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明清史 |
明治国家主义析论
周颂伦
【专题名称】世界史
【专 题 号】K5
【复印期号】2001年01期
【原文出处】《日本研究》(沈阳)2000年03期第47～53页
【作者简介】周颂伦，东北师范大学日本研究所
在明治维新取得成功的诸因素中，应当说在与西方对抗意识中滋生的国家主义情绪，值得我们重视。在以急速推动现代化和完成国家统一为目的的明治时代，激烈的国家主义思想及运动因主观意识上采取与欧美列强对抗态势，而不断地获得了持久发展的激情。这里所说的“对抗”，并非对峙乃至最后诉诸战争之意，而是一种由模仿——竞赛——争胜逐级攀升的全国性心理。毫无疑问，在这种心理的驱使下，亚洲近邻诸国不仅备受蔑视，而且直接成了日本同西方诸国对抗中的争夺物。这种国家主义的情绪，将本民族的利益置于同世界各国绝对不得兼容的极端境地，使日本成为战前几十年世界动荡的策源地。他对于统治者阶级，却只知道尽量将其作为一种统治上的方便加以利用，而根本不计其可能造成的灾难性后果。
一、明治国家主义的土壤
迄止鸦片战争的十数个世纪内，日本一直作为东亚国际秩序的周边小国，独立地存在着。由于在文化上大大落后于中国，日本不断地直接从中国或间接地通过朝鲜半岛从中国摄取文化营养，这是一种在极为平和的环境内进行的文化交融，并不需要支付被他民族征服的代价，所以日本的土著传统文化并没有遭受根本性的打击。在万顷波涛的间隔保护下，土著文化安静地吸取、消化着由大陆输入的优秀文化因子，又安静地向全日本播撒开去。
有许多文献可以证实，在从中国摄取先进文化获得利益的同时，日本也培养着对文明大国中国的深深的劣等感。为了克服这种劣等感，日本人很早就开始致力于强调自己是日本人，强调对自我文化的归属意识。中世纪时同神佛习合论决裂、主张神佛峻别的吉田神道，以及江户时代隆盛的神秘主义色彩极为浓厚的国学，可以说就是说明这个问题的极好例子。
这种克服劣等感的努力，并不单纯是一种追求补偿心理平衡的行为，而且也是日本人自我民族意识的表现。但是，强调日本文化独立性的这种思想，仅仅是作为某种学问的派别而存在着，并没有给予普通民众意识以很大的影响，原因何在？
试简单地回顾一下中国历史。自古以来，中国的历代封建王朝的统治者，一贯满足于自己为自己所设计的世界中心形象，不由分说地将来朝朝贡的“夷狄”作为藩屏，极为主观地编织着所谓“册封体制”。在这一体制内，国与国之间的交涉，按照严格的礼仪，在充满温情的气氛中进行。在中国周期性地发生的农民战争及民族战争，也曾给击边诸国造成一些负面影响，但从来不曾对周边各国产生过战争威胁和生存危机。反过来，周边诸国则一面可以自由地摄取中国优秀文化，一面却可以依据自己的判断承认或不承认中国的宗主国地位。这就是说，在对外危机感十分淡漠的时代，强调日本文化独立性的文化心理，因并不存在同中国相对抗的国际环境与条件，而没有采取对峙的姿态。然而，当西方势力进入东亚国际秩序之后，又招致了怎样的后果呢？
日本与西洋的接触，始于16世纪中叶。初期主要是器物和基督教，继之是近代科学知识。西洋人舶来的奇珍异物，计有睛雨计、气温器、保温瓶、比重器、照相机、手表、望远镜等等，据称当火枪于1543年首次由种子岛传入日本时，种子岛的铸铁匠八板金兵以亲生女若狭的人身供奉为代价，向葡萄牙人船长学习制作技术。习惯于汲取外来文化优秀成分的日本人，敏感地意识到，比起汉学的务虚来，西洋的器物能立即作用于日常生活并能给自己带来方便。所以，他们怀着同样的劣等感和求知欲，拼命地学习西洋文明。一大批有名的兰学者致力于西方近代医学、地理学、天文学的实践。幕府和各藩也相继提倡学习西方近代技术，并努力加以应用。
可是，进入19世纪以后，“西力东渐”的危机已经日益明了。西洋人的海船携带大炮频频不请自来地造访日本列岛沿岸，迫使日本人不得不怀疑其动机到底何在，对知识的好奇心和对异国风情的趣味迅速地向对危险敌人的警戒感转移，儒学者大桥讷庵在《辟邪小言》，兰学者渡边华山在《慎机论》中，呼吁对西洋人野心提高警戒，是人所周知的。
1825年水户藩士会泽安著《新论》。会泽安通过导入神道、国学的尊皇观和神国思想，鼓吹尊王论和国体论。其目的是：一方面通过尊王论来强化社会的基本秩序，另一方面对企图凭此来彻头彻尾地贯彻日本中心主义。为了实现这个目的，《新论》对内从名分论的观点出发，竭尽全力地评价万世一系的天皇和日本国体的优越性，对外则在危机感的促动下拼命抬高日本文化的优秀性。然而，在“外压”的压迫下旨在维持日本国和日本民族独立的《新论》，不仅在儒学的基底上接纳了国学的思想，而且还接纳了某些洋学的影响，这似乎极微妙地暗示着幕末思想一举从学阀派别之争中脱出，向对外关系论摇身一变的趋态。在西方压力面前，幕末思想发生了一系列的革命性的变动，而下面要列举的三类社会认识，是最不应当忽视的。
其一，是力的观念的昂扬，即在“外压”之下国防论和攘夷论逐渐高涨起来。从表面上看，中国的清朝在鸦片战争中失利的直接原因，是军事力负于西洋人的军舰和火炮。因此，不论是国防论也好，攘夷论也好，首先应增强自己的实力是第一重要的。佐久间象山于1849年向藩主建议：“当今防御外寇之急务，首先是了解彼，而了解彼之方法，重要的是掌握彼之技术。”1853年6月29 日他在给朋友的信中更加明确地提出：“愚意以为，以夷之术而御夷，舍此而无其他。彼有大舰我亦应制大舰，彼有大炮我亦应造炮。”为了对抗西方的压力，承认西方军事及科学技术的先进性并摄取之，通过模仿充实军事力量为首的综合国力，才是有效地防御西洋威胁的惟一办法，这已是当时日本人的共识。
其二，是国民统合与国家统一观念的形成。长时期内保持着人种的同质性和文化的一体性的日本，直至明治维新为止一直未能彻底实现政治统一。江户时代的幕藩体制，虽不能说只是个三百余领国杂然共处的国家，德川幕府也是事实上的中央政权，全国性的市场自江户中期后亦已形成，教育也较高水平地普及着。但对于各藩的藩士来说，终极的归属集团并不是幕府，而是自己出身的那个藩。幕藩体制本身存在的机理，就垂直性地规定着等级身分制，水平式地承认地域的割据性，自然无力将全体国民的意志集中起来。然而，以海防论的兴起为契机，“一君万民论”和“公议舆论”迅速地为人们所接受。如村田清风所云：“外寇之事，应不分阶级上下总体承受之”，实质上等于主张必须统一全体国民的力量集中对付“外压”。在这种思想背景下，“公论”取代了幕府的“私论”，天下人心之最高归属逐渐明确地指向天皇，国民统合和国家统一的观念终于形成。政治的约束力强制性地分离着此前各独立集团内部和外部的利害关系，为反抗“外压”准备着足够的思想意识方面的力量。
其三，是新型的对外意识的形成。东亚传统国际秩序既然已经破裂，那么，重新设计对外关系的原则已是十分必要。以近代西欧国家为基盘形成的近代国际社会，双重性地存在着独立平等相互关系原则和弱肉强食的自然原则。国家平等的观念，自然含有否定国交未开之前就将来访国作为下手国即华夷观念的进步意义，但西洋各国在处理与东洋各国国家关系时，是依杖力量对决原则来决定国际秩序中的上下地位的。深知落后国必被先进国吞食，欲维持独立必首先谋求进步的日本人，在这种现实面前，形成了极为复杂的对外意识。这是一种三重性的思想方法。A：若用文明或不文明来区分世界， 则日本人自然是属于文明这一边的；B：若用文化、人种、宗教、 心理即用东洋或西洋来区别世界的话，那么日本尚不在欧美阵营之列；C：在东方各国内部， 日本则无疑是文明国，而其他邻国则无疑是非文明国。这种对外意识的三重认识，在幕末时期初步定型，明治维新不久便迅速成熟。这可以从明治知识分子大量的著述中得到印证。
以上所列举的三种社会认识的核心，是一种生存的危机感。这种危机感，是受西方军事力威胁的民族生存危机和日本文明现状与西洋文明现状之间巨大隔差所造成的国际生存危机的重复组合。由民族生存危机派生出对西方的警戒心和对抗心，由国际生存危机派生出赶超西方的精神和竞争心，构成了明治维新以后酝酿和培植国家主义的肥沃土壤。
二、明治国家主义的类型
国家主义，从本质上讲是一种维护民族独立和推进国家发展的思想和运动。但是，这样的界定实际上并无太大的意义。因为当不同的政治团体或个人按照自己的判断采取增进国家利益的行动时，其行为方式以至于结果极可能是迥然相异甚至相互对立的。明治国家主义，因知识教养、出身和国内外形势的变化，呈现出各式各样的状态和类型。首先应提出的，当然是明治初年的启蒙主义思想。
明治的启蒙主义者，都是一些力图用自己的思想来改造社会的经世家型的知识人。他们致力于将从欧美思想中汲取的养分传达给日本民众，起到了在日本创立社会科学的作用。其共通的思想倾向，与其说热衷于单纯政治革命，不如说最重视社会价值观的普遍转变。基于这一目的，西村茂树、西周、加藤弘之、森有礼、津田真道、中村正直、神田孝平等人，在政治学、社会学、伦理学、经济学、法学等诸领域，介绍和评价西方的文物和制度。
在众多启蒙主义者的活动中，留下了最为引人注目的足迹的，当然是福泽谕吉。代表作《文明论概略》，是当时文明开化的指导理论。面对西洋诸国的优势文明的压力，福泽主张第一义的急务只有达成国家的富强。为此，必须提高人民的“智力”。“智力”是一种无形的、内在的精神力量，要提高之则必以输入外在的、有形的文明来刺激，来启迪。所以，经常被当时的文人称之为功利主义者的福泽谕吉，实际上最重视的还是“文明的精神”。《文明论概略》第二章“以西洋文明为目标”写道：“当此时际，日本人的义务惟有保持国体这一条，所谓保持国体即不失却自国的政权，要不失却自国的政权，则必须推进人民的智力。”基本的趣旨，是式图引入西方的优秀文化因素，达到改造国民文化的目的。
明治初期某一外国人这样说过：“他们一旦觉悟以旧日本的开化手段不足以与西洋诸国相竞争时，便有组织地且合理地开始向拥有理解力和快速吸收力的国民鼓吹所有的西洋成果。”1905年12月12日，福泽谕吉在自己的生日庆祝会上发表演说。他感慨地说，启蒙主义者的目的，就是想通过自己的努力，将长时间在无知识的状态中睡眠的“无气力的愚民改造成承担洋洋新社会的国民，进而将锁国的东洋小国改变成充满活力的独立国。”启蒙主义者的根本性格——国家主义，于此可见一斑。
与启蒙主义者相比，民权运动所表现的思想和派别，远为复杂。这是因为，民权主义面对的对手，不仅有列强的压力，而且还有明治政府所推行的富国强兵政策。这从民权运动的三面旗帜——开设国会、修改不平等条约和减轻地税——中反映出来。在引发民权运动的那份召开国会建议书中，我们可以看到板垣退助将启蒙主义者所主张的天赋人权与他们所标榜的国民的政治权利结合起来，发挥了民权启蒙的作用。民权运动家们并非简单地把自由权利作为政治权利来追求，而是将个人自由权利伸张作为促进社会进步的动力来把握。现在我们所知道的民权派宪法草案的起草者，不仅有像植木枝盛那样的民权活动家和思想家，还有像千叶卓三郎那样的农村小学的非正式教员，一位默默无闻的民权运动参加者。这种将国家的进步和发展牢记心头，急欲推动现代国家体制形成的责任感与使命感，紧紧地与通过修改不平等条约运动反映出来的强烈民族独立意识结合在一起。如果说井上或大隈修改不平等条约的方案，即改法权不改税权或改税权不改法权的方案，不曾因遭到民权运动的反对而搁浅，那么甲午战争前后不平等条约的完全改正，以及以日俄战争为国际背景成立英日同盟，是绝对不能想象的。“在内国主张民权”，“对外国张扬国权”，将两者糅合起来，这就是民权运动国家独立的构想。
民权运动的思想家中江兆民，在其晚年的著名《三醉人经纶问答》中，虚拟了主张民主主义的绅士君、主张国权主义的豪杰君和主张自由主义的南海先生，并借助三者的争论，清算了自由民权运动内部的矛盾。同时，也归纳了民权运动的基本精神，还是谋求“落后于他邦又不得不在文明路途中跋涉的小国”，如何保持自己的独立，如何谋求自我的发展。我们可以从北村透谷、岛崎藤村、二叶亭四迷、正冈子规、田冈岭云、景山英子、吉冈弥生这些民权少男、民权少女投身民权运动的事例之中，从色川大吉先生通过调查研究再现的多摩地区广泛存在过平淡无奇的地方民权的状态中，从二宫尊德以及后人提倡的勤俭力行摆脱贫困的道路和实践中，清楚地窥见到这种精神。
明治年代的国粹主义和日本主义思潮，向来没有受到我国日本研究学界足够的重视。国粹主义和日本主义，不仅是鹿鸣馆所代表的轻佻浮薄的欧化风潮的反动，而且还是对强制推行现代化路线显露出来的矛盾的批判，在明治20年代时登上社会舞台。三宅雪岭、陆羯南、志贺重昂、福本日南等人是突出的代表。他们怒视中央本位、藩阀本位、政商本位，摸索符合日本传统的现代化构想。在经济方面，他们主张发展日本的特有产业，尤其是增加生丝和茶的产量并扩大出口来充实日本的国力。在伦理思想方面，他们主张用东洋的传统文化来限制欧化主义。他们力图证明即便在当前欧美列强声势浩大的称霸世界的浪潮中，仍然存在着亚洲的、尤其是日本的现代化路线。因此，他们只有将保存国粹作为自己全部理论的立足点。
陆羯南所主张的中心思想是“国民精神”。他创刊了报纸《日本》，宣称：“《日本》将回复和发扬国民精神为自任。”在他看来，刚毅、廉直和正直，是纠正“如群犬争食腐肉”这种社会现状，以及“欧美诸国民所以富强，乃因其人种固有之能力，毕竟非东洋人种可以企及”这一思想认识的武器，其思想的基底，横亘着东洋思想，儒教思想和民族主义三者之混合。
三宅雪岭的国粹主义，是对世界形势进行了哲学考察后展开的。他首先抨击了欧美优越这种先验主义的认识论，主张用儒、道、佛三教来抗拒西洋的“学理”。主著《真善美日本人》这样写道：“为自国而竭尽全力，为世界而竭尽全力，发扬民族的特色以裨益于人类的化育，护国与博爱紧密结合的。”他呼吁日本人认识自己的使命，“充分地伸展其特能而弥补白人的欠缺，以迈向极真、极善、极美之圆满幸福之世界”。他珍重东方式的调和，恶视西方式的竞争。他对所谓欧美文明称霸世界之一“世界历史的规律”充满着近似悲愤的疑问，努力寻求一种与之相区别的迈向文明的道路。
与国粹主义思潮同时广泛流行的，是德富苏峰倡导的平民主义。在阐明自己思想的代表著作《将来之日本》中，德富苏峰以对所谓“腕力世界”的阐述导入议论。他写道：“昔日的世界是野蛮人凭恃腕力蹂躏开化人的世界，今日的世界是开化人凭恃暴虐吞灭野蛮人的世界。”“印度已灭，安南又灭，缅甸再灭，剩余之国度惟名义上之独立国而已……早晚难脱葬送大蛇之腹之命运！”忧虑之余，他主张用“和平世界”代替“武力世界”，用“和平主义”代替“武备主义”，用“平民主义”代替“专制主义”，认为这样才是反抗“腕力世界”的政略。德富苏峰是这样展开他的理论根据的：欲保持莫大的军备必需要莫大的经费。而莫大的经费则只能从社会生产的财富中得来，这样一来，军事型社会向产业型社会、政治社会向经济社会的进化，就必然会发生。于是，由从事产业的平民构成的“平民社会”也就是一种自然的结果。德富苏峰相信，平民主义＝生产主义，即“将来之日本”的道路所在。
启蒙主义、民权主义、国粹主义、日本主义及平民主义，其思想和理论或相互重合，或相互对立，但在民族独立的国家发展这一认识水平上，却是共通的。他们各自据守社会之一隅，以手中掌握的宣传舆论工具拼命地向民众鼓吹自己的主张，毫无疑问地起到了引导社会舆论的作用。
三、明治国家主义的意味
如诸位前辈的研究所证实的那样，明治国家主义的思潮在理论上存在着严重的缺陷。例如：启蒙主义者为了达到启蒙民众的目的，热心地鼓吹西方思想，明显地表现出现代化即西欧化这种理论倾向。而国粹主义者从传统儒教伦理和习惯文化心理出发，反对日本的现代化过程中全盘模仿西方的做法。为此，他们拼命主张对传统文化和国粹精神再作评价，其中自然隐含着触发保守和排外主义情绪的可能性。
背负着欧美列强的重压，锁国的日本向开国的日本过渡直至成功修改不平等条约的26年间，日本经常感到西方诸强居高临下投来的不信任的目光。开国决不意味着就摆脱了民族生存危机，仅仅只是表明日本决心按西方诸国规定的“游戏规则”与西方人展开国交。为了在国际政治中争取生存和独立的一席之地，明治政府猛烈推行富国强兵政策，而以国家隆盛为己任的知识分子，则自觉地展开了“草莽”式的爱国主义思想和运动。如果说像大久保利通和伊藤博文那样的技术官僚，在许多外交场合都城府颇深地迎合着欧美列强，那么，草莽们的国家主义运动，在对外危机的刺激下，则毫不犹豫地将日本人在优势文化面前习惯上持有的劣等感，断然转换为对抗心。与此同时，同质文化和单一人种民族所持有的特殊的民族感觉，为国家主义增添了强烈的情感色彩和难言后退的决心。
诚如人们都看到的那样，在“外压”下崛起、以对抗“外压”为终极目标的明治国家主义者们，尽管屡屡采取了反对政府的形式，但他们实际上所完成的作用，却是在国民的思想教育、现代化道路的选择和不平等条约的修改等方面，加剧着政府政策的偏颇或失误。国家主义以一贯的热诚自始至终地参与了近代国家体制形成的全过程。不同类型的国家主义派别或思潮，虽然其采用的方法、手段不同，但都殊途同归地认为：惟有建设一个富强的、首先是军事实力强劲的国家，才是对抗西方列强最好的方法。高涨的爱国热情、强烈的对抗西方精神和性急的国家发展设想，构成了明治国家主义的三大特点。可以说，明治国家主义在对抗西方列强方面与明治政府的官僚惟有程度或手法之差，没有本质之别。在发展国家实力方面，上下两者是完全一致的。
明治国家主义又是各种压力集团共同的精神支柱，它不仅从左的方面，也从右的方面，对明治初期政府修改不平等条约的想法和措施进行限制。
1886年6月，外相井上馨费尽心力同英德进行修约谈判。经过26 次会谈之后，谈判终于有了结果。井上认为用“泰西主义”为原则来修改条约，可以获得“泰西”诸国的信任，有利于逐步撤销治外法权。为此，井上竟然准备将日本法典译成西方，去争取外国承认，还准备任用外国人法官审理民事和刑事案件，并开放内地。井上惟恐修约内容一旦泄露，必将招致社会公愤，故秘而不宣，等待条约变成既成事实。但察晓内情的外务省翻译局次长小村寿太郎（后任桂太郎内阁外相）却有意将条约内容透露给好友、民权人士杉浦重刚，并由后者发起了反对运动。农商务大臣谷干城干脆以辞职表示愤慨，认为井上修约方案非但没有减轻既成条约的不平等性，反而有让外国人乘隙干涉日本法律之嫌。强大的压力迫使井上辞去了任期长达8年之久的外相职务。 同样的事情还发生在大隈任外相期间（1888年2月——1889年12月）。 大隈采用严格遵守条约主义方针，凡原条约没有规定的则坚决不予承认、保护，而后又将法权和税权分开两步走，各个谈判解决。经过艰苦谈判，虽然提高了协定关税率，但因在5年内仍然承认治外法权，还继续开放内地， 所以同样遭到社会公论的强烈反对。玄洋社青年来岛恒喜用自制炸弹攻击大隈。大隈的一只脚被炸飞之后，其修约方案也随之烟消云散。在袭击现场当场自杀绝命的来岛，却引来了人们一片啧啧称赞之声。
民权人士反对井上方案的运动，和玄洋社来岛恒喜反对大隈方案的行动，一左一右地挟制政府必须全面彻底地修改不平等条约，否则必将招致不虞事件的回击。这似乎无可厚非，但其手段的危险性，已经大大地超过了正常“压力手段”的范围，所以是难以控制和驾驭的。更有甚者，与强烈要求彻底修改不平等条约的呼声相伴随的，还有“海外雄飞”的鼓噪。君权主义者，民权主义者，日本主义者和右翼势力团体，以及政府中的大部分官僚，无不赞成向邻国扩张。1887年“长崎事件”发生后，向西方争取民族独立，向邻国大肆扩张利权，真正成为国家主义思潮和运动的双重品质。这是甲午战争开战舆论深厚的思想基础，也是第一届国会召开发后“对外强硬”论的思想根源。凡是应当收回的和凡是可以抢夺到的，一律都是国家的利益，必须毫不含糊地去实现之，国家主义的这种特性后来确实对国家发展的长久方向作出了错误而又难以纠正的规定。^
【专 题 号】K5
【复印期号】2001年01期
【原文出处】《日本研究》(沈阳)2000年03期第47～53页
【作者简介】周颂伦，东北师范大学日本研究所
一、明治国家主义的土壤
迄止鸦片战争的十数个世纪内，日本一直作为东亚国际秩序的周边小国，独立地存在着。由于在文化上大大落后于中国，日本不断地直接从中国或间接地通过朝鲜半岛从中国摄取文化营养，这是一种在极为平和的环境内进行的文化交融，并不需要支付被他民族征服的代价，所以日本的土著传统文化并没有遭受根本性的打击。在万顷波涛的间隔保护下，土著文化安静地吸取、消化着由大陆输入的优秀文化因子，又安静地向全日本播撒开去。
有许多文献可以证实，在从中国摄取先进文化获得利益的同时，日本也培养着对文明大国中国的深深的劣等感。为了克服这种劣等感，日本人很早就开始致力于强调自己是日本人，强调对自我文化的归属意识。中世纪时同神佛习合论决裂、主张神佛峻别的吉田神道，以及江户时代隆盛的神秘主义色彩极为浓厚的国学，可以说就是说明这个问题的极好例子。
这种克服劣等感的努力，并不单纯是一种追求补偿心理平衡的行为，而且也是日本人自我民族意识的表现。但是，强调日本文化独立性的这种思想，仅仅是作为某种学问的派别而存在着，并没有给予普通民众意识以很大的影响，原因何在？
试简单地回顾一下中国历史。自古以来，中国的历代封建王朝的统治者，一贯满足于自己为自己所设计的世界中心形象，不由分说地将来朝朝贡的“夷狄”作为藩屏，极为主观地编织着所谓“册封体制”。在这一体制内，国与国之间的交涉，按照严格的礼仪，在充满温情的气氛中进行。在中国周期性地发生的农民战争及民族战争，也曾给击边诸国造成一些负面影响，但从来不曾对周边各国产生过战争威胁和生存危机。反过来，周边诸国则一面可以自由地摄取中国优秀文化，一面却可以依据自己的判断承认或不承认中国的宗主国地位。这就是说，在对外危机感十分淡漠的时代，强调日本文化独立性的文化心理，因并不存在同中国相对抗的国际环境与条件，而没有采取对峙的姿态。然而，当西方势力进入东亚国际秩序之后，又招致了怎样的后果呢？
日本与西洋的接触，始于16世纪中叶。初期主要是器物和基督教，继之是近代科学知识。西洋人舶来的奇珍异物，计有睛雨计、气温器、保温瓶、比重器、照相机、手表、望远镜等等，据称当火枪于1543年首次由种子岛传入日本时，种子岛的铸铁匠八板金兵以亲生女若狭的人身供奉为代价，向葡萄牙人船长学习制作技术。习惯于汲取外来文化优秀成分的日本人，敏感地意识到，比起汉学的务虚来，西洋的器物能立即作用于日常生活并能给自己带来方便。所以，他们怀着同样的劣等感和求知欲，拼命地学习西洋文明。一大批有名的兰学者致力于西方近代医学、地理学、天文学的实践。幕府和各藩也相继提倡学习西方近代技术，并努力加以应用。
可是，进入19世纪以后，“西力东渐”的危机已经日益明了。西洋人的海船携带大炮频频不请自来地造访日本列岛沿岸，迫使日本人不得不怀疑其动机到底何在，对知识的好奇心和对异国风情的趣味迅速地向对危险敌人的警戒感转移，儒学者大桥讷庵在《辟邪小言》，兰学者渡边华山在《慎机论》中，呼吁对西洋人野心提高警戒，是人所周知的。
1825年水户藩士会泽安著《新论》。会泽安通过导入神道、国学的尊皇观和神国思想，鼓吹尊王论和国体论。其目的是：一方面通过尊王论来强化社会的基本秩序，另一方面对企图凭此来彻头彻尾地贯彻日本中心主义。为了实现这个目的，《新论》对内从名分论的观点出发，竭尽全力地评价万世一系的天皇和日本国体的优越性，对外则在危机感的促动下拼命抬高日本文化的优秀性。然而，在“外压”的压迫下旨在维持日本国和日本民族独立的《新论》，不仅在儒学的基底上接纳了国学的思想，而且还接纳了某些洋学的影响，这似乎极微妙地暗示着幕末思想一举从学阀派别之争中脱出，向对外关系论摇身一变的趋态。在西方压力面前，幕末思想发生了一系列的革命性的变动，而下面要列举的三类社会认识，是最不应当忽视的。
其一，是力的观念的昂扬，即在“外压”之下国防论和攘夷论逐渐高涨起来。从表面上看，中国的清朝在鸦片战争中失利的直接原因，是军事力负于西洋人的军舰和火炮。因此，不论是国防论也好，攘夷论也好，首先应增强自己的实力是第一重要的。佐久间象山于1849年向藩主建议：“当今防御外寇之急务，首先是了解彼，而了解彼之方法，重要的是掌握彼之技术。”1853年6月29 日他在给朋友的信中更加明确地提出：“愚意以为，以夷之术而御夷，舍此而无其他。彼有大舰我亦应制大舰，彼有大炮我亦应造炮。”为了对抗西方的压力，承认西方军事及科学技术的先进性并摄取之，通过模仿充实军事力量为首的综合国力，才是有效地防御西洋威胁的惟一办法，这已是当时日本人的共识。
其二，是国民统合与国家统一观念的形成。长时期内保持着人种的同质性和文化的一体性的日本，直至明治维新为止一直未能彻底实现政治统一。江户时代的幕藩体制，虽不能说只是个三百余领国杂然共处的国家，德川幕府也是事实上的中央政权，全国性的市场自江户中期后亦已形成，教育也较高水平地普及着。但对于各藩的藩士来说，终极的归属集团并不是幕府，而是自己出身的那个藩。幕藩体制本身存在的机理，就垂直性地规定着等级身分制，水平式地承认地域的割据性，自然无力将全体国民的意志集中起来。然而，以海防论的兴起为契机，“一君万民论”和“公议舆论”迅速地为人们所接受。如村田清风所云：“外寇之事，应不分阶级上下总体承受之”，实质上等于主张必须统一全体国民的力量集中对付“外压”。在这种思想背景下，“公论”取代了幕府的“私论”，天下人心之最高归属逐渐明确地指向天皇，国民统合和国家统一的观念终于形成。政治的约束力强制性地分离着此前各独立集团内部和外部的利害关系，为反抗“外压”准备着足够的思想意识方面的力量。
其三，是新型的对外意识的形成。东亚传统国际秩序既然已经破裂，那么，重新设计对外关系的原则已是十分必要。以近代西欧国家为基盘形成的近代国际社会，双重性地存在着独立平等相互关系原则和弱肉强食的自然原则。国家平等的观念，自然含有否定国交未开之前就将来访国作为下手国即华夷观念的进步意义，但西洋各国在处理与东洋各国国家关系时，是依杖力量对决原则来决定国际秩序中的上下地位的。深知落后国必被先进国吞食，欲维持独立必首先谋求进步的日本人，在这种现实面前，形成了极为复杂的对外意识。这是一种三重性的思想方法。A：若用文明或不文明来区分世界， 则日本人自然是属于文明这一边的；B：若用文化、人种、宗教、 心理即用东洋或西洋来区别世界的话，那么日本尚不在欧美阵营之列；C：在东方各国内部， 日本则无疑是文明国，而其他邻国则无疑是非文明国。这种对外意识的三重认识，在幕末时期初步定型，明治维新不久便迅速成熟。这可以从明治知识分子大量的著述中得到印证。
以上所列举的三种社会认识的核心，是一种生存的危机感。这种危机感，是受西方军事力威胁的民族生存危机和日本文明现状与西洋文明现状之间巨大隔差所造成的国际生存危机的重复组合。由民族生存危机派生出对西方的警戒心和对抗心，由国际生存危机派生出赶超西方的精神和竞争心，构成了明治维新以后酝酿和培植国家主义的肥沃土壤。
二、明治国家主义的类型
国家主义，从本质上讲是一种维护民族独立和推进国家发展的思想和运动。但是，这样的界定实际上并无太大的意义。因为当不同的政治团体或个人按照自己的判断采取增进国家利益的行动时，其行为方式以至于结果极可能是迥然相异甚至相互对立的。明治国家主义，因知识教养、出身和国内外形势的变化，呈现出各式各样的状态和类型。首先应提出的，当然是明治初年的启蒙主义思想。
明治的启蒙主义者，都是一些力图用自己的思想来改造社会的经世家型的知识人。他们致力于将从欧美思想中汲取的养分传达给日本民众，起到了在日本创立社会科学的作用。其共通的思想倾向，与其说热衷于单纯政治革命，不如说最重视社会价值观的普遍转变。基于这一目的，西村茂树、西周、加藤弘之、森有礼、津田真道、中村正直、神田孝平等人，在政治学、社会学、伦理学、经济学、法学等诸领域，介绍和评价西方的文物和制度。
在众多启蒙主义者的活动中，留下了最为引人注目的足迹的，当然是福泽谕吉。代表作《文明论概略》，是当时文明开化的指导理论。面对西洋诸国的优势文明的压力，福泽主张第一义的急务只有达成国家的富强。为此，必须提高人民的“智力”。“智力”是一种无形的、内在的精神力量，要提高之则必以输入外在的、有形的文明来刺激，来启迪。所以，经常被当时的文人称之为功利主义者的福泽谕吉，实际上最重视的还是“文明的精神”。《文明论概略》第二章“以西洋文明为目标”写道：“当此时际，日本人的义务惟有保持国体这一条，所谓保持国体即不失却自国的政权，要不失却自国的政权，则必须推进人民的智力。”基本的趣旨，是式图引入西方的优秀文化因素，达到改造国民文化的目的。
明治初期某一外国人这样说过：“他们一旦觉悟以旧日本的开化手段不足以与西洋诸国相竞争时，便有组织地且合理地开始向拥有理解力和快速吸收力的国民鼓吹所有的西洋成果。”1905年12月12日，福泽谕吉在自己的生日庆祝会上发表演说。他感慨地说，启蒙主义者的目的，就是想通过自己的努力，将长时间在无知识的状态中睡眠的“无气力的愚民改造成承担洋洋新社会的国民，进而将锁国的东洋小国改变成充满活力的独立国。”启蒙主义者的根本性格——国家主义，于此可见一斑。
与启蒙主义者相比，民权运动所表现的思想和派别，远为复杂。这是因为，民权主义面对的对手，不仅有列强的压力，而且还有明治政府所推行的富国强兵政策。这从民权运动的三面旗帜——开设国会、修改不平等条约和减轻地税——中反映出来。在引发民权运动的那份召开国会建议书中，我们可以看到板垣退助将启蒙主义者所主张的天赋人权与他们所标榜的国民的政治权利结合起来，发挥了民权启蒙的作用。民权运动家们并非简单地把自由权利作为政治权利来追求，而是将个人自由权利伸张作为促进社会进步的动力来把握。现在我们所知道的民权派宪法草案的起草者，不仅有像植木枝盛那样的民权活动家和思想家，还有像千叶卓三郎那样的农村小学的非正式教员，一位默默无闻的民权运动参加者。这种将国家的进步和发展牢记心头，急欲推动现代国家体制形成的责任感与使命感，紧紧地与通过修改不平等条约运动反映出来的强烈民族独立意识结合在一起。如果说井上或大隈修改不平等条约的方案，即改法权不改税权或改税权不改法权的方案，不曾因遭到民权运动的反对而搁浅，那么甲午战争前后不平等条约的完全改正，以及以日俄战争为国际背景成立英日同盟，是绝对不能想象的。“在内国主张民权”，“对外国张扬国权”，将两者糅合起来，这就是民权运动国家独立的构想。
民权运动的思想家中江兆民，在其晚年的著名《三醉人经纶问答》中，虚拟了主张民主主义的绅士君、主张国权主义的豪杰君和主张自由主义的南海先生，并借助三者的争论，清算了自由民权运动内部的矛盾。同时，也归纳了民权运动的基本精神，还是谋求“落后于他邦又不得不在文明路途中跋涉的小国”，如何保持自己的独立，如何谋求自我的发展。我们可以从北村透谷、岛崎藤村、二叶亭四迷、正冈子规、田冈岭云、景山英子、吉冈弥生这些民权少男、民权少女投身民权运动的事例之中，从色川大吉先生通过调查研究再现的多摩地区广泛存在过平淡无奇的地方民权的状态中，从二宫尊德以及后人提倡的勤俭力行摆脱贫困的道路和实践中，清楚地窥见到这种精神。
明治年代的国粹主义和日本主义思潮，向来没有受到我国日本研究学界足够的重视。国粹主义和日本主义，不仅是鹿鸣馆所代表的轻佻浮薄的欧化风潮的反动，而且还是对强制推行现代化路线显露出来的矛盾的批判，在明治20年代时登上社会舞台。三宅雪岭、陆羯南、志贺重昂、福本日南等人是突出的代表。他们怒视中央本位、藩阀本位、政商本位，摸索符合日本传统的现代化构想。在经济方面，他们主张发展日本的特有产业，尤其是增加生丝和茶的产量并扩大出口来充实日本的国力。在伦理思想方面，他们主张用东洋的传统文化来限制欧化主义。他们力图证明即便在当前欧美列强声势浩大的称霸世界的浪潮中，仍然存在着亚洲的、尤其是日本的现代化路线。因此，他们只有将保存国粹作为自己全部理论的立足点。
陆羯南所主张的中心思想是“国民精神”。他创刊了报纸《日本》，宣称：“《日本》将回复和发扬国民精神为自任。”在他看来，刚毅、廉直和正直，是纠正“如群犬争食腐肉”这种社会现状，以及“欧美诸国民所以富强，乃因其人种固有之能力，毕竟非东洋人种可以企及”这一思想认识的武器，其思想的基底，横亘着东洋思想，儒教思想和民族主义三者之混合。
三宅雪岭的国粹主义，是对世界形势进行了哲学考察后展开的。他首先抨击了欧美优越这种先验主义的认识论，主张用儒、道、佛三教来抗拒西洋的“学理”。主著《真善美日本人》这样写道：“为自国而竭尽全力，为世界而竭尽全力，发扬民族的特色以裨益于人类的化育，护国与博爱紧密结合的。”他呼吁日本人认识自己的使命，“充分地伸展其特能而弥补白人的欠缺，以迈向极真、极善、极美之圆满幸福之世界”。他珍重东方式的调和，恶视西方式的竞争。他对所谓欧美文明称霸世界之一“世界历史的规律”充满着近似悲愤的疑问，努力寻求一种与之相区别的迈向文明的道路。
与国粹主义思潮同时广泛流行的，是德富苏峰倡导的平民主义。在阐明自己思想的代表著作《将来之日本》中，德富苏峰以对所谓“腕力世界”的阐述导入议论。他写道：“昔日的世界是野蛮人凭恃腕力蹂躏开化人的世界，今日的世界是开化人凭恃暴虐吞灭野蛮人的世界。”“印度已灭，安南又灭，缅甸再灭，剩余之国度惟名义上之独立国而已……早晚难脱葬送大蛇之腹之命运！”忧虑之余，他主张用“和平世界”代替“武力世界”，用“和平主义”代替“武备主义”，用“平民主义”代替“专制主义”，认为这样才是反抗“腕力世界”的政略。德富苏峰是这样展开他的理论根据的：欲保持莫大的军备必需要莫大的经费。而莫大的经费则只能从社会生产的财富中得来，这样一来，军事型社会向产业型社会、政治社会向经济社会的进化，就必然会发生。于是，由从事产业的平民构成的“平民社会”也就是一种自然的结果。德富苏峰相信，平民主义＝生产主义，即“将来之日本”的道路所在。
启蒙主义、民权主义、国粹主义、日本主义及平民主义，其思想和理论或相互重合，或相互对立，但在民族独立的国家发展这一认识水平上，却是共通的。他们各自据守社会之一隅，以手中掌握的宣传舆论工具拼命地向民众鼓吹自己的主张，毫无疑问地起到了引导社会舆论的作用。
三、明治国家主义的意味
如诸位前辈的研究所证实的那样，明治国家主义的思潮在理论上存在着严重的缺陷。例如：启蒙主义者为了达到启蒙民众的目的，热心地鼓吹西方思想，明显地表现出现代化即西欧化这种理论倾向。而国粹主义者从传统儒教伦理和习惯文化心理出发，反对日本的现代化过程中全盘模仿西方的做法。为此，他们拼命主张对传统文化和国粹精神再作评价，其中自然隐含着触发保守和排外主义情绪的可能性。
背负着欧美列强的重压，锁国的日本向开国的日本过渡直至成功修改不平等条约的26年间，日本经常感到西方诸强居高临下投来的不信任的目光。开国决不意味着就摆脱了民族生存危机，仅仅只是表明日本决心按西方诸国规定的“游戏规则”与西方人展开国交。为了在国际政治中争取生存和独立的一席之地，明治政府猛烈推行富国强兵政策，而以国家隆盛为己任的知识分子，则自觉地展开了“草莽”式的爱国主义思想和运动。如果说像大久保利通和伊藤博文那样的技术官僚，在许多外交场合都城府颇深地迎合着欧美列强，那么，草莽们的国家主义运动，在对外危机的刺激下，则毫不犹豫地将日本人在优势文化面前习惯上持有的劣等感，断然转换为对抗心。与此同时，同质文化和单一人种民族所持有的特殊的民族感觉，为国家主义增添了强烈的情感色彩和难言后退的决心。
诚如人们都看到的那样，在“外压”下崛起、以对抗“外压”为终极目标的明治国家主义者们，尽管屡屡采取了反对政府的形式，但他们实际上所完成的作用，却是在国民的思想教育、现代化道路的选择和不平等条约的修改等方面，加剧着政府政策的偏颇或失误。国家主义以一贯的热诚自始至终地参与了近代国家体制形成的全过程。不同类型的国家主义派别或思潮，虽然其采用的方法、手段不同，但都殊途同归地认为：惟有建设一个富强的、首先是军事实力强劲的国家，才是对抗西方列强最好的方法。高涨的爱国热情、强烈的对抗西方精神和性急的国家发展设想，构成了明治国家主义的三大特点。可以说，明治国家主义在对抗西方列强方面与明治政府的官僚惟有程度或手法之差，没有本质之别。在发展国家实力方面，上下两者是完全一致的。
明治国家主义又是各种压力集团共同的精神支柱，它不仅从左的方面，也从右的方面，对明治初期政府修改不平等条约的想法和措施进行限制。
1886年6月，外相井上馨费尽心力同英德进行修约谈判。经过26 次会谈之后，谈判终于有了结果。井上认为用“泰西主义”为原则来修改条约，可以获得“泰西”诸国的信任，有利于逐步撤销治外法权。为此，井上竟然准备将日本法典译成西方，去争取外国承认，还准备任用外国人法官审理民事和刑事案件，并开放内地。井上惟恐修约内容一旦泄露，必将招致社会公愤，故秘而不宣，等待条约变成既成事实。但察晓内情的外务省翻译局次长小村寿太郎（后任桂太郎内阁外相）却有意将条约内容透露给好友、民权人士杉浦重刚，并由后者发起了反对运动。农商务大臣谷干城干脆以辞职表示愤慨，认为井上修约方案非但没有减轻既成条约的不平等性，反而有让外国人乘隙干涉日本法律之嫌。强大的压力迫使井上辞去了任期长达8年之久的外相职务。 同样的事情还发生在大隈任外相期间（1888年2月——1889年12月）。 大隈采用严格遵守条约主义方针，凡原条约没有规定的则坚决不予承认、保护，而后又将法权和税权分开两步走，各个谈判解决。经过艰苦谈判，虽然提高了协定关税率，但因在5年内仍然承认治外法权，还继续开放内地， 所以同样遭到社会公论的强烈反对。玄洋社青年来岛恒喜用自制炸弹攻击大隈。大隈的一只脚被炸飞之后，其修约方案也随之烟消云散。在袭击现场当场自杀绝命的来岛，却引来了人们一片啧啧称赞之声。
民权人士反对井上方案的运动，和玄洋社来岛恒喜反对大隈方案的行动，一左一右地挟制政府必须全面彻底地修改不平等条约，否则必将招致不虞事件的回击。这似乎无可厚非，但其手段的危险性，已经大大地超过了正常“压力手段”的范围，所以是难以控制和驾驭的。更有甚者，与强烈要求彻底修改不平等条约的呼声相伴随的，还有“海外雄飞”的鼓噪。君权主义者，民权主义者，日本主义者和右翼势力团体，以及政府中的大部分官僚，无不赞成向邻国扩张。1887年“长崎事件”发生后，向西方争取民族独立，向邻国大肆扩张利权，真正成为国家主义思潮和运动的双重品质。这是甲午战争开战舆论深厚的思想基础，也是第一届国会召开发后“对外强硬”论的思想根源。凡是应当收回的和凡是可以抢夺到的，一律都是国家的利益，必须毫不含糊地去实现之，国家主义的这种特性后来确实对国家发展的长久方向作出了错误而又难以纠正的规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