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明清史 |
德国学者关于俄国1861年改革研究述评（之二）
张广翔
【专题名称】世界史
【专 题 号】K5
【复印期号】2001年01期
【原文出处】《世界历史》(京)2000年04期第92～106页
【作者简介】张广翔，吉林大学东北亚研究院俄罗斯研究所教授。
二
德国学者较注意俄国准备解放农民的过程。俄国史学家在分析行政当局和诸省贵族委员会的活动时通常囿于列宁的主张，即他们之间的斗争“只是因让步的程度与方式”而已。结果导致对19世纪60年代初社会政治力量配置的结论过于简单化。俄国史学家否定专制制度与领地贵族间存在根本分歧，而将2月19 日法令视为从地主立场解决农民问题的法律，因此准备废除农奴制常被解释为“上层”和所有贵族反对农民的某种“阴谋”。
俄国革命前史学家强调，地主和主张解放农民的官僚存在尖锐分歧。H.奥加诺夫斯基指出，贵族土地所有者顽强地维护自身利益，改革时期他们的对策均有防己性质，以便与对他们而言是强制的和敌对的法令抗衡（注：恩·奥加诺夫斯基：《农业进化的规律》（Н.Огановский，Закономерность аграрной эволюции）第二部分，萨拉托夫1911年版，第376页。）。
德国史学家持有类似的立场。他们步俄国革命前史学家后尘，认为俄国贵族自身概念徒具法律意义，贵族内部存在深刻的社会和经济分化，各地贵族因其福利、生活方式、社会政治观、经济利益差异而明显分成不同集团（注：普·沙贝尔特：《俄国1861年改革：问题与结果》，第71页。）。季斯杰里迈埃尔指出，地主因其根深蒂固的封建意识，热衷于对农民进行超经济强制，地主只是将更有效地利用旧的剥削形式视为摆脱困境的出路，在历史转折关头，地主无力弄清楚改革的必然性和不可避免性。他们把对土地所有制的改革使政府实施了几百年来的经济特权化为乌有的方针与革命等同起来，不安全感与日俱增，对专制制度的信赖有所动摇。但在旧秩序受到威胁面前贵族自身未能精诚团结，贵族对社会活动漠不关心，没有直接参与政府政策的制定（注：弗·季斯杰里迈埃尔：《社会的忧虑：对亚历山大二世统治时期俄国自由主义改革政策的保守反应，1855—1866年》，第42－138页。）。
一批开明官僚在地理协会和H.A.米留金彼得堡小组争论过程中赞成提出废除农奴制纲领，通过赎金带土地解放农民，而大多数政治上无权的贵族则站到了对立面。拜劳认为，开明官僚声称自己拥护“整顿国家经济”，反对强制劳动和政府监督。当整个官僚机构对如何改革束手无策时，米留金等人提出了明确的政治主张。他们依据国家政权的超经济性质，赞成废除贵族特权与陈旧的等级制度。他们寄希望于用官僚方法抑制贵族利己意图（注：德·拜劳：《俄国农村的改革与社会支持》，第29—41页。）。
正如德国学者强调指出的那样，亚历山大二世的支持是开明官僚在准备改革中起主导作用的保证。沙贝尔特认为，改革在其决定性阶段取决于沙皇。德国学者对亚历山大二世的评价不同，部分人认为他是自由主义者和改革家，对国务活动有充分准备，熟悉国情，早就坚信必须废除农奴制；V.季特曼则提出相反的意见，认为亚历山大二世对解决改革“伟业”的知识储备远远不够，政府的改革方针不是亚历山大二世的个人功绩（注：夫·季特曼：《俄国史》（V. Gitermann ， Geschichte Russlands）第3卷，苏黎世1949年版，第147—148页。）。其他德国史学家因指出了亚历山大二世性格的矛盾性和复杂性，故对其评价较谨慎。拜劳认为，尽管他能力平庸，但善于识人用人，善于在各种人中间周旋，而从不附和那一个。他不是坚定的自由主义者，不赞成自由主义的观点，但因清楚改革势在必行而扶持他们。涅安德尔指出，亚历山大二世不是因为使命感，而是由于头脑清醒而成为改革家（注：德·拜劳：《俄国农村的改革与社会支持》，第28、33页。）。
俄国史学家认为，亚历山大二世热衷于保护地主利益，德国史学家对此持批评态度。涅安德尔认为，只是由于亚历山大二世个人干预，分给农民土地才成为可能。斯特克尔特别强调沙皇在国务会议上讨论编纂委员会纲领中所起的作用。此时他站到了少数自由派一边，而拯救了改革事业。只是近年来俄国史学家才对旧的思维定式进行反思（注：伊·涅安德尔：《俄国历史的基本特征》，第158页； 勒·格·扎哈罗娃：《亚历山大二世》（Л.Г.Захарова，АлександрⅡ），载[俄]《历史问题》1992年第6—7期。）。
德国学者分析专制制度与领地贵族相互关系时，尤其关注沙皇及其左右对整个贵族可能的愤怒而忧心忡忡，这种情况可能使无限君主专制搁浅。亚历山大二世确实恐惧新的“普加乔夫”，但更担忧新的近卫军暴动。沙皇和政府中的改革拥护者愈益迫切意识到必须赢得贵族的支持，若没有这种支持就不可能解决面临的难题。因此专制制度被迫批准报刊围绕农民问题展开广泛讨论。开明官僚寄希望于社会舆论的准备上，借助于公开性，他们希望政府和社会同心协力恢复这一制度的运行能力，打破国家机关死气沉沉的局面，化解保守派的阻力。
德国史学家认为建立各省贵族委员会，召集贵族代表赴彼得堡协商和准备地方自治改革意义很大。设立省贵族委员会为其讨论国家大事提供了机会，为公民社会的整合提供了良机。一方面，贵族委员会的运作导致贵族分成两派，即少数自由派和多数保守派；另一方面，尽管贵族内部有分歧，但对待他们所厌恶的官僚却相当一致。沙贝尔特评价自由派贵族活动时，指出俄国革命前的著作将其过分理想化，同时对十月革命后苏联史学家将贵族视为追逐自身阶级利益的目光短浅之人持批评态度。拜劳认为，改革时期自由派贵族获得了远非其在领地贵族中比重可比的“政治影响”（注：普·沙贝尔特：《俄国1861年改革：问题与结果》，第48、62页； 德·拜劳：《俄国农村的改革与社会支持》，第302页。）。
德国史学家H.诺伊鲍尔认为，至今俄国史学家不屑于研究贵族“立宪运动”形式的反官僚的倾向。确实，俄国史学家认为，贵族此举只是意在抵制政府的改革计划，维护自身的阶级利益。但是诺伊鲍尔却将贵族众多来信的基本含义归结为要求限制专制制度和变俄国为法制国家。当时的俄国许多贵族认为，人民代议制体制或其最初形态都是抵制激进知识分子政治鼓动的“灵丹妙药”。
德国史学家认为，俄国的贵族分散，政治文化层次低；由于俄国未来宪法制度的不明确性和抽象性等原因，导致了贵族在限制专制制度的斗争中失利。然而地主仍表现其潜在的政治力量，这在1861年2月19 日法令中反映出来。开明官僚追求整个国家利益，力图保证农民独立发展的想法落空。德国一些史学家认为，改革法律是编纂委员会与贵族要求之间的妥协，一方面取决于地主经济上无能为力，他们关心国家的财政支持；另一方面，专制制度有赖于土地所有者的支持。由此废除农奴制具有双重目的：第一，维持地主经济的生命力和生产率；第二，保证农民的福利和支付能力，因而专制制度力图将资本主义固有的内在进步经济因素与国家利益以及贵族经济利益联系起来。
德国学者对解放农民前俄国社会政治力量配置的分析无疑值得注意。他们正确指出了官僚体制的一定独立性和政府与地主间的矛盾。应当承认，由于废除农奴制，尽管政府力图减弱对贵族地主的冲击程度，但他们仍失去了经济特权，即以前相对稳定的和有保障的物质地位。俄国史学家也有类似观点。里特瓦克认为，不能把1861年改革视为对地主无伤害的和无痛苦的改革。专制制度通过解放农民途径，按自己方式解决了国家的一大难题，只能牺牲地主狭隘的利己主义利益。扎哈罗娃认为，尽管国家政权意识到自己与土地所有者的社会共性，但为巩固和维护整个地主阶级的利益，诸种客观情况的力量压倒了贵族某一集团的自私利益（注：勃·格·里特瓦克：《1775—1904年俄国农民运动：历史和史料分析方法》，第249页； 勃·格·扎哈罗娃：《专制制度和俄国废除农奴制，1856—1861年》。）。
德国学者批评俄国史学家对贵族反对派运动这一纷繁复杂现象的分析是浮光掠影的，这种批评值得深思。假若宪法拥护者的要求成功，专制制度不得不放弃其不受限制的权力，那么就意味着国家政治发展迈出了重要一步。但不该忘记，当允诺贵族代表参政之时，也就是改革失败之日，因为多数地主是反对改革的。此外，若考虑到诸种社会政治力量的对比，就很难侈谈德国学者提出的反政府派成功的实际“良机”。
三
德国史学界承认废除农奴制对俄国历史发展的巨大意义。解放农民消除了资本主义发展的基本障碍，奠定了工业增长的基础，加强了人口流动和新的社会结构形成，但有关1861年改革后农业发展水平问题在德国史学家中仍是争论性的问题，其中改革的消极后果和改革后俄国经历的农业危机问题是争论的焦点。拜劳认为，俄国近代化受阻，因为废除农奴制未导致农村的根本变化，农村继续保留着封建关系（注：德·拜劳：《俄国农村的改革与社会支持》，第6—7页。）。
季斯杰里迈埃尔认为，改革的模棱两可和不彻底是农业危机的根源。他还指出，为保证政治稳定，改革派力图将解放农民过程拖延数年，取消农奴的人身和法律依附并没有赋予其新的法律和社会经济地位，舍此很难按新方式经营。德国学者认为，编纂委员会既要满足地主利益，又要兼顾农民利益的立场显然无法解决问题（注：弗·季斯杰里迈埃尔：《社会的忧虑：对亚历山大二世统治时期俄国自由主义改革政策的保守反应，1855—1866年》，第282页。）。沙贝尔特认为，过分奢望农民福利迅速改善是不了解农民生活和劳动条件的开明官僚的重要失算之一，赎金变成了迟滞国家经济发展的沉重负担。拜劳尽管承认以往封建义务货币化是农业资本主义的第一步，但仍认为其结局非常不明朗（注：普·沙贝尔特：《俄国1861年改革：问题与结果》，第58—59页；德·拜劳：《农业结构与农奴的反抗：俄国1861年农奴解放的条件》，第205页。）。
俄国史学家对此评价则不同。德鲁日宁、里特瓦克不否认赎金的掠夺性质，但指出其“资产阶级”内容，即确认土地私有、资本原始积累和农民社会分化过程的加快（注：恩·姆·德鲁日宁：《1861—1880年过渡时期的俄国农村》（Н.М.Дружинин，Русскаядеревня на переломе，1861—1880гг.）， 莫斯科1978年版，第83页；勃·格·里特瓦克：《1861年改革中的俄国农村：1861—1895年的中部黑土区》，第19—24页。）。
德国史学家认为，1861年后保留农村公社是农业危机的另一个原因。他们认为，改革后村社及其土地利用的平均机制，经常性的土地重分，耕地交错和连环保迟滞了农民社会化过程，束缚了农民的首创精神，限制了农民的迁徙自由，妨碍建立面向市场的大经济，粗放的三圃制向轮作制的过渡困难重重（注：格·斯特克尔：《从古至今的俄国史》，第541—542页；阿·莫里施：《革命前俄国的国家经济与农业政策》，第26—27页；赫·冯·里姆什：《俄国史》（H.Von.Rimscha, Geschichte Russlands），威斯巴登1960年版，第445—454页。）。
俄国史学界对村社的实质和作用的评价差别甚大。在最新的研究成果中，村社不仅被视为以往的农奴制残余，而且被视为影响农村生活所有方面的复杂现象。俄国村社在改革后的严酷条件下仍具有特殊活力和适应力。村社同国家经济和政治制度的密切关系使其在改革过程中未被很快取消。村社作为农民社会组织的概念实质被德国学者所回避，这种组织限制了农奴主的独断专行。废除农奴制后这种保护职能促使农民维护村社土地，而连环保旨在保护所有农户份地。在制定改革方案时开明官僚在带土地解放农民的条件下，力图利用村社组织为其谋利不是偶然的现象（注：普·恩·泽里亚诺夫：《1907—1914年欧俄农民村社》（П.Н.Зырянов，Крестъянская обшина Европейской России，1907—1914гг.），莫斯科1992年版，第3、253页。）。
德国史学家证明，俄国农业危机系改革后农村人口爆炸所致。俄国革命前史学家对该问题建树颇多，俄国革命后史学家通常未考虑到人口因素在改革后农村发展中的作用，只是确认了19世纪下半期农业人口明显增长，但未能解释其原因及其对农业经济的影响。俄国史学家亚宗斯基、雷恩德久斯基等人大声疾呼必须克服这种缺点。德国学者沙贝尔特认为，到农业集体化之前农业人口过剩一直是个问题。其他德国学者依据俄国革命前的研究成果，得出农业危机系农业人口增长过快和工业发展不足间比例失调所致的结论。恰恰这是农民地少、地价上扬、租地费用上涨、家庭分家加快、地段分割的基本来源之一（注：普·沙贝尔特：《俄国1861年改革：问题与结果》，第42—43页。）。
地主经济和农民经济缺乏明确分野，保留半农奴制的工役制体制，在很大程度上导致农村经济停滞，妨碍了个体经营和生产集约原则的确立。政府旨在为加速工业化拨款而从农村“挤油”的政策对农村是毁灭性的打击。农业经济发展显然是“放任自流”。没有剩余产品用于交换的一贫如洗的农民却不得不将其产品投向市场，目的是得到支付苛捐杂税和赎金的现金，促使农民经济逐渐摆脱自然经济状态和实现商品化。
德国学者在评价改革结果时，强调由于解放农民的前提未完全成熟，因此未能带来社会生产力的真正解放， 不能被认为是资产阶级改革。 1861年法令是一种苟安的办法，对农业无重大社会意义，制约了国家近代化，结果注定不妙。改革失败是国内农业革命发展和1905—1907年农民运动高涨的基本原因（注：姆·希尔德迈埃尔：《俄国1905—1921年革命》（M.Hildermeier,Die Russische Revolution,1905—1921），法兰克福1989年版，第18—21页。）。一些德国史学家尽管赞同有关俄国农村落后的观点是片面的，需要修正，但不宜走得太远。希尔德迈埃尔和邦维茨认为，1861年改革后农民生活并非那么美妙，到19世纪末，农民收入水平只是与改革后最初20年相比稍有提高，但最高收入者也未为其进一步发展提供保证。
德国学者对俄国农业经济生产关系特点注意较少，但他们回避20世纪60年代俄国史学家围绕这一问题的尖锐争论。安菲莫夫、к.н.塔拉诺夫斯基提出改革后农村封建制度仍然是主要的，其表现在于，剥削农民的半封建形式保留下来，农业租赁的前资本主义特征明显，农业生产资金不足（注：阿·姆·安菲莫夫：《20世纪初的俄国农业租赁》（А.М.Анфимов，Земельная аренда в России в начале хх века），莫斯科1961年版。）。
科瓦里钦科反对这种观点。他提出1861年改革为城乡资本主义发展提供了空间，因此不能将工业（资本主义）和农业（半封建）经济成分对立起来。资本主义制度对其他社会经济制度产生决定性的影响，那么以工役制为代表的旧剥削形式已注入新的资本主义内容。科氏断言，19世纪末，资本主义在农业经济中获胜，尽管未达到最高阶段。70年代初，这种观点成为定论。安菲莫夫、в.и.鲍维金、雷恩德久斯基进一步发展了这种观点（注：伊·德·科瓦里钦科等：《资本主义时期欧俄农村中的社会经济制度——史料和研究方法》（И.Д.Ковалъченко и др.，Социально－зкономическийстрой крестъянского хозяйства Европейской России в зпоху капитализма：Источники и медоды исследования），莫斯科1988年版，第3—8页。）。
德国史学家冯肯大量引用列宁著作，认为直到1917年10月，农村各种关系仍处在过渡阶段，农村纯封建的半封建的剥削与小资产阶级和农业资本主义生产交织在一起，而俄国改革之后50年愈益成为封建的和资本主义因素的混合体（注：克·冯肯：《十月革命的先决经济条件——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第7、73、81页。）。
德国学者指出，列宁本人在1905—1907年革命后，多次重新思考其以往观点，改变了过去的提法，认为农村社会关系特点是封建残余占统治地位。但科瓦里钦科力图证明十月革命的规律性和不可避免性，他将列宁早期著作中有关农业资本主义优势的结论绝对化（注：阿·莫里施：《革命前俄国的国家经济与农业政策》，第16页。）。
德国史学家邦维茨认为，关于俄国农业经济中生产关系性质的争论尚未最后结束，他主张分析该问题时必须估计到改革局限性与进步性间的联系，不应夸大任何一方（注：勃·邦维茨：《俄国1917年革命：从1861年农奴的解放到十月革命的社会史》，第25—26页。）。未必能说先进的工业和落后的农业井水不犯河水吧，1861年后“商品化”是俄国农村惟一可能的发展前景。但不该忽视，消化旧的相当稳定的农奴制结构过程极其缓慢，其完成需要漫长的历史时期，因此很难赞同科氏提出的到19世纪末农业资本主义完全占优势的结论。
德国史学家研究俄国1861年改革的成绩斐然。他们与俄国同行进行了高水平的对话，围绕这次改革提出了很多饶有兴趣的、也是值得进一步研究争论的问题，有助于摆脱俄国史学界长期沉闷空气和数十年不变的刻板公式与教条主义研究方法，令人耳目一新。这些对于我们重新认识俄国1861年改革有着重要的借鉴价值。^
【专 题 号】K5
【复印期号】2001年01期
【原文出处】《世界历史》(京)2000年04期第92～106页
【作者简介】张广翔，吉林大学东北亚研究院俄罗斯研究所教授。
德国学者较注意俄国准备解放农民的过程。俄国史学家在分析行政当局和诸省贵族委员会的活动时通常囿于列宁的主张，即他们之间的斗争“只是因让步的程度与方式”而已。结果导致对19世纪60年代初社会政治力量配置的结论过于简单化。俄国史学家否定专制制度与领地贵族间存在根本分歧，而将2月19 日法令视为从地主立场解决农民问题的法律，因此准备废除农奴制常被解释为“上层”和所有贵族反对农民的某种“阴谋”。
俄国革命前史学家强调，地主和主张解放农民的官僚存在尖锐分歧。H.奥加诺夫斯基指出，贵族土地所有者顽强地维护自身利益，改革时期他们的对策均有防己性质，以便与对他们而言是强制的和敌对的法令抗衡（注：恩·奥加诺夫斯基：《农业进化的规律》（Н.Огановский，Закономерность аграрной эволюции）第二部分，萨拉托夫1911年版，第376页。）。
德国史学家持有类似的立场。他们步俄国革命前史学家后尘，认为俄国贵族自身概念徒具法律意义，贵族内部存在深刻的社会和经济分化，各地贵族因其福利、生活方式、社会政治观、经济利益差异而明显分成不同集团（注：普·沙贝尔特：《俄国1861年改革：问题与结果》，第71页。）。季斯杰里迈埃尔指出，地主因其根深蒂固的封建意识，热衷于对农民进行超经济强制，地主只是将更有效地利用旧的剥削形式视为摆脱困境的出路，在历史转折关头，地主无力弄清楚改革的必然性和不可避免性。他们把对土地所有制的改革使政府实施了几百年来的经济特权化为乌有的方针与革命等同起来，不安全感与日俱增，对专制制度的信赖有所动摇。但在旧秩序受到威胁面前贵族自身未能精诚团结，贵族对社会活动漠不关心，没有直接参与政府政策的制定（注：弗·季斯杰里迈埃尔：《社会的忧虑：对亚历山大二世统治时期俄国自由主义改革政策的保守反应，1855—1866年》，第42－138页。）。
一批开明官僚在地理协会和H.A.米留金彼得堡小组争论过程中赞成提出废除农奴制纲领，通过赎金带土地解放农民，而大多数政治上无权的贵族则站到了对立面。拜劳认为，开明官僚声称自己拥护“整顿国家经济”，反对强制劳动和政府监督。当整个官僚机构对如何改革束手无策时，米留金等人提出了明确的政治主张。他们依据国家政权的超经济性质，赞成废除贵族特权与陈旧的等级制度。他们寄希望于用官僚方法抑制贵族利己意图（注：德·拜劳：《俄国农村的改革与社会支持》，第29—41页。）。
正如德国学者强调指出的那样，亚历山大二世的支持是开明官僚在准备改革中起主导作用的保证。沙贝尔特认为，改革在其决定性阶段取决于沙皇。德国学者对亚历山大二世的评价不同，部分人认为他是自由主义者和改革家，对国务活动有充分准备，熟悉国情，早就坚信必须废除农奴制；V.季特曼则提出相反的意见，认为亚历山大二世对解决改革“伟业”的知识储备远远不够，政府的改革方针不是亚历山大二世的个人功绩（注：夫·季特曼：《俄国史》（V. Gitermann ， Geschichte Russlands）第3卷，苏黎世1949年版，第147—148页。）。其他德国史学家因指出了亚历山大二世性格的矛盾性和复杂性，故对其评价较谨慎。拜劳认为，尽管他能力平庸，但善于识人用人，善于在各种人中间周旋，而从不附和那一个。他不是坚定的自由主义者，不赞成自由主义的观点，但因清楚改革势在必行而扶持他们。涅安德尔指出，亚历山大二世不是因为使命感，而是由于头脑清醒而成为改革家（注：德·拜劳：《俄国农村的改革与社会支持》，第28、33页。）。
俄国史学家认为，亚历山大二世热衷于保护地主利益，德国史学家对此持批评态度。涅安德尔认为，只是由于亚历山大二世个人干预，分给农民土地才成为可能。斯特克尔特别强调沙皇在国务会议上讨论编纂委员会纲领中所起的作用。此时他站到了少数自由派一边，而拯救了改革事业。只是近年来俄国史学家才对旧的思维定式进行反思（注：伊·涅安德尔：《俄国历史的基本特征》，第158页； 勒·格·扎哈罗娃：《亚历山大二世》（Л.Г.Захарова，АлександрⅡ），载[俄]《历史问题》1992年第6—7期。）。
德国学者分析专制制度与领地贵族相互关系时，尤其关注沙皇及其左右对整个贵族可能的愤怒而忧心忡忡，这种情况可能使无限君主专制搁浅。亚历山大二世确实恐惧新的“普加乔夫”，但更担忧新的近卫军暴动。沙皇和政府中的改革拥护者愈益迫切意识到必须赢得贵族的支持，若没有这种支持就不可能解决面临的难题。因此专制制度被迫批准报刊围绕农民问题展开广泛讨论。开明官僚寄希望于社会舆论的准备上，借助于公开性，他们希望政府和社会同心协力恢复这一制度的运行能力，打破国家机关死气沉沉的局面，化解保守派的阻力。
德国史学家认为建立各省贵族委员会，召集贵族代表赴彼得堡协商和准备地方自治改革意义很大。设立省贵族委员会为其讨论国家大事提供了机会，为公民社会的整合提供了良机。一方面，贵族委员会的运作导致贵族分成两派，即少数自由派和多数保守派；另一方面，尽管贵族内部有分歧，但对待他们所厌恶的官僚却相当一致。沙贝尔特评价自由派贵族活动时，指出俄国革命前的著作将其过分理想化，同时对十月革命后苏联史学家将贵族视为追逐自身阶级利益的目光短浅之人持批评态度。拜劳认为，改革时期自由派贵族获得了远非其在领地贵族中比重可比的“政治影响”（注：普·沙贝尔特：《俄国1861年改革：问题与结果》，第48、62页； 德·拜劳：《俄国农村的改革与社会支持》，第302页。）。
德国史学家H.诺伊鲍尔认为，至今俄国史学家不屑于研究贵族“立宪运动”形式的反官僚的倾向。确实，俄国史学家认为，贵族此举只是意在抵制政府的改革计划，维护自身的阶级利益。但是诺伊鲍尔却将贵族众多来信的基本含义归结为要求限制专制制度和变俄国为法制国家。当时的俄国许多贵族认为，人民代议制体制或其最初形态都是抵制激进知识分子政治鼓动的“灵丹妙药”。
德国史学家认为，俄国的贵族分散，政治文化层次低；由于俄国未来宪法制度的不明确性和抽象性等原因，导致了贵族在限制专制制度的斗争中失利。然而地主仍表现其潜在的政治力量，这在1861年2月19 日法令中反映出来。开明官僚追求整个国家利益，力图保证农民独立发展的想法落空。德国一些史学家认为，改革法律是编纂委员会与贵族要求之间的妥协，一方面取决于地主经济上无能为力，他们关心国家的财政支持；另一方面，专制制度有赖于土地所有者的支持。由此废除农奴制具有双重目的：第一，维持地主经济的生命力和生产率；第二，保证农民的福利和支付能力，因而专制制度力图将资本主义固有的内在进步经济因素与国家利益以及贵族经济利益联系起来。
德国学者对解放农民前俄国社会政治力量配置的分析无疑值得注意。他们正确指出了官僚体制的一定独立性和政府与地主间的矛盾。应当承认，由于废除农奴制，尽管政府力图减弱对贵族地主的冲击程度，但他们仍失去了经济特权，即以前相对稳定的和有保障的物质地位。俄国史学家也有类似观点。里特瓦克认为，不能把1861年改革视为对地主无伤害的和无痛苦的改革。专制制度通过解放农民途径，按自己方式解决了国家的一大难题，只能牺牲地主狭隘的利己主义利益。扎哈罗娃认为，尽管国家政权意识到自己与土地所有者的社会共性，但为巩固和维护整个地主阶级的利益，诸种客观情况的力量压倒了贵族某一集团的自私利益（注：勃·格·里特瓦克：《1775—1904年俄国农民运动：历史和史料分析方法》，第249页； 勃·格·扎哈罗娃：《专制制度和俄国废除农奴制，1856—1861年》。）。
德国学者批评俄国史学家对贵族反对派运动这一纷繁复杂现象的分析是浮光掠影的，这种批评值得深思。假若宪法拥护者的要求成功，专制制度不得不放弃其不受限制的权力，那么就意味着国家政治发展迈出了重要一步。但不该忘记，当允诺贵族代表参政之时，也就是改革失败之日，因为多数地主是反对改革的。此外，若考虑到诸种社会政治力量的对比，就很难侈谈德国学者提出的反政府派成功的实际“良机”。
三
德国史学界承认废除农奴制对俄国历史发展的巨大意义。解放农民消除了资本主义发展的基本障碍，奠定了工业增长的基础，加强了人口流动和新的社会结构形成，但有关1861年改革后农业发展水平问题在德国史学家中仍是争论性的问题，其中改革的消极后果和改革后俄国经历的农业危机问题是争论的焦点。拜劳认为，俄国近代化受阻，因为废除农奴制未导致农村的根本变化，农村继续保留着封建关系（注：德·拜劳：《俄国农村的改革与社会支持》，第6—7页。）。
季斯杰里迈埃尔认为，改革的模棱两可和不彻底是农业危机的根源。他还指出，为保证政治稳定，改革派力图将解放农民过程拖延数年，取消农奴的人身和法律依附并没有赋予其新的法律和社会经济地位，舍此很难按新方式经营。德国学者认为，编纂委员会既要满足地主利益，又要兼顾农民利益的立场显然无法解决问题（注：弗·季斯杰里迈埃尔：《社会的忧虑：对亚历山大二世统治时期俄国自由主义改革政策的保守反应，1855—1866年》，第282页。）。沙贝尔特认为，过分奢望农民福利迅速改善是不了解农民生活和劳动条件的开明官僚的重要失算之一，赎金变成了迟滞国家经济发展的沉重负担。拜劳尽管承认以往封建义务货币化是农业资本主义的第一步，但仍认为其结局非常不明朗（注：普·沙贝尔特：《俄国1861年改革：问题与结果》，第58—59页；德·拜劳：《农业结构与农奴的反抗：俄国1861年农奴解放的条件》，第205页。）。
俄国史学家对此评价则不同。德鲁日宁、里特瓦克不否认赎金的掠夺性质，但指出其“资产阶级”内容，即确认土地私有、资本原始积累和农民社会分化过程的加快（注：恩·姆·德鲁日宁：《1861—1880年过渡时期的俄国农村》（Н.М.Дружинин，Русскаядеревня на переломе，1861—1880гг.）， 莫斯科1978年版，第83页；勃·格·里特瓦克：《1861年改革中的俄国农村：1861—1895年的中部黑土区》，第19—24页。）。
德国史学家认为，1861年后保留农村公社是农业危机的另一个原因。他们认为，改革后村社及其土地利用的平均机制，经常性的土地重分，耕地交错和连环保迟滞了农民社会化过程，束缚了农民的首创精神，限制了农民的迁徙自由，妨碍建立面向市场的大经济，粗放的三圃制向轮作制的过渡困难重重（注：格·斯特克尔：《从古至今的俄国史》，第541—542页；阿·莫里施：《革命前俄国的国家经济与农业政策》，第26—27页；赫·冯·里姆什：《俄国史》（H.Von.Rimscha, Geschichte Russlands），威斯巴登1960年版，第445—454页。）。
俄国史学界对村社的实质和作用的评价差别甚大。在最新的研究成果中，村社不仅被视为以往的农奴制残余，而且被视为影响农村生活所有方面的复杂现象。俄国村社在改革后的严酷条件下仍具有特殊活力和适应力。村社同国家经济和政治制度的密切关系使其在改革过程中未被很快取消。村社作为农民社会组织的概念实质被德国学者所回避，这种组织限制了农奴主的独断专行。废除农奴制后这种保护职能促使农民维护村社土地，而连环保旨在保护所有农户份地。在制定改革方案时开明官僚在带土地解放农民的条件下，力图利用村社组织为其谋利不是偶然的现象（注：普·恩·泽里亚诺夫：《1907—1914年欧俄农民村社》（П.Н.Зырянов，Крестъянская обшина Европейской России，1907—1914гг.），莫斯科1992年版，第3、253页。）。
德国史学家证明，俄国农业危机系改革后农村人口爆炸所致。俄国革命前史学家对该问题建树颇多，俄国革命后史学家通常未考虑到人口因素在改革后农村发展中的作用，只是确认了19世纪下半期农业人口明显增长，但未能解释其原因及其对农业经济的影响。俄国史学家亚宗斯基、雷恩德久斯基等人大声疾呼必须克服这种缺点。德国学者沙贝尔特认为，到农业集体化之前农业人口过剩一直是个问题。其他德国学者依据俄国革命前的研究成果，得出农业危机系农业人口增长过快和工业发展不足间比例失调所致的结论。恰恰这是农民地少、地价上扬、租地费用上涨、家庭分家加快、地段分割的基本来源之一（注：普·沙贝尔特：《俄国1861年改革：问题与结果》，第42—43页。）。
地主经济和农民经济缺乏明确分野，保留半农奴制的工役制体制，在很大程度上导致农村经济停滞，妨碍了个体经营和生产集约原则的确立。政府旨在为加速工业化拨款而从农村“挤油”的政策对农村是毁灭性的打击。农业经济发展显然是“放任自流”。没有剩余产品用于交换的一贫如洗的农民却不得不将其产品投向市场，目的是得到支付苛捐杂税和赎金的现金，促使农民经济逐渐摆脱自然经济状态和实现商品化。
德国学者在评价改革结果时，强调由于解放农民的前提未完全成熟，因此未能带来社会生产力的真正解放， 不能被认为是资产阶级改革。 1861年法令是一种苟安的办法，对农业无重大社会意义，制约了国家近代化，结果注定不妙。改革失败是国内农业革命发展和1905—1907年农民运动高涨的基本原因（注：姆·希尔德迈埃尔：《俄国1905—1921年革命》（M.Hildermeier,Die Russische Revolution,1905—1921），法兰克福1989年版，第18—21页。）。一些德国史学家尽管赞同有关俄国农村落后的观点是片面的，需要修正，但不宜走得太远。希尔德迈埃尔和邦维茨认为，1861年改革后农民生活并非那么美妙，到19世纪末，农民收入水平只是与改革后最初20年相比稍有提高，但最高收入者也未为其进一步发展提供保证。
德国学者对俄国农业经济生产关系特点注意较少，但他们回避20世纪60年代俄国史学家围绕这一问题的尖锐争论。安菲莫夫、к.н.塔拉诺夫斯基提出改革后农村封建制度仍然是主要的，其表现在于，剥削农民的半封建形式保留下来，农业租赁的前资本主义特征明显，农业生产资金不足（注：阿·姆·安菲莫夫：《20世纪初的俄国农业租赁》（А.М.Анфимов，Земельная аренда в России в начале хх века），莫斯科1961年版。）。
科瓦里钦科反对这种观点。他提出1861年改革为城乡资本主义发展提供了空间，因此不能将工业（资本主义）和农业（半封建）经济成分对立起来。资本主义制度对其他社会经济制度产生决定性的影响，那么以工役制为代表的旧剥削形式已注入新的资本主义内容。科氏断言，19世纪末，资本主义在农业经济中获胜，尽管未达到最高阶段。70年代初，这种观点成为定论。安菲莫夫、в.и.鲍维金、雷恩德久斯基进一步发展了这种观点（注：伊·德·科瓦里钦科等：《资本主义时期欧俄农村中的社会经济制度——史料和研究方法》（И.Д.Ковалъченко и др.，Социально－зкономическийстрой крестъянского хозяйства Европейской России в зпоху капитализма：Источники и медоды исследования），莫斯科1988年版，第3—8页。）。
德国史学家冯肯大量引用列宁著作，认为直到1917年10月，农村各种关系仍处在过渡阶段，农村纯封建的半封建的剥削与小资产阶级和农业资本主义生产交织在一起，而俄国改革之后50年愈益成为封建的和资本主义因素的混合体（注：克·冯肯：《十月革命的先决经济条件——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第7、73、81页。）。
德国学者指出，列宁本人在1905—1907年革命后，多次重新思考其以往观点，改变了过去的提法，认为农村社会关系特点是封建残余占统治地位。但科瓦里钦科力图证明十月革命的规律性和不可避免性，他将列宁早期著作中有关农业资本主义优势的结论绝对化（注：阿·莫里施：《革命前俄国的国家经济与农业政策》，第16页。）。
德国史学家邦维茨认为，关于俄国农业经济中生产关系性质的争论尚未最后结束，他主张分析该问题时必须估计到改革局限性与进步性间的联系，不应夸大任何一方（注：勃·邦维茨：《俄国1917年革命：从1861年农奴的解放到十月革命的社会史》，第25—26页。）。未必能说先进的工业和落后的农业井水不犯河水吧，1861年后“商品化”是俄国农村惟一可能的发展前景。但不该忽视，消化旧的相当稳定的农奴制结构过程极其缓慢，其完成需要漫长的历史时期，因此很难赞同科氏提出的到19世纪末农业资本主义完全占优势的结论。
德国史学家研究俄国1861年改革的成绩斐然。他们与俄国同行进行了高水平的对话，围绕这次改革提出了很多饶有兴趣的、也是值得进一步研究争论的问题，有助于摆脱俄国史学界长期沉闷空气和数十年不变的刻板公式与教条主义研究方法，令人耳目一新。这些对于我们重新认识俄国1861年改革有着重要的借鉴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