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明清史 |
苏联和欧洲问题：1933～1934年
别洛乌索娃
【专题名称】世界史
【专 题 号】K5
【复印期号】2000年11期
【原文出处】《国外社会科学文摘》(沪)2000年07期第60～66页
【英文标题】（3.C.Белоусова）
【作者简介】〔俄〕别洛乌索娃，历史学博士、俄罗斯科学院通史研究所首席顾问研究员。
新的档案文献使我们能够重新审视30年代初有关欧洲政策的许多观点，并更变当时国际发展的某些评判重点。因为，现在已经有可能（说真的，还不是完全的）利用党在过去的一些秘密文件。这些秘密文件让人探察到高层党和国家领导的“勾当”，而正是那些高层领导制定了国家的对外政策，并掌握了采取决策的发言权。
不过，在利用党的文件时，还不能忘记一些保留条件，那就是苏联社会政治体系的特殊性质所赖以存在的条件，在这一体系中，所有的政策问题，特别是外交政策的制定，总是取决于斯大林的特权。斯大林的负责对外政策事务的副手莫洛托夫称其为“伟大的秘密活动家”，总是在那块森严秘密的幕帐后面环视着他的活动。另一位与领袖接近的活动家赫鲁晓夫曾回忆说，在中央政治局委员中，除了极少数的意外，斯大林谁也不容许去决定不论是军事还是外交问题。
所以，1995年公布的联共（布）中央政治局30年代的记录稿，尽管在其他方面都可以利用，但有关对外政策方面的情报内容却极少，这绝非偶然。
从已公布的斯大林给莫洛托夫的书信汇编来看，很明显，“东家”召开的政治局会议，只限于一个“亲密的友人圈”之内；而且，斯大林总是负责向政治局会议的专门决定“准备问题”。给莫洛托夫的那些信表明，自1930年始，苏联政府的首脑们所感兴趣的是，他们只是表明斯大林在对外政策上所推行的党政工作的那些被隐匿的原则和方法。其时，列宁关于政治局内必须存在一个所谓“领导集体”的实践已经稳固地确立，所有法令必须获得政治局的决议。1934年2 月选出的政治局委员和候补委员中，加里宁（国家正式首脑）、柯秀尔、安德烈耶夫（三个政治局委员）和鲁祖塔克（政治局候补委员）都未能进入“领导集体”。不过，斯大林就连“领导集体”的成员们也很少理会。
除了党的文件，下面还引用了俄罗斯联邦对外政策档案馆许多新的重要资料，其中包括外交人民委员会领导就决策的建议方案给政治局的信件。但是，由于研究人员能够看到的那些材料，都是经过档案专家挑选过的，因而很难相信，这些存档材料能反映问题的全部真相。
在近期公布的有关文件中，有一份是前外交官们的通信集，他们都是沙皇时期和临时政府期间的驻外使节，而1917年十月革命以后都成了欧洲、亚洲和美洲一些国家的侨民。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他们相互之间一直保持经常的通信联系，其联系核心就是1921年由巴黎俄侨发起成立的大使联合会。30年代，该联合会的负责人是马克拉柯夫（В .А.Маклаков）， 他是俄国革命前自由运动的一位著名的思想家，与联合会驻伦敦、柏林、贝尔格莱德及欧洲其他首都城市的记者们的通信联系特别活跃。
这些通信都是在极其秘密的情况下进行的，然而还是被苏联国外谍报机关所截获（包括副本）。这些出自职业外交家笔下的信件，分析国际问题的视野极为广阔。自然，这些前沙皇时期的外交家们（大使和公使们），与其派驻国的政治和外交界（比如情报人员）仍保持着联系，因而他们的注意中心就是苏联及其外交。正因为如此，这些信件为什么总是围绕着包括斯大林在内的苏联高层领导为话题，这绝非偶然。
众所周知，正是在1933～1934年间发生了从战后的20年代向战前的30年代的过渡，尽管这一变化未曾使所有欧洲国家的首脑均引起足够的重视。假如有人企图淡化第一次世界大战使欧洲分裂为战胜国和战败国这一事实，那么这个大欧洲划分为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大部分，却总是无论如何抹煞不了的。然而，自“和平主义时代”始，通过政治和外交手段以克服欧洲间纷争的努力，一直还在继续，直至更晚。看来，只有把那些对“太阳之下”的状况感到不满的国家引入各种国际法关系之中，维护原状，才能够保存整个世界。1934年2月， 苏联驻英国外交代表迈斯基（И.М.Майский）发表对欧洲社会政治生活的观察时归纳说：“现时欧洲文明的主要兴趣，就是和平。”当时，西方也有人认为，如果更加积极地吸引实际上还落伍于世界政治进程之外的苏联参与国际事务，将能促进苏联的自然进化。苏联外交人民委员李特维诺夫（М. М.Литвинов）的思想与此不谋而合， 他主张通过多边的和双边的协议来巩固国际原状。
然而，苏联对事件进程的影响，却是负面多于正面。问题就在于，苏联自己的预期目的与其他大国的目的不同。这些目的反映了一种一贯的反对资本主义的战略，在苏联存在的整个时期一成不变。其实，只要注意观察苏联领导人的言行，其对外政策的这种倾向就一览无遗。1933年1月，斯大林给莫洛托夫写信， 就后者在苏联中央执行委员会会议上关于国际问题的报告指出：“很好。对那些个‘大国’关系上自信而傲慢的语调，对自己力量的信心，对那些个神气活现的‘强国’的委婉而平淡的蔑视，非常好。让他们去‘吃喝’吧……”。为此，很可以理解，欧洲国家的首脑们为什么对苏联产生不信任。
说到前沙皇时期的外交官们，他们则把法国和德国的接近看作是使欧洲平静的关键，用前驻雅典公使杰米多夫（Е.П.Демидов）的话来说，两国之间的关系“已经使欧洲的生活毒化了一百多年。”他这样地提出问题，是否在表明，及时地审视凡尔赛和约（1919年——译者注）的条款，在“事件的压力下还未能实现时，便可动用武力”？杰米多夫接着还说，这将加强欧洲对“来自克里姆林宫的破坏性影响”的防御。
欧洲方向始终在苏联对外政策中占优先地位， 尽管日本于1931 ～1932年间对满洲的侵占已成为远东局势日益加剧的根源。斯大林担心的是过早地同日本发生武装冲突，为了记取俄日战争中失败的教训，故而尽量希望把对日本的作战准备做得更好一些。关于美苏外交关系的前景，斯大林于1932年6月19 日给莫洛托夫写信说：“既然他们（美国——作者注）以怀柔诱使我们与日本作战， 那我们就应该让他们见鬼去”。 1933年3月初， 政治局决定对国际联盟就日华冲突举行协议并参加协商委员会的建议，给予“否定的回答”。但过后不久，被日本与德国和波兰进行反苏勾接（我们可以在前沙皇时期外交官们的通信中找出足够许多的证据）的传闻所吓坏的斯大林，对罗斯福有关威胁和平的危险来自德国和日本方面的多次警告，却显得更加敏感。政治局于1933年10月底发给赴华盛顿与美国总统举行会谈的李特维诺夫的指令中有这样一段：“李特维诺夫不可回避具体阐述我们与日本的关系。如果罗斯福的谈话与我们有某种接近，或者甚至同我们达成反对日本的临时协议，那么李特维诺夫应对此表示赞许”。
在前沙皇时期外交官们的通信中，对远东多方冲突的危险，及其对欧洲力量的重新配置所带来的可能影响，给予了多方关注，并且甚至公正地指出了该地区地缘政治矛盾紧张的症结就在于：对日本而言，苏联正是“天然的敌人和对手”。然而，这些外交官们也指出了苏联拥有的王牌，这就是英国和美国不断增强的与日本的竞争，以及旨在反对日本的中国的民族运动。在分析日本在北方一带的潜在扩张问题时，他们的结论是，“布尔什维克害怕波德的危险更甚于日本的危险”。
有足够的理由认为，1933～1934年间苏联的策略（假如所说的并不是指真正相信集体安全思想的李特维诺夫，而是指斯大林的领导及其在狭隘的阶级概念的范围内自转的声名狼藉的实用主义）所反映的并不是对外政策的变化，而是原先反对资本主义战略的实际步骤的更替。
文献证据证实，尽管纳粹分子在德国登台执政，斯大林的领导在自己的欧洲政策中，仍像从前一样旨在维护拉帕洛条约（1922年）和柏林条约（1926年）的路线。1933年4月底， 苏联驻德全权代表欣楚克（Л.М.Финчук）同希特勒会谈时转达了一项声明，其中表示准备保持和加强苏联与德国之间过去的友好双边关系。希特勒致答词说，双方都被“相互的利益”所连结，而且“这种联系具有长远性”。他接着说，我们具有“同样的”困难和敌人，对边界具有同样的关心，苏联关心的是西部，而德国关心的是东部。照他的话说，“双方可以互补不足，可以相互效力”。希特勒承诺立刻批准关于延长1926年柏林条约的议定书（真的，5月4日议定书就被德国国会批准）。
德国和苏联的领导人根据不久前的经验，经常谈到两国协同动作的必要性。1933年7月3日，欣楚克在苏联代表处举行晚宴，德国军方高层领导（布隆布格、拉特瑙等）出席了宴会。根据外交代表在其日记中的描述，就可以判断出晚宴上所笼罩的气氛：“我说，不能够把德国的军事部分与整个国家分开，所以在苏联和德国两军之间建立友好关系显得特别重要。德国边防军和红军之间的联系具有久远的渊源和相互需要的基础。”可以认为，外交代表正是依据莫斯科的指令行事的。
希特勒自愿或不自愿地希望斯大林通过加强“相互效力”改进苏德关系（最终于1939年签订了互不侵犯条约）。斯大林从自己一方出发也相信希特勒同自己的目的具有一定的共同性。比如众所周知的是，他在1940年给英国驻莫斯科大使克里普斯（С. Криппс）的一份声明中说，德国和苏联都有一个共同的努力，就是改变战后欧洲力量的凡尔赛均势，而这正是英国和法国所反对的。
很自然，为表明这种共同的努力，还有更加具体的表现。 比如， 1933年8月1日，政治局通过两项直接与德国有关的决定：一是批准同一家德国公司关于为苏联建造潜水艇的条约方案；二是确认于1933年11月间召开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是合适的，其讨论日程包括：“国际法西斯主义、军事危险和共产党的任务”。本来决定于1934年9 月召开一次共产国际例会，但众所周知，通过结成人民阵线反对法西斯和战争纲领的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差不多推迟了一年才召开。似乎，斯大林的反对法西斯的坚定步伐，在某种程度上并不那么急切。
1933年10～11月间，李特维诺夫在赴美途中接到了政治局关于在柏林作停留的使命。当时双方之间正为国会纵火案中对德国共产党人的判罪引起了猛烈的宣传战。政治局指令称，李特维诺夫“不得拒绝”同德国外长冯·牛赖特（К.Хон Нейрат）的会谈，或者， “假如希特勒愿意，那就同他谈”。苏联领导人认为，德国人提议“签订调解苏德之间所有冲突的条约”的建议可能成为会谈的话题。苏联领导人还考虑了另一个方案：“假如他们不要求签订条约，那么会谈的调子仅限于让他们了解，我们无意加深冲突，并为恢复过去的关系做好一切必要的准备”。政治局认为，“假如李特维诺夫一旦与德方达成相应的意向”，那么对在巴黎与法国外长保罗—邦古（Ж. Полъ－Бонкур）的会见将极为有利。
其时，政治局还就“外语无线电转播”通过了专门决议。所有的对外宣传都掌握在严格的党的控制之下。决议的条款之一就规定对德广播“主要”是报道内部消息，是通过塔斯社“获得”的有关莱比锡庭审的消息，“不存在对德国政府人员的个人攻讦”。苏联外交人民委员会新闻司有责任“预先检查并批准转播”。
这样，李特维诺夫在柏林同牛赖特举行了会谈，有关新闻问题的冲突也已经解决，并签署了牛赖特—欣楚克联合公报。公报表达了一些共同的意见，即“现存政府体系的分歧”不应该成为加强两国关系的障碍。后来，在涉及苏联与法国和波兰的关系时，苏联人民委员会又“戏言”补充认为，苏联乐意看到“德国对它们的友好不断增强”。换言之，李特维诺夫“勉强”完成了党的指令，也让德国人知道，苏法和苏波关系在莫斯科看来与苏德关系的状况和前景直接相连，而苏德关系对苏联来说才具有头等重要的意义。
这一状态又由斯大林在1934年1 月召开的第十七次党的代表大会上得到了确认。在谈及苏德关系紧张加剧时，他说，“问题并不在于法西斯主义”，还例举了苏意关系的“最优”经验。在重复了问题不在法西斯主义，“而在于德国政策的变化”后，斯大林明确的意思是准备回到过去的苏德合作的政策上去。这一切还表现在，也是斯大林所说，当时苏联与其他国家的关系中出现了“向好的方向的转变”，包括与法国的关系。这种转变正是由于德国纳粹上台后欧洲发生的变化所引起的。
现已解密的档案文件对斯大林关于苏意之间“最优”关系的认定是一种有趣的诠释。这是苏联驻意大利外交代表波将金（В.П.Потемкин）给斯大林的一份呈报。仔细阅读这份文件，联系苏联对1933年签订的四国公约（英国、法国、德国和意大利）的强烈的否定立场，就可以对斯大林的领导在与德国和意大利的关系中所持的真正的、而不是假装的意图得出一系列的结论。在这份呈报中可以看出，对墨索里尼5月28日关于签订互不侵犯条约的建议是赞成还是反对的问题， 主管外交部人民委员会欧洲司的克列斯京斯基（Н.Н.Крестинский）认为推迟签订在“政治上”是不利的。同李特维诺夫相呼应，他要求政治局同意与意大利人进行谈判，以苏法条约为基础，并“力求改变某些条款以于我方有利”。
在那份呈报中记录了意大利与英国和法国对立而发展与苏联的关系的利益动因。在法国方面来说，所谓“政治秩序”问题唤醒了意大利与苏联关系的积极化：意大利意识到面对英法“亲善”，自己在欧洲显得孤立；而且同法国及其盟友南斯拉夫的关系发生紧张；法苏之间的接近以及法国在土耳其的政策的积极化等等。因此，墨索里尼决定：“唤醒纳粹德国比对待苏联更应小心谨慎，而没有与苏联的合作，意大利的这个伙伴在法国国际政治阵容面前就将显得孤立”。
波将金认为，意苏条约并不会引起法国方面的任何恐慌。法国人懂得，“苏联政府始终是与之签订政治条约的那些人的敌人”，因此，“我们无需对法国政府解释苏联对外政策的那些复杂的构想”。从苏意条约中可以得到的好处是：这“无疑是一种政治资本，它可以极大地提高苏联在国际世界心目中的比重”。对英国而言，条约的签订“绝对是一种不坏的清醒手段”。呈报中认为，“必须让法国人了解与意大利人进行的政治谈判，使其不至利用这一举动来贬低苏联对外政策的独立威信，或者挑唆意大利人与我们争吵。”
这就是说，那份呈报确认了斯大林领导的对外政策原则：第一，加强苏联制度在国际舞台上的合法性；第二，利用“帝国主义的矛盾”，其中包括破坏四国公约，以达到自身的利益。正如苏联领导人不止一次所声明的那样，他们只从苏联的利益出发，而与资本主义国家的利益相对立。苏联当时称自己是这些资本主义国家里“劳动大众”利益的表达者。
正如波将金的呈报中所希望的那样，政治局决定，“不论是否通告法国人有关与意大利的谈判”，应同意墨索里尼关于条约的建议，并提供苏联关于互不侵犯条约的方案。有一个事实值得注意：为了加强已经决定了的意苏接近，政治局认为，正在美国的李特维诺夫“应乘意大利轮船由美国返回，经过意大利时拜会墨索里尼”。
在签订意苏条约时，莫斯科特别关注德国对苏联与其他国家谈判的反应。7月间， 欣楚克请求外交人民委员会注意《十字军报》上一篇有关这类谈判的“有趣的文章”。这位驻柏林的外交代表在通告中引用了这份德国报纸的摘录，文章呼吁“深思”这样一个问题：“德国过去军事上的敌人现在却在加强与苏联建立紧密的关系。”报纸称苏联是唯一伟大的国家，出于各种原因（从地理的到历史的）德国与之“可以在欧洲冲突中处于同一条战线之上”。报纸接着指出，法国企图预防这一点，再一次玩弄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曾使德国和苏联均遭到“不幸”的勾当。在谈到德国恢复柏林条约时，报纸写道，苏联寻求与其他国家建立良好关系的努力是可以理解的，但是，“假如这些努力走入法国联盟政策的轨道，假如法国有可能不正当地利用这些努力建立反对德国的东方侧翼，那么这些努力就将是危险的。”在文章的结尾表示，希望德国外交政策的领导人与苏联外交政策的领导人“一起合作”，以避免“这样的危险”。
在纳粹对新闻的全面控制下，类似文章的出现并不是偶然的。这一切都是为了阻挠任何有关建立集体安全体系的企图。时过不久，欣楚克在自己的日记中记录了德国外交部副部长毕洛夫（Б. Бюлов）接待他的情况，毕洛夫转达了同希特勒交谈的内容，交谈时还有几位德国部长在场。根据欣楚克所记，希特勒表示愿意对任何一位苏联领导人表明“自己对建立与苏联的友好关系的坚定意向”。
可莫斯科对类似的声明表示了不信任。1934年1月26 日缔结的德波互不侵犯条约，其近期的和直接的目的是旨在削弱东部的法国联盟体系，又加深了这种不信任。李特维诺夫2月20 日在同波兰驻苏联公使卢卡谢维奇（Ю.Лукасевич）会谈时说， 德波条约没有给波罗的海国家以任何保障，在这些国家的上空“布满来自德国的非常严峻的威胁”。
还有一份来自巴黎的情报引起了斯大林的关注，首先引起他兴趣的是这份秘密情报的来源。情报的来源正是保罗·邦古的秘书之一，名叫茹尔金，他说，在法国外交部长的安排下，戈培尔与波兰外交部长贝克（Ю.Бек）于1933年4月在日内瓦举行了会谈，还有一份笔录。
笔录逐字逐句证明了戈培尔与对方的谈话内容。大致包括：在德国的西部没有什么问题。西部人烟稠密且较为文明。德国的打算集中在东部，在乌克兰平原。在这些地方，德国和波兰的利益是相符的，他们可以从俄罗斯和波罗的海诸国满足各自的需求。波兰可以得到立陶宛和奥德萨的黑海出口，而德国希望得到拉脱维亚和爱沙尼亚。这样，走廊（从德国到东普鲁士——作者注）问题对双方而言就失去了任何意义。戈培尔承诺，不再因波兰的德国少数居民问题而发生争吵。斯大林特别注意到，戈培尔声称德国的第二项任务是建立包括克里米亚和高加索在内的独立乌克兰。这样，俄罗斯就将被抛向北方的深山老林之中，它摆脱这一境地需要200年时间，而那时德国和波兰就能平安无事。
贝克答应将戈培尔的想法通报本国政府。
斯大林强调指出的一段中，谈到波德互不侵犯条约才是会谈的结果。
接着，笔录花两页多的篇幅叙述了毕苏斯基（Ю. Пилсудский）关于俄国和德国问题的观点。斯大林特别勾出了下述段落：毕苏斯基对俄罗斯怀有极野蛮的仇恨，认为俄罗斯是波兰一向的敌人，因此不可能与之共存；波兰的任务就在于如何才能削弱俄罗斯，使其无力威胁波兰。至于乌克兰，毕苏斯基赞成建立独立的乌克兰，并与波兰和立陶宛结成同盟。
最后部分涉及法国的立场，据茹尔金的转述，法国执政当局只是从报纸上才知道波德签署条约一事的。斯大林注意到了有关保罗－邦古预计赴华沙弄清波德关系真相的情报。联系到邦古关于建立包括法国、苏联、波兰、小协约国（注：小协约国指1920～1938年间由捷克斯洛伐克、罗马尼亚和南斯拉夫三国联合而成的一个集团。在20～30年代，小协约国是法国支持下的欧洲政治军事联盟中的主要环节。——译者注）、可能还有保加利亚在内的政治联合时，斯大林还指出，法国政府的多数是反对波德结盟的。
当时，由于4月22～24 日法国新任外交部长路易·巴尔图（Луи Барт）赴华沙访问，无法弄清波兰政府的立场。这就使前沙皇驻伦敦外交官萨布林（Е.В.Саблин）有理由在给马克拉柯夫的信中提出一个建议，即使同德国达成某种秘密协定，波兰还是愿意保持行动自由。
上述引用的侦探文件不可能表明斯大林阅后所作的决定。但是，可以根据李特维诺夫的助手之一斯托莫尼亚科夫（Б.С.Стомоняков）发给驻巴黎外交代表多夫加列夫斯基（В.С.Довгалевский）的一封信作出判断。斯托莫尼亚科夫给外交代表写信说，根据李特维诺夫的指示发布两份从“秘密渠道”获取的消息，并且必须采取措施将其刊登在“与我们相亲的法国报纸上，然后由塔斯社转发”。
第一条消息是关于德波协议强制肢解苏联。根据斯托莫尼亚科夫的信，第二条消息的内容是指在德国的领导层中，讨论过两个解决“苏联问题”的方案：第一个方案是借助俄罗斯纳粹分子的力量在苏联发动政变；第二个方案是在苏联及其邻国日本或者波兰之间挑起一场战争，不管是日本还是波兰，都将得到德国的全力支持，而且战争的结果必须是在苏联建立纳粹制度。接着是一段幻想预测：“希特勒德国必须利用在新俄罗斯必然会产生的复仇主义倾向与之结盟以反对三个国家，而主要的是反对法国。”
斯托莫尼亚科夫在信的结尾再次重复说，最重要的是尽快在报纸上刊登第一个消息，并立即转告莫斯科。还提醒说，必须“采取一切措施”，以确保这些消息，尤其是第一条消息，在显著位置刊出，并标明报纸编辑部所收到的消息来源可靠。
类似的情况很多：一些消息似乎是来源于国外的情报，先在国外的报纸上刊载，然后再由苏联国内转发。其实，这些都是苏联谍报机构的策划。
不久，萨布林向巴黎大使联合会通报，在一份严肃的英国定期出版物中有一篇文章，题目是《德国、俄国和日本》。文章谈及的正是上述提到的戈培尔与贝克的交谈：德国和波兰可能由于苏联的原因而平息相互的分歧。文章还补充了一点，即当日本对苏联发动进攻时，这种可能就会实现。
英国对上述问题的立场也会使人产生兴趣，因为没有英国的加入，要想在大陆上达成一致就显得更加困难。
从萨布林的一系列信件中，可以对英国这个欧洲关键大国的立场形成一个完整的概念。根据这些资料判断，英国意识到，其“辉煌孤立”政策的时代只属于19世纪，但是它仍一如过去那样担心在欧洲确立某一大国的强权地位，包括恢复法苏联盟。伦敦也知道，东方公约自建立之时就将具有反德性质。这个计划之所以引起“特别的谨慎”，其中的原因之一就是英国对苏联的决心表示怀疑，可能苏联也像沙俄一样，只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当德国进攻法国时才会给以帮助。这种担心还在于，由于新的分裂而形成的“欧洲任何新的动乱”“只有对莫斯科的共产党人有利，延长他们的政权”。当然，伦敦在对苏联的关系中绝对不怀好意。1934年3月底，萨布林写道， 西方大国“为了保证自身的未来”，纷纷容忍德国向东部扩张的企图，“只要这样能够减轻西欧的紧张状态”。但是，一切都有自己的极限：“我们的王牌”，也就是俄侨们的王牌，萨布林不无理由地指出，对许多国家而言所“迫切需要的”是建立和支持足够的反抗运动，以防日本和德国的扩张。最后写道：“假如德国最终吞并了奥地利，或者把自己的优势扩张到了波兰或罗马尼亚，那时唯一可能反抗它的就只剩下一个俄罗斯。”
1934年2月24日迈斯基的那封分析信件读来也饶有兴味， 特别是这位苏联外交代表对事态变化的观察的那一部分，正如迈斯基所写的那样，“引起了英国社会广泛的关注”。这些变化的实质就是，英国人已经认识到，希特勒德国对欧洲世界而言“是一种甚于苏联的更加直接的危险”。在此，这位外交代表还引用了丘吉尔对以“俄国的朋友”闻名的保守党议员布特比（Р. Бутбъ）的一段话：“世界的局势已具有这样的性质，也许，应该对您的朋友们采取更加友善的立场。”
莫斯科对已出现的局势异常关心，1933年7月15 日在罗马签署了四国公约（但未被批准，因而未曾生效）；1934年1 月签署了波德互不侵犯条约。1934年3 月政治局关于建议德国接受波罗的海联合宣言的决议，足以表现克里姆林宫的领导人对德波条约的关切。在完成这一使命时，李特维诺夫带来了政治局研究过的宣言草案。奇怪的是，该草案的序言称，波罗的海沿岩国家早已就是“旧俄罗斯帝国的成员”。这一别出心裁的声明，正是从历史的前例中寻找证据的。众所周知，斯大林和莫洛托夫在1939年8月23 日签署苏德互不侵犯条约的秘密协定时也引用了这个前例。
苏联关于签订波罗的海宣言的建议，可以说是只赢不输的。莫斯科认为，德国政府的肯定回答将会使东欧的形势和苏德关系得到好转；而否定的回答则将在全世界面前暴露出德国对波罗的海沿岸国家的侵略图谋。
当时，法国和苏联为签订东方公约——关于苏联、捷克斯洛伐克、波兰、芬兰和波罗的海沿岸国家之间的互助条约——的共同努力还在继续。正如大家所知，签订这个公约的想法产生于1933年末，当时，随着德国示威式地脱离国际联盟和退出裁军会议，法国和苏联就开始了旨在欧洲东部设立侵略屏障的谈判。后来， 又建议让德国也加入谈判进程。1934年7月的上半月，路易·巴尔图访问了英国，以求取得支持。 李特维诺夫在给斯大林的信中评论这次英国之行取得了“意想不到的成果”。这里，李特维诺夫是指英国赞成东方公约和洛卡诺公约的筹划国之间“继续加强联系”，也正如李特维诺夫所预料的那样，英国“正企图阻挠法苏保障条约的签订”。他对英国赞同态度的解释是，英国可能相信德国和波兰会拒绝这个公约。另一方面，李特维诺夫认为，法国的参加对美国的影响也是无疑的，因为这个“一会儿说东一会儿道西的国家，假如公约签订不成，就会与苏联结成军事同盟”。
李特维诺夫接着写道，所有这一切就提出了一个在他同巴尔图的会谈中未曾预见到的问题。所以现在必须决定：第一，苏联领导是否赞成法国的保障扩展至德国；第二，苏联领导是否赞成以德苏法三方协议取代苏法两方协议。信上还附了一份政治局关于赞成的决议草拟稿。
联共（布）中央书记处属下的国际情报局的领导人拉杰克（К. Рачек）于1934年8月对欧洲局势也作出了详尽的分析，对英国、 法国、波兰、德国、意大利等国对公约的态度进行了比较，并对公约的前景作出了推断。他认为，当时正处于“最最重要的时刻”。
在如此复杂的情况下，苏联加入国际联盟的问题比任何时候都显得重要。显然，这一步正是苏联战术应变的表现。1933年最后几天，当时苏法外交接触正在进行，冒出了一个苏联加入国际联盟的问题，政治局就这一问题通过了6点决议。这是由政治局委员讨论决定的， 当然也是在斯大林的监督下预先拟就的。
自从德国拒绝与苏联共同接受波罗的海公约后，苏联就集中力量企图拉其加入东方公约。但是，苏联的这种努力有多少真诚？换句话说，克里姆林宫是否相信德国加入公约的可能性？官方的《苏联对外政策史》中写道，苏联政府“并不怀有幻想”：希特勒会赞成加入“限制其策动侵略的行动自由”的东方公约。
苏德关于东方公约问题的外交接触，并未能影响事情的最终结局。然而，这样的接触具有一定的兴趣，因为它暴露了苏联外交的方法和手段。
苏联方面努力使其与德国的关系不至走向完全破裂，这是显然的。斯大林并未丧失与希特勒改善关系的希望。当然，这不能不谈到李特维诺夫为铺平同西方民主国家、特别是法国的合作之路所作的努力。
不管上述引用的关于1933～1934年间苏联对欧洲问题立场的新文献如何自相矛盾，但至少为当时欧洲政策的趋势的几个结论提供了足够的根据。在李特维诺夫的活动特点中，这些新文献反映了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欧洲各强国的那种陈旧的力量配置思想，也暴露出东部地区欧洲集体安全思想必然的弱点。巩固欧洲乃至整个世界的尝试之所以不能成功，其主要原因应该认为首先是德国的独裁体制，以及苏联执行的政策，正如这两个国家的行动（和隐匿的计划）所表明的那样，主要的并不是考虑在欧洲危险变化的局势下平衡各种相互抵触的和不同方向的力量，以谋求巩固大陆的和平，而更多的是考虑实现各自利己的和扩张主义的目标的期限如何更快临近。
摘自俄罗斯 Вопросы Цсморцц No10，1999^
【专 题 号】K5
【复印期号】2000年11期
【原文出处】《国外社会科学文摘》(沪)2000年07期第60～66页
【英文标题】（3.C.Белоусова）
【作者简介】〔俄〕别洛乌索娃，历史学博士、俄罗斯科学院通史研究所首席顾问研究员。
| 【内容提要】 | 1933～1934年间正是一战后的20年代向二战前的30年代的过渡时期。一战后，欧洲分成了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部分，尽管各国都在尝试通过政治和外交手段解决欧洲间的纷争，但未能成功。作者通过对最新档案文献的研究认为，其主要的原因是由于德国的独裁体制以及苏联执行的政策。 |
不过，在利用党的文件时，还不能忘记一些保留条件，那就是苏联社会政治体系的特殊性质所赖以存在的条件，在这一体系中，所有的政策问题，特别是外交政策的制定，总是取决于斯大林的特权。斯大林的负责对外政策事务的副手莫洛托夫称其为“伟大的秘密活动家”，总是在那块森严秘密的幕帐后面环视着他的活动。另一位与领袖接近的活动家赫鲁晓夫曾回忆说，在中央政治局委员中，除了极少数的意外，斯大林谁也不容许去决定不论是军事还是外交问题。
所以，1995年公布的联共（布）中央政治局30年代的记录稿，尽管在其他方面都可以利用，但有关对外政策方面的情报内容却极少，这绝非偶然。
从已公布的斯大林给莫洛托夫的书信汇编来看，很明显，“东家”召开的政治局会议，只限于一个“亲密的友人圈”之内；而且，斯大林总是负责向政治局会议的专门决定“准备问题”。给莫洛托夫的那些信表明，自1930年始，苏联政府的首脑们所感兴趣的是，他们只是表明斯大林在对外政策上所推行的党政工作的那些被隐匿的原则和方法。其时，列宁关于政治局内必须存在一个所谓“领导集体”的实践已经稳固地确立，所有法令必须获得政治局的决议。1934年2 月选出的政治局委员和候补委员中，加里宁（国家正式首脑）、柯秀尔、安德烈耶夫（三个政治局委员）和鲁祖塔克（政治局候补委员）都未能进入“领导集体”。不过，斯大林就连“领导集体”的成员们也很少理会。
除了党的文件，下面还引用了俄罗斯联邦对外政策档案馆许多新的重要资料，其中包括外交人民委员会领导就决策的建议方案给政治局的信件。但是，由于研究人员能够看到的那些材料，都是经过档案专家挑选过的，因而很难相信，这些存档材料能反映问题的全部真相。
在近期公布的有关文件中，有一份是前外交官们的通信集，他们都是沙皇时期和临时政府期间的驻外使节，而1917年十月革命以后都成了欧洲、亚洲和美洲一些国家的侨民。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他们相互之间一直保持经常的通信联系，其联系核心就是1921年由巴黎俄侨发起成立的大使联合会。30年代，该联合会的负责人是马克拉柯夫（В .А.Маклаков）， 他是俄国革命前自由运动的一位著名的思想家，与联合会驻伦敦、柏林、贝尔格莱德及欧洲其他首都城市的记者们的通信联系特别活跃。
这些通信都是在极其秘密的情况下进行的，然而还是被苏联国外谍报机关所截获（包括副本）。这些出自职业外交家笔下的信件，分析国际问题的视野极为广阔。自然，这些前沙皇时期的外交家们（大使和公使们），与其派驻国的政治和外交界（比如情报人员）仍保持着联系，因而他们的注意中心就是苏联及其外交。正因为如此，这些信件为什么总是围绕着包括斯大林在内的苏联高层领导为话题，这绝非偶然。
众所周知，正是在1933～1934年间发生了从战后的20年代向战前的30年代的过渡，尽管这一变化未曾使所有欧洲国家的首脑均引起足够的重视。假如有人企图淡化第一次世界大战使欧洲分裂为战胜国和战败国这一事实，那么这个大欧洲划分为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大部分，却总是无论如何抹煞不了的。然而，自“和平主义时代”始，通过政治和外交手段以克服欧洲间纷争的努力，一直还在继续，直至更晚。看来，只有把那些对“太阳之下”的状况感到不满的国家引入各种国际法关系之中，维护原状，才能够保存整个世界。1934年2月， 苏联驻英国外交代表迈斯基（И.М.Майский）发表对欧洲社会政治生活的观察时归纳说：“现时欧洲文明的主要兴趣，就是和平。”当时，西方也有人认为，如果更加积极地吸引实际上还落伍于世界政治进程之外的苏联参与国际事务，将能促进苏联的自然进化。苏联外交人民委员李特维诺夫（М. М.Литвинов）的思想与此不谋而合， 他主张通过多边的和双边的协议来巩固国际原状。
然而，苏联对事件进程的影响，却是负面多于正面。问题就在于，苏联自己的预期目的与其他大国的目的不同。这些目的反映了一种一贯的反对资本主义的战略，在苏联存在的整个时期一成不变。其实，只要注意观察苏联领导人的言行，其对外政策的这种倾向就一览无遗。1933年1月，斯大林给莫洛托夫写信， 就后者在苏联中央执行委员会会议上关于国际问题的报告指出：“很好。对那些个‘大国’关系上自信而傲慢的语调，对自己力量的信心，对那些个神气活现的‘强国’的委婉而平淡的蔑视，非常好。让他们去‘吃喝’吧……”。为此，很可以理解，欧洲国家的首脑们为什么对苏联产生不信任。
说到前沙皇时期的外交官们，他们则把法国和德国的接近看作是使欧洲平静的关键，用前驻雅典公使杰米多夫（Е.П.Демидов）的话来说，两国之间的关系“已经使欧洲的生活毒化了一百多年。”他这样地提出问题，是否在表明，及时地审视凡尔赛和约（1919年——译者注）的条款，在“事件的压力下还未能实现时，便可动用武力”？杰米多夫接着还说，这将加强欧洲对“来自克里姆林宫的破坏性影响”的防御。
欧洲方向始终在苏联对外政策中占优先地位， 尽管日本于1931 ～1932年间对满洲的侵占已成为远东局势日益加剧的根源。斯大林担心的是过早地同日本发生武装冲突，为了记取俄日战争中失败的教训，故而尽量希望把对日本的作战准备做得更好一些。关于美苏外交关系的前景，斯大林于1932年6月19 日给莫洛托夫写信说：“既然他们（美国——作者注）以怀柔诱使我们与日本作战， 那我们就应该让他们见鬼去”。 1933年3月初， 政治局决定对国际联盟就日华冲突举行协议并参加协商委员会的建议，给予“否定的回答”。但过后不久，被日本与德国和波兰进行反苏勾接（我们可以在前沙皇时期外交官们的通信中找出足够许多的证据）的传闻所吓坏的斯大林，对罗斯福有关威胁和平的危险来自德国和日本方面的多次警告，却显得更加敏感。政治局于1933年10月底发给赴华盛顿与美国总统举行会谈的李特维诺夫的指令中有这样一段：“李特维诺夫不可回避具体阐述我们与日本的关系。如果罗斯福的谈话与我们有某种接近，或者甚至同我们达成反对日本的临时协议，那么李特维诺夫应对此表示赞许”。
在前沙皇时期外交官们的通信中，对远东多方冲突的危险，及其对欧洲力量的重新配置所带来的可能影响，给予了多方关注，并且甚至公正地指出了该地区地缘政治矛盾紧张的症结就在于：对日本而言，苏联正是“天然的敌人和对手”。然而，这些外交官们也指出了苏联拥有的王牌，这就是英国和美国不断增强的与日本的竞争，以及旨在反对日本的中国的民族运动。在分析日本在北方一带的潜在扩张问题时，他们的结论是，“布尔什维克害怕波德的危险更甚于日本的危险”。
有足够的理由认为，1933～1934年间苏联的策略（假如所说的并不是指真正相信集体安全思想的李特维诺夫，而是指斯大林的领导及其在狭隘的阶级概念的范围内自转的声名狼藉的实用主义）所反映的并不是对外政策的变化，而是原先反对资本主义战略的实际步骤的更替。
文献证据证实，尽管纳粹分子在德国登台执政，斯大林的领导在自己的欧洲政策中，仍像从前一样旨在维护拉帕洛条约（1922年）和柏林条约（1926年）的路线。1933年4月底， 苏联驻德全权代表欣楚克（Л.М.Финчук）同希特勒会谈时转达了一项声明，其中表示准备保持和加强苏联与德国之间过去的友好双边关系。希特勒致答词说，双方都被“相互的利益”所连结，而且“这种联系具有长远性”。他接着说，我们具有“同样的”困难和敌人，对边界具有同样的关心，苏联关心的是西部，而德国关心的是东部。照他的话说，“双方可以互补不足，可以相互效力”。希特勒承诺立刻批准关于延长1926年柏林条约的议定书（真的，5月4日议定书就被德国国会批准）。
德国和苏联的领导人根据不久前的经验，经常谈到两国协同动作的必要性。1933年7月3日，欣楚克在苏联代表处举行晚宴，德国军方高层领导（布隆布格、拉特瑙等）出席了宴会。根据外交代表在其日记中的描述，就可以判断出晚宴上所笼罩的气氛：“我说，不能够把德国的军事部分与整个国家分开，所以在苏联和德国两军之间建立友好关系显得特别重要。德国边防军和红军之间的联系具有久远的渊源和相互需要的基础。”可以认为，外交代表正是依据莫斯科的指令行事的。
希特勒自愿或不自愿地希望斯大林通过加强“相互效力”改进苏德关系（最终于1939年签订了互不侵犯条约）。斯大林从自己一方出发也相信希特勒同自己的目的具有一定的共同性。比如众所周知的是，他在1940年给英国驻莫斯科大使克里普斯（С. Криппс）的一份声明中说，德国和苏联都有一个共同的努力，就是改变战后欧洲力量的凡尔赛均势，而这正是英国和法国所反对的。
很自然，为表明这种共同的努力，还有更加具体的表现。 比如， 1933年8月1日，政治局通过两项直接与德国有关的决定：一是批准同一家德国公司关于为苏联建造潜水艇的条约方案；二是确认于1933年11月间召开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是合适的，其讨论日程包括：“国际法西斯主义、军事危险和共产党的任务”。本来决定于1934年9 月召开一次共产国际例会，但众所周知，通过结成人民阵线反对法西斯和战争纲领的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差不多推迟了一年才召开。似乎，斯大林的反对法西斯的坚定步伐，在某种程度上并不那么急切。
1933年10～11月间，李特维诺夫在赴美途中接到了政治局关于在柏林作停留的使命。当时双方之间正为国会纵火案中对德国共产党人的判罪引起了猛烈的宣传战。政治局指令称，李特维诺夫“不得拒绝”同德国外长冯·牛赖特（К.Хон Нейрат）的会谈，或者， “假如希特勒愿意，那就同他谈”。苏联领导人认为，德国人提议“签订调解苏德之间所有冲突的条约”的建议可能成为会谈的话题。苏联领导人还考虑了另一个方案：“假如他们不要求签订条约，那么会谈的调子仅限于让他们了解，我们无意加深冲突，并为恢复过去的关系做好一切必要的准备”。政治局认为，“假如李特维诺夫一旦与德方达成相应的意向”，那么对在巴黎与法国外长保罗—邦古（Ж. Полъ－Бонкур）的会见将极为有利。
其时，政治局还就“外语无线电转播”通过了专门决议。所有的对外宣传都掌握在严格的党的控制之下。决议的条款之一就规定对德广播“主要”是报道内部消息，是通过塔斯社“获得”的有关莱比锡庭审的消息，“不存在对德国政府人员的个人攻讦”。苏联外交人民委员会新闻司有责任“预先检查并批准转播”。
这样，李特维诺夫在柏林同牛赖特举行了会谈，有关新闻问题的冲突也已经解决，并签署了牛赖特—欣楚克联合公报。公报表达了一些共同的意见，即“现存政府体系的分歧”不应该成为加强两国关系的障碍。后来，在涉及苏联与法国和波兰的关系时，苏联人民委员会又“戏言”补充认为，苏联乐意看到“德国对它们的友好不断增强”。换言之，李特维诺夫“勉强”完成了党的指令，也让德国人知道，苏法和苏波关系在莫斯科看来与苏德关系的状况和前景直接相连，而苏德关系对苏联来说才具有头等重要的意义。
这一状态又由斯大林在1934年1 月召开的第十七次党的代表大会上得到了确认。在谈及苏德关系紧张加剧时，他说，“问题并不在于法西斯主义”，还例举了苏意关系的“最优”经验。在重复了问题不在法西斯主义，“而在于德国政策的变化”后，斯大林明确的意思是准备回到过去的苏德合作的政策上去。这一切还表现在，也是斯大林所说，当时苏联与其他国家的关系中出现了“向好的方向的转变”，包括与法国的关系。这种转变正是由于德国纳粹上台后欧洲发生的变化所引起的。
现已解密的档案文件对斯大林关于苏意之间“最优”关系的认定是一种有趣的诠释。这是苏联驻意大利外交代表波将金（В.П.Потемкин）给斯大林的一份呈报。仔细阅读这份文件，联系苏联对1933年签订的四国公约（英国、法国、德国和意大利）的强烈的否定立场，就可以对斯大林的领导在与德国和意大利的关系中所持的真正的、而不是假装的意图得出一系列的结论。在这份呈报中可以看出，对墨索里尼5月28日关于签订互不侵犯条约的建议是赞成还是反对的问题， 主管外交部人民委员会欧洲司的克列斯京斯基（Н.Н.Крестинский）认为推迟签订在“政治上”是不利的。同李特维诺夫相呼应，他要求政治局同意与意大利人进行谈判，以苏法条约为基础，并“力求改变某些条款以于我方有利”。
在那份呈报中记录了意大利与英国和法国对立而发展与苏联的关系的利益动因。在法国方面来说，所谓“政治秩序”问题唤醒了意大利与苏联关系的积极化：意大利意识到面对英法“亲善”，自己在欧洲显得孤立；而且同法国及其盟友南斯拉夫的关系发生紧张；法苏之间的接近以及法国在土耳其的政策的积极化等等。因此，墨索里尼决定：“唤醒纳粹德国比对待苏联更应小心谨慎，而没有与苏联的合作，意大利的这个伙伴在法国国际政治阵容面前就将显得孤立”。
波将金认为，意苏条约并不会引起法国方面的任何恐慌。法国人懂得，“苏联政府始终是与之签订政治条约的那些人的敌人”，因此，“我们无需对法国政府解释苏联对外政策的那些复杂的构想”。从苏意条约中可以得到的好处是：这“无疑是一种政治资本，它可以极大地提高苏联在国际世界心目中的比重”。对英国而言，条约的签订“绝对是一种不坏的清醒手段”。呈报中认为，“必须让法国人了解与意大利人进行的政治谈判，使其不至利用这一举动来贬低苏联对外政策的独立威信，或者挑唆意大利人与我们争吵。”
这就是说，那份呈报确认了斯大林领导的对外政策原则：第一，加强苏联制度在国际舞台上的合法性；第二，利用“帝国主义的矛盾”，其中包括破坏四国公约，以达到自身的利益。正如苏联领导人不止一次所声明的那样，他们只从苏联的利益出发，而与资本主义国家的利益相对立。苏联当时称自己是这些资本主义国家里“劳动大众”利益的表达者。
正如波将金的呈报中所希望的那样，政治局决定，“不论是否通告法国人有关与意大利的谈判”，应同意墨索里尼关于条约的建议，并提供苏联关于互不侵犯条约的方案。有一个事实值得注意：为了加强已经决定了的意苏接近，政治局认为，正在美国的李特维诺夫“应乘意大利轮船由美国返回，经过意大利时拜会墨索里尼”。
在签订意苏条约时，莫斯科特别关注德国对苏联与其他国家谈判的反应。7月间， 欣楚克请求外交人民委员会注意《十字军报》上一篇有关这类谈判的“有趣的文章”。这位驻柏林的外交代表在通告中引用了这份德国报纸的摘录，文章呼吁“深思”这样一个问题：“德国过去军事上的敌人现在却在加强与苏联建立紧密的关系。”报纸称苏联是唯一伟大的国家，出于各种原因（从地理的到历史的）德国与之“可以在欧洲冲突中处于同一条战线之上”。报纸接着指出，法国企图预防这一点，再一次玩弄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曾使德国和苏联均遭到“不幸”的勾当。在谈到德国恢复柏林条约时，报纸写道，苏联寻求与其他国家建立良好关系的努力是可以理解的，但是，“假如这些努力走入法国联盟政策的轨道，假如法国有可能不正当地利用这些努力建立反对德国的东方侧翼，那么这些努力就将是危险的。”在文章的结尾表示，希望德国外交政策的领导人与苏联外交政策的领导人“一起合作”，以避免“这样的危险”。
在纳粹对新闻的全面控制下，类似文章的出现并不是偶然的。这一切都是为了阻挠任何有关建立集体安全体系的企图。时过不久，欣楚克在自己的日记中记录了德国外交部副部长毕洛夫（Б. Бюлов）接待他的情况，毕洛夫转达了同希特勒交谈的内容，交谈时还有几位德国部长在场。根据欣楚克所记，希特勒表示愿意对任何一位苏联领导人表明“自己对建立与苏联的友好关系的坚定意向”。
可莫斯科对类似的声明表示了不信任。1934年1月26 日缔结的德波互不侵犯条约，其近期的和直接的目的是旨在削弱东部的法国联盟体系，又加深了这种不信任。李特维诺夫2月20 日在同波兰驻苏联公使卢卡谢维奇（Ю.Лукасевич）会谈时说， 德波条约没有给波罗的海国家以任何保障，在这些国家的上空“布满来自德国的非常严峻的威胁”。
还有一份来自巴黎的情报引起了斯大林的关注，首先引起他兴趣的是这份秘密情报的来源。情报的来源正是保罗·邦古的秘书之一，名叫茹尔金，他说，在法国外交部长的安排下，戈培尔与波兰外交部长贝克（Ю.Бек）于1933年4月在日内瓦举行了会谈，还有一份笔录。
笔录逐字逐句证明了戈培尔与对方的谈话内容。大致包括：在德国的西部没有什么问题。西部人烟稠密且较为文明。德国的打算集中在东部，在乌克兰平原。在这些地方，德国和波兰的利益是相符的，他们可以从俄罗斯和波罗的海诸国满足各自的需求。波兰可以得到立陶宛和奥德萨的黑海出口，而德国希望得到拉脱维亚和爱沙尼亚。这样，走廊（从德国到东普鲁士——作者注）问题对双方而言就失去了任何意义。戈培尔承诺，不再因波兰的德国少数居民问题而发生争吵。斯大林特别注意到，戈培尔声称德国的第二项任务是建立包括克里米亚和高加索在内的独立乌克兰。这样，俄罗斯就将被抛向北方的深山老林之中，它摆脱这一境地需要200年时间，而那时德国和波兰就能平安无事。
贝克答应将戈培尔的想法通报本国政府。
斯大林强调指出的一段中，谈到波德互不侵犯条约才是会谈的结果。
接着，笔录花两页多的篇幅叙述了毕苏斯基（Ю. Пилсудский）关于俄国和德国问题的观点。斯大林特别勾出了下述段落：毕苏斯基对俄罗斯怀有极野蛮的仇恨，认为俄罗斯是波兰一向的敌人，因此不可能与之共存；波兰的任务就在于如何才能削弱俄罗斯，使其无力威胁波兰。至于乌克兰，毕苏斯基赞成建立独立的乌克兰，并与波兰和立陶宛结成同盟。
最后部分涉及法国的立场，据茹尔金的转述，法国执政当局只是从报纸上才知道波德签署条约一事的。斯大林注意到了有关保罗－邦古预计赴华沙弄清波德关系真相的情报。联系到邦古关于建立包括法国、苏联、波兰、小协约国（注：小协约国指1920～1938年间由捷克斯洛伐克、罗马尼亚和南斯拉夫三国联合而成的一个集团。在20～30年代，小协约国是法国支持下的欧洲政治军事联盟中的主要环节。——译者注）、可能还有保加利亚在内的政治联合时，斯大林还指出，法国政府的多数是反对波德结盟的。
当时，由于4月22～24 日法国新任外交部长路易·巴尔图（Луи Барт）赴华沙访问，无法弄清波兰政府的立场。这就使前沙皇驻伦敦外交官萨布林（Е.В.Саблин）有理由在给马克拉柯夫的信中提出一个建议，即使同德国达成某种秘密协定，波兰还是愿意保持行动自由。
上述引用的侦探文件不可能表明斯大林阅后所作的决定。但是，可以根据李特维诺夫的助手之一斯托莫尼亚科夫（Б.С.Стомоняков）发给驻巴黎外交代表多夫加列夫斯基（В.С.Довгалевский）的一封信作出判断。斯托莫尼亚科夫给外交代表写信说，根据李特维诺夫的指示发布两份从“秘密渠道”获取的消息，并且必须采取措施将其刊登在“与我们相亲的法国报纸上，然后由塔斯社转发”。
第一条消息是关于德波协议强制肢解苏联。根据斯托莫尼亚科夫的信，第二条消息的内容是指在德国的领导层中，讨论过两个解决“苏联问题”的方案：第一个方案是借助俄罗斯纳粹分子的力量在苏联发动政变；第二个方案是在苏联及其邻国日本或者波兰之间挑起一场战争，不管是日本还是波兰，都将得到德国的全力支持，而且战争的结果必须是在苏联建立纳粹制度。接着是一段幻想预测：“希特勒德国必须利用在新俄罗斯必然会产生的复仇主义倾向与之结盟以反对三个国家，而主要的是反对法国。”
斯托莫尼亚科夫在信的结尾再次重复说，最重要的是尽快在报纸上刊登第一个消息，并立即转告莫斯科。还提醒说，必须“采取一切措施”，以确保这些消息，尤其是第一条消息，在显著位置刊出，并标明报纸编辑部所收到的消息来源可靠。
类似的情况很多：一些消息似乎是来源于国外的情报，先在国外的报纸上刊载，然后再由苏联国内转发。其实，这些都是苏联谍报机构的策划。
不久，萨布林向巴黎大使联合会通报，在一份严肃的英国定期出版物中有一篇文章，题目是《德国、俄国和日本》。文章谈及的正是上述提到的戈培尔与贝克的交谈：德国和波兰可能由于苏联的原因而平息相互的分歧。文章还补充了一点，即当日本对苏联发动进攻时，这种可能就会实现。
英国对上述问题的立场也会使人产生兴趣，因为没有英国的加入，要想在大陆上达成一致就显得更加困难。
从萨布林的一系列信件中，可以对英国这个欧洲关键大国的立场形成一个完整的概念。根据这些资料判断，英国意识到，其“辉煌孤立”政策的时代只属于19世纪，但是它仍一如过去那样担心在欧洲确立某一大国的强权地位，包括恢复法苏联盟。伦敦也知道，东方公约自建立之时就将具有反德性质。这个计划之所以引起“特别的谨慎”，其中的原因之一就是英国对苏联的决心表示怀疑，可能苏联也像沙俄一样，只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当德国进攻法国时才会给以帮助。这种担心还在于，由于新的分裂而形成的“欧洲任何新的动乱”“只有对莫斯科的共产党人有利，延长他们的政权”。当然，伦敦在对苏联的关系中绝对不怀好意。1934年3月底，萨布林写道， 西方大国“为了保证自身的未来”，纷纷容忍德国向东部扩张的企图，“只要这样能够减轻西欧的紧张状态”。但是，一切都有自己的极限：“我们的王牌”，也就是俄侨们的王牌，萨布林不无理由地指出，对许多国家而言所“迫切需要的”是建立和支持足够的反抗运动，以防日本和德国的扩张。最后写道：“假如德国最终吞并了奥地利，或者把自己的优势扩张到了波兰或罗马尼亚，那时唯一可能反抗它的就只剩下一个俄罗斯。”
1934年2月24日迈斯基的那封分析信件读来也饶有兴味， 特别是这位苏联外交代表对事态变化的观察的那一部分，正如迈斯基所写的那样，“引起了英国社会广泛的关注”。这些变化的实质就是，英国人已经认识到，希特勒德国对欧洲世界而言“是一种甚于苏联的更加直接的危险”。在此，这位外交代表还引用了丘吉尔对以“俄国的朋友”闻名的保守党议员布特比（Р. Бутбъ）的一段话：“世界的局势已具有这样的性质，也许，应该对您的朋友们采取更加友善的立场。”
莫斯科对已出现的局势异常关心，1933年7月15 日在罗马签署了四国公约（但未被批准，因而未曾生效）；1934年1 月签署了波德互不侵犯条约。1934年3 月政治局关于建议德国接受波罗的海联合宣言的决议，足以表现克里姆林宫的领导人对德波条约的关切。在完成这一使命时，李特维诺夫带来了政治局研究过的宣言草案。奇怪的是，该草案的序言称，波罗的海沿岩国家早已就是“旧俄罗斯帝国的成员”。这一别出心裁的声明，正是从历史的前例中寻找证据的。众所周知，斯大林和莫洛托夫在1939年8月23 日签署苏德互不侵犯条约的秘密协定时也引用了这个前例。
苏联关于签订波罗的海宣言的建议，可以说是只赢不输的。莫斯科认为，德国政府的肯定回答将会使东欧的形势和苏德关系得到好转；而否定的回答则将在全世界面前暴露出德国对波罗的海沿岸国家的侵略图谋。
当时，法国和苏联为签订东方公约——关于苏联、捷克斯洛伐克、波兰、芬兰和波罗的海沿岸国家之间的互助条约——的共同努力还在继续。正如大家所知，签订这个公约的想法产生于1933年末，当时，随着德国示威式地脱离国际联盟和退出裁军会议，法国和苏联就开始了旨在欧洲东部设立侵略屏障的谈判。后来， 又建议让德国也加入谈判进程。1934年7月的上半月，路易·巴尔图访问了英国，以求取得支持。 李特维诺夫在给斯大林的信中评论这次英国之行取得了“意想不到的成果”。这里，李特维诺夫是指英国赞成东方公约和洛卡诺公约的筹划国之间“继续加强联系”，也正如李特维诺夫所预料的那样，英国“正企图阻挠法苏保障条约的签订”。他对英国赞同态度的解释是，英国可能相信德国和波兰会拒绝这个公约。另一方面，李特维诺夫认为，法国的参加对美国的影响也是无疑的，因为这个“一会儿说东一会儿道西的国家，假如公约签订不成，就会与苏联结成军事同盟”。
李特维诺夫接着写道，所有这一切就提出了一个在他同巴尔图的会谈中未曾预见到的问题。所以现在必须决定：第一，苏联领导是否赞成法国的保障扩展至德国；第二，苏联领导是否赞成以德苏法三方协议取代苏法两方协议。信上还附了一份政治局关于赞成的决议草拟稿。
联共（布）中央书记处属下的国际情报局的领导人拉杰克（К. Рачек）于1934年8月对欧洲局势也作出了详尽的分析，对英国、 法国、波兰、德国、意大利等国对公约的态度进行了比较，并对公约的前景作出了推断。他认为，当时正处于“最最重要的时刻”。
在如此复杂的情况下，苏联加入国际联盟的问题比任何时候都显得重要。显然，这一步正是苏联战术应变的表现。1933年最后几天，当时苏法外交接触正在进行，冒出了一个苏联加入国际联盟的问题，政治局就这一问题通过了6点决议。这是由政治局委员讨论决定的， 当然也是在斯大林的监督下预先拟就的。
自从德国拒绝与苏联共同接受波罗的海公约后，苏联就集中力量企图拉其加入东方公约。但是，苏联的这种努力有多少真诚？换句话说，克里姆林宫是否相信德国加入公约的可能性？官方的《苏联对外政策史》中写道，苏联政府“并不怀有幻想”：希特勒会赞成加入“限制其策动侵略的行动自由”的东方公约。
苏德关于东方公约问题的外交接触，并未能影响事情的最终结局。然而，这样的接触具有一定的兴趣，因为它暴露了苏联外交的方法和手段。
苏联方面努力使其与德国的关系不至走向完全破裂，这是显然的。斯大林并未丧失与希特勒改善关系的希望。当然，这不能不谈到李特维诺夫为铺平同西方民主国家、特别是法国的合作之路所作的努力。
不管上述引用的关于1933～1934年间苏联对欧洲问题立场的新文献如何自相矛盾，但至少为当时欧洲政策的趋势的几个结论提供了足够的根据。在李特维诺夫的活动特点中，这些新文献反映了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欧洲各强国的那种陈旧的力量配置思想，也暴露出东部地区欧洲集体安全思想必然的弱点。巩固欧洲乃至整个世界的尝试之所以不能成功，其主要原因应该认为首先是德国的独裁体制，以及苏联执行的政策，正如这两个国家的行动（和隐匿的计划）所表明的那样，主要的并不是考虑在欧洲危险变化的局势下平衡各种相互抵触的和不同方向的力量，以谋求巩固大陆的和平，而更多的是考虑实现各自利己的和扩张主义的目标的期限如何更快临近。
摘自俄罗斯 Вопросы Цсморцц No10，199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