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明清史 |
苏联历史档案解密与苏联史研究
叶书宗
【专题名称】世界史
【专 题 号】K5
【复印期号】2000年12期
【原文出处】《今日东欧中亚》(沪)2000年04期第43～47页
【作者简介】叶书宗 上海师范大学
80年代末以来，特别是随着苏联解体，苏联历史档案纷纷有选择地解密。苏联历史档案的解密，不仅为我国的苏联史研究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条件，使我国的苏联史研究跃上一个新的台阶；也为科学地分析苏联剧变的原因，准确地总结苏联历史的经验教训，提供了第一手史实依据。
一
长期以来，苏联社会极其封闭。苏联历史上的政治、经济、外交、意识形态、科学文化等各方面的决策和转折情况，党、政、军各方面的种种重大问题，更是封盖得严严实实，密不透风。
1956年2月，赫鲁晓夫在苏共20大上批判斯大林的个人崇拜， 披露了斯大林破坏社会主义法制，制造冤假错案的一些行为，并且着手平反昭雪工作。赫鲁晓夫的这一工作，仅仅涉及到大清洗中的某些突出事例，整体的苏联历史，仍是一团迷雾。
苏联历史档案解密后，不仅像大清洗中发生的种种离奇“案件”真相大白；就连苏联的国家工业化、农业集体化、冷战格局的形成、东欧人民民主国家的建立和社会主义阵营的形成、欧洲几国共产党情报局的建立以及南斯拉夫问题、苏联的外交战略与贯彻等等牵涉苏联历史全局性的大问题，从提出、决策，到执行、结果，也全都显山露水了。
这里仅举一例。库兹涅佐夫事件是苏联历史上的神秘事件之一。四、五十年代，库兹涅佐夫几度沉浮，变幻莫测。库兹涅佐夫的沉降同战后苏联海军战略，乃至同苏联整个国防战略，关系极为密切。破解库兹涅佐夫事件之谜，对于了解苏联海军战略，包括了解苏联在冷战对峙中的定位，都十分重要。库兹涅佐夫事件有关档案的解密，终于让世人看清此事的真相。
尼古拉·格拉西莫维奇·库兹涅佐夫，1902年7月11 日出生于俄罗斯西北部沿海地区的劳动者家庭，1919年10月参加红海军，1925年加入苏共，曾任太平洋舰队司令、副海军人民委员， 参加过西班牙战争。 1939年在第18次党代表大会上当选为苏共中央委员，被任命为海军人民委员。
1941年5月，鉴于形势的险恶，库兹涅佐夫未经斯大林批准， 下令各舰队转入相应的作战准备；所有海军基地一律实行灯火管制。1941年6月22日晚9时，当他接到“做好迎击可能遭到攻击的准备”的命令后，仅一小时，各舰队就作好了战斗准备。由于库兹涅佐夫的敏锐性和果敢决断，使得德军旨在摧毁苏联西部地区各海军基地和舰队的突袭，几乎没有什么“战果”。卫国战争胜利后，1945年9月14日， 库兹涅佐夫获海军元帅最高军衔，荣赝苏联英雄称号和金星奖章。1946年1月， 他被任命为苏联海军总司令。
库兹涅佐夫担任海军总司令仅仅一年，就被撤职；1948年2月， 他的军衔又被降为中将。1953年5月， 库兹涅佐夫又奇迹般地重返苏联海军总司令的岗位，并恢复了海军元帅军衔。1955年12月8日， 他再次被撤销海军总司令职务。随后1956年2月13日， 苏共中央通过《关于海军中不能令人满意的状况》的决议，严厉指责库兹涅佐夫“不正确、不干练的领导”，给予记过处分。2月17日， 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下令：“鉴于库兹涅佐夫的业务素养不符合苏联海军元帅的要求，将其军衔降为海军中将。令其退役。”从此，库兹涅佐夫的名字彻底从苏联政治舞台上消失了。
解密的苏联档案显示，库兹涅佐夫的几起几落，缘于对海军发展战略和评价海军在未来战争中的位置的分歧。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1945年底，库兹涅佐夫向斯大林呈送了一份10年造舰计划，特别强调和坚持建造批量新型航空母舰和新型舰队驱击舰，以组编远洋特混舰队。当时斯大林的总体战略是稳定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划定的欧洲政治疆界；加快研制原子武器，打破美国对原子弹的垄断。由于库的计划和斯大林的军事发展战略不符，建造航空母舰的计划被否决，建造新型舰队驱击舰的计划也因而搁浅。库兹涅佐夫本人也被指责为“从事危害国家的活动”而被撤职、军衔降级。
斯大林去世后，1953年5月，库兹涅佐夫又恢复原职， 并恢复海军元帅军衔。他上任后，批评海军舰艇陈旧、落后，批评苏联国防部和苏军总参谋部对海军在未来战争中的定位有偏差。1953年8月6日，他给苏联部长会议第一副主席兼国防部长布尔加宁写了一份报告，要求“在决定应建设什么样的海军之前，应当首先明确海军在武装力量体系中的地位和一旦发生战争时海军的任务。”这份报告的内容被拒绝讨论。
1954年3月31日， 库兹涅佐夫再次向国防部提出一份以建造航空母舰为主的造舰计划。当讨论这份计划时，布尔加宁和国防部第一副部长朱可夫坚持要缩减航空母舰和新型登陆舰的建造计划；赫鲁晓夫也认为航空母舰在原子武器时代已丧失了战略意义。这时，库兹涅佐夫激动得神经质似地咆哮起来，会议也只好中断。
鉴于在海军发展方略上的分歧，苏联国防部重提一个老问题，即在卫国战争期间，库兹涅佐夫曾认为在现代战争的条件下，国防部只应当是纯军事问题的执行机关，不能成为全部武装力量的司令部；领导战争、指挥战争的最高权力应当集中于最有威望的领袖一人之手。此时，国防部旧话重提，认为库兹涅佐夫“主张某种有害的独立性。”加上联系到库兹涅佐夫主张“各军种应当保持自己的独立性。如果撤销保障机关、侦察机构，那将是危险的。”这样，库兹涅佐夫被认为是“有意闹独立性”。
在此期间海军发生了一件重大事故。1955年夏，黑海舰队所属的诺沃罗西斯克号战列舰在执行例行的训练任务时突然沉没，近2000名官兵死亡和失踪。在这前后，海军舰队各种大小事故接连发生。库兹涅佐夫认为，造成这些事故的原因是舰队装备陈旧，军队纪律松弛，军事技能训练很差等等因素造成的；言外之意是苏共中央和国防部没有采纳他的意见所造成的。
国防部和总参谋部当然不能接受库兹涅佐夫看法，而诺沃罗西斯克号事故也得找一个替罪羊。于是，他再次被撤职，军衔又降为海军中将，而且被强令退役。自后，库兹涅佐夫于1974年郁郁而终。库兹涅佐夫及其家人、战友对库氏生前所受不公正待遇曾一再向苏共中央和苏联最高苏维埃提出申诉，均未被采纳。直至戈尔巴乔夫当政后，1988年7 月26日，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才发布命令，恢复库兹涅佐夫原苏联海军元帅军衔。
可见，苏联历史档案解密，为史学研究工作和读者提供真实的苏联历史创造了极为有利的条件；从而也为客观地、科学地总结苏联从创建、兴盛，从盛极而衰到剧变的全过程的经验教训，提供可靠的、坚实的基础。
任何历史著作都是作者对历史的某种解读。因此，历史著作总是体现着作者对人生和社会的感悟。如同人不能自己拉着自己离开地面一样，历史研究者所追求的客观性、真实性，都只能在历史研究者本人的思想情感所及的范围内驰骋。历史著作所要求的客观性、真实性，和历史著作事实上都贯穿着作者本人主观的思想情感和倾向之间是矛盾的。作为严肃的历史研究者总是力图缩小这个矛盾。缩小这个矛盾的途径是尽可能地拓宽历史研究者本人的视野和思想空间，客观地、真实地再现历史。解密的苏联历史档案在这方面提供一定的客观条件。
二
在阅读和整理苏联历史档案的过程中，虽然接触到的只是苏联历史档案中的极少部分，但已深深地感觉到，斯大林模式下的苏联，马克思主义在很多情况下，被用作束缚人的思想的绳索。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功能在苏联发生这种错位，根本原因是苏共的最高领导人利用手中掌握的权杖，完全抛弃马克思主义的宗旨及其精粹，将实用主义与教条主义奇特地结合在一起。
教条主义和实用主义总是形影相伴，苏联以教条主义态度对待马克思主义的另一面就是实用主义，凭借行政权力，垄断马克思主义的解释权。凡是不合斯大林意愿的，或者不赞成斯大林的解释的，就被作为“反马克思主义”的东西，横加批判和摧残。斯大林对待党内在政策方针上的不同意见者，对待思想观念上的分歧者是如此；对待学术上的不同看法，甚至是自然科学方面的不同学派也是如此。
迫害瓦维洛夫和遗传学，是这方面的突出事例之一。
尼古拉·伊万诺维奇·瓦维洛夫（1887—1943）是苏联杰出的植物学家、遗传学家、作物地理学家，他领导和组织了苏联生物科学领域的各项重要工作，为发展生物遗传理论和改良植物品种作出杰出贡献，是蜚声国际生物学界的科学家之一。瓦维洛夫为人谦和、诚恳，对于在学术上的不同意见者，尤其是青年人，都极为扶持。把米丘林推向全苏联，介绍给世界的，正是瓦维洛夫。由于瓦维洛夫的呼吁和积极奔走， 1922年10月9日，俄罗斯联邦农业人民委员部部务委员会通过了支持、帮助米丘林的科学实验，出版米丘林的著作的决定。米丘林生前对瓦维洛夫一直是非常尊敬和感激的；而且米丘林从不认为自己的学说是不能讨论的。
后生小辈李森科也是瓦维洛夫把他介绍给苏联生物学界的。1929年，瓦维洛夫邀请李森科参加在列宁格勒举行的全苏遗传学家和育种家代表大会，并作报告。李森科在会上作了关于“春化法”的学术报告，没有引起什么反响。有的学者提出：“春化法”就是早已有的“冷冻催芽”和光周期现象，作为一种农业技术方法早已有人做过，并写过文章；并说李森科在学术上不够诚实。瓦维洛夫为李森科作解释，说李森科的实验有自己的特点，应当谅解青年人的不成熟。
此时，农业集体化运动正在猛烈地开展起来，李森科凭着他的政治嗅觉，胡吹“春化法”能奇迹般地提高农作物的产量，缩短农作物的生长期，对寒冷地区尤有奇效。李森科说：在播种前浸泡过的种子，每公顷至少可以提高100公斤的收成。如果在1亿公顷土地上播种浸泡过的种子，那就能多收获100亿公斤的谷物。
瓦维洛夫作为一位严谨的科学家提醒说：“春化法”是正在试验中的事，需要检查。李森科不仅不听瓦维洛夫善意的劝告，反而在报纸和电台上宣布：最好的检查是将“春化法”直接在田野里，在数百万公顷的土地上接受考验，“只有在千百万集体农庄庄员从事试验工作的我们的国家中，才可能有这样的新鲜事物。”解密的苏联历史档案表明，李森科与其说是一名科学工作者，不如说是一名拿学术做阶梯的投机家；他正好投斯大林所好，大喊“瓦维洛夫反对米丘林学说，是资本主义在苏联科学界的危险代理人”。
1935年2月， 李森科应邀出席全苏集体农庄突击队员第二次代表大会。斯大林在会上讲富农破坏集体农庄的新手段；李森科在会上说：“富农暗害分子不仅在你们的集体农庄生活中可以遇到。你们对他们在集体农庄的活动了解得很清楚。但是，对于科学来说，他们并非不危险，并非不凶狠。在和一些所谓的学者就‘春化法’进行的各种各样的争论中，在创立这种方法的斗争中，没有少费心血，在实践中不得不经受不少的打击。同志们，难道在春化法战线上没有过，现在也不存在阶级斗争？”李森科在讲了一通“春化法战线上的阶级斗争”之后，进一步蛊惑性地煽动说：“在集体农庄里有富农和富农的帮手，他们不止一次地对农民们搬弄是非……‘不要浸泡种子。要是这样干，种子会毁掉的’。而当在学者中间人们不是去帮助集体农庄庄员，而是搞破坏活动时，也出现了这样的事，这样的搬弄是非，这样的富农式的胡说八道。阶级敌人永远是敌人，不管他是不是个学者。”讲到这里，斯大林插进来喊道：“好极了，李森科同志。好极了！”带头鼓起掌来。于是整个大厅也响起暴风雨般的掌声。（注：马克·波波夫斯基著，闻一译《瓦维洛夫案件》第113—14页， 1993年3月东方出版社。）就这样， 瓦维洛夫和“春化法”之间从学术上的分歧，变成了“马克思主义和反马克思主义”、“革命和反革命”之间的斗争。那几年，从事农业、作物研究的大批科学家被作为“农业科学战线上的富农分子”逮捕，充作大饥荒的替罪羊。
1940年8月6日，瓦维洛夫在外出考察的途中，被作为“反苏破坏活动的积极参加者和外国情报机构的间谍”逮捕。批准逮捕瓦维洛夫的文件是人民委员会主席莫洛托夫和内务部长贝利亚签发的。他们两人都清楚，所有的指控全是置瓦维洛夫于死地的多余的装饰性东西，关键是瓦维洛夫执拗地不承认李森科的“发现”；瓦维洛夫作为一名严肃的、真正的科学家，不肯俯首听命，不能容忍苏联的农业科学界让一名拉斯普廷式的人物来发号施令。瓦维洛夫的正直和倔强，触怒了斯大林，给斯大林的巴不得一夜之间获得成千上万吨粮食的幻想泼了冷水，这才是全部问题的实质。
1941年7月9日，苏联最高法院军事法庭装模作样地审判瓦维洛夫，宣读早已准备好的判决书，宣布：瓦维洛夫早在1925年就是反苏组织“劳动农民党”的领导人之一，1930年起是农业人民委员部系统和苏联科研机构系统中右倾反苏组织的积极成员。瓦维洛夫为了破坏和消灭集体农庄制度，使苏联的社会主义农业陷于混乱和崩溃，为了追求反苏的目的，竟和逃亡国外的白俄小组保持联系，把苏联的国家机密情报转交给国外的间谍组织。瓦维洛夫被判处死刑，没收个人财产。
接着，全苏的所有遗传学研究机构、作物栽培研究机构，统统被解散，全国的遗传学研究瘫痪了。相关的各研究机构的研究人员成批成批地被放逐，相关的著作被查封、禁止出版。
此时，卫国战争已经爆发，幸存的科学家们不顾个人的一切，为挽救瓦维洛夫的生命而奔走；包括直接给斯大林写信，建议在监狱里让瓦维洛夫继续他的研究工作，这对苏联有用处。苏联科学院院士、卓有声望的农业化学家、社会主义劳动英雄称号和斯大林奖金获得者普里亚尼什尼科夫曾为此直接找过贝利亚。这一要求被贝利亚断然拒绝。事后，普里亚尼什尼科夫谈起为瓦维洛夫奔走而失败时说：“贝利亚和那些想靠剥夺农业、让农民贫穷来积累资金的人是一伙的。瓦维洛夫妨碍了他们，所以他不能存在。而要反对这伙人，我们又无能为力。”
1942年6月13日，瓦维洛夫被改判20年监禁。1943年1月26日，瓦维洛夫因被折磨死于萨拉托夫一号监狱。斯大林时期的马克思主义不仅不能指导和促进苏联遗传学、植物学的研究和发展，反而极大地摧残了这些学科的发展。
到勃列日涅夫时代，马克思主义只是被用作某种包装。勃列日涅夫出兵占领捷克斯洛伐克和介入阿富汗战争，举着“马克思主义国际主义”的旗帜，实际上是占领别国领土，武装干涉别国内政，干的是霸权主义、侵略扩张的行径。教条主义和实用主义地对待马克思主义，是斯大林模式的一大特征，在总结苏联剧变的经验教训时，不能不直面这一现实。
20世纪是人类社会飞速发展、变化的世纪。世纪之末，俄罗斯发生了再一场剧变，苏联历史档案解密，为研究剧变的苏联历史，为总结20世纪的文明发展史，开创21世纪的新文明构筑了新环境。^
【专 题 号】K5
【复印期号】2000年12期
【原文出处】《今日东欧中亚》(沪)2000年04期第43～47页
【作者简介】叶书宗 上海师范大学
一
长期以来，苏联社会极其封闭。苏联历史上的政治、经济、外交、意识形态、科学文化等各方面的决策和转折情况，党、政、军各方面的种种重大问题，更是封盖得严严实实，密不透风。
1956年2月，赫鲁晓夫在苏共20大上批判斯大林的个人崇拜， 披露了斯大林破坏社会主义法制，制造冤假错案的一些行为，并且着手平反昭雪工作。赫鲁晓夫的这一工作，仅仅涉及到大清洗中的某些突出事例，整体的苏联历史，仍是一团迷雾。
苏联历史档案解密后，不仅像大清洗中发生的种种离奇“案件”真相大白；就连苏联的国家工业化、农业集体化、冷战格局的形成、东欧人民民主国家的建立和社会主义阵营的形成、欧洲几国共产党情报局的建立以及南斯拉夫问题、苏联的外交战略与贯彻等等牵涉苏联历史全局性的大问题，从提出、决策，到执行、结果，也全都显山露水了。
这里仅举一例。库兹涅佐夫事件是苏联历史上的神秘事件之一。四、五十年代，库兹涅佐夫几度沉浮，变幻莫测。库兹涅佐夫的沉降同战后苏联海军战略，乃至同苏联整个国防战略，关系极为密切。破解库兹涅佐夫事件之谜，对于了解苏联海军战略，包括了解苏联在冷战对峙中的定位，都十分重要。库兹涅佐夫事件有关档案的解密，终于让世人看清此事的真相。
尼古拉·格拉西莫维奇·库兹涅佐夫，1902年7月11 日出生于俄罗斯西北部沿海地区的劳动者家庭，1919年10月参加红海军，1925年加入苏共，曾任太平洋舰队司令、副海军人民委员， 参加过西班牙战争。 1939年在第18次党代表大会上当选为苏共中央委员，被任命为海军人民委员。
1941年5月，鉴于形势的险恶，库兹涅佐夫未经斯大林批准， 下令各舰队转入相应的作战准备；所有海军基地一律实行灯火管制。1941年6月22日晚9时，当他接到“做好迎击可能遭到攻击的准备”的命令后，仅一小时，各舰队就作好了战斗准备。由于库兹涅佐夫的敏锐性和果敢决断，使得德军旨在摧毁苏联西部地区各海军基地和舰队的突袭，几乎没有什么“战果”。卫国战争胜利后，1945年9月14日， 库兹涅佐夫获海军元帅最高军衔，荣赝苏联英雄称号和金星奖章。1946年1月， 他被任命为苏联海军总司令。
库兹涅佐夫担任海军总司令仅仅一年，就被撤职；1948年2月， 他的军衔又被降为中将。1953年5月， 库兹涅佐夫又奇迹般地重返苏联海军总司令的岗位，并恢复了海军元帅军衔。1955年12月8日， 他再次被撤销海军总司令职务。随后1956年2月13日， 苏共中央通过《关于海军中不能令人满意的状况》的决议，严厉指责库兹涅佐夫“不正确、不干练的领导”，给予记过处分。2月17日， 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下令：“鉴于库兹涅佐夫的业务素养不符合苏联海军元帅的要求，将其军衔降为海军中将。令其退役。”从此，库兹涅佐夫的名字彻底从苏联政治舞台上消失了。
解密的苏联档案显示，库兹涅佐夫的几起几落，缘于对海军发展战略和评价海军在未来战争中的位置的分歧。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1945年底，库兹涅佐夫向斯大林呈送了一份10年造舰计划，特别强调和坚持建造批量新型航空母舰和新型舰队驱击舰，以组编远洋特混舰队。当时斯大林的总体战略是稳定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划定的欧洲政治疆界；加快研制原子武器，打破美国对原子弹的垄断。由于库的计划和斯大林的军事发展战略不符，建造航空母舰的计划被否决，建造新型舰队驱击舰的计划也因而搁浅。库兹涅佐夫本人也被指责为“从事危害国家的活动”而被撤职、军衔降级。
斯大林去世后，1953年5月，库兹涅佐夫又恢复原职， 并恢复海军元帅军衔。他上任后，批评海军舰艇陈旧、落后，批评苏联国防部和苏军总参谋部对海军在未来战争中的定位有偏差。1953年8月6日，他给苏联部长会议第一副主席兼国防部长布尔加宁写了一份报告，要求“在决定应建设什么样的海军之前，应当首先明确海军在武装力量体系中的地位和一旦发生战争时海军的任务。”这份报告的内容被拒绝讨论。
1954年3月31日， 库兹涅佐夫再次向国防部提出一份以建造航空母舰为主的造舰计划。当讨论这份计划时，布尔加宁和国防部第一副部长朱可夫坚持要缩减航空母舰和新型登陆舰的建造计划；赫鲁晓夫也认为航空母舰在原子武器时代已丧失了战略意义。这时，库兹涅佐夫激动得神经质似地咆哮起来，会议也只好中断。
鉴于在海军发展方略上的分歧，苏联国防部重提一个老问题，即在卫国战争期间，库兹涅佐夫曾认为在现代战争的条件下，国防部只应当是纯军事问题的执行机关，不能成为全部武装力量的司令部；领导战争、指挥战争的最高权力应当集中于最有威望的领袖一人之手。此时，国防部旧话重提，认为库兹涅佐夫“主张某种有害的独立性。”加上联系到库兹涅佐夫主张“各军种应当保持自己的独立性。如果撤销保障机关、侦察机构，那将是危险的。”这样，库兹涅佐夫被认为是“有意闹独立性”。
在此期间海军发生了一件重大事故。1955年夏，黑海舰队所属的诺沃罗西斯克号战列舰在执行例行的训练任务时突然沉没，近2000名官兵死亡和失踪。在这前后，海军舰队各种大小事故接连发生。库兹涅佐夫认为，造成这些事故的原因是舰队装备陈旧，军队纪律松弛，军事技能训练很差等等因素造成的；言外之意是苏共中央和国防部没有采纳他的意见所造成的。
国防部和总参谋部当然不能接受库兹涅佐夫看法，而诺沃罗西斯克号事故也得找一个替罪羊。于是，他再次被撤职，军衔又降为海军中将，而且被强令退役。自后，库兹涅佐夫于1974年郁郁而终。库兹涅佐夫及其家人、战友对库氏生前所受不公正待遇曾一再向苏共中央和苏联最高苏维埃提出申诉，均未被采纳。直至戈尔巴乔夫当政后，1988年7 月26日，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才发布命令，恢复库兹涅佐夫原苏联海军元帅军衔。
可见，苏联历史档案解密，为史学研究工作和读者提供真实的苏联历史创造了极为有利的条件；从而也为客观地、科学地总结苏联从创建、兴盛，从盛极而衰到剧变的全过程的经验教训，提供可靠的、坚实的基础。
任何历史著作都是作者对历史的某种解读。因此，历史著作总是体现着作者对人生和社会的感悟。如同人不能自己拉着自己离开地面一样，历史研究者所追求的客观性、真实性，都只能在历史研究者本人的思想情感所及的范围内驰骋。历史著作所要求的客观性、真实性，和历史著作事实上都贯穿着作者本人主观的思想情感和倾向之间是矛盾的。作为严肃的历史研究者总是力图缩小这个矛盾。缩小这个矛盾的途径是尽可能地拓宽历史研究者本人的视野和思想空间，客观地、真实地再现历史。解密的苏联历史档案在这方面提供一定的客观条件。
二
在阅读和整理苏联历史档案的过程中，虽然接触到的只是苏联历史档案中的极少部分，但已深深地感觉到，斯大林模式下的苏联，马克思主义在很多情况下，被用作束缚人的思想的绳索。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功能在苏联发生这种错位，根本原因是苏共的最高领导人利用手中掌握的权杖，完全抛弃马克思主义的宗旨及其精粹，将实用主义与教条主义奇特地结合在一起。
教条主义和实用主义总是形影相伴，苏联以教条主义态度对待马克思主义的另一面就是实用主义，凭借行政权力，垄断马克思主义的解释权。凡是不合斯大林意愿的，或者不赞成斯大林的解释的，就被作为“反马克思主义”的东西，横加批判和摧残。斯大林对待党内在政策方针上的不同意见者，对待思想观念上的分歧者是如此；对待学术上的不同看法，甚至是自然科学方面的不同学派也是如此。
迫害瓦维洛夫和遗传学，是这方面的突出事例之一。
尼古拉·伊万诺维奇·瓦维洛夫（1887—1943）是苏联杰出的植物学家、遗传学家、作物地理学家，他领导和组织了苏联生物科学领域的各项重要工作，为发展生物遗传理论和改良植物品种作出杰出贡献，是蜚声国际生物学界的科学家之一。瓦维洛夫为人谦和、诚恳，对于在学术上的不同意见者，尤其是青年人，都极为扶持。把米丘林推向全苏联，介绍给世界的，正是瓦维洛夫。由于瓦维洛夫的呼吁和积极奔走， 1922年10月9日，俄罗斯联邦农业人民委员部部务委员会通过了支持、帮助米丘林的科学实验，出版米丘林的著作的决定。米丘林生前对瓦维洛夫一直是非常尊敬和感激的；而且米丘林从不认为自己的学说是不能讨论的。
后生小辈李森科也是瓦维洛夫把他介绍给苏联生物学界的。1929年，瓦维洛夫邀请李森科参加在列宁格勒举行的全苏遗传学家和育种家代表大会，并作报告。李森科在会上作了关于“春化法”的学术报告，没有引起什么反响。有的学者提出：“春化法”就是早已有的“冷冻催芽”和光周期现象，作为一种农业技术方法早已有人做过，并写过文章；并说李森科在学术上不够诚实。瓦维洛夫为李森科作解释，说李森科的实验有自己的特点，应当谅解青年人的不成熟。
此时，农业集体化运动正在猛烈地开展起来，李森科凭着他的政治嗅觉，胡吹“春化法”能奇迹般地提高农作物的产量，缩短农作物的生长期，对寒冷地区尤有奇效。李森科说：在播种前浸泡过的种子，每公顷至少可以提高100公斤的收成。如果在1亿公顷土地上播种浸泡过的种子，那就能多收获100亿公斤的谷物。
瓦维洛夫作为一位严谨的科学家提醒说：“春化法”是正在试验中的事，需要检查。李森科不仅不听瓦维洛夫善意的劝告，反而在报纸和电台上宣布：最好的检查是将“春化法”直接在田野里，在数百万公顷的土地上接受考验，“只有在千百万集体农庄庄员从事试验工作的我们的国家中，才可能有这样的新鲜事物。”解密的苏联历史档案表明，李森科与其说是一名科学工作者，不如说是一名拿学术做阶梯的投机家；他正好投斯大林所好，大喊“瓦维洛夫反对米丘林学说，是资本主义在苏联科学界的危险代理人”。
1935年2月， 李森科应邀出席全苏集体农庄突击队员第二次代表大会。斯大林在会上讲富农破坏集体农庄的新手段；李森科在会上说：“富农暗害分子不仅在你们的集体农庄生活中可以遇到。你们对他们在集体农庄的活动了解得很清楚。但是，对于科学来说，他们并非不危险，并非不凶狠。在和一些所谓的学者就‘春化法’进行的各种各样的争论中，在创立这种方法的斗争中，没有少费心血，在实践中不得不经受不少的打击。同志们，难道在春化法战线上没有过，现在也不存在阶级斗争？”李森科在讲了一通“春化法战线上的阶级斗争”之后，进一步蛊惑性地煽动说：“在集体农庄里有富农和富农的帮手，他们不止一次地对农民们搬弄是非……‘不要浸泡种子。要是这样干，种子会毁掉的’。而当在学者中间人们不是去帮助集体农庄庄员，而是搞破坏活动时，也出现了这样的事，这样的搬弄是非，这样的富农式的胡说八道。阶级敌人永远是敌人，不管他是不是个学者。”讲到这里，斯大林插进来喊道：“好极了，李森科同志。好极了！”带头鼓起掌来。于是整个大厅也响起暴风雨般的掌声。（注：马克·波波夫斯基著，闻一译《瓦维洛夫案件》第113—14页， 1993年3月东方出版社。）就这样， 瓦维洛夫和“春化法”之间从学术上的分歧，变成了“马克思主义和反马克思主义”、“革命和反革命”之间的斗争。那几年，从事农业、作物研究的大批科学家被作为“农业科学战线上的富农分子”逮捕，充作大饥荒的替罪羊。
1940年8月6日，瓦维洛夫在外出考察的途中，被作为“反苏破坏活动的积极参加者和外国情报机构的间谍”逮捕。批准逮捕瓦维洛夫的文件是人民委员会主席莫洛托夫和内务部长贝利亚签发的。他们两人都清楚，所有的指控全是置瓦维洛夫于死地的多余的装饰性东西，关键是瓦维洛夫执拗地不承认李森科的“发现”；瓦维洛夫作为一名严肃的、真正的科学家，不肯俯首听命，不能容忍苏联的农业科学界让一名拉斯普廷式的人物来发号施令。瓦维洛夫的正直和倔强，触怒了斯大林，给斯大林的巴不得一夜之间获得成千上万吨粮食的幻想泼了冷水，这才是全部问题的实质。
1941年7月9日，苏联最高法院军事法庭装模作样地审判瓦维洛夫，宣读早已准备好的判决书，宣布：瓦维洛夫早在1925年就是反苏组织“劳动农民党”的领导人之一，1930年起是农业人民委员部系统和苏联科研机构系统中右倾反苏组织的积极成员。瓦维洛夫为了破坏和消灭集体农庄制度，使苏联的社会主义农业陷于混乱和崩溃，为了追求反苏的目的，竟和逃亡国外的白俄小组保持联系，把苏联的国家机密情报转交给国外的间谍组织。瓦维洛夫被判处死刑，没收个人财产。
接着，全苏的所有遗传学研究机构、作物栽培研究机构，统统被解散，全国的遗传学研究瘫痪了。相关的各研究机构的研究人员成批成批地被放逐，相关的著作被查封、禁止出版。
此时，卫国战争已经爆发，幸存的科学家们不顾个人的一切，为挽救瓦维洛夫的生命而奔走；包括直接给斯大林写信，建议在监狱里让瓦维洛夫继续他的研究工作，这对苏联有用处。苏联科学院院士、卓有声望的农业化学家、社会主义劳动英雄称号和斯大林奖金获得者普里亚尼什尼科夫曾为此直接找过贝利亚。这一要求被贝利亚断然拒绝。事后，普里亚尼什尼科夫谈起为瓦维洛夫奔走而失败时说：“贝利亚和那些想靠剥夺农业、让农民贫穷来积累资金的人是一伙的。瓦维洛夫妨碍了他们，所以他不能存在。而要反对这伙人，我们又无能为力。”
1942年6月13日，瓦维洛夫被改判20年监禁。1943年1月26日，瓦维洛夫因被折磨死于萨拉托夫一号监狱。斯大林时期的马克思主义不仅不能指导和促进苏联遗传学、植物学的研究和发展，反而极大地摧残了这些学科的发展。
到勃列日涅夫时代，马克思主义只是被用作某种包装。勃列日涅夫出兵占领捷克斯洛伐克和介入阿富汗战争，举着“马克思主义国际主义”的旗帜，实际上是占领别国领土，武装干涉别国内政，干的是霸权主义、侵略扩张的行径。教条主义和实用主义地对待马克思主义，是斯大林模式的一大特征，在总结苏联剧变的经验教训时，不能不直面这一现实。
20世纪是人类社会飞速发展、变化的世纪。世纪之末，俄罗斯发生了再一场剧变，苏联历史档案解密，为研究剧变的苏联历史，为总结20世纪的文明发展史，开创21世纪的新文明构筑了新环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