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明清史 |
德国学者关于俄国1861年改革研究述评（之一）
张广翔
【专题名称】世界史
【专 题 号】K5
【复印期号】2001年01期
【原文出处】《世界历史》(京)2000年04期第92～106页
【作者简介】张广翔，吉林大学东北亚研究院俄罗斯研究所教授。
原联邦德国（以下简称德国）史学界秉承兰克史学的实证传统，以其掌握俄国学术成果及其史料的扎实功夫独步于西方史学之林。德国学者对俄国1861年改革的研究热情经久不衰，在20世纪60—90年代这方面的进展尤大。德国史学家围绕下述问题：1861年改革的社会、经济和政治前提，19世纪上半期资本主义关系渗透到农村的程度、工业转变和农奴制衰落的关系；1859—1861年革命形式和农民解放，改革准备时期各种政治力量的配置；19世纪下半期俄国农业资本主义水平、农业危机、农民经济和地主经济衰落的原因等做了大量研究，提出了一些颇有新意的见解。
一
德国学者对俄国史学界关于废除农权制前提条件的旧说提出疑问，认为这种观点是从列宁的理论引伸来的。他们将其观点归纳如下：因封建制度内部资产阶级发展趋势加强所导致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冲突是农奴制衰退的根源；1859—1861年间革命形势是改革前几十年封建主义危机加深的集中体现，农民运动和革命民主力量蓬勃发展加强了政府危机，政府被迫走上了废除农奴制的道路（注：《俄国从封建主义向资本主义的过渡：全苏讨论会资料》（Переход от феодапизма к капитализму в России：Материалы всесоюзной дискуссии），莫斯科1969年版，第81页。）。
俄国史学家н.Л.鲁宾斯坦因、и.д.科瓦里钦科、В.А.费多罗夫等人认为，农业卷入商品生产，自然经济变为商品货币关系，变为资本主义初级形式的小商品生产，是改革前农村社会经济发展的决定性趋势和封建农奴制关系瓦解的基本标志。他们提出，出口粮食增加和播种面积扩大是这一进程的直接后果（注：恩·勒·鲁宾斯坦因：《18世纪下半期俄国农业》（Н.Л.Рубинщтейн，Селъское хозяйство России во второй половине хⅢ в.），莫斯科1957年版，第318、424、425页；伊·德·科瓦里钦科：《19世纪上半期俄国农奴农民》（Н.Д.ковальченко，Русское крепостное крестъянство в первой половине хⅨ в.），莫斯科1967年版，第12、13、79、92、324页；夫·阿·费多罗夫：《18世纪末－19世纪上半期俄国中部工业区的地主农民》（B.A.федоров，Помещичьи крестьяне центрально－промышленного района России конца хⅧ－первой половины в.），莫斯科1974年版，第80页。）。
但是，并非所有俄国史学家都赞成上述观点。B.K.亚宗斯基强调，俄国存在商品生产远不是资本主义的标志。在封建主义制度下商品生产规模受到极大限制，而农业基本上保持自然经济的性质，商品生产程度很低。п.г.雷恩德久斯基认为，只有农民自愿出卖多余的产品，才能将此视为自然经济转变为商品经济，因为这种情况下的出卖目的是获得利润。相反，为支付代役租和缴纳赋税而被迫出卖产品则反映出农村生产力状况不佳。A.M.安菲莫夫也认为，农民经济与市场联系的扩大是由于以货币租形式出现的封建义务增加，抑或由于小商品生产发展的结果（注：阿·姆·安菲莫夫：《论改革后俄国农业中的小商品生产》（А.М.Анфимов，О мелком товарном производстве в селъском хозяйстве пореформенной России），载[苏]《苏联历史》（Вопросы нстории）1963年第2期，第160页；普格·雷恩德久斯基：《研究19世纪俄国小商品经济成分的若干问题》（П.Г.РындзюнскийВопросыизучениямелкотоварного уклада в России хⅨ в.），载[苏]《苏联历史》1963年第4期，第98页。）。因此，必须将资本主义商品生产与封建主义商品生产加以区别。
德国学者对俄国农奴制改革前的“农业资本主义”概念持批评态度。他们认为，仅仅依据在市场上出售农产品的事实而得出存在市场生产的结论是靠不住的。其根据是：为外运粮食发展稳定贸易联系的可能性极小，道路不畅，运费昂贵，商品保存方法不善，且因自然灾害粮食经常欠收，粮价因季节和地区波动悬殊，所有这一切使农民经商面临重重风险，挣钱殊为不易。
德国史学家D.拜劳认为，地主和农民经济结构使俄国农业近代化受阻，支配无偿劳动力的贵族对自己领地经济集约化不感兴趣，因为这种集约化需要投入大量资金，需要使用雇佣劳动、组织监督等。拜劳在涉及农民经济状况时指出，使农民失去首创精神的村社土地利用和定期土地重分的平均主义原则具有消极影响。他断言地主和农民经济心理毫无二致，二者均将各自经济视为“家庭”经济，即生产和消费密不可分。地主经济和农民经济按其性质而言是“相对自给自足的单位”（注：德·拜劳：《农业结构与农奴的反抗：俄国1861年农奴解放的条件》（D.Beyran,Agrarstruktur-und Bauernprotest: Zu den Bedingungen der ressischen Bauernbefreiung von 1861），载[德]《社会与经济史季刊》（Vierteljahrschrift fr Sozial-und Wirtschaftsgeschichte.1977.Bd.）1977年第64卷，第189—203页。）。因此，靠证明农业经济中存在活跃因素和用面向市场的农业经济的影响来解释废除农奴制是站不住脚的。拜劳指责俄国史学家过分热衷于“资本主义因素的萌芽”，而轻视前资本主义和前工业化的发展。拜劳与民粹派思想家有很多相似之处，民粹派认为，19世纪上半期俄国国民经济是无数独立经济单位的总和。
俄国史学家п.A.扎昂契科夫斯基、科瓦里钦科、费多罗夫、鲁宾斯坦因等人认为，19世纪上半期对农民剥削的加强是商品货币关系发展和封建主义危机的结果。具体表现在地主播种面积扩大，农民失去土地的速度加快，代役租增加，结果农民物质状况恶化，劳动生产率和粮食产量下降。俄国革命前的史学家A.拉西茨基、B.O.克留切夫斯基等人也持类似观点（注：普·阿·扎昂契科夫斯基：《1861年改革的实施》（А.П.Зайончковский，Проведение в жизнь крестьянской реформы 1861 г.），莫斯科1958年版，第137、425页；科瓦里钦科：《19 世纪上半期俄国农奴农民》，第154、155、259—263、299—329页；鲁宾斯坦因：《18世纪下半期俄国农业》，第166页；费多罗夫：《18世纪末－19 世纪上半期俄国中部工业区的地主农民》，第233、249页；阿·拉西茨基：《农奴制衰退时期的经济关系》（А.Лосицкий，хозяйственные отношения при падении крепостного права），载[俄]《教育》（Образование）1906年第11期，第199页； 夫·奥克留切夫斯基：《俄国史教程》（В.О.Ключевский，Курс русской истории）第5卷，莫斯科1958年版，第187页。）。德国史学家对这种观点持异议态度。
一些俄国史学家不同意对农民封建剥削加强的观点。в.г.里特瓦克证实，“农民失去土地的原因必须从改革本身，而不是在改革之外寻找”。在劳役制经济中份地平均标准有其客观界限：份地下限不取决于地主意志，而取决于简单再生产的下限；而份地的上限，除地主的意志外，不取决于农民的意愿，而取决于农民劳动生产率提高的可能性。至于涉及代役租剥削加强，只是指农民手工业活动可能性增加的地方才有这种现象，而农民手工业活动受限制的地方，代役租增加的可能性也受到限制。因此，不是地主的主观愿望，而是农民经济状况最终决定地主所认可的剥削的合理形式。雷恩德久斯基得出农民生产发展远远超过封建义务增加的结论，这就推翻了改革前几十年关于农奴人口贫困者激增的观点。他还认为，封建主不需要经济上向下滑的农民，这样的农民对封建主是负担（注：勃·格·里特瓦克：《论实施1861年改革的某些争议问题》（В.Г.Литвак，О некоторых спорных вопросах реализации реформы 1861 г.），载[苏]《历史论丛》（Исторические записки）1961年第68卷，第115页；普·格·雷恩德久斯基：《1850—1880年俄国资本主义制度确立》（П.Г.Рындзюнский，Утверждение капитализма в России，1850—1880 г.），莫斯科1998年版，第49、57、73页。）
德国史学家欣然接受了这种看法。拜劳怀疑在自然经济占统治地位的条件下，存在剥削加强的可能性，因为农奴制经济运转应以分给农民养活其家庭自身和履行对地主与国家义务的足够土地为前提。在家庭劳动人手和为其提供份地数量间存在着一定平衡，在村社范围内份地规模靠经常的土地重分加以调节。拜劳指出，地主对自己“家奴”足够的土地保证和保持其经济活力异常关注。P.沙贝尔特认为，土地所有者力图扶持农民，表现在免除贫弱家庭的劳役租和代役租，向其借钱借粮。拜劳强调，农民的普遍贫困和饥饿是前资本主义时期俄国的典型现象，通常不是因剥削加重，而是欠收和流行病所致。他认为农民经济中劳动生产率下降的观点不能自圆其说（注：德·拜劳：《农业结构与农奴的反抗：俄国1861年农奴解放的条件》，第185—187、193、196页；普·沙贝尔特：《1861年俄国农业改革、问题与结果（P.Scheibert, Die Tussische Agrarreform von 1861.Ihre Probleme und der Stand inrer Erforschung），科隆、维也纳1973年版，第12、21—24、33页。）。
鲁宾斯坦因、科瓦里钦科、费多罗夫、д.и.布达耶夫等人把改革前农民资产阶级分化视为农业经济中资本主义关系形成的基本标准之一（注：鲁宾斯坦因：《18世纪下半期俄国农业》，第241、421、425页；科瓦里钦科：《19世纪上半期俄国农奴农民》，第167、347—348、350、369、373页；德·伊·布达耶夫：《斯摩棱斯克省的1861年农民改革》（Д.И.ьудаев，Крестьянская реформа1861 года в Смолеской губернице），斯摩棱斯克1967年版，第52页。）。德国学者对此表示异议。一些俄国史学家N.A.布雷金、E.N.英多娃、A.A.普列奥勃拉任斯基、B.A.吉洪诺夫走得更远，认为这一过程始于17世纪（注：伊·阿·布雷金：《论改革前俄国农民资产阶级分化》（И.А.Булыгин，О капиталистическом расслоении крестъянства в России в XⅦ－XⅧ вв.），载[苏]《苏联历史》1964年第4期，第64—82页；叶·伊·英多娃、阿·阿·普列奥勃拉任斯基、夫·阿·吉洪诺夫：《17—18世纪俄国农民资产阶级分化》（Е.И.Индова、А.А.Преображенский，Вуржуазное расслоение крестъянства в России вXⅦ－ XⅧ вв.），载[苏]《苏联历史》1962年第3期，第80—105页。）。
而俄国史学家亚宗斯基、里特瓦克、雷恩德久斯基对这些观点提出疑议。亚宗斯基警告说，这很可能将封建主义之下的农民中通常的经济不平等和资产阶级分化混为一谈，而后者从根本上改变了农村人口的社会结构。里特瓦克指出，19世纪上半期农村中间阶层稳定，处在两极的农民数量不大，只是改革后由来已久的财产分化不可逆转地变为资产阶级分化。雷恩德久斯基描述了西部诸省的状况（西部诸省经济最为发达），强调这里正在进行的“严格阶层划分”，未失去其封建时代固有的特点，未导致生产关系的根本改变。B.H.米罗诺夫也认为，到1861年改革前丧失土地的农民数量不大（注：夫·克·亚宗斯基：《18—19世纪俄国社会经济史》（В.К.Яцунский，Социально－зкономическая история России XⅧ－XⅨ вв.），莫斯科1973年版，第270—274、288页；鲍·恩·米罗诺夫：《18世纪40年代－19世纪60年代俄国城市》（Б.Н.Миронов，Русский город в 1740—1840 годы），列宁格勒1990年版，第227页。）。
德国史学家沙贝尔特不同意科瓦里钦科、鲁宾斯坦因等人的观点。他认为，富裕的和贫穷的农民一直存在。受到诸如欠收、流行病、失去亲人、畜牧业倒毙这些因素的影响，昨天的富裕者一夜之间可能变成穷光蛋。在连环保条件下，村社关心其成员的福利和支付能力起了很大作用，这促使村社对陷入困境的成员予以物质帮助（注：普·沙贝尔特：《1861年俄国农业改革、问题和结果》，第19—20、24、33、34页。）。
德国学者不同意俄国史学界普遍接受的观点，即与地主经济相比，农民经济在集约化生产、全俄农业市场和农村资本主义发展方面起到了进步的和主导作用。这种观点的依据是，农民生产了农产品的绝大部分，是商品粮的基本提供者，且劳动生产率高（注：恩·勒·鲁宾斯坦因：《18世纪下半期俄国农业》，第172、174、267、425页；伊·德·科瓦里钦科：《19世纪上半期俄国农奴农民》，第382—384页；勃·格·里特瓦克：《论中部黑土区改革前农村商品货币关系的推广程度》（Б.Г.Литвак，О степени распространения товарно－денежных отношений в предреформенной деревне Черноземно－центра），莫斯科1971年版，第52—68页。）。
拜劳将这种观点称为最可怕的俄国假说之一，将农奴制农村的农民经济与领地经济割裂开来便是这种后果。他认为，不能将农民经济和地主经济作为“各自独立的经济单位”来评价，因为农奴制植根于劳动力保证和地主与国家攫取农民剩余产品之上（注：德·拜劳：《农业结构与农奴的反抗：俄国1861年农奴解放的条件》，第190、194、197—198页。）。
俄国史学家ц.и.布达耶夫、科瓦里钦科、с.я.鲍罗沃伊认为，地主欠国家贷款机构的大量债务是封建主义危机的明显征兆，这种观点几成定论（注：德·伊·布达耶夫：《斯摩棱斯克省的1861年改革》，第47页；伊·德·科瓦里钦科：《19世纪上半期梁赞省和唐波夫省的农民与农奴经济》（И.Д.Ковальченко，Крестьяне и крепостное хозяйстворязанской Рязаской и Тамбовской губерннй в первой лоловине ⅩⅨ в.），莫斯科1959年版，第135页；斯·亚·鲍罗沃伊：《俄国的贷款和银行， 17世纪中期－1861年》（С.Я.Боровой，Кредит и банки вРоссии середина ⅩⅦ－1861г.），莫斯科1958年版，第206页。）。只有里特瓦克对此提出异议，他认为，地主为获得优惠条件下的贷款而利用自己的特权是欠债的基本原因。有趣的是，负债最多的是卷入商品货币关系最深的实行代役制的领地，而非落后的劳役制经济。贵族土地所有者将获得的长期优惠贷款再存入银行而轻易致富，因为银行的一般贴现率高。俄国银行存款额居欧洲首位，而地主是主要存款人（注：勃·格·里特瓦克：《1861年改革中的俄国农村：1861—1895年的中部黑土区》，第379—384页。）。
德国史学家F.季斯克里迈约尔赞成里特瓦克的观点，他强调，借款多寡首先证明地主为维持数十年形成的一定生活水平而需要现金，而丝毫不能证明领地的收入。土地所有者的目的不是为了保留债务，而是寻求新的财源。国家贷款政策因其过于宽泛和对合理使用发放贷款疏于管理而正中地主下怀，这种贷款被形容成“政治津贴”。
德国史学家不赞成关于农奴手工工场衰落和工业转变与封建农奴制危机密切相关的观点。多数俄国史学家赞成亚宗斯基提出的19世纪30—80年代的俄国工业转变的上下限。雷恩德久斯基持另外一种观点，他认为，1861年改革是工业转变的开端，理由是世界历史证明，工业革命惟有在封建体系崩溃之后才能开始。他提出工业转变必须以资本主义社会阶级完全形成为前提。19世纪俄国仍是农业国（注：普·阿·扎昂契科夫斯基：《1861年农民改革的实施》，第7页； 伊·德·科瓦里钦科：《19世纪上半期俄国农奴农民》，第380页； 普·格·雷恩德久斯基：《1850—1880年俄国资本主义制度的确立》，第4、23、27、48、187—188页。）。1990年，A.M.索洛维约娃推出《19世纪俄国工业革命》一书（注：阿·姆·索洛维约娃：《19世纪俄国工业革命》（А.М.Соловьева，Промышлснная революциявРоссии в X Ⅸ в.），莫斯科1990年版，第268页。）。该书认为俄国工业革命始于19世纪50年代，而于80年代完成。这种观点愈益受到接受。工业革命上限的争论告一段落。
德国史学家对俄国史学家提出的工业经济动摇封建主义基础的观点持怀疑态度。拜劳指出，俄国工业生产规模小且残缺不全，手工业和工业是农业的补充，因此，将工业中建立新的生产力视为农奴制衰落的重要原因未必恰当。E.奥别伦杰尔指出，尽管俄国19世纪上半期工业生产取得了一定成绩，但仍缺乏工业革命的基础（注：德·拜劳：《农业结构与农奴的反抗：俄国1861年农奴解放的条件》，第206—212、235页；埃·奥别伦杰尔：《保罗—世至克里米亚战争的俄国（1796—1855年）（E.Oberlander,Russland von Paul 1 bis zum Krimkrig1796—1855//Handbuch der europaischen Geschte）第5卷，斯图加特1981年版，第657页。）。
德国史学家对列宁提出的1859—1861年革命形势的概念和M.B.涅奇金娜对这种概念的解释极为反感。涅奇金娜依据列宁的改革是革命斗争的副产品的主张断言，农民运动是封建主义危机的鲜明反映，农民运动导致“上层”危机，因而最终废除了农奴制。科瓦里钦科、雷恩德久斯基、费多罗夫等人承认农民运动自发性、分散性和局部性、愚昧无知、闭塞性、不问政治、相信好沙皇，同时强调旨在彻底取消地主土地所有制和封建义务的农民运动的反封建性和资产阶级性质（注：姆·夫·涅奇金娜：《1861年改革是革命斗争的副产品》（М.В.Нечкина，Реформа 1861 года как побочный продукт революционной борьбы//Р еволюцнонная ситуация в России в 1859—1861гг.）第2卷，莫斯科1962年版，第7—17页；伊·德· 科瓦里钦科：《19世纪上半期梁赞省和唐波夫省农民和农奴经济》， 第238—261页；普·格·雷德久斯基：《列宁论1861年改革：概念的发展》（П.Г.Рындзюнский，В.И.Ленин о реформе 1861 г:Развитии концепции——Проблемы истории обшественного движения и историографии），莫斯科1971年版，第365—378页；夫·阿·费多罗夫：《1861—1863年农民运动口号》（Лозунки крестъянской борьбыв 1861—1863гг.）第3卷，莫斯科1963年版，第237—258页。）。值得注意的是，在俄国革命前的著作中，农民运动仅被视为改革原因之一，而严重怀疑农民的“革命性”（注：阿·阿·卡乌夫曼：《俄国的农业问题》（А.А.Кауфман，Аграрный вопрос в России）第一部分，莫斯科1908年版，第12页；普·恩·米留科夫：《俄国文化史纲》（П.Н.Миюков，Очерки по истории русской культуры），彼得堡1909年版，第272页； 勃·德·勃鲁茨库斯：《农业问题和农业政策》（В.Д.Вруцкус，Аграрный вопрос и аграрная политика），彼得格勒1922年版，第33页。）。
俄国史学家安菲莫夫、扎昂契科夫斯基、里特瓦克、M.A.拉赫马图林对从近代化角度评价农民运动持批评态度。安菲莫夫认为，将改革原因仅归结为农村“无序状态”是歪曲现实的“解释”，他指出农民不反对国家，而是反对某个地主，农民的理想并非取消封建地产，而是不用赎金获得个人自由和份地。里特瓦克强调由于在数千万农民中参加农村风潮比重不大，因而得出19世纪上半期农民运动未对专制制度构 成威胁的结论。л.г.扎哈罗娃持有类似观点（注：阿·梅·安菲莫夫：《19世纪下半期俄国的农民运动》（А.М.Анфимов，Крестьянское движение в России во второй половине ⅩⅨв.），载[苏]《历史问题》1973 年第5期，第15—31页；普·阿·扎昂契科夫斯基：《俄国农奴制的废除》，第42页；勃·格·里特瓦克：《1775—1904年俄国农民运动：历史和史料分析方法》（Б.Г.Литвак，Крестьянское движение в России в 1775—1904гг:история п методика изучения источников），莫斯科1989年版；勒·格·扎哈罗娃：《俄国专制制度、官僚和19世纪60年代改革》（Л.Г.Захарова，Самодержавие，бюрократия и реформы 60-х годов ⅩⅨв.в России），载[苏]《历史问题》1989年第10期，第8页。）。
俄国史学家尽管一致承认列宁有关革命形势的概念是正确的，但围绕如何解释这种概念仍有分歧。德国史学家全面否定这种概念，认为涅奇金娜提出的农村大量骚动对政府有关农民问题的政策产生决定性影响的观点是站不住脚的。拜劳甚至指责涅奇金娜未能准确解释列宁的概念，夸大农民运动的作用，比列宁走得更远。F.季斯杰利迈埃尔指出，根据列宁的观点，克里米亚战争俄军失败引起的“上层”危机是革命形势的重要组成部分，这种危机在涅奇金娜那里变得无足轻重（注：德·拜劳：《农业结构与农奴的反抗：俄国1861年农奴解放的条件》，第180—181页；弗·季斯杰利迈埃尔：《社会的忧虑：对亚历山大二世统治时期俄国自由主义改革政策的保守反应， 1855 —1866 年》（F. Diestelmeier,Soziale Angst:Konservative Reaktionen auf liberale Reformpolitik in Russland unter Alexander Ⅱ，1855—1866），法兰克福1985年版，第9页。）。这些看法被其他德国学者所接受。
德国史学家指出，俄国史学家研究农民运动的薄弱环节：文献基础不够，未能对史料进行考证梳理，未能注意农村社会结构和农民法律思想，夸大农民自我意识的成熟程度，经常忽视某种“骚乱”的理由和规模，有关农民骚动分类的原则不当（注：普·沙贝尔特：《1861年俄国农业改革：问题与结果》，第108—110、121、122页；德·拜劳：《农业结构与农奴的反抗：俄国1861年农奴解放的条件》，第214、217页；弗·季斯杰利迈埃尔：《社会的忧虑：对亚历山大二世统治时期俄国自由主义改革政策的保守反应，1855—1866年》，第244页。）。
德国史学家不赞成“农民运动的革命性和资产阶级性”的观点，农民群众的意识还停留在中世纪，农民的社会理想是非常抽象的，他们信奉来世说，认为土地是上帝和沙皇的财产，上帝和沙皇拥有所有权力，幻想返回被贵族破坏的“良好的旧制度”。农民留恋过去的东西，因此，1861年改革前行政当局和地主对农民世代留传下来的宗法规范和经营方式大不敬的态度引起了农民的不满（注：普·沙贝尔特：《1861年俄国农业改革：问题与结果》，第116页； 德·拜劳：《农业结构与农奴的反抗：俄国1861年农奴解放的条件》，第215、231页。）。
拜劳认为，农民头脑充满忠君意识，力图使自己的行为符合君主的愿望和国家法律，他们倾向于用合法手段实现自己的目的。G.施拉姆认为，在克里米亚战争期间农民忠君思想体现得最鲜明，当时数十万农民加入民军，希冀通过向沙皇效忠形式，获得盼望已久的自由（注：德·拜劳：《俄国农村的改革与社会支持》，载《俄国史手册》（D.Beyrau,Reformen und soziale Beharrung in landischen Russland//Handbuch der Geschichte Russlands）第3卷，斯图加特1981年版，第27页；格·施拉姆：《俄国近代历史的发展与国家统治》（G. Schramm, Bauernschaft und Staatsgewalt in der neueren ressischen Geschichte//Gedenkschrift Martin Gohring），威斯巴登1968年版，第36页。）。
拜劳认为，俄国史学家不愿确定大规模农民运动与合法反抗间的界限，一概将其作为“政治事实”。其实这种反抗是保护利益的简单形式，不是志同道合者的有组织行为，而是对地方行政当局和地主过分滥用权力作出的反应（注：德·拜劳：《农业结构与农奴的反抗：俄国1861年农奴解放的条件》，第216—217、219—220、236页。）。
施拉姆认为，改革前几十年的种种情况并非证明“沙皇和贵族坐在火药桶上”，更不能够谈什么农民革命，只是一小部分农民愤愤不平，而穿上军装的昔日农奴在克里米亚战争期间，“忠心耿耿地为自己祖国和自己沙皇”作战（注：格·施拉姆：《俄国近代历史的发展与国家统治》，第36页。）。
德国学者认为，激进知识分子运动对专制制度威胁不大。季斯杰里迈埃尔认为，涅奇金娜明显夸大了革命民主主义力量的成熟和一致程度，明显忽视伦敦中心（赫尔岑和奥加廖夫）和彼得堡中心（车尔尼雷夫斯基）间的严重分歧，他怀疑革命“思想家”与农民群众存在某种联系。德国学者不否认农民运动对准备1861年改革的影响，但未将其视为决定性因素。A.莫里施认为，尽管“自下而上”的压力不足，但若没有农民造反，“农民不可能有效解放”。季斯杰里迈埃尔分析了沙皇和贵族在1917年崩溃前面对革命威胁万分恐慌的原因。在俄国将西方式革命作为异己来接受，但自身痛苦经验即17—18世纪农民战争很大程度上影响到社会上层的意识，起义群众的“名字”具有了魔力，“普加乔夫”一词成为农民造反的代名词。“上层”中改革拥护者竭力渲染面临爆发“农民革命”之虞，借助这张王牌敦促政府改革（注：弗·季斯杰里迈埃尔：《社会的忧虑：对亚历山大二世统治时期俄国自由主义改革政策的保守反应，1855—1866年》，第222—223、226—227、231、234、239、243、245页； 阿·莫里施：《革命前俄国的国家经济与农业政策》（A.Moritsch, Lahdwirtschaft und Agrarpolitik in Russland vor der Revolution），维也纳、科隆、格拉茨1986年版，第22页。）。
德国学者接受了俄国革命史学家关于先进知识分子的社会舆论力量的观点，力主先进知识分子意识到“奴隶制”不公正，其世界观在欧洲启蒙思想的熏陶下和国内文化空前繁荣的影响下形成，反农奴制情绪相当强烈。德国史学家强调，俄国每一个真正爱国者面对文明的和进步的欧洲无不忧虑重重。因此，解放农民拥护者的民族“荣誉感”理应得到高度评价（注：奥·莱姆堡：《东欧与苏维埃、历史与问题》（Eu Lemberg, Osteuropa und die Sowjetunion. Geschichte und Probleme），萨尔茨堡1956年版，第143页；尔·施图佩里赫：《尤里·萨马林与俄国农奴解放的开端》（R.Stupperich, Jurij Samarin und die Anfange der Bauernbefreiung in Russland），威斯巴登1969年版， 第1页； 伊·涅安德尔：《俄国历史的基本特征》（I. Neander，Russische Geschichte in Grundzgen），达姆斯塔特1988 年版， 第151页； 弗·季斯灰里迈埃尔：《社会的忧虑：对亚历山大二世统治时期俄国自由主义改革政策的保守反应，1855—1866年》，第33页；格斯特克尔：《从古至今的俄国史》（G.Stokl,Russiche Geschichte :Von den Anfagen bis zur Gegenwart），斯图加特1973年版，第537—538页。）。俄国史学家长期未将公众舆论作用作为准备改革的重要因素加以注意，只是到后来这种情况才有所改变。正如扎哈罗娃指出的，克里米亚战争后“社会精神力量的解放成为改革的前提”（注：勒·格·扎哈罗娃：《俄国专制制度、官僚和19世纪60年代改革》，第5页。）。
德国史学家充分注意到“改革家”、“干部”，即19世纪上半期“开明官僚”形成问题，俄国史学界这方面研究进展甚小。拜劳认为，不研究俄国改革前的官僚和国家机构，就很难判断经济趋势、社会运动和政府政策间的联系，1984年扎哈罗娃推出了这方面的研究力作，才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这一缺陷（注：勒·格·扎哈罗娃：《专制制度和俄国废除农奴制，1856—1861年》（Л.Г.Захарова，Самодержавие иотмена крепостного права в России，1856—1861），莫斯科1984年版。）。
德国史学家托尔克研究了19世纪上半期俄国官僚的成绩突出。他认为，19世纪50年代末新的道德高尚型的官僚形成，19世纪初亚历山大一世及其“青年朋友”，建立“拿破仑式”法制国家的拥护者对这种官僚的形成起了促进作用。但是在亚历山大一世和尼古拉一世统治时期郑重宣布的原则与现实严重冲突，尼古拉一世时的官僚旨在完善自身的愿望受到压制。因此，19世纪上半期官僚数量直线上升和专制制度变成官僚的“俘虏”有消极的，也有积极的结果（有职有权的行政当局限制了沙皇对国家事务的独断专行）。托尔克的结论是，1855年尼古拉一世死后，在官僚内部活跃起来的进步力量的成熟是未来改革的重要前提（注：托尔克：《19世纪上半期俄国官僚》（Torke H. Jo, Das russische Beamtentum in der ersten Halfte des 19 Jahrhunderts// Forschungen zur osteuropaischen Geschichte B（W））第13卷，莫斯科1967年版，第15、287页。）。
德国史学家步俄国史学家H.M.德鲁日宁、扎哈罗娃、里特瓦克的后尘，强调政府以往围绕农民问题的立法活动在准备农民改革过程中起了很大作用。1826—1854年尼古拉一世时期众多秘密委员会的工作、1837—1841年基谢略夫对国有农民的改革、1847—1848年Д.Г.比比科夫在西部诸省进行的财物清册改革，这些举措使官僚积累了经验，他们意识到解放农民势在必行（注：恩·姆·德鲁日宁：《国有农民与普·德·基谢略夫改革》（Н.М.Дружиин，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ые крестъяне и реформа П.Д.Киселева）第1卷，莫斯科1946年版，第298、627页。）。
季斯杰里迈埃尔断言，19世纪上半期，政府和社会范围内都在焦虑不安地思考着现存制度向何处去的问题。专制制度的“改革潜力”逐步扩大。这时改革前提成熟，舍此1861年改革未必能进行。莱姆堡认为，19世纪中期农业改革的思想已深入人心（注：弗·季斯杰里迈埃尔：《社会的忧虑：对亚历山大二世统治时期俄国自由主义改革政策的保守反应，1855—1866年》，第31、36页。）。
但是，所有这些因素（“农民革命”幽灵、社会舆论的力量、“开明”官僚形成、农民立法等）尚不足以使农奴制瓦解。季斯杰里迈埃尔指出，沙皇和政府无力采取“进一步行动”。俄国对内政策在谨小慎微地准备改革和顽固坚持旧立场间摇摆，是政权危机的明显征兆。德国史学家一致认为，对废除农奴制而言，需要来自外部的强大推力——俄国在克里米亚战争中失败。在俄国革命前的著作中，一般将外部因素作为改革的关键原因之一。但在十月革命后，俄国史学界长期是涅奇金娜及其追随者的观点占上风，夸大农民运动的作用，贬低克里米亚战争的意义。里特瓦克指责涅奇金娜未能正确阐释列宁的主张。列宁认为，专制制度的军事失败是解放农民的主要前提之一（注：德·盖尔：《俄国帝国主义：关于对内对外政策二难问题研究，1860—1914年》（D.Geyer, Die russische Imperismus:Studien uber den Zusammenbang von innerer und auswartiger Politik,1860—1917），哥廷根1977年版，第21页。）。德国史学家强调，战争结局证明俄国昔日极高的国际威望一落千丈，与“经历过工业革命”的先进欧洲国家相比更加相形见绌，俄国战败使其强国梦与其陈旧的工业设备间以及无限君主专制与占半数农奴人口间的矛盾更加突出。奥别伦杰尔认为，从彼得一世到1917年革命前的历次改革一直为富国强兵而疲于奔命（注：德·盖尔：《俄国帝国主义：关于对内对外政策二难问题研究，1860—1914年》，第21、31页。）。
从根本上修改农民立法取决于调整国家财政的迫切需要。行政当局和农业社会的关系一直非常简单，行政当局出于财政需要一直将“夺取”剩余产品视为首要任务。拜劳认为，直到19世纪中期，国家机关基本上靠追缴赋税来保障物质需求。在社会经济落后的条件下，惟有靠严厉调整社会关系和控制资源方能实施强国政策。但是农民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的支付能力和商品化水平低而与国家财政需要相去甚远。农业经济的粗放性质影响到国家机构职能，这种职能对于镇压而言显得相当强大，对于效率而言又过于软弱。拜劳强调，置俄国于崩溃边缘的克里米亚战争证明了这一点，而借助于传统官僚手段不可能在短时间内寻求新的财源和更合理利用旧财源。沙贝尔特强调俄国财政窘况，他指出，1861年改革过程中，财政问题常常压倒社会政治问题（注：普·沙贝尔特：《1861年俄国农业改革：问题与结果》，第49页。）。拜劳认为，领地贵族与政府争夺农民剩余产品份额的角逐愈益激烈，而在改革实施过程中国家在这方面占了上风（注：德·拜劳：《农业结构与农奴的反抗：俄国1861年农奴解放的条件》，第235页。）。
俄国革命前的史学家充分注意到解放农民过程中财政因素的作用。и.и.佩特隆科维奇认为政府着手改革与其说是为解决某种最艰巨的社会政治问题，不如说是为解决克里米亚战争失败所面临的政治和财政问题。对通过废除农奴制决议而言，“可怕的财政困境”起到了重要作用（注：伊·伊·佩特隆科维奇：《论农业问题》（И.И.Петрункевич，К аграрному вопросу），莫斯科1905年版，第16页。）。遗憾的是，十月革命后，俄国史学家对这样一个重要问题，研究得相当薄弱。
德国史学家K.冯肯提出了有价值的观点，他认为，19世纪中期是俄国历史上异常重要的时期，19世纪初在拿破仑征服面前屈服的普鲁士为保持独立和国家制度，被迫步入自由主义改革之路。而获胜的俄国在欧洲的影响明显加强，获得了在随后若干年稳定封建农奴制度的条件，只是在克里米亚战争后，专制制度无法拖延，亚历山大二世才宣布改革（注：克·冯肯：《十月革命的先决经济条件——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K. Funken, Die konomischen voraussetzungen derOktoberrevolution.Zur Entwicklung des kapitalismus in Russland），法兰克福、苏黎世1976年版，第45页。）。
应当承认，德国学者的批评是实事求是的。俄国一些史学家对俄国封建危机的传统解释提出了修正意见，这方面的研究成果，尤其是得到了德国学者首肯的里特瓦克的专著《1861 年改革中的俄国农村——1861—1895年中部黑土区》（注：德国同行认为，该书对俄国史学界具有“革命性”的意义。），使德国史学家的结论得到了印证。
如何认识俄国封建制度问题，一些俄国学者提出了新的见解。в. г.赫罗斯认为，1861年改革前封建形态机遇已尽这一广为流行的观点言过其实，19世纪上半期俄国并没有全面的封建危机，尤其没有农业生产危机。н.я.埃杰里曼确信即使农奴制再继续50—70年，虽然阻碍经济发展，但也不能导致全面饥荒，须知农奴经济多数是中农。C.B.米洛年科认为，若没有19世纪50年代特殊的政治局势，那么农奴制还会存在数十年（注：夫·格·赫罗斯：《1783—1883年的俄国革命传统》（В.Г.хорос，Революционная традиця в России：1783—1883гг.），莫斯科1986年版，第35页；恩·格·埃杰里曼：《俄国所谓的自上而下的革命》（Н.Я.Эйделъман，“Революция сверху” в России），莫斯科1989年版，第107页。）。里特瓦克认为，对改革前的俄国农奴制而言，有关农村社会分化、对农民剥削加重、农民经济蜕化的观点是不正确的。事实上，封建体制仍在按老样子运行。
德国学者对列宁有关1859—1861年革命形势的提法的评价值得注意。一方面，列宁提到自发农民造反异常软弱、无意识、分散，是微不足道的革命运动，19世纪中期“被剥削群众中”缺乏革命阶级，列宁在总的方面令人信服地确定了改革的基本前提，克里米亚战争俄军失败被放在首位，财政危机放在第二位，农民运动放在第三位；另一方面，列宁声称废除农奴制是革命斗争的副产品，而19世纪50—60年代之交是革命的形势，这后一种提法被很多俄国史学家作了片面解释，农民运动和革命民主主义运动被明显夸大。里特瓦克认为，仅仅用自下而上的革命这一假说来评价改革是空洞的说教。因为在缺乏最重要的主观因素，即缺乏有意识地和坚决地与资产阶级搏斗的革命阶级的条件下，不可能进行自下而上的革命（注：勃·格·里特瓦克：《俄国1861年改革：改革的选择为何未能实施》（Б.Г.Литвак， Переворот 1861года в России：почему не реализоваласъ реформаторская альтернатива），莫斯科1991年版，第277页。）。
德国史学家批评俄国史学家忽视外部因素也是正确的。世界市场对俄国民族经济产生了进步性影响，俄国被卷入全欧资本主义体系，加速了封建主义的瓦解。
德国史学家对社会舆论力量，建立废除农奴制的法律基础，“开明”官僚阶层形成，行政体系、军队改革的必要性等问题的研究也具有积极意义。80年代以后俄国史学界开始注重分析这些问题，扎哈罗娃的著作具有代表性。
应该赞同德国学者提出的俄国缺乏欧式资产阶级农业近代化前提的观点，1861年废除农奴制仅就目的而言是资产阶级改革，它不是因工农业中资产阶级迅速发展所引发的，而是世界资本主义发展的外部因素所使然。19世纪中期先进西方国家的优势迫使俄国专制制度采取加速近代化的方针。^
【专 题 号】K5
【复印期号】2001年01期
【原文出处】《世界历史》(京)2000年04期第92～106页
【作者简介】张广翔，吉林大学东北亚研究院俄罗斯研究所教授。
一
德国学者对俄国史学界关于废除农权制前提条件的旧说提出疑问，认为这种观点是从列宁的理论引伸来的。他们将其观点归纳如下：因封建制度内部资产阶级发展趋势加强所导致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冲突是农奴制衰退的根源；1859—1861年间革命形势是改革前几十年封建主义危机加深的集中体现，农民运动和革命民主力量蓬勃发展加强了政府危机，政府被迫走上了废除农奴制的道路（注：《俄国从封建主义向资本主义的过渡：全苏讨论会资料》（Переход от феодапизма к капитализму в России：Материалы всесоюзной дискуссии），莫斯科1969年版，第81页。）。
俄国史学家н.Л.鲁宾斯坦因、и.д.科瓦里钦科、В.А.费多罗夫等人认为，农业卷入商品生产，自然经济变为商品货币关系，变为资本主义初级形式的小商品生产，是改革前农村社会经济发展的决定性趋势和封建农奴制关系瓦解的基本标志。他们提出，出口粮食增加和播种面积扩大是这一进程的直接后果（注：恩·勒·鲁宾斯坦因：《18世纪下半期俄国农业》（Н.Л.Рубинщтейн，Селъское хозяйство России во второй половине хⅢ в.），莫斯科1957年版，第318、424、425页；伊·德·科瓦里钦科：《19世纪上半期俄国农奴农民》（Н.Д.ковальченко，Русское крепостное крестъянство в первой половине хⅨ в.），莫斯科1967年版，第12、13、79、92、324页；夫·阿·费多罗夫：《18世纪末－19世纪上半期俄国中部工业区的地主农民》（B.A.федоров，Помещичьи крестьяне центрально－промышленного района России конца хⅧ－первой половины в.），莫斯科1974年版，第80页。）。
但是，并非所有俄国史学家都赞成上述观点。B.K.亚宗斯基强调，俄国存在商品生产远不是资本主义的标志。在封建主义制度下商品生产规模受到极大限制，而农业基本上保持自然经济的性质，商品生产程度很低。п.г.雷恩德久斯基认为，只有农民自愿出卖多余的产品，才能将此视为自然经济转变为商品经济，因为这种情况下的出卖目的是获得利润。相反，为支付代役租和缴纳赋税而被迫出卖产品则反映出农村生产力状况不佳。A.M.安菲莫夫也认为，农民经济与市场联系的扩大是由于以货币租形式出现的封建义务增加，抑或由于小商品生产发展的结果（注：阿·姆·安菲莫夫：《论改革后俄国农业中的小商品生产》（А.М.Анфимов，О мелком товарном производстве в селъском хозяйстве пореформенной России），载[苏]《苏联历史》（Вопросы нстории）1963年第2期，第160页；普格·雷恩德久斯基：《研究19世纪俄国小商品经济成分的若干问题》（П.Г.РындзюнскийВопросыизучениямелкотоварного уклада в России хⅨ в.），载[苏]《苏联历史》1963年第4期，第98页。）。因此，必须将资本主义商品生产与封建主义商品生产加以区别。
德国学者对俄国农奴制改革前的“农业资本主义”概念持批评态度。他们认为，仅仅依据在市场上出售农产品的事实而得出存在市场生产的结论是靠不住的。其根据是：为外运粮食发展稳定贸易联系的可能性极小，道路不畅，运费昂贵，商品保存方法不善，且因自然灾害粮食经常欠收，粮价因季节和地区波动悬殊，所有这一切使农民经商面临重重风险，挣钱殊为不易。
德国史学家D.拜劳认为，地主和农民经济结构使俄国农业近代化受阻，支配无偿劳动力的贵族对自己领地经济集约化不感兴趣，因为这种集约化需要投入大量资金，需要使用雇佣劳动、组织监督等。拜劳在涉及农民经济状况时指出，使农民失去首创精神的村社土地利用和定期土地重分的平均主义原则具有消极影响。他断言地主和农民经济心理毫无二致，二者均将各自经济视为“家庭”经济，即生产和消费密不可分。地主经济和农民经济按其性质而言是“相对自给自足的单位”（注：德·拜劳：《农业结构与农奴的反抗：俄国1861年农奴解放的条件》（D.Beyran,Agrarstruktur-und Bauernprotest: Zu den Bedingungen der ressischen Bauernbefreiung von 1861），载[德]《社会与经济史季刊》（Vierteljahrschrift fr Sozial-und Wirtschaftsgeschichte.1977.Bd.）1977年第64卷，第189—203页。）。因此，靠证明农业经济中存在活跃因素和用面向市场的农业经济的影响来解释废除农奴制是站不住脚的。拜劳指责俄国史学家过分热衷于“资本主义因素的萌芽”，而轻视前资本主义和前工业化的发展。拜劳与民粹派思想家有很多相似之处，民粹派认为，19世纪上半期俄国国民经济是无数独立经济单位的总和。
俄国史学家п.A.扎昂契科夫斯基、科瓦里钦科、费多罗夫、鲁宾斯坦因等人认为，19世纪上半期对农民剥削的加强是商品货币关系发展和封建主义危机的结果。具体表现在地主播种面积扩大，农民失去土地的速度加快，代役租增加，结果农民物质状况恶化，劳动生产率和粮食产量下降。俄国革命前的史学家A.拉西茨基、B.O.克留切夫斯基等人也持类似观点（注：普·阿·扎昂契科夫斯基：《1861年改革的实施》（А.П.Зайончковский，Проведение в жизнь крестьянской реформы 1861 г.），莫斯科1958年版，第137、425页；科瓦里钦科：《19 世纪上半期俄国农奴农民》，第154、155、259—263、299—329页；鲁宾斯坦因：《18世纪下半期俄国农业》，第166页；费多罗夫：《18世纪末－19 世纪上半期俄国中部工业区的地主农民》，第233、249页；阿·拉西茨基：《农奴制衰退时期的经济关系》（А.Лосицкий，хозяйственные отношения при падении крепостного права），载[俄]《教育》（Образование）1906年第11期，第199页； 夫·奥克留切夫斯基：《俄国史教程》（В.О.Ключевский，Курс русской истории）第5卷，莫斯科1958年版，第187页。）。德国史学家对这种观点持异议态度。
一些俄国史学家不同意对农民封建剥削加强的观点。в.г.里特瓦克证实，“农民失去土地的原因必须从改革本身，而不是在改革之外寻找”。在劳役制经济中份地平均标准有其客观界限：份地下限不取决于地主意志，而取决于简单再生产的下限；而份地的上限，除地主的意志外，不取决于农民的意愿，而取决于农民劳动生产率提高的可能性。至于涉及代役租剥削加强，只是指农民手工业活动可能性增加的地方才有这种现象，而农民手工业活动受限制的地方，代役租增加的可能性也受到限制。因此，不是地主的主观愿望，而是农民经济状况最终决定地主所认可的剥削的合理形式。雷恩德久斯基得出农民生产发展远远超过封建义务增加的结论，这就推翻了改革前几十年关于农奴人口贫困者激增的观点。他还认为，封建主不需要经济上向下滑的农民，这样的农民对封建主是负担（注：勃·格·里特瓦克：《论实施1861年改革的某些争议问题》（В.Г.Литвак，О некоторых спорных вопросах реализации реформы 1861 г.），载[苏]《历史论丛》（Исторические записки）1961年第68卷，第115页；普·格·雷恩德久斯基：《1850—1880年俄国资本主义制度确立》（П.Г.Рындзюнский，Утверждение капитализма в России，1850—1880 г.），莫斯科1998年版，第49、57、73页。）
德国史学家欣然接受了这种看法。拜劳怀疑在自然经济占统治地位的条件下，存在剥削加强的可能性，因为农奴制经济运转应以分给农民养活其家庭自身和履行对地主与国家义务的足够土地为前提。在家庭劳动人手和为其提供份地数量间存在着一定平衡，在村社范围内份地规模靠经常的土地重分加以调节。拜劳指出，地主对自己“家奴”足够的土地保证和保持其经济活力异常关注。P.沙贝尔特认为，土地所有者力图扶持农民，表现在免除贫弱家庭的劳役租和代役租，向其借钱借粮。拜劳强调，农民的普遍贫困和饥饿是前资本主义时期俄国的典型现象，通常不是因剥削加重，而是欠收和流行病所致。他认为农民经济中劳动生产率下降的观点不能自圆其说（注：德·拜劳：《农业结构与农奴的反抗：俄国1861年农奴解放的条件》，第185—187、193、196页；普·沙贝尔特：《1861年俄国农业改革、问题与结果（P.Scheibert, Die Tussische Agrarreform von 1861.Ihre Probleme und der Stand inrer Erforschung），科隆、维也纳1973年版，第12、21—24、33页。）。
鲁宾斯坦因、科瓦里钦科、费多罗夫、д.и.布达耶夫等人把改革前农民资产阶级分化视为农业经济中资本主义关系形成的基本标准之一（注：鲁宾斯坦因：《18世纪下半期俄国农业》，第241、421、425页；科瓦里钦科：《19世纪上半期俄国农奴农民》，第167、347—348、350、369、373页；德·伊·布达耶夫：《斯摩棱斯克省的1861年农民改革》（Д.И.ьудаев，Крестьянская реформа1861 года в Смолеской губернице），斯摩棱斯克1967年版，第52页。）。德国学者对此表示异议。一些俄国史学家N.A.布雷金、E.N.英多娃、A.A.普列奥勃拉任斯基、B.A.吉洪诺夫走得更远，认为这一过程始于17世纪（注：伊·阿·布雷金：《论改革前俄国农民资产阶级分化》（И.А.Булыгин，О капиталистическом расслоении крестъянства в России в XⅦ－XⅧ вв.），载[苏]《苏联历史》1964年第4期，第64—82页；叶·伊·英多娃、阿·阿·普列奥勃拉任斯基、夫·阿·吉洪诺夫：《17—18世纪俄国农民资产阶级分化》（Е.И.Индова、А.А.Преображенский，Вуржуазное расслоение крестъянства в России вXⅦ－ XⅧ вв.），载[苏]《苏联历史》1962年第3期，第80—105页。）。
而俄国史学家亚宗斯基、里特瓦克、雷恩德久斯基对这些观点提出疑议。亚宗斯基警告说，这很可能将封建主义之下的农民中通常的经济不平等和资产阶级分化混为一谈，而后者从根本上改变了农村人口的社会结构。里特瓦克指出，19世纪上半期农村中间阶层稳定，处在两极的农民数量不大，只是改革后由来已久的财产分化不可逆转地变为资产阶级分化。雷恩德久斯基描述了西部诸省的状况（西部诸省经济最为发达），强调这里正在进行的“严格阶层划分”，未失去其封建时代固有的特点，未导致生产关系的根本改变。B.H.米罗诺夫也认为，到1861年改革前丧失土地的农民数量不大（注：夫·克·亚宗斯基：《18—19世纪俄国社会经济史》（В.К.Яцунский，Социально－зкономическая история России XⅧ－XⅨ вв.），莫斯科1973年版，第270—274、288页；鲍·恩·米罗诺夫：《18世纪40年代－19世纪60年代俄国城市》（Б.Н.Миронов，Русский город в 1740—1840 годы），列宁格勒1990年版，第227页。）。
德国史学家沙贝尔特不同意科瓦里钦科、鲁宾斯坦因等人的观点。他认为，富裕的和贫穷的农民一直存在。受到诸如欠收、流行病、失去亲人、畜牧业倒毙这些因素的影响，昨天的富裕者一夜之间可能变成穷光蛋。在连环保条件下，村社关心其成员的福利和支付能力起了很大作用，这促使村社对陷入困境的成员予以物质帮助（注：普·沙贝尔特：《1861年俄国农业改革、问题和结果》，第19—20、24、33、34页。）。
德国学者不同意俄国史学界普遍接受的观点，即与地主经济相比，农民经济在集约化生产、全俄农业市场和农村资本主义发展方面起到了进步的和主导作用。这种观点的依据是，农民生产了农产品的绝大部分，是商品粮的基本提供者，且劳动生产率高（注：恩·勒·鲁宾斯坦因：《18世纪下半期俄国农业》，第172、174、267、425页；伊·德·科瓦里钦科：《19世纪上半期俄国农奴农民》，第382—384页；勃·格·里特瓦克：《论中部黑土区改革前农村商品货币关系的推广程度》（Б.Г.Литвак，О степени распространения товарно－денежных отношений в предреформенной деревне Черноземно－центра），莫斯科1971年版，第52—68页。）。
拜劳将这种观点称为最可怕的俄国假说之一，将农奴制农村的农民经济与领地经济割裂开来便是这种后果。他认为，不能将农民经济和地主经济作为“各自独立的经济单位”来评价，因为农奴制植根于劳动力保证和地主与国家攫取农民剩余产品之上（注：德·拜劳：《农业结构与农奴的反抗：俄国1861年农奴解放的条件》，第190、194、197—198页。）。
俄国史学家ц.и.布达耶夫、科瓦里钦科、с.я.鲍罗沃伊认为，地主欠国家贷款机构的大量债务是封建主义危机的明显征兆，这种观点几成定论（注：德·伊·布达耶夫：《斯摩棱斯克省的1861年改革》，第47页；伊·德·科瓦里钦科：《19世纪上半期梁赞省和唐波夫省的农民与农奴经济》（И.Д.Ковальченко，Крестьяне и крепостное хозяйстворязанской Рязаской и Тамбовской губерннй в первой лоловине ⅩⅨ в.），莫斯科1959年版，第135页；斯·亚·鲍罗沃伊：《俄国的贷款和银行， 17世纪中期－1861年》（С.Я.Боровой，Кредит и банки вРоссии середина ⅩⅦ－1861г.），莫斯科1958年版，第206页。）。只有里特瓦克对此提出异议，他认为，地主为获得优惠条件下的贷款而利用自己的特权是欠债的基本原因。有趣的是，负债最多的是卷入商品货币关系最深的实行代役制的领地，而非落后的劳役制经济。贵族土地所有者将获得的长期优惠贷款再存入银行而轻易致富，因为银行的一般贴现率高。俄国银行存款额居欧洲首位，而地主是主要存款人（注：勃·格·里特瓦克：《1861年改革中的俄国农村：1861—1895年的中部黑土区》，第379—384页。）。
德国史学家F.季斯克里迈约尔赞成里特瓦克的观点，他强调，借款多寡首先证明地主为维持数十年形成的一定生活水平而需要现金，而丝毫不能证明领地的收入。土地所有者的目的不是为了保留债务，而是寻求新的财源。国家贷款政策因其过于宽泛和对合理使用发放贷款疏于管理而正中地主下怀，这种贷款被形容成“政治津贴”。
德国史学家不赞成关于农奴手工工场衰落和工业转变与封建农奴制危机密切相关的观点。多数俄国史学家赞成亚宗斯基提出的19世纪30—80年代的俄国工业转变的上下限。雷恩德久斯基持另外一种观点，他认为，1861年改革是工业转变的开端，理由是世界历史证明，工业革命惟有在封建体系崩溃之后才能开始。他提出工业转变必须以资本主义社会阶级完全形成为前提。19世纪俄国仍是农业国（注：普·阿·扎昂契科夫斯基：《1861年农民改革的实施》，第7页； 伊·德·科瓦里钦科：《19世纪上半期俄国农奴农民》，第380页； 普·格·雷恩德久斯基：《1850—1880年俄国资本主义制度的确立》，第4、23、27、48、187—188页。）。1990年，A.M.索洛维约娃推出《19世纪俄国工业革命》一书（注：阿·姆·索洛维约娃：《19世纪俄国工业革命》（А.М.Соловьева，Промышлснная революциявРоссии в X Ⅸ в.），莫斯科1990年版，第268页。）。该书认为俄国工业革命始于19世纪50年代，而于80年代完成。这种观点愈益受到接受。工业革命上限的争论告一段落。
德国史学家对俄国史学家提出的工业经济动摇封建主义基础的观点持怀疑态度。拜劳指出，俄国工业生产规模小且残缺不全，手工业和工业是农业的补充，因此，将工业中建立新的生产力视为农奴制衰落的重要原因未必恰当。E.奥别伦杰尔指出，尽管俄国19世纪上半期工业生产取得了一定成绩，但仍缺乏工业革命的基础（注：德·拜劳：《农业结构与农奴的反抗：俄国1861年农奴解放的条件》，第206—212、235页；埃·奥别伦杰尔：《保罗—世至克里米亚战争的俄国（1796—1855年）（E.Oberlander,Russland von Paul 1 bis zum Krimkrig1796—1855//Handbuch der europaischen Geschte）第5卷，斯图加特1981年版，第657页。）。
德国史学家对列宁提出的1859—1861年革命形势的概念和M.B.涅奇金娜对这种概念的解释极为反感。涅奇金娜依据列宁的改革是革命斗争的副产品的主张断言，农民运动是封建主义危机的鲜明反映，农民运动导致“上层”危机，因而最终废除了农奴制。科瓦里钦科、雷恩德久斯基、费多罗夫等人承认农民运动自发性、分散性和局部性、愚昧无知、闭塞性、不问政治、相信好沙皇，同时强调旨在彻底取消地主土地所有制和封建义务的农民运动的反封建性和资产阶级性质（注：姆·夫·涅奇金娜：《1861年改革是革命斗争的副产品》（М.В.Нечкина，Реформа 1861 года как побочный продукт революционной борьбы//Р еволюцнонная ситуация в России в 1859—1861гг.）第2卷，莫斯科1962年版，第7—17页；伊·德· 科瓦里钦科：《19世纪上半期梁赞省和唐波夫省农民和农奴经济》， 第238—261页；普·格·雷德久斯基：《列宁论1861年改革：概念的发展》（П.Г.Рындзюнский，В.И.Ленин о реформе 1861 г:Развитии концепции——Проблемы истории обшественного движения и историографии），莫斯科1971年版，第365—378页；夫·阿·费多罗夫：《1861—1863年农民运动口号》（Лозунки крестъянской борьбыв 1861—1863гг.）第3卷，莫斯科1963年版，第237—258页。）。值得注意的是，在俄国革命前的著作中，农民运动仅被视为改革原因之一，而严重怀疑农民的“革命性”（注：阿·阿·卡乌夫曼：《俄国的农业问题》（А.А.Кауфман，Аграрный вопрос в России）第一部分，莫斯科1908年版，第12页；普·恩·米留科夫：《俄国文化史纲》（П.Н.Миюков，Очерки по истории русской культуры），彼得堡1909年版，第272页； 勃·德·勃鲁茨库斯：《农业问题和农业政策》（В.Д.Вруцкус，Аграрный вопрос и аграрная политика），彼得格勒1922年版，第33页。）。
俄国史学家安菲莫夫、扎昂契科夫斯基、里特瓦克、M.A.拉赫马图林对从近代化角度评价农民运动持批评态度。安菲莫夫认为，将改革原因仅归结为农村“无序状态”是歪曲现实的“解释”，他指出农民不反对国家，而是反对某个地主，农民的理想并非取消封建地产，而是不用赎金获得个人自由和份地。里特瓦克强调由于在数千万农民中参加农村风潮比重不大，因而得出19世纪上半期农民运动未对专制制度构 成威胁的结论。л.г.扎哈罗娃持有类似观点（注：阿·梅·安菲莫夫：《19世纪下半期俄国的农民运动》（А.М.Анфимов，Крестьянское движение в России во второй половине ⅩⅨв.），载[苏]《历史问题》1973 年第5期，第15—31页；普·阿·扎昂契科夫斯基：《俄国农奴制的废除》，第42页；勃·格·里特瓦克：《1775—1904年俄国农民运动：历史和史料分析方法》（Б.Г.Литвак，Крестьянское движение в России в 1775—1904гг:история п методика изучения источников），莫斯科1989年版；勒·格·扎哈罗娃：《俄国专制制度、官僚和19世纪60年代改革》（Л.Г.Захарова，Самодержавие，бюрократия и реформы 60-х годов ⅩⅨв.в России），载[苏]《历史问题》1989年第10期，第8页。）。
俄国史学家尽管一致承认列宁有关革命形势的概念是正确的，但围绕如何解释这种概念仍有分歧。德国史学家全面否定这种概念，认为涅奇金娜提出的农村大量骚动对政府有关农民问题的政策产生决定性影响的观点是站不住脚的。拜劳甚至指责涅奇金娜未能准确解释列宁的概念，夸大农民运动的作用，比列宁走得更远。F.季斯杰利迈埃尔指出，根据列宁的观点，克里米亚战争俄军失败引起的“上层”危机是革命形势的重要组成部分，这种危机在涅奇金娜那里变得无足轻重（注：德·拜劳：《农业结构与农奴的反抗：俄国1861年农奴解放的条件》，第180—181页；弗·季斯杰利迈埃尔：《社会的忧虑：对亚历山大二世统治时期俄国自由主义改革政策的保守反应， 1855 —1866 年》（F. Diestelmeier,Soziale Angst:Konservative Reaktionen auf liberale Reformpolitik in Russland unter Alexander Ⅱ，1855—1866），法兰克福1985年版，第9页。）。这些看法被其他德国学者所接受。
德国史学家指出，俄国史学家研究农民运动的薄弱环节：文献基础不够，未能对史料进行考证梳理，未能注意农村社会结构和农民法律思想，夸大农民自我意识的成熟程度，经常忽视某种“骚乱”的理由和规模，有关农民骚动分类的原则不当（注：普·沙贝尔特：《1861年俄国农业改革：问题与结果》，第108—110、121、122页；德·拜劳：《农业结构与农奴的反抗：俄国1861年农奴解放的条件》，第214、217页；弗·季斯杰利迈埃尔：《社会的忧虑：对亚历山大二世统治时期俄国自由主义改革政策的保守反应，1855—1866年》，第244页。）。
德国史学家不赞成“农民运动的革命性和资产阶级性”的观点，农民群众的意识还停留在中世纪，农民的社会理想是非常抽象的，他们信奉来世说，认为土地是上帝和沙皇的财产，上帝和沙皇拥有所有权力，幻想返回被贵族破坏的“良好的旧制度”。农民留恋过去的东西，因此，1861年改革前行政当局和地主对农民世代留传下来的宗法规范和经营方式大不敬的态度引起了农民的不满（注：普·沙贝尔特：《1861年俄国农业改革：问题与结果》，第116页； 德·拜劳：《农业结构与农奴的反抗：俄国1861年农奴解放的条件》，第215、231页。）。
拜劳认为，农民头脑充满忠君意识，力图使自己的行为符合君主的愿望和国家法律，他们倾向于用合法手段实现自己的目的。G.施拉姆认为，在克里米亚战争期间农民忠君思想体现得最鲜明，当时数十万农民加入民军，希冀通过向沙皇效忠形式，获得盼望已久的自由（注：德·拜劳：《俄国农村的改革与社会支持》，载《俄国史手册》（D.Beyrau,Reformen und soziale Beharrung in landischen Russland//Handbuch der Geschichte Russlands）第3卷，斯图加特1981年版，第27页；格·施拉姆：《俄国近代历史的发展与国家统治》（G. Schramm, Bauernschaft und Staatsgewalt in der neueren ressischen Geschichte//Gedenkschrift Martin Gohring），威斯巴登1968年版，第36页。）。
拜劳认为，俄国史学家不愿确定大规模农民运动与合法反抗间的界限，一概将其作为“政治事实”。其实这种反抗是保护利益的简单形式，不是志同道合者的有组织行为，而是对地方行政当局和地主过分滥用权力作出的反应（注：德·拜劳：《农业结构与农奴的反抗：俄国1861年农奴解放的条件》，第216—217、219—220、236页。）。
施拉姆认为，改革前几十年的种种情况并非证明“沙皇和贵族坐在火药桶上”，更不能够谈什么农民革命，只是一小部分农民愤愤不平，而穿上军装的昔日农奴在克里米亚战争期间，“忠心耿耿地为自己祖国和自己沙皇”作战（注：格·施拉姆：《俄国近代历史的发展与国家统治》，第36页。）。
德国学者认为，激进知识分子运动对专制制度威胁不大。季斯杰里迈埃尔认为，涅奇金娜明显夸大了革命民主主义力量的成熟和一致程度，明显忽视伦敦中心（赫尔岑和奥加廖夫）和彼得堡中心（车尔尼雷夫斯基）间的严重分歧，他怀疑革命“思想家”与农民群众存在某种联系。德国学者不否认农民运动对准备1861年改革的影响，但未将其视为决定性因素。A.莫里施认为，尽管“自下而上”的压力不足，但若没有农民造反，“农民不可能有效解放”。季斯杰里迈埃尔分析了沙皇和贵族在1917年崩溃前面对革命威胁万分恐慌的原因。在俄国将西方式革命作为异己来接受，但自身痛苦经验即17—18世纪农民战争很大程度上影响到社会上层的意识，起义群众的“名字”具有了魔力，“普加乔夫”一词成为农民造反的代名词。“上层”中改革拥护者竭力渲染面临爆发“农民革命”之虞，借助这张王牌敦促政府改革（注：弗·季斯杰里迈埃尔：《社会的忧虑：对亚历山大二世统治时期俄国自由主义改革政策的保守反应，1855—1866年》，第222—223、226—227、231、234、239、243、245页； 阿·莫里施：《革命前俄国的国家经济与农业政策》（A.Moritsch, Lahdwirtschaft und Agrarpolitik in Russland vor der Revolution），维也纳、科隆、格拉茨1986年版，第22页。）。
德国学者接受了俄国革命史学家关于先进知识分子的社会舆论力量的观点，力主先进知识分子意识到“奴隶制”不公正，其世界观在欧洲启蒙思想的熏陶下和国内文化空前繁荣的影响下形成，反农奴制情绪相当强烈。德国史学家强调，俄国每一个真正爱国者面对文明的和进步的欧洲无不忧虑重重。因此，解放农民拥护者的民族“荣誉感”理应得到高度评价（注：奥·莱姆堡：《东欧与苏维埃、历史与问题》（Eu Lemberg, Osteuropa und die Sowjetunion. Geschichte und Probleme），萨尔茨堡1956年版，第143页；尔·施图佩里赫：《尤里·萨马林与俄国农奴解放的开端》（R.Stupperich, Jurij Samarin und die Anfange der Bauernbefreiung in Russland），威斯巴登1969年版， 第1页； 伊·涅安德尔：《俄国历史的基本特征》（I. Neander，Russische Geschichte in Grundzgen），达姆斯塔特1988 年版， 第151页； 弗·季斯灰里迈埃尔：《社会的忧虑：对亚历山大二世统治时期俄国自由主义改革政策的保守反应，1855—1866年》，第33页；格斯特克尔：《从古至今的俄国史》（G.Stokl,Russiche Geschichte :Von den Anfagen bis zur Gegenwart），斯图加特1973年版，第537—538页。）。俄国史学家长期未将公众舆论作用作为准备改革的重要因素加以注意，只是到后来这种情况才有所改变。正如扎哈罗娃指出的，克里米亚战争后“社会精神力量的解放成为改革的前提”（注：勒·格·扎哈罗娃：《俄国专制制度、官僚和19世纪60年代改革》，第5页。）。
德国史学家充分注意到“改革家”、“干部”，即19世纪上半期“开明官僚”形成问题，俄国史学界这方面研究进展甚小。拜劳认为，不研究俄国改革前的官僚和国家机构，就很难判断经济趋势、社会运动和政府政策间的联系，1984年扎哈罗娃推出了这方面的研究力作，才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这一缺陷（注：勒·格·扎哈罗娃：《专制制度和俄国废除农奴制，1856—1861年》（Л.Г.Захарова，Самодержавие иотмена крепостного права в России，1856—1861），莫斯科1984年版。）。
德国史学家托尔克研究了19世纪上半期俄国官僚的成绩突出。他认为，19世纪50年代末新的道德高尚型的官僚形成，19世纪初亚历山大一世及其“青年朋友”，建立“拿破仑式”法制国家的拥护者对这种官僚的形成起了促进作用。但是在亚历山大一世和尼古拉一世统治时期郑重宣布的原则与现实严重冲突，尼古拉一世时的官僚旨在完善自身的愿望受到压制。因此，19世纪上半期官僚数量直线上升和专制制度变成官僚的“俘虏”有消极的，也有积极的结果（有职有权的行政当局限制了沙皇对国家事务的独断专行）。托尔克的结论是，1855年尼古拉一世死后，在官僚内部活跃起来的进步力量的成熟是未来改革的重要前提（注：托尔克：《19世纪上半期俄国官僚》（Torke H. Jo, Das russische Beamtentum in der ersten Halfte des 19 Jahrhunderts// Forschungen zur osteuropaischen Geschichte B（W））第13卷，莫斯科1967年版，第15、287页。）。
德国史学家步俄国史学家H.M.德鲁日宁、扎哈罗娃、里特瓦克的后尘，强调政府以往围绕农民问题的立法活动在准备农民改革过程中起了很大作用。1826—1854年尼古拉一世时期众多秘密委员会的工作、1837—1841年基谢略夫对国有农民的改革、1847—1848年Д.Г.比比科夫在西部诸省进行的财物清册改革，这些举措使官僚积累了经验，他们意识到解放农民势在必行（注：恩·姆·德鲁日宁：《国有农民与普·德·基谢略夫改革》（Н.М.Дружиин，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ые крестъяне и реформа П.Д.Киселева）第1卷，莫斯科1946年版，第298、627页。）。
季斯杰里迈埃尔断言，19世纪上半期，政府和社会范围内都在焦虑不安地思考着现存制度向何处去的问题。专制制度的“改革潜力”逐步扩大。这时改革前提成熟，舍此1861年改革未必能进行。莱姆堡认为，19世纪中期农业改革的思想已深入人心（注：弗·季斯杰里迈埃尔：《社会的忧虑：对亚历山大二世统治时期俄国自由主义改革政策的保守反应，1855—1866年》，第31、36页。）。
但是，所有这些因素（“农民革命”幽灵、社会舆论的力量、“开明”官僚形成、农民立法等）尚不足以使农奴制瓦解。季斯杰里迈埃尔指出，沙皇和政府无力采取“进一步行动”。俄国对内政策在谨小慎微地准备改革和顽固坚持旧立场间摇摆，是政权危机的明显征兆。德国史学家一致认为，对废除农奴制而言，需要来自外部的强大推力——俄国在克里米亚战争中失败。在俄国革命前的著作中，一般将外部因素作为改革的关键原因之一。但在十月革命后，俄国史学界长期是涅奇金娜及其追随者的观点占上风，夸大农民运动的作用，贬低克里米亚战争的意义。里特瓦克指责涅奇金娜未能正确阐释列宁的主张。列宁认为，专制制度的军事失败是解放农民的主要前提之一（注：德·盖尔：《俄国帝国主义：关于对内对外政策二难问题研究，1860—1914年》（D.Geyer, Die russische Imperismus:Studien uber den Zusammenbang von innerer und auswartiger Politik,1860—1917），哥廷根1977年版，第21页。）。德国史学家强调，战争结局证明俄国昔日极高的国际威望一落千丈，与“经历过工业革命”的先进欧洲国家相比更加相形见绌，俄国战败使其强国梦与其陈旧的工业设备间以及无限君主专制与占半数农奴人口间的矛盾更加突出。奥别伦杰尔认为，从彼得一世到1917年革命前的历次改革一直为富国强兵而疲于奔命（注：德·盖尔：《俄国帝国主义：关于对内对外政策二难问题研究，1860—1914年》，第21、31页。）。
从根本上修改农民立法取决于调整国家财政的迫切需要。行政当局和农业社会的关系一直非常简单，行政当局出于财政需要一直将“夺取”剩余产品视为首要任务。拜劳认为，直到19世纪中期，国家机关基本上靠追缴赋税来保障物质需求。在社会经济落后的条件下，惟有靠严厉调整社会关系和控制资源方能实施强国政策。但是农民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的支付能力和商品化水平低而与国家财政需要相去甚远。农业经济的粗放性质影响到国家机构职能，这种职能对于镇压而言显得相当强大，对于效率而言又过于软弱。拜劳强调，置俄国于崩溃边缘的克里米亚战争证明了这一点，而借助于传统官僚手段不可能在短时间内寻求新的财源和更合理利用旧财源。沙贝尔特强调俄国财政窘况，他指出，1861年改革过程中，财政问题常常压倒社会政治问题（注：普·沙贝尔特：《1861年俄国农业改革：问题与结果》，第49页。）。拜劳认为，领地贵族与政府争夺农民剩余产品份额的角逐愈益激烈，而在改革实施过程中国家在这方面占了上风（注：德·拜劳：《农业结构与农奴的反抗：俄国1861年农奴解放的条件》，第235页。）。
俄国革命前的史学家充分注意到解放农民过程中财政因素的作用。и.и.佩特隆科维奇认为政府着手改革与其说是为解决某种最艰巨的社会政治问题，不如说是为解决克里米亚战争失败所面临的政治和财政问题。对通过废除农奴制决议而言，“可怕的财政困境”起到了重要作用（注：伊·伊·佩特隆科维奇：《论农业问题》（И.И.Петрункевич，К аграрному вопросу），莫斯科1905年版，第16页。）。遗憾的是，十月革命后，俄国史学家对这样一个重要问题，研究得相当薄弱。
德国史学家K.冯肯提出了有价值的观点，他认为，19世纪中期是俄国历史上异常重要的时期，19世纪初在拿破仑征服面前屈服的普鲁士为保持独立和国家制度，被迫步入自由主义改革之路。而获胜的俄国在欧洲的影响明显加强，获得了在随后若干年稳定封建农奴制度的条件，只是在克里米亚战争后，专制制度无法拖延，亚历山大二世才宣布改革（注：克·冯肯：《十月革命的先决经济条件——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K. Funken, Die konomischen voraussetzungen derOktoberrevolution.Zur Entwicklung des kapitalismus in Russland），法兰克福、苏黎世1976年版，第45页。）。
应当承认，德国学者的批评是实事求是的。俄国一些史学家对俄国封建危机的传统解释提出了修正意见，这方面的研究成果，尤其是得到了德国学者首肯的里特瓦克的专著《1861 年改革中的俄国农村——1861—1895年中部黑土区》（注：德国同行认为，该书对俄国史学界具有“革命性”的意义。），使德国史学家的结论得到了印证。
如何认识俄国封建制度问题，一些俄国学者提出了新的见解。в. г.赫罗斯认为，1861年改革前封建形态机遇已尽这一广为流行的观点言过其实，19世纪上半期俄国并没有全面的封建危机，尤其没有农业生产危机。н.я.埃杰里曼确信即使农奴制再继续50—70年，虽然阻碍经济发展，但也不能导致全面饥荒，须知农奴经济多数是中农。C.B.米洛年科认为，若没有19世纪50年代特殊的政治局势，那么农奴制还会存在数十年（注：夫·格·赫罗斯：《1783—1883年的俄国革命传统》（В.Г.хорос，Революционная традиця в России：1783—1883гг.），莫斯科1986年版，第35页；恩·格·埃杰里曼：《俄国所谓的自上而下的革命》（Н.Я.Эйделъман，“Революция сверху” в России），莫斯科1989年版，第107页。）。里特瓦克认为，对改革前的俄国农奴制而言，有关农村社会分化、对农民剥削加重、农民经济蜕化的观点是不正确的。事实上，封建体制仍在按老样子运行。
德国学者对列宁有关1859—1861年革命形势的提法的评价值得注意。一方面，列宁提到自发农民造反异常软弱、无意识、分散，是微不足道的革命运动，19世纪中期“被剥削群众中”缺乏革命阶级，列宁在总的方面令人信服地确定了改革的基本前提，克里米亚战争俄军失败被放在首位，财政危机放在第二位，农民运动放在第三位；另一方面，列宁声称废除农奴制是革命斗争的副产品，而19世纪50—60年代之交是革命的形势，这后一种提法被很多俄国史学家作了片面解释，农民运动和革命民主主义运动被明显夸大。里特瓦克认为，仅仅用自下而上的革命这一假说来评价改革是空洞的说教。因为在缺乏最重要的主观因素，即缺乏有意识地和坚决地与资产阶级搏斗的革命阶级的条件下，不可能进行自下而上的革命（注：勃·格·里特瓦克：《俄国1861年改革：改革的选择为何未能实施》（Б.Г.Литвак， Переворот 1861года в России：почему не реализоваласъ реформаторская альтернатива），莫斯科1991年版，第277页。）。
德国史学家批评俄国史学家忽视外部因素也是正确的。世界市场对俄国民族经济产生了进步性影响，俄国被卷入全欧资本主义体系，加速了封建主义的瓦解。
德国史学家对社会舆论力量，建立废除农奴制的法律基础，“开明”官僚阶层形成，行政体系、军队改革的必要性等问题的研究也具有积极意义。80年代以后俄国史学界开始注重分析这些问题，扎哈罗娃的著作具有代表性。
应该赞同德国学者提出的俄国缺乏欧式资产阶级农业近代化前提的观点，1861年废除农奴制仅就目的而言是资产阶级改革，它不是因工农业中资产阶级迅速发展所引发的，而是世界资本主义发展的外部因素所使然。19世纪中期先进西方国家的优势迫使俄国专制制度采取加速近代化的方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