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明清史 |
伊卜拉依·阿尔廷萨林其人
郑振东
【专题名称】世界史
【专 题 号】K5
【复印期号】2000年12期
【原文出处】《西域研究》(乌鲁木齐)2000年03期第59～65页
【作者简介】郑振东 南京大学外语部
【关 键 词】阿尔廷萨林/哈萨克斯坦/文化教育
中图分类号：K833.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 —4743（2000）03—0059—07
人们在讨论19世纪的哈萨克斯坦文化史时，有三位人物是必然会涉及到的。按其生卒年月来排列，他们分别是乔坎·瓦里汗诺夫（1837—1865年）、伊卜拉依·阿尔廷萨林（1841—1889年）和阿拜·库南拜耶夫（1845—1904年）。这三位人物对哈萨克民族近现代文化发展具有开拓性的建树，又因各自活动的领域不一而有不尽相同的作为：阿拜通常被誉为是位伟大的诗人，瓦里汗诺夫的功绩主要表现在对民族志学的研究方面，而阿尔廷萨林则在文化教育领域居有一席重要位置。诚然，作为哈萨克民族近现代启蒙运动的先驱，他们三位在推动民族觉醒与文化进步的过程中都对哈萨克的世俗教育事业予以了极大的关注，并从不同角度努力推动这一事业的发展；但阿尔廷萨林在这一领域倾注毕生精力所做出的具有开拓意义的实际工作，令其无疑最当受到重视。
一、早年经历
伊卜拉依·阿尔廷萨林（Ибрай Алтынсарин）生于今库斯塔奈区，早年失怙，由其祖父收养。祖父巴尔革日·江布尔沁（Балгожи Джанбурчин）是位颇有权势的人物， 曾做过民间法官毕。在他的安排下，十岁的阿尔廷萨林进入奥伦堡一所新开办的俄—吉小学读书。这所学校是为哈萨克儿童开设的七年制非宗教性质的小学，隶属于奥伦堡边防委员会，其办学宗旨是从当地居民中为地方低级殖民机关培养诸如译员和文书之类的小官吏或小学教师及东正教传教士。
1857年，阿尔廷萨林以获得金质奖章的优异成绩毕业。此后，他曾在其祖父手下做过三年的文书。是时，他的祖父已是乌孙—克普恰克部落的头人，并兼有奥伦堡边防委员会中校的头衔。
自1859年8月1日起，阿尔廷萨林在奥伦堡公署做初等译员。
1860年，阿尔廷萨林奉州公署之命着手在奥伦堡要塞（即今之图尔盖）创办一所哈萨克儿童学校，这是他初次涉足教育事业。学校于四年后建成，阿尔廷萨林本人被任命为该校俄语教员。
1869年，阿尔廷萨林进入图尔盖县府任办事员，后升任县长第一助理、县法官等职。在处理乡长、村长的选举事务中，他试图扼制贿赂、贪污和滥用职权的官场恶习，遂引起地方小官吏们的不满与仇视。他们向州政府、军督告恶状，甚至告到了内政部，罪名是他破坏1868年《临时条例》（注：即指沙俄政府于1868年10月21日颁行的《乌拉尔、图尔盖、阿克莫林斯克、塞米巴拉金斯克四州临时管理条例》。）中规定的选举规则。
二、学监生涯
农奴制改革后引发的社会对教育事业的普遍关注，迫使沙皇政府于1864年颁行《初等国民学校条例》，将开办初等学校的权力下放给地方自治机构、地方城市管理机构之类的社会组织。办学权力的下放以及殖民统治对行政管理人员的需求，使得兴办面对哈萨克草原原住居民的初级学校一事，成为无法规避的现实问题。这样的历史契机也令阿尔廷萨林的人生之路出现了转折——1879年，他被任命为图尔盖州学督。从此，这一官职便将他的命运与哈萨克斯坦国民教育结下不解之缘。
沙皇政府虽将办学权力下放地方，但并没有放弃对学校的管理，规定所有学校仍隶属国民教育部管辖。政府依然将教育视作钳制公众意识的得力工具，声称：初等学校的基本任务，首先是“强化国民的宗教与道德观念”，然后才是“传播基本的有益知识”。（注：М·泽齐娜，Л·科什曼等著；刘文飞等译：《俄罗斯文化史》，上海译文出版社，1999年，第195页。）阿尔廷萨林对兴办教育则持有另一番见的。 他将学校视为开启民智的“钥匙”，言道：“学校——这是借以推动哈萨克人教育的主要动力，尤其是那里蕴藏着哈萨克人的希望，只有在那里才有吉尔吉斯人的未来。”（注：А·库泽姆拜依乌勒等：《哈萨克斯坦通史》，阿拉木图，萨那特出版社，1996年，第282页。）显而易见，他看重的是教育在民族发展中不可替代的作用，并将哈萨克民族的前途寄托于此。他正是这样的思想驱动下去兴办教育的。
为宣传发展教育的意义和广泛筹措办学资金，阿尔廷萨林的足迹遍及图尔盖州每一个阿乌勒。此番努力的结果便是他成功地在短短两年间（1881—1882年）于本州所有四县（伊列茨克县——即后来的阿克纠宾斯克县、尼古拉耶夫斯克县——即后来的库斯塔奈县、伊尔吉兹县和图尔盖县）内各创办了一所两年制俄—哈学校。
考虑到哈萨克民族的游牧生活特点，阿尔廷萨林尝试创建一种与之相适应的教育体系。他四处游说，建议创办寄宿学校和在每个乡建立流动小学，以求尽可能地扩大初等国民教育网络，从而为教育普及的实现奠定广泛而切实的基础。
哈萨克女子教育的发轫亦与阿尔廷萨林的名字联系在一起。他曾于1888年在伊尔吉兹县创办了一所哈萨克女子寄宿学校。他还努力奔走游说，向有关行政部门争取到开办一系列女子寄宿学校的许可。经他努力得以创办女子寄宿学校的地方有：图尔盖（1891年）、库斯塔奈（1893年）、卡拉布塔克镇（1895年）、阿克纠宾斯克（1896年）。据统计，1896年时，在上述学校就读的女学生人数已达211名， 其中哈萨克族姑娘为70名。尽管人数并不可观，但若是考虑到女子接受文化教育在当时的哈萨克草原尚属不被世俗偏见接纳的事实，那么阿尔廷萨林能使女孩子走进学堂，就不能不是一桩意义非同寻常的功绩了。
阿尔廷萨林不仅致力于创办学校，并且还对这些学校的教学工作予以全面的关注。他曾自己动手编写教材、制定教学计划和教学方法。他编写了《吉尔吉斯语文选》和《吉尔吉斯学生俄语教学指南》作为小学教材，还将俄国进步教育家们的著作或教课书介绍给俄—哈小学的教师们作为教学辅导用书。
他对旧有的教育形式与内容予以了革新。自14世纪初以来，哈萨克人一直借用阿拉伯语字母来标写哈语。由于哈萨克语中的许多元音和一些辅音在阿拉伯语语音系统中没有与之对应的书写符号，故采用阿拉伯语字母来标写哈语，便不能准确地表现哈语独有的语音特征，不利于儿童的读写学习与掌握。考虑到这种种不利，阿尔廷萨林尝试借用俄文字母来标写。出版《吉尔吉斯语文选》时便做了这样的首次尝试。他认为，“只有采用俄文字母来书写，吉尔吉斯语言才能从那些不宜进入吉尔吉斯语的阿拉伯语词汇、鞑靼语词汇中摆脱出来；只有在使用俄文字母的情况下，哈萨克语书籍才能做到书写准确。”（注：《中亚和哈萨克斯坦诸民族文学史》，莫斯科大学出版社，1960年，第322页。）
在教学方法方面，他认为，作为一位教师，“他任何时候也不要忘记自己是在与谁打交道。他是在与孩子们打交道。如果他们有什么不懂的，那么老师应当责备的不是那些学生们，而应当责备自己没能使他们明白。教师应当对孩子们温和而不能暴躁，要有耐心，要态度诚恳、语言平易地讲解每一个问题，不要使用过于奇巧的词句和不必要的术语”，因为“直观教学正是建立在教学方法的简明和教师讲解的易懂之上的”。（注：转引自《哈萨克苏维埃社会主义加盟共和国史》第3卷， 第340页。）他对旧式学校体罚学生的做法持否定态度。
阿尔廷萨林为培养初等学校教师、特别是哈萨克族师资也做了许多前所未有的工作，他曾在特洛伊茨克创办了一所教师学校。
作为一位具有进步思想的近代教育家，阿尔廷萨林不仅致力于一般文化知识的传授，同时他也对学生的道德培养予以充分关注。他曾写道：“我还要竭尽全力去影响他们（指学生们——本文作者注）的道德情操，以使他们日后不致成为贪污受贿之徒。”（注：转引自《哈萨克苏维埃社会主义加盟共和国史》第3卷，第340页。）他特别注重培养学生勤劳、正直、好学的美德，这在他所编著的教课书中有充分的体现。
学生道德情操的培养是与教师的精神品质密切相关的，教师的操行无疑对学生具有榜样与潜移默化的影响。因而，阿尔廷萨林在关注学生品德教育的同时，亦特别强调教师自身德行的修养。在他看来，教师只有当其在学生中间享有崇高的道德威信时，他才是称职的。他将教师视为学校全部教学和培养过程中最关键的要素。他称：“对国民小学而言，教师便是一切，任何最好的教课书……任何一丝不苟的学监的督察，都不能与之相比。”
沙俄的侵入带来了全新的、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新的行政区划的划分，也使哈萨克人传统的生产与生活方式受到巨大冲击。单一的游牧经济不仅明显地受到压抑，并且日益变得举步维艰。阿尔廷萨林与其他启蒙主义者一样，对此有清醒的认识，并努力引导民众以主动、积极的态度应对传统与现实之间的冲突。例如，他将劳动技能作为一门功课纳入教学计划，有目的地指导学生习学一定的生产技能。他曾规定，男学生要学习木工、铁工技术，女学生则要习学裁剪与缝纫、编织围巾、制作驼绒等技能。他还认定：从当地原住民中培养哈萨克斯坦经济发展所必不可少的专家，有着特别的意义，故他努力促成一些手工艺学校和农业经济学校的创办。他成功地在图尔盖城创办了一所手工艺学校。这所学校是由当地居民募集的资金来维持的。他于逝世前将自己的一些地产捐赠给库斯塔奈一所农业经济学校。
三、文学创作与民族志学研究
像大多哈萨克近代启蒙主义者一样，阿尔廷萨林也涉足于文学领域。在讨论这个问题时，研究者们通常首先提及他于1879年在奥伦堡出版的那本《吉尔吉斯语文选》。在这本文选中，阿尔廷萨林创作的文学作品占有很大的一部分。
宣扬教育是他创作的一大主题。《吉尔吉斯语文选》便是以崇尚知识的诗歌《孩子们，让我们一道来学习吧》和《在文明的国度里》作为开篇的。诗中对愚昧无知予以批驳，劝诫世人追求知识与文化。在《好学之益处》、《如何致富》等散文作品中，他表述了对本民族光明未来的期望，揭露了落后与没有文化所造成的罪恶、贫困与苦难，并论及科学对社会进步所具有的重大意义。
他作品中的主人公多为劳动民众。对他们的勤劳、坚强、豁达、善良天性的赞美，是他最优秀的作品的特征之一。他努力塑造可为人们效仿的正面人物形象。例如他在《鲁可班郎中》中塑造出一位心胸博大、善良乐施的郎中。他不求索取地为穷人医病，与富人的专横、宗教的愚昧、陈腐的旧俗进行着斗争。在鲁可班这位理想人物身上寄托着作家对人的美好品行的敬重与推崇。在中篇小说《富家子与穷孩子》中，阿尔廷萨林塑造了两个出身不同的少年形象——富家子弟阿桑和穷孩子乌先。他们因与家人走散而流落在荒辟的草原上。困境中，富家子的胆怯无能与穷孩子勇敢、坚强的性格和独立生活的能力形成了鲜明的对照，从而揭示出两种社会阶层人物的性格特征。作者在这里将俄罗斯文学的现实主义传统、对人物形象社会特征的渲染手法与哈萨克诗歌艺术传统的直抒胸意的劝诫手法和语言风格的多样性有机地结合起来。
在小说《克普恰克人谢依特库勒》中，阿尔廷萨林宣扬由游牧向定居农耕过渡乃是经济进步必须条件的观点，反映出草原上已开始出现这样的社会变革。
阿尔廷萨林那些描写自然风光的诗歌，例如《夏日》、《小河》等，最能体现他的诗人天赋。他娴于运用轻柔、明快的笔调做细腻的抒情描写。
就创作风格而论，阿尔廷萨林没有完全放弃传统文学所固有的那种劝诫式的手法，但其作品显然已是着意于凭借情节构建起来的更具文学色彩的创作，尽管其中劝诫的成份依然很重。
他的创作受到俄国以及欧洲文学的影响。例如，在他那些论及教师的诗歌中，便有受法国歌谣诗人皮埃尔·让·贝朗瑞（1780—1857年）的《课堂》一诗影响的痕记。在哈萨克人中，他是将优秀的俄罗斯经典作家的作品译成哈文的第一人，经他译介的作家有克雷洛夫、托尔斯泰等。作为一位启蒙主义知识分子，民族意识的增强促使他对本民族的历史与文化产生极大的兴趣。他曾撰写了两篇民族志方面的论文：《奥伦堡管区吉尔吉斯人嫁娶风俗概论》和《奥伦堡管区吉尔吉斯人殡葬和悼宴风俗概论》。在对婚嫁礼俗进行详尽研究的过程中，他全面考察了该边疆地区社会—经济发展对这些习俗构成的影响，对封建宗法制社会生活的保守性及草原妇女的无权地位给予了激烈的批判。
阿尔廷萨林对搜集、整理和出版哈萨克民间口头创作亦多有贡献。《吉尔吉斯语文选》中辑入了他所搜集到的部分资料。这部分资料主要是民间传奇、壮士歌和童话，例如：《萨杰米尔汗》、《英雄加尼别克》等。1874年，他被俄国地理研究学会接纳为会员。
四、历史地位
纵观阿尔廷萨林的一生，他在推动哈萨克斯坦教育事业中的功绩，无疑最当赢得后人的高度评价。他一生中成功创办了四所二年制俄—哈中心小学、一所手工艺学校、一所女子学校、五所乡级小学和两所俄罗斯移民子弟小学。阿尔廷萨林所处的历史环境，决定了他的教育生涯具有特别的意义。是时的哈萨克草原，儿童接受宗教启蒙教育依然是人们信守的传统；而沙皇殖民政府不甘容忍伊斯兰教与其在社会意识形态领域争夺民心，开始推行俄式教育，欲借此削弱伊斯兰教的影响，巩固其殖民统治。同时，行政改革后，政府亦需要从当地民族中培植忠于沙皇政府的官吏。按照沙皇政府的意愿，这类官吏应成为他们在中亚及哈萨克斯坦所推行的殖民政策的积极执行者。
阿尔廷萨林正是这两种势力角逐于文化领域的境况下开始其教育生涯的。身为政府学监，阿尔廷萨林自然无法完全摆脱官方教育政策的制约，但他的具体办学主张与殖民当局俄化、奴化异族的险恶用心是有区别的。如果说，殖民主义者把在哈萨克斯坦兴办教育视作从语言和信仰两方面割断哈萨克人与本族历史联系的一场“精神战争”（注：详见А·库泽姆拜依乌勒等：《哈萨克斯坦通史》，第279页。 ），那么阿尔廷萨林则在教育事业中更多地看到是它对本民族进步的推动作用，并笃信教育是提升民族精神素质与生活质量的惟一途径。他的历史功绩主要表现为：
1.顺应时代的发展，倡导新式教育，使哈萨克人的初级文化教育逐渐摆脱宗教束缚而与时代发展相适应，教育的世俗化是封建晚期文化发展的一个特征之一，这在19世纪的俄国内省表现得十分明显，但在哈萨克斯坦这样的边疆地区，情形则完全是另一个样子。儿童的初等教育均是在清真寺小学内进行的，并带有强烈的宗教色彩。在那里，教学完全没有计划，更谈不上什么教学法，只是让学生们机械地背诵以宗教信条为内容的阿拉伯文读本或索性直接背诵《古兰经》原著。这种机械地背诵，达不到识字的目的，加之充任教师的多是些对阿拉伯语知之不多的毛拉，因而学生毕业数年后大多又成为文盲。清真寺小学尽管教学水平不足称道，但却因数量众多而形成了规模极为宏大的低级学校网。通常，每一村或镇的清真寺均下设一所小学。这一现象甚至在汗权消亡之后仍然存在，如据沙俄政府的一份统计表明，20世纪初仅突厥斯坦边疆区就有不少于五千所的伊斯兰教初级小学。因此，削弱乃至消除宗教初级学校在教育中所占居的优势、兴办新式世俗学校，便成为提高文化普及教育水平的先决条件。阿尔廷萨林正是这样做的。
他不仅努力兴办新式学校，亦对传统的教育内容与方法加以改造。他将宗教排斥在教育之外，把近代世俗文化知识作为儿童初级文化教育的主导内容，甚至引入了与生产和生活密切相关的专业技能的教育，从而不仅使教育与时代相适应，亦与民计民生联系得更为紧密。教育不再是宗教独占的领域，它在国民教育中的统治地位开始受到挑战。尽管这种挑战因宗教势力的强大和民众对俄国人的不信任而在这一段时间内并没有给对手构成太大的威胁，但它对推动哈萨克国民教育世俗化，意义是重大的。
2.使教育开始面向大众。在阿尔廷萨林之前，草原上大致存在着两种类型的俄式学校：一为官办学校，此类学校的办学方针固然是为殖民统治培养人材。创办于1789年的“亚洲学校”，被视为哈萨克斯坦俄式教育的开端。该校是为行政当局培养诸如翻译和书记人员之类的低级官吏，生源来自当地有产阶层的子弟。从移民子弟中培养当地行政机关官吏的作法，始于1813年鄂木斯克军校（1847年改建为西伯利亚武备中学）和1825年的奥伦堡军校（1844年改建为奥伦堡涅普留耶夫武备中学）的创办。在此类学校中，亦有极个别一些哈萨克封建权贵头面人物的子弟入读，时年十二岁的瓦里汗诺夫就曾于1847年入西伯利亚武备学校学习。此类学校的开办，标志着沙俄采取了一个意义重大的殖民政策的战略转移，由初期的倚重武力征服转向开始注重采用文化手段来强化对哈萨克人民思想的有效控制。
另一类是非官办俄式学校，此类学校早在18世纪就已出现。例如，1716年创办的兹梅伊诺戈尔斯克铅锌矿小学和1765年由专业技术军人创办的几家所谓“驻军小学”（гарнизонная школа）。此类学校是俄国移民、驻军或哥萨克人为解决子弟教育而自行开办的，对当地土著居民子弟的教育没有构成什么影响。
阿尔廷萨林明显受到诸如乌申斯基（注：K ·乌申斯基（1824 —1870／71年）， 俄国教育科学的奠基人。 ）等俄国民主主义教育家的影响，致力于使教育面向广大民众。他倡导在每一乡开办流动初级小学，促使教育走向社会下层，不再被局限于为殖民当局培养小官吏或仅服务于富家子弟；他倡导创办手工业或农业技术学校，使教育直接服务于广大民众的实际需要；他创办女子学校，令女子无权地位得到某种改善。阿尔廷萨林推动近代科学知识在民众间的传播，不仅向哈萨克人介绍着物质生活的知识与技能，更为他们应对剧烈的社会变迁提供着精神准备。由此产生的最直接的成效，便是促进了近现代哈萨克民族知识分子的形成，而这正是推动哈萨克社会进步的至关重要的先决条件。
阿尔廷萨林的另一大历史功绩表现在他对哈萨克民族文学所做出的开创性贡献。他的创作使哈萨克文学提升到一个新的高度，被誉为哈萨克书面语和文学语言的奠基人之一，是继瓦里汗诺夫之后的又一位近代文学与语言大师。在哈萨克民族文学史上，“他是第一位于自己的作品中涉及他那个时代的人民生活主题”的作家，（注：《中亚和哈萨克斯坦诸民族文学史》，第324页。 ）对近现代哈萨克民族文学的现实主义创造风格的形成具有奠基意义。又因他的创作对象主要为儿童，故他也被视为哈萨克儿童文学的奠基人之一。
诚然，阿尔廷萨林也受到他那个时代的限制。他夸大了教育对社会改造的作用，他虽然对社会落后现象提出批评，但没有找到造成这些现象的根本原因，因而也就不可能提出切实可行的变革主张，而“只是努力试图将宗教与科学分离开来，并同那些不管源自何处的野蛮的偏见做斗争”（注：《中亚和哈萨克斯坦诸民族文学史》，第326页。）。 这是他那个时代大多数启蒙主义者所具有的特征之一。^
【专 题 号】K5
【复印期号】2000年12期
【原文出处】《西域研究》(乌鲁木齐)2000年03期第59～65页
【作者简介】郑振东 南京大学外语部
| 【内容提要】 | 本文对阿尔廷萨林在19世纪哈萨克斯坦文化事业中的活动予以总体评介，阐释其在创办新式学校、推动国民普及教育、促进近代哈萨克知识分子形成过程中，以及在文学和民族志学领域的功绩与历史意义。 |
人们在讨论19世纪的哈萨克斯坦文化史时，有三位人物是必然会涉及到的。按其生卒年月来排列，他们分别是乔坎·瓦里汗诺夫（1837—1865年）、伊卜拉依·阿尔廷萨林（1841—1889年）和阿拜·库南拜耶夫（1845—1904年）。这三位人物对哈萨克民族近现代文化发展具有开拓性的建树，又因各自活动的领域不一而有不尽相同的作为：阿拜通常被誉为是位伟大的诗人，瓦里汗诺夫的功绩主要表现在对民族志学的研究方面，而阿尔廷萨林则在文化教育领域居有一席重要位置。诚然，作为哈萨克民族近现代启蒙运动的先驱，他们三位在推动民族觉醒与文化进步的过程中都对哈萨克的世俗教育事业予以了极大的关注，并从不同角度努力推动这一事业的发展；但阿尔廷萨林在这一领域倾注毕生精力所做出的具有开拓意义的实际工作，令其无疑最当受到重视。
一、早年经历
伊卜拉依·阿尔廷萨林（Ибрай Алтынсарин）生于今库斯塔奈区，早年失怙，由其祖父收养。祖父巴尔革日·江布尔沁（Балгожи Джанбурчин）是位颇有权势的人物， 曾做过民间法官毕。在他的安排下，十岁的阿尔廷萨林进入奥伦堡一所新开办的俄—吉小学读书。这所学校是为哈萨克儿童开设的七年制非宗教性质的小学，隶属于奥伦堡边防委员会，其办学宗旨是从当地居民中为地方低级殖民机关培养诸如译员和文书之类的小官吏或小学教师及东正教传教士。
1857年，阿尔廷萨林以获得金质奖章的优异成绩毕业。此后，他曾在其祖父手下做过三年的文书。是时，他的祖父已是乌孙—克普恰克部落的头人，并兼有奥伦堡边防委员会中校的头衔。
自1859年8月1日起，阿尔廷萨林在奥伦堡公署做初等译员。
1860年，阿尔廷萨林奉州公署之命着手在奥伦堡要塞（即今之图尔盖）创办一所哈萨克儿童学校，这是他初次涉足教育事业。学校于四年后建成，阿尔廷萨林本人被任命为该校俄语教员。
1869年，阿尔廷萨林进入图尔盖县府任办事员，后升任县长第一助理、县法官等职。在处理乡长、村长的选举事务中，他试图扼制贿赂、贪污和滥用职权的官场恶习，遂引起地方小官吏们的不满与仇视。他们向州政府、军督告恶状，甚至告到了内政部，罪名是他破坏1868年《临时条例》（注：即指沙俄政府于1868年10月21日颁行的《乌拉尔、图尔盖、阿克莫林斯克、塞米巴拉金斯克四州临时管理条例》。）中规定的选举规则。
二、学监生涯
农奴制改革后引发的社会对教育事业的普遍关注，迫使沙皇政府于1864年颁行《初等国民学校条例》，将开办初等学校的权力下放给地方自治机构、地方城市管理机构之类的社会组织。办学权力的下放以及殖民统治对行政管理人员的需求，使得兴办面对哈萨克草原原住居民的初级学校一事，成为无法规避的现实问题。这样的历史契机也令阿尔廷萨林的人生之路出现了转折——1879年，他被任命为图尔盖州学督。从此，这一官职便将他的命运与哈萨克斯坦国民教育结下不解之缘。
沙皇政府虽将办学权力下放地方，但并没有放弃对学校的管理，规定所有学校仍隶属国民教育部管辖。政府依然将教育视作钳制公众意识的得力工具，声称：初等学校的基本任务，首先是“强化国民的宗教与道德观念”，然后才是“传播基本的有益知识”。（注：М·泽齐娜，Л·科什曼等著；刘文飞等译：《俄罗斯文化史》，上海译文出版社，1999年，第195页。）阿尔廷萨林对兴办教育则持有另一番见的。 他将学校视为开启民智的“钥匙”，言道：“学校——这是借以推动哈萨克人教育的主要动力，尤其是那里蕴藏着哈萨克人的希望，只有在那里才有吉尔吉斯人的未来。”（注：А·库泽姆拜依乌勒等：《哈萨克斯坦通史》，阿拉木图，萨那特出版社，1996年，第282页。）显而易见，他看重的是教育在民族发展中不可替代的作用，并将哈萨克民族的前途寄托于此。他正是这样的思想驱动下去兴办教育的。
为宣传发展教育的意义和广泛筹措办学资金，阿尔廷萨林的足迹遍及图尔盖州每一个阿乌勒。此番努力的结果便是他成功地在短短两年间（1881—1882年）于本州所有四县（伊列茨克县——即后来的阿克纠宾斯克县、尼古拉耶夫斯克县——即后来的库斯塔奈县、伊尔吉兹县和图尔盖县）内各创办了一所两年制俄—哈学校。
考虑到哈萨克民族的游牧生活特点，阿尔廷萨林尝试创建一种与之相适应的教育体系。他四处游说，建议创办寄宿学校和在每个乡建立流动小学，以求尽可能地扩大初等国民教育网络，从而为教育普及的实现奠定广泛而切实的基础。
哈萨克女子教育的发轫亦与阿尔廷萨林的名字联系在一起。他曾于1888年在伊尔吉兹县创办了一所哈萨克女子寄宿学校。他还努力奔走游说，向有关行政部门争取到开办一系列女子寄宿学校的许可。经他努力得以创办女子寄宿学校的地方有：图尔盖（1891年）、库斯塔奈（1893年）、卡拉布塔克镇（1895年）、阿克纠宾斯克（1896年）。据统计，1896年时，在上述学校就读的女学生人数已达211名， 其中哈萨克族姑娘为70名。尽管人数并不可观，但若是考虑到女子接受文化教育在当时的哈萨克草原尚属不被世俗偏见接纳的事实，那么阿尔廷萨林能使女孩子走进学堂，就不能不是一桩意义非同寻常的功绩了。
阿尔廷萨林不仅致力于创办学校，并且还对这些学校的教学工作予以全面的关注。他曾自己动手编写教材、制定教学计划和教学方法。他编写了《吉尔吉斯语文选》和《吉尔吉斯学生俄语教学指南》作为小学教材，还将俄国进步教育家们的著作或教课书介绍给俄—哈小学的教师们作为教学辅导用书。
他对旧有的教育形式与内容予以了革新。自14世纪初以来，哈萨克人一直借用阿拉伯语字母来标写哈语。由于哈萨克语中的许多元音和一些辅音在阿拉伯语语音系统中没有与之对应的书写符号，故采用阿拉伯语字母来标写哈语，便不能准确地表现哈语独有的语音特征，不利于儿童的读写学习与掌握。考虑到这种种不利，阿尔廷萨林尝试借用俄文字母来标写。出版《吉尔吉斯语文选》时便做了这样的首次尝试。他认为，“只有采用俄文字母来书写，吉尔吉斯语言才能从那些不宜进入吉尔吉斯语的阿拉伯语词汇、鞑靼语词汇中摆脱出来；只有在使用俄文字母的情况下，哈萨克语书籍才能做到书写准确。”（注：《中亚和哈萨克斯坦诸民族文学史》，莫斯科大学出版社，1960年，第322页。）
在教学方法方面，他认为，作为一位教师，“他任何时候也不要忘记自己是在与谁打交道。他是在与孩子们打交道。如果他们有什么不懂的，那么老师应当责备的不是那些学生们，而应当责备自己没能使他们明白。教师应当对孩子们温和而不能暴躁，要有耐心，要态度诚恳、语言平易地讲解每一个问题，不要使用过于奇巧的词句和不必要的术语”，因为“直观教学正是建立在教学方法的简明和教师讲解的易懂之上的”。（注：转引自《哈萨克苏维埃社会主义加盟共和国史》第3卷， 第340页。）他对旧式学校体罚学生的做法持否定态度。
阿尔廷萨林为培养初等学校教师、特别是哈萨克族师资也做了许多前所未有的工作，他曾在特洛伊茨克创办了一所教师学校。
作为一位具有进步思想的近代教育家，阿尔廷萨林不仅致力于一般文化知识的传授，同时他也对学生的道德培养予以充分关注。他曾写道：“我还要竭尽全力去影响他们（指学生们——本文作者注）的道德情操，以使他们日后不致成为贪污受贿之徒。”（注：转引自《哈萨克苏维埃社会主义加盟共和国史》第3卷，第340页。）他特别注重培养学生勤劳、正直、好学的美德，这在他所编著的教课书中有充分的体现。
学生道德情操的培养是与教师的精神品质密切相关的，教师的操行无疑对学生具有榜样与潜移默化的影响。因而，阿尔廷萨林在关注学生品德教育的同时，亦特别强调教师自身德行的修养。在他看来，教师只有当其在学生中间享有崇高的道德威信时，他才是称职的。他将教师视为学校全部教学和培养过程中最关键的要素。他称：“对国民小学而言，教师便是一切，任何最好的教课书……任何一丝不苟的学监的督察，都不能与之相比。”
沙俄的侵入带来了全新的、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新的行政区划的划分，也使哈萨克人传统的生产与生活方式受到巨大冲击。单一的游牧经济不仅明显地受到压抑，并且日益变得举步维艰。阿尔廷萨林与其他启蒙主义者一样，对此有清醒的认识，并努力引导民众以主动、积极的态度应对传统与现实之间的冲突。例如，他将劳动技能作为一门功课纳入教学计划，有目的地指导学生习学一定的生产技能。他曾规定，男学生要学习木工、铁工技术，女学生则要习学裁剪与缝纫、编织围巾、制作驼绒等技能。他还认定：从当地原住民中培养哈萨克斯坦经济发展所必不可少的专家，有着特别的意义，故他努力促成一些手工艺学校和农业经济学校的创办。他成功地在图尔盖城创办了一所手工艺学校。这所学校是由当地居民募集的资金来维持的。他于逝世前将自己的一些地产捐赠给库斯塔奈一所农业经济学校。
三、文学创作与民族志学研究
像大多哈萨克近代启蒙主义者一样，阿尔廷萨林也涉足于文学领域。在讨论这个问题时，研究者们通常首先提及他于1879年在奥伦堡出版的那本《吉尔吉斯语文选》。在这本文选中，阿尔廷萨林创作的文学作品占有很大的一部分。
宣扬教育是他创作的一大主题。《吉尔吉斯语文选》便是以崇尚知识的诗歌《孩子们，让我们一道来学习吧》和《在文明的国度里》作为开篇的。诗中对愚昧无知予以批驳，劝诫世人追求知识与文化。在《好学之益处》、《如何致富》等散文作品中，他表述了对本民族光明未来的期望，揭露了落后与没有文化所造成的罪恶、贫困与苦难，并论及科学对社会进步所具有的重大意义。
他作品中的主人公多为劳动民众。对他们的勤劳、坚强、豁达、善良天性的赞美，是他最优秀的作品的特征之一。他努力塑造可为人们效仿的正面人物形象。例如他在《鲁可班郎中》中塑造出一位心胸博大、善良乐施的郎中。他不求索取地为穷人医病，与富人的专横、宗教的愚昧、陈腐的旧俗进行着斗争。在鲁可班这位理想人物身上寄托着作家对人的美好品行的敬重与推崇。在中篇小说《富家子与穷孩子》中，阿尔廷萨林塑造了两个出身不同的少年形象——富家子弟阿桑和穷孩子乌先。他们因与家人走散而流落在荒辟的草原上。困境中，富家子的胆怯无能与穷孩子勇敢、坚强的性格和独立生活的能力形成了鲜明的对照，从而揭示出两种社会阶层人物的性格特征。作者在这里将俄罗斯文学的现实主义传统、对人物形象社会特征的渲染手法与哈萨克诗歌艺术传统的直抒胸意的劝诫手法和语言风格的多样性有机地结合起来。
在小说《克普恰克人谢依特库勒》中，阿尔廷萨林宣扬由游牧向定居农耕过渡乃是经济进步必须条件的观点，反映出草原上已开始出现这样的社会变革。
阿尔廷萨林那些描写自然风光的诗歌，例如《夏日》、《小河》等，最能体现他的诗人天赋。他娴于运用轻柔、明快的笔调做细腻的抒情描写。
就创作风格而论，阿尔廷萨林没有完全放弃传统文学所固有的那种劝诫式的手法，但其作品显然已是着意于凭借情节构建起来的更具文学色彩的创作，尽管其中劝诫的成份依然很重。
他的创作受到俄国以及欧洲文学的影响。例如，在他那些论及教师的诗歌中，便有受法国歌谣诗人皮埃尔·让·贝朗瑞（1780—1857年）的《课堂》一诗影响的痕记。在哈萨克人中，他是将优秀的俄罗斯经典作家的作品译成哈文的第一人，经他译介的作家有克雷洛夫、托尔斯泰等。作为一位启蒙主义知识分子，民族意识的增强促使他对本民族的历史与文化产生极大的兴趣。他曾撰写了两篇民族志方面的论文：《奥伦堡管区吉尔吉斯人嫁娶风俗概论》和《奥伦堡管区吉尔吉斯人殡葬和悼宴风俗概论》。在对婚嫁礼俗进行详尽研究的过程中，他全面考察了该边疆地区社会—经济发展对这些习俗构成的影响，对封建宗法制社会生活的保守性及草原妇女的无权地位给予了激烈的批判。
阿尔廷萨林对搜集、整理和出版哈萨克民间口头创作亦多有贡献。《吉尔吉斯语文选》中辑入了他所搜集到的部分资料。这部分资料主要是民间传奇、壮士歌和童话，例如：《萨杰米尔汗》、《英雄加尼别克》等。1874年，他被俄国地理研究学会接纳为会员。
四、历史地位
纵观阿尔廷萨林的一生，他在推动哈萨克斯坦教育事业中的功绩，无疑最当赢得后人的高度评价。他一生中成功创办了四所二年制俄—哈中心小学、一所手工艺学校、一所女子学校、五所乡级小学和两所俄罗斯移民子弟小学。阿尔廷萨林所处的历史环境，决定了他的教育生涯具有特别的意义。是时的哈萨克草原，儿童接受宗教启蒙教育依然是人们信守的传统；而沙皇殖民政府不甘容忍伊斯兰教与其在社会意识形态领域争夺民心，开始推行俄式教育，欲借此削弱伊斯兰教的影响，巩固其殖民统治。同时，行政改革后，政府亦需要从当地民族中培植忠于沙皇政府的官吏。按照沙皇政府的意愿，这类官吏应成为他们在中亚及哈萨克斯坦所推行的殖民政策的积极执行者。
阿尔廷萨林正是这两种势力角逐于文化领域的境况下开始其教育生涯的。身为政府学监，阿尔廷萨林自然无法完全摆脱官方教育政策的制约，但他的具体办学主张与殖民当局俄化、奴化异族的险恶用心是有区别的。如果说，殖民主义者把在哈萨克斯坦兴办教育视作从语言和信仰两方面割断哈萨克人与本族历史联系的一场“精神战争”（注：详见А·库泽姆拜依乌勒等：《哈萨克斯坦通史》，第279页。 ），那么阿尔廷萨林则在教育事业中更多地看到是它对本民族进步的推动作用，并笃信教育是提升民族精神素质与生活质量的惟一途径。他的历史功绩主要表现为：
1.顺应时代的发展，倡导新式教育，使哈萨克人的初级文化教育逐渐摆脱宗教束缚而与时代发展相适应，教育的世俗化是封建晚期文化发展的一个特征之一，这在19世纪的俄国内省表现得十分明显，但在哈萨克斯坦这样的边疆地区，情形则完全是另一个样子。儿童的初等教育均是在清真寺小学内进行的，并带有强烈的宗教色彩。在那里，教学完全没有计划，更谈不上什么教学法，只是让学生们机械地背诵以宗教信条为内容的阿拉伯文读本或索性直接背诵《古兰经》原著。这种机械地背诵，达不到识字的目的，加之充任教师的多是些对阿拉伯语知之不多的毛拉，因而学生毕业数年后大多又成为文盲。清真寺小学尽管教学水平不足称道，但却因数量众多而形成了规模极为宏大的低级学校网。通常，每一村或镇的清真寺均下设一所小学。这一现象甚至在汗权消亡之后仍然存在，如据沙俄政府的一份统计表明，20世纪初仅突厥斯坦边疆区就有不少于五千所的伊斯兰教初级小学。因此，削弱乃至消除宗教初级学校在教育中所占居的优势、兴办新式世俗学校，便成为提高文化普及教育水平的先决条件。阿尔廷萨林正是这样做的。
他不仅努力兴办新式学校，亦对传统的教育内容与方法加以改造。他将宗教排斥在教育之外，把近代世俗文化知识作为儿童初级文化教育的主导内容，甚至引入了与生产和生活密切相关的专业技能的教育，从而不仅使教育与时代相适应，亦与民计民生联系得更为紧密。教育不再是宗教独占的领域，它在国民教育中的统治地位开始受到挑战。尽管这种挑战因宗教势力的强大和民众对俄国人的不信任而在这一段时间内并没有给对手构成太大的威胁，但它对推动哈萨克国民教育世俗化，意义是重大的。
2.使教育开始面向大众。在阿尔廷萨林之前，草原上大致存在着两种类型的俄式学校：一为官办学校，此类学校的办学方针固然是为殖民统治培养人材。创办于1789年的“亚洲学校”，被视为哈萨克斯坦俄式教育的开端。该校是为行政当局培养诸如翻译和书记人员之类的低级官吏，生源来自当地有产阶层的子弟。从移民子弟中培养当地行政机关官吏的作法，始于1813年鄂木斯克军校（1847年改建为西伯利亚武备中学）和1825年的奥伦堡军校（1844年改建为奥伦堡涅普留耶夫武备中学）的创办。在此类学校中，亦有极个别一些哈萨克封建权贵头面人物的子弟入读，时年十二岁的瓦里汗诺夫就曾于1847年入西伯利亚武备学校学习。此类学校的开办，标志着沙俄采取了一个意义重大的殖民政策的战略转移，由初期的倚重武力征服转向开始注重采用文化手段来强化对哈萨克人民思想的有效控制。
另一类是非官办俄式学校，此类学校早在18世纪就已出现。例如，1716年创办的兹梅伊诺戈尔斯克铅锌矿小学和1765年由专业技术军人创办的几家所谓“驻军小学”（гарнизонная школа）。此类学校是俄国移民、驻军或哥萨克人为解决子弟教育而自行开办的，对当地土著居民子弟的教育没有构成什么影响。
阿尔廷萨林明显受到诸如乌申斯基（注：K ·乌申斯基（1824 —1870／71年）， 俄国教育科学的奠基人。 ）等俄国民主主义教育家的影响，致力于使教育面向广大民众。他倡导在每一乡开办流动初级小学，促使教育走向社会下层，不再被局限于为殖民当局培养小官吏或仅服务于富家子弟；他倡导创办手工业或农业技术学校，使教育直接服务于广大民众的实际需要；他创办女子学校，令女子无权地位得到某种改善。阿尔廷萨林推动近代科学知识在民众间的传播，不仅向哈萨克人介绍着物质生活的知识与技能，更为他们应对剧烈的社会变迁提供着精神准备。由此产生的最直接的成效，便是促进了近现代哈萨克民族知识分子的形成，而这正是推动哈萨克社会进步的至关重要的先决条件。
阿尔廷萨林的另一大历史功绩表现在他对哈萨克民族文学所做出的开创性贡献。他的创作使哈萨克文学提升到一个新的高度，被誉为哈萨克书面语和文学语言的奠基人之一，是继瓦里汗诺夫之后的又一位近代文学与语言大师。在哈萨克民族文学史上，“他是第一位于自己的作品中涉及他那个时代的人民生活主题”的作家，（注：《中亚和哈萨克斯坦诸民族文学史》，第324页。 ）对近现代哈萨克民族文学的现实主义创造风格的形成具有奠基意义。又因他的创作对象主要为儿童，故他也被视为哈萨克儿童文学的奠基人之一。
诚然，阿尔廷萨林也受到他那个时代的限制。他夸大了教育对社会改造的作用，他虽然对社会落后现象提出批评，但没有找到造成这些现象的根本原因，因而也就不可能提出切实可行的变革主张，而“只是努力试图将宗教与科学分离开来，并同那些不管源自何处的野蛮的偏见做斗争”（注：《中亚和哈萨克斯坦诸民族文学史》，第326页。）。 这是他那个时代大多数启蒙主义者所具有的特征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