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明清史 |
日本近代启蒙思想与对外扩张
徐文泉
【专题名称】世界史
【专 题 号】K5
【复印期号】2001年01期
【原文出处】《国际关系学院学报》(京)2000年03期第20～24页
【作者简介】徐文泉 国际关系学院 研究生部，北京 100091
【关 键 词】日本/启蒙思想/对外扩张
中图分类号：D81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104—3489 （2000）03—0020—05
启蒙，就是具有高度文化传统的国家，在近代化的过程中所发生的一种社会思想现象。它的目的在于通过批判中世纪蒙昧主义，批判封建主义，宣扬近代社会政治主张，实现人们观念的变革，促进近代政治、经济、文化等诸制度的确立。日本近代启蒙思想起始于“徂徕学”，（注：荻生徂徕（1666—1728）的学说。获生徂徕批判正统朱子学，致力于“自然”与“社会”相分离、“政治”与“道德”相分离的理论工作，抨击禁欲主义，提倡自然人性论，强调经验实证方法，从多方面显示了近代思想的萌芽。）到明治四年（1871年）“废藩置县”之后，全面展开，尤其是以明治六年（1873）启蒙团体“明六社”（注：1873年由森有礼等人发起组织的学术团体。发行《明六杂志》， 进行思想启蒙。 1875年11月因受日本政府镇压而解散。）的成立为标志，把启蒙推向了高潮。我们现在所讲的日本近代启蒙就是指在日本明治初年开始的十几年间，主要由启蒙团体“明六社”的成员所进行的一场启蒙运动。其代表人物有福泽谕吉（1824—1901）、西周（1829—1897）、加藤弘之（1836—1916）、津田真道（1829—1903）、西村茂树（1828—1902）、中村正直（1832—1892）、森有礼（1847—1889）等人。为了应付外来势力的挑战，维护国家独立，振兴民族，推动国家的近代化，他们从一种民族危机感出发，在早期启蒙思想的基础上，批判传统儒学和人性论，宣扬近代资产阶级自然人性论和功利主义，鼓吹近代民主主张，以图变革国内制度，富国强兵，与西洋并驾齐驱。应该说，他们的启蒙思想对日本的“文明开化”以及近代化起了不小的推动作用。但是，日本近代启蒙思想家并没有完成近代启蒙的任务，反而自毁其前途，走向反面，直至沦落为国权论者和忠君道德论者。以明治十四年（1881），福泽谕吉的《时事小言》出版为重要标志，日本近代启蒙思想家的思想发生了根本转变。福泽谕吉鼓吹“内安外竞”，加藤弘之宣称“优胜劣败是天理”，西村茂树提倡“忠君”、“尊敬皇室”，他们的军国主义、侵略主义和道德主义思想结合在一起，使日本走上了一条疯狂的对外扩张的道路。
福泽谕吉与“脱亚论”
福泽谕吉被称为“日本的伏尔泰”。作为日本最杰出的思想家之一，福泽在明治初年的思想启蒙运动中，曾经起着旗手的作用，他的文明开化理论在国民中产生过广泛而深刻的影响。1860、1861、1867年对欧美的三次出访考察，使福泽加深了对资本主义文明的理解，思想更加成熟，他决心摆脱封建制度的精神枷锁，以西欧近代文明为目标，把日本也建设成为与欧美并驾齐驱的近代资本主义文明的国家。为了实现自己所确定的奋斗目标，福泽在致力于教育事业的同时，翻译、撰写了大量著作，宣传西方近代社会科学理论，抨击封建制度，阐释文明开化理论。《西洋事情》是福泽在幕府末期时的代表作，全书三篇10册，分别讲解欧美各国的历史、政治、军事、经济、教育等，并着重阐明、领会西洋文明的本质，给当时日本人以极大的影响。《劝学篇》是福泽思想进入第二期的代表作之一，由17篇论文组成，该书基于天赋人权论，精辟地阐释了人人独立、国家独立的思想，主张把个人独立作为社会制度的基础，它比《西洋事情》给世人影响更大，为启蒙思想的普及起了巨大作用。而作为福泽思想最系统表述的则是1875年发行的《文明论概略》，全书由6卷10章组成，是福泽文明开化理论的精品。在该书中， 福泽分析了文明的本质，认为“归根结蒂，文明可以说是人类智德的进步”，并指出“文明并不是死的东西，而是不断变化发展着的”，（注：福泽谕吉：《文明论概略》，商务印书馆1982年版，第11页。）提出了“野蛮”、“半开化”、“文明”人类社会必经的三个阶段。他分析了社会发展的原因，认为人类社会的发展在于技术的进步，特别是在于交通之方便。福泽文明论的目的是以西洋文明为目标，努力提高日本文明程度，把日本建设成为一个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而要在日本实现文明，“唯有汲取西洋文明”，但是“文明的外形易取，而文明的精神难求”，要“首先变革人心，然后改革政令，最后达到有形的物质”。福泽认为变革人心“唯一的方法是顺应人民的天性，消除弊害，排除障碍，使得全体人民的德智自然发展，使其见解自然达到高尚地步”。（注：福泽谕吉：《文明论概略》，商务印书馆1982年版，第14页。）他所指的弊害、障碍就是封建等级制度、意识形态等。
福泽高擎“科学”、“独立”这两杆大旗，帮助广大民众真正打开了眼界，从理论上回答了当时日本所面临的一系列急迫的课题，为日本迅速形成资本主义国家，指示了前进方向。但是从1881年发表《时事小言》开始，福泽思想逐渐失去了启蒙期的光彩而日趋保守。在自由民权运动高涨，国内矛盾愈发激化的形势下，福泽提倡“官民调和论”，鼓吹“内安外竞”。他说：“天然的自由民权是正道，人为的国权是权道。……我辈则遵从权道”，提出为维护国权而向中国扩张。他断定中国的命运不是沦为殖民地就必然发生革命，“支那人如不引进蒸汽、电信等文明利器，就会亡国；如果引进，政府就会被颠覆，二者必居其一”。（注：福泽谕吉：《文明论概略》，商务印书馆1982年版，第179 页。）他竭力主张密切注视中国的变动，认为“如今在东洋各国中，能成为文明的中心和他国的魁首而与西洋各国对抗的，非日本国民莫属。所以应该意识到，保护亚细亚东方也是我国的责任”，对中国和朝鲜“必须以武力保护之，以文物诱导之，使之以我国为榜样，迅即进入近时文明的境地。在不得已的情况下，也可以实力强迫其进步”，（注：福泽谕吉：《文明论概略》，商务印书馆1982年版，第181页。 ）充分暴露了他以强迫中国和朝鲜“开化”为名，对这两个近邻国家进行侵略的主张。
1882年3月，福泽创办了《时事新报》， 先后刊出《论与朝鲜之交际》、《朝鲜政略》、《朝鲜事变续报余论》、《东洋政略究竟如何办》、《外交论》等多篇社论，强烈呼吁侵略中国和朝鲜，说什么“我日本国忧支那之形势，又干涉朝鲜之国事，决非好事，乃预防延烧日本自国者”，（注：福泽谕吉：《论朝鲜之交际》，转引自王军彦：《福泽谕吉思想“转型”探讨》，《日本学刊》1998年第3期，第110、110 —111页。）“我东洋之政略终不可不依赖兵力”。 （注：福泽谕吉：《论朝鲜之交际》，转引自王军彦：《福泽谕吉思想“转型”探讨》，《日本学刊》1998年第3期，第110、110—111页。）甲申事变（注：1884年2月，朝鲜亲日派势力发动的武装政变。在日本支持下， 朝鲜亲日派一度推翻闵氏政权，但终为救援的清朝军队击败。亲日派首领金玉均等逃亡日本，日本在朝鲜的势力遭到削弱。）后，他更是大论日清开战，煽动说：“与支那战而不胜，则我日本非单自今永蒙支那之凌辱，乃为世界各国所轻蔑、侵凌，终不能维持国家之独立，而胜之则非但我日本之国威即光耀于东洋，……乃可永被仰为东方之盟主者也。”。（注：福泽谕吉：《论朝鲜之交际》，转引自王军彦：《福泽谕吉思想“转型”探讨》，《日本学刊》1998年第3期，第110、110—111页。）壬午事变（注：1882年，朝鲜军队因不满按日本的旨意进行社会改革而发动兵变，杀死日本人和闵氏政府要员，烧毁日本公使馆。）和甲申事变的刺激加上清朝在中法战争中失败的影响，福泽终于在1885年公开发表了《脱亚论》。所谓“脱亚”，顾名思义就是脱离亚洲的意思，脱离亚洲向何处去？那就是“入欧”，即加入到欧洲资本主义列强队伍之中。在福泽看来，之所以要“脱亚入欧”，一是因为西洋文明是当时世界文明的最高发展，日本要立足于世界之林，就要把欧洲文明作为目标。二是在亚洲国家中，唯有日本最优越，已经开始向西洋文明转移，而中国和朝鲜依然是固守古老的传统。三是辅车唇齿，邻国相助已经过去，如今中国与朝鲜非但无助于日本，反而成为西洋制造误解日本事端的根源，对日本外交极为有害。因此，他在《脱亚论》中称：“为今天考虑，我国不能再盲目等待邻国达成文明开化，共同振兴亚细亚。莫如与其脱离关系而与西洋文明国共进退，支那和朝鲜是日本的邻邦，同他们打交道用不着特别客气，完全可仿效西洋人的方式来处理。与恶友亲近不免会染上坏名声。我们日本人要在思想上谢绝亚细亚东方的恶友”。（注：福泽谕吉：《脱亚论》，转引自远山茂树：《福泽谕吉》，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228页。）从而把日本引向扩张国权， 侵略亚洲邻国的道路。
加藤弘之与“国家有机体论”
加藤弘之是“明六社”的成员之一，早年到江户学习西洋兵学、洋学，后来研究西洋政治学，特别是德国政治学，成为日本最初的德国研究家。他于1863年出版了日本最初的立宪政体论《邻草》，认识到“政体”、“制度”是西洋文明的根本，是西方列强强盛的原因，并表现出强烈的学习、移植的欲望。他在书中认为，对抗西方列强，仅仅制造军舰大炮、振奋士气是不够的，最根本的东西是确立“人和”即国内一致。而“得人和，没有仁义之政而不能，是甚难之事，但这里有易施仁政，亦易得人和之一术。此一术虽为汉人所未知，但实为治天下不可缺少之良术。……其良术决非奇异的东西，唯言改革当时的政体，立一种政体。此政体实乃以仁义为旨公明正大之政体，是汉人不曾知之处”。（注：转引自崔世广：《近代启蒙思想与近代化——中日近代启蒙思想比较》，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54—55页。）在这里，他借清朝之名，而喻日本之实，表现出了对西洋政治制度的关心和注意。1869年加藤又发表了《立宪政体略》，并出版《国法泛论》，介绍德国立宪君主制度。此外，他还著有《真政大意》（1870）、《国体新论》（1874）等书，宣传“天赋人权”的政治主张。他说：“凡为人者，无贵贱上下、贫富贤愚之别，决不能为他人所束缚拘制，自己一身之事，皆从其欲而成。”（注：转引自崔世广：《近代启蒙思想与近代化——中日近代启蒙思想比较》，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61页。）加藤认为人们为了保护“任意自在”的天赋权利，相互结合而形成了国家，而相互结合是人类的天性，因此强调国家基于人的天性而成立，应“以人民为主眼，特定求人民安宁幸福为目的”，（注：转引自崔世广：《近代启蒙思想与近代化——中日近代启蒙思想比较》，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104页。 ）他把国家存在的原因和目的都归之于人民，但未把人民看作由契约而组成国家的主体，国家还不是人们作为的产物，而是根于人性的东西。
到1874年“民选议院建议”提出后，“自由民权”运动就要开展起来的时候，加藤弘之却放弃了他“天赋人权”的思想，以“时机尚早”为理由提出反对意见，说“欲使我国开化未全的人民全体参议天下大事，而采其公议，以制定天下的制度——宪法，”这“恐怕是等于缘木求鱼”。（注：加藤弘之：《设立民选议院之疑问》，转引自近代日本思想史研究会：《近代日本思想史》，第1卷，商务印书馆1983年版，第51 页。）1877年东京帝国大学创立时，加藤弘之任首任总理，致力于“进化论”思想的传播。1882年，也就是福泽谕吉《时事小言》出版的第二年，他从进化论的立场，发表了《人权新说》，批判自己早年所宣传的“天赋人权”论，鼓吹达尔文主义，宣称“优胜劣败是天理”、思想发生根本转变。他说：“余才47岁时，即明治十五年，著述《人权新说》小册出版，此为余之主义开始之著述。……余之宇宙观人生观乃全然变化。于是先论述吾之权利决非天赋，全为依进化而渐次造成者，此即前揭所著《人权新说》是也”。（注：加藤弘之：《弘之自传》，转引自朱谦之：《日本哲学史》，三联书店1964年版，第214页。 ）后来他把“进化论”思想扩大到国家间优胜劣败、适者生存的原则，主张国家对个人的至上权，极力鼓吹“国家有机体论”基础上的国家主义，提倡侵略战争。他认为，“只要为自己的利益、幸福，则对于他国而起侵略战，也没有可非难的理由”，日本应“以武国主义为主眼、为经，以帝国主义置之第二位为纬”，（注：加藤弘之：《弘之自传》，转引自朱谦之：《日本哲学史》，三联书店1964年版，第222页。 ）与福泽谕吉鼓吹“内安外竞”、抛出“脱亚入欧论”一样，加藤弘之鼓吹“国家有机体论”基础上的国家主义，也使他最终成为赤裸裸的军国主义者，他的思想为日本的扩张侵略提供了理论基础。
西村茂树与传统道德的复活
西村茂树作为“明六社”成员之一，早期也是学习兵学、洋学，在启蒙运动中作出不少贡献。但是与福泽谕吉、加藤弘之一样，随着自由民权运动的发展，他的思想也发生了变化，开始向传统道德方向倾斜。西村在1873年就说：“由倡导国中上下开化之说，而为人心轻薄，为奢侈，为贪欲，为放荡，为狡猾，此是开化之邪路”，（注：转引自崔世广：《近代启蒙思想与近代化——中日近代启蒙思想比较》，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136页。 ）对人们破坏道德的开化行为发出警告。1875年他又在《修身治国非二途论》中，重弹“修身”与“治国”相连续的道德与政治不分的传统老调，强调个人道德修养的重要性。1876年，西村创立了“东京修身学社”，致力于日本传统道德的复活和弘扬。他认为“明治维新以来教育进步虽显著，但德育失其基础，人民道德甚不及昔”，（注：转引自崔世广：《近代启蒙思想与近代化——中日近代启蒙思想比较》，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出版社1989 年版， 第149页。）因此主张恢复儒教中某些因素。1884 年他将“东京修身学社”改为“日本讲道会”，1887年再改为“日本弘道会”，并正式出版了他在前一年写成的《日本道德论》，主张采用西洋哲学和儒教的长处，取长补短，来改造儒教，以使儒家忠孝道德以新的形式复活。
《日本道德论》的要点是：为了确保日本对外的独立，即“保持本国之独立，发扬国威于外国”，和加强对内的统一，即“国力强盛”则“治安而隆盛”，也就是说为了加强天皇制绝对主义，“除了发扬智仁勇，即道德以外别无他法”。（注：加藤弘之：《设立民选议院之疑问》，转引自近代日本思想史研究会：《近代日本思想史》，第1卷， 商务印书馆1983年版，第129—136页。）显然，这并不是单纯的道德理论，而是带有以道德为基础的国策论的浓厚色彩。依西村看来，道德并不只是人心的问题，而是国家的根本问题。“国家的盛衰治乱，不外是人心的聚散离合”，“人心腐败涣散，人民主张个人私见，不顾国家大计，都足以使其国家灭亡，这可说是国民道德，即智仁勇衰废的结果”。而日本的“政府没有一定的国教，民间也没有足以收揽全国人心的道德”，因此，绝对主义国家正面临着严重的危机。西村认为，“要维持国家的风俗人心”，需要有道德，“维护”这种道德，又需要有“教”。那么什么教可担当这个角色呢？儒道是“忠孝之教”，这对于“维护万世一系的天位，端正君臣的地位，美化国民的风俗，不是其他诸教所能及”，对于臣民的教化，具有绝大的能力，所以具备有无比的优越性，“在今天以儒道为本邦道德的基础”实是最上之策。但是今天仅仅以儒道为日本新道德的基础，已经落后于时代，是不适当的。因为儒道存在着使人倾向顽固；过度尊重尊属；在理论上不够严密；过于重视太古而轻视现代；重男轻女；不是“以理为师”，而是“以人为师”等缺点。西村认为在复活儒道的同时，要吸收西洋哲学“研究的精密”、“学理的微妙”的优点，来形成日本道德，挽救国家危机。当然，在《日本道德论》里，期待于国民的主要品德是“智仁勇”，从国家的观点看来，它的目的在于树立“忠孝之教”。因此，儒教主义是核心，西洋哲学的合理性、近代性、进步性都是围绕着这个核心而被组织起来的。后来，西村发展到提倡“忠君”、“尊敬皇室”的“国民道德”，成为儒教主义者。
西村茂树的道德主义与福泽谕吉的军国主义、加藤弘之的侵略主义尽管主张和侧重点不同，但目的却是一致的。军国主义、侵略主义的目标是对外扩张，但也有着把国民的视线引向国外，缓和国内斗争的用意；并且，要向外扩张、侵略，也须有安定的国内秩序和国民对天皇制政府的同心协力，而这恰恰是传统道德能发挥作用的领域。道德主义的直接着眼点是国内的秩序和风习，但其最终目的仍是为了伸张国权，并且，日本军国主义每一个对外侵略战争的胜利，都必然带来国内传统道德的强化。正是二者的结合，才使日本一步步走向疯狂对外扩张的道路。
除上面提到的福泽谕吉、加藤弘之、西村茂树外，西周、津田真道、森有礼等日本其他启蒙思想家在启蒙后期也几乎都背弃了自己启蒙初时的立场，转向保守和反动。究其原因，一是由其逻辑结构所致。他们认为“天赋国权”、“国赋人权”、“人权”又回归到“国权”，把国家置于首位，为了国家利益什么都可以做；二是受其阶级属性所限。他们大都是官僚，或者本人虽然不是官僚，却和明治政府高级官僚有着个人的密切联系；三是为国内形势所迫。自由民权运动的高涨，尤其是明治十四年政变，使他们安身立命的明治政权面临危机；四是受国际环境的影响。19世纪70年代后期，帝国主义列强对峙，争霸世界，“或使他国灭亡或为他国所灭亡”（注：福泽谕吉：《通俗国权论》，福泽谕吉：《脱亚论》， 转引自远山茂树：《福泽谕吉》，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158页。）的险恶形势促使他们反思过去的主张。总之，以“明六社”成员为主的日本近代启蒙思想家初期的思想无疑对促进日本的“文明开化”，推动近代化进程起了较大作用，而转向后的思想则为日本的对外扩张提供了社会意识和理论基础的准备。日本是一个从战争走向战争的国家，而且在日本历史上，几乎所有与别国的战争都是由日本首先蓄意挑起的，日本民族这种狂妄的对外扩张主义，尤其是从中日甲午战争开始的疯狂的对外侵略扩张，应该说是与其启蒙后期思想的传播分不开的。^
【专 题 号】K5
【复印期号】2001年01期
【原文出处】《国际关系学院学报》(京)2000年03期第20～24页
【作者简介】徐文泉 国际关系学院 研究生部，北京 100091
| 【内容提要】 | 以“明六社”成员为主的日本近代启蒙思想家对日本的“文明开化”及近代化起了不小的推动作用。但他们并没有完成近代启蒙的任务，以明治十四年福泽谕吉的《时事小言》出版为标志，他们的思想发生了根本转变。福泽谕吉鼓吹“内安外竞”，加藤弘之宣扬“优胜劣败是天理”，西村茂树提倡道德复古，他们的军国主义、侵略主义和道德主义思想结合在一起，为日本疯狂的对外扩张、侵略提供了社会意识和理论基础的准备。 |
启蒙，就是具有高度文化传统的国家，在近代化的过程中所发生的一种社会思想现象。它的目的在于通过批判中世纪蒙昧主义，批判封建主义，宣扬近代社会政治主张，实现人们观念的变革，促进近代政治、经济、文化等诸制度的确立。日本近代启蒙思想起始于“徂徕学”，（注：荻生徂徕（1666—1728）的学说。获生徂徕批判正统朱子学，致力于“自然”与“社会”相分离、“政治”与“道德”相分离的理论工作，抨击禁欲主义，提倡自然人性论，强调经验实证方法，从多方面显示了近代思想的萌芽。）到明治四年（1871年）“废藩置县”之后，全面展开，尤其是以明治六年（1873）启蒙团体“明六社”（注：1873年由森有礼等人发起组织的学术团体。发行《明六杂志》， 进行思想启蒙。 1875年11月因受日本政府镇压而解散。）的成立为标志，把启蒙推向了高潮。我们现在所讲的日本近代启蒙就是指在日本明治初年开始的十几年间，主要由启蒙团体“明六社”的成员所进行的一场启蒙运动。其代表人物有福泽谕吉（1824—1901）、西周（1829—1897）、加藤弘之（1836—1916）、津田真道（1829—1903）、西村茂树（1828—1902）、中村正直（1832—1892）、森有礼（1847—1889）等人。为了应付外来势力的挑战，维护国家独立，振兴民族，推动国家的近代化，他们从一种民族危机感出发，在早期启蒙思想的基础上，批判传统儒学和人性论，宣扬近代资产阶级自然人性论和功利主义，鼓吹近代民主主张，以图变革国内制度，富国强兵，与西洋并驾齐驱。应该说，他们的启蒙思想对日本的“文明开化”以及近代化起了不小的推动作用。但是，日本近代启蒙思想家并没有完成近代启蒙的任务，反而自毁其前途，走向反面，直至沦落为国权论者和忠君道德论者。以明治十四年（1881），福泽谕吉的《时事小言》出版为重要标志，日本近代启蒙思想家的思想发生了根本转变。福泽谕吉鼓吹“内安外竞”，加藤弘之宣称“优胜劣败是天理”，西村茂树提倡“忠君”、“尊敬皇室”，他们的军国主义、侵略主义和道德主义思想结合在一起，使日本走上了一条疯狂的对外扩张的道路。
福泽谕吉与“脱亚论”
福泽谕吉被称为“日本的伏尔泰”。作为日本最杰出的思想家之一，福泽在明治初年的思想启蒙运动中，曾经起着旗手的作用，他的文明开化理论在国民中产生过广泛而深刻的影响。1860、1861、1867年对欧美的三次出访考察，使福泽加深了对资本主义文明的理解，思想更加成熟，他决心摆脱封建制度的精神枷锁，以西欧近代文明为目标，把日本也建设成为与欧美并驾齐驱的近代资本主义文明的国家。为了实现自己所确定的奋斗目标，福泽在致力于教育事业的同时，翻译、撰写了大量著作，宣传西方近代社会科学理论，抨击封建制度，阐释文明开化理论。《西洋事情》是福泽在幕府末期时的代表作，全书三篇10册，分别讲解欧美各国的历史、政治、军事、经济、教育等，并着重阐明、领会西洋文明的本质，给当时日本人以极大的影响。《劝学篇》是福泽思想进入第二期的代表作之一，由17篇论文组成，该书基于天赋人权论，精辟地阐释了人人独立、国家独立的思想，主张把个人独立作为社会制度的基础，它比《西洋事情》给世人影响更大，为启蒙思想的普及起了巨大作用。而作为福泽思想最系统表述的则是1875年发行的《文明论概略》，全书由6卷10章组成，是福泽文明开化理论的精品。在该书中， 福泽分析了文明的本质，认为“归根结蒂，文明可以说是人类智德的进步”，并指出“文明并不是死的东西，而是不断变化发展着的”，（注：福泽谕吉：《文明论概略》，商务印书馆1982年版，第11页。）提出了“野蛮”、“半开化”、“文明”人类社会必经的三个阶段。他分析了社会发展的原因，认为人类社会的发展在于技术的进步，特别是在于交通之方便。福泽文明论的目的是以西洋文明为目标，努力提高日本文明程度，把日本建设成为一个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而要在日本实现文明，“唯有汲取西洋文明”，但是“文明的外形易取，而文明的精神难求”，要“首先变革人心，然后改革政令，最后达到有形的物质”。福泽认为变革人心“唯一的方法是顺应人民的天性，消除弊害，排除障碍，使得全体人民的德智自然发展，使其见解自然达到高尚地步”。（注：福泽谕吉：《文明论概略》，商务印书馆1982年版，第14页。）他所指的弊害、障碍就是封建等级制度、意识形态等。
福泽高擎“科学”、“独立”这两杆大旗，帮助广大民众真正打开了眼界，从理论上回答了当时日本所面临的一系列急迫的课题，为日本迅速形成资本主义国家，指示了前进方向。但是从1881年发表《时事小言》开始，福泽思想逐渐失去了启蒙期的光彩而日趋保守。在自由民权运动高涨，国内矛盾愈发激化的形势下，福泽提倡“官民调和论”，鼓吹“内安外竞”。他说：“天然的自由民权是正道，人为的国权是权道。……我辈则遵从权道”，提出为维护国权而向中国扩张。他断定中国的命运不是沦为殖民地就必然发生革命，“支那人如不引进蒸汽、电信等文明利器，就会亡国；如果引进，政府就会被颠覆，二者必居其一”。（注：福泽谕吉：《文明论概略》，商务印书馆1982年版，第179 页。）他竭力主张密切注视中国的变动，认为“如今在东洋各国中，能成为文明的中心和他国的魁首而与西洋各国对抗的，非日本国民莫属。所以应该意识到，保护亚细亚东方也是我国的责任”，对中国和朝鲜“必须以武力保护之，以文物诱导之，使之以我国为榜样，迅即进入近时文明的境地。在不得已的情况下，也可以实力强迫其进步”，（注：福泽谕吉：《文明论概略》，商务印书馆1982年版，第181页。 ）充分暴露了他以强迫中国和朝鲜“开化”为名，对这两个近邻国家进行侵略的主张。
1882年3月，福泽创办了《时事新报》， 先后刊出《论与朝鲜之交际》、《朝鲜政略》、《朝鲜事变续报余论》、《东洋政略究竟如何办》、《外交论》等多篇社论，强烈呼吁侵略中国和朝鲜，说什么“我日本国忧支那之形势，又干涉朝鲜之国事，决非好事，乃预防延烧日本自国者”，（注：福泽谕吉：《论朝鲜之交际》，转引自王军彦：《福泽谕吉思想“转型”探讨》，《日本学刊》1998年第3期，第110、110 —111页。）“我东洋之政略终不可不依赖兵力”。 （注：福泽谕吉：《论朝鲜之交际》，转引自王军彦：《福泽谕吉思想“转型”探讨》，《日本学刊》1998年第3期，第110、110—111页。）甲申事变（注：1884年2月，朝鲜亲日派势力发动的武装政变。在日本支持下， 朝鲜亲日派一度推翻闵氏政权，但终为救援的清朝军队击败。亲日派首领金玉均等逃亡日本，日本在朝鲜的势力遭到削弱。）后，他更是大论日清开战，煽动说：“与支那战而不胜，则我日本非单自今永蒙支那之凌辱，乃为世界各国所轻蔑、侵凌，终不能维持国家之独立，而胜之则非但我日本之国威即光耀于东洋，……乃可永被仰为东方之盟主者也。”。（注：福泽谕吉：《论朝鲜之交际》，转引自王军彦：《福泽谕吉思想“转型”探讨》，《日本学刊》1998年第3期，第110、110—111页。）壬午事变（注：1882年，朝鲜军队因不满按日本的旨意进行社会改革而发动兵变，杀死日本人和闵氏政府要员，烧毁日本公使馆。）和甲申事变的刺激加上清朝在中法战争中失败的影响，福泽终于在1885年公开发表了《脱亚论》。所谓“脱亚”，顾名思义就是脱离亚洲的意思，脱离亚洲向何处去？那就是“入欧”，即加入到欧洲资本主义列强队伍之中。在福泽看来，之所以要“脱亚入欧”，一是因为西洋文明是当时世界文明的最高发展，日本要立足于世界之林，就要把欧洲文明作为目标。二是在亚洲国家中，唯有日本最优越，已经开始向西洋文明转移，而中国和朝鲜依然是固守古老的传统。三是辅车唇齿，邻国相助已经过去，如今中国与朝鲜非但无助于日本，反而成为西洋制造误解日本事端的根源，对日本外交极为有害。因此，他在《脱亚论》中称：“为今天考虑，我国不能再盲目等待邻国达成文明开化，共同振兴亚细亚。莫如与其脱离关系而与西洋文明国共进退，支那和朝鲜是日本的邻邦，同他们打交道用不着特别客气，完全可仿效西洋人的方式来处理。与恶友亲近不免会染上坏名声。我们日本人要在思想上谢绝亚细亚东方的恶友”。（注：福泽谕吉：《脱亚论》，转引自远山茂树：《福泽谕吉》，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228页。）从而把日本引向扩张国权， 侵略亚洲邻国的道路。
加藤弘之与“国家有机体论”
加藤弘之是“明六社”的成员之一，早年到江户学习西洋兵学、洋学，后来研究西洋政治学，特别是德国政治学，成为日本最初的德国研究家。他于1863年出版了日本最初的立宪政体论《邻草》，认识到“政体”、“制度”是西洋文明的根本，是西方列强强盛的原因，并表现出强烈的学习、移植的欲望。他在书中认为，对抗西方列强，仅仅制造军舰大炮、振奋士气是不够的，最根本的东西是确立“人和”即国内一致。而“得人和，没有仁义之政而不能，是甚难之事，但这里有易施仁政，亦易得人和之一术。此一术虽为汉人所未知，但实为治天下不可缺少之良术。……其良术决非奇异的东西，唯言改革当时的政体，立一种政体。此政体实乃以仁义为旨公明正大之政体，是汉人不曾知之处”。（注：转引自崔世广：《近代启蒙思想与近代化——中日近代启蒙思想比较》，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54—55页。）在这里，他借清朝之名，而喻日本之实，表现出了对西洋政治制度的关心和注意。1869年加藤又发表了《立宪政体略》，并出版《国法泛论》，介绍德国立宪君主制度。此外，他还著有《真政大意》（1870）、《国体新论》（1874）等书，宣传“天赋人权”的政治主张。他说：“凡为人者，无贵贱上下、贫富贤愚之别，决不能为他人所束缚拘制，自己一身之事，皆从其欲而成。”（注：转引自崔世广：《近代启蒙思想与近代化——中日近代启蒙思想比较》，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61页。）加藤认为人们为了保护“任意自在”的天赋权利，相互结合而形成了国家，而相互结合是人类的天性，因此强调国家基于人的天性而成立，应“以人民为主眼，特定求人民安宁幸福为目的”，（注：转引自崔世广：《近代启蒙思想与近代化——中日近代启蒙思想比较》，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104页。 ）他把国家存在的原因和目的都归之于人民，但未把人民看作由契约而组成国家的主体，国家还不是人们作为的产物，而是根于人性的东西。
到1874年“民选议院建议”提出后，“自由民权”运动就要开展起来的时候，加藤弘之却放弃了他“天赋人权”的思想，以“时机尚早”为理由提出反对意见，说“欲使我国开化未全的人民全体参议天下大事，而采其公议，以制定天下的制度——宪法，”这“恐怕是等于缘木求鱼”。（注：加藤弘之：《设立民选议院之疑问》，转引自近代日本思想史研究会：《近代日本思想史》，第1卷，商务印书馆1983年版，第51 页。）1877年东京帝国大学创立时，加藤弘之任首任总理，致力于“进化论”思想的传播。1882年，也就是福泽谕吉《时事小言》出版的第二年，他从进化论的立场，发表了《人权新说》，批判自己早年所宣传的“天赋人权”论，鼓吹达尔文主义，宣称“优胜劣败是天理”、思想发生根本转变。他说：“余才47岁时，即明治十五年，著述《人权新说》小册出版，此为余之主义开始之著述。……余之宇宙观人生观乃全然变化。于是先论述吾之权利决非天赋，全为依进化而渐次造成者，此即前揭所著《人权新说》是也”。（注：加藤弘之：《弘之自传》，转引自朱谦之：《日本哲学史》，三联书店1964年版，第214页。 ）后来他把“进化论”思想扩大到国家间优胜劣败、适者生存的原则，主张国家对个人的至上权，极力鼓吹“国家有机体论”基础上的国家主义，提倡侵略战争。他认为，“只要为自己的利益、幸福，则对于他国而起侵略战，也没有可非难的理由”，日本应“以武国主义为主眼、为经，以帝国主义置之第二位为纬”，（注：加藤弘之：《弘之自传》，转引自朱谦之：《日本哲学史》，三联书店1964年版，第222页。 ）与福泽谕吉鼓吹“内安外竞”、抛出“脱亚入欧论”一样，加藤弘之鼓吹“国家有机体论”基础上的国家主义，也使他最终成为赤裸裸的军国主义者，他的思想为日本的扩张侵略提供了理论基础。
西村茂树与传统道德的复活
西村茂树作为“明六社”成员之一，早期也是学习兵学、洋学，在启蒙运动中作出不少贡献。但是与福泽谕吉、加藤弘之一样，随着自由民权运动的发展，他的思想也发生了变化，开始向传统道德方向倾斜。西村在1873年就说：“由倡导国中上下开化之说，而为人心轻薄，为奢侈，为贪欲，为放荡，为狡猾，此是开化之邪路”，（注：转引自崔世广：《近代启蒙思想与近代化——中日近代启蒙思想比较》，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136页。 ）对人们破坏道德的开化行为发出警告。1875年他又在《修身治国非二途论》中，重弹“修身”与“治国”相连续的道德与政治不分的传统老调，强调个人道德修养的重要性。1876年，西村创立了“东京修身学社”，致力于日本传统道德的复活和弘扬。他认为“明治维新以来教育进步虽显著，但德育失其基础，人民道德甚不及昔”，（注：转引自崔世广：《近代启蒙思想与近代化——中日近代启蒙思想比较》，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出版社1989 年版， 第149页。）因此主张恢复儒教中某些因素。1884 年他将“东京修身学社”改为“日本讲道会”，1887年再改为“日本弘道会”，并正式出版了他在前一年写成的《日本道德论》，主张采用西洋哲学和儒教的长处，取长补短，来改造儒教，以使儒家忠孝道德以新的形式复活。
《日本道德论》的要点是：为了确保日本对外的独立，即“保持本国之独立，发扬国威于外国”，和加强对内的统一，即“国力强盛”则“治安而隆盛”，也就是说为了加强天皇制绝对主义，“除了发扬智仁勇，即道德以外别无他法”。（注：加藤弘之：《设立民选议院之疑问》，转引自近代日本思想史研究会：《近代日本思想史》，第1卷， 商务印书馆1983年版，第129—136页。）显然，这并不是单纯的道德理论，而是带有以道德为基础的国策论的浓厚色彩。依西村看来，道德并不只是人心的问题，而是国家的根本问题。“国家的盛衰治乱，不外是人心的聚散离合”，“人心腐败涣散，人民主张个人私见，不顾国家大计，都足以使其国家灭亡，这可说是国民道德，即智仁勇衰废的结果”。而日本的“政府没有一定的国教，民间也没有足以收揽全国人心的道德”，因此，绝对主义国家正面临着严重的危机。西村认为，“要维持国家的风俗人心”，需要有道德，“维护”这种道德，又需要有“教”。那么什么教可担当这个角色呢？儒道是“忠孝之教”，这对于“维护万世一系的天位，端正君臣的地位，美化国民的风俗，不是其他诸教所能及”，对于臣民的教化，具有绝大的能力，所以具备有无比的优越性，“在今天以儒道为本邦道德的基础”实是最上之策。但是今天仅仅以儒道为日本新道德的基础，已经落后于时代，是不适当的。因为儒道存在着使人倾向顽固；过度尊重尊属；在理论上不够严密；过于重视太古而轻视现代；重男轻女；不是“以理为师”，而是“以人为师”等缺点。西村认为在复活儒道的同时，要吸收西洋哲学“研究的精密”、“学理的微妙”的优点，来形成日本道德，挽救国家危机。当然，在《日本道德论》里，期待于国民的主要品德是“智仁勇”，从国家的观点看来，它的目的在于树立“忠孝之教”。因此，儒教主义是核心，西洋哲学的合理性、近代性、进步性都是围绕着这个核心而被组织起来的。后来，西村发展到提倡“忠君”、“尊敬皇室”的“国民道德”，成为儒教主义者。
西村茂树的道德主义与福泽谕吉的军国主义、加藤弘之的侵略主义尽管主张和侧重点不同，但目的却是一致的。军国主义、侵略主义的目标是对外扩张，但也有着把国民的视线引向国外，缓和国内斗争的用意；并且，要向外扩张、侵略，也须有安定的国内秩序和国民对天皇制政府的同心协力，而这恰恰是传统道德能发挥作用的领域。道德主义的直接着眼点是国内的秩序和风习，但其最终目的仍是为了伸张国权，并且，日本军国主义每一个对外侵略战争的胜利，都必然带来国内传统道德的强化。正是二者的结合，才使日本一步步走向疯狂对外扩张的道路。
除上面提到的福泽谕吉、加藤弘之、西村茂树外，西周、津田真道、森有礼等日本其他启蒙思想家在启蒙后期也几乎都背弃了自己启蒙初时的立场，转向保守和反动。究其原因，一是由其逻辑结构所致。他们认为“天赋国权”、“国赋人权”、“人权”又回归到“国权”，把国家置于首位，为了国家利益什么都可以做；二是受其阶级属性所限。他们大都是官僚，或者本人虽然不是官僚，却和明治政府高级官僚有着个人的密切联系；三是为国内形势所迫。自由民权运动的高涨，尤其是明治十四年政变，使他们安身立命的明治政权面临危机；四是受国际环境的影响。19世纪70年代后期，帝国主义列强对峙，争霸世界，“或使他国灭亡或为他国所灭亡”（注：福泽谕吉：《通俗国权论》，福泽谕吉：《脱亚论》， 转引自远山茂树：《福泽谕吉》，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158页。）的险恶形势促使他们反思过去的主张。总之，以“明六社”成员为主的日本近代启蒙思想家初期的思想无疑对促进日本的“文明开化”，推动近代化进程起了较大作用，而转向后的思想则为日本的对外扩张提供了社会意识和理论基础的准备。日本是一个从战争走向战争的国家，而且在日本历史上，几乎所有与别国的战争都是由日本首先蓄意挑起的，日本民族这种狂妄的对外扩张主义，尤其是从中日甲午战争开始的疯狂的对外侵略扩张，应该说是与其启蒙后期思想的传播分不开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