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明清史 |
论撒切尔主义
王皖强
【专题名称】世界史
【专 题 号】K5
【复印期号】2000年12期
“世界仍是滑稽可笑的老样子！”在1990年11月2日下午3点半与几位内阁成员的告别会上，撒切尔夫人不无感慨地说出的这句话，标志着战后英国政治史上一个时代的结束。从1979年到1990年间，撒切尔夫人担任首相时间长达11年，是20世纪在位时间最长的首相，在历史上也仅次于曾连续15年担任首相的利物浦勋爵。从撒切尔夫人夺得保守党领导权的1975年算起，她担任保守党领袖的时间长达15年零9个月， 其间领导保守党连续三次赢得大选胜利，这一记录在20世纪无出其右者，在整个保守党历史上也仅有德比勋爵和索尔兹伯里侯爵担任领袖的时间长于撒切尔夫人。
关于撒切尔政府各项政策的得失成败，学术界一直多有分歧和争议。总起来看，论者不外乎是持赞美和批评两种意见。以撒切尔政府经济政策的评价为例，支持政府的经济学家认为，英国经济已经扭转了以往相对衰落的趋势，英国从80年代开始进入到一个经济复兴的时代。（注：A. Walters, Britain's Economic Renaissance: MargaretThatcher's Reforms,1979-1984,Oxford,1986.）尤其是， 撒切尔政府在供应领域实行的一系改革措施，极大地改善了英国经济的运行环境，其范围之广泛，收效之卓著，堪称是一场“供应领域的革命”。（注：P. Minford,The Supply-side Revolution in Britain, Aldershot,1994.）撒切尔政府的要员则志得意满地宣布，英国在80年代创造了生产力奇迹，从落后者一跃跨入世界经济的最前列，人们已不再谈论什么“英国病”， 而是惊奇于“撒切尔奇迹”。 （注：N. Lawson, TheView from No.11,London,1992;N.Ridley,My Style of Government,London,1991;N.Tebbit,Unfinished Business,London,1992.）
另一方面，批评政府政策的经济学家则指责，所谓的“撒切尔奇迹”是一个弥天大谎，是通过娴熟但下作地摆弄统计数字后炮制出来的。撒切尔政府的各项经济指标要么比过去低，要么比同期的其他国家低，在很多方面则是既比英国过去低也比其他国家低。 （注：K. Couttsand W. Godley, The British Economy under Mrs. Thatcher, inPolitical Quarterly,1989,vol.60,No.2,pp.138—161. ）当时的工党领袖尼尔·金诺克和影子内阁工业政策发言人戈登·布朗更是指责撒切尔政府出于政党政治目的，把北海石油和私有化的巨额收入用在减税上面，却没有实现英国经济的结构调整，严重损害了英国经济持久发展的基础。（注：N.Kinnock,Making Our Way,Oxford,1986;G.Brown,Where there is Greed,Edingburgh,1989.）此外，还有一些学者把撒切尔政府的经济政策视为一场大规模的实验，分门别类地对各项经济政策作出评价。（注：C. Johnson,The Grand Experiment:Mrs. Thatcher'sEconomy and how it Spread,Boulder,1993.）实际上，撒切尔政府经济政策既有成功之处，也有失败的地方，用不同的经济指标、比较对象和比较时期来衡量，将会对这一时期经济运行状况作出不同的评价。尤其是，有些政策的真正后果要经过相当长的一段时间方能显现出来，而且，撒切尔政府的经济及其他各项政策，例如私有化政策和工会立法，往往带有很浓厚的政治色彩，有时很难把政府的纯政策考虑与其中蕴涵的意识形态成分区分开来。因而，我们应当把撒切尔主义当作一个特殊的历史现象，从整体上把握撒切尔主义的实质，而不是去一一评价撒切尔政府的各项记录。
一
我们剖析撒切尔主义的理论出发点是“国家”与“市场”这一组互相对立的概念。从这两个概念出发，不仅能够使我们摆脱就事论事的案臼，宏观地从整体上认识和把握撒切尔主义的实质，还可以把撒切尔主义放到现代资本主义国家历史发展进程的大背景之中，从而使我们的撒切尔主义研究上升到一个更高的理论层次。
在国家与市场这两个概念的背后，是集体与个人、集体主义与个人主义、公共领域与私人领域的对立，这种对立最终归结为国家与市民社会之间的对立。恩格斯曾经指出，资产阶级国家“只是资产阶级社会为了维护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共同外部条件使之不受工人和个别资本家的侵犯而建立的组织”。（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三卷，第436页。）很显然， 恩格斯所说的这种国家的经济职能是有限的，其对社会生产以及其他经济活动的影响属于上层建筑对经济基础的反作用的范畴。然而，随着现代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发展，作为上层建或的国家的经济职能得到了大大加强，国家发挥作用的范围、方式、渠道以及这种作用的性质都与过去时代有了很大的不同。按照哈贝马斯的观点，在所谓“晚期资本主义”阶段，自由资本主义时代国家的政治经济二重性负起多重职能，既填补市场的职能空隙，也干预积累过程并补偿它在政治上可能带来的后果。也就是说，国家必须既对资本主义的私人积累过程作出反应（即作为履行全部职能的“资本主义国家”），又有选择地对社会生活进行干预（即作为市场补偿和替代的“资本主义社会的国家”）。（注：基恩：《公共生活与晚期资本主义》，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2年版，第106页。）
我们关于撒切尔主义的基本论点是：撒切尔主义是一种以改变国家与市场两者之间力量对比为主要内容的领导权战略，撒切尔主义根本性的一点在于，它试图在不改变英国现有宪政体制的前提下，建立起一种新型的国家与市民社会的关系。撒切尔主义的要义是使国家在一个最合适的程度上对市场领域进行干预，或者说寻找政治国家与市民社会之间的最佳交汇点。从这一意义上说，国家与市场之间的对立有了新的含义，收缩国家干预的边界并不意味着完全放弃国家对社会生活的干预，而仅仅是把政府的干预限制在一个适当的范围之内，中央政府应当只控制那些必须也能够由中央控制的事务，也只有在这些领域中政府的干预才有成功的可能。可以这么认为，撒切尔主义的10年统治改变了英国政府政策的首要目标。
我们认为，在评价撒切尔主义时，应该以战后英国政治的发展脉络为基本线索，既对撒切尔主义的主要政治实践进行实证考察，也分析作为撒切尔主义思想源头和理论指导的政治、经济和社会思潮。（注：王皖强： 《撒切尔主义研究的几个问题》，《世界历史》，1997 年第三期。 ）战后英国政治的一个突出特点是形成了所谓的“共识政治 ”（Consensus Politics），而这种共识政治的主线就是运用国家力量对社会生活进行干预。从意识形态层面上说，工党与保守党精英统治阶层迫于战后新形势的压力而不得不修正各自的意识形态，工党放弃了社会主义公有制原则，推行温和干预主义的社会民主主义，保守党也在一定程度上放弃了自由放任的资本主义主义，宣扬所谓人道的资本主义，实际上，双方都在走一条“中间道路”，都不再认为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之间完全对立，转而坚持“第三条道路”：凯恩斯主义社会民主主义。
从政策层面上看，战后历届政府社会经济政策的核心就是在发挥市场机制这一“看不见的手”的作用的同时，极大地强化国家干预这只“看得见的手”。实现充分就业、推行大规模国有化以及建立较为完备的社会保障体系，成为保守党与工党之间基本的政策共识。这些政策推行的结果，使国家与市场、国家与市民社会之间的关系发生了重大变化，积极干预的政府取代了自由资本主义时期“守夜人”式的国家，标志着英国政治进入到集体主义政治的新阶段。普遍认为，这种集体主义政治的核心是对国家干预的认同，虽然这种集体主义政治离社会主义相去甚远，它却无疑是对自由放任资本主义的一个重大修正。
我们之所以选择国家与市场这一组概念，一个重要的原因在于，由此可以将撒切尔主义与当代西方的一股右翼政治、经济思潮紧密联系起来。60年代末以来主要在英、美两国出现的“新右派”思潮对撒切尔夫人个人的影响以及对撒切尔主义政治的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新右派理论家不仅为撒切尔政府的有关政策提供了理论基础，从更深的层次上说，新右派在理论上完成了对国家与市场关系的重新界定。
为什么我们要给予新右派政治思潮以如此的重视呢？首先，撒切尔夫人之所以能够上台执政，之所以会出现人们所谓的“撒切尔主义”，离不开与之相应的政治、经济理论的支持乃至普通民众思想观念的转变；其次，以撒切尔主义（也包括里根主义）为代表的80年代英、美两国政治具有一个不同以往的基本特点：意识形态色彩浓厚，这一特点不仅表现在政治家的口头表述上，也反映在政府实际政策所反映出的政治教义中。
政党政治与意识形态从来都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两者相互影响，不可分割，政党政治源于并且反映意识形态，意识形态则对实际政治领域具有重大的指导作用。所以，我们要特别强调的一点是，我们应该从两个不同的层面来剖析撒切尔主义，其一是政策层面，即撒切尔主义的政治实践，其二是意识形态层面，即作为撒切尔主义思想渊源和理论指导的政治思潮。换言之，我们是在一个更宽泛的意义上使用“撒切尔主义”这一术语’，力图从更广阔的历史视野来对战后以来的英国政治作出诠释。
在50、60年代，英国乃至整个西方资本主义世界的政党政治都出现了政策取向趋同、意识形态淡化的现象，其在政策上的反映就是共识政治，在思想上则是丹尼尔·贝尔（Daniel Bell ）所说的“意识形态的终结”。然而，西方民主政治的钟摆是反复无常的，在经过20年的向左摆动后，凯思斯主义经济政策和福利国家遭到越来越多的抨击，人们在国家干预问题上的态度也发生了显著变化，英国政治的天平开始向右倾斜。实际上，战后国家干预由弱到强的发展，正是新一轮国家干预由强转弱的先声，新右派首先在理论上确立了减少国家干预的原则，在战后共识政治的废墟上“崛起”的撒切尔夫人及保守党右翼则在政治上把这种自由市场保守主义付诸实施。
当然，如同绝大多数名称上冠以“新”字的政治派别或思想流派一样，新右派的理论和学说到头来不是新瓶装旧酒，就是把新的内容硬塞到老的框架之中。不过，新右派并非一个统一的政治运动或理论流派，而是一个松散而庞杂的混合体，人们往往将各种观点不尽相同、有时甚至是南辕北辙的理论和学说归于其名下。因此，我们有必要作出一个基本的区分，把新右派思潮看成是经济自由主义和社会权威主义的结合。经济上的自由主义和政治上的保守主义构成了新右派的两大主流，为区别起见我们分别称之为“新自由派”与“新保守派”。
一言以蔽之，新右派的宗旨是重新界定国家、市场与政治体制之间的关系。在新右派理论家看来，问题不在于是否应当选用国家力量来实现某种社会目标，而是社会和经济生活应当在多大程度上由国家来控制和调节。尽管新右派成员在有关问题上各持一词甚至针锋相对，但我们将要论证，新自由派和新保守派之间在减少国家干预这一点上达成了一致，他们共同的主题是反对凯恩斯主义、抨击福利国家政策、主张以市场力量调节经济生活、呼吁加强法治、维护社会秩序、增强国家的权威。值得注意的是，新右派思潮结合了现代因素和传统因素，而撒切尔主义政治则涵盖了这两个方面。新自由主义和新保守主义的并存不仅体现在撒切尔主义的意识形态中，而且也体现在撒切尔夫人推行的新保守主义政治之中。
在对撒切尔政府政策进行实证分析时，我们面临一个如何着手的问题。首先必须明确的是，我们所要做的，不是论述80年代英国保守党政府的各项政策，而是在分析撒切尔政府有关政策的基础上得出一个清晰的关于撒切尔主义的观念。因此，我们认为，撒切尔主义研究的对象应该是那些撒切尔主义所特有的、能够突显出撒切尔主义本质的政策，而不是一般意义上所说的撒切尔夫人所领导的保守党政府推行的内外政策。总之，我们不应当把撒切尔政府的政策与撒切尔主义的政策完全等同起来，这两者之间虽然并非绝然不同，但的确可以作出区分。
那么，我们选择撒切尔政府的哪些政策作为我们剖析撒切尔主义的切入点呢？英国学者的研究为我们提供了基本的线索。萨维奇和罗宾斯等人考察了撒切尔政府的15项主要政策，并把这些政策划分为三类：第一类是有激进变化的，第二类是有所变动的，最后是基本延续以往政府做法的政策。（注：S.P.Savage and L.Robins(eds.),Public Policy under Thatcher,London,1990.）显然，我们的分析应当、也只能集中在第一类政策上。1988年，牛津大学纳菲尔德学院在一份关于英国大选的研究报告中提出，在以下五个政策领域中，撒切尔政府推行了与战后历届政府完全不同的政策，它们是：政府的宏观经济政策、公共部门的规模、工会政策、经济决策中的法团主义以及地方政府政策。（注： D. Butler and D.Kavanagh,The General Election of 1987,London, 1988.）
撒切尔政府在上述五个领域的政策大致可以从两个层面来分析，其一是以减少国家干预为基本点的新自由主义政策，其次是以增强政府权威、加强中央集权化为根本目的的新权威主义政策。研究撒切尔政府以货币主义为主的宏观经济政策，考察撒切尔政府大力推行的私有化，我们不难发现，撒切尔主义的宗旨是反对国家干预、强化市场力量的。从实际的政策结果看，80年代英国公共部门的规模大大减小，国家对社会经济的干预确实在范围上有所缩小，力度也有所降低。然而，我们不应把这一过程视为国家撤出了对社会经济生活的干预，它只是以一种间接的、远距离的宏观调控取代战后以来直接的、近距离的政府干预：对货币供应量的控制代替了对社会总需求水平的微调；对失业者的培训计划代替了充分就业目标；对垄断性公共企业的调控代替了国有化企业的指令性计划；对工业有选择地进行补贴代替了无区别的普遍扶持；一言以蔽之，在撒切尔时代，国家干预依然存在，所不同的只是干预的形式发生了显著的变化，从直接干预转变为间接调控。（注：杨豫、王皖强：《论撒切尔政府的反通货膨胀政策》，《南京大学学报》1996年第4 期，杨豫、王皖强：《论英国国有工业的改造》，《史学月刊》1997年第3期，王皖强：《论80年代英国政府的微观经济改革》， 《湖南师范大学学报》1998年第5期。）
经济上的自由主义并不意味着政治上的民主化，撒切尔主义的一个最大的矛盾之处就在于，一方面是实现经济自由化，而与此同时国家干预不仅没有削弱，反而大大地增强了。我们分析一下撒切尔政府的工会战略（包括摒弃经济决策的法团主义）以及地方政府改革，就可以揭示撒切尔主义的另一副面孔。通过对撒切尔政府在社会、政治领域几项主要的政策的分析，我们只能得出这样的结论：在整个80年代，中央的权威加强而不是削弱了，国家干预的边界不仅没有收缩，反而向前迈进了一大步，80年代英国政治异常鲜明地显示出权威主义、反民主以及中央集权化的趋势。（注：王皖强：《论撒切尔政府的工会战略及其后果》，《湖南师范大学学报》1996年第5期，王皖强：《论80 年代英国地方政府改革》，《湖南师范大学学报》1997年第6期。 ）撒切尔主义的上述两个层面看似互不相容，实际上却有着一种互补的关系，作为一种以改变国家与市场、政治国家与市民社会关系为主要内容的领导权战略，撒切尔主义的一个最基本的特征就在于：经济自由主义与社会权威主义并存、减少国家干预与加强国家权威并行不悖。从这一意义上说，撒切尔主义在增强市场力量的同时，深化了国家干预，但国家干预是为了使市场机制更好地发挥作用。
二
在上台执政前夕，撒切尔夫人信誓旦旦地表示：“我们必须一再强调，不管到达目标的道路多么漫长艰辛，我们要实现根本性的方向改变。我们要有一个全新的开始，而不是重蹈覆辙，我再度要求保守党信奉自由、自由市场、有限的国家以及强大的国防。”（注：M.Thatcher, The Downing Street Years,London,1993,p.15.）到1985年大选前夕，杰弗里·豪踌躇满志地宣布：“我们已经重新划定了政治争论的共同立场的界限。是称之为保守主义的共识，还是新的激进主义，抑或是经济现实主义，这都是无关紧要的。关键在于，我们已经开创了一个后国有化、后工会专权的时代，在这个时代，不再有尽人皆知的国家衰落，个人与国家之间的依赖关系也不复存在了。”（注：P. Riddell, Thatcher Government,Oxford,1985,p.247.）
在1979年以后的连续执政时间里，通过缩减国家干预的范围和改革中央政府机构，撒切尔政府对英国国家体制作出了重大调整。我们可以从三个方面来考察撒切尔主义在国家干预的范围和方式上所带来的变化：一是政府的规模；二是私有化政策的实际结果；三是公共开支的基本状况。
撒切尔政府试图通过改革政府行政部门和削减文官人数来实现压缩政府规模的目的。1979年，英国政府各部门约有73.2万名文职人员，到1983年这一数字下降到60.6万人，到1989年英国文官部门更精简至58. 76万人，1990年，政府官员的人数增加了2万人。（注：J. Norman,Reconstructing the Welfare State:A Decade of Change 1980—1990,New York,p.221.）1994年4月，英国已仅有53.35万名文官。但这种削减主要是因为私有化和服务业承包所造成的，而且非工业部门文职人员下降的幅度很小，仅从1979年的56.5815万人减少至1994年的48.7435万人，而同期临时性雇员的人数却增加了。另外值得一提的是，撒切尔政府将大批文职人员分离到独立的公共机构之中，仅1990年就有将近6 万人从政府机关分离出去。这样一来，虽然中央政府的职能减少了，但这些职能仍由独立的公共机构继续执行，应该说是职能执行发生了转移。
私有化是撒切尔政府推行的最重要的政策之一，概括起来说，经过80年代的大规模私有化，到1991年时，英国已有超过一半以上的公共部门转制为私营部门，有65万名工人从国有企业转到私营企业工作，其中有90%的人成为了股份持有者；与1979年相比，英国的股份持有者占总人口的比例已从7%上升到20%， 国有经济部门产值占全国总产值的比重则从9%下降到不足5%；英国已出售了125万套住宅， 其中绝大多数是由常住房客所购买。另外，在国民医疗保健和地方当局也建立起服务业承包的体制。（注：S.Ludlam and M.Smith(eds.), ContemporaryBritish Conservatism,Hampshire,1996,p.150. ）如此大规模的国有资产转移当然在很大程度上缩小了国家干预的边界，但这并没有彻底消除国家的作用。例如，国有企业的私有化并不意味着国家完全撤出了经济领域，政府部门仍然对私有化企业施行宏观调控与管理。
在控制政府公共开支方面，撒切尔政府没有取得多大的进展。1978—1979 年度，英国政府公共开支占国内生产总值的的比例为43. 5%，到1982—1983年度已上升到47%，1983—1984年度有所下降，但由于煤矿工人大罢工的影响，1984—1985年度上升到46.5%，此后才逐年缓慢下降，1990 —1991 年度公共开支约占当年国内生产总值的39%左右。1970到1990的20年间，英国政府开支年平均占国内生产总值的32%左右，最高的年份恰恰是在撒切尔夫人统治时期，只是从1988年开始，撒切尔政府才在控制政府开支方面取得了一些进展。（注：J. E. Mullard, The Politics of Public Expenditure,London,1993,p.24.）
在社会福利领域，撒切尔政府总是持谨小慎微的态度，这与新右派的理论及撒切尔夫人本人的信念形成了鲜明的对照。正如一位评论家所指出：“事实上，市场的运作并不产生大多数人的幸福，任何一个希望重新当选的政府，不论它的官方教义是什么，都必须对无限制的市场力量进行干预。”由于没有从根本上改变国家政治体制的性质和结构，撒切尔政府并没有摆脱60、70年代两党政府在社会福利问题上只能进不能退的困境，因而在削减公共开支、压缩政府规模方面的企图往往归于失败。一位前撒切尔政府的要员戴维·豪威尔就批评撒切尔政府总是用公共开支这一工具来实现政党的政治目的，而不是真正地缩减国家干预的范围，从而为个人提供更多的机会。豪威尔写道：尽管经济增长了，撒切尔阵营却发现自己不得不花费更多。“旧有的集体主义福利国家水准低下，而且其影响足以毁灭财富的创造，却仍然令人沮丧地完好无损。撒切尔仍然要解决人们对待大规模公共开支的态度问题。尽管保守党人连续获得选举的胜利，他们却赢不了这场战争。”（注：E.B.Geelhoed,Margaret Thatcher:In Victory and Downfall,New York,1991,pp.191.）
在80年代，虽然一些经济部门，如贸工部和运输部的开支有明显的下降，但整个英国政府部门的总开支却上升了11%，这清楚地表明了撒切尔主义的另一个平行的要素，为了实现削减公共开支的目标，把市场机制引入到经济生活的各个层面，撒切尔主义者反而不得不以各种方式扩展中央政府的职能。首先，地方政府改革使许多原本属于地方当局的职能划归了中央政府；其次，国家必须以各种方式进行干预，以确保市场价值观深入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从城市运输服务业的调控到自来水供应的监管，从普通开业医生的管理到中小学统一课程的设置，都有赖于撒切尔主义的国家发挥至关重要的作用；最后，国防、法律与秩序部门必须得到加强，这部分是以牺牲福利国家为代价，部分则是为了应付随着社会福利经费的削减而产生的问题。（注：S.Edgell and V. Duke,A Measure of Thatcherism:Sociology of Britain,London,1991, pp.224-225.）
在撒切尔政府实施国家干预的诸种手段中，法律手段是最重要的。法律部门和内政部是政府各部门中开支增幅最大的，前者在10年间的开支竟增加了两倍多。（注：Guardian,31 January 1989.）事实上， 不管是推行经济自由化的私有化政策，还是推行权威主义、中央集权的工会战略和地方政府改革，撒切尔政府都是通过大规模的立法活动来付诸实施的。在1979到1990年间，撒切尔政府先后向下院提交了552 项议案，其中有542项获得通过成为法律，数量超过战后任何一届政府。 （注：R.Rose,Politics in Britain:Change and Persistence,Hampshire, 1989, p.113;P.Norton,Does Parliament Matter?New York,1993,p.55. ）按照撒切尔夫人自己的话说：“撒切尔主义的实质就是法律管制下的自由。”（注：Independent,26 August 1987.）对此， 有论者指出，撒切尔夫人主要有五个主要目标：第一，缩减国家干预的边界；第二，鼓励私人所有制；第三，削弱工会权限；第四，削减公共开支；第五，予民自由。除最后一条外，其余的都成功了。（注：S.Williams, The New Authoritarianism,in Political Quarterly,vol.60,No.1,1989, p.7.）社会民主党领导人罗伊·詹金斯更是尖锐地抨击说，撒切尔夫人所称的自由几乎完全是一种商业词汇，撒切尔政府“孜孜以求的收缩国家干预边界只是为了使人们自由地追逐利润，同时它又是我所知道的在个人行为和言论自由方面最颐指气使的政府”。（注： R.Shepherd, The Power Broker: The Tory Party and Its Leaders,London,1991,p.191.）在研究了英国80年代上百起政府与私人之间的诉讼案例后，牛津大学的两位法学教授指出，撒切尔夫人所说的自由概念中多含有经济色彩，如选择的自由、购买股票的自由、购买住房的自由等等，而在一些基本的公民权，如言论、结社及出版自由等方面，撒切尔主义是反自由的。（注：K.D.Ewing and C.A.Gearty,Freedom underThatcher:Civil Liberties in Modern Britain,Oxford,1990.）
由此看来，撒切尔政府以重铸国家与市场的关系为宗旨，一方面减少国家干预，增强个人的选择自由，从而创造一个由市场力量起主导作用的社会，另一方面，撒切尔政府又对社会领域进行了大规模的国家干预，日益显示出权威化和中央集权化的趋势。撒切尔主义的一个最基本的特征就在于，经济自由主义与社会权威主义并存、减少国家干预与加强国家权威并行不悖。从这一意义上说，撒切尔主义在增强市场力量的同时深化了国家干预，但国家干预是为了使市场机制更好地发挥作用。可见，撒切尔主义者并不反对国家干预，他们所反对的只是以国家取代市场，以国家垄断和控制来代替市场机制。
三
就英国政党政治而言，撒切尔主义的长期统治重新界定了两党政治斗争的主题和界限。在撒切尔主义者看来，撒切尔夫人已经迫使工党一步一步地放弃了基本的社会主义政策，英国政治争论的天平已经朝能够最好地促进市场经济的一方倾斜。
工党在80年代一直处于在野党地位，这主要是由多方面的原因造成的，但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在于，工党领导层未能准确把握国际政治和世界经济的发展潮流，不仅未能发展起足以与撒切尔主义相抗衡的领导权战略，反而提出了一些普通英国人难以接受的政策主张。痛定思痛之后，从80年代后期开始，工党上下掀起了政策和意识形态反思的浪潮，整个工党逐步从左倾向中间靠拢。1987年，工党副领袖罗伊·哈特斯莱出版了《选择自由》一书，试图从理论上为工党意识形态的转变奠定思想基础，哈特斯莱则宣称社会主义的真正目标是建设一个名副其实的自由社会。（注：R. Hattersley, Choose Freedom: The Future OfDemocratic Socialism,Middlesex,1987,p.15.）一些工党理论家和左翼学者也主张实行德国和斯堪的纳维亚半岛国家的社会市场经济，推行“市场社会主义”。（注：B.Hindes(ed.),Reaction to Right,London,1990.）
工党领导层在一系列等重大问题上的态度也开始发生转变，工党内部主张市场导向的右翼逐步压倒了主张多一点国家干预的左翼。到1992年大选前夕，工党完成了对以往政策的重新评价，确立了新政策的基本框架。在国家与市场关系、公有制和私有化、福利国家、在宏观经济政策、工会政策以及国防等方面，工党都相应作出了重大调整，1992年的《竞选宣言》标志着工党政策转型的完成。（注：E.Shaw,The LabourParty since 1945,Oxford,1996,pp.181-189.）1994年，托尼·布莱尔当选为工党领袖，他宣布要赋予传统的工党信念以现代内涵，建设一个“新工党”。布莱尔认为，老左派和新右派的方案都不能奏效，他所领导的工党将是一个中间派的政党，也是中左派的政党。 （注：T.Blair,New Britain:My View of a Young Country,London,1996,p.37.）
从某种意义上说，撒切尔主义对保守党的影响远不如对工党的影响大。在《国家的角色与作用》的演说中，梅杰表示：“在80年代，玛格丽特·撒切尔开始收缩国家干预的边界，以求实行私有化、非调控化以及恢复个人的动力，但还有更多的事要做。我的雄心是在各个层面上建设更小的政府、有效力的政府、效率更高的政府以及负责任的政府。”（注：S.Ludlam and M.Smith,op.cit.p.16. ）但如同美国的布什政府与里根政府的关系一样，梅杰政府主要扮演着继承者和完善者的角色。
总的来看，梅杰政府的政策与撒切尔政府大同小异，梅杰主义基本上没有脱离撒切尔主义的范畴。在撒切尔主义大获全胜的领域，如工会改革，梅杰政府继续推行相应的政策，而在撒切尔主义无法深入的领域，梅杰政府则根据90年代初的政治环境对撒切尔政府的政策作出修正，在欧洲政策和地方税政策上就是如此。
应当指出的是，虽然撒切尔夫人长时间担任保守党领袖，保守党却仍然只是撒切尔夫人领导的保守党，并没有成为撒切尔主义的党，她在1990年的被迫突然下野就很清楚地表明了这一点。根据英国议会研究专家的看法，1990年底时，保守党议会党团至少可以分为7 个派别：新自由主义者：有16名议员；右翼托利分子：有26名议员；撒切尔主义者：26位议员，以上三类人属于保守党右翼。撒切尔主义的批评者由“湿派”（wets）、“准湿派”（damps）和平民主义者组成，分别有27、 40和17位议员。最庞大的是党内忠诚派，有216名议员， 他们的政治主张介乎上述两大派别之间，更多地是把党的利益放在首位。（注：E. B.Geelhoed,op.cit.,pp.187-188.）由此可见，撒切尔主义在保守党内并没有什么优势可言，即使是在撒切尔夫人议会里的同事中间，对她的经济和社会政策持敌视态度的也大有人在。保守党温和派仍十分活跃，希思、麦克米伦、伊恩·吉尔摩等中间道路保守主义者都是撒切尔主义的尖锐批评者。
不仅是保守党没有完全接受撒切尔主义，随着时间的推移，英国民众对待撒切尔主义的态度也开始发生变化。1988—1989年的《英国社会态度》白皮书表明，“英国公众舆论实际上越来越疏远企业文化的许多目标，人们的态度已经转变，变得不那么赞同撒切尔革命的这些核心教义”。1990年，莫里民意测验显示，54%的被调查者认为自己是社会主义者，只有34%的人认为自己是撒切尔主义者。（注：R.M. Worcester,British Public Opinion,Oxford,1991,p.121.）在撒切尔主义的一些核心政策，如失业率与通货膨胀、社会福利开支与税收的关系等关键问题上，英国民众越来越倾向于社会民主主义。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在1990年被迫下台前夕，撒切尔夫人意气风发地宣布：撒切尔主义已经在全球范围内广为传播，撒切尔主义不是针对一个10年，而是适用于数个世纪。（注：Newsweek,15 October 1990. ）然而，此后的世界政治现实已经证明，撒切尔主义仅仅是西方资本主义漫长发展史中出现的又一次对国家与市场关系进行的局部调整而已。进入90年代后，资本主义世界的政治气候再度发生转变，只不过这次的方向是向左转。1992年，美国民主党克林顿出任总统，并在1997年获得连任；1995年，在沉寂16年后，英国工党终于赢得了大选胜利，组成了布莱尔政府；法国左翼力量在经历了90年代初的消沉后重新崛起，若斯潘政府的上台使法国政坛出现了右翼总统与左翼总理并存的局面；1998年9 月，欧洲最大的左翼政党德国社民党在大选中获胜，与绿党组成联合政府，上台执政，而此前欧盟15个成员国中已有12个国家为左翼政党执政或参政。一时间，欧洲大陆为“玫瑰色”所笼罩，欧洲政治的“中左化”趋势蔚为潮流。
虽然在表述和具体政策内容上不尽相同，但各国中左政府所推行的政治路线的基本点可以概括为“新中间道路”（New Center）：在专注于国家控制、高税收和维护生产者利益的老左派与主张狭隘的个人主义和自由放任的新右派之间的“第三条道路”。实际上，这是回到了资本主义国家的老问题上，即如何既有效地利用自我调节的市场实现资源和分配的最优化，又运用国家工具尽力避免为此所付出的社会代价。
可以认为，战后的共识政治是对资本主义对本世纪20、30年代大危机作出的直接反应，但共识政治在国家与市场者的力量对比上所形成的暂时性平衡，只是把社会代价维持在人们可以接受的限度之内，并没有彻底消除资本主义内在危机的根源。这种暂时妥协本身就从根本上预示着作为自身的一个“反动”的撒切尔主义。在彻底摧毁了凯恩斯主义社会民主共识并着手确立起新的“撒切尔主义共识”后，撒切尔夫人的历史使命实际上也就宣告完结了，她本人及她的“主义”就成为了新一轮调整与超越的出发点。当历史的尘埃落定之后，人们将会意识到，撒切尔主义是、也仅仅是资本主义国家与市场关系发展历史上不可或缺的一环。^
【专 题 号】K5
【复印期号】2000年12期
关于撒切尔政府各项政策的得失成败，学术界一直多有分歧和争议。总起来看，论者不外乎是持赞美和批评两种意见。以撒切尔政府经济政策的评价为例，支持政府的经济学家认为，英国经济已经扭转了以往相对衰落的趋势，英国从80年代开始进入到一个经济复兴的时代。（注：A. Walters, Britain's Economic Renaissance: MargaretThatcher's Reforms,1979-1984,Oxford,1986.）尤其是， 撒切尔政府在供应领域实行的一系改革措施，极大地改善了英国经济的运行环境，其范围之广泛，收效之卓著，堪称是一场“供应领域的革命”。（注：P. Minford,The Supply-side Revolution in Britain, Aldershot,1994.）撒切尔政府的要员则志得意满地宣布，英国在80年代创造了生产力奇迹，从落后者一跃跨入世界经济的最前列，人们已不再谈论什么“英国病”， 而是惊奇于“撒切尔奇迹”。 （注：N. Lawson, TheView from No.11,London,1992;N.Ridley,My Style of Government,London,1991;N.Tebbit,Unfinished Business,London,1992.）
另一方面，批评政府政策的经济学家则指责，所谓的“撒切尔奇迹”是一个弥天大谎，是通过娴熟但下作地摆弄统计数字后炮制出来的。撒切尔政府的各项经济指标要么比过去低，要么比同期的其他国家低，在很多方面则是既比英国过去低也比其他国家低。 （注：K. Couttsand W. Godley, The British Economy under Mrs. Thatcher, inPolitical Quarterly,1989,vol.60,No.2,pp.138—161. ）当时的工党领袖尼尔·金诺克和影子内阁工业政策发言人戈登·布朗更是指责撒切尔政府出于政党政治目的，把北海石油和私有化的巨额收入用在减税上面，却没有实现英国经济的结构调整，严重损害了英国经济持久发展的基础。（注：N.Kinnock,Making Our Way,Oxford,1986;G.Brown,Where there is Greed,Edingburgh,1989.）此外，还有一些学者把撒切尔政府的经济政策视为一场大规模的实验，分门别类地对各项经济政策作出评价。（注：C. Johnson,The Grand Experiment:Mrs. Thatcher'sEconomy and how it Spread,Boulder,1993.）实际上，撒切尔政府经济政策既有成功之处，也有失败的地方，用不同的经济指标、比较对象和比较时期来衡量，将会对这一时期经济运行状况作出不同的评价。尤其是，有些政策的真正后果要经过相当长的一段时间方能显现出来，而且，撒切尔政府的经济及其他各项政策，例如私有化政策和工会立法，往往带有很浓厚的政治色彩，有时很难把政府的纯政策考虑与其中蕴涵的意识形态成分区分开来。因而，我们应当把撒切尔主义当作一个特殊的历史现象，从整体上把握撒切尔主义的实质，而不是去一一评价撒切尔政府的各项记录。
一
我们剖析撒切尔主义的理论出发点是“国家”与“市场”这一组互相对立的概念。从这两个概念出发，不仅能够使我们摆脱就事论事的案臼，宏观地从整体上认识和把握撒切尔主义的实质，还可以把撒切尔主义放到现代资本主义国家历史发展进程的大背景之中，从而使我们的撒切尔主义研究上升到一个更高的理论层次。
在国家与市场这两个概念的背后，是集体与个人、集体主义与个人主义、公共领域与私人领域的对立，这种对立最终归结为国家与市民社会之间的对立。恩格斯曾经指出，资产阶级国家“只是资产阶级社会为了维护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共同外部条件使之不受工人和个别资本家的侵犯而建立的组织”。（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三卷，第436页。）很显然， 恩格斯所说的这种国家的经济职能是有限的，其对社会生产以及其他经济活动的影响属于上层建筑对经济基础的反作用的范畴。然而，随着现代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发展，作为上层建或的国家的经济职能得到了大大加强，国家发挥作用的范围、方式、渠道以及这种作用的性质都与过去时代有了很大的不同。按照哈贝马斯的观点，在所谓“晚期资本主义”阶段，自由资本主义时代国家的政治经济二重性负起多重职能，既填补市场的职能空隙，也干预积累过程并补偿它在政治上可能带来的后果。也就是说，国家必须既对资本主义的私人积累过程作出反应（即作为履行全部职能的“资本主义国家”），又有选择地对社会生活进行干预（即作为市场补偿和替代的“资本主义社会的国家”）。（注：基恩：《公共生活与晚期资本主义》，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2年版，第106页。）
我们关于撒切尔主义的基本论点是：撒切尔主义是一种以改变国家与市场两者之间力量对比为主要内容的领导权战略，撒切尔主义根本性的一点在于，它试图在不改变英国现有宪政体制的前提下，建立起一种新型的国家与市民社会的关系。撒切尔主义的要义是使国家在一个最合适的程度上对市场领域进行干预，或者说寻找政治国家与市民社会之间的最佳交汇点。从这一意义上说，国家与市场之间的对立有了新的含义，收缩国家干预的边界并不意味着完全放弃国家对社会生活的干预，而仅仅是把政府的干预限制在一个适当的范围之内，中央政府应当只控制那些必须也能够由中央控制的事务，也只有在这些领域中政府的干预才有成功的可能。可以这么认为，撒切尔主义的10年统治改变了英国政府政策的首要目标。
我们认为，在评价撒切尔主义时，应该以战后英国政治的发展脉络为基本线索，既对撒切尔主义的主要政治实践进行实证考察，也分析作为撒切尔主义思想源头和理论指导的政治、经济和社会思潮。（注：王皖强： 《撒切尔主义研究的几个问题》，《世界历史》，1997 年第三期。 ）战后英国政治的一个突出特点是形成了所谓的“共识政治 ”（Consensus Politics），而这种共识政治的主线就是运用国家力量对社会生活进行干预。从意识形态层面上说，工党与保守党精英统治阶层迫于战后新形势的压力而不得不修正各自的意识形态，工党放弃了社会主义公有制原则，推行温和干预主义的社会民主主义，保守党也在一定程度上放弃了自由放任的资本主义主义，宣扬所谓人道的资本主义，实际上，双方都在走一条“中间道路”，都不再认为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之间完全对立，转而坚持“第三条道路”：凯恩斯主义社会民主主义。
从政策层面上看，战后历届政府社会经济政策的核心就是在发挥市场机制这一“看不见的手”的作用的同时，极大地强化国家干预这只“看得见的手”。实现充分就业、推行大规模国有化以及建立较为完备的社会保障体系，成为保守党与工党之间基本的政策共识。这些政策推行的结果，使国家与市场、国家与市民社会之间的关系发生了重大变化，积极干预的政府取代了自由资本主义时期“守夜人”式的国家，标志着英国政治进入到集体主义政治的新阶段。普遍认为，这种集体主义政治的核心是对国家干预的认同，虽然这种集体主义政治离社会主义相去甚远，它却无疑是对自由放任资本主义的一个重大修正。
我们之所以选择国家与市场这一组概念，一个重要的原因在于，由此可以将撒切尔主义与当代西方的一股右翼政治、经济思潮紧密联系起来。60年代末以来主要在英、美两国出现的“新右派”思潮对撒切尔夫人个人的影响以及对撒切尔主义政治的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新右派理论家不仅为撒切尔政府的有关政策提供了理论基础，从更深的层次上说，新右派在理论上完成了对国家与市场关系的重新界定。
为什么我们要给予新右派政治思潮以如此的重视呢？首先，撒切尔夫人之所以能够上台执政，之所以会出现人们所谓的“撒切尔主义”，离不开与之相应的政治、经济理论的支持乃至普通民众思想观念的转变；其次，以撒切尔主义（也包括里根主义）为代表的80年代英、美两国政治具有一个不同以往的基本特点：意识形态色彩浓厚，这一特点不仅表现在政治家的口头表述上，也反映在政府实际政策所反映出的政治教义中。
政党政治与意识形态从来都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两者相互影响，不可分割，政党政治源于并且反映意识形态，意识形态则对实际政治领域具有重大的指导作用。所以，我们要特别强调的一点是，我们应该从两个不同的层面来剖析撒切尔主义，其一是政策层面，即撒切尔主义的政治实践，其二是意识形态层面，即作为撒切尔主义思想渊源和理论指导的政治思潮。换言之，我们是在一个更宽泛的意义上使用“撒切尔主义”这一术语’，力图从更广阔的历史视野来对战后以来的英国政治作出诠释。
在50、60年代，英国乃至整个西方资本主义世界的政党政治都出现了政策取向趋同、意识形态淡化的现象，其在政策上的反映就是共识政治，在思想上则是丹尼尔·贝尔（Daniel Bell ）所说的“意识形态的终结”。然而，西方民主政治的钟摆是反复无常的，在经过20年的向左摆动后，凯思斯主义经济政策和福利国家遭到越来越多的抨击，人们在国家干预问题上的态度也发生了显著变化，英国政治的天平开始向右倾斜。实际上，战后国家干预由弱到强的发展，正是新一轮国家干预由强转弱的先声，新右派首先在理论上确立了减少国家干预的原则，在战后共识政治的废墟上“崛起”的撒切尔夫人及保守党右翼则在政治上把这种自由市场保守主义付诸实施。
当然，如同绝大多数名称上冠以“新”字的政治派别或思想流派一样，新右派的理论和学说到头来不是新瓶装旧酒，就是把新的内容硬塞到老的框架之中。不过，新右派并非一个统一的政治运动或理论流派，而是一个松散而庞杂的混合体，人们往往将各种观点不尽相同、有时甚至是南辕北辙的理论和学说归于其名下。因此，我们有必要作出一个基本的区分，把新右派思潮看成是经济自由主义和社会权威主义的结合。经济上的自由主义和政治上的保守主义构成了新右派的两大主流，为区别起见我们分别称之为“新自由派”与“新保守派”。
一言以蔽之，新右派的宗旨是重新界定国家、市场与政治体制之间的关系。在新右派理论家看来，问题不在于是否应当选用国家力量来实现某种社会目标，而是社会和经济生活应当在多大程度上由国家来控制和调节。尽管新右派成员在有关问题上各持一词甚至针锋相对，但我们将要论证，新自由派和新保守派之间在减少国家干预这一点上达成了一致，他们共同的主题是反对凯恩斯主义、抨击福利国家政策、主张以市场力量调节经济生活、呼吁加强法治、维护社会秩序、增强国家的权威。值得注意的是，新右派思潮结合了现代因素和传统因素，而撒切尔主义政治则涵盖了这两个方面。新自由主义和新保守主义的并存不仅体现在撒切尔主义的意识形态中，而且也体现在撒切尔夫人推行的新保守主义政治之中。
在对撒切尔政府政策进行实证分析时，我们面临一个如何着手的问题。首先必须明确的是，我们所要做的，不是论述80年代英国保守党政府的各项政策，而是在分析撒切尔政府有关政策的基础上得出一个清晰的关于撒切尔主义的观念。因此，我们认为，撒切尔主义研究的对象应该是那些撒切尔主义所特有的、能够突显出撒切尔主义本质的政策，而不是一般意义上所说的撒切尔夫人所领导的保守党政府推行的内外政策。总之，我们不应当把撒切尔政府的政策与撒切尔主义的政策完全等同起来，这两者之间虽然并非绝然不同，但的确可以作出区分。
那么，我们选择撒切尔政府的哪些政策作为我们剖析撒切尔主义的切入点呢？英国学者的研究为我们提供了基本的线索。萨维奇和罗宾斯等人考察了撒切尔政府的15项主要政策，并把这些政策划分为三类：第一类是有激进变化的，第二类是有所变动的，最后是基本延续以往政府做法的政策。（注：S.P.Savage and L.Robins(eds.),Public Policy under Thatcher,London,1990.）显然，我们的分析应当、也只能集中在第一类政策上。1988年，牛津大学纳菲尔德学院在一份关于英国大选的研究报告中提出，在以下五个政策领域中，撒切尔政府推行了与战后历届政府完全不同的政策，它们是：政府的宏观经济政策、公共部门的规模、工会政策、经济决策中的法团主义以及地方政府政策。（注： D. Butler and D.Kavanagh,The General Election of 1987,London, 1988.）
撒切尔政府在上述五个领域的政策大致可以从两个层面来分析，其一是以减少国家干预为基本点的新自由主义政策，其次是以增强政府权威、加强中央集权化为根本目的的新权威主义政策。研究撒切尔政府以货币主义为主的宏观经济政策，考察撒切尔政府大力推行的私有化，我们不难发现，撒切尔主义的宗旨是反对国家干预、强化市场力量的。从实际的政策结果看，80年代英国公共部门的规模大大减小，国家对社会经济的干预确实在范围上有所缩小，力度也有所降低。然而，我们不应把这一过程视为国家撤出了对社会经济生活的干预，它只是以一种间接的、远距离的宏观调控取代战后以来直接的、近距离的政府干预：对货币供应量的控制代替了对社会总需求水平的微调；对失业者的培训计划代替了充分就业目标；对垄断性公共企业的调控代替了国有化企业的指令性计划；对工业有选择地进行补贴代替了无区别的普遍扶持；一言以蔽之，在撒切尔时代，国家干预依然存在，所不同的只是干预的形式发生了显著的变化，从直接干预转变为间接调控。（注：杨豫、王皖强：《论撒切尔政府的反通货膨胀政策》，《南京大学学报》1996年第4 期，杨豫、王皖强：《论英国国有工业的改造》，《史学月刊》1997年第3期，王皖强：《论80年代英国政府的微观经济改革》， 《湖南师范大学学报》1998年第5期。）
经济上的自由主义并不意味着政治上的民主化，撒切尔主义的一个最大的矛盾之处就在于，一方面是实现经济自由化，而与此同时国家干预不仅没有削弱，反而大大地增强了。我们分析一下撒切尔政府的工会战略（包括摒弃经济决策的法团主义）以及地方政府改革，就可以揭示撒切尔主义的另一副面孔。通过对撒切尔政府在社会、政治领域几项主要的政策的分析，我们只能得出这样的结论：在整个80年代，中央的权威加强而不是削弱了，国家干预的边界不仅没有收缩，反而向前迈进了一大步，80年代英国政治异常鲜明地显示出权威主义、反民主以及中央集权化的趋势。（注：王皖强：《论撒切尔政府的工会战略及其后果》，《湖南师范大学学报》1996年第5期，王皖强：《论80 年代英国地方政府改革》，《湖南师范大学学报》1997年第6期。 ）撒切尔主义的上述两个层面看似互不相容，实际上却有着一种互补的关系，作为一种以改变国家与市场、政治国家与市民社会关系为主要内容的领导权战略，撒切尔主义的一个最基本的特征就在于：经济自由主义与社会权威主义并存、减少国家干预与加强国家权威并行不悖。从这一意义上说，撒切尔主义在增强市场力量的同时，深化了国家干预，但国家干预是为了使市场机制更好地发挥作用。
二
在上台执政前夕，撒切尔夫人信誓旦旦地表示：“我们必须一再强调，不管到达目标的道路多么漫长艰辛，我们要实现根本性的方向改变。我们要有一个全新的开始，而不是重蹈覆辙，我再度要求保守党信奉自由、自由市场、有限的国家以及强大的国防。”（注：M.Thatcher, The Downing Street Years,London,1993,p.15.）到1985年大选前夕，杰弗里·豪踌躇满志地宣布：“我们已经重新划定了政治争论的共同立场的界限。是称之为保守主义的共识，还是新的激进主义，抑或是经济现实主义，这都是无关紧要的。关键在于，我们已经开创了一个后国有化、后工会专权的时代，在这个时代，不再有尽人皆知的国家衰落，个人与国家之间的依赖关系也不复存在了。”（注：P. Riddell, Thatcher Government,Oxford,1985,p.247.）
在1979年以后的连续执政时间里，通过缩减国家干预的范围和改革中央政府机构，撒切尔政府对英国国家体制作出了重大调整。我们可以从三个方面来考察撒切尔主义在国家干预的范围和方式上所带来的变化：一是政府的规模；二是私有化政策的实际结果；三是公共开支的基本状况。
撒切尔政府试图通过改革政府行政部门和削减文官人数来实现压缩政府规模的目的。1979年，英国政府各部门约有73.2万名文职人员，到1983年这一数字下降到60.6万人，到1989年英国文官部门更精简至58. 76万人，1990年，政府官员的人数增加了2万人。（注：J. Norman,Reconstructing the Welfare State:A Decade of Change 1980—1990,New York,p.221.）1994年4月，英国已仅有53.35万名文官。但这种削减主要是因为私有化和服务业承包所造成的，而且非工业部门文职人员下降的幅度很小，仅从1979年的56.5815万人减少至1994年的48.7435万人，而同期临时性雇员的人数却增加了。另外值得一提的是，撒切尔政府将大批文职人员分离到独立的公共机构之中，仅1990年就有将近6 万人从政府机关分离出去。这样一来，虽然中央政府的职能减少了，但这些职能仍由独立的公共机构继续执行，应该说是职能执行发生了转移。
私有化是撒切尔政府推行的最重要的政策之一，概括起来说，经过80年代的大规模私有化，到1991年时，英国已有超过一半以上的公共部门转制为私营部门，有65万名工人从国有企业转到私营企业工作，其中有90%的人成为了股份持有者；与1979年相比，英国的股份持有者占总人口的比例已从7%上升到20%， 国有经济部门产值占全国总产值的比重则从9%下降到不足5%；英国已出售了125万套住宅， 其中绝大多数是由常住房客所购买。另外，在国民医疗保健和地方当局也建立起服务业承包的体制。（注：S.Ludlam and M.Smith(eds.), ContemporaryBritish Conservatism,Hampshire,1996,p.150. ）如此大规模的国有资产转移当然在很大程度上缩小了国家干预的边界，但这并没有彻底消除国家的作用。例如，国有企业的私有化并不意味着国家完全撤出了经济领域，政府部门仍然对私有化企业施行宏观调控与管理。
在控制政府公共开支方面，撒切尔政府没有取得多大的进展。1978—1979 年度，英国政府公共开支占国内生产总值的的比例为43. 5%，到1982—1983年度已上升到47%，1983—1984年度有所下降，但由于煤矿工人大罢工的影响，1984—1985年度上升到46.5%，此后才逐年缓慢下降，1990 —1991 年度公共开支约占当年国内生产总值的39%左右。1970到1990的20年间，英国政府开支年平均占国内生产总值的32%左右，最高的年份恰恰是在撒切尔夫人统治时期，只是从1988年开始，撒切尔政府才在控制政府开支方面取得了一些进展。（注：J. E. Mullard, The Politics of Public Expenditure,London,1993,p.24.）
在社会福利领域，撒切尔政府总是持谨小慎微的态度，这与新右派的理论及撒切尔夫人本人的信念形成了鲜明的对照。正如一位评论家所指出：“事实上，市场的运作并不产生大多数人的幸福，任何一个希望重新当选的政府，不论它的官方教义是什么，都必须对无限制的市场力量进行干预。”由于没有从根本上改变国家政治体制的性质和结构，撒切尔政府并没有摆脱60、70年代两党政府在社会福利问题上只能进不能退的困境，因而在削减公共开支、压缩政府规模方面的企图往往归于失败。一位前撒切尔政府的要员戴维·豪威尔就批评撒切尔政府总是用公共开支这一工具来实现政党的政治目的，而不是真正地缩减国家干预的范围，从而为个人提供更多的机会。豪威尔写道：尽管经济增长了，撒切尔阵营却发现自己不得不花费更多。“旧有的集体主义福利国家水准低下，而且其影响足以毁灭财富的创造，却仍然令人沮丧地完好无损。撒切尔仍然要解决人们对待大规模公共开支的态度问题。尽管保守党人连续获得选举的胜利，他们却赢不了这场战争。”（注：E.B.Geelhoed,Margaret Thatcher:In Victory and Downfall,New York,1991,pp.191.）
在80年代，虽然一些经济部门，如贸工部和运输部的开支有明显的下降，但整个英国政府部门的总开支却上升了11%，这清楚地表明了撒切尔主义的另一个平行的要素，为了实现削减公共开支的目标，把市场机制引入到经济生活的各个层面，撒切尔主义者反而不得不以各种方式扩展中央政府的职能。首先，地方政府改革使许多原本属于地方当局的职能划归了中央政府；其次，国家必须以各种方式进行干预，以确保市场价值观深入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从城市运输服务业的调控到自来水供应的监管，从普通开业医生的管理到中小学统一课程的设置，都有赖于撒切尔主义的国家发挥至关重要的作用；最后，国防、法律与秩序部门必须得到加强，这部分是以牺牲福利国家为代价，部分则是为了应付随着社会福利经费的削减而产生的问题。（注：S.Edgell and V. Duke,A Measure of Thatcherism:Sociology of Britain,London,1991, pp.224-225.）
在撒切尔政府实施国家干预的诸种手段中，法律手段是最重要的。法律部门和内政部是政府各部门中开支增幅最大的，前者在10年间的开支竟增加了两倍多。（注：Guardian,31 January 1989.）事实上， 不管是推行经济自由化的私有化政策，还是推行权威主义、中央集权的工会战略和地方政府改革，撒切尔政府都是通过大规模的立法活动来付诸实施的。在1979到1990年间，撒切尔政府先后向下院提交了552 项议案，其中有542项获得通过成为法律，数量超过战后任何一届政府。 （注：R.Rose,Politics in Britain:Change and Persistence,Hampshire, 1989, p.113;P.Norton,Does Parliament Matter?New York,1993,p.55. ）按照撒切尔夫人自己的话说：“撒切尔主义的实质就是法律管制下的自由。”（注：Independent,26 August 1987.）对此， 有论者指出，撒切尔夫人主要有五个主要目标：第一，缩减国家干预的边界；第二，鼓励私人所有制；第三，削弱工会权限；第四，削减公共开支；第五，予民自由。除最后一条外，其余的都成功了。（注：S.Williams, The New Authoritarianism,in Political Quarterly,vol.60,No.1,1989, p.7.）社会民主党领导人罗伊·詹金斯更是尖锐地抨击说，撒切尔夫人所称的自由几乎完全是一种商业词汇，撒切尔政府“孜孜以求的收缩国家干预边界只是为了使人们自由地追逐利润，同时它又是我所知道的在个人行为和言论自由方面最颐指气使的政府”。（注： R.Shepherd, The Power Broker: The Tory Party and Its Leaders,London,1991,p.191.）在研究了英国80年代上百起政府与私人之间的诉讼案例后，牛津大学的两位法学教授指出，撒切尔夫人所说的自由概念中多含有经济色彩，如选择的自由、购买股票的自由、购买住房的自由等等，而在一些基本的公民权，如言论、结社及出版自由等方面，撒切尔主义是反自由的。（注：K.D.Ewing and C.A.Gearty,Freedom underThatcher:Civil Liberties in Modern Britain,Oxford,1990.）
由此看来，撒切尔政府以重铸国家与市场的关系为宗旨，一方面减少国家干预，增强个人的选择自由，从而创造一个由市场力量起主导作用的社会，另一方面，撒切尔政府又对社会领域进行了大规模的国家干预，日益显示出权威化和中央集权化的趋势。撒切尔主义的一个最基本的特征就在于，经济自由主义与社会权威主义并存、减少国家干预与加强国家权威并行不悖。从这一意义上说，撒切尔主义在增强市场力量的同时深化了国家干预，但国家干预是为了使市场机制更好地发挥作用。可见，撒切尔主义者并不反对国家干预，他们所反对的只是以国家取代市场，以国家垄断和控制来代替市场机制。
三
就英国政党政治而言，撒切尔主义的长期统治重新界定了两党政治斗争的主题和界限。在撒切尔主义者看来，撒切尔夫人已经迫使工党一步一步地放弃了基本的社会主义政策，英国政治争论的天平已经朝能够最好地促进市场经济的一方倾斜。
工党在80年代一直处于在野党地位，这主要是由多方面的原因造成的，但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在于，工党领导层未能准确把握国际政治和世界经济的发展潮流，不仅未能发展起足以与撒切尔主义相抗衡的领导权战略，反而提出了一些普通英国人难以接受的政策主张。痛定思痛之后，从80年代后期开始，工党上下掀起了政策和意识形态反思的浪潮，整个工党逐步从左倾向中间靠拢。1987年，工党副领袖罗伊·哈特斯莱出版了《选择自由》一书，试图从理论上为工党意识形态的转变奠定思想基础，哈特斯莱则宣称社会主义的真正目标是建设一个名副其实的自由社会。（注：R. Hattersley, Choose Freedom: The Future OfDemocratic Socialism,Middlesex,1987,p.15.）一些工党理论家和左翼学者也主张实行德国和斯堪的纳维亚半岛国家的社会市场经济，推行“市场社会主义”。（注：B.Hindes(ed.),Reaction to Right,London,1990.）
工党领导层在一系列等重大问题上的态度也开始发生转变，工党内部主张市场导向的右翼逐步压倒了主张多一点国家干预的左翼。到1992年大选前夕，工党完成了对以往政策的重新评价，确立了新政策的基本框架。在国家与市场关系、公有制和私有化、福利国家、在宏观经济政策、工会政策以及国防等方面，工党都相应作出了重大调整，1992年的《竞选宣言》标志着工党政策转型的完成。（注：E.Shaw,The LabourParty since 1945,Oxford,1996,pp.181-189.）1994年，托尼·布莱尔当选为工党领袖，他宣布要赋予传统的工党信念以现代内涵，建设一个“新工党”。布莱尔认为，老左派和新右派的方案都不能奏效，他所领导的工党将是一个中间派的政党，也是中左派的政党。 （注：T.Blair,New Britain:My View of a Young Country,London,1996,p.37.）
从某种意义上说，撒切尔主义对保守党的影响远不如对工党的影响大。在《国家的角色与作用》的演说中，梅杰表示：“在80年代，玛格丽特·撒切尔开始收缩国家干预的边界，以求实行私有化、非调控化以及恢复个人的动力，但还有更多的事要做。我的雄心是在各个层面上建设更小的政府、有效力的政府、效率更高的政府以及负责任的政府。”（注：S.Ludlam and M.Smith,op.cit.p.16. ）但如同美国的布什政府与里根政府的关系一样，梅杰政府主要扮演着继承者和完善者的角色。
总的来看，梅杰政府的政策与撒切尔政府大同小异，梅杰主义基本上没有脱离撒切尔主义的范畴。在撒切尔主义大获全胜的领域，如工会改革，梅杰政府继续推行相应的政策，而在撒切尔主义无法深入的领域，梅杰政府则根据90年代初的政治环境对撒切尔政府的政策作出修正，在欧洲政策和地方税政策上就是如此。
应当指出的是，虽然撒切尔夫人长时间担任保守党领袖，保守党却仍然只是撒切尔夫人领导的保守党，并没有成为撒切尔主义的党，她在1990年的被迫突然下野就很清楚地表明了这一点。根据英国议会研究专家的看法，1990年底时，保守党议会党团至少可以分为7 个派别：新自由主义者：有16名议员；右翼托利分子：有26名议员；撒切尔主义者：26位议员，以上三类人属于保守党右翼。撒切尔主义的批评者由“湿派”（wets）、“准湿派”（damps）和平民主义者组成，分别有27、 40和17位议员。最庞大的是党内忠诚派，有216名议员， 他们的政治主张介乎上述两大派别之间，更多地是把党的利益放在首位。（注：E. B.Geelhoed,op.cit.,pp.187-188.）由此可见，撒切尔主义在保守党内并没有什么优势可言，即使是在撒切尔夫人议会里的同事中间，对她的经济和社会政策持敌视态度的也大有人在。保守党温和派仍十分活跃，希思、麦克米伦、伊恩·吉尔摩等中间道路保守主义者都是撒切尔主义的尖锐批评者。
不仅是保守党没有完全接受撒切尔主义，随着时间的推移，英国民众对待撒切尔主义的态度也开始发生变化。1988—1989年的《英国社会态度》白皮书表明，“英国公众舆论实际上越来越疏远企业文化的许多目标，人们的态度已经转变，变得不那么赞同撒切尔革命的这些核心教义”。1990年，莫里民意测验显示，54%的被调查者认为自己是社会主义者，只有34%的人认为自己是撒切尔主义者。（注：R.M. Worcester,British Public Opinion,Oxford,1991,p.121.）在撒切尔主义的一些核心政策，如失业率与通货膨胀、社会福利开支与税收的关系等关键问题上，英国民众越来越倾向于社会民主主义。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在1990年被迫下台前夕，撒切尔夫人意气风发地宣布：撒切尔主义已经在全球范围内广为传播，撒切尔主义不是针对一个10年，而是适用于数个世纪。（注：Newsweek,15 October 1990. ）然而，此后的世界政治现实已经证明，撒切尔主义仅仅是西方资本主义漫长发展史中出现的又一次对国家与市场关系进行的局部调整而已。进入90年代后，资本主义世界的政治气候再度发生转变，只不过这次的方向是向左转。1992年，美国民主党克林顿出任总统，并在1997年获得连任；1995年，在沉寂16年后，英国工党终于赢得了大选胜利，组成了布莱尔政府；法国左翼力量在经历了90年代初的消沉后重新崛起，若斯潘政府的上台使法国政坛出现了右翼总统与左翼总理并存的局面；1998年9 月，欧洲最大的左翼政党德国社民党在大选中获胜，与绿党组成联合政府，上台执政，而此前欧盟15个成员国中已有12个国家为左翼政党执政或参政。一时间，欧洲大陆为“玫瑰色”所笼罩，欧洲政治的“中左化”趋势蔚为潮流。
虽然在表述和具体政策内容上不尽相同，但各国中左政府所推行的政治路线的基本点可以概括为“新中间道路”（New Center）：在专注于国家控制、高税收和维护生产者利益的老左派与主张狭隘的个人主义和自由放任的新右派之间的“第三条道路”。实际上，这是回到了资本主义国家的老问题上，即如何既有效地利用自我调节的市场实现资源和分配的最优化，又运用国家工具尽力避免为此所付出的社会代价。
可以认为，战后的共识政治是对资本主义对本世纪20、30年代大危机作出的直接反应，但共识政治在国家与市场者的力量对比上所形成的暂时性平衡，只是把社会代价维持在人们可以接受的限度之内，并没有彻底消除资本主义内在危机的根源。这种暂时妥协本身就从根本上预示着作为自身的一个“反动”的撒切尔主义。在彻底摧毁了凯恩斯主义社会民主共识并着手确立起新的“撒切尔主义共识”后，撒切尔夫人的历史使命实际上也就宣告完结了，她本人及她的“主义”就成为了新一轮调整与超越的出发点。当历史的尘埃落定之后，人们将会意识到，撒切尔主义是、也仅仅是资本主义国家与市场关系发展历史上不可或缺的一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