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明清史 |
关于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发展的历史和逻辑研究中的几个问题
叶险明
【专题名称】世界史
【专 题 号】K5
【复印期号】2001年01期
【原文出处】《社会科学研究》(成都)2000年05期第114～121页
【作者简介】叶险明 首都师范大学政法系教授 北京 100089
【关 键 词】马克思/世界历史时代/资本主义
近年来，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及其现代意义”越来越引起学术界的关注并取得了一定的研究成果，但同时在一些方面特别是在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发展的历史和逻辑的研究方面却存在着不少值得进一步探讨的问题。我以为，在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发展的历史和逻辑的研究方面至少有三个相互联系的问题需要搞清楚：其一，马克思在19世纪70年代以前的世界历史思想是否是单线论；其二，马克思在其晚年是否提出了所谓“东方社会发展道路”说；其三，马克思在其晚年所提出的“跨越”思想是否表明他以往的历史观发生了巨大变化。
一
学术界持19世纪70年代中期以前马克思的世界历史思想是单线论观点人的主要论据是：按照马克思19世纪70年代以前的世界历史思想，全世界只有在资本主义基础上才能进入世界历史，实现世界的归一。对此，笔者难以表示同意。
1.“历史发展规律”、作为总体的世界历史发展的阶段性、各个民族或国家社会发展的阶段性。
实际上，无论是单线论还是多线论，其方法论的基本点都是相同的，即都不能正确、全面地认识和把握历史发展规律、作为总体的世界历史发展的阶段性和各个民族或国家社会历史发展的阶段性之间的区别及联系。不过，单线论和多线论在其表现形式上又是互相对立的。单线论强调各个民族或国家的社会历史都严格地按照同一的序列模式演变发展，而多线论则强调各个民族或国家社会发展阶段性间的区别。前者在方法论上把历史发展规律混同于作为总体的世界历史发展的阶段性，从而把社会历史发展的统一性简单化。而后者则在方法论上把历史发展规律混同于各个民族或国家社会发展的阶段性，从而把各个民族或国家社会历史发展的特殊性绝对化。在科学的世界历史理论看来，由于把历史发展规律混同于作为总体的世界历史发展的阶段性，单线论实际上把作为总体的世界历史发展的阶段性直接与各个民族或国家具体的社会历史发展道路等同起来；由于把历史发展规律混同于各个民族或国家社会发展的阶段性，多线论则把世界历史视为多种社会历史发展模式的简单堆积或机械相加的总和。显然，从科学的世界历史理论的角度看，这两者都是失真的。作为总体的世界历史过程既不是各个民族或国家必须严格遵循的同一的社会发展系列，也不是诸多的社会发展模式的机械相加。科学的世界历史理论在方法论上既要求人们必须从世界历史总体的发展过程去把握各个民族或国家的社会历史发展道路，又要求人们必须从各个民族或国家社会历史发展间的相互作用、相互影响（直接的或间接的、纵向的或横向的）去把握世界历史总体的发展过程。唯其如此，人们才能真正地以科学的世界历史理论为指导来考察社会历史的演变发展。19世纪40年代末至50年代初，在马克思对1848年革命经验的总结和对当时世界形势的分析中就充分印证了科学的世界历史理论的这一方法论原则的正确性。
那么，马克思的世界历史理论又是如何把握历史发展规律、作为总体的世界历史发展的阶段性和各民族或国家社会发展的阶段性之间关系的呢？历史发展规律即是由马克思（和恩格斯）所揭示的社会基本矛盾运动规律。历史发展规律与作为总体的世界历史发展的阶段性和各个民族或国家社会发展的阶段性既有联系，又有区别。历史发展规律既存在于作为整体的世界历史发展的过程中，又存在于各个民族或国家的社会历史发展的过程中，但作为整体的世界历史发展的阶段性和各个民族或国家社会发展的阶段性都不等于历史发展规律，而是历史发展规律在不同的社会空间范围内的表现形态。正因为如此，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对其所揭示的历史发展规律，用既包括作为总体的世界历史发展阶段性又包括个别民族或国家的社会发展阶段性的历史的例子来加以说明。把历史发展规律混同于作为总体的世界历史发展的阶段性，在方法论上就必然导致忽略社会历史发展的多样性；而把历史发展规律混同于各个民族或国家社会发展的阶段性，就必然导致忽略社会历史发展的统一性。
作为总体的世界历史发展阶段性与各个民族或国家的社会发展阶段性同样也不是可以相互等同的。作为历史发展规律在整个人类社会范围内的表现形态的世界历史发展的阶段性，是由各个民族或国家社会历史发展间的相互联系、相互作用（直接的或间接的、横向的或纵向的）的总和构成的，因此，与历史发展规律不同，它并不直接存在于每一个民族或国家的社会发展过程中。一般存在于个别之中，普遍寓于特殊之中，但对系统与其构成部分的关系则不能这样说。系统本身具有它的各个构成部分不可能具有的新的、整体的属性。另一方面，从历史发展规律作用的范围来看，正是由于作为总体的世界历史发展的阶段性是历史发展规律在整个人类社会范围内的表现形态，它直接表示着世界历史发展的一般过程，所以，虽然它不等同于各个民族或国家社会发展的阶段性，但却制约和影响着各个民族或国家的社会历史演变发展的性质及其总方向。正如系统的发展阶段虽然并不等于其各个组成部分的发展阶段，但却制约着它们演变发展的性质及其总方向一样。我以为，全面地认识和把握作为总体的世界历史发展阶段性与各个民族或国家的社会发展阶段性之间的关系，既有助于正确认识历史发展规律与作为总体的世界历史发展的阶段性之间的关系，也有助于正确理解历史发展规律与各个民族或国家社会发展阶段性之间的关系。因为，要正确地把握历史发展规律在某一民族或国家范围内的表现形态，就不能不考虑到该民族或国家所处的那个世界历史时代的性质及其演变发展的状况。
2.关于资本主义与世界历史时代的关系问题。
学术界有的持19世纪70年代中期以前马克思的世界历史思想是单线论观点的人质问道：试想，如果说全世界都要通过资本主义这一条道路而走向世界历史，这不是单线论，那还有什么单线论？
世界历史总是具有一定的生产方式性质的世界历史时代，在马克思的视野中，“历史向世界历史转变”首先是指历史向资本主义世界历史时代的转变。虽然这一转变过程在马克思那个时代尚未完成，但毕竟已是一种经验性的事实：资本主义大工业使“每个文明国家以及这些国家中的每一个人的需要的满足都依赖于整个世界……凡是它所渗入的地方，它就破坏了手工业和工业的一切旧阶段”（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68页。）。当然，资本主义是一种特定的国际关系体系， 其不平衡发展规律使资本主义大工业的发展不论在资本主义国家还是在全球都呈现出极不平衡的状态，但作为一种特定的国际关系体系的资本主义正是循着这条规律来吞噬整个世界的。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中进一步指出：“资产阶级，由于一切生产工具的迅速改进，由于交通的极其便利，把一切民族甚至最野蛮的民族都卷入到文明中来了……它使一切民族如果它们不想灭亡的话采用资产阶级生产方式……正像它使乡村从属于城市一样，它使未开化和半开化国家从属于文明国家，使农民的民族从属于资产阶级民族，使东方从属于西方。”（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225页。）我以为，从“历史向世界历史转变”与资本主义关系的角度看，马克思的以上论述旨在讲明这样三个相互联系的问题：其一，资本主义世界历史时代是人类整体必经的世界历史时代，各个民族和国家都要相继被卷入这个世界历史时代，而被资本主义世界历史时代所覆盖的落后国家都必然要相继地在不同的程度上发展或采用资产阶级生产方式（至于在不同的程度上发展或采用资产阶级生产方式的落后国家是否都必然会转变成为具有资本主义社会体制的国家，则属于另外一个问题）。其二，资本主义，既是一种国家社会制度，又是一种特定的国际关系体系。如果它不作为一种特定的国际关系体系而发展，那么它就不能生存下去。其三，发展的极端不平衡性，是资本主义世界历史时代和资本主义的国际关系体系结构的运行规律。现实的世界历史进程也无可辩驳地证明了马克思这方面思想的正确性。
在我看来，单线论观点的“失足”之处就在于：把资本主义同世界历史截然分开，同时又把资本主义等同于国家的资本主义社会体制。按照这种观点，只能作这样的推导：如果存在着世界历史的话，那也是不具有任何生产方式性质的世界历史。被卷入资本主义世界历史时代的落后国家都必然要受在该世界历史时代中占统治地位、并决定该世界历史时代性质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支配和影响，但这些相继在不同程度上采用资产阶级生产方式或在不同程度上受制于国际资本关系的落后国家，并非都会转变成为典型的资产阶级民族，这是由资本主义世界历史时代的结构及其演变发展规律决定的。对这方面的问题，马克思在《经济学手稿（1857—1858年）》中作了进一步的阐释。（注：关于这方面的问题，请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下册，246页。）
二
学术界持19世纪70年代中期以前马克思的世界历史思想是单线论观点的人一般都认为：“跨越”思想标志着马克思突破了他以往关于资本主义世界历史时代的思想，提出了“东方社会发展道路”说。在我看来，这一观点是不符合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发展的历史和逻辑的。
1.马克思从来没有脱离开资本主义世界历史时代的演变发展和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状况来谈“跨越”。
列宁说：1861年以后，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是这样的迅速，只用数十年的功夫就完成了欧洲某些旧国家整整几个世纪才能完成的转变。（注：《列宁全集》，中文第2版，第1卷，104页。 ）从经济必然性上看，是什么力量迫使俄国统治力量搞改革呢？对此，列宁作了明确回答：这就是把俄国拖上资本主义道路的经济发展的力量（注：《列宁全集》，中文第2版，第1卷，103页。）。1861年改革后， 虽然封建农奴制关系还大量存在，它依然阻碍着俄国生产的发展，从而俄国在经济技术上依然是一个落后国家（与西欧各国相比），但是资本主义经济还是获得了比以往更为迅速的发展。从19世纪60年代到90年代，俄国的工业产量增长速度远远超过了同期的英、法、德等西方国家。
马克思提出“跨越”思想的前后并未否认在俄国已开始了的资本主义化的过程。马克思于19世纪60年代末开始细心研究有关俄国的文献资料。例如，他对1868年在彼得堡出版的利林费尔德的《土地和自由》一书关于以前的农业关系解体的主要章节发生了浓厚的兴趣。不过，使马克思对俄国状况倾注更多关心的是由于他在1869年秋读到了瓦·瓦·别尔维的《俄国工人阶级的状况》一书。他给予该书高度的评价，认为它是继恩格斯的《英国工人阶级状况》之后最重要的社会经济研究著作（注：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2卷，421页。）。 马克思不仅在提出“跨越”思想之前没有否认俄国已开始的资本主义化的进程，而且在他提出“跨越”思想之后也同样没有否认俄国已开始的资本主义化的进程。例如，1881年底至1882年间，他利用了俄国官方公布的材料以及俄国作者的许多著作，写了一部关于俄国1861年改革和改革后的发展的札记（手稿）。该手稿对俄国资本主义发展及其给农民生活带来的灾难作了深刻的剖析（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471页。）。 由上可见，无论在提出“跨越”思想之前还是之后，马克思都明确意识到，俄国已在或正在一定的程度上采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虽然俄国农村公社的主体尚未完全解体，但已受到极大的冲击，俄国资本主义正在迅速发展。据此而论，目前学术界那种断言马克思晚年“跨越”思想是对他以前关于一切民族都注定要在不同的程度上采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思想的否定的观点，至少是不准确的。
2.马克思的“跨越”思想并非包含着“不同于西方的另一条完整的历史发展线索”，即所谓东方发展道路说。
由上可见，在马克思提出“跨越”思想的前后，资本主义在俄国已获得相当程度的发展。不过，这里问题的关键是：既然资本主义在俄国已获得了相当程度的发展，那么为何马克思还提出“跨越”思想。在我看来，马克思“跨越”思想所要解决的问题是：在资本主义世界历史时代演变发展的一定阶段上和俄国资本主义有了一定程度发展的环境中，处于解体过程中的俄国农村公社的主体是否能避免资本主义制度所带来的一切极端不幸的灾难，而成为俄国复兴的因素，成为共产主义的起点。
在马克思看来，一方面，整个俄国虽然已开始资本主义化，但其主体即农村公社的大部分尚未完全解体，而且当时俄国迅速发展起来的资本主义给俄国人民带来巨大的灾难，故激起人民的反抗，选择走社会主义发展道路成为许多革命者所追求的目标。另一方面，比起西欧国家，当时的俄国又相当落后：缺乏现代工业生产力；在全国范围内尚未形成现代化的市场经济体系，前资本主义的村社式的自然经济还占据主体地位；在全国存在着多种形式并存的经济结构。因此，马克思认为，俄国农村公社要想不通过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而获得新的历史发展起点，必须具备这样几个条件：其一，必须有俄国革命。如果革命在适当的时刻发生，如果它能把自己的一切力量集中起来以保证农村公社的自由发展，那么，农村公社就会很快地变为俄国社会复兴的因素。这里所说的革命意味着人民夺取国家政权。这样可以把主要靠农民来偿付的巨额国债，以及通过国家（仍然靠农民）交给转化为资本家的“社会新栋梁”的其他巨款，都用于进一步发展农村公社。其二，吸取资本主义制度所取得的一切肯定的成果。生存在现代的历史环境中，处在文化较高的时代，和资本主义生产所统治的世界市场联系在一起，和控制着世界市场的西方同时存在，使俄国可以不通过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而把资本主义制度的一切肯定的成就用到公社中来。（注：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441、431、444、435～436页。）其三， 俄国革命成为西方无产阶级革命的信号而相互补偿。在马克思看来，只有具备上述这三个条件，俄国农村公社才能不通过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而成为俄国社会新生的支点。我以为，马克思所讲的俄国农村公社实现“跨越”的三个必需的条件，哪一条都不能脱离开资本主义世界历史和俄国资本主义的演变发展过程。特别是其中关于吸取资本主义制度所取得的一切肯定的成果的条件，值得我们深思。这一条件实际上表明了这样一个道理：不吸取资本主义社会一切肯定的成果（从而在这些方面超过资本主义），那么，俄国农村公社就不可能真正实现对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的跨越。
笔者以为，马克思既没有把“跨越”视为整个俄国可能出现的社会发展状态，更没有把“跨越”作为整个东方社会发展的一般道路。当然，“跨越”思想的提出离不开马克思晚年对东方特别是俄国社会状况的深入考察，但是，绝不能因此而把马克思晚年的“跨越”思想简单地视为他对俄国社会状况考察的结果。只有把俄国村社的状况置于作为整体的资本主义世界历史时代的演变发展过程来考察，才能提出科学的“跨越”思想。更确切地说，马克思晚年对俄国社会状况和俄国公社未来命运的考察是他对作为整体的资本主义世界历史时代及其演变发展考察的一个有机的组成部分。
在马克思那里，“跨越”的主体实际上是指俄国当时大部分虽已遭到破坏，但还尚未完全资本主义土地私有制化的农村公社，而不是指所有的俄国农村地区，更不是指整个俄国。“跨越”思想既是马克思当时的革命战略的一个组成部分，又是他运用科学的世界历史理论来研究俄国农村公社的未来历史命运的具体成果，但决不是非西方社会发展的一般道路。实际上，“跨越”思想，是马克思从作为整体的资本主义世界历史演变发展的一定阶段出发，根据西方工人阶级运动的状况、俄国农村公社所处的一定历史环境（这种环境既包括国内环境又包括国外环境），以及当时世界经济和政治矛盾的发展状况，而提出的关于俄国农村公社未来命运的一种可能性。那种把马克思晚年“跨越”思想泛化为所谓非西方社会发展一般道路的观点，既不能解释在19世纪80年代以后迅猛发展的俄国资本主义使农村公社走向崩溃的历史局面，也不能说明为什么俄国、中国等经济上相对落后国家在革命初步成功后所采取的国家资本主义政策所具有的合理性，更不能说明当代绝大多数经济上相对落后的国家相继走上了资本主义发展道路这一事实。
我以为，上述观点的方法论错误就在于：把资本主义国家等同于西方社会，同时又把西方社会等同于人类历史上的资本主义发展阶段；而把非资本主义（包括资本主义不发展）类型的国家等同于东方社会，同时又把东方社会视为人类历史上的所谓非资本主义发展阶段。这种方法论错误具体表现为：其一，撇开马克思对作为整体的资本主义世界历史时代及其演变规律认识的过程，把马克思晚年所提出的“跨越”思想误解为他试图探索非西方或东方社会发展道路；其二，把马克思关于《资本论》资本积累一章有关西欧资本主义起源的论述的方法论意义明确地界定在西欧的思想，曲解为马克思在其晚年把五形态论的方法论意义明确地界定在西欧；其三，撇开作为整体的资本主义世界历史时代演变发展的规律和特点，把当代某些经济相对落后国家率先走上社会主义发展道路的进程，简单、片面地视为东方社会发展的一般进程；最后，进而把西方社会的发展道路等同于资本主义发展道路，把非西方社会的发展道路等同于社会主义发展道路。似乎只有西方社会才受资本主义世界历史时代演变发展规律的支配，而非西方社会则可以摆脱之。总之，把“跨越”泛化为非西方社会发展的一般道路，既与资本主义世界历史时代演变发展的历史和逻辑相悖，又与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发展的历史和逻辑相悖。当然，东西方社会的确各有其不同的特点，对于它们各自的特点及其相互关系的正确分析无疑有助于深化对作为整体的世界历史及其演变发展与世界历史的各个构成部分及其演变发展间关系的认识。但是，如果试图从对东西方社会各自的特点的分析中推导出关于所谓东方社会发展道路或西方社会发展道路的论断，那就是值得商榷的了。以上笔者通过对马克思晚年“跨越”思想的考察，实际上已经证实了这样一点：俄国农村公社“跨越”的可能性当然与俄国农村公社自身的特点有关，不过，决定“跨越”的可能性以及这种可能性向现实性转变的却绝不是俄国农村公社本身的特点。由此推之，在资本主义世界历史时代中，属于非西方社会的各个国家在一定历史时期内所走的社会发展道路，也同样不是由非西方社会的特点决定的。在资本主义世界历史时代发展的现阶段，东方国家是分化的，而不是统一的，根本没有一条专供东方各国“行走”的社会发展道路。这说明，从方法论上看，用地域或地区性考察代替世界历史研究，就必然会使人们在对重大社会历史问题（包括“跨越”问题）的考察上陷入混乱。当然，笔者的上述看法丝毫不意味着认为对东西方社会特点的考察没有任何价值，而是说，只有把对东西方社会的特点的考察纳入资本主义世界历史的研究中，这一考察本身的意义才能显示出来，否则将会被歪曲。
综上所述，马克思晚年的“跨越”思想具有重要的方法论意义，但这种方法论意义主要不在于某些具体的结论，更不在于对所谓东方社会发展道路的探索，而在于：其一，充分证明了科学的世界历史理论的应用价值；其二，对正确考察像俄国特别是中国这样的资本主义有了一定程度发展、但又不属于资本主义类型的经济落后国家走上社会主义道路的历史必然性和复杂性，具有重要的启迪作用。
三
学术界有的人认为，“跨越”思想表明，马克思已经把对人的价值的考虑当作跨越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的出发点。持这种观点的人依据的是这样一个推设：在19世纪50年代，马克思虽然强烈谴责了英国殖民者给印度人民带来的巨大灾难，但仍主张东方国家走资本主义道路；而在19世纪70年代中期以后，当俄国出现革命形势时，马克思主张避免资本主义的痛苦和牺牲，跨越卡夫丁峡谷。之所以如此，其原因就在于他的态度有所变化，即从把生产发展和社会进步作为衡量历史的唯一尺度到肯定了人的价值尺度作为历史尺度的现实性和可行性。上述这一推设的逻辑是：先是给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的发展设立一个空场，继而再用它所理解的价值尺度去填补。
关于衡量历史发展的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尺度和价值尺度的关系问题（包括这两种尺度在马克思早中期思想中的有机统一问题），我国学术界已讨论多年，其间早已有人对上述推设提出了质疑，故笔者在这里不打算就此作专门论述，而仅想从正面阐述与上述推设相对立的观点即：从方法论上看，“跨越”思想的提出是马克思对资本主义世界历史时代的结构及其演变发展规律认识发展的逻辑结果，而绝不是基于对人的价值的考虑。
马克思对资本主义世界历史时代的结构及其演变发展规律的认识经历了四个发展阶段。第一个阶段是从写作《德意志意识形态》到《共产党宣言》的发表。在这个时期，马克思对资本主义世界历史时代的结构及其演变发展规律的认识还只是初步的。但即便是这种初步认识已使他意识到了资本主义世界历史时代中的发达国家对经济相对落后国家影响的结果：“由于同工业化比较发达的国家进行广泛的国际交往所引起的竞争，就足已使工业比较不发达的国家内产生类似的矛盾（例如，英国的竞争使德国潜在的无产阶级显露出来）。因此，对某一落后国家革命的发生来说，完全没有必要等这种矛盾在这个国家本身中发展到极端的地步”（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83页。）。我以为， 马克思以上论述虽然没有涉及处于资本主义世界历史时代中的东方落后国家在一定的条件下发动社会主义政治革命的可能性问题，但却内在包含着这样的逻辑延伸：在世界交往和资本主义世界现代化发展到一定的阶段，一些经济上相对落后的国家有可能率先发动社会主义政治革命。
第二个阶段是19世纪40年代末至50年代中期。在这一阶段，通过对重大社会历史事件的世界历史考察，马克思深化了对资本主义世界历史的结构及其演变发展规律的认识，这就使得他能以明确的理论分析和理论预见的形式初步表述了第一阶段的逻辑延伸。马克思从世界历史的高度分析英国在1848年欧洲革命的狂涛巨浪中处于相对平稳态势的原因时说：在大陆上，不论危机时期和繁荣时期都比英国来得晚。最初的过程总是发生在英国；英国是资产阶级的缔造者。资产阶级社会经常反复经历的周期的各个阶段，在大陆上是以第二次和第三次的形式出现的。首先，大陆对英国的输出要比对任何国家的输出多得不可比拟。但是，这种对英国的输出却又取决于英国的情况，特别是海外市场的情况。其次，英国对海外国家的输出要比整个大陆多得不可比拟，所以大陆对这些国家的输出量始终要取决于英国对海外的输出量。因此，如果危机首先在大陆上造成革命，那么危机的原因仍然始终出于英国。在资产阶级机体中，猛烈的震荡在四肢自然要比在心脏发生得早一些，因为心脏得到补救的可能性要大一些。（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488页。）在这里，马克思从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结构及其不平衡发展规律的角度上确定了社会主义政治革命在经济相对落后国家率先发动的可能性。虽然他所说的四肢仍指的是西欧大陆国家，但其辐射面即海外市场已囊括了非资本主义的东方国家。（注：我以为，马克思在这个时期没有提出“跨越”问题，这并不在于所谓他没有肯定人的价值尺度作为历史尺度的现实性和可能性，而在于当时他所考察的处于资本主义世界历史时代的东方国家如印度、中国等，根本没有“跨越”的可能性。）
第三阶段是19世纪50年代末至70年代中期。在这个阶段上，在基本完成政治经济学批判的基础上，马克思全面地把握了包括东方落后国家在内的整个资本主义世界历史时代的结构及其演变发展规律，从而在明确的理论形式上确定了东方落后国家在整个资本主义世界历史时代中的地位。在《资本论》中，根据当时资本主义生产体系在国际范围内的发展状况，马克思把世界分为中心和外围两个部分。他指出：资本主义生产是以国际分工为基础的，大工业国功能的不断过剩，大大促进了国外移民和把外国变成殖民地、变成宗主国的原料产地，一种和机器生产中心相适应的国际分工产生了，它使地球的一部分成为主要从事农业的生产区，以服务于另一部分主要从事工业的生产地区。（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494页。）恩格斯也曾形象地说：英国是农业世界的伟大的工业中心，是工业太阳，日益增多的生产谷物和棉花的卫星都围绕着它运转。（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2卷，393页。）如果说，当把整个西欧国家视为一个资本主义生产的有机体时，马克思就断定了其中的薄弱环节率先发生革命的可能性和合理性的话，那么，当把包括东方国家在内的整个世界视为一个资本主义生产的有机体时，马克思考虑其中某个东方国家率先发展革命的可能性问题，就是符合他关于资本主义世界历史时代理论发展的逻辑的。当然，在19世纪70年代中期以前，马克思没有也不可能提出某个东方国家率先发动社会主义革命的可能性问题。马克思是否能提出这方面的问题，取决于资本主义世界历史时代的演变发展，取决于某个东方国家当时所处的历史环境。但是，从方法论上看，马克思关于资本主义世界历史时代的结构及其发展规律的认识在19世纪50年代末至70年代中期所达到的水准，已为他在19世纪70年代中期以后提出这方面的问题奠定了逻辑基础。
第四个阶段是19世纪70年代中期至80年代初。在这一阶段，基于对资本主义世界历史时代的结构及其发展规律的全面把握以及对当时俄国状况的了解，马克思提出了俄国村社“跨越”的可能性问题。这方面的具体内容早为学术界所熟知，故不赘言。在此笔者仅揭示一点：马克思始终是把“跨越”问题置于资本主义世界历史时代的演变发展过程来考察。如他指出：俄国不像东印度那样，是外国征服者的猎获物，是在全国范围内把农业公社保存到今天的欧洲唯一的国家，它和控制着世界市场的西方生产同时存在，它的历史环境（和资本主义生产同时存在）又给它以实现大规模组织起来的合作劳动的现成物质条件，因此，它决不是脱离现代世界孤立生存的，等等。（注：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435、451页。）
由上可见，从方法论上看，“跨越”思想的提出是马克思对资本主义世界历史时代的结构及其演变发展规律认识发展的逻辑结果，它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的世界历史理论。当然，笔者并不否认价值尺度在“跨越”思想提出过程中的重要地位和作用，但只有搞清楚资本主义历史时代的演变发展规律以及马克思资本主义世界历史时代理论的发展逻辑，才能真正地理解价值尺度在“跨越”思想提出过程中的重要地位和作用是建立在怎样科学的坚实的基础上的。^
【专 题 号】K5
【复印期号】2001年01期
【原文出处】《社会科学研究》(成都)2000年05期第114～121页
【作者简介】叶险明 首都师范大学政法系教授 北京 100089
| 【内容提要】 | 搞清楚“历史发展规律”、作为总体的世界历史发展的阶段性和各个民族或国家社会发展的阶段性这三者之间的关系，以及资本主义与“世界历史时代”之间的关系，是正确、全面地把握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发展的历史和逻辑的前提；“跨越”思想并非是马克思对所谓“东方社会发展道路”的探索；“跨越”思想的提出是马克思对资本主义世界历史时代的结构及其演变发展规律认识发展的逻辑结果，而绝不是他基于对人的价值的考虑。 |
一
学术界持19世纪70年代中期以前马克思的世界历史思想是单线论观点人的主要论据是：按照马克思19世纪70年代以前的世界历史思想，全世界只有在资本主义基础上才能进入世界历史，实现世界的归一。对此，笔者难以表示同意。
1.“历史发展规律”、作为总体的世界历史发展的阶段性、各个民族或国家社会发展的阶段性。
实际上，无论是单线论还是多线论，其方法论的基本点都是相同的，即都不能正确、全面地认识和把握历史发展规律、作为总体的世界历史发展的阶段性和各个民族或国家社会历史发展的阶段性之间的区别及联系。不过，单线论和多线论在其表现形式上又是互相对立的。单线论强调各个民族或国家的社会历史都严格地按照同一的序列模式演变发展，而多线论则强调各个民族或国家社会发展阶段性间的区别。前者在方法论上把历史发展规律混同于作为总体的世界历史发展的阶段性，从而把社会历史发展的统一性简单化。而后者则在方法论上把历史发展规律混同于各个民族或国家社会发展的阶段性，从而把各个民族或国家社会历史发展的特殊性绝对化。在科学的世界历史理论看来，由于把历史发展规律混同于作为总体的世界历史发展的阶段性，单线论实际上把作为总体的世界历史发展的阶段性直接与各个民族或国家具体的社会历史发展道路等同起来；由于把历史发展规律混同于各个民族或国家社会发展的阶段性，多线论则把世界历史视为多种社会历史发展模式的简单堆积或机械相加的总和。显然，从科学的世界历史理论的角度看，这两者都是失真的。作为总体的世界历史过程既不是各个民族或国家必须严格遵循的同一的社会发展系列，也不是诸多的社会发展模式的机械相加。科学的世界历史理论在方法论上既要求人们必须从世界历史总体的发展过程去把握各个民族或国家的社会历史发展道路，又要求人们必须从各个民族或国家社会历史发展间的相互作用、相互影响（直接的或间接的、纵向的或横向的）去把握世界历史总体的发展过程。唯其如此，人们才能真正地以科学的世界历史理论为指导来考察社会历史的演变发展。19世纪40年代末至50年代初，在马克思对1848年革命经验的总结和对当时世界形势的分析中就充分印证了科学的世界历史理论的这一方法论原则的正确性。
那么，马克思的世界历史理论又是如何把握历史发展规律、作为总体的世界历史发展的阶段性和各民族或国家社会发展的阶段性之间关系的呢？历史发展规律即是由马克思（和恩格斯）所揭示的社会基本矛盾运动规律。历史发展规律与作为总体的世界历史发展的阶段性和各个民族或国家社会发展的阶段性既有联系，又有区别。历史发展规律既存在于作为整体的世界历史发展的过程中，又存在于各个民族或国家的社会历史发展的过程中，但作为整体的世界历史发展的阶段性和各个民族或国家社会发展的阶段性都不等于历史发展规律，而是历史发展规律在不同的社会空间范围内的表现形态。正因为如此，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对其所揭示的历史发展规律，用既包括作为总体的世界历史发展阶段性又包括个别民族或国家的社会发展阶段性的历史的例子来加以说明。把历史发展规律混同于作为总体的世界历史发展的阶段性，在方法论上就必然导致忽略社会历史发展的多样性；而把历史发展规律混同于各个民族或国家社会发展的阶段性，就必然导致忽略社会历史发展的统一性。
作为总体的世界历史发展阶段性与各个民族或国家的社会发展阶段性同样也不是可以相互等同的。作为历史发展规律在整个人类社会范围内的表现形态的世界历史发展的阶段性，是由各个民族或国家社会历史发展间的相互联系、相互作用（直接的或间接的、横向的或纵向的）的总和构成的，因此，与历史发展规律不同，它并不直接存在于每一个民族或国家的社会发展过程中。一般存在于个别之中，普遍寓于特殊之中，但对系统与其构成部分的关系则不能这样说。系统本身具有它的各个构成部分不可能具有的新的、整体的属性。另一方面，从历史发展规律作用的范围来看，正是由于作为总体的世界历史发展的阶段性是历史发展规律在整个人类社会范围内的表现形态，它直接表示着世界历史发展的一般过程，所以，虽然它不等同于各个民族或国家社会发展的阶段性，但却制约和影响着各个民族或国家的社会历史演变发展的性质及其总方向。正如系统的发展阶段虽然并不等于其各个组成部分的发展阶段，但却制约着它们演变发展的性质及其总方向一样。我以为，全面地认识和把握作为总体的世界历史发展阶段性与各个民族或国家的社会发展阶段性之间的关系，既有助于正确认识历史发展规律与作为总体的世界历史发展的阶段性之间的关系，也有助于正确理解历史发展规律与各个民族或国家社会发展阶段性之间的关系。因为，要正确地把握历史发展规律在某一民族或国家范围内的表现形态，就不能不考虑到该民族或国家所处的那个世界历史时代的性质及其演变发展的状况。
2.关于资本主义与世界历史时代的关系问题。
学术界有的持19世纪70年代中期以前马克思的世界历史思想是单线论观点的人质问道：试想，如果说全世界都要通过资本主义这一条道路而走向世界历史，这不是单线论，那还有什么单线论？
世界历史总是具有一定的生产方式性质的世界历史时代，在马克思的视野中，“历史向世界历史转变”首先是指历史向资本主义世界历史时代的转变。虽然这一转变过程在马克思那个时代尚未完成，但毕竟已是一种经验性的事实：资本主义大工业使“每个文明国家以及这些国家中的每一个人的需要的满足都依赖于整个世界……凡是它所渗入的地方，它就破坏了手工业和工业的一切旧阶段”（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68页。）。当然，资本主义是一种特定的国际关系体系， 其不平衡发展规律使资本主义大工业的发展不论在资本主义国家还是在全球都呈现出极不平衡的状态，但作为一种特定的国际关系体系的资本主义正是循着这条规律来吞噬整个世界的。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中进一步指出：“资产阶级，由于一切生产工具的迅速改进，由于交通的极其便利，把一切民族甚至最野蛮的民族都卷入到文明中来了……它使一切民族如果它们不想灭亡的话采用资产阶级生产方式……正像它使乡村从属于城市一样，它使未开化和半开化国家从属于文明国家，使农民的民族从属于资产阶级民族，使东方从属于西方。”（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225页。）我以为，从“历史向世界历史转变”与资本主义关系的角度看，马克思的以上论述旨在讲明这样三个相互联系的问题：其一，资本主义世界历史时代是人类整体必经的世界历史时代，各个民族和国家都要相继被卷入这个世界历史时代，而被资本主义世界历史时代所覆盖的落后国家都必然要相继地在不同的程度上发展或采用资产阶级生产方式（至于在不同的程度上发展或采用资产阶级生产方式的落后国家是否都必然会转变成为具有资本主义社会体制的国家，则属于另外一个问题）。其二，资本主义，既是一种国家社会制度，又是一种特定的国际关系体系。如果它不作为一种特定的国际关系体系而发展，那么它就不能生存下去。其三，发展的极端不平衡性，是资本主义世界历史时代和资本主义的国际关系体系结构的运行规律。现实的世界历史进程也无可辩驳地证明了马克思这方面思想的正确性。
在我看来，单线论观点的“失足”之处就在于：把资本主义同世界历史截然分开，同时又把资本主义等同于国家的资本主义社会体制。按照这种观点，只能作这样的推导：如果存在着世界历史的话，那也是不具有任何生产方式性质的世界历史。被卷入资本主义世界历史时代的落后国家都必然要受在该世界历史时代中占统治地位、并决定该世界历史时代性质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支配和影响，但这些相继在不同程度上采用资产阶级生产方式或在不同程度上受制于国际资本关系的落后国家，并非都会转变成为典型的资产阶级民族，这是由资本主义世界历史时代的结构及其演变发展规律决定的。对这方面的问题，马克思在《经济学手稿（1857—1858年）》中作了进一步的阐释。（注：关于这方面的问题，请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下册，246页。）
二
学术界持19世纪70年代中期以前马克思的世界历史思想是单线论观点的人一般都认为：“跨越”思想标志着马克思突破了他以往关于资本主义世界历史时代的思想，提出了“东方社会发展道路”说。在我看来，这一观点是不符合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发展的历史和逻辑的。
1.马克思从来没有脱离开资本主义世界历史时代的演变发展和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状况来谈“跨越”。
列宁说：1861年以后，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是这样的迅速，只用数十年的功夫就完成了欧洲某些旧国家整整几个世纪才能完成的转变。（注：《列宁全集》，中文第2版，第1卷，104页。 ）从经济必然性上看，是什么力量迫使俄国统治力量搞改革呢？对此，列宁作了明确回答：这就是把俄国拖上资本主义道路的经济发展的力量（注：《列宁全集》，中文第2版，第1卷，103页。）。1861年改革后， 虽然封建农奴制关系还大量存在，它依然阻碍着俄国生产的发展，从而俄国在经济技术上依然是一个落后国家（与西欧各国相比），但是资本主义经济还是获得了比以往更为迅速的发展。从19世纪60年代到90年代，俄国的工业产量增长速度远远超过了同期的英、法、德等西方国家。
马克思提出“跨越”思想的前后并未否认在俄国已开始了的资本主义化的过程。马克思于19世纪60年代末开始细心研究有关俄国的文献资料。例如，他对1868年在彼得堡出版的利林费尔德的《土地和自由》一书关于以前的农业关系解体的主要章节发生了浓厚的兴趣。不过，使马克思对俄国状况倾注更多关心的是由于他在1869年秋读到了瓦·瓦·别尔维的《俄国工人阶级的状况》一书。他给予该书高度的评价，认为它是继恩格斯的《英国工人阶级状况》之后最重要的社会经济研究著作（注：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2卷，421页。）。 马克思不仅在提出“跨越”思想之前没有否认俄国已开始的资本主义化的进程，而且在他提出“跨越”思想之后也同样没有否认俄国已开始的资本主义化的进程。例如，1881年底至1882年间，他利用了俄国官方公布的材料以及俄国作者的许多著作，写了一部关于俄国1861年改革和改革后的发展的札记（手稿）。该手稿对俄国资本主义发展及其给农民生活带来的灾难作了深刻的剖析（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471页。）。 由上可见，无论在提出“跨越”思想之前还是之后，马克思都明确意识到，俄国已在或正在一定的程度上采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虽然俄国农村公社的主体尚未完全解体，但已受到极大的冲击，俄国资本主义正在迅速发展。据此而论，目前学术界那种断言马克思晚年“跨越”思想是对他以前关于一切民族都注定要在不同的程度上采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思想的否定的观点，至少是不准确的。
2.马克思的“跨越”思想并非包含着“不同于西方的另一条完整的历史发展线索”，即所谓东方发展道路说。
由上可见，在马克思提出“跨越”思想的前后，资本主义在俄国已获得相当程度的发展。不过，这里问题的关键是：既然资本主义在俄国已获得了相当程度的发展，那么为何马克思还提出“跨越”思想。在我看来，马克思“跨越”思想所要解决的问题是：在资本主义世界历史时代演变发展的一定阶段上和俄国资本主义有了一定程度发展的环境中，处于解体过程中的俄国农村公社的主体是否能避免资本主义制度所带来的一切极端不幸的灾难，而成为俄国复兴的因素，成为共产主义的起点。
在马克思看来，一方面，整个俄国虽然已开始资本主义化，但其主体即农村公社的大部分尚未完全解体，而且当时俄国迅速发展起来的资本主义给俄国人民带来巨大的灾难，故激起人民的反抗，选择走社会主义发展道路成为许多革命者所追求的目标。另一方面，比起西欧国家，当时的俄国又相当落后：缺乏现代工业生产力；在全国范围内尚未形成现代化的市场经济体系，前资本主义的村社式的自然经济还占据主体地位；在全国存在着多种形式并存的经济结构。因此，马克思认为，俄国农村公社要想不通过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而获得新的历史发展起点，必须具备这样几个条件：其一，必须有俄国革命。如果革命在适当的时刻发生，如果它能把自己的一切力量集中起来以保证农村公社的自由发展，那么，农村公社就会很快地变为俄国社会复兴的因素。这里所说的革命意味着人民夺取国家政权。这样可以把主要靠农民来偿付的巨额国债，以及通过国家（仍然靠农民）交给转化为资本家的“社会新栋梁”的其他巨款，都用于进一步发展农村公社。其二，吸取资本主义制度所取得的一切肯定的成果。生存在现代的历史环境中，处在文化较高的时代，和资本主义生产所统治的世界市场联系在一起，和控制着世界市场的西方同时存在，使俄国可以不通过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而把资本主义制度的一切肯定的成就用到公社中来。（注：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441、431、444、435～436页。）其三， 俄国革命成为西方无产阶级革命的信号而相互补偿。在马克思看来，只有具备上述这三个条件，俄国农村公社才能不通过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而成为俄国社会新生的支点。我以为，马克思所讲的俄国农村公社实现“跨越”的三个必需的条件，哪一条都不能脱离开资本主义世界历史和俄国资本主义的演变发展过程。特别是其中关于吸取资本主义制度所取得的一切肯定的成果的条件，值得我们深思。这一条件实际上表明了这样一个道理：不吸取资本主义社会一切肯定的成果（从而在这些方面超过资本主义），那么，俄国农村公社就不可能真正实现对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的跨越。
笔者以为，马克思既没有把“跨越”视为整个俄国可能出现的社会发展状态，更没有把“跨越”作为整个东方社会发展的一般道路。当然，“跨越”思想的提出离不开马克思晚年对东方特别是俄国社会状况的深入考察，但是，绝不能因此而把马克思晚年的“跨越”思想简单地视为他对俄国社会状况考察的结果。只有把俄国村社的状况置于作为整体的资本主义世界历史时代的演变发展过程来考察，才能提出科学的“跨越”思想。更确切地说，马克思晚年对俄国社会状况和俄国公社未来命运的考察是他对作为整体的资本主义世界历史时代及其演变发展考察的一个有机的组成部分。
在马克思那里，“跨越”的主体实际上是指俄国当时大部分虽已遭到破坏，但还尚未完全资本主义土地私有制化的农村公社，而不是指所有的俄国农村地区，更不是指整个俄国。“跨越”思想既是马克思当时的革命战略的一个组成部分，又是他运用科学的世界历史理论来研究俄国农村公社的未来历史命运的具体成果，但决不是非西方社会发展的一般道路。实际上，“跨越”思想，是马克思从作为整体的资本主义世界历史演变发展的一定阶段出发，根据西方工人阶级运动的状况、俄国农村公社所处的一定历史环境（这种环境既包括国内环境又包括国外环境），以及当时世界经济和政治矛盾的发展状况，而提出的关于俄国农村公社未来命运的一种可能性。那种把马克思晚年“跨越”思想泛化为所谓非西方社会发展一般道路的观点，既不能解释在19世纪80年代以后迅猛发展的俄国资本主义使农村公社走向崩溃的历史局面，也不能说明为什么俄国、中国等经济上相对落后国家在革命初步成功后所采取的国家资本主义政策所具有的合理性，更不能说明当代绝大多数经济上相对落后的国家相继走上了资本主义发展道路这一事实。
我以为，上述观点的方法论错误就在于：把资本主义国家等同于西方社会，同时又把西方社会等同于人类历史上的资本主义发展阶段；而把非资本主义（包括资本主义不发展）类型的国家等同于东方社会，同时又把东方社会视为人类历史上的所谓非资本主义发展阶段。这种方法论错误具体表现为：其一，撇开马克思对作为整体的资本主义世界历史时代及其演变规律认识的过程，把马克思晚年所提出的“跨越”思想误解为他试图探索非西方或东方社会发展道路；其二，把马克思关于《资本论》资本积累一章有关西欧资本主义起源的论述的方法论意义明确地界定在西欧的思想，曲解为马克思在其晚年把五形态论的方法论意义明确地界定在西欧；其三，撇开作为整体的资本主义世界历史时代演变发展的规律和特点，把当代某些经济相对落后国家率先走上社会主义发展道路的进程，简单、片面地视为东方社会发展的一般进程；最后，进而把西方社会的发展道路等同于资本主义发展道路，把非西方社会的发展道路等同于社会主义发展道路。似乎只有西方社会才受资本主义世界历史时代演变发展规律的支配，而非西方社会则可以摆脱之。总之，把“跨越”泛化为非西方社会发展的一般道路，既与资本主义世界历史时代演变发展的历史和逻辑相悖，又与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发展的历史和逻辑相悖。当然，东西方社会的确各有其不同的特点，对于它们各自的特点及其相互关系的正确分析无疑有助于深化对作为整体的世界历史及其演变发展与世界历史的各个构成部分及其演变发展间关系的认识。但是，如果试图从对东西方社会各自的特点的分析中推导出关于所谓东方社会发展道路或西方社会发展道路的论断，那就是值得商榷的了。以上笔者通过对马克思晚年“跨越”思想的考察，实际上已经证实了这样一点：俄国农村公社“跨越”的可能性当然与俄国农村公社自身的特点有关，不过，决定“跨越”的可能性以及这种可能性向现实性转变的却绝不是俄国农村公社本身的特点。由此推之，在资本主义世界历史时代中，属于非西方社会的各个国家在一定历史时期内所走的社会发展道路，也同样不是由非西方社会的特点决定的。在资本主义世界历史时代发展的现阶段，东方国家是分化的，而不是统一的，根本没有一条专供东方各国“行走”的社会发展道路。这说明，从方法论上看，用地域或地区性考察代替世界历史研究，就必然会使人们在对重大社会历史问题（包括“跨越”问题）的考察上陷入混乱。当然，笔者的上述看法丝毫不意味着认为对东西方社会特点的考察没有任何价值，而是说，只有把对东西方社会的特点的考察纳入资本主义世界历史的研究中，这一考察本身的意义才能显示出来，否则将会被歪曲。
综上所述，马克思晚年的“跨越”思想具有重要的方法论意义，但这种方法论意义主要不在于某些具体的结论，更不在于对所谓东方社会发展道路的探索，而在于：其一，充分证明了科学的世界历史理论的应用价值；其二，对正确考察像俄国特别是中国这样的资本主义有了一定程度发展、但又不属于资本主义类型的经济落后国家走上社会主义道路的历史必然性和复杂性，具有重要的启迪作用。
三
学术界有的人认为，“跨越”思想表明，马克思已经把对人的价值的考虑当作跨越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的出发点。持这种观点的人依据的是这样一个推设：在19世纪50年代，马克思虽然强烈谴责了英国殖民者给印度人民带来的巨大灾难，但仍主张东方国家走资本主义道路；而在19世纪70年代中期以后，当俄国出现革命形势时，马克思主张避免资本主义的痛苦和牺牲，跨越卡夫丁峡谷。之所以如此，其原因就在于他的态度有所变化，即从把生产发展和社会进步作为衡量历史的唯一尺度到肯定了人的价值尺度作为历史尺度的现实性和可行性。上述这一推设的逻辑是：先是给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的发展设立一个空场，继而再用它所理解的价值尺度去填补。
关于衡量历史发展的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尺度和价值尺度的关系问题（包括这两种尺度在马克思早中期思想中的有机统一问题），我国学术界已讨论多年，其间早已有人对上述推设提出了质疑，故笔者在这里不打算就此作专门论述，而仅想从正面阐述与上述推设相对立的观点即：从方法论上看，“跨越”思想的提出是马克思对资本主义世界历史时代的结构及其演变发展规律认识发展的逻辑结果，而绝不是基于对人的价值的考虑。
马克思对资本主义世界历史时代的结构及其演变发展规律的认识经历了四个发展阶段。第一个阶段是从写作《德意志意识形态》到《共产党宣言》的发表。在这个时期，马克思对资本主义世界历史时代的结构及其演变发展规律的认识还只是初步的。但即便是这种初步认识已使他意识到了资本主义世界历史时代中的发达国家对经济相对落后国家影响的结果：“由于同工业化比较发达的国家进行广泛的国际交往所引起的竞争，就足已使工业比较不发达的国家内产生类似的矛盾（例如，英国的竞争使德国潜在的无产阶级显露出来）。因此，对某一落后国家革命的发生来说，完全没有必要等这种矛盾在这个国家本身中发展到极端的地步”（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83页。）。我以为， 马克思以上论述虽然没有涉及处于资本主义世界历史时代中的东方落后国家在一定的条件下发动社会主义政治革命的可能性问题，但却内在包含着这样的逻辑延伸：在世界交往和资本主义世界现代化发展到一定的阶段，一些经济上相对落后的国家有可能率先发动社会主义政治革命。
第二个阶段是19世纪40年代末至50年代中期。在这一阶段，通过对重大社会历史事件的世界历史考察，马克思深化了对资本主义世界历史的结构及其演变发展规律的认识，这就使得他能以明确的理论分析和理论预见的形式初步表述了第一阶段的逻辑延伸。马克思从世界历史的高度分析英国在1848年欧洲革命的狂涛巨浪中处于相对平稳态势的原因时说：在大陆上，不论危机时期和繁荣时期都比英国来得晚。最初的过程总是发生在英国；英国是资产阶级的缔造者。资产阶级社会经常反复经历的周期的各个阶段，在大陆上是以第二次和第三次的形式出现的。首先，大陆对英国的输出要比对任何国家的输出多得不可比拟。但是，这种对英国的输出却又取决于英国的情况，特别是海外市场的情况。其次，英国对海外国家的输出要比整个大陆多得不可比拟，所以大陆对这些国家的输出量始终要取决于英国对海外的输出量。因此，如果危机首先在大陆上造成革命，那么危机的原因仍然始终出于英国。在资产阶级机体中，猛烈的震荡在四肢自然要比在心脏发生得早一些，因为心脏得到补救的可能性要大一些。（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488页。）在这里，马克思从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结构及其不平衡发展规律的角度上确定了社会主义政治革命在经济相对落后国家率先发动的可能性。虽然他所说的四肢仍指的是西欧大陆国家，但其辐射面即海外市场已囊括了非资本主义的东方国家。（注：我以为，马克思在这个时期没有提出“跨越”问题，这并不在于所谓他没有肯定人的价值尺度作为历史尺度的现实性和可能性，而在于当时他所考察的处于资本主义世界历史时代的东方国家如印度、中国等，根本没有“跨越”的可能性。）
第三阶段是19世纪50年代末至70年代中期。在这个阶段上，在基本完成政治经济学批判的基础上，马克思全面地把握了包括东方落后国家在内的整个资本主义世界历史时代的结构及其演变发展规律，从而在明确的理论形式上确定了东方落后国家在整个资本主义世界历史时代中的地位。在《资本论》中，根据当时资本主义生产体系在国际范围内的发展状况，马克思把世界分为中心和外围两个部分。他指出：资本主义生产是以国际分工为基础的，大工业国功能的不断过剩，大大促进了国外移民和把外国变成殖民地、变成宗主国的原料产地，一种和机器生产中心相适应的国际分工产生了，它使地球的一部分成为主要从事农业的生产区，以服务于另一部分主要从事工业的生产地区。（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494页。）恩格斯也曾形象地说：英国是农业世界的伟大的工业中心，是工业太阳，日益增多的生产谷物和棉花的卫星都围绕着它运转。（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2卷，393页。）如果说，当把整个西欧国家视为一个资本主义生产的有机体时，马克思就断定了其中的薄弱环节率先发生革命的可能性和合理性的话，那么，当把包括东方国家在内的整个世界视为一个资本主义生产的有机体时，马克思考虑其中某个东方国家率先发展革命的可能性问题，就是符合他关于资本主义世界历史时代理论发展的逻辑的。当然，在19世纪70年代中期以前，马克思没有也不可能提出某个东方国家率先发动社会主义革命的可能性问题。马克思是否能提出这方面的问题，取决于资本主义世界历史时代的演变发展，取决于某个东方国家当时所处的历史环境。但是，从方法论上看，马克思关于资本主义世界历史时代的结构及其发展规律的认识在19世纪50年代末至70年代中期所达到的水准，已为他在19世纪70年代中期以后提出这方面的问题奠定了逻辑基础。
第四个阶段是19世纪70年代中期至80年代初。在这一阶段，基于对资本主义世界历史时代的结构及其发展规律的全面把握以及对当时俄国状况的了解，马克思提出了俄国村社“跨越”的可能性问题。这方面的具体内容早为学术界所熟知，故不赘言。在此笔者仅揭示一点：马克思始终是把“跨越”问题置于资本主义世界历史时代的演变发展过程来考察。如他指出：俄国不像东印度那样，是外国征服者的猎获物，是在全国范围内把农业公社保存到今天的欧洲唯一的国家，它和控制着世界市场的西方生产同时存在，它的历史环境（和资本主义生产同时存在）又给它以实现大规模组织起来的合作劳动的现成物质条件，因此，它决不是脱离现代世界孤立生存的，等等。（注：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435、451页。）
由上可见，从方法论上看，“跨越”思想的提出是马克思对资本主义世界历史时代的结构及其演变发展规律认识发展的逻辑结果，它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的世界历史理论。当然，笔者并不否认价值尺度在“跨越”思想提出过程中的重要地位和作用，但只有搞清楚资本主义历史时代的演变发展规律以及马克思资本主义世界历史时代理论的发展逻辑，才能真正地理解价值尺度在“跨越”思想提出过程中的重要地位和作用是建立在怎样科学的坚实的基础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