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明清史 |
迎接中国的世界史研究新纪元
——20世纪中国世界史研究的回顾与展望
何芳川
【专题名称】世界史
【专 题 号】K5
【复印期号】2000年11期
【原文出处】《世界历史》(京)2000年04期第74～82页
【作者简介】何芳川，北京大学教授、北京大学副校长。北京 100851
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指出：“世界史不是过去一直存在的；作为世界史的历史是结果。”（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 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112页。 ）又指出：“各个相互影响的活动范围在这个发展进程中愈来愈扩大，各民族的原始闭关自守状态则由于日益完善的生产方式、交往以及因此自发地发展起来的各民族之间的分工而消灭得愈来愈彻底，历史也就在愈来愈大的程度上成为全世界的历史。”（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51页。）可见，世界史本身， 就是一个历史过程。
同样地，人类对世界史的认识与研究，也是一个历史过程。在古代，生活、劳动、繁衍在世界各地的人民，彼此山海相隔，加之社会生产力发展水平的局限，视野是十分狭窄的。例如，在希腊、罗马时代，地中海文明中心区的人们，就习惯地将埃及以南广大陌生地带的人类，统称为“埃塞俄比亚人”，意指“晒黑的面庞”。那时人们头脑中的世界，其实只是我们这座星球的很小一部分。从希罗多德、塔西陀、波利比奥斯到塔巴里、伊本·赫勒敦，所有那些史家笔下的世界，其实就是他们的生活于其中的古代地中海文明和中古穆斯林文明的中心地区，至多达到其边缘地区。此外，则是混沌一片。
中国，作为古代东方、特别是东亚文明的中心，一向以自己的先进文明傲视众邻。在中国古代史家的心目中，一切中华帝国以外的民族和国家，都应如葵花向阳，众星捧月，围绕着中华帝国运转。因此，古代中国史家笔下的世界尽管比希腊、罗马乃至阿拉伯人的认知要广阔，但仍然颇有局限。而且，对于司马迁、班固等史家来说，外部世界也仅仅是作为中华帝国的附庸来加以观察的。
因此，从科学的意义上可以说，无论中外，在整个古代时期，人类对当时的外部世界，仅有局部的观察与初步的认知而已，更遑论世界史的整体认识与研究。
近代资本主义的发展为世界史学科的建立创造了条件。“资本主义时代是从十六世纪才开始的”（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 第222页。此句在人民出版社1953年出版的《资本论》第1卷，第904 页的译文为：“资本主义时期是从十六世纪开始的”；人民出版社1963年出版的《资本论》第1卷，第790页译文为：“资本主义时期只是从十六世纪开始”。）。在这个历史时代的发轫时期，新兴的西方资产阶级“到处落户，到处创业， 到处建立联系”（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254页。）。在建立资本主义世界市场的过程中， 人类开始真正认识了整个世界，认识了这个世界上的各个地区、国家和民族，从而使世界史作为一门学科与科学，成为可能。数百年来，欧美各国的史学家们，在研究本国历史的同时，也将目光转向国外。他们在考察、研究各地区史、国别史的同时，还开始致力于整个世界历史进程的考察与研究，并在长期的研究中，积累了一整套世界史史学理论与方法论，留下了浩如烟海的经过鉴别与整理的历史资料与研究著述。其中，19世纪以来，特别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的半个世纪以来，成就尤为显著。当然，如同人类社会进入文明时代以来的一切成就，特别是人文、社会科学方面的成就一样，近代以来世界史领域中的一切成就，都有着它们的局限性。这种局限性，来自时代、阶级与各种社会条件的制约，也来自人们自身认识条件的制约。然而，作为人类历史发展链条上最新一环，我们站在今天的高度，在充分注意与认识到这种局限的同时，也应对上述成就，表示一种后辈的尊敬。人类的科学活动，始终是在探索中前进的。我们的后来者，将来在观察我们的时候，也会对我们这几代人在科学上付出的代价，寄予一种传承者和超越者的理解和敬意吧！
16世纪以后，西方文明开始逐渐规模性地传播到东方。遗憾的是，在很长的历史时期里，在中华大地反响甚微。不过，它们在日本的命运却迥然有异。日本的“兰学”即西学，早在17、18世纪就开始渗入大和民族的土壤。久而久之，竟转化为19世纪下半叶那场大变革的某种准备条件。明治维新，一飞冲天。日本在脱亚入欧的轨道上迅跑之时，一切近代科学，包括历史学、世界史学在内，均从西方全面引进。而中华帝国，仍抱残守阙，因循于古代传统的轨道。近代史学之发轫，既晚于东邻，世界史学则更加滞后。从林则徐“开眼看世界”，到康、梁变法图强，19世纪的先进中国人一直挣扎、苦斗在西方殖民主义大潮带来的中华民族存亡危险之中。待他们当中的一些人能致力于引进西方史学，特别是世界史史学的时候，世界已经进入了20世纪。因此可以说，中国的史学有着引以骄傲的悠久传统与成就，一脉相承，独步世界；而中国的世界史学，则是20世纪才开始创立和发展起来的一门年轻的学科。
中国的世界史学，百年来如黄河九曲，由涓涓细水，终于发展成为一条奔腾的河流。正与人文与社会科学各学科一道，并驾齐驱，积极推动着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宏伟大业，推动着人类文明与进步的事业。从学科的流向看，20世纪中国世界史学的发展，大致经历了三个时期：1900—1949年，中国世界史学的准备与发轫时期；1949—1978年，中国世界史学的建立与坎坷时期；1978—1999年，中国史学走向正常发展与初步繁荣时期。应该注意的是，历史是不能割裂的，历史研究亦是如此。20世纪初中国世界史学的发轫，不能与19世纪晚期断然割裂。自魏源以降，王韬、黄遵宪，乃至康有为、梁启超，他们的《海国图志》、《法国志略》、《日本国志》以及《俄彼得变政记》、《日本变政考》，不正是中国世界史发轫的清清源头么？！同样地，1978年以来的第三时期，其下限也并未因世纪之跨而中断。可以说，我们国家的世界史学，今天仍在为中华民族世界史研究繁荣与辉煌时期的到来，在各方面积蓄力量。
从20世纪初到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中国的世界史学，从总体上讲始终处于准备与发轫状态，这个基本状态，是由当时中国的国情所决定的。那是一个革命和战争的年代。在短短的半个世纪中，中国爆发了推翻两千年帝制的辛亥革命，爆发了三次国内革命战争、一次伟大的抗日民族解放战争；经过了晚清末年，北洋军阀、国民党统治的动荡岁月。在那样的环境下，我们的前辈学者们所能进行的世界史方面的工作，是极为有限的。因此，抓住一些可能转瞬即逝的短暂时机，努力翻译和介绍一些西方世界史学方面的著作，编写一些世界史方面的教材与入门，间或贡献一些有着中国学者独特见解的著述，大约就是当时条件所能允许的最大空间了。当时中国人学研世界史的目光，大抵还集中在西洋史，即西欧、北美领域。因为尚在学步邯郸，故而难免生吞活剥，被毛泽东讥之为“言必称希腊”。不过，比起《明史》将葡萄牙的地理位置误称为“地近马六甲”，则不能不说已是一个历史的飞跃。今天，当我们谈到梁启超的《斯巴达小史》、《雅典小史》，严复的《泰唔士〈万国通史〉序》，谈到20世纪之初出于报国、强国的情怀而编译的数十种“亡国史”、“立宪史”、“革命史”著述，回想起何炳松、陈衡哲、陈受颐、蔡元培、陈翰笙、余协中、向达、刘启戈、姚莘农、王芸生、雷海宗、束世
、周谷城、王绳祖、蒋孟引、沈炼之、周鲠生、王纯一、闫宗临、杨人楩诸前辈在那风雨如晦的岁月里的辛勤劳作与筚路蓝缕之功，一种油然而生的景仰、崇敬的感情，会立时涨满脑海，涌满心田！其中周谷城先生从20世纪40年代初开始致力于把世界历史作为一个整体进行教学与研究，并于1949年出版了《世界通史》三册。这部书首先在中国打破用国别史编列为世界史的旧框架，反对以欧洲为中心，力主从全局来考察世界历史。这对中国的世界史学科建设，深具启发意义。
从历史遗产的角度看，新中国成立前世界史学方面的积蓄，如果不说是空白，也仅仅是极薄的一层。就地区史而论，这种情况，在亚洲、非洲、拉丁美洲、大洋洲、乃至东欧，可以说尤甚。以非洲史为例，在这个偏僻的学科方向上，从1897年至1949年，据统计仅有8本译著， 而且全部集中在埃及史领域。因此，展现在新中国第一代世界史学者面前的，几乎是一片广袤无垠的处女荒原。而且，在这一学科的上流，既无中国史学传统中的负面影响，也少近代西方资产阶级史学的深刻烙印。
然而，从1949年到1978年，我国的社会主义事业，并没有如毛泽东所期盼的那样，“随着经济建设的高潮的到来，不可避免地将要出现一个文化建设的高潮。”我国的世界史学，也就未能在那个预想的文化建设高潮中蓬勃发展。相反，却走过了坎坷、曲折的路途。建国初期，在冷战格局的大背景下，我国的世界史研究，从一开始就被纳入“一边倒”的外交格局中，反对以美帝国主义为首的西方阵营，支持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工人运动和东方民族解放运动，作为党和国家的方略，决定了我国世界史研究的方向与课题。此后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路线下，则是对西方史学的几乎全面拒绝与排斥。我国的世界史学基本上是在一个闭锁的环境中运动。到了十年“文革”，世界史学与所有其他学科遭到同样的命运，陷入完全停顿的绝境（注：参见《中国大百科全书》外国卷Ⅰ“世界历史”条目，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2年版。）。
不过，中华人民共和国，毕竟是近代以来中国人民前赴后继、百年奋斗而建立起来的独立的东方大国，并在国家建设中取得了显著的进步与成就。作为一个独立的社会主义大国的世界史学，在学科建设上首先摒弃了近代半殖民地时期的一切屈辱与奴性，建立了学术研究与学科建设的民族尊严。同时，给予了东方人民的历史、特别是民族解放运动史和西方各国人民的革命与进步事业的历史进程，前所未有的高度重视。因此，对于这一时期我国世界史学科建设与研究，应该予以历史的、科学的评价。我们注意到，正是在这一历史时期，中国在自己的国家科学院里，建立了世界历史研究所，并在一些高等院校中，建立了世界历史的教学研究机构，创办了世界历史专业。以世界历史研究所为代表的一系列教学与研究机构的建立，使中国的世界史学科有了自己坚实的基地；各大学世界史教学、研究的开展，培养并积聚了一批世界史方面的专业人才，组成了新中国规模性的专业队伍。我国世界史、地区史、国别史的各个研究方向上，涌现出一批拓荒者，出现了一批严肃的科学论著与译著。特别要指出的是，尽管有着极“左”路线极为严重的破坏，这一历史时期的中国世界史学工作者们，怀着真诚的心情，力图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进行教学与研究，建立马克思主义的世界史科学体系。他们的经验，无论是正面的还是负面的，都是我们今天的宝贵财富。
从史学理论和方法论到世界历史的各个重要领域，我国学者在这一时期的研究都取得了进展。特别是想到当时的环境，就更能体会到在这一时期坚持在世界史园地中辛勤耕耘的难能可贵。我们的前辈学者童书业、吴于廑、郭圣铭、日知、戚国淦先生在世界古代文明史领域，齐思和、耿淡如、刘启戈、蒋相泽先生在世界中古史领域，蒋孟引、沈炼之、王荣堂、吴廷璆、杨生茂、黄绍湘、刘祚昌、孙秉莹诸先生在世界近代史、地区史与国别史领域的艰苦努力，都是功不可没的。在东方史方面，成绩更为突出。王辑五、何肇发、朱杰勤、陈瀚笙、季羡林、周一良先生的著述，培养了一代年轻的学人，奠定了我国亚洲史研究的最初基石。杨人楩先生则在坎坷的逆境中转移阵地，开始了非洲史的拓荒工作。在对西方史学严厉批判的气氛下，耿淡如先生在复旦大学开设西方史学史课程，直到“文革”大动乱来临才被迫辍教。丁则良先生在他悲惨的、过早结束的学术生涯中，探索了包括中国在内的近代亚洲民族解放运动的规律，表现了那个特殊时期闭锁环境中我国学者力图将中国历史与世界历史的进程有机地结合起来进行考察的学术视野与胸怀。在所有上述研究的基础上，在周一良、吴于廑两位先生的主持下，集合了当时全国世界史方面的研究力量，编写了我国学者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的第一部《世界通史》。这是中国学者力图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阐述世界史的第一次认真的尝试。
自然，从今天的眼光看，这一时期的世界史园地，还是幼弱的。不仅由于国际环境与国内政治环境的制约，而且限于当时有限的历史资料，特别是我国学者对外国语言文字掌握的程度，许多重大的课题，无论是世界史通史领域的，还是地区史、国别史领域的，我们都无法取得发言权，也无法取得国际学术界同行在科学交流意义上的承认。事实上，在许多领域，我们的探讨还远未触及问题的核心。我们的学者，在这一时期虽然表现出很强的理论兴趣，甚至开展了如“亚细亚生产方式”、“奴隶制向封建制社会过渡问题”、“封建社会向资本主义社会过渡问题”以及“世界资产阶级革命分期”等问题的学术论争，但由于缺乏详尽史料，缺乏深入的研究，缺乏对国外学术动态的掌握，这些论争虽热烈一时，却总令人感觉底气不足，且易流于空泛。
1978年开始的邓小平主持的开放、改革，标志着中国历史的重大转变。世界史同其他学科一道，迎来了自己生机无限的春天。可以毫不夸张地讲，20世纪最后20余年我国世界史学的发展，无论从什么角度上看，都是前80年所不能比拟的。或者可以这样说，正是有了这20年，中国才真正开始又拥有了自己的世界史学。改革开放的20年间，我国世界史学科与科学的发展，是全面的，全方位的。
首先，在组织架构上，一大批世界史教学、研究机构和学术团体恢复、重建或新建起来。这些学术机构又多拥有自己的学术刊物，成为集中检阅世界史学术研究成果的重要阵地。特别是近20年成立的世界史方面的学术社团——有关各时段、各地区与国家的学会，在组织、协调、指导、活跃世界史各领域的研究与活动中发挥了十分积极的作用。在这些教学研究机构与学会中，集合了一支由老中青三代学者组成的中国世界史学的教学研究队伍，阵容整齐，日见强大。老年学者如老骥伏枥，耕耘不辍，且倾心培育新苗；中年学者正向负重任，启后承前，更不敢稍有懈怠；特别是一批青年学者，接受了国内外正规的高学历与学位教育，知识结构新、创新意识强。他们在前辈学者成就的基础上，正奋发向上，闻鸡起舞，未来大有希望。
其次，在改革开放的大环境下，中国的世界史学界，正是在这一时期开始全方位与国际学术界接轨，积极开展了频繁的对外学术交流。20多年来，我国越来越多的世界史学者走出国门，到世界各国高等学府与学术中心进修、讲学，出席学术会议，在充实自己的同时，也强化了和外国同行们的交流。一些从国外学成归国的青年学子，深入学习并掌握了国外学术界的传统、现状与前沿信息。与此同时，越来越多的国外和中国港、台地区的学者来大陆讲学、研究、参加会议。在上述基础上，已经开辟了一些国内外学者合作的研究项目。所有这些交流与合作，都大大开阔了我国世界史学者的学术视野与胸怀，增长了我国学者的见识，对我国世界史学科建设，无疑是一个有力的促进。这一优良的学术环境的形成，是改革开放以前所难以企望，也难以想象的。
在科学研究方面，取得了相当丰硕的成果。从量的方面看，改革开放20年的成果，远远超过了这一世纪前80年的总和；从质的方面看，这一时期的成果，其水平和深度都有了明显的飞跃。它具体表现在：
第一，学术研究与论述已经覆盖了世界历史的众多领域。无论是世界通史的各个历史时期，还是世界各地区史、国别史，从大的方面看，已经几乎没有空白。在大量的论文、专著与译著中，涌现出相当数量的优秀的研究成果，在我国世界史学的百花园里争奇斗艳。在科学研究的基础上，由陈翰笙先生担任主编的、数以百计的世界史学者参与编辑、撰写的《中国大百科全书外国历史卷》的出版，标志着中国世界史学发展的新高度。
第二，从涌现的众多学术成果可以看出，中国世界史学者的学术视野大大开阔，学术见地日益深化。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前，中国世界史学者的学术兴趣还集中在被十年“文革”所中断的那些领域，实际上还是五六十年代未能充分展开讨论和研究的那些问题，如一些重大历史事件、重要历史人物以及若干理论观点，等等。主要是进行反思或再认识。从80年代后期，特别是进入90年代以来，研究领域极大地拓宽、拓深了。从阶级斗争史扩展到政治史的各个层面；从政治史扩展到经济史、文化史，等等。近年来，一些专题史领域，如华侨华人史、妇女史、人口史、城市发展史、环境史等方面的课题，正在越来越受到学者们的青睐。仅以《世界历史》1998年和1999年两年发表的103 篇学术论文为例，经济、文化、社会等方面的有80篇，占77%；其他如种族、文明、人权等分布面相当广泛，即使是政治史方面的论文也多深入到一种政治学说或一个时期的某项政策等更深层面去剖析，早已超越大人物、大事件述评的表层范畴。这里还要指出的是，在我国许多学者当中，对史学理论和方法论的兴趣，特别是大跨度的综合研究与比较研究的学术兴趣，依旧保持着相当强劲的势头。并且由于结合实践，对马克思主义的再认识、再学习，由于大量接触和消化国外，特别是当代西方社会科学理论与方法论的著述等研究兴趣，还有进一步加强的趋势。如我国学者独立提出或深入探讨的原始社会分期问题，原始社会公有制再认识问题，世界历史上的城邦问题，古代国家间交往问题，前资本主义政治经济问题，以及近现代乃至当代史中的一些问题，等等。在这里，我们还要特别提到，近年来先后离开我们的吴于廑先生和罗荣渠先生。吴于廑先生在他70高龄的时候，一马当先，出击前沿，大力倡导对世界历史的宏观研究与整体研究，亲自撰写了4篇相互关连的长篇科学论文， 并为《中国大百科全书·外国历史》卷撰写了“世界历史”的纲领性长篇词条，引起了国内外学术界广泛关注。罗荣渠先生也是在他年近花甲的时候，开始着手就人类社会发展规律和世界现代化历史进程等问题，进行了卓有新意的探讨。令人欣慰的是，一些崭露头角的青年学者，正在这方面不断努力。他们发挥自己的优势，对若干多年来争论难休的热门问题，如奴隶制问题、殖民主义问题等，进行了颇有见地的讨论。这些讨论，不放空言，实事求是地深入考察问题的来龙去脉，去粗取精，去伪存真，令人信服。
作为一门在中国尚属年轻的学科，我国的世界史学前面的路还很长，面临的任务还很艰巨。我国是一个社会主义大国，21世纪将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新世纪。为了无愧于时代，无愧于我们的祖国，我们大家应该努力推进我国的世界史研究，早日迎来它的全面繁荣。让中国的世界史学者和他们的著作，真正得到国际学术界的了解、认同与钦佩。为此，提几点看法，与学界同仁共勉。
一、学术研究的视野需要更加开阔，学术探讨的洞察还要更加深邃
改革开放20年来，我国的世界史研究，大致经历了两个思想与观念上的转变：一个是从“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框架中走出，提倡实事求是地探讨问题；另一个是从比较单纯地注意政治史、特别是重大历史事件、历史人物评价的套路中走出，更多地注意把握人类社会发展的总体及丰富内涵，注意研讨经济史、文化史、社会史诸方面的课题。今后，我们应该沿着这一健康的发展方向走下去，顺应时代潮流与人类社会的发展需求，顺应我国社会进步的根本需要，不断解放思想，转变观念，推动我国世界史学的革新。一方面，由于各种原因的制约，我国世界史学科的基础尚比较薄弱，我们还需要对世界各地区、各民族与国家的历史进行深入的探讨。因为，不仅在经济、社会、文化等方面，而且即使是在我们以前比较注意耕耘的政治史领域，也还有许多薄弱的甚至空白的地方，正有待我们去充实、去填补。与此同时，我们对于人类社会从古到今的文明发展，应该特别着力进行跨学科的综合研究、比较研究与宏观研究。只有这样，我们中国的世界史学者，才能在世界历史发展的总体把握上作出自己特有的贡献。当前，科学、技术的发展与飞跃，在人类历史上如何推动社会的发展与文明的进步，如何引起人类社会生活的变化乃至整个社会结构与运行机制的根本变革，是一个特别值得注意的问题。我们相信，经过大量深入细致的具体和综合性课题的研究，中国学者编写的真正具有中国特色的世界一流的史学巨著：多卷本《世界通史》和《世界文明史》，应该在未来三五十年内应运而生。从现在起，我们几代中国的世界史学者，都要为此而努力。
正如经济上我们要加入WTO一样，在文化、科学上， 具体而言在世界史学科的发展上，我们也要更加同世界接轨。这一接轨，可以使我们更加深入地了解、掌握国外同行的选题焦点的流向；他们学术前沿的动向；他们最新提出的观点、最新发掘的资料，从而大大促进我们研究的深化，扩大我们与国际学术界交流的机会。同时，这一接轨，也有利于我国学者早日拿出自己有份量的科研成果，介绍给国际学术界，让中国的世界史研究在国际同行中引起重大反响。同时，我们认为，在“接轨”问题上，中国学者也要有自己明确的理念与定位。古代中华文明处于世界领先地位，在文化上则历来是别的民族和国家来向我们接轨。近代西方文明的领先、特别是西方资本主义、殖民主义的长期统治与主导地位，又容易产生并助长单方面向他们接轨的倾向。在我国世界史学科建设中，我们要注意上述两种倾向，既不自闭，也不盲从，对国际学术界抱着吸取精华，扬弃谬误的态度；更要逐步走向主动出击，进入国际学术论坛的主流，真正做到互动式的接轨。
二、加强历史资料与理论的两个基本建设
“研究必须充分地占有材料”（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 卷，第217页。）。研究世界史，无论是世界各地区史、国别史、 专题史，还是整体的世界通史，都应如此。然而，由于种种原因，这方面的状况可以说与我们这个大国的地位极不相称。新中国成立初期，一些前辈学者如杨人楩、耿淡如、刘启戈和张芝联先生等曾开始编译、出版《世界史资料丛刊初集》（注：《世界史资料丛刊初集》拟出三四十个分册，1957年8月出的前几集均署名杨人楩主编， 其后即署名各分册选译人的姓名。），不久即被迫中断。“文革”后，虽然有一些学者致力于此项工作，但均由于分散劳动，而缺乏规划、规范与规模。这是一个十分吃力、难度又大的工作。特别是当今条件下，周期长、出版难、关键时刻受忽略。其结果是，使得我们相当一部分学者迄今难以在一个比较厚实的基础上构建自己的学术高楼。由于基本史料的匮乏，在若干世俗行为规范的压迫下，一些急于事功、粗制急造的论文与著述常常浪费了我们不少的人力和物力资源。平心而论，这些著述如果在国内某些场合或者还可勉强拿来敷衍或抵挡一阵，若拿去做国际学术交流恐怕就匪夷所思了。为此，我们需要集中力量，按世界各地区、国别、专题，有计划地编译、出版一批系统、规范、高质量的“世界历史资料汇编”（注：如，20世纪八九十年代就出版了马金鹏译：《伊本·白图泰游记》，宁夏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耿昇译、马苏（古代阿拉伯史家）著：《黄金草原》，青海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陈开俊等重译：《马可·波罗游记》，福建科学技术出版社1981年版。），使我们学者的研究，一开始就在一个较高的平台上起步。希望有关领导部门，给予政策倾斜，以利于其早日问世。
“充分地占有材料”并不是一个简单发掘、发现历史资料然后引证它的过程。“充分地占有材料”本身，乃是一个复杂劳动的过程。马克思讲的“用批判的精神来透彻地研究新的材料”（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84页。），恩格斯讲的“大量的、批判地审查过的、 充分地掌握了的历史资料”（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118页。），都强调了学者在占有材料过程中必要的批判与审查的劳动。用马克思的话来讲，这是一种“折磨自己”的劳动。可见，从收集、占有资料开始，直至成文成书，历史学者要有科学的头脑、科学的见地，来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由此及彼，由表及里。
“充分地占有材料”是史学研究的基础，但如果仅仅拥有这些原材料，没有理论的指导，我们仍然难以构建我国世界史学的巨厦高楼。我们需要什么样的理论指导呢？我们需要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指导。这个回答似乎简要明确，其实在今天，它有着十分丰富而深刻的内涵值得我们来思索。
当我们在20世纪80年代初打开国门与国际学术界接触时，就立即面对一个问题：在数十年闭锁状态之后，我们对国外学术界的学术思想、理论与方法论及其研究是那样的陌生。经过20年的交流，现在是熟悉多了。我们的学者，特别是一些年轻学者，受到西方正规的科班训练，在他们治学之时，已经可以比较熟练驾驭西方古典与当代社会科学诸理论和方法论，在许多方面显示出领先的态势。不过，他们当中的一些同行，对马克思主义已经产生了一种近乎于先天的陌生与疏离。这种情况，应当引起我们大家的注意。因为，几乎所有当代有影响的社会科学理论与方法论，都源自西方。因此，如果对它们盲目趋从、生吞活剥而不是认真地、科学地加以汲取，必将导致科学上的失误。
与此同时，在强调马克思主义理论对世界史研究的指导地位时，我们要对建国以来贻误巨大的“左”的教条主义，予以坚决摒弃。因为这个问题同样事关世界史学科建设的大局。恩格斯早就指出，“如果不把唯物主义方法当作研究历史的指南，而把它当作现成的公式，按照它来剪裁各种历史事实，那末它就会转变为自己的对立物”（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472页。）。在这方面，邓小平同志作为中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为我们树立了光辉典范。小平同志不是将马克思主义当成现成公式，向书本讨生活，而是将它作为行动的指南，顺应世界潮流，结合中国实际，制定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宏伟建设蓝图。我们要高举邓小平理论伟大旗帜，就是要向小平同志学习，在世界史学科建设中，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南，对一切当代西方社会科学的理论与方法论，予以思辨性的掌握、消化和吸收，使我国的世界史研究，能在吸收和总结当今世界最新科学成就的、生动活泼的马克思主义指导下，结出累累硕果。
三、严肃的科学的治学态度与学风
我国现在正处在从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转型时期。这一历史性的转型，促进着学术界思想、观念的转变，促进着包括世界史学科在内的各学科的进步和发展。然而，与此同时，转型时期所产生的各种无序状态，市场经济大潮的冲击所带来的一切负面影响，一切陷阱和诱惑，使我们的民族、我们的社会出现了严重的浮躁症。这种浮躁症，业已渗透、影响到社会的各个层面、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学术界，作为一个民族最圣洁的领域，也终于未能幸免。
剽窃与抄袭，这是学术界公认的最令人不齿的行径，现在已经在令人担忧地增长与蔓延着，在我们世界史领域，不仅论文有抄袭问题，专著有抄袭问题，甚至出现了由不法书商用复印机制造出来的、装潢考究、印刷精美的多卷本大部头“文明史”，公然袭击学术园地，扰乱文化市场。看来，学术打假，已成为一项相当紧迫的任务。
急于事功，粗制产品，则是一个层次更深的问题。科学事业是一项十分艰巨的事业。学术论文与专著的撰写，应该是一项深思熟虑，上下求索，甚至自我折磨的劳动过程。在这方面，是来不得半点“短、平、快”的。在世界史研究领域，有的论文与著作，在转引他人著述中引用的历史资料时，并未标明所转引的出处，以至有时原来著作中征引或印刷有错的地方，转引时也继续以讹传讹，有误后学，贻笑大方。
四、关于个人劳动和集体劳动
同一切人文、社会科学领域各学科一样，世界历史的研究，是建立在知识分子个体劳动的基础上的。然而，同18世纪以来近代自然科学与人文、社会科学的发展潮流比较起来，今天科学的发展，有一个鲜明的新走向，那就是：在学科越分越细的背景下，各学科之间的交流、交叉趋势愈来愈强。边缘学科、交叉学科与跨学科综合研究，已成为学科发展与学术研究的新走向。这就要求我国的世界史学者，不仅自己要努力掌握十八般武艺，即拥有政治学、经济学、社会学等多学科的知识，尽可能多的外语以及资讯技能，而且要求我们在开展一些重点课题研究时，群策群力，优势互补，集体协作，完成巨著宏篇。这些重大项目的研究成果，在国际学术界要有重大影响，在国内学术界要占领制高点，能及时转化为教学成果和国民教育成果，能推出我国新一代的学术梯队与学术权威。所有参加这种项目的学者，他们的个人劳动将得到充分的尊重，他们的人生抱负将得到充分的实现。同时，又能摸索与培育出社会主义新历史时期的集体主义精神。我们将这样的重大项目称之为大船工程，并期望它经过大家的共同努力，早日让世界史学科的大船编队出航，在学术的大海大洋上扬中华之威。
世纪回眸，我们心潮澎湃，展望未来，我们信心倍增。让我们团结起来，高举邓小平理论伟大旗帜，迎接新中国世界史研究的繁荣早日到来，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贡献力量！^
【专 题 号】K5
【复印期号】2000年11期
【原文出处】《世界历史》(京)2000年04期第74～82页
【作者简介】何芳川，北京大学教授、北京大学副校长。北京 100851
同样地，人类对世界史的认识与研究，也是一个历史过程。在古代，生活、劳动、繁衍在世界各地的人民，彼此山海相隔，加之社会生产力发展水平的局限，视野是十分狭窄的。例如，在希腊、罗马时代，地中海文明中心区的人们，就习惯地将埃及以南广大陌生地带的人类，统称为“埃塞俄比亚人”，意指“晒黑的面庞”。那时人们头脑中的世界，其实只是我们这座星球的很小一部分。从希罗多德、塔西陀、波利比奥斯到塔巴里、伊本·赫勒敦，所有那些史家笔下的世界，其实就是他们的生活于其中的古代地中海文明和中古穆斯林文明的中心地区，至多达到其边缘地区。此外，则是混沌一片。
中国，作为古代东方、特别是东亚文明的中心，一向以自己的先进文明傲视众邻。在中国古代史家的心目中，一切中华帝国以外的民族和国家，都应如葵花向阳，众星捧月，围绕着中华帝国运转。因此，古代中国史家笔下的世界尽管比希腊、罗马乃至阿拉伯人的认知要广阔，但仍然颇有局限。而且，对于司马迁、班固等史家来说，外部世界也仅仅是作为中华帝国的附庸来加以观察的。
因此，从科学的意义上可以说，无论中外，在整个古代时期，人类对当时的外部世界，仅有局部的观察与初步的认知而已，更遑论世界史的整体认识与研究。
近代资本主义的发展为世界史学科的建立创造了条件。“资本主义时代是从十六世纪才开始的”（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 第222页。此句在人民出版社1953年出版的《资本论》第1卷，第904 页的译文为：“资本主义时期是从十六世纪开始的”；人民出版社1963年出版的《资本论》第1卷，第790页译文为：“资本主义时期只是从十六世纪开始”。）。在这个历史时代的发轫时期，新兴的西方资产阶级“到处落户，到处创业， 到处建立联系”（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254页。）。在建立资本主义世界市场的过程中， 人类开始真正认识了整个世界，认识了这个世界上的各个地区、国家和民族，从而使世界史作为一门学科与科学，成为可能。数百年来，欧美各国的史学家们，在研究本国历史的同时，也将目光转向国外。他们在考察、研究各地区史、国别史的同时，还开始致力于整个世界历史进程的考察与研究，并在长期的研究中，积累了一整套世界史史学理论与方法论，留下了浩如烟海的经过鉴别与整理的历史资料与研究著述。其中，19世纪以来，特别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的半个世纪以来，成就尤为显著。当然，如同人类社会进入文明时代以来的一切成就，特别是人文、社会科学方面的成就一样，近代以来世界史领域中的一切成就，都有着它们的局限性。这种局限性，来自时代、阶级与各种社会条件的制约，也来自人们自身认识条件的制约。然而，作为人类历史发展链条上最新一环，我们站在今天的高度，在充分注意与认识到这种局限的同时，也应对上述成就，表示一种后辈的尊敬。人类的科学活动，始终是在探索中前进的。我们的后来者，将来在观察我们的时候，也会对我们这几代人在科学上付出的代价，寄予一种传承者和超越者的理解和敬意吧！
16世纪以后，西方文明开始逐渐规模性地传播到东方。遗憾的是，在很长的历史时期里，在中华大地反响甚微。不过，它们在日本的命运却迥然有异。日本的“兰学”即西学，早在17、18世纪就开始渗入大和民族的土壤。久而久之，竟转化为19世纪下半叶那场大变革的某种准备条件。明治维新，一飞冲天。日本在脱亚入欧的轨道上迅跑之时，一切近代科学，包括历史学、世界史学在内，均从西方全面引进。而中华帝国，仍抱残守阙，因循于古代传统的轨道。近代史学之发轫，既晚于东邻，世界史学则更加滞后。从林则徐“开眼看世界”，到康、梁变法图强，19世纪的先进中国人一直挣扎、苦斗在西方殖民主义大潮带来的中华民族存亡危险之中。待他们当中的一些人能致力于引进西方史学，特别是世界史史学的时候，世界已经进入了20世纪。因此可以说，中国的史学有着引以骄傲的悠久传统与成就，一脉相承，独步世界；而中国的世界史学，则是20世纪才开始创立和发展起来的一门年轻的学科。
中国的世界史学，百年来如黄河九曲，由涓涓细水，终于发展成为一条奔腾的河流。正与人文与社会科学各学科一道，并驾齐驱，积极推动着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宏伟大业，推动着人类文明与进步的事业。从学科的流向看，20世纪中国世界史学的发展，大致经历了三个时期：1900—1949年，中国世界史学的准备与发轫时期；1949—1978年，中国世界史学的建立与坎坷时期；1978—1999年，中国史学走向正常发展与初步繁荣时期。应该注意的是，历史是不能割裂的，历史研究亦是如此。20世纪初中国世界史学的发轫，不能与19世纪晚期断然割裂。自魏源以降，王韬、黄遵宪，乃至康有为、梁启超，他们的《海国图志》、《法国志略》、《日本国志》以及《俄彼得变政记》、《日本变政考》，不正是中国世界史发轫的清清源头么？！同样地，1978年以来的第三时期，其下限也并未因世纪之跨而中断。可以说，我们国家的世界史学，今天仍在为中华民族世界史研究繁荣与辉煌时期的到来，在各方面积蓄力量。
从20世纪初到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中国的世界史学，从总体上讲始终处于准备与发轫状态，这个基本状态，是由当时中国的国情所决定的。那是一个革命和战争的年代。在短短的半个世纪中，中国爆发了推翻两千年帝制的辛亥革命，爆发了三次国内革命战争、一次伟大的抗日民族解放战争；经过了晚清末年，北洋军阀、国民党统治的动荡岁月。在那样的环境下，我们的前辈学者们所能进行的世界史方面的工作，是极为有限的。因此，抓住一些可能转瞬即逝的短暂时机，努力翻译和介绍一些西方世界史学方面的著作，编写一些世界史方面的教材与入门，间或贡献一些有着中国学者独特见解的著述，大约就是当时条件所能允许的最大空间了。当时中国人学研世界史的目光，大抵还集中在西洋史，即西欧、北美领域。因为尚在学步邯郸，故而难免生吞活剥，被毛泽东讥之为“言必称希腊”。不过，比起《明史》将葡萄牙的地理位置误称为“地近马六甲”，则不能不说已是一个历史的飞跃。今天，当我们谈到梁启超的《斯巴达小史》、《雅典小史》，严复的《泰唔士〈万国通史〉序》，谈到20世纪之初出于报国、强国的情怀而编译的数十种“亡国史”、“立宪史”、“革命史”著述，回想起何炳松、陈衡哲、陈受颐、蔡元培、陈翰笙、余协中、向达、刘启戈、姚莘农、王芸生、雷海宗、束世
、周谷城、王绳祖、蒋孟引、沈炼之、周鲠生、王纯一、闫宗临、杨人楩诸前辈在那风雨如晦的岁月里的辛勤劳作与筚路蓝缕之功，一种油然而生的景仰、崇敬的感情，会立时涨满脑海，涌满心田！其中周谷城先生从20世纪40年代初开始致力于把世界历史作为一个整体进行教学与研究，并于1949年出版了《世界通史》三册。这部书首先在中国打破用国别史编列为世界史的旧框架，反对以欧洲为中心，力主从全局来考察世界历史。这对中国的世界史学科建设，深具启发意义。从历史遗产的角度看，新中国成立前世界史学方面的积蓄，如果不说是空白，也仅仅是极薄的一层。就地区史而论，这种情况，在亚洲、非洲、拉丁美洲、大洋洲、乃至东欧，可以说尤甚。以非洲史为例，在这个偏僻的学科方向上，从1897年至1949年，据统计仅有8本译著， 而且全部集中在埃及史领域。因此，展现在新中国第一代世界史学者面前的，几乎是一片广袤无垠的处女荒原。而且，在这一学科的上流，既无中国史学传统中的负面影响，也少近代西方资产阶级史学的深刻烙印。
然而，从1949年到1978年，我国的社会主义事业，并没有如毛泽东所期盼的那样，“随着经济建设的高潮的到来，不可避免地将要出现一个文化建设的高潮。”我国的世界史学，也就未能在那个预想的文化建设高潮中蓬勃发展。相反，却走过了坎坷、曲折的路途。建国初期，在冷战格局的大背景下，我国的世界史研究，从一开始就被纳入“一边倒”的外交格局中，反对以美帝国主义为首的西方阵营，支持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工人运动和东方民族解放运动，作为党和国家的方略，决定了我国世界史研究的方向与课题。此后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路线下，则是对西方史学的几乎全面拒绝与排斥。我国的世界史学基本上是在一个闭锁的环境中运动。到了十年“文革”，世界史学与所有其他学科遭到同样的命运，陷入完全停顿的绝境（注：参见《中国大百科全书》外国卷Ⅰ“世界历史”条目，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2年版。）。
不过，中华人民共和国，毕竟是近代以来中国人民前赴后继、百年奋斗而建立起来的独立的东方大国，并在国家建设中取得了显著的进步与成就。作为一个独立的社会主义大国的世界史学，在学科建设上首先摒弃了近代半殖民地时期的一切屈辱与奴性，建立了学术研究与学科建设的民族尊严。同时，给予了东方人民的历史、特别是民族解放运动史和西方各国人民的革命与进步事业的历史进程，前所未有的高度重视。因此，对于这一时期我国世界史学科建设与研究，应该予以历史的、科学的评价。我们注意到，正是在这一历史时期，中国在自己的国家科学院里，建立了世界历史研究所，并在一些高等院校中，建立了世界历史的教学研究机构，创办了世界历史专业。以世界历史研究所为代表的一系列教学与研究机构的建立，使中国的世界史学科有了自己坚实的基地；各大学世界史教学、研究的开展，培养并积聚了一批世界史方面的专业人才，组成了新中国规模性的专业队伍。我国世界史、地区史、国别史的各个研究方向上，涌现出一批拓荒者，出现了一批严肃的科学论著与译著。特别要指出的是，尽管有着极“左”路线极为严重的破坏，这一历史时期的中国世界史学工作者们，怀着真诚的心情，力图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进行教学与研究，建立马克思主义的世界史科学体系。他们的经验，无论是正面的还是负面的，都是我们今天的宝贵财富。
从史学理论和方法论到世界历史的各个重要领域，我国学者在这一时期的研究都取得了进展。特别是想到当时的环境，就更能体会到在这一时期坚持在世界史园地中辛勤耕耘的难能可贵。我们的前辈学者童书业、吴于廑、郭圣铭、日知、戚国淦先生在世界古代文明史领域，齐思和、耿淡如、刘启戈、蒋相泽先生在世界中古史领域，蒋孟引、沈炼之、王荣堂、吴廷璆、杨生茂、黄绍湘、刘祚昌、孙秉莹诸先生在世界近代史、地区史与国别史领域的艰苦努力，都是功不可没的。在东方史方面，成绩更为突出。王辑五、何肇发、朱杰勤、陈瀚笙、季羡林、周一良先生的著述，培养了一代年轻的学人，奠定了我国亚洲史研究的最初基石。杨人楩先生则在坎坷的逆境中转移阵地，开始了非洲史的拓荒工作。在对西方史学严厉批判的气氛下，耿淡如先生在复旦大学开设西方史学史课程，直到“文革”大动乱来临才被迫辍教。丁则良先生在他悲惨的、过早结束的学术生涯中，探索了包括中国在内的近代亚洲民族解放运动的规律，表现了那个特殊时期闭锁环境中我国学者力图将中国历史与世界历史的进程有机地结合起来进行考察的学术视野与胸怀。在所有上述研究的基础上，在周一良、吴于廑两位先生的主持下，集合了当时全国世界史方面的研究力量，编写了我国学者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的第一部《世界通史》。这是中国学者力图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阐述世界史的第一次认真的尝试。
自然，从今天的眼光看，这一时期的世界史园地，还是幼弱的。不仅由于国际环境与国内政治环境的制约，而且限于当时有限的历史资料，特别是我国学者对外国语言文字掌握的程度，许多重大的课题，无论是世界史通史领域的，还是地区史、国别史领域的，我们都无法取得发言权，也无法取得国际学术界同行在科学交流意义上的承认。事实上，在许多领域，我们的探讨还远未触及问题的核心。我们的学者，在这一时期虽然表现出很强的理论兴趣，甚至开展了如“亚细亚生产方式”、“奴隶制向封建制社会过渡问题”、“封建社会向资本主义社会过渡问题”以及“世界资产阶级革命分期”等问题的学术论争，但由于缺乏详尽史料，缺乏深入的研究，缺乏对国外学术动态的掌握，这些论争虽热烈一时，却总令人感觉底气不足，且易流于空泛。
1978年开始的邓小平主持的开放、改革，标志着中国历史的重大转变。世界史同其他学科一道，迎来了自己生机无限的春天。可以毫不夸张地讲，20世纪最后20余年我国世界史学的发展，无论从什么角度上看，都是前80年所不能比拟的。或者可以这样说，正是有了这20年，中国才真正开始又拥有了自己的世界史学。改革开放的20年间，我国世界史学科与科学的发展，是全面的，全方位的。
首先，在组织架构上，一大批世界史教学、研究机构和学术团体恢复、重建或新建起来。这些学术机构又多拥有自己的学术刊物，成为集中检阅世界史学术研究成果的重要阵地。特别是近20年成立的世界史方面的学术社团——有关各时段、各地区与国家的学会，在组织、协调、指导、活跃世界史各领域的研究与活动中发挥了十分积极的作用。在这些教学研究机构与学会中，集合了一支由老中青三代学者组成的中国世界史学的教学研究队伍，阵容整齐，日见强大。老年学者如老骥伏枥，耕耘不辍，且倾心培育新苗；中年学者正向负重任，启后承前，更不敢稍有懈怠；特别是一批青年学者，接受了国内外正规的高学历与学位教育，知识结构新、创新意识强。他们在前辈学者成就的基础上，正奋发向上，闻鸡起舞，未来大有希望。
其次，在改革开放的大环境下，中国的世界史学界，正是在这一时期开始全方位与国际学术界接轨，积极开展了频繁的对外学术交流。20多年来，我国越来越多的世界史学者走出国门，到世界各国高等学府与学术中心进修、讲学，出席学术会议，在充实自己的同时，也强化了和外国同行们的交流。一些从国外学成归国的青年学子，深入学习并掌握了国外学术界的传统、现状与前沿信息。与此同时，越来越多的国外和中国港、台地区的学者来大陆讲学、研究、参加会议。在上述基础上，已经开辟了一些国内外学者合作的研究项目。所有这些交流与合作，都大大开阔了我国世界史学者的学术视野与胸怀，增长了我国学者的见识，对我国世界史学科建设，无疑是一个有力的促进。这一优良的学术环境的形成，是改革开放以前所难以企望，也难以想象的。
在科学研究方面，取得了相当丰硕的成果。从量的方面看，改革开放20年的成果，远远超过了这一世纪前80年的总和；从质的方面看，这一时期的成果，其水平和深度都有了明显的飞跃。它具体表现在：
第一，学术研究与论述已经覆盖了世界历史的众多领域。无论是世界通史的各个历史时期，还是世界各地区史、国别史，从大的方面看，已经几乎没有空白。在大量的论文、专著与译著中，涌现出相当数量的优秀的研究成果，在我国世界史学的百花园里争奇斗艳。在科学研究的基础上，由陈翰笙先生担任主编的、数以百计的世界史学者参与编辑、撰写的《中国大百科全书外国历史卷》的出版，标志着中国世界史学发展的新高度。
第二，从涌现的众多学术成果可以看出，中国世界史学者的学术视野大大开阔，学术见地日益深化。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前，中国世界史学者的学术兴趣还集中在被十年“文革”所中断的那些领域，实际上还是五六十年代未能充分展开讨论和研究的那些问题，如一些重大历史事件、重要历史人物以及若干理论观点，等等。主要是进行反思或再认识。从80年代后期，特别是进入90年代以来，研究领域极大地拓宽、拓深了。从阶级斗争史扩展到政治史的各个层面；从政治史扩展到经济史、文化史，等等。近年来，一些专题史领域，如华侨华人史、妇女史、人口史、城市发展史、环境史等方面的课题，正在越来越受到学者们的青睐。仅以《世界历史》1998年和1999年两年发表的103 篇学术论文为例，经济、文化、社会等方面的有80篇，占77%；其他如种族、文明、人权等分布面相当广泛，即使是政治史方面的论文也多深入到一种政治学说或一个时期的某项政策等更深层面去剖析，早已超越大人物、大事件述评的表层范畴。这里还要指出的是，在我国许多学者当中，对史学理论和方法论的兴趣，特别是大跨度的综合研究与比较研究的学术兴趣，依旧保持着相当强劲的势头。并且由于结合实践，对马克思主义的再认识、再学习，由于大量接触和消化国外，特别是当代西方社会科学理论与方法论的著述等研究兴趣，还有进一步加强的趋势。如我国学者独立提出或深入探讨的原始社会分期问题，原始社会公有制再认识问题，世界历史上的城邦问题，古代国家间交往问题，前资本主义政治经济问题，以及近现代乃至当代史中的一些问题，等等。在这里，我们还要特别提到，近年来先后离开我们的吴于廑先生和罗荣渠先生。吴于廑先生在他70高龄的时候，一马当先，出击前沿，大力倡导对世界历史的宏观研究与整体研究，亲自撰写了4篇相互关连的长篇科学论文， 并为《中国大百科全书·外国历史》卷撰写了“世界历史”的纲领性长篇词条，引起了国内外学术界广泛关注。罗荣渠先生也是在他年近花甲的时候，开始着手就人类社会发展规律和世界现代化历史进程等问题，进行了卓有新意的探讨。令人欣慰的是，一些崭露头角的青年学者，正在这方面不断努力。他们发挥自己的优势，对若干多年来争论难休的热门问题，如奴隶制问题、殖民主义问题等，进行了颇有见地的讨论。这些讨论，不放空言，实事求是地深入考察问题的来龙去脉，去粗取精，去伪存真，令人信服。
作为一门在中国尚属年轻的学科，我国的世界史学前面的路还很长，面临的任务还很艰巨。我国是一个社会主义大国，21世纪将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新世纪。为了无愧于时代，无愧于我们的祖国，我们大家应该努力推进我国的世界史研究，早日迎来它的全面繁荣。让中国的世界史学者和他们的著作，真正得到国际学术界的了解、认同与钦佩。为此，提几点看法，与学界同仁共勉。
一、学术研究的视野需要更加开阔，学术探讨的洞察还要更加深邃
改革开放20年来，我国的世界史研究，大致经历了两个思想与观念上的转变：一个是从“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框架中走出，提倡实事求是地探讨问题；另一个是从比较单纯地注意政治史、特别是重大历史事件、历史人物评价的套路中走出，更多地注意把握人类社会发展的总体及丰富内涵，注意研讨经济史、文化史、社会史诸方面的课题。今后，我们应该沿着这一健康的发展方向走下去，顺应时代潮流与人类社会的发展需求，顺应我国社会进步的根本需要，不断解放思想，转变观念，推动我国世界史学的革新。一方面，由于各种原因的制约，我国世界史学科的基础尚比较薄弱，我们还需要对世界各地区、各民族与国家的历史进行深入的探讨。因为，不仅在经济、社会、文化等方面，而且即使是在我们以前比较注意耕耘的政治史领域，也还有许多薄弱的甚至空白的地方，正有待我们去充实、去填补。与此同时，我们对于人类社会从古到今的文明发展，应该特别着力进行跨学科的综合研究、比较研究与宏观研究。只有这样，我们中国的世界史学者，才能在世界历史发展的总体把握上作出自己特有的贡献。当前，科学、技术的发展与飞跃，在人类历史上如何推动社会的发展与文明的进步，如何引起人类社会生活的变化乃至整个社会结构与运行机制的根本变革，是一个特别值得注意的问题。我们相信，经过大量深入细致的具体和综合性课题的研究，中国学者编写的真正具有中国特色的世界一流的史学巨著：多卷本《世界通史》和《世界文明史》，应该在未来三五十年内应运而生。从现在起，我们几代中国的世界史学者，都要为此而努力。
正如经济上我们要加入WTO一样，在文化、科学上， 具体而言在世界史学科的发展上，我们也要更加同世界接轨。这一接轨，可以使我们更加深入地了解、掌握国外同行的选题焦点的流向；他们学术前沿的动向；他们最新提出的观点、最新发掘的资料，从而大大促进我们研究的深化，扩大我们与国际学术界交流的机会。同时，这一接轨，也有利于我国学者早日拿出自己有份量的科研成果，介绍给国际学术界，让中国的世界史研究在国际同行中引起重大反响。同时，我们认为，在“接轨”问题上，中国学者也要有自己明确的理念与定位。古代中华文明处于世界领先地位，在文化上则历来是别的民族和国家来向我们接轨。近代西方文明的领先、特别是西方资本主义、殖民主义的长期统治与主导地位，又容易产生并助长单方面向他们接轨的倾向。在我国世界史学科建设中，我们要注意上述两种倾向，既不自闭，也不盲从，对国际学术界抱着吸取精华，扬弃谬误的态度；更要逐步走向主动出击，进入国际学术论坛的主流，真正做到互动式的接轨。
二、加强历史资料与理论的两个基本建设
“研究必须充分地占有材料”（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 卷，第217页。）。研究世界史，无论是世界各地区史、国别史、 专题史，还是整体的世界通史，都应如此。然而，由于种种原因，这方面的状况可以说与我们这个大国的地位极不相称。新中国成立初期，一些前辈学者如杨人楩、耿淡如、刘启戈和张芝联先生等曾开始编译、出版《世界史资料丛刊初集》（注：《世界史资料丛刊初集》拟出三四十个分册，1957年8月出的前几集均署名杨人楩主编， 其后即署名各分册选译人的姓名。），不久即被迫中断。“文革”后，虽然有一些学者致力于此项工作，但均由于分散劳动，而缺乏规划、规范与规模。这是一个十分吃力、难度又大的工作。特别是当今条件下，周期长、出版难、关键时刻受忽略。其结果是，使得我们相当一部分学者迄今难以在一个比较厚实的基础上构建自己的学术高楼。由于基本史料的匮乏，在若干世俗行为规范的压迫下，一些急于事功、粗制急造的论文与著述常常浪费了我们不少的人力和物力资源。平心而论，这些著述如果在国内某些场合或者还可勉强拿来敷衍或抵挡一阵，若拿去做国际学术交流恐怕就匪夷所思了。为此，我们需要集中力量，按世界各地区、国别、专题，有计划地编译、出版一批系统、规范、高质量的“世界历史资料汇编”（注：如，20世纪八九十年代就出版了马金鹏译：《伊本·白图泰游记》，宁夏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耿昇译、马苏（古代阿拉伯史家）著：《黄金草原》，青海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陈开俊等重译：《马可·波罗游记》，福建科学技术出版社1981年版。），使我们学者的研究，一开始就在一个较高的平台上起步。希望有关领导部门，给予政策倾斜，以利于其早日问世。
“充分地占有材料”并不是一个简单发掘、发现历史资料然后引证它的过程。“充分地占有材料”本身，乃是一个复杂劳动的过程。马克思讲的“用批判的精神来透彻地研究新的材料”（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84页。），恩格斯讲的“大量的、批判地审查过的、 充分地掌握了的历史资料”（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118页。），都强调了学者在占有材料过程中必要的批判与审查的劳动。用马克思的话来讲，这是一种“折磨自己”的劳动。可见，从收集、占有资料开始，直至成文成书，历史学者要有科学的头脑、科学的见地，来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由此及彼，由表及里。
“充分地占有材料”是史学研究的基础，但如果仅仅拥有这些原材料，没有理论的指导，我们仍然难以构建我国世界史学的巨厦高楼。我们需要什么样的理论指导呢？我们需要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指导。这个回答似乎简要明确，其实在今天，它有着十分丰富而深刻的内涵值得我们来思索。
当我们在20世纪80年代初打开国门与国际学术界接触时，就立即面对一个问题：在数十年闭锁状态之后，我们对国外学术界的学术思想、理论与方法论及其研究是那样的陌生。经过20年的交流，现在是熟悉多了。我们的学者，特别是一些年轻学者，受到西方正规的科班训练，在他们治学之时，已经可以比较熟练驾驭西方古典与当代社会科学诸理论和方法论，在许多方面显示出领先的态势。不过，他们当中的一些同行，对马克思主义已经产生了一种近乎于先天的陌生与疏离。这种情况，应当引起我们大家的注意。因为，几乎所有当代有影响的社会科学理论与方法论，都源自西方。因此，如果对它们盲目趋从、生吞活剥而不是认真地、科学地加以汲取，必将导致科学上的失误。
与此同时，在强调马克思主义理论对世界史研究的指导地位时，我们要对建国以来贻误巨大的“左”的教条主义，予以坚决摒弃。因为这个问题同样事关世界史学科建设的大局。恩格斯早就指出，“如果不把唯物主义方法当作研究历史的指南，而把它当作现成的公式，按照它来剪裁各种历史事实，那末它就会转变为自己的对立物”（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472页。）。在这方面，邓小平同志作为中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为我们树立了光辉典范。小平同志不是将马克思主义当成现成公式，向书本讨生活，而是将它作为行动的指南，顺应世界潮流，结合中国实际，制定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宏伟建设蓝图。我们要高举邓小平理论伟大旗帜，就是要向小平同志学习，在世界史学科建设中，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南，对一切当代西方社会科学的理论与方法论，予以思辨性的掌握、消化和吸收，使我国的世界史研究，能在吸收和总结当今世界最新科学成就的、生动活泼的马克思主义指导下，结出累累硕果。
三、严肃的科学的治学态度与学风
我国现在正处在从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转型时期。这一历史性的转型，促进着学术界思想、观念的转变，促进着包括世界史学科在内的各学科的进步和发展。然而，与此同时，转型时期所产生的各种无序状态，市场经济大潮的冲击所带来的一切负面影响，一切陷阱和诱惑，使我们的民族、我们的社会出现了严重的浮躁症。这种浮躁症，业已渗透、影响到社会的各个层面、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学术界，作为一个民族最圣洁的领域，也终于未能幸免。
剽窃与抄袭，这是学术界公认的最令人不齿的行径，现在已经在令人担忧地增长与蔓延着，在我们世界史领域，不仅论文有抄袭问题，专著有抄袭问题，甚至出现了由不法书商用复印机制造出来的、装潢考究、印刷精美的多卷本大部头“文明史”，公然袭击学术园地，扰乱文化市场。看来，学术打假，已成为一项相当紧迫的任务。
急于事功，粗制产品，则是一个层次更深的问题。科学事业是一项十分艰巨的事业。学术论文与专著的撰写，应该是一项深思熟虑，上下求索，甚至自我折磨的劳动过程。在这方面，是来不得半点“短、平、快”的。在世界史研究领域，有的论文与著作，在转引他人著述中引用的历史资料时，并未标明所转引的出处，以至有时原来著作中征引或印刷有错的地方，转引时也继续以讹传讹，有误后学，贻笑大方。
四、关于个人劳动和集体劳动
同一切人文、社会科学领域各学科一样，世界历史的研究，是建立在知识分子个体劳动的基础上的。然而，同18世纪以来近代自然科学与人文、社会科学的发展潮流比较起来，今天科学的发展，有一个鲜明的新走向，那就是：在学科越分越细的背景下，各学科之间的交流、交叉趋势愈来愈强。边缘学科、交叉学科与跨学科综合研究，已成为学科发展与学术研究的新走向。这就要求我国的世界史学者，不仅自己要努力掌握十八般武艺，即拥有政治学、经济学、社会学等多学科的知识，尽可能多的外语以及资讯技能，而且要求我们在开展一些重点课题研究时，群策群力，优势互补，集体协作，完成巨著宏篇。这些重大项目的研究成果，在国际学术界要有重大影响，在国内学术界要占领制高点，能及时转化为教学成果和国民教育成果，能推出我国新一代的学术梯队与学术权威。所有参加这种项目的学者，他们的个人劳动将得到充分的尊重，他们的人生抱负将得到充分的实现。同时，又能摸索与培育出社会主义新历史时期的集体主义精神。我们将这样的重大项目称之为大船工程，并期望它经过大家的共同努力，早日让世界史学科的大船编队出航，在学术的大海大洋上扬中华之威。
世纪回眸，我们心潮澎湃，展望未来，我们信心倍增。让我们团结起来，高举邓小平理论伟大旗帜，迎接新中国世界史研究的繁荣早日到来，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贡献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