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明清史 |
试论俄罗斯文明的特性
马龙闪
【专题名称】世界史
【专 题 号】K5
【复印期号】2000年11期
【原文出处】《史学理论研究》(京)2000年03期第101～109页
【作者简介】马龙闪，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研究员
关于俄罗斯文明的特性，在不同地区或国家的人看来，或许会有不同的看法。对东方人，或者中国人看来，俄罗斯人远在西天一边，黄发碧眼，似乎同所有的西洋人——法国人、英国人、意大利人等，没有什么两样。从地域上看，俄罗斯同欧洲紧相毗连，俄罗斯的中心更在欧洲部分，它同欧洲的礼仪又相接近，因此，俄罗斯自然属于西方文明。这似乎已成为一个常识问题。甚至在不是专门研究俄罗斯历史文化的中国学人中，恐怕也有不少人持这种看法。至于对俄罗斯文化有所研究的学者，对这个问题或许会慎重一些，不少人会把俄罗斯文明的主要成份定位在西欧文明。
笔者认为，事实上这个问题并不像表面上看的那样简单。要了解俄罗斯文明的特性是需要对它的历史文化作一番深入的专门研究和实地考察的。笔者愿在这里提出一些初步的看法，以与同行们探讨。不过，在此要强调一点，这里所谈的“东方”和“西方”的概念，是专指人类文明史上的概念，而不是现代世界政治地图上的东西方。
一
讲到中国人对俄罗斯文明的看法，笔者不禁记起90年代初在莫斯科附近小城杜布纳小住期间的一个见闻。当时我们一行人因到杜布纳出差，被俄罗斯朋友安置到一套临时空闲的住宅中下榻。住宅主人也是俄罗斯人，仿佛是到南方工作去了，就把这套房子暂时委托给这位朋友看管。俄国朋友怕我们住旅馆付费太高，就让我们在这里安顿下来。房主人虽然不在，但一切家用什物均照常摆设。朋友交待说，在这里不必拘谨，常用之物都可动用。从说话的口气上看，房主人像多数俄罗斯人一样，为人甚是厚道，而且从多方面判断，这位朋友同房主人的关系也非同一般。
在这里小住期间，从主人的家用什物中，我在不意之中发现了一副酷似中国民间的“牛牌”（注：中国民间的牛牌共有24张，12对，即：十二点、十一点、红十点、黑十点、红八点、七点和两点各1对， 九点、黑八点各1单张，六点2对，四点2对。 外地民间和北京对每张牌的叫法各不相同。）。牌的式样大小，刻点色彩，同我儿时在河南农村玩过的那种牌一模一样：是坚硬的木制品，以黑为底色，每张大约3 公分多长，1 公分多宽，厚度约3 毫米左右。上面刻度的园点，排烈次序和样式与中国的“牛牌”几乎完全相同。我仔细翻检每一张牌，园点排列与中国民间俗称的“红八”、“老千”、“黑十”、“红十”等等完全一样，其中仅有少许几张，牌点的排列顺序与我国的“牛牌”不尽相同（注：仿佛见到这种俄罗斯民间的“木牌”，有3个点和5个点的，这是中国民间牛牌所没有。其他少许几张牌，在点的排列方式上与中国民间的也稍有不同。）。当时我见到的这种牌的张数，也是20多枚，但不知是否齐全。在相隔万里之遥，天涯海角，一是在中国偏远农村的一隅，一是远在俄罗斯北方的小城，民间竟藏有如此相似之物，我不禁为之感到惊讶！当时我闪出一个念头：能否将这幅牌带回中国作研究之用，同中国的牛牌加以对比，考察它们的渊流来历，从中探寻中俄文化的交往史和文明播迁的历程。当时我就意识到，仅考察这一“牛牌”流传播迁的过程就是一个十分有价值的研究课题。但房主人不在，连高价买回的可能性也谈不到，于是只好恋恋不舍地把玩再三，十分惋惜地把它原封不动地放回了原处。后来因公务繁忙，就把这件事置诸脑后了。至今我还十分懊悔，怎么就没有通过那位俄国朋友，把那付“牛牌”买到手呢！如果从民俗学的角度，对它的源流和民间流传过程作专门研究，这该是一个涉及东方和俄罗斯文明的一个何等有价值的课题啊！
自从在杜布纳看到俄罗斯民间这副“牛牌”之后，我在脑海中总不断推想着中俄古代的文化交往，追寻着中俄之间古代文明交往的线索。从西端的欧俄，经过一望无际、平若毡毯的西伯利亚大草原，到贝加尔湖，以至更东边的海滨远东，在远古时代，对于马背上的游牧民族，这难道是不可逾越的屏障吧？疾驰的快马可以追赶火车；从欧俄到东亚，这个距离在经历了几番民族迁徙的古代，在成千上万年的时空中，难道不是可以多次跨越的吗？美州发现的高加索人骨化石，在这里可以给我们提供许多启迪和思考：高加索人是通过海道到达美洲的，还是通过西伯利亚，跨越白令海峡抵达美州的？历史和地理的知识告诉我们：向东取道陆路的可能性更大一些。既然高加索人可以横穿亚洲大陆而到达美洲，那么，为什么欧亚大陆北半部的诸多游牧民族就不可能横贯西伯利亚，东西往返，不断穿梭呢？而且据说在远古的某一时期，北方还不像如今这么酷寒。亚洲内陆的游牧民族和部落接受东方习俗和文明的影响，成为东亚和欧俄的中介，把东亚—中国的古老文明带到欧亚交接地带和更西方去，这种可能性在远古的时空中是不能排除的。
但这还仅仅是一种推断。远古的历史只能靠发掘出的遗存作为科学凭证，这样的研究还有待未来。我们目前只能就有文字可考的记载来作考察和研究。
二
一个民族的成长，正像一个人的成长一样，其早年是可塑性最大、最容易接受外来影响的时期。一个民族在其早期的成长中，在族群人的脑海中，一些领域是空白一片；另一些领域尚朦胧不清，而有许多方面还没有定型，这样，外来民族文化的东西就会对它产生显而易见的深刻的影响。一个明显例子就是，中国唐文化对日本民族的影响。就连今天在日本人的绘画、衣饰和风俗习惯中，还能看到中国唐时的明显痕迹；而这些痕迹在中国本土也所剩无几，甚至难察踪迹了。这样的例子，在一些民族的历史中是屡见不鲜的。
正是这个缘故，俄罗斯民族所受拜占庭文化的影响，受鞑靼蒙古在其统治时期带来的东方文物制度和风俗习惯的影响， 是不可低估的。9—12世纪和13—15世纪正属俄罗斯民族成长的早期，其可塑性和易受影响性是异常显著的。在9—12世纪俄罗斯民族的这个发轫时期， 溶汇东西方文明的拜占庭文化，曾给俄罗斯历史文化打上过极深的烙印，这是毋庸置疑的。也正当这个时期之后，鞑靼蒙古入侵俄罗斯，以统治者的身份带来东方的一些风俗和制度，这对成长中的俄罗斯民族的影响同样不可小觑。许多俄罗斯学者和思想家都深刻地指出过这一点，别林斯基在一部叫《小俄罗斯史》的著作中，就用不少篇幅谈到鞑靼蒙古统治给俄罗斯人打上的深刻精神烙印。这位深邃的民主主义思想家，主要是从鞑靼蒙古统治对俄罗斯人风俗习惯、心理性格有过影响的角度来讲的。他认为，俄罗斯人较为内向隐忍的性格和家长制传统就同蒙古二百多年的统治密切相关。在他看来，一些较少受蒙古统治的民族，比俄罗斯人更开朗、更豁达一些，也更少一些宗法家长制的传统，这同受蒙古统治时间较短，较少受其影响有关。（注：《别林斯基文集》（两卷本），第1卷，莫斯科1947年俄文版。 ）著名俄罗斯历史学家维尔纳茨基在《蒙古人与罗斯》一书中，则更加集中地，以大量的历史事实论证了俄罗斯在蒙古统治下，从蒙古人那里接受到的来自中国的种种影响。维尔纳茨基作为历史学家，更将蒙古入侵前后的俄罗斯，即基辅罗斯同莫斯科罗斯进行比较，认为在基辅罗斯时期王权和教权是平等的，民众对国家事务也有较多的发言权；而蒙古人二百多年的统治则改变了这种情况，使王权明显上升，百姓必须服从沙皇，连以前较为独立的王公贵族也变成了沙皇的奴仆。（注：维尔纳茨基：《蒙古人与罗斯》，莫斯科1997年俄文版，第370—371页；转引自《中国比较文学》杂志1999年第4 期，第30页。）
蒙古帝国的统治制度，其实是一个由汉人、契丹、畏兀儿和蒙古的行政管理方法与社会习惯所组成的复杂混合体。成吉思汗曾拥有一批由汉人和契丹官员组成的顾问人员。他的麾下，也有一些先后投奔来的汉人和契丹将领充任各种官职。（注：傅海波、崔瑞德：《剑桥中国辽西夏金元史》，中国社科出版社1998年版，第419—422页。）而成吉思汗及其继位者窝阔台最为重用的谋臣耶律楚材（1190—1244年），则是一位具有家传汉学渊源的契丹贵族，后者曾向蒙古统治者建策汉地传统制度，并于1235年拔都西征之前两年，在燕京创立国子学，选派蒙古子弟学习汉文，并招收大批汉人进入蒙古民政机构。（注：柯劭文：《新元史》127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版，第556页；勒内、格鲁塞：《蒙古帝国》，见《草原帝国》，商务印书馆1998年版，第327—328页。）蒙古统治者受中华传统制度和风习影响如此之深，后又通过金帐汗国干预俄罗斯事务。金帐汗国的鞑靼蒙古人作为统治者，将古老的中华文物制度和器物带给俄罗斯，这便是俄罗斯接受东方影响的重要路线和途径。当然，蒙古统治者作为连年征战厮杀的落后民族的政治代表，他们是以空前粗暴扭曲的方式，理解、消化中华典章制度后而搬来运用于俄罗斯的。
鞑靼蒙古从13—15世纪对俄罗斯长达近2个半世纪的统治， 对俄罗斯民族及其文明进程的影响是巨大的。它不仅使俄罗斯阻隔于此时正在欧洲兴起的文艺复兴运动，而且给俄罗斯的政治制度和文化传统打上了蒙古专制和家长制统治的烙印。这是使俄罗斯文明一直难于摆脱掉东方制度和文化传统的重要原因。
有人会问：后来彼得大帝的改革，他所倡导的向西方学习的种种努力，以及此后18—19世纪俄罗斯走向欧洲，吸收西方科学文化和政治思想的种种措施，难道不能抹去、冲淡俄罗斯早年被打上的烙印和痕迹吗？
当然，彼得大帝改革以后，俄罗斯开始走向西方，向西方学习的成效是巨大的，没有这一点，就没有俄罗斯日后的快速发展和进步；没有这一点，就没有普希金和托尔斯泰，就没有俄罗斯19世纪文学艺术的发展和繁荣。正是这个缘故，在俄罗斯文明中被注入了一股强劲的欧洲思想文化的潮流。
但是，对于俄罗斯受东西方熏染和影响的情况是应该加以区别的：第一，在俄罗斯民族发展的历史上，东西方对俄罗斯施加影响的历史时期不同；第二，东西方影响俄罗斯的历史时期长短不同；第三，东西方对俄罗斯施加影响的方式不同。
让我们稍加展开，对上述三点分别加以说明。
在说明俄罗斯接受外来文明影响之前，必须强调，俄罗斯首先是在自己本身的历史条件下，在自己从古至今生息繁衍的土地上，在其经济、政治、文化和地理气候环境中形成自己本身的文明特征的，这是首要的，第一位的。只有在肯定这一点的前提下，才能谈论外来文明的影响。俄罗斯正是在自己原有文明发展的基础上，在建立自己的罗斯国家之后100年左右，从拜占庭那里接受基督教为罗斯国教， 受到了交融着东西方文明特征的拜占庭文化的影响，而鞑靼蒙古入侵并统治罗斯，是在罗斯接受基督教洗礼仅两个半世纪之后、在其立国仅三个半世纪之后发生的事情。
从历史长河的发展来看，这时的俄罗斯国家还处于立国不算太久的时期。这无论对于一个国家或民族来说，都还是未发育定型的时期。一个国家或民族在这个年龄段上是最容易接受外来影响的。这是为世界史上许多国家和民族发展的历史所证实了的。而正是当着这个时期，鞑靼蒙古对罗斯的统治，一下子就长达近两个半世纪之久。在这么长久的历史时期内，又是采取占领、奴役的方式，俄罗斯民族甚至一度失去国家，被完全置于蒙古社会统治形式的奴役之下。在如此长的时期内，采取如此专制野蛮的统治方式，其对罗斯社会及其人心影响之巨，是不可低估的。鞑靼蒙古对俄罗斯文明的这种影响是在社会制度的层面上，是在民族心态和性格的层面上，是深入于最广大民众之中的，这种情况曾为别林斯基和维尔纳茨基所阐述。他们的论断无疑是深刻的、具有说服力的。
相比之下，彼得改革之后西方对俄罗斯的影响，则是在不同的时期，采取了另一种方式。这主要是在18—19世纪200年当中， 是在俄罗斯立国800多年之后，在俄罗斯民族经过从拜占庭接受来的基督教洗礼， 经过蒙古长期统治和混乱时期之后发生的。也就是说，这是在俄罗斯国家 和民族基本定型以后的事情。这个时期接受的外来影响将会大大不同于在国家、民族尚未定型时期所受到的影响。当然，彼得一世时期向西方学习，甚至全盘西化，也是由最高统治者彼得一世大力倡导的，而且接受的是西方发达的科学文化和社会文明。而正是这个缘故，加上俄罗斯民族的聪慧、刻苦和善于向外来文化学习的品质和能力，俄罗斯通过几十年的发展，就出现了百科全书式的科学天才罗蒙诺索夫，经过100 年的发展，到19世纪就出现了以普希金为代表的群星灿烂的文化艺术。正像高尔基所说：“在任何地方，不到100年光景， 都不曾像在俄国这样人才辈出，群星璀璨……”。也正如一位中国学者所说的，到19世纪，“整个俄罗斯文化就是晶莹的群星座”（注： 孙成木： 《俄罗斯文化1000年》，东方出版社1995年版，第1页。）。但是全面地看，在这200年期间，俄罗斯向西方学习的主要是军事、教育、科学和文学艺术，而且从事这一活动的人物，范围主要限于社会的上层，即贵族上流社会及其知识文化界，其西化的过程并没能完全深入到广大民众之中。更主要的是，彼得一世在制度上实行的仍是东方的集权专制制度。因此，在尼古拉一世时期，国民教育大臣谢·乌瓦罗夫为俄罗斯规定的文化教育纲领仍然是“东正教、专制制度和国民性”的三位一体。从这里可以看出，在彼得一世之后，俄罗斯向西方学习的东西主要限于科学文化的层面，而没有深入到制度的层面；而后一层面主要仍是从以前历史时期继承下来的。并且在广大民众之中，基本上同彼得改革之前一样，在很大程度上仍然充斥着往昔罗斯社会的风习和传统。
在彼得改革以前，对俄罗斯文明发展影响尤大的历史时期，除蒙古统治和混乱时期外，应属从10世纪后期罗斯人接受洗礼时起，到鞑靼蒙古入侵前的这两个半世纪。这个时期可以说是为俄罗斯文明和文化奠基的时期。大家知道，拜占庭帝国据有包括一部分埃及和西亚文明的旧壤，它们的文明是吸收希腊、罗马文明和东方文明而兼具东西方色彩的一种综合文明。东正教就是由它加以改造，并注入东方因素的一个基督教分支。基督教在欧洲是教权高于政权，教权势力和教会的思想政治影响渗入社会的每一个细胞；而在拜占庭被改造后的东正教就没有这麽大的势力，它在各个国家，包括俄罗斯在内，一般来说都是服从政权，被置于国家最高统治权力之下的。这可以说是它被赋予的东方色彩。东正教传入俄罗斯尽管被作为罗斯国家的国教，带来了西方基督教文化的方方面面，但在教权服从政权、垄断文化教育的权力不能像在西欧那样强大这一点上，是东方独具的，也可以说是东正教之所以为东正教，而不同于西欧基督教的最根本之点。正是基于此，我们说拜占庭文明和东正教带给俄罗斯的也是兼具东西方文明的一种综合文明。从10世纪末东正教传入，到13世纪40年代鞑靼蒙古入侵，这两个半世纪罗斯接受的最主导的影响，正是这种东西方交汇的文明。
如果再往前延伸，在罗斯接受洗礼之前的时期，可以说是罗斯本土文明萌生的时期。罗斯文明萌生的地域，是在欧洲东部和欧亚大平原的交接处。这里地势平坦，交通方便，便于各民族的接触交往。而这种文明萌生的历史大背景是：在东西方各民族之间，征服兼并战争连绵不断，今天我征服你，明天你征服我，攻城掠地，少有宁日。罗斯“城市”古称“格勒”，就是防御工事的意思，可见防御游牧民族的入侵，成了古罗斯人社会政治生活的一件头等大事。而从史料记载来看，古罗斯人不仅受到来自西方、西北方民族的侵袭，更多的是来自东方、东南方游牧的突厥民族的袭击。早在四五世纪时，匈奴人就曾大规模西侵，后来作为突厥民族一部的哈扎尔人、沃洛伏齐人也曾同罗斯人发生过冲突。而古罗斯国家为适应封建主扩大统治领地，扩大政治势力和贸易关系的需要，为寻找出海口，为占领伏尔加水路和加强顿河口的防御，也曾多次对外征讨。几百年间的这些防御性的或征服性的战争，造成了常年异常紧张的环境；加上同突厥民族频繁交战和往来的影响，专制命令，粗暴的家长式统治，说一不二的绝对服从，便成为社会生活的常规。这同在古希腊城邦环境中造成的民主政治传统显然是不相同的。俄罗斯民族形成早期和罗斯国家赖以形成的地缘政治和自然环境，可以说是构成罗斯本土文明的根基和条件。
从形成罗斯本土文明的根基和条件出发，考察拜占庭东正教文明和鞑靼蒙古入侵的影响，以及彼得改革以后走向西方所受到的启蒙和熏陶，综合起来，可以把俄罗斯文明概括为一种兼具东西方文明特征的欧亚文明。由于其本土文明的根基较多较早是根植在东方，而又加上鞑靼蒙古长期统治的影响以及东正教文明中的东方因素，可以说俄罗斯文明是以亚洲文明为经，以西方文明为纬共同交织起来的，或者甚至可以说，俄罗斯文明是以西欧科学文化为形式，而以东方制度、社会心态和风习习惯为内容的一种交合式文明。
三
我们得出上述结论，有下面一系列论断和史实为根据。
（一）俄罗斯具有浓厚东方色彩的传统习俗和制度。
俄罗斯自古以来就存在着宗法家长制传统和习俗，家长和族长在家庭、族人中具有掌管一切和说一不二的威严和权力。这种特征在东方似乎更为突出。除此之外，在俄罗斯历代国家制度中也能找到许多东方的特征。我们仅举1649年法典一例，就可说明问题。
这个著名法典规定了一系列维护沙皇、教会和国家权力的条文，其严厉和残酷程度是空前的。如明文规定：叛国、阴谋反对国家者处死，图谋反对教会者处死，携武器进宫或在宫廷内打架杀人者处死，连百姓偶然过失者也遭严厉惩罚。审判常常采用刑讯。刑法极其野蛮——削耳、剁手、刖足以及各种死刑，等等。
这部法典是在鞑靼蒙古统治时期之后，在向绝对君主制转变的历史条件下产生的。显然，从这里可以看到蒙古长期统治的痕迹和影响。这部法典不仅在俄罗斯古代法典中具有重要地位，而且对俄罗斯日后的法律制度也有深远影响。历代沙皇后来在颁布敕令和法律时，都曾不断因袭借鉴它的有关条文，直到1830年编纂法典时还把这部法典视为重要依据。客观地说，这种法律制度不能不说带有更多的东方的特征。
（二）俄罗斯社会深藏着东西方色彩的社会意识
长期以来，俄罗斯思想家、学者和政治精英都不能不承认这一点。早在一百多年前，俄国学者恰达耶夫曾在其《哲学书简》中说过：“我们既不属于东方，也不属于西方。因此我们既没有东方的传统，也没有西方的传统。”事实上，把恰达耶夫的话变换一下说法就是，俄罗斯既有东方的传统，也有西方的传统，它是兼具东方和西方思想传统的一个社会。但由于自彼得一世时代起，俄罗斯开始走向西方，其知识精英受到较多西方思想文化的熏陶，因此，近二三百年来，他们更愿意把自己列入西方民族之中。但须知，俄罗斯的历史之根深埋在东方的土壤之中，甚至连这些知识精英本身也深打着洗不掉、揭不去的东方思想传统的烙印，所以他们无论如何一厢情愿，想向西方靠拢，而西方的老爷绅士们总也不肯接纳他们。
苏联解体之后，俄罗斯在整个90年代的曲折经历就说明了这一点。出于这种切身的体验，阿尔法一工业集团负责人，俄罗斯政治精英米哈伊尔·弗里德曼不久前说出这样一番话来，是令人深思的。他说：“主要问题在于，俄罗斯看起来像一个欧洲国家，而且俄罗斯人看起来很像欧洲人。但这是一种错觉。……其实，我们的历史背景、传统和文化都跟他们不同。”（注：约翰·桑希尔：《前景不明——俄罗斯国家的特性因苏联的垮台而被严重扭曲》，见（英）《金融时报》1999年 12月6日。）这句话才的的确确道出了问题的真谛来。
弗拉基米尔·普京在其就任代总统前夕在那篇表述其施政纲领的文章中，也对俄罗斯的传统和意识作了深刻的表述。他说：“在我国，国家及其体制和机构在人民生活中向来起着极为重要的作用。有着强大权力的国家对俄罗斯人并非反常，……恰恰相反，它是秩序的源头和保障，是任何变革的倡导者和主要推动力。”（注：弗·普京：《千年之交的俄罗斯》，见（俄）《独立报》1999年12月30日。）又说：“在俄罗斯，集体活动向来重于个人活动，这是事实；而家长式作风深深扎根于俄罗斯社会，这也是事实。大多数俄罗斯人不习惯于通过自己个人的努力和奋斗改善自己的状况，而习惯于借助国家和社会的帮助和支持做到这一点。要改变这种习惯是很缓慢的。”（注：弗·普京：《千年之交的俄罗斯》，见（俄）《独立报》1999年12月30日。）这也是对俄罗斯思想意识和传统所作的深刻而令人信服的阐述。
那么，俄罗斯为什麽具有这一思想意识和传统？其原因，需要从俄国古老的村社制度中去寻找，需要从俄罗斯历代要由强大的国家权力维系这一政治特征中去寻找。这些，人们已经谈论得很多，在此不必一一赘述。
其实，世界各种文明是不分优劣高下的，它们只能以其独具的特色作为标征。东西方文明各有自己独特的优势和特征。近现代西方的发展，固然可以作为西方文明优势的佐证，然而，古代东方的辉煌，当代东亚的崛起和腾飞，也同样可以说明东方文明的优势和力量。俄罗斯不可鄙视自身包含的东方文明的传统，而正可以其独具东西方文明的优势而博采众长，并利用自己在世界民族大家庭中的优越地位，而发挥自己独特的作用，正像一位中国学者所说：“俄罗斯既没有东方悠久的历史传统重担，也没有西方发达科学技术的包袱，犹如一块刚被开垦的处女地，具有无限广阔、无限美好的未来。除此之外，俄罗斯作为后来者可以充分运用东西方数千年来积累的财富，可以全面借鉴它们的经验和教训，因而可以少走弯路，发展得更快；俄罗斯作为一个年轻的民族，具有东西方难以比拟的朝气和活力”。（注：《青年导报》，1992年2月1日）这句话说得相当深刻。许多中国人和中国学者都相信，俄罗斯将迎来一个伟大而美好的未来。
（三）东方人同欧洲人相比，对俄罗斯文明和文化有更大的亲和力和亲切感。这从另一方面说明，俄罗斯文明同东方文明有着更多的亲缘关系。
上述曾经提到，东方人在远离俄罗斯，不了解俄罗斯人，没接触过俄罗斯文明以前，觉得俄罗斯及其文化同西欧一样，是远离自己的，中间似乎隔着一道万里长城。但亲自踏上俄罗斯土地，亲自接触到俄罗斯人民及其文化以后，就会产生另一种感受、另一种认识，会觉得俄罗斯人有一种亲近感， 容易和他们交朋友，有很多话题很谈得来， 可以谈得很深很深。比如在尊老爱幼，家庭关系的一些话题上，就是这样。许多中国人都有这种感觉，认为同俄罗斯人比同西方人更容易交往，相互之间更容易了解，因而也更亲近一些。
中国人之所以有这种感觉，并不仅仅是因为近几十年中俄两国有着共同的命运，经历过共同的道路，而且有着更深层的文化心理上的原因。
最近一位中国学者发表了一篇题为《中国与西方对普希金态度的差异问题》（注：陈训明：《中国与西方对普希金态度的差异问题》，见《中国比较文学》，1999年第4期。）的文章， 似乎可以从文化心理的层面上来揭示这个问题。
这位学者把中国同西方对普希金的翻译和研究情况作了一番对比，指出，英法早在1820—1830年代就开始译介普希金的著作，而在中国的文献上，最早开始介绍普希金只是在1900年的事情，这比西方要晚70—80年，可是“在1937年普希金逝世100周年纪念日之后， 情况发生了急剧变化；中国对于普希金的兴趣迅速上升，到40年代末即超过西方。”（注：陈训明：《中国与西方对普希金态度的差异问题》，见《中国比较文学》，1999年第4期，第22页。）据这位学者提供的材料， 到世纪末为止，在短短一个世纪中，中国译介了普希金的全部诗文，出版了他的一种全集本，4 种选集本；一些重要的作品甚至有几种乃至十几种译文。
中国人为什麽如此喜欢普希金呢？作者认为：中国读者主要是把普希金“作为反对专制、讴歌自由、为理想献身的革命者来接受的”；（注：陈训明：《中国与西方对普希金态度的差异问题》，见《中国比较文学》，1999年第4期，第25页。）同时， 普希金关心国家和民族命运的强烈责任意识，也与中国知识分子的心态和传统思想相合拍。正是这个缘故，普希金的《致恰迈耶夫》、《西西伯利亚矿坑深处》引起许多中国读者的共鸣，为他们所喜爱。
中国知识界不仅喜欢普希金，像亚·尼·奥斯特罗夫斯基的《大雷雨》，杜勃罗留波夫的《黑暗王国的一线光明》，赫尔岑的鞭笞封建专制、追求自由民主理想的《往事与随想》等等作品，也都为中国知识界所喜欢、所推崇。几代中国青年都十分喜爱的中国杰出作家巴金，早在30年代就立志向中国读者译介赫尔岑的《往事与随想》，但一直未能如愿，当他在文化大革命中遭受最严重迫害时，他毅然向当局提出要翻译赫尔岑的这部著作。由此可见，赫尔岑的著作引起中国作家及其读者何等强烈的共鸣！到80年代，《往事与随想》在老作家巴金的带头翻译和推动下，终于同中国读者见面，而敬爱的作家巴金为自己一部回忆文化大革命，谴责“四人邦”专制的作品，取的名字也叫《随想录》，其名字本身就叫人想起赫尔岑的这部著名作品。
远不至此。中国现代伟大思想家、文学家鲁迅，他那部揭露、鞭打中国封建礼法制度的成名作《狂人日记》，就和俄国伟大批判现实主义作家果戈理的同名作有异曲同工之妙。这种以“狂人”为主人公，以“狂人”自述心迹，谴责、鞭笞旧制度的作品，难道仅仅是作品名称的相同，而不是产生作品的社会历史土壤的近质性和共同性吗？
为什么会出现上述这种情况呢？这是不难理解的：这是中俄两国封建专制制度的相似性，它造成中俄两国知识分子的社会地位和忧国忧民的心态也极其相似。
只有从这种社会政治意识和文化心态出发，来分析中俄两国人民的亲和力和亲切感才是符合历史真实的，才更能令人信服。要不，我们怎么解释这种现象呢？
其实，一整部世界现代史无处不证明着一个事实：俄罗斯文明更多的是属于东方文明。
中国人对伟大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响应，东方国家和各民族对十月革命的响应，这不是一种历史的偶然现象，这是建立在一种深层文明共同性基础之上的、带有必然规律性的现象。在现代世界政治地图上，把俄罗斯划为东方，这难道是一种历史的误会，而不是建立在文明共同性之上的一种历史的必然？答案是明确的：现代政治地图在某些部分，很大程度上是与世界历史文明地图相重合的，而现代政治地图应该是世界文明史地图的一部分。日本等国家溢出现代东方政治地图之外而在政治含义上属于西方，应该是历史发展中的一个特殊情况和例外；俄罗斯处在现代政治地图和世界文明历史地图的重合处，则应该是一种合乎逻辑和规律的历史的安排。
90年代以来，俄罗斯学术界和知识界正兴起一股欧亚主义的“研究热”。俄罗斯恰在这个历史时期产生这股学术政治思潮不是偶然的。它是俄罗斯思想学术界在历史挫折中正确反思自己历史的开端。它说明俄罗斯思想界开始认真思考自己的文化传统和文明的源头。我们希望俄罗斯同行在这一重大课题的开拓性研究中，取得丰硕的历史性成果，为俄罗斯阔步走向未来提供深厚的思想理论源泉。^
【专 题 号】K5
【复印期号】2000年11期
【原文出处】《史学理论研究》(京)2000年03期第101～109页
【作者简介】马龙闪，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研究员
笔者认为，事实上这个问题并不像表面上看的那样简单。要了解俄罗斯文明的特性是需要对它的历史文化作一番深入的专门研究和实地考察的。笔者愿在这里提出一些初步的看法，以与同行们探讨。不过，在此要强调一点，这里所谈的“东方”和“西方”的概念，是专指人类文明史上的概念，而不是现代世界政治地图上的东西方。
一
讲到中国人对俄罗斯文明的看法，笔者不禁记起90年代初在莫斯科附近小城杜布纳小住期间的一个见闻。当时我们一行人因到杜布纳出差，被俄罗斯朋友安置到一套临时空闲的住宅中下榻。住宅主人也是俄罗斯人，仿佛是到南方工作去了，就把这套房子暂时委托给这位朋友看管。俄国朋友怕我们住旅馆付费太高，就让我们在这里安顿下来。房主人虽然不在，但一切家用什物均照常摆设。朋友交待说，在这里不必拘谨，常用之物都可动用。从说话的口气上看，房主人像多数俄罗斯人一样，为人甚是厚道，而且从多方面判断，这位朋友同房主人的关系也非同一般。
在这里小住期间，从主人的家用什物中，我在不意之中发现了一副酷似中国民间的“牛牌”（注：中国民间的牛牌共有24张，12对，即：十二点、十一点、红十点、黑十点、红八点、七点和两点各1对， 九点、黑八点各1单张，六点2对，四点2对。 外地民间和北京对每张牌的叫法各不相同。）。牌的式样大小，刻点色彩，同我儿时在河南农村玩过的那种牌一模一样：是坚硬的木制品，以黑为底色，每张大约3 公分多长，1 公分多宽，厚度约3 毫米左右。上面刻度的园点，排烈次序和样式与中国的“牛牌”几乎完全相同。我仔细翻检每一张牌，园点排列与中国民间俗称的“红八”、“老千”、“黑十”、“红十”等等完全一样，其中仅有少许几张，牌点的排列顺序与我国的“牛牌”不尽相同（注：仿佛见到这种俄罗斯民间的“木牌”，有3个点和5个点的，这是中国民间牛牌所没有。其他少许几张牌，在点的排列方式上与中国民间的也稍有不同。）。当时我见到的这种牌的张数，也是20多枚，但不知是否齐全。在相隔万里之遥，天涯海角，一是在中国偏远农村的一隅，一是远在俄罗斯北方的小城，民间竟藏有如此相似之物，我不禁为之感到惊讶！当时我闪出一个念头：能否将这幅牌带回中国作研究之用，同中国的牛牌加以对比，考察它们的渊流来历，从中探寻中俄文化的交往史和文明播迁的历程。当时我就意识到，仅考察这一“牛牌”流传播迁的过程就是一个十分有价值的研究课题。但房主人不在，连高价买回的可能性也谈不到，于是只好恋恋不舍地把玩再三，十分惋惜地把它原封不动地放回了原处。后来因公务繁忙，就把这件事置诸脑后了。至今我还十分懊悔，怎么就没有通过那位俄国朋友，把那付“牛牌”买到手呢！如果从民俗学的角度，对它的源流和民间流传过程作专门研究，这该是一个涉及东方和俄罗斯文明的一个何等有价值的课题啊！
自从在杜布纳看到俄罗斯民间这副“牛牌”之后，我在脑海中总不断推想着中俄古代的文化交往，追寻着中俄之间古代文明交往的线索。从西端的欧俄，经过一望无际、平若毡毯的西伯利亚大草原，到贝加尔湖，以至更东边的海滨远东，在远古时代，对于马背上的游牧民族，这难道是不可逾越的屏障吧？疾驰的快马可以追赶火车；从欧俄到东亚，这个距离在经历了几番民族迁徙的古代，在成千上万年的时空中，难道不是可以多次跨越的吗？美州发现的高加索人骨化石，在这里可以给我们提供许多启迪和思考：高加索人是通过海道到达美洲的，还是通过西伯利亚，跨越白令海峡抵达美州的？历史和地理的知识告诉我们：向东取道陆路的可能性更大一些。既然高加索人可以横穿亚洲大陆而到达美洲，那么，为什么欧亚大陆北半部的诸多游牧民族就不可能横贯西伯利亚，东西往返，不断穿梭呢？而且据说在远古的某一时期，北方还不像如今这么酷寒。亚洲内陆的游牧民族和部落接受东方习俗和文明的影响，成为东亚和欧俄的中介，把东亚—中国的古老文明带到欧亚交接地带和更西方去，这种可能性在远古的时空中是不能排除的。
但这还仅仅是一种推断。远古的历史只能靠发掘出的遗存作为科学凭证，这样的研究还有待未来。我们目前只能就有文字可考的记载来作考察和研究。
二
一个民族的成长，正像一个人的成长一样，其早年是可塑性最大、最容易接受外来影响的时期。一个民族在其早期的成长中，在族群人的脑海中，一些领域是空白一片；另一些领域尚朦胧不清，而有许多方面还没有定型，这样，外来民族文化的东西就会对它产生显而易见的深刻的影响。一个明显例子就是，中国唐文化对日本民族的影响。就连今天在日本人的绘画、衣饰和风俗习惯中，还能看到中国唐时的明显痕迹；而这些痕迹在中国本土也所剩无几，甚至难察踪迹了。这样的例子，在一些民族的历史中是屡见不鲜的。
正是这个缘故，俄罗斯民族所受拜占庭文化的影响，受鞑靼蒙古在其统治时期带来的东方文物制度和风俗习惯的影响， 是不可低估的。9—12世纪和13—15世纪正属俄罗斯民族成长的早期，其可塑性和易受影响性是异常显著的。在9—12世纪俄罗斯民族的这个发轫时期， 溶汇东西方文明的拜占庭文化，曾给俄罗斯历史文化打上过极深的烙印，这是毋庸置疑的。也正当这个时期之后，鞑靼蒙古入侵俄罗斯，以统治者的身份带来东方的一些风俗和制度，这对成长中的俄罗斯民族的影响同样不可小觑。许多俄罗斯学者和思想家都深刻地指出过这一点，别林斯基在一部叫《小俄罗斯史》的著作中，就用不少篇幅谈到鞑靼蒙古统治给俄罗斯人打上的深刻精神烙印。这位深邃的民主主义思想家，主要是从鞑靼蒙古统治对俄罗斯人风俗习惯、心理性格有过影响的角度来讲的。他认为，俄罗斯人较为内向隐忍的性格和家长制传统就同蒙古二百多年的统治密切相关。在他看来，一些较少受蒙古统治的民族，比俄罗斯人更开朗、更豁达一些，也更少一些宗法家长制的传统，这同受蒙古统治时间较短，较少受其影响有关。（注：《别林斯基文集》（两卷本），第1卷，莫斯科1947年俄文版。 ）著名俄罗斯历史学家维尔纳茨基在《蒙古人与罗斯》一书中，则更加集中地，以大量的历史事实论证了俄罗斯在蒙古统治下，从蒙古人那里接受到的来自中国的种种影响。维尔纳茨基作为历史学家，更将蒙古入侵前后的俄罗斯，即基辅罗斯同莫斯科罗斯进行比较，认为在基辅罗斯时期王权和教权是平等的，民众对国家事务也有较多的发言权；而蒙古人二百多年的统治则改变了这种情况，使王权明显上升，百姓必须服从沙皇，连以前较为独立的王公贵族也变成了沙皇的奴仆。（注：维尔纳茨基：《蒙古人与罗斯》，莫斯科1997年俄文版，第370—371页；转引自《中国比较文学》杂志1999年第4 期，第30页。）
蒙古帝国的统治制度，其实是一个由汉人、契丹、畏兀儿和蒙古的行政管理方法与社会习惯所组成的复杂混合体。成吉思汗曾拥有一批由汉人和契丹官员组成的顾问人员。他的麾下，也有一些先后投奔来的汉人和契丹将领充任各种官职。（注：傅海波、崔瑞德：《剑桥中国辽西夏金元史》，中国社科出版社1998年版，第419—422页。）而成吉思汗及其继位者窝阔台最为重用的谋臣耶律楚材（1190—1244年），则是一位具有家传汉学渊源的契丹贵族，后者曾向蒙古统治者建策汉地传统制度，并于1235年拔都西征之前两年，在燕京创立国子学，选派蒙古子弟学习汉文，并招收大批汉人进入蒙古民政机构。（注：柯劭文：《新元史》127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版，第556页；勒内、格鲁塞：《蒙古帝国》，见《草原帝国》，商务印书馆1998年版，第327—328页。）蒙古统治者受中华传统制度和风习影响如此之深，后又通过金帐汗国干预俄罗斯事务。金帐汗国的鞑靼蒙古人作为统治者，将古老的中华文物制度和器物带给俄罗斯，这便是俄罗斯接受东方影响的重要路线和途径。当然，蒙古统治者作为连年征战厮杀的落后民族的政治代表，他们是以空前粗暴扭曲的方式，理解、消化中华典章制度后而搬来运用于俄罗斯的。
鞑靼蒙古从13—15世纪对俄罗斯长达近2个半世纪的统治， 对俄罗斯民族及其文明进程的影响是巨大的。它不仅使俄罗斯阻隔于此时正在欧洲兴起的文艺复兴运动，而且给俄罗斯的政治制度和文化传统打上了蒙古专制和家长制统治的烙印。这是使俄罗斯文明一直难于摆脱掉东方制度和文化传统的重要原因。
有人会问：后来彼得大帝的改革，他所倡导的向西方学习的种种努力，以及此后18—19世纪俄罗斯走向欧洲，吸收西方科学文化和政治思想的种种措施，难道不能抹去、冲淡俄罗斯早年被打上的烙印和痕迹吗？
当然，彼得大帝改革以后，俄罗斯开始走向西方，向西方学习的成效是巨大的，没有这一点，就没有俄罗斯日后的快速发展和进步；没有这一点，就没有普希金和托尔斯泰，就没有俄罗斯19世纪文学艺术的发展和繁荣。正是这个缘故，在俄罗斯文明中被注入了一股强劲的欧洲思想文化的潮流。
但是，对于俄罗斯受东西方熏染和影响的情况是应该加以区别的：第一，在俄罗斯民族发展的历史上，东西方对俄罗斯施加影响的历史时期不同；第二，东西方影响俄罗斯的历史时期长短不同；第三，东西方对俄罗斯施加影响的方式不同。
让我们稍加展开，对上述三点分别加以说明。
在说明俄罗斯接受外来文明影响之前，必须强调，俄罗斯首先是在自己本身的历史条件下，在自己从古至今生息繁衍的土地上，在其经济、政治、文化和地理气候环境中形成自己本身的文明特征的，这是首要的，第一位的。只有在肯定这一点的前提下，才能谈论外来文明的影响。俄罗斯正是在自己原有文明发展的基础上，在建立自己的罗斯国家之后100年左右，从拜占庭那里接受基督教为罗斯国教， 受到了交融着东西方文明特征的拜占庭文化的影响，而鞑靼蒙古入侵并统治罗斯，是在罗斯接受基督教洗礼仅两个半世纪之后、在其立国仅三个半世纪之后发生的事情。
从历史长河的发展来看，这时的俄罗斯国家还处于立国不算太久的时期。这无论对于一个国家或民族来说，都还是未发育定型的时期。一个国家或民族在这个年龄段上是最容易接受外来影响的。这是为世界史上许多国家和民族发展的历史所证实了的。而正是当着这个时期，鞑靼蒙古对罗斯的统治，一下子就长达近两个半世纪之久。在这么长久的历史时期内，又是采取占领、奴役的方式，俄罗斯民族甚至一度失去国家，被完全置于蒙古社会统治形式的奴役之下。在如此长的时期内，采取如此专制野蛮的统治方式，其对罗斯社会及其人心影响之巨，是不可低估的。鞑靼蒙古对俄罗斯文明的这种影响是在社会制度的层面上，是在民族心态和性格的层面上，是深入于最广大民众之中的，这种情况曾为别林斯基和维尔纳茨基所阐述。他们的论断无疑是深刻的、具有说服力的。
相比之下，彼得改革之后西方对俄罗斯的影响，则是在不同的时期，采取了另一种方式。这主要是在18—19世纪200年当中， 是在俄罗斯立国800多年之后，在俄罗斯民族经过从拜占庭接受来的基督教洗礼， 经过蒙古长期统治和混乱时期之后发生的。也就是说，这是在俄罗斯国家 和民族基本定型以后的事情。这个时期接受的外来影响将会大大不同于在国家、民族尚未定型时期所受到的影响。当然，彼得一世时期向西方学习，甚至全盘西化，也是由最高统治者彼得一世大力倡导的，而且接受的是西方发达的科学文化和社会文明。而正是这个缘故，加上俄罗斯民族的聪慧、刻苦和善于向外来文化学习的品质和能力，俄罗斯通过几十年的发展，就出现了百科全书式的科学天才罗蒙诺索夫，经过100 年的发展，到19世纪就出现了以普希金为代表的群星灿烂的文化艺术。正像高尔基所说：“在任何地方，不到100年光景， 都不曾像在俄国这样人才辈出，群星璀璨……”。也正如一位中国学者所说的，到19世纪，“整个俄罗斯文化就是晶莹的群星座”（注： 孙成木： 《俄罗斯文化1000年》，东方出版社1995年版，第1页。）。但是全面地看，在这200年期间，俄罗斯向西方学习的主要是军事、教育、科学和文学艺术，而且从事这一活动的人物，范围主要限于社会的上层，即贵族上流社会及其知识文化界，其西化的过程并没能完全深入到广大民众之中。更主要的是，彼得一世在制度上实行的仍是东方的集权专制制度。因此，在尼古拉一世时期，国民教育大臣谢·乌瓦罗夫为俄罗斯规定的文化教育纲领仍然是“东正教、专制制度和国民性”的三位一体。从这里可以看出，在彼得一世之后，俄罗斯向西方学习的东西主要限于科学文化的层面，而没有深入到制度的层面；而后一层面主要仍是从以前历史时期继承下来的。并且在广大民众之中，基本上同彼得改革之前一样，在很大程度上仍然充斥着往昔罗斯社会的风习和传统。
在彼得改革以前，对俄罗斯文明发展影响尤大的历史时期，除蒙古统治和混乱时期外，应属从10世纪后期罗斯人接受洗礼时起，到鞑靼蒙古入侵前的这两个半世纪。这个时期可以说是为俄罗斯文明和文化奠基的时期。大家知道，拜占庭帝国据有包括一部分埃及和西亚文明的旧壤，它们的文明是吸收希腊、罗马文明和东方文明而兼具东西方色彩的一种综合文明。东正教就是由它加以改造，并注入东方因素的一个基督教分支。基督教在欧洲是教权高于政权，教权势力和教会的思想政治影响渗入社会的每一个细胞；而在拜占庭被改造后的东正教就没有这麽大的势力，它在各个国家，包括俄罗斯在内，一般来说都是服从政权，被置于国家最高统治权力之下的。这可以说是它被赋予的东方色彩。东正教传入俄罗斯尽管被作为罗斯国家的国教，带来了西方基督教文化的方方面面，但在教权服从政权、垄断文化教育的权力不能像在西欧那样强大这一点上，是东方独具的，也可以说是东正教之所以为东正教，而不同于西欧基督教的最根本之点。正是基于此，我们说拜占庭文明和东正教带给俄罗斯的也是兼具东西方文明的一种综合文明。从10世纪末东正教传入，到13世纪40年代鞑靼蒙古入侵，这两个半世纪罗斯接受的最主导的影响，正是这种东西方交汇的文明。
如果再往前延伸，在罗斯接受洗礼之前的时期，可以说是罗斯本土文明萌生的时期。罗斯文明萌生的地域，是在欧洲东部和欧亚大平原的交接处。这里地势平坦，交通方便，便于各民族的接触交往。而这种文明萌生的历史大背景是：在东西方各民族之间，征服兼并战争连绵不断，今天我征服你，明天你征服我，攻城掠地，少有宁日。罗斯“城市”古称“格勒”，就是防御工事的意思，可见防御游牧民族的入侵，成了古罗斯人社会政治生活的一件头等大事。而从史料记载来看，古罗斯人不仅受到来自西方、西北方民族的侵袭，更多的是来自东方、东南方游牧的突厥民族的袭击。早在四五世纪时，匈奴人就曾大规模西侵，后来作为突厥民族一部的哈扎尔人、沃洛伏齐人也曾同罗斯人发生过冲突。而古罗斯国家为适应封建主扩大统治领地，扩大政治势力和贸易关系的需要，为寻找出海口，为占领伏尔加水路和加强顿河口的防御，也曾多次对外征讨。几百年间的这些防御性的或征服性的战争，造成了常年异常紧张的环境；加上同突厥民族频繁交战和往来的影响，专制命令，粗暴的家长式统治，说一不二的绝对服从，便成为社会生活的常规。这同在古希腊城邦环境中造成的民主政治传统显然是不相同的。俄罗斯民族形成早期和罗斯国家赖以形成的地缘政治和自然环境，可以说是构成罗斯本土文明的根基和条件。
从形成罗斯本土文明的根基和条件出发，考察拜占庭东正教文明和鞑靼蒙古入侵的影响，以及彼得改革以后走向西方所受到的启蒙和熏陶，综合起来，可以把俄罗斯文明概括为一种兼具东西方文明特征的欧亚文明。由于其本土文明的根基较多较早是根植在东方，而又加上鞑靼蒙古长期统治的影响以及东正教文明中的东方因素，可以说俄罗斯文明是以亚洲文明为经，以西方文明为纬共同交织起来的，或者甚至可以说，俄罗斯文明是以西欧科学文化为形式，而以东方制度、社会心态和风习习惯为内容的一种交合式文明。
三
我们得出上述结论，有下面一系列论断和史实为根据。
（一）俄罗斯具有浓厚东方色彩的传统习俗和制度。
俄罗斯自古以来就存在着宗法家长制传统和习俗，家长和族长在家庭、族人中具有掌管一切和说一不二的威严和权力。这种特征在东方似乎更为突出。除此之外，在俄罗斯历代国家制度中也能找到许多东方的特征。我们仅举1649年法典一例，就可说明问题。
这个著名法典规定了一系列维护沙皇、教会和国家权力的条文，其严厉和残酷程度是空前的。如明文规定：叛国、阴谋反对国家者处死，图谋反对教会者处死，携武器进宫或在宫廷内打架杀人者处死，连百姓偶然过失者也遭严厉惩罚。审判常常采用刑讯。刑法极其野蛮——削耳、剁手、刖足以及各种死刑，等等。
这部法典是在鞑靼蒙古统治时期之后，在向绝对君主制转变的历史条件下产生的。显然，从这里可以看到蒙古长期统治的痕迹和影响。这部法典不仅在俄罗斯古代法典中具有重要地位，而且对俄罗斯日后的法律制度也有深远影响。历代沙皇后来在颁布敕令和法律时，都曾不断因袭借鉴它的有关条文，直到1830年编纂法典时还把这部法典视为重要依据。客观地说，这种法律制度不能不说带有更多的东方的特征。
（二）俄罗斯社会深藏着东西方色彩的社会意识
长期以来，俄罗斯思想家、学者和政治精英都不能不承认这一点。早在一百多年前，俄国学者恰达耶夫曾在其《哲学书简》中说过：“我们既不属于东方，也不属于西方。因此我们既没有东方的传统，也没有西方的传统。”事实上，把恰达耶夫的话变换一下说法就是，俄罗斯既有东方的传统，也有西方的传统，它是兼具东方和西方思想传统的一个社会。但由于自彼得一世时代起，俄罗斯开始走向西方，其知识精英受到较多西方思想文化的熏陶，因此，近二三百年来，他们更愿意把自己列入西方民族之中。但须知，俄罗斯的历史之根深埋在东方的土壤之中，甚至连这些知识精英本身也深打着洗不掉、揭不去的东方思想传统的烙印，所以他们无论如何一厢情愿，想向西方靠拢，而西方的老爷绅士们总也不肯接纳他们。
苏联解体之后，俄罗斯在整个90年代的曲折经历就说明了这一点。出于这种切身的体验，阿尔法一工业集团负责人，俄罗斯政治精英米哈伊尔·弗里德曼不久前说出这样一番话来，是令人深思的。他说：“主要问题在于，俄罗斯看起来像一个欧洲国家，而且俄罗斯人看起来很像欧洲人。但这是一种错觉。……其实，我们的历史背景、传统和文化都跟他们不同。”（注：约翰·桑希尔：《前景不明——俄罗斯国家的特性因苏联的垮台而被严重扭曲》，见（英）《金融时报》1999年 12月6日。）这句话才的的确确道出了问题的真谛来。
弗拉基米尔·普京在其就任代总统前夕在那篇表述其施政纲领的文章中，也对俄罗斯的传统和意识作了深刻的表述。他说：“在我国，国家及其体制和机构在人民生活中向来起着极为重要的作用。有着强大权力的国家对俄罗斯人并非反常，……恰恰相反，它是秩序的源头和保障，是任何变革的倡导者和主要推动力。”（注：弗·普京：《千年之交的俄罗斯》，见（俄）《独立报》1999年12月30日。）又说：“在俄罗斯，集体活动向来重于个人活动，这是事实；而家长式作风深深扎根于俄罗斯社会，这也是事实。大多数俄罗斯人不习惯于通过自己个人的努力和奋斗改善自己的状况，而习惯于借助国家和社会的帮助和支持做到这一点。要改变这种习惯是很缓慢的。”（注：弗·普京：《千年之交的俄罗斯》，见（俄）《独立报》1999年12月30日。）这也是对俄罗斯思想意识和传统所作的深刻而令人信服的阐述。
那么，俄罗斯为什麽具有这一思想意识和传统？其原因，需要从俄国古老的村社制度中去寻找，需要从俄罗斯历代要由强大的国家权力维系这一政治特征中去寻找。这些，人们已经谈论得很多，在此不必一一赘述。
其实，世界各种文明是不分优劣高下的，它们只能以其独具的特色作为标征。东西方文明各有自己独特的优势和特征。近现代西方的发展，固然可以作为西方文明优势的佐证，然而，古代东方的辉煌，当代东亚的崛起和腾飞，也同样可以说明东方文明的优势和力量。俄罗斯不可鄙视自身包含的东方文明的传统，而正可以其独具东西方文明的优势而博采众长，并利用自己在世界民族大家庭中的优越地位，而发挥自己独特的作用，正像一位中国学者所说：“俄罗斯既没有东方悠久的历史传统重担，也没有西方发达科学技术的包袱，犹如一块刚被开垦的处女地，具有无限广阔、无限美好的未来。除此之外，俄罗斯作为后来者可以充分运用东西方数千年来积累的财富，可以全面借鉴它们的经验和教训，因而可以少走弯路，发展得更快；俄罗斯作为一个年轻的民族，具有东西方难以比拟的朝气和活力”。（注：《青年导报》，1992年2月1日）这句话说得相当深刻。许多中国人和中国学者都相信，俄罗斯将迎来一个伟大而美好的未来。
（三）东方人同欧洲人相比，对俄罗斯文明和文化有更大的亲和力和亲切感。这从另一方面说明，俄罗斯文明同东方文明有着更多的亲缘关系。
上述曾经提到，东方人在远离俄罗斯，不了解俄罗斯人，没接触过俄罗斯文明以前，觉得俄罗斯及其文化同西欧一样，是远离自己的，中间似乎隔着一道万里长城。但亲自踏上俄罗斯土地，亲自接触到俄罗斯人民及其文化以后，就会产生另一种感受、另一种认识，会觉得俄罗斯人有一种亲近感， 容易和他们交朋友，有很多话题很谈得来， 可以谈得很深很深。比如在尊老爱幼，家庭关系的一些话题上，就是这样。许多中国人都有这种感觉，认为同俄罗斯人比同西方人更容易交往，相互之间更容易了解，因而也更亲近一些。
中国人之所以有这种感觉，并不仅仅是因为近几十年中俄两国有着共同的命运，经历过共同的道路，而且有着更深层的文化心理上的原因。
最近一位中国学者发表了一篇题为《中国与西方对普希金态度的差异问题》（注：陈训明：《中国与西方对普希金态度的差异问题》，见《中国比较文学》，1999年第4期。）的文章， 似乎可以从文化心理的层面上来揭示这个问题。
这位学者把中国同西方对普希金的翻译和研究情况作了一番对比，指出，英法早在1820—1830年代就开始译介普希金的著作，而在中国的文献上，最早开始介绍普希金只是在1900年的事情，这比西方要晚70—80年，可是“在1937年普希金逝世100周年纪念日之后， 情况发生了急剧变化；中国对于普希金的兴趣迅速上升，到40年代末即超过西方。”（注：陈训明：《中国与西方对普希金态度的差异问题》，见《中国比较文学》，1999年第4期，第22页。）据这位学者提供的材料， 到世纪末为止，在短短一个世纪中，中国译介了普希金的全部诗文，出版了他的一种全集本，4 种选集本；一些重要的作品甚至有几种乃至十几种译文。
中国人为什麽如此喜欢普希金呢？作者认为：中国读者主要是把普希金“作为反对专制、讴歌自由、为理想献身的革命者来接受的”；（注：陈训明：《中国与西方对普希金态度的差异问题》，见《中国比较文学》，1999年第4期，第25页。）同时， 普希金关心国家和民族命运的强烈责任意识，也与中国知识分子的心态和传统思想相合拍。正是这个缘故，普希金的《致恰迈耶夫》、《西西伯利亚矿坑深处》引起许多中国读者的共鸣，为他们所喜爱。
中国知识界不仅喜欢普希金，像亚·尼·奥斯特罗夫斯基的《大雷雨》，杜勃罗留波夫的《黑暗王国的一线光明》，赫尔岑的鞭笞封建专制、追求自由民主理想的《往事与随想》等等作品，也都为中国知识界所喜欢、所推崇。几代中国青年都十分喜爱的中国杰出作家巴金，早在30年代就立志向中国读者译介赫尔岑的《往事与随想》，但一直未能如愿，当他在文化大革命中遭受最严重迫害时，他毅然向当局提出要翻译赫尔岑的这部著作。由此可见，赫尔岑的著作引起中国作家及其读者何等强烈的共鸣！到80年代，《往事与随想》在老作家巴金的带头翻译和推动下，终于同中国读者见面，而敬爱的作家巴金为自己一部回忆文化大革命，谴责“四人邦”专制的作品，取的名字也叫《随想录》，其名字本身就叫人想起赫尔岑的这部著名作品。
远不至此。中国现代伟大思想家、文学家鲁迅，他那部揭露、鞭打中国封建礼法制度的成名作《狂人日记》，就和俄国伟大批判现实主义作家果戈理的同名作有异曲同工之妙。这种以“狂人”为主人公，以“狂人”自述心迹，谴责、鞭笞旧制度的作品，难道仅仅是作品名称的相同，而不是产生作品的社会历史土壤的近质性和共同性吗？
为什么会出现上述这种情况呢？这是不难理解的：这是中俄两国封建专制制度的相似性，它造成中俄两国知识分子的社会地位和忧国忧民的心态也极其相似。
只有从这种社会政治意识和文化心态出发，来分析中俄两国人民的亲和力和亲切感才是符合历史真实的，才更能令人信服。要不，我们怎么解释这种现象呢？
其实，一整部世界现代史无处不证明着一个事实：俄罗斯文明更多的是属于东方文明。
中国人对伟大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响应，东方国家和各民族对十月革命的响应，这不是一种历史的偶然现象，这是建立在一种深层文明共同性基础之上的、带有必然规律性的现象。在现代世界政治地图上，把俄罗斯划为东方，这难道是一种历史的误会，而不是建立在文明共同性之上的一种历史的必然？答案是明确的：现代政治地图在某些部分，很大程度上是与世界历史文明地图相重合的，而现代政治地图应该是世界文明史地图的一部分。日本等国家溢出现代东方政治地图之外而在政治含义上属于西方，应该是历史发展中的一个特殊情况和例外；俄罗斯处在现代政治地图和世界文明历史地图的重合处，则应该是一种合乎逻辑和规律的历史的安排。
90年代以来，俄罗斯学术界和知识界正兴起一股欧亚主义的“研究热”。俄罗斯恰在这个历史时期产生这股学术政治思潮不是偶然的。它是俄罗斯思想学术界在历史挫折中正确反思自己历史的开端。它说明俄罗斯思想界开始认真思考自己的文化传统和文明的源头。我们希望俄罗斯同行在这一重大课题的开拓性研究中，取得丰硕的历史性成果，为俄罗斯阔步走向未来提供深厚的思想理论源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