行的职责。在《决定》公布后，据苏联司法部长克拉夫佐夫透露，在俄罗斯联邦的一些州和边疆区，以及阿塞拜疆、格鲁吉亚、哈萨克、乌兹别克等地很多盗窃国家财产者被揭露出来并受到严厉的惩罚（注：《Правда》，28 июня 1986 г.）。戈尔巴乔夫当时十分高兴地扬言“社会上对中央‘反对非劳动收入’的重大决定是满意的”（注：《Правда》，22 июня 1986 г.）。
然而与非劳动收入的斗争还包括一个主要内容：与所谓投机倒把者，即“二道贩子”进行斗争。规定凡在市场上出卖的不是自己生产的产品的人，就犯有投机倒把罪。甚至农民在市场上贩卖高产作物如西瓜、土豆等均须持有集体农庄的生产证明。这就与贯彻“加速战略”产生了明显的矛盾：一方面试图通过改革使企业（包括集体、私人的企业）行为积极化，发展市场关系，为此在1986年11月19日还通过了《个体劳动活动法》，似乎鼓励从事个体劳动；另一方面却又号召同“非劳动收入”作斗争，限制了市场交换的发展，从而挫伤了生产者的积极性。与“非劳动收入”的这场斗争典型地反映出改革的倡导者思想的混乱和理论准备不足，存在对马列主义教条的理解，坚持认为“社会主义生产，就其特点、基础和实质来说，并不是商品生产”（注：《Плановое хозяйство》，
5，1986 г.）。著名经济学家阿甘别吉扬当时也认为：“对我们来说原则上并非任何与公有制相背离的经营方式与方法都是可以接受的”（注：А.Г.阿甘别吉扬：《经济管理改革：问题与探索》，上海译文出版社1988年版，第35页。）。对什么是“非劳动收入”缺乏正确认识，与所谓“非劳动收入”的斗争不仅造成人们思想上的混乱，也严重干扰了经济改革的进行，阻碍了经济的发展。然而仅仅过了一年，经济政策就来了大转弯，又走上盲目崇拜市场经济的另一个极端。
三、加速战略政治方面的执行情况
1.“完善社会主义”改革方向的变化
首先，改革重点从经济向政治转化。
加速战略制定之初，戈尔巴乔夫就怎样理解加速战略明确解释道：它“首先是提高经济的增长速度”（注：戈尔巴乔夫：《苏共中央委员会向党的第二十七次代表大会提出的政治报告》，第25页。），当时没有提出改革政治体制的问题。由于经济改革的几项主要措施在执行中都不十分顺利，戈尔巴乔夫也承认“情况的好转很慢，改革事业比我们原来所估计的要困难得多”（注：М.С.Горбачев：Избранные речи и статьи，第4卷，莫斯科1987年版，第300页。）。但他们不是从主观方面寻找原因，反而认为是党内干部的抵制及政治制度存在着问题，因此急于实行政治方面的变革。1986年7月31日戈尔巴乔夫在视察哈巴罗夫斯克时提出了“政治体制改革”的任务，他说，“目前正进行的改革不仅包括经济方面，也涉及社会生活其它领域：社会关系，政治体制、思想意识形态等等。”几个月后他发出了号召：“必须在政治、经济、社会和精神领域中进行根本改革”（注：М.С.Горбачев：Избранные речи и статьи，第4卷，第37、308页。），把“政治”放在了首位。
旧体制确有其阻碍改革的一面，在经济改革同时配合政治改革是完全应当的。但取代旧体制后，建立什么样的新政治体制？戈尔巴乔夫等人提出了政治改革任务，当时根本没有完整的纲领，不知道要建立什么样的社会发展模式。所谓“更多的民主”是一个什么样的范畴和表现形式、“更多的社会主义”又“多”在什么地方，连参与高层决策的苏共领导人雷日科夫、利加乔夫都不清楚，遑论广大百姓。甚至连“改革设计师”雅科夫列夫也承认当时的思想状况是把改革仅仅理解为：自由了，想干什么就可以干什么（注：亚·雅科夫列夫：《改革新思维与苏联之命运》，第40页。）。在极其草率、盲目的情况下开始了从经济改革转向政治改革。
其次，从“完善”社会主义到“逐步否定”苏联社会主义制度。
随着政治改革的深入，目标开始明确。当初提出加速战略为了“完善社会主义”，所以得到了举国上下的拥护。转折点在1987年苏共中央“一月全会”。戈尔巴乔夫谈到了政治体制存在的问题，首次提出苏联社会存在一个“阻碍机制”。他说：多年来在苏联“形成了一种妨碍社会经济发展、抑制能够揭示和利用社会主义优越性的进步和改革的特殊机制”，因此，必须“摧毁阻碍前进的机制，建立可靠、有效地加快苏联社会经济发展的机制”。明确地向全党、全国发出进行“革命性的变革”的号召，要求对苏联社会政治、经济、社会各方面实行“真正革命的全面改造”（注：М.С.Горбачев：О пиерестройке и кадровой политике партии；М.С.Горбачев：Избранные речи и статьи，第4卷，莫斯科1987年版，第308页。）。以前人们一般把改革理解为体制内的变革，现在给人们造成的印象不是“完善”社会主义，而要改造苏联整个政治制度。正如俄罗斯学者索格里指出：戈尔巴乔夫把“改革”和“革命”等同起来引起苏联人民心中不安，因为经典作家向来都是把革命与推翻一个制度联系在一起（注：В.Согрин：политическая истории современной России，第17页。）。
为了摧毁“阻碍机制”，他集中批评党和国家机关及经济机关的“官僚体制”，并指出“官僚体制”和国家管理体制本身密不可分，不能靠“修修补补”的办法，要对准使官僚体制合法化的社会，从整个社会方面寻找根源。逐渐地把在“完善社会主义”目标下革除“政治体制弊端”的改革方向引到对整个政治制度的批判和全盘否定。戈尔巴乔夫还提出了改革旧体制的手段：“公开性”和“民主化”。至此，这两个口号成了全社会的动员令，并逐渐发展成任何社会都不可能接受的没有限度的“公开性”和“民主化”形式，造成苏联共产党和社会思想意识的混乱。
2.苏共组织路线的变化
“加速战略”政治路线确定后必然要求组织路线的配合。从1985年3月17日起，在《真理报》上开辟“各地召开党代会讨论苏共中央对干部要求”专栏，连续报道各加盟共和国、各州、市、区召开党代会对干部的处理情况。仅从1985年3月到9月，就改组了中央政治局和书记处，撤换了部长会议和苏共中央的20余名部长及几十个部级领导人、30余名州委第一书记和大批市、区领导人。“在短短时间内，苏共中央书记处的大部分成员和党中央各部部长换了新人，苏联部长会议主席团的全体成员实际上也都换了人。
通过干部调整贯彻政治路线，作为苏共一贯传统并无可非议，也打击了一批贪赃枉法者。但其干部政策仍然体现了依靠行政命令方式贯彻加速战略的特点，试图通过撤换干部的简单办法达到实现加速战略的目的。戈尔巴乔夫说过：“单是依靠集体及其领导人在某种程度上振作起来，开始好好工作，就能在一个短时期内把劳动生产率提高到与整个五年计划的任务相适应的程度。”（注：《Правда》，23 апрсля 1985 г.）同时，也有借机以所谓“不适应”改革形势的借口达到排斥“异己”的目的。前苏共中央总务部长博尔金对此有过确切描述：“戈尔巴乔夫当选总书记后不久便请来了几位中央书记、他的助手和他所信任的其他一些人，共同商讨新的领导班子所要采取的实际行动。我记得，当时所有的议论可归纳为三点：第一，尽快更新干部队伍，撤换那些曾与前几任总书记关系密切、又不能胜任所在部门工作的领导者。其实，这显然是随意任免干部的一种借口……”（注：瓦·博尔金：《戈尔巴乔夫沉浮录》，中央编译出版社1996年版，第88页。）。对戈尔巴乔夫构成最大威胁的列宁格勒州委第一书记罗曼诺夫和莫斯科市委第一书记格里申先后在1985年7月和年底去职。这当中存在的问题是：把后来成为苏共的掘墓人提上关键领导职位，如叶利钦、雅科夫列夫等人……
雷日科夫后来对这种大规模的干部撤换政策进行了反思。他说，戈尔巴乔夫所有关于干部的挑选和安排政策都具有消极的、甚至是居心不良、发泄私愤的性质：“我们所亲眼看见的干部政策，是共产党人连做梦都没见过的”。以前培养干部的原则是忠于党的理想，忠于国家，现在则完全取决于对个人的忠诚。前俄共领导人波洛兹科夫在总结干部问题上的教训时写道：“改革一开始就出现重大失误，夸大了党内、党员干部中和国家机关中保守主义的危险性，拼命攻击党，人为地培植反对派。本应从党抓起，使之成为社会主义改革的有力工具，本应用加强组织性来促进民主化，可是戈尔巴乔夫的做法却背道而驰，这个教训十分深刻。”（注：《Правда》，16 ноября 1990 г.）
3.全盘否定苏联历史思潮的涌动
苏共领导还把加速战略贯彻不力归咎舆论宣传不够，开始了大规模的舆论导向。首先在报纸、杂志、书刊上无情批判经济、政治、精神领域的“扭曲、变形的社会主义”。
在“公开性”掀起的批判浪潮中，重评苏联历史占有最大分量。1987年1月戈尔巴乔夫在苏共中央全会上提出在苏联历史中“不应该有被遗忘的人物和空白点”，3月苏联科学院历史学部召开会议落实中央指示，由此揭开大规模重评历史序幕。
正确总结历史经验，对推动改革、加深对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理解无疑是有益的。“重评历史”初期阶段通过对历史的反思、发动广大群众认识改革旧体制弊端的必要性；在平反包括布哈林等人在内的大批冤假错案，形成较为宽松的社会环境；在纠正过去对历史描述的一些夸大和不实之处、填补历史空白点等方面起过一定作用。但“重评历史”一开始就带有极大片面性，一些真正应该总结的历史教训，如民族问题等就很少涉及（戈尔巴乔夫后来承认当时陶醉在苏联各民族友好的气氛之中）；更为错误的是，一步步走向全盘否定苏联社会主义70年历史的道路。我们试揭示这个过程：
(1)从对人物的批判扩展到对制度的批判
在重评历史中，对斯大林和斯大林时期政治体制的评价居首位。苏共二十大还主要局限在对斯大林搞个人崇拜、滥杀无辜及某些内外政策的批判，这一次则从各方面都深化和拓宽：一是把斯大林与苏联政治制度联系起来批判。他们认为赫鲁晓夫之所以没能把批判斯大林继续和深化下去，是只局限于从斯大林个人身上找原因。在1988年苏共第十九次全国代表会议上，戈尔巴乔夫说：“十月革命胜利后建立的政治体制在某一阶段发生了严重的变形，因此斯大林及其亲信才可能具有无限权力，镇压无辜和违法乱纪的浪潮才可能出现。在那些年代里形成的靠行政命令办事的管理方法，对我国社会发展的各个方面产生了危害极大的影响。我们现在所遇到的许多困难，其根源也在于这一体制。”（注：戈尔巴乔夫：《在苏共第十九次全国代表会议上的报告》，莫斯科1988年版，第44页。）所谓“扭曲、变形的社会主义”和“阻碍机制”即由此产生，把矛头对准了政治制度；二是对斯大林时期政治、经济、军事、思想文化、外交等几乎所有领域的政策都进行了批判。所有的媒体都为否定苏共和苏联历史的宣传大开绿灯，全国掀起一股反共的浪潮。
(2)从对斯大林时期的批判扩大到对苏联70年历史的批判
他们认为斯大林以后，包括赫鲁晓夫、勃列日涅夫时期，和斯大林体制实质都一样，称为“新斯大林体制”。只是与斯大林时期相比没有了大规模的镇压，故曰“新”。苏共中央全会对此作了定性：“斯大林式的管理体制是在30年代奠定的，通过卫国战争，这种体制更加强了，而在战后，苏联社会仍然基本上保留了这种性质。”为全盘否定苏联历史奠定了理论基础。戈尔巴乔夫也说道，“苏共第20次代表大会抛弃和谴责了斯大林政权的黑暗方面，但却一般没有什么变化地保留了官僚制度。”（注：《Правда》，26 ноября 1989 г.）所以改革的目的是抛弃70年“斯大林模式的社会主义”，用“自由的人们的公民社会”取而代之。俄学者索格里评论他们的“公民社会”，实际上是走资本主义治世之道（注：В.Согрин：политическая истории современной России，第39页。）。
以斯大林和斯大林时期的一些错误进而否定苏联70年社会主义历史的做法是：首先夸大斯大林时期如“大镇反”的错误，从而激起人民对其体制的仇恨。莫斯科大学历史档案系学生尤拉索夫搜集斯大林时期大量被镇反的人的名单登在报刊上，认为斯大林镇压了上千万、甚至几千万人，引起全国轰动。而据俄罗斯学者最近的统计，大约错杀了70万人左右（注：俄罗斯科学院俄罗斯历史研究所主任研究员谢尼亚夫斯基1999年6月在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的学术报告；2000年5月在北京举行的《苏联解体原因》国际学术研讨会上，法国著名苏联档案专家维尔特谈到30年代的大清洗数字被大大夸大了，实际上被镇压和被流放的人数分别只有原来统计数字的1/10和1/15。）。应该说这是很大的冤案，不能为此否认斯大林时期目无法制、滥杀无辜的罪行，但毕竟与原来夸大的数字有很大出入；其次，把苏联社会经济发展中的问题归咎于30年代工业化、农业集体化的后果。这种对历史的评价缺乏辩证的观点。工业化、农业集体化一方面在执行中有很大的错误，但必须看到事情的另一方面，即它在促使俄国从落后的农业国向现代化社会过渡中所起到的巨大作用，尤其从历史发展的潜力来看，它对后来战胜法西斯德国、捍卫了苏联领土的完整并使人类免于遭受希特勒的种族迫害所起的巨大作用。作为人类历史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在没有任何可资借鉴经验的情况下，当时只能摸索着前进。如果从今天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发展的角度，不加分析地指责当时的经济发展模式，这不是历史唯物主义的态度。
戈尔巴乔夫上台之初对斯大林时期有过较为正确的评价：“以斯大林为首的党的领导核心在思想斗争中捍卫了列宁主义，制定了社会主义建设开始阶段的战略与策略，政治方针得到大多数党员和劳动者的支持。”“我们要是站在历史真实的立场上，就应既看到斯大林在争取社会主义、捍卫其成果方面的无可怀疑的贡献，也看到他和他周围的人所犯的政治错误和专横行为。”（注：《Правда》，8 ноября 1987 г，1987年11月8日《真理报》。）随着政治改革方向的变化，他开始转变了自己的立场，苏共二十八大竟在决议中写道：“集权的斯大林体制给国家、人民、党、社会主义思想本身造成了巨大损失，这一体制现正在被取消”（注：《苏联共产党第二十八次代表大会文件汇编》，莫斯科1990年版，第88页。），反映出“重评历史”方向的变化。
(3)从历史领域向思想文化领域扩展的全盘否定苏联历史思潮
在时任苏共中央宣传部长的亚·雅科夫列夫主持下，提拔一些激进派分子如科罗季奇、叶戈尔·雅科夫列夫等人担任了《星火》、《莫斯科新闻》、《旗帜》等有影响刊物的负责人。这些人一上台立即发表大量攻击苏共和苏联社会主义建设成就的文学作品，首先把攻击的矛头对准斯大林和列宁。1987年发表的雷巴科夫长篇小说《阿尔巴特街的儿女们》，虽然也揭示了30年代大镇反中破坏法制、草菅人命的情况，但在过分渲染的恐怖气氛中把斯大林描写成一个独断专横、阴险毒辣，“不惜用一切手段来维持统治”的专制暴君；剧作家沙特罗夫在剧本《布列斯特和约》、《前进……前进……前进！》中把斯大林说成是一个心胸狭窄、工于心计、两面三刀的政客；而在小说《革命！革命！革命！》中，作者田德里亚科夫对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逐条进行反驳，包括无产阶级专政、国家学说、历史唯物主义等等（注：张捷：《苏联文学的最后七年》，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4年版，第206页。）。通过对列宁斯大林的批判达到最终否定马克思主义的目的。
暴露苏联社会的阴暗面、竭力贬低苏联70年社会主义建设的成就、丑化苏共形象，是当时文学作品的另一个倾向。在杜金采夫1987年发表的《穿白衣的人们》、别克《新的任命》、帕斯捷尔纳克《日瓦戈医生》（1988年1月）等轰动一时的小说中，或对十月革命建立的社会制度充满怀疑和不满，认为苏维埃政权残暴和不人道；或否定苏联社会主义建设的成就，对工业化、农业集体化、卫国战争等历史上的重大时期做片面、歪曲的描述；或丑化苏共各级干部的形象，把他们描绘成一群不学无术、贪赃枉法、只会阿谀奉承、欺上瞒下的人……
应该说这一切都是得到戈尔巴乔夫支持的。他在回忆录《生活和改革》中承认：阿布拉泽的那部像一颗“爆炸的炸弹”一样引起震动的电影《悔悟》，以及产生轰动效应的小说《阿尔巴特街的儿女们》、《穿白衣的人们》、《新的任命》都是在他的赞同和支持下出台的。
这些作品使人们开始动摇了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信念，对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持怀疑态度；也开始使人们丧失了民族自尊心和自豪感，有人甚至鼓吹崇洋媚外。后来俄罗斯著名作家邦达列夫在总结这一段时期的情况时，抨击了戈尔巴乔夫、雅科夫列夫等人在文艺界推行“民主化”、“公开性”的恶果。他说，在几年的时间内，他们千方百计在电台、报纸和刊物安插自己的亲信，然后“规定策略手段，灌输破坏各种联系的多元论思想，利用人们对公开性的热情，也讲一点真实的情况，讲完后马上加以歪曲。在千百万人中煽风点火，毫无顾忌地散布怀疑情绪，损害了对人民的理智、对民族的文化、历史和社会主义的信任。在六年当中，报刊实现了欧洲装备最精良的军队在40年代用火与剑入侵我国时未能实现的目标。那支军队有第一流的技术设备，但缺少一样东西——这就是千万份带菌的出版物。”（注：以上主要观点和材料均引自张捷《苏联文学的最后七年》。）
苏联解体10年来俄罗斯社会所经历的艰难历程，使俄罗斯社会对过去的历史有了更为清晰的认识，特别在对列宁、斯大林的评价上。2000年4月21日俄罗斯《语言报》写道：“在多灾多难的俄罗斯人民心目中，列宁始终是值得纪念的，就像伊凡雷帝、彼得大帝、斯大林……一样”（注：《Слово》，21 апреля 2000 г.）。俄共领袖久加诺夫1999年12月21日在拜谒斯大林陵墓时说道：“斯大林不仅是20世纪俄罗斯史、而且是整个俄国史上最伟大的国务活动家。斯大林执掌政权后，把俄国从一个分散的国家建成为世界上最强大、最伟大的国家之一：在苏联建立起了全部现代的工业，为人类进入宇宙作了最充分的准备和积累，奠定了科学理论基础，建立了世界上最优秀的教育体制。人们只注意到和指责斯大林破坏法制，搞大清洗，但在斯大林领导下，国家取得了远远超过上述列举的成就。”据俄罗斯《国际文传》报报道，2000年4月，就“20世纪俄罗斯最有影响的政治家”的民意调查中，斯大林占第一位，其次是列宁、普京……（注：《Итерфакс》，21 апреля 2000 г.）更值得注意的是，2000年5月4日，俄罗斯中央银行为纪念伟大卫国战争胜利55周年，首次发行印有斯大林头像的货币，这甚至是斯大林在世时都不曾有过的。俄《生意人报》对此评论道：“过去完全否定斯大林、甚至否定他在卫国战争中的作用。发行这样的货币意味着恢复斯大林的名誉”（注：《Коммерсант》，5 мая 2000 г.）。
当然，不能说以上所举代表了当前整个俄罗斯社会的观点，但至少也反映了相当一部分俄罗斯人对当年戈尔巴乔夫等人全盘否定苏联历史的批判。
四、加速战略评价
1.“加速战略”制定之初，其背景是针对苏联日益落后于世界科技革命时代的旧体制，其目标是“完善社会主义”，所以受到人民的拥护。思想上打破了过去禁锢的枷锁，政治上为大批冤假错案平反，苏联人得到更多经济上和政治上的自由。在保持苏共领导、社会较为稳定环境下取得了一定成就：1985年按实际价格的国民收入为5785亿卢布，1986年为5874亿，1987年为6000亿，年增长率分别为3.6%，4.3%，3.0%。1987年比1985年增长了6.5%。工业总产值增长情况已见前述。农业总产值1985年为2086亿卢布，1986年为2197亿，1987年为2201亿。如果说1981-1985年农业的年平均增长速度为1.0%，1986-1987年年均增长则为4.5%（注：СССР в цифрах в 1987 году，莫斯科1988年版，第5、18页，根据苏联《经济与生活》1991年第5期；世界“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出版的《主要经济指标》1991年11月所做的计算，从1986-1988年苏联国民生产总值的年增长率为4.6%，3.3%，5.0%，和以上所述的数字大致相差无几。）。同时经济增长也是靠提高劳动生产率、加大了生产中的集约化因素得来的，在1987年，多年来第一次在没有增加从业人员的情况下实现了生产的增长。社会发展也取得了一定的成绩：国家增加了对居民住宅建设的投资。1980年这方面的投资只有16亿卢布，1985年增加到25亿，1986年为28亿，1987年为31亿。这几年每年交付使用的住宅面积为12790万平方米，比上一个五年计划（1980-1985年）平均增长16%（注：Социальное развитие СССР·Статистический сборник，莫斯科1990年版，第5页。）。中小学较之上个五年计划增长了38%，幼儿园设施增长了15%，医疗站增加了41%，医院增加了19%，俱乐部及文化宫增加了58%（注：Социальное развитие СССР·Статистический сборник，第5页。）。
2.但是加速战略预定的一些主要目标没有达到：畸形的生产结构不仅没有改变，反而更甚：除投资额重工业超过轻工业外，增长速度也超过轻工业。1986年较之1985年，重工业增长了6%，轻工业仅为2%，1987年较之1986年，重工业增长4%，轻工业仅为1%（注：СССР вцифрах в 1987 году，第81页。）。按照计划，劳动生产率年均增长率应达到3.7%-4.2%，实际上这几年除重工业(4.1%)达标外，轻工业每年增长不足2%（注：СССР в цифрах в 1987 году，第86页。）。商品零售额增长的预定目标也没达到。几年内居民收入增加2130亿卢布，而支出只增加1940亿卢布，这190亿卢布的差距，由于物资的匮乏，对市场形成了压力。同时，食品供应矛盾加剧。1985年食品短缺总额达175亿卢布，1988年达210卢布。以至在经济学中出现“未满足的需求”的概念，即有钱买不到东西。至于前文所述那些超越阶段的发展指标更不能兑现。
在商品和食品供应开始出现短缺状况的同时，社会政治形势开始动荡：苏联共产党领导层出现了分裂因素，社会上出现政治反对派，民族分裂主义抬头……
3.即便此时，苏联社会发展也存在向好的方向转变的可能，条件是真正认清加速战略中执行的问题所在。德国曼海姆大学雅恩教授指出，“如果戈尔巴乔夫在1987年能抓紧签订新联盟条约，苏联不一定解体”。美国哈佛大学戴维斯俄罗斯研究中心鲍维尔教授也认为：“我一直确信，如果戈尔巴乔夫‘循规蹈矩’地执政，是能够遏制社会多年来衰败的进程的”（注：参阅“北京‘苏联解体原因’国际学术研讨会（2000年5月）”提交的论文。）。但在苏共中央1987年1月全会后，改革的政治方向逐步变化：以前认为苏联社会制度基本上是好的，只需要“加速”它的发展，现在则认为旧的社会主义模式应当取消，需要重新建立新的社会发展模式（注：В.Согрин：политичсская истории соврсмснной России，第26页。）；改革方针的转变还在于，“加速”一词已不再被视为加速苏联社会经济发展的方针，而是“改革”社会制度。由此，“完善社会主义”的“加速战略”逐渐转变成以取代所谓“集权的官僚制度”为目的的“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总路线。
现在，或许可以分析加速战略的性质：它有顺应世界科技革命发展潮流和社会主义各国改革形势的一面，并在完善社会主义目标下取得了一定成绩。但它的政治改革逐渐偏离正确方向，最终为造成社会政治经济形势发展危机的“人道的民主的总路线”的制定奠定了基础；它既有表现为超越社会发展阶段的思想方法，但更多反映出的是全盘否定苏联社会主义70年历史、否定走社会主义发展道路的思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