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明清史 |
法国近代工业化进程中“不发达状态”的社会心态分析
闵凡祥
【专题名称】世界史
【专 题 号】K5
【复印期号】2001年02期
【原文出处】《《学海》》(南京)2000年03期第142～146页
【作者简介】闵凡祥，1974年生，南京大学欧美研究中心研究生。南京大学 南京 210093
【关 键 词】法国/工业化/“不发达状态”/社会心态
法国是世界上最早追随英国进行工业革命的国家之一。但从18世纪末到20世纪初的一个多世纪时间里，同英美等国相比，法国的工业化却呈现出发展速度慢、经历时间长、没有“真正的工业革命或起飞”等显著特点，“表现不出真正的、成熟的和自信的工业资本主义的迹象”。在一个世纪的转变中，法国在许多方面还不及德国1871年以后40年所经历的转变那么彻底。法国工业始终处于不发达的状态。（注：参见[法]弗朗索瓦·卡龙《现代法国经济史》，商务印书馆1991年版，第26页；[英]克拉潘：《1815-1914年法国和德国的经济发展》，商务印书馆1965年版，第68页；R.R.Palmade,"French Capitalism in Nineteenth century",New York:Barnes and Noble,1972,P.68；钱乘旦主编：《现代文明的起源与演进》，南京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309页。）对此，人们多将其归因于经济（包括地理资源）、政治制度等因素，而很少注意在法国工业化进程中社会心态因素对这一进程的重要影响。（注：本文的“社会心态”是指一个社会中居民所具有的“某些品质、态度、价值观念、习惯和意向”等，参见[美]亚历克斯·英克尔斯：《现代人的模型：理论和方法问题》，见[美]西里尔·E·布莱克主编：《比较现代化》，上海译文出版社1996年版。）
一
适宜的地理条件，使法国一直为一个以农为本的欧陆大国，小农经济长期存在，人们信奉的也是反映农业社会意识的天主教。这使法兰西民族和法国社会形成了一种安土重迁、固守传统、缺乏开拓精神、崇尚社会平等、满足于自己小农庄的小农心态。在法国工业化进程中，小农心态一直是居社会主导地位的典型心态，它严重影响着法国的工业化进程。这种心态的直接反映是，直到法国工业革命前期，重农主义和马尔萨斯主义的经济思想仍占统治地位。
重农主义者重视人们实际收入的增长，认为人口过度增长会降低人均实际收入水平，反对将人口增长与经济增长等同起来；认为必须在人口与财富之间保持适当的平衡。马尔萨斯主义者也认为，经济的增长永远赶不上人口的增长，人口的过快增长会造成资源的不足，必须控制人口。因此，在近代法国，用来对付人口增长的办法，不是像英国与德国那样用增加物质财富和革新精神来解决，而是通过节制生育以保持和提高生活水平，这使法国成为欧洲历史上最早实行节制生育的国家，从而造成了近代法国人口增长缓慢和密度偏低，没有发生像英国那样的有利于社会经济发展的“人口革命”。
在1789-1815年间，英国人口增长了25%，俄国为60%，普鲁士为67%，法国仅为15%；（注：楼均信主编：《法兰西第一至第五共和国论文集》，东方出版社1994年版，第169页。）在1800-1850年间，英国人口增长了100%，普鲁士为44%，意大利为34%，法国仅为29%。（注：许洁明：《殊途同归——近代欧洲工业文明的兴起》，云南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129-130页。）这种状况表明，在西欧发生城市和工业双重革命的50年中，“其他国家都保持了各自的增长率，甚至有所增加，法国的人口曲线却在下降”。（注：[法]菲力普·潘什梅尔：《法国——自然条件和人文条件》，上海译文出版社1980年版，第125页。）这样，在近代法国，劳动力不足，人口对需求产生的压力较小，使得工业发展缺少动力。同时，经济相对停滞又反过来影响促进人口增长的物质资源增长，经济与人口问题形成了互为因果的恶性循环。
小农心态的另一重要影响，是使法国人缺少美国人那种勇于开拓的传统和精神。“我的杯子很小，但我是用我自己的杯子。”（注：Gordon Wright,"France in Modern Times",Third Edition,New York:Norton,1981,P.282.）这是法国农民所一向信奉的原则，人们只满足于自己的小农庄，不思变迁和进取，更不愿接受城市的工作机会。这造成法国人口在国内各地区、各行业间的流动不大。例如，在1851-1872年间，法国农村流失人口平均每年为13万人，到1872-1911年间则减至约11万人。（注：楼均信主编：《法兰西第一至第五共和国论文集》，东方出版社1994年版，第181页。）这同大工业生产所需的大量自由劳动力相比显然相距甚远。
在19世纪的欧洲，人口的流动水平影响和决定着一个国家或一个民族的发展状况，也影响着一个社会的现代化进程。法国社会当时这种人口自然增长率低和人口在行业间、地区间低水平的流动，以及劳动适龄人口的不足，不仅影响工业革命所需要的劳动力来源，而且造成消费品市场的长期低迷。在这种情况下，人们往往安于现状，而不急于向新技术和大机器工业寻找出路，即使在有足够的市场需求压力的情况下，近代工业产品也只是劳动密集型和原料密集型产品。无论从市场需求角度，还是从劳动力供给角度看，近代法国人口的增长缓慢和缺少流动性都不利于工业化的启动。对此，美国学者霍夫曼认为：“法国农民有一种根深蒂固的不愿背井离乡的习惯”；法国社会的“这种结构阻碍了向机械化工业的全面转变。结果，法国工业生产的进程不如欧洲许多国家那样迅速。”（注：George.W.Hoffman(ed.),"A Geography of Europe:including Asiatic U.S.S.R.",2nd ed.-New York:ronald Pr.,c1961,PP.300-301.）
小农心态的长期存在，不仅影响着社会下层人们的生活方式，而且对社会上层与知识阶层价值观念的形成也产生了一定影响。法国社会自古就有崇尚“自由”、“平等”的思想，这与小农心态的巨大影响有一定的内在联系。“自由”、“平等”是法国社会文化的灵魂，“自由”、“平等”的观念已融入了法国人的生活之中。例如：“法兰西”一词在拉丁文中就有“自由”的含义。人们对自由的崇尚，使法兰西民族成为一个热爱自由的民族。但是，为法国人所无限崇尚、孜孜以求的自由却给法国工业化带来了意想不到的障碍。在法国大革命期间，人们对自由的过分追求滋生了反工业主义的价值观。反对垄断、进行自由贸易的要求占据了支配地位；大企业成为人们仇视的对象，大工厂主、大农场主和大银行家等都被视为革命与平等的死敌。在大工厂主与消费者间的斗争中，小业主与小农场主得到了社会舆论的广泛支持，他们在国民公会中受到特殊的尊重，而那些大实业家们却在1793年的恐怖统治中遭到镇压和迫害。拿破仑执政后于1808年颁布的《商法》还明令禁止大规模的资本集中，对中小企业实行保护。这种“博爱”精神使法国的中小企业数目众多，而且其中很多根本就不使用机器动力，缺乏有国际竞争力的大企业。大量过时的、技术落后的小企业不能及时被淘汰，从而不能形成强大的具有活力的领头企业。这既不能带动法国大工业的发展，又使企业缺乏国际竞争力，同时还窒息了国内工业进一步扩大再生产的潜力，导致在工业资本集中方面落后于欧洲其他工业国家。
对自由的推崇和广泛的社会自由，使得反对机器与标准化生产的思想在法国工人中有广大市场，他们憎恨机器生产的快节奏和没有创造性的劳动。（注：Peter.N.Stearns,"The Industrial Revolution in World History",Boulder,colo,West View Press,P.46.）“大工厂不是我所理想的完美社会模式。”（注：Gordon Wright,"France in Modern Times",Third Edition,New York:Norton,1981,P.276.）对此，人们也不得不承认“许多工艺创造——如同在其他生活方面一样——往往都来自法国，而别的一些更为朴实、更为普通的人们，把法国产品的设计拿来使之标准化和多样化，却又表现了比法国更大的成功。在法国国民品格性质中或许存在某种东西，使法国人对于标准化的单调工作感到厌倦”。（注：[英]克拉潘：《1815-1914年法国和德国的经济发展》，第341页。）
二
在近代法国，长期的社会动荡、连绵的战火、频繁的政权更迭和低下的政府信誉，使人们长期存有一种对生命和财产缺乏基本保障的心理，以至在革命后的一两代人中仍很难迅速消除。人们普遍对未来缺乏信心，把寻求安全作为一切行动的最终目标；不相信权威，只相信个人与家庭；注重自我努力，不愿投资合作，缺乏冒险，表现为一种强调个人独立劳动，不愿与他人合作的“单子个人主义”(atomistic individualism)（注：Trebilock,"The Industrialization of the Continental Powers 1780-1914",London,1981,PP.135-137.）价值观念。法国人认为国家、社会权威等都是不可靠的，只有家庭才是最可靠的，所有行为的目标就是保住家庭企业和节俭，因为单单凭借个人就足以有效地经营好家庭企业。另一方面，要求经济的独立即意味着否定一切权威，而革命过程中一个接一个政权的更替更证明政府的权威是不可信任的，剩下的唯一的权威只有家庭。正如法国著名历史学家托克维尔当时所指出的，法国人在革命中学会的唯一东西是“家庭比国家更强大，因为它提供了超稳定的社会基础”。（注：E.M.Earle,ed.,"Modern France",Princeton:Princeton Univ.Press,1951.P.11.）
法国社会中的“单子个人主义”社会价值观念对法国社会的发展产生了巨大影响，其最直接的后果就是导致法国缺少美国经济学家熊彼得所说的那种企业家精神——首创性、成功欲、勇于冒险和以苦为乐、精神敏锐及强烈的事业心。熊彼得认为企业家精神是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最主要的动力，是创新的精髓——资本主义的生命力在于不断创新。法国实业界虽然也有不少熊彼得所称的那种企业家，但总的来说，法国企业界缺乏活力，缺少冒险精神与创新精神，缺少追求最大利润的冲动，前资本主义小生产者的价值观念笼罩着法国社会和实业界。（注：参见陈晓律：《世界各国工业化模式》，南京出版社1998年版，第120页。）当时的法国社会上工商业发展的主要特点是夫妻店、家庭作坊普遍存在。它们只靠夫妻经营，有时虽也要子女帮忙，但少有雇工。经营者既不把利润投资他人企业，也拒绝别人投资自己的企业。此外，家庭企业的首要目标是维持家庭的连续与企业及家庭的独立控制权，而不是尽可能扩大生产规模，改进生产技术以追求最大利润。在他们看来，维持财产的继承关系重于竞争与变革，因为任何变革和企业扩大都将危及家庭的稳定，竞争将毁灭彼此的家庭和企业，进入资本市场便会丧失家庭与个人的独立性。（注：钱乘旦主编：《现代文明的起源与演进》，南京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320页。）为了保持家庭企业的独立性而不让其过分膨胀，企业主不愿与公共资本市场来往，不愿接受外来投资，而只是将自己获取的部分利润投入企业再生产。法国工业界这种根深蒂固的传统观念，使法国金融界建立动产银行的计划难以实现，银行的业务范围只限于服务行业和国外投资，银行与工业缺乏高度的结合，这给法国19世纪晚期的工业化带来了极为不利的影响，造成“工业自筹资金，可以预料必然产生发展缓慢、低效率的小企业，延长工厂设备的使用和许多人不信任技术革新种种落后局面。”（注：[意]卡洛·M·奇波拉主编：《欧洲经济史》第三卷，商务印书馆1989年版，第227页。）在这样的观念下，按照个人成就来分配报酬和取得社会地位的要求不为社会所承认，难以给近代社会发展所需要的具有革新精神的企业家的大量涌现创造一个良好的社会环境。
“单子个人主义”所体现出的社会心态还使得法国人不注重工商业的投资，而是追求对奢侈品的消费和购买国债，因为赚钱不是为扩大再生产，而是为了消费和享乐。因此，法国个人年平均消费额与同时期的西欧各国相比都高，生活水平亦偏高，这给社会生产带来一种误导，即不是重视技术的改进提高，而只是追求工艺的改进来迎合世俗需要。在法国的产品中，大多是质量要求高、需求量小、只满足少数上层社会人士需求的高质量奢侈品，而缺少大众消费品。正如英国人所说的那样，“我们是为千百万人生产，而法国人是为少数人生产”。（注：W.O.Henderson,"The Industrial Revolution in Europe,Germany,France,Russia,1815-1914",Chicago,1968,P.94.）
法国社会的这种生产状况是同它的小手工业生产的特点紧密相联的。只有满足大众消费者的需求，才能真正推动社会产业结构的变革和生产力的真正发展。直至19世纪末，法国的新兴工业虽然得到了一定的发展，但其工业产值的40%以上是由纺织、服装和皮革等部门生产的，这些产品中有很大一部分是手工制造的或是“时髦”货。（注：[法]弗朗索瓦·卡龙：《现代法国经济史》，商务印书馆1991年版，第129页。）由于国债利息高且无风险，法国人还喜欢将多余的钱来购买国债，列宁曾说过：法国人是“靠剪票息度日”。这既不利于工业产品国内消费市场的形成，也使工业生产得不到充足的营运资金，给法国的工业化带来了极为不利的影响。同时，由于大众消费品市场需求不足，而国外市场又相对狭小，使法国工业品的销路不畅，进而使得银行家不愿冒险投资工商业；工业家也不敢冒然扩大生产规模，工商业界普遍处于信心不足的状态之中。在这种情况下，工业发展是十分缓慢的。（注：[法]米盖尔：《法国史》，商务印书馆1985年版，第293页。）全国经济死气沉沉，整个经济界弥漫着一种马尔萨斯主义的悲观论调。
三
在法国的工业化进程中，贵族价值观与官僚社会遗风盛行，人们看重的只是特权与地位；科学研究则被视为一种获取社会地位与荣誉的手段；科学家们只是进行纯科学的研究，轻视实践，更鄙视为金钱而科研，这阻碍了法国科学技术的进步。此外，法国素有“教会的长女”之称，长期信奉天主教，受宗教改革和新教运动的冲击较少，天主教所代表的各种意识形态长期存在，缺少那种有助于资本主义发展的新教伦理（注：[德]马克斯·韦伯：《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四川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即资本主义精神。
在法国，天主教和政权紧密结合，顽固维护着封建等级制和贵族所享有的各种特权。凭借这些特权，贵族可以不劳而获，轻易地过上富贵豪华的生活。他们鄙视下层等级，对第三等级的工商业活动不屑一顾。社会上也普遍对工商业活动及其经营者存有歧视，工商者在法律上没有地位。1790年巴黎出版的《国家百事辞典》中关于大商人的条目就把他们定义为“金钱妖孽，铁石心肠的人”。因为在古老的天主教国家里，赚钱和借贷被认为是十分丢人的事。和英国贵族相反，法国贵族对农业、工商业毫无兴趣，更不愿因从事这类工作而丧失贵族身份。“法国有产者历来乐于投资于土地、房产和官爵，而不愿意在被他们认为是碰运气的事情上拿钱去冒险。在法国，扩张事业只是限于一小部分有进取心的人，这些人几乎被人们看作是冒险家。”（注：[法]米盖尔：《法国史》，商务印书馆1985年版，第240页。）和英国相反，当英国贵族在资产阶级化时，法国却出现了资产阶级贵族化，很多成功的企业界人士在赚取了钱财后，常用来购买土地和爵位，追求上层阶级的名誉和地位，成为“佩剑贵族”，“只有那些愚蠢的人才会继续做一个资产者”。（注：Gordon Wright,"France in Modern Times",Third Edition,New York:Norton,1981,P.160.）传统中的那些对经济活动、工商业的偏见与歧视，就像一张无形的巨网将法国的工业化束缚其中，使其举步维艰，同时也使实业界人士难以获得较高的政治地位。“几乎没有哪个富翁不时时感到屈辱，因为他们除了财富便一无所有。”（注：[美]马文·佩里主编：《西方文明史》下卷，商务印书馆1993年版，第6页。）成功的企业家及他们的后代大都渴望进入军界与政界，或与军界、政界人士后代通婚；受过良好教育、有才华和进取心的青年人大多向官场寻求发展，而不愿投身于工商业，他们向往的是自由职业与政府职业。这使得法国工商业界人才匮乏，经济缺乏活力。
在对待科学技术研究的态度上，同英国那种鲜明的实用主义倾向相反，法国人崇尚的是理性研究，他们只把学术研究作为一种标志身份地位和获得尊敬与荣誉的资本，崇尚思辨，忽略实践，使科学成为了实验室中的纯理论研究，新式车床只成为路易十六的摆设和玩具，科学与实际应用脱节。所以，法国历史上能涌现出伏尔泰、卢梭、孟德斯鸠等众多的著名思想家，但却不能产生像亚当·斯密那样的自由主义经济学家和李斯特那样的国家主义经济学家，以及瓦特、凯伊等具有划时代影响的发明家。
由于法国的这种社会环境，使许多发明创造没有首先在国内找到相应的社会力量来实现其历史作用，没有转化为现实生产力，而是大量地流向国外。例如：贝尔多勒发明的氯垩水漂白法、勒布朗克发明的苏打制造法等，都没有在本国得到实际应用，相反却为英国所“引用”而在化学工业领域取得了远远超过法国的成就。这种科技成果上的“墙里开花墙外香”的奇怪现象造成了国内智力的巨大浪费。更为可悲的是，当世界化学革命先锋拉瓦锡因“反革命罪”被判处死刑，要求缓刑两周以便能完成一项研究时，得到的却是“共和国不需要科学家”的回答。法国数学家拉格朗日对此曾感叹地说：“斩去这个头颅只需片刻，但或许需要100年才能创造出这样的头颅。”（注：张华夏：《自然科学发展史》，中山大学出版社1985年版，第182页。）革命的狂热加重了法国人的愚昧无知，使他们在利用先进生产技术，提高生产力方面又明显落后于其他工业国家。
任何对工业化的抗拒或对旧的传统价值观念的依恋都会阻碍工业化的启动与进程。法国工业化的历史很好地证明了这一点。这对后发工业化国家来说，法国工业化进程中的经验和教训值得人的深思。从这个意义上说，同英国的成功经验相比较，法国的教训对后发国家更具有启迪与借鉴意义。^
【专 题 号】K5
【复印期号】2001年02期
【原文出处】《《学海》》(南京)2000年03期第142～146页
【作者简介】闵凡祥，1974年生，南京大学欧美研究中心研究生。南京大学 南京 210093
| 【内容提要】 | 法国近代工业化进程“不发达状态”早已为史家所共识。但长期以来，学术界对这一现象的原因研究，主要集中在政治制度和经济资源等“硬性”因素方面，而忽视了对社会心态这一“软性”因素的研究。实际上，在近代工业化进程中，法国社会的小农心态、“单子个人主义”价值观和贵族价值观的大量遗存，都给法国工业化的进程带来深远的消极影响。 |
一
适宜的地理条件，使法国一直为一个以农为本的欧陆大国，小农经济长期存在，人们信奉的也是反映农业社会意识的天主教。这使法兰西民族和法国社会形成了一种安土重迁、固守传统、缺乏开拓精神、崇尚社会平等、满足于自己小农庄的小农心态。在法国工业化进程中，小农心态一直是居社会主导地位的典型心态，它严重影响着法国的工业化进程。这种心态的直接反映是，直到法国工业革命前期，重农主义和马尔萨斯主义的经济思想仍占统治地位。
重农主义者重视人们实际收入的增长，认为人口过度增长会降低人均实际收入水平，反对将人口增长与经济增长等同起来；认为必须在人口与财富之间保持适当的平衡。马尔萨斯主义者也认为，经济的增长永远赶不上人口的增长，人口的过快增长会造成资源的不足，必须控制人口。因此，在近代法国，用来对付人口增长的办法，不是像英国与德国那样用增加物质财富和革新精神来解决，而是通过节制生育以保持和提高生活水平，这使法国成为欧洲历史上最早实行节制生育的国家，从而造成了近代法国人口增长缓慢和密度偏低，没有发生像英国那样的有利于社会经济发展的“人口革命”。
在1789-1815年间，英国人口增长了25%，俄国为60%，普鲁士为67%，法国仅为15%；（注：楼均信主编：《法兰西第一至第五共和国论文集》，东方出版社1994年版，第169页。）在1800-1850年间，英国人口增长了100%，普鲁士为44%，意大利为34%，法国仅为29%。（注：许洁明：《殊途同归——近代欧洲工业文明的兴起》，云南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129-130页。）这种状况表明，在西欧发生城市和工业双重革命的50年中，“其他国家都保持了各自的增长率，甚至有所增加，法国的人口曲线却在下降”。（注：[法]菲力普·潘什梅尔：《法国——自然条件和人文条件》，上海译文出版社1980年版，第125页。）这样，在近代法国，劳动力不足，人口对需求产生的压力较小，使得工业发展缺少动力。同时，经济相对停滞又反过来影响促进人口增长的物质资源增长，经济与人口问题形成了互为因果的恶性循环。
小农心态的另一重要影响，是使法国人缺少美国人那种勇于开拓的传统和精神。“我的杯子很小，但我是用我自己的杯子。”（注：Gordon Wright,"France in Modern Times",Third Edition,New York:Norton,1981,P.282.）这是法国农民所一向信奉的原则，人们只满足于自己的小农庄，不思变迁和进取，更不愿接受城市的工作机会。这造成法国人口在国内各地区、各行业间的流动不大。例如，在1851-1872年间，法国农村流失人口平均每年为13万人，到1872-1911年间则减至约11万人。（注：楼均信主编：《法兰西第一至第五共和国论文集》，东方出版社1994年版，第181页。）这同大工业生产所需的大量自由劳动力相比显然相距甚远。
在19世纪的欧洲，人口的流动水平影响和决定着一个国家或一个民族的发展状况，也影响着一个社会的现代化进程。法国社会当时这种人口自然增长率低和人口在行业间、地区间低水平的流动，以及劳动适龄人口的不足，不仅影响工业革命所需要的劳动力来源，而且造成消费品市场的长期低迷。在这种情况下，人们往往安于现状，而不急于向新技术和大机器工业寻找出路，即使在有足够的市场需求压力的情况下，近代工业产品也只是劳动密集型和原料密集型产品。无论从市场需求角度，还是从劳动力供给角度看，近代法国人口的增长缓慢和缺少流动性都不利于工业化的启动。对此，美国学者霍夫曼认为：“法国农民有一种根深蒂固的不愿背井离乡的习惯”；法国社会的“这种结构阻碍了向机械化工业的全面转变。结果，法国工业生产的进程不如欧洲许多国家那样迅速。”（注：George.W.Hoffman(ed.),"A Geography of Europe:including Asiatic U.S.S.R.",2nd ed.-New York:ronald Pr.,c1961,PP.300-301.）
小农心态的长期存在，不仅影响着社会下层人们的生活方式，而且对社会上层与知识阶层价值观念的形成也产生了一定影响。法国社会自古就有崇尚“自由”、“平等”的思想，这与小农心态的巨大影响有一定的内在联系。“自由”、“平等”是法国社会文化的灵魂，“自由”、“平等”的观念已融入了法国人的生活之中。例如：“法兰西”一词在拉丁文中就有“自由”的含义。人们对自由的崇尚，使法兰西民族成为一个热爱自由的民族。但是，为法国人所无限崇尚、孜孜以求的自由却给法国工业化带来了意想不到的障碍。在法国大革命期间，人们对自由的过分追求滋生了反工业主义的价值观。反对垄断、进行自由贸易的要求占据了支配地位；大企业成为人们仇视的对象，大工厂主、大农场主和大银行家等都被视为革命与平等的死敌。在大工厂主与消费者间的斗争中，小业主与小农场主得到了社会舆论的广泛支持，他们在国民公会中受到特殊的尊重，而那些大实业家们却在1793年的恐怖统治中遭到镇压和迫害。拿破仑执政后于1808年颁布的《商法》还明令禁止大规模的资本集中，对中小企业实行保护。这种“博爱”精神使法国的中小企业数目众多，而且其中很多根本就不使用机器动力，缺乏有国际竞争力的大企业。大量过时的、技术落后的小企业不能及时被淘汰，从而不能形成强大的具有活力的领头企业。这既不能带动法国大工业的发展，又使企业缺乏国际竞争力，同时还窒息了国内工业进一步扩大再生产的潜力，导致在工业资本集中方面落后于欧洲其他工业国家。
对自由的推崇和广泛的社会自由，使得反对机器与标准化生产的思想在法国工人中有广大市场，他们憎恨机器生产的快节奏和没有创造性的劳动。（注：Peter.N.Stearns,"The Industrial Revolution in World History",Boulder,colo,West View Press,P.46.）“大工厂不是我所理想的完美社会模式。”（注：Gordon Wright,"France in Modern Times",Third Edition,New York:Norton,1981,P.276.）对此，人们也不得不承认“许多工艺创造——如同在其他生活方面一样——往往都来自法国，而别的一些更为朴实、更为普通的人们，把法国产品的设计拿来使之标准化和多样化，却又表现了比法国更大的成功。在法国国民品格性质中或许存在某种东西，使法国人对于标准化的单调工作感到厌倦”。（注：[英]克拉潘：《1815-1914年法国和德国的经济发展》，第341页。）
二
在近代法国，长期的社会动荡、连绵的战火、频繁的政权更迭和低下的政府信誉，使人们长期存有一种对生命和财产缺乏基本保障的心理，以至在革命后的一两代人中仍很难迅速消除。人们普遍对未来缺乏信心，把寻求安全作为一切行动的最终目标；不相信权威，只相信个人与家庭；注重自我努力，不愿投资合作，缺乏冒险，表现为一种强调个人独立劳动，不愿与他人合作的“单子个人主义”(atomistic individualism)（注：Trebilock,"The Industrialization of the Continental Powers 1780-1914",London,1981,PP.135-137.）价值观念。法国人认为国家、社会权威等都是不可靠的，只有家庭才是最可靠的，所有行为的目标就是保住家庭企业和节俭，因为单单凭借个人就足以有效地经营好家庭企业。另一方面，要求经济的独立即意味着否定一切权威，而革命过程中一个接一个政权的更替更证明政府的权威是不可信任的，剩下的唯一的权威只有家庭。正如法国著名历史学家托克维尔当时所指出的，法国人在革命中学会的唯一东西是“家庭比国家更强大，因为它提供了超稳定的社会基础”。（注：E.M.Earle,ed.,"Modern France",Princeton:Princeton Univ.Press,1951.P.11.）
法国社会中的“单子个人主义”社会价值观念对法国社会的发展产生了巨大影响，其最直接的后果就是导致法国缺少美国经济学家熊彼得所说的那种企业家精神——首创性、成功欲、勇于冒险和以苦为乐、精神敏锐及强烈的事业心。熊彼得认为企业家精神是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最主要的动力，是创新的精髓——资本主义的生命力在于不断创新。法国实业界虽然也有不少熊彼得所称的那种企业家，但总的来说，法国企业界缺乏活力，缺少冒险精神与创新精神，缺少追求最大利润的冲动，前资本主义小生产者的价值观念笼罩着法国社会和实业界。（注：参见陈晓律：《世界各国工业化模式》，南京出版社1998年版，第120页。）当时的法国社会上工商业发展的主要特点是夫妻店、家庭作坊普遍存在。它们只靠夫妻经营，有时虽也要子女帮忙，但少有雇工。经营者既不把利润投资他人企业，也拒绝别人投资自己的企业。此外，家庭企业的首要目标是维持家庭的连续与企业及家庭的独立控制权，而不是尽可能扩大生产规模，改进生产技术以追求最大利润。在他们看来，维持财产的继承关系重于竞争与变革，因为任何变革和企业扩大都将危及家庭的稳定，竞争将毁灭彼此的家庭和企业，进入资本市场便会丧失家庭与个人的独立性。（注：钱乘旦主编：《现代文明的起源与演进》，南京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320页。）为了保持家庭企业的独立性而不让其过分膨胀，企业主不愿与公共资本市场来往，不愿接受外来投资，而只是将自己获取的部分利润投入企业再生产。法国工业界这种根深蒂固的传统观念，使法国金融界建立动产银行的计划难以实现，银行的业务范围只限于服务行业和国外投资，银行与工业缺乏高度的结合，这给法国19世纪晚期的工业化带来了极为不利的影响，造成“工业自筹资金，可以预料必然产生发展缓慢、低效率的小企业，延长工厂设备的使用和许多人不信任技术革新种种落后局面。”（注：[意]卡洛·M·奇波拉主编：《欧洲经济史》第三卷，商务印书馆1989年版，第227页。）在这样的观念下，按照个人成就来分配报酬和取得社会地位的要求不为社会所承认，难以给近代社会发展所需要的具有革新精神的企业家的大量涌现创造一个良好的社会环境。
“单子个人主义”所体现出的社会心态还使得法国人不注重工商业的投资，而是追求对奢侈品的消费和购买国债，因为赚钱不是为扩大再生产，而是为了消费和享乐。因此，法国个人年平均消费额与同时期的西欧各国相比都高，生活水平亦偏高，这给社会生产带来一种误导，即不是重视技术的改进提高，而只是追求工艺的改进来迎合世俗需要。在法国的产品中，大多是质量要求高、需求量小、只满足少数上层社会人士需求的高质量奢侈品，而缺少大众消费品。正如英国人所说的那样，“我们是为千百万人生产，而法国人是为少数人生产”。（注：W.O.Henderson,"The Industrial Revolution in Europe,Germany,France,Russia,1815-1914",Chicago,1968,P.94.）
法国社会的这种生产状况是同它的小手工业生产的特点紧密相联的。只有满足大众消费者的需求，才能真正推动社会产业结构的变革和生产力的真正发展。直至19世纪末，法国的新兴工业虽然得到了一定的发展，但其工业产值的40%以上是由纺织、服装和皮革等部门生产的，这些产品中有很大一部分是手工制造的或是“时髦”货。（注：[法]弗朗索瓦·卡龙：《现代法国经济史》，商务印书馆1991年版，第129页。）由于国债利息高且无风险，法国人还喜欢将多余的钱来购买国债，列宁曾说过：法国人是“靠剪票息度日”。这既不利于工业产品国内消费市场的形成，也使工业生产得不到充足的营运资金，给法国的工业化带来了极为不利的影响。同时，由于大众消费品市场需求不足，而国外市场又相对狭小，使法国工业品的销路不畅，进而使得银行家不愿冒险投资工商业；工业家也不敢冒然扩大生产规模，工商业界普遍处于信心不足的状态之中。在这种情况下，工业发展是十分缓慢的。（注：[法]米盖尔：《法国史》，商务印书馆1985年版，第293页。）全国经济死气沉沉，整个经济界弥漫着一种马尔萨斯主义的悲观论调。
三
在法国的工业化进程中，贵族价值观与官僚社会遗风盛行，人们看重的只是特权与地位；科学研究则被视为一种获取社会地位与荣誉的手段；科学家们只是进行纯科学的研究，轻视实践，更鄙视为金钱而科研，这阻碍了法国科学技术的进步。此外，法国素有“教会的长女”之称，长期信奉天主教，受宗教改革和新教运动的冲击较少，天主教所代表的各种意识形态长期存在，缺少那种有助于资本主义发展的新教伦理（注：[德]马克斯·韦伯：《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四川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即资本主义精神。
在法国，天主教和政权紧密结合，顽固维护着封建等级制和贵族所享有的各种特权。凭借这些特权，贵族可以不劳而获，轻易地过上富贵豪华的生活。他们鄙视下层等级，对第三等级的工商业活动不屑一顾。社会上也普遍对工商业活动及其经营者存有歧视，工商者在法律上没有地位。1790年巴黎出版的《国家百事辞典》中关于大商人的条目就把他们定义为“金钱妖孽，铁石心肠的人”。因为在古老的天主教国家里，赚钱和借贷被认为是十分丢人的事。和英国贵族相反，法国贵族对农业、工商业毫无兴趣，更不愿因从事这类工作而丧失贵族身份。“法国有产者历来乐于投资于土地、房产和官爵，而不愿意在被他们认为是碰运气的事情上拿钱去冒险。在法国，扩张事业只是限于一小部分有进取心的人，这些人几乎被人们看作是冒险家。”（注：[法]米盖尔：《法国史》，商务印书馆1985年版，第240页。）和英国相反，当英国贵族在资产阶级化时，法国却出现了资产阶级贵族化，很多成功的企业界人士在赚取了钱财后，常用来购买土地和爵位，追求上层阶级的名誉和地位，成为“佩剑贵族”，“只有那些愚蠢的人才会继续做一个资产者”。（注：Gordon Wright,"France in Modern Times",Third Edition,New York:Norton,1981,P.160.）传统中的那些对经济活动、工商业的偏见与歧视，就像一张无形的巨网将法国的工业化束缚其中，使其举步维艰，同时也使实业界人士难以获得较高的政治地位。“几乎没有哪个富翁不时时感到屈辱，因为他们除了财富便一无所有。”（注：[美]马文·佩里主编：《西方文明史》下卷，商务印书馆1993年版，第6页。）成功的企业家及他们的后代大都渴望进入军界与政界，或与军界、政界人士后代通婚；受过良好教育、有才华和进取心的青年人大多向官场寻求发展，而不愿投身于工商业，他们向往的是自由职业与政府职业。这使得法国工商业界人才匮乏，经济缺乏活力。
在对待科学技术研究的态度上，同英国那种鲜明的实用主义倾向相反，法国人崇尚的是理性研究，他们只把学术研究作为一种标志身份地位和获得尊敬与荣誉的资本，崇尚思辨，忽略实践，使科学成为了实验室中的纯理论研究，新式车床只成为路易十六的摆设和玩具，科学与实际应用脱节。所以，法国历史上能涌现出伏尔泰、卢梭、孟德斯鸠等众多的著名思想家，但却不能产生像亚当·斯密那样的自由主义经济学家和李斯特那样的国家主义经济学家，以及瓦特、凯伊等具有划时代影响的发明家。
由于法国的这种社会环境，使许多发明创造没有首先在国内找到相应的社会力量来实现其历史作用，没有转化为现实生产力，而是大量地流向国外。例如：贝尔多勒发明的氯垩水漂白法、勒布朗克发明的苏打制造法等，都没有在本国得到实际应用，相反却为英国所“引用”而在化学工业领域取得了远远超过法国的成就。这种科技成果上的“墙里开花墙外香”的奇怪现象造成了国内智力的巨大浪费。更为可悲的是，当世界化学革命先锋拉瓦锡因“反革命罪”被判处死刑，要求缓刑两周以便能完成一项研究时，得到的却是“共和国不需要科学家”的回答。法国数学家拉格朗日对此曾感叹地说：“斩去这个头颅只需片刻，但或许需要100年才能创造出这样的头颅。”（注：张华夏：《自然科学发展史》，中山大学出版社1985年版，第182页。）革命的狂热加重了法国人的愚昧无知，使他们在利用先进生产技术，提高生产力方面又明显落后于其他工业国家。
任何对工业化的抗拒或对旧的传统价值观念的依恋都会阻碍工业化的启动与进程。法国工业化的历史很好地证明了这一点。这对后发工业化国家来说，法国工业化进程中的经验和教训值得人的深思。从这个意义上说，同英国的成功经验相比较，法国的教训对后发国家更具有启迪与借鉴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