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明清史 |
可贵的探索
评介《伊丽莎白一世时期英国外交政策研究》
程西筠
【专题名称】世界史
【专 题 号】K5
【复印期号】2000年11期
【原文出处】《世界历史》(京)2000年04期第85～88页
【作者简介】程西筠，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研究员。
伊丽莎白一世女王统治时期（1558—1603）英国的外交政策在英国外交史上占有不可忽视的地位，是英国外交从传统模式向近代演变的一个转折时期。这是一个很有价值的研究课题。夏继果同志在其专著《伊丽莎白一世时期英国外交政策研究》（商务印书馆1999年8 月出版）一书的前言中指出，在16世纪后期“弱小的英国能在法国和西班牙的夹缝中生存下来，并赢得了发展的时机，除了明智的国内政策外，还需要切实可行的外交政策作保障。研究这些政策具有现实意义。不仅如此，伊丽莎白时期是近代英国的奠基阶段，研究这时期的外交政策将有助于搞清近现代英国外交政策的来龙去脉，加深对近现代英国的认识”。长时期以来，西方国家学者研究伊丽莎白盛世方方面面的历史著作如汗牛充栋，但有关这个时期外交政策方面的学术专著并不多见；我国史学界这个领域的研究成果更是付诸阙如。夏继果同志还在攻读博士学位时就选定了这一亟待开发、探索的领域。由于可资参考、借鉴的前人的成果不多，加之年代久远，资料难以搜寻，探索路途之艰辛自不待言。然而，愈是艰辛，探索得来的成果也就弥足珍贵。
伊丽莎白时期英国外交政策的重要历史地位就在于女王在主管外交的国务大臣威廉·塞西尔辅佐下进行的全面的外交战略调整。这是女王政府外交政策最重要的价值所在，也是作者贯穿全书的中心思想。作者在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指导下，抓住女王政府外交战略调整，亦即从传统外交向近代外交演变这根主线，在全书共分8 章阐述了当时对外关系中的重要问题及其政策成就。通过论述说明了女王政府“最终抛弃了追求欧洲大陆领地的外交传统”，使“外交政策摆脱了宗教的影响”，而推行一种“追求欧洲大陆的均势”，以维护国家安全为首要目的的独立自主外交政策。作者把女王政府经过几十年探索形成的一套完备的外交政策新模式定义为“放弃对大陆领地的觊觎、实现不列颠岛的独立与稳定、发展海岸、在海峡上建立防御屏障、追求欧洲大陆的势力均衡、伺机向海外扩张”。全书内容集中，观点明确，资料扎实且说明问题，勾勒出一副女王统治时期英国外交的全貌，读来深感获益匪浅。
作者首先分析了伊丽莎白女王即位之初英国面临的国内外形势，认为形势十分严峻。前任国王玛丽一世女王（1553—1558年在位）在国内大力恢复大主教，在外交上投靠西班牙，追随西班牙对法国进行战争，把英国拖到了经济拮据、民穷财尽的困难境地。而当地的法国和西班牙是英国在欧洲大陆上面临的两个强邻，它们不论是在国家财力、人口数量、疆域或在海上的优势方面都远远胜过英国，都觊觎英国的王权和领土，构成极大威胁。当时曾有人比喻英国是“两条狗争抢的一块骨头”。
伊丽莎白即位之初，英、西对法国的战争还在进行。作者认为，女王政府要转变外交战略，首先要结束对法战争，为推行独立自主的外交政策创造一个环境。当时，英法争夺的焦点是加来，由此，正确解决加来的归属问题就成了外交活动面临的当务之急。
作者在书中简要回顾了女王即位前英国外交活动一系列失败的历史。1066年诺曼征服以后，英国在欧洲大陆上曾拥有大片领地。为维护和扩大其领地，国王们长期推行攻城掠地，争夺欧洲霸权的外交战略，其结果导致英法百年战争。战争以英国失败告终，英国丧失了除加来以外在欧洲大陆上的全部领地。玛丽女王介入法西战争后，又于1558年1 月将英国已占领二百多年的在欧陆上最后一个堡垒加来丢失。作者基于对当时英国国内、国际形势的分析，深刻地指出，英国在欧洲大陆一再失利，反映出在随着资本主义关系发展，民族国家兴起，国际关系和国际格局发生了很大变化的新形势下，英国的传统外交战略已落后于时代要求，因而认为“加来的丧失应当说是历史的必然”。
当时，在英国国内收复加来的呼声很高，认为加来“是英国王冠上最明亮的宝石”，决不能丢弃。威廉·塞西尔则持不同看法，认为从国家长远利益考虑，没有必要为夺取加来而使英国陷入旷日持久的战争，明确主张正式放弃加来。作者十分赞赏塞西尔的观点，认为这反映出他“已经从英国现实利益出发，放弃了传统的谋取欧洲大陆霸权的外交政策”，认为“放弃加来是明智之举”。作者评价女王在加来问题上的态度不如塞西尔坚决，但她决心推行独立自主的外交，不愿意投靠当时正趁机向她求婚的腓力二世，从而在外交上受制于西班牙。 最后， 英法于1559年4月签订卡托—康布雷锡和约， 规定加来名义上仍是英国的领土，暂由法国占领8年，到期归还；或者以50万克郎抵押。 这一条款只是为保全英国面子的一次妥协，实际上加来从此重又归属法国。作者认为，重要的在于，加来问题的解决使英国摆脱了对外战争，重又获得了谋求自身发展的有利的国际环境，它“初步显现了新政府的独立自主的外交特色”。
本书将苏格兰问题的成功解决视为伊丽莎白及其政府推行独立自主外交取得的又一胜利。苏格兰和英格兰虽然在疆土上相互毗连，但是在1707年正式统一以前，它们是两个独立王国。英国一直试图置苏格兰于自己统治之下，致使双方关系长期紧张。亨利八世在位时（1509—1547），又曾两度举兵进攻苏格兰，仍未能征服。长期的兵连祸结，把苏格兰推入法国怀抱。法国的势力在苏格兰迅速扩张，法国大使实际上成了苏格兰王国政府的首席大臣，苏格兰的堡垒交由法国军队把守，这直接威胁着英国的独立生存。当时英国的一位官员曾这样形容：“我们内部互相倾轧，对外与法国和苏格兰同时作战，法国国王一只脚站在加来，另一只脚站在苏格兰，横跨在我们的王国之上；我们在国外只有不共戴天的敌人，没有坚强忠实的盟友。”
在苏格兰问题上，作者着重分析了分管外交事务的国务大臣威廉·塞西尔的根本指导思想及其面对苏格兰的严峻形势所采取的外交方针。作者通过书中披露的塞西尔的书信、备忘录等珍贵资料，令人信服地指出，塞西尔在解决苏格兰问题中“起了最重要的作用”他的根本目的是要“赶走在苏格兰的法国势力，实现英苏友好”。为达此目的，他主张接受苏格兰国内反抗法国势力的宗教改革派“公理会”向英国的求援，必要时可以给公理会提供金钱和武器支援，直至出动公开的武装干涉，协助苏格兰人把法国统治者赶出国门。作者指出，显然，塞西尔的出发点是英国的国家民族利益，而非宗教。作者把这一外交政策方针的本质描述为“利用邻国的宗教和政治纷争为本国利益服务”，是很贴切的，它对当时的外交活动有很大指导作用。
经过一番争论，塞西尔的方针得到伊丽莎白女王的支持。由于苏格兰反叛者力量弱小，英国根据1560年2 月英苏双方签订的贝里克条约派军队进入苏格兰，围攻驻守里斯要塞的法军。法军被迫求和。1560 年7月6日，在威廉·塞西尔亲自参与下，英法签订了《爱丁堡条约》。 条约承认伊丽莎白继承英国王位的权利；苏格兰女王玛丽·斯图亚特及其丈夫法国国王法兰西斯二世不再使用英国女王的纹章和称号；法军撤出苏格兰；苏格兰政府交给由苏格兰反叛贵族组成的枢密院管理。作者对爱丁堡条约评价很高，认为条约之签订标志苏格兰问题的成功解决。这一胜利“实际上打破了传统的法苏联盟，建立了稳固的英苏联盟”，“从此，大不列颠不但地理上，而且政治上成了一个岛屿”。欧洲强邻从陆上侵扰英国的“后门”关上了，这为英国赢得了时间，以弥合国内的分裂，恢复和发展被破坏的军事和经济。作者指出，正是女王政府独立自主外交的新方略，为英国赢得了这些成就，“使不列颠最终成为不列颠人的不列颠”。
加来问题和苏格兰问题的成功解决，为英国廓清了周边环境，安定了后方。作者指出，这既是外交新战略的初步成果，也为进一步全面调整新战略奠定了基础。
伊丽莎白女王在位前10年，在英国主要解决同法国的矛盾冲突的过程中，英西两国之间的传统友谊仍在维持。后来西班牙出兵尼德兰，法国爆发两次内战，破坏了已形成的欧洲格局。面对新的危机，英国采取灵活多变的外交政策，重又为自己争得了和平的国内外环境。作者分析英国当时的外交活动时指出，其外交政策的“根本目的是维持西班牙与法国之间的势力均衡，以确保英国的安全”，“避免陷入公开的战争”。在本书稍后部分作者进一步指出，即使到了1585年以后英西之间公开进行战争的年代，“伊丽莎白的外交政策同战前一样，中心环节是对欧洲大陆的均势外交政策。在这一政策指导下，不论是在欧洲大陆的战争，还是在海上的战争，伊丽莎白都没有彻底消灭西班牙的企图，而是尽量做到适可而止”。作者这些深刻的分析，为本书后半部分对有关问题的论述指明了思路。
尼德兰问题是当时欧洲国际关系中的一个热点。1566年，尼德兰爆发反对西班牙统治的斗争。次年，腓力二世国王派阿尔瓦公爵率军前去镇压，此举引起了英国极大关注。作者指出，如果尼德兰战争持续下去，很可能引发法国干涉，这是英国的战略利益不能允许的；如果西班牙军队完全控制尼德兰，那将是对英国的严重威胁。面对两难，伊丽莎白认为重要的是阻止法国涉足。她首先立足于调解西尼冲突。但由于调停不力，尼德兰三级会议还是转而向法国求援，并于1578年8月13 日签订条约，接受法国国王之弟阿朗松公爵为“保护人”。英国学者威尔逊曾在其著作中批评伊丽莎白政府对尼的支持不力，认为当时英国应当出兵干涉尼德兰。本书作者不同意威尔逊的观点，指出，按照英国的外交方针，西军应当退出尼德兰，英军也不涉入，以恢复尼在查理五世统治时期的半独立地位，防止法国染指，以维持法西之间的势力均衡。
但是法国已经涉入了尼德兰事务。在新形势下，伊丽莎白女王政府迅速转变外交手腕，通过给尼德兰反叛者以秘密支援，同法国签订共同对付西班牙的条约，特别是重又拣起已中断两年的同阿朗松的婚姻谈判等手段，支持法国成为在尼德兰对付西班牙的力量，同时又不允许法国在那里强大到威胁英国的程度，如此来维持法西之间的势力均衡。作者赞扬女王高超的外交艺术在1585年以前取得了很大成就，“为英国赢得了时间”。到1585年英国最终被迫出兵尼德兰、陷入对西班牙的公开战争时，英国的综合国力已大大增强。
循此思路，作者在论述1588年英国击败西班牙无敌舰队的原因时，认为“主要原因在于英国在外交上取得的成功”。这一成功除了为英国赢得了恢复和发展国力的时间外，还为同西班牙进行战争“创造了有利的国际环境——英吉利海峡沿岸的欧洲大陆港口仍为英国及其同盟者控制，苏格兰仍与英国友好。这种国际环境在击败无敌舰队中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作者批驳了传统的片面强调英国海军在战胜无敌舰队中的作用的单纯军事观点。
作者在结束其对均势外交的论述时指出，无敌舰队被击败，虽然使西班牙遭到一次重创，但它并未从此一蹶不振，它仍称霸海洋，英西之间的战争并未结束，双方在欧陆及海洋的战争一直持续到1604年8 月两国新国王在伦敦签订《英西和平同盟条约》。作者批驳了西方有的学者认为伊丽莎白女王在1588年以后应当“全力以赴消灭西班牙”的不切合实际的幻想。认为当时西班牙的海上势力仍然相当强大，而英国从人力、财力上说都还不具备进行大规模战争的能力。作者结论认为，伊丽莎白对西班牙的外交政策“是明智的、切实可行的。它实现了英国安全所必需的欧洲大陆势力均衡”，并“为英国海上帝国的形成积蓄了力量”。
本书对伊丽莎白女王的婚姻问题、特别是婚姻谈判在外交上所起作用的阐述，读来也颇有兴味。通过联姻达到某种外交的或政治的目的，这在中世纪的欧洲，是相当普遍、相当起作用的一种现象。伊丽莎白女王终身未婚，但并非婚姻问题与她无涉。出于对国家前途命运、王位继承问题的考虑，女王登基伊始，其婚姻问题就引起全国上下广泛关注。还在1559年召开的伊丽莎白时期的第一届议会上，女王的婚姻问题就列上了议事日程，直到该世纪80年代初，这个问题一直是枢密院和议会讨论的问题之一。
最早向女王求婚的是西班牙国王腓力二世。继他之后，先后参加求婚竞争行列的主要的还有神圣罗马帝国皇帝的儿子查理大公、法国摄政凯瑟琳·德·美第奇的三个儿子国王查理九世、安茹公爵和阿朗松公爵。这些求婚最终都未能成功，但正如书中所指出的：“伊丽莎白女王却以婚姻为诱饵，使婚姻谈判贯穿她统治的大部分时间，为英国谋得了不计其数的外交利益”。
但是问题也还有另一面。在数不清的婚姻谈判中，女王也并非只是耍弄外交手段，而不曾认真考虑联姻的可能性。书中对女王“为何选择做处女王？”“决心过处女的独身生活”（第83页）等提法似乎有些过于简单化了。女王同查理大公的婚姻谈判拖了十余年（从1559年到1570年），同阿朗松的婚姻谈判也曾拖了近十年（从1572年到1582年）。这些谈判随外交形势和两国关系的发展变化而时断时续。在这两桩婚姻谈判中，女王确曾认真考虑过联姻的可能性，以期既达到外交上的目的，又能为解决王位继承人问题创造条件。在国内的求婚者中，女王早年同罗伯特·达德利（后来的莱斯特伯爵）有过一段难解难分的恋情，也曾动过同他结婚的念头（注：参见J.E.尼尔：《女王伊丽莎白一世传》，商务印书馆1993年版。）。但是考虑到王室联姻可能带来的种种负面影响，议会和枢密大臣们的分歧意见，加之一些具体条件总是谈不拢，致使婚姻谈判断断续续拖延了二十多年，女王始终举棋不定，最终未能迈出这一步。^
【专 题 号】K5
【复印期号】2000年11期
【原文出处】《世界历史》(京)2000年04期第85～88页
【作者简介】程西筠，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研究员。
伊丽莎白时期英国外交政策的重要历史地位就在于女王在主管外交的国务大臣威廉·塞西尔辅佐下进行的全面的外交战略调整。这是女王政府外交政策最重要的价值所在，也是作者贯穿全书的中心思想。作者在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指导下，抓住女王政府外交战略调整，亦即从传统外交向近代外交演变这根主线，在全书共分8 章阐述了当时对外关系中的重要问题及其政策成就。通过论述说明了女王政府“最终抛弃了追求欧洲大陆领地的外交传统”，使“外交政策摆脱了宗教的影响”，而推行一种“追求欧洲大陆的均势”，以维护国家安全为首要目的的独立自主外交政策。作者把女王政府经过几十年探索形成的一套完备的外交政策新模式定义为“放弃对大陆领地的觊觎、实现不列颠岛的独立与稳定、发展海岸、在海峡上建立防御屏障、追求欧洲大陆的势力均衡、伺机向海外扩张”。全书内容集中，观点明确，资料扎实且说明问题，勾勒出一副女王统治时期英国外交的全貌，读来深感获益匪浅。
作者首先分析了伊丽莎白女王即位之初英国面临的国内外形势，认为形势十分严峻。前任国王玛丽一世女王（1553—1558年在位）在国内大力恢复大主教，在外交上投靠西班牙，追随西班牙对法国进行战争，把英国拖到了经济拮据、民穷财尽的困难境地。而当地的法国和西班牙是英国在欧洲大陆上面临的两个强邻，它们不论是在国家财力、人口数量、疆域或在海上的优势方面都远远胜过英国，都觊觎英国的王权和领土，构成极大威胁。当时曾有人比喻英国是“两条狗争抢的一块骨头”。
伊丽莎白即位之初，英、西对法国的战争还在进行。作者认为，女王政府要转变外交战略，首先要结束对法战争，为推行独立自主的外交政策创造一个环境。当时，英法争夺的焦点是加来，由此，正确解决加来的归属问题就成了外交活动面临的当务之急。
作者在书中简要回顾了女王即位前英国外交活动一系列失败的历史。1066年诺曼征服以后，英国在欧洲大陆上曾拥有大片领地。为维护和扩大其领地，国王们长期推行攻城掠地，争夺欧洲霸权的外交战略，其结果导致英法百年战争。战争以英国失败告终，英国丧失了除加来以外在欧洲大陆上的全部领地。玛丽女王介入法西战争后，又于1558年1 月将英国已占领二百多年的在欧陆上最后一个堡垒加来丢失。作者基于对当时英国国内、国际形势的分析，深刻地指出，英国在欧洲大陆一再失利，反映出在随着资本主义关系发展，民族国家兴起，国际关系和国际格局发生了很大变化的新形势下，英国的传统外交战略已落后于时代要求，因而认为“加来的丧失应当说是历史的必然”。
当时，在英国国内收复加来的呼声很高，认为加来“是英国王冠上最明亮的宝石”，决不能丢弃。威廉·塞西尔则持不同看法，认为从国家长远利益考虑，没有必要为夺取加来而使英国陷入旷日持久的战争，明确主张正式放弃加来。作者十分赞赏塞西尔的观点，认为这反映出他“已经从英国现实利益出发，放弃了传统的谋取欧洲大陆霸权的外交政策”，认为“放弃加来是明智之举”。作者评价女王在加来问题上的态度不如塞西尔坚决，但她决心推行独立自主的外交，不愿意投靠当时正趁机向她求婚的腓力二世，从而在外交上受制于西班牙。 最后， 英法于1559年4月签订卡托—康布雷锡和约， 规定加来名义上仍是英国的领土，暂由法国占领8年，到期归还；或者以50万克郎抵押。 这一条款只是为保全英国面子的一次妥协，实际上加来从此重又归属法国。作者认为，重要的在于，加来问题的解决使英国摆脱了对外战争，重又获得了谋求自身发展的有利的国际环境，它“初步显现了新政府的独立自主的外交特色”。
本书将苏格兰问题的成功解决视为伊丽莎白及其政府推行独立自主外交取得的又一胜利。苏格兰和英格兰虽然在疆土上相互毗连，但是在1707年正式统一以前，它们是两个独立王国。英国一直试图置苏格兰于自己统治之下，致使双方关系长期紧张。亨利八世在位时（1509—1547），又曾两度举兵进攻苏格兰，仍未能征服。长期的兵连祸结，把苏格兰推入法国怀抱。法国的势力在苏格兰迅速扩张，法国大使实际上成了苏格兰王国政府的首席大臣，苏格兰的堡垒交由法国军队把守，这直接威胁着英国的独立生存。当时英国的一位官员曾这样形容：“我们内部互相倾轧，对外与法国和苏格兰同时作战，法国国王一只脚站在加来，另一只脚站在苏格兰，横跨在我们的王国之上；我们在国外只有不共戴天的敌人，没有坚强忠实的盟友。”
在苏格兰问题上，作者着重分析了分管外交事务的国务大臣威廉·塞西尔的根本指导思想及其面对苏格兰的严峻形势所采取的外交方针。作者通过书中披露的塞西尔的书信、备忘录等珍贵资料，令人信服地指出，塞西尔在解决苏格兰问题中“起了最重要的作用”他的根本目的是要“赶走在苏格兰的法国势力，实现英苏友好”。为达此目的，他主张接受苏格兰国内反抗法国势力的宗教改革派“公理会”向英国的求援，必要时可以给公理会提供金钱和武器支援，直至出动公开的武装干涉，协助苏格兰人把法国统治者赶出国门。作者指出，显然，塞西尔的出发点是英国的国家民族利益，而非宗教。作者把这一外交政策方针的本质描述为“利用邻国的宗教和政治纷争为本国利益服务”，是很贴切的，它对当时的外交活动有很大指导作用。
经过一番争论，塞西尔的方针得到伊丽莎白女王的支持。由于苏格兰反叛者力量弱小，英国根据1560年2 月英苏双方签订的贝里克条约派军队进入苏格兰，围攻驻守里斯要塞的法军。法军被迫求和。1560 年7月6日，在威廉·塞西尔亲自参与下，英法签订了《爱丁堡条约》。 条约承认伊丽莎白继承英国王位的权利；苏格兰女王玛丽·斯图亚特及其丈夫法国国王法兰西斯二世不再使用英国女王的纹章和称号；法军撤出苏格兰；苏格兰政府交给由苏格兰反叛贵族组成的枢密院管理。作者对爱丁堡条约评价很高，认为条约之签订标志苏格兰问题的成功解决。这一胜利“实际上打破了传统的法苏联盟，建立了稳固的英苏联盟”，“从此，大不列颠不但地理上，而且政治上成了一个岛屿”。欧洲强邻从陆上侵扰英国的“后门”关上了，这为英国赢得了时间，以弥合国内的分裂，恢复和发展被破坏的军事和经济。作者指出，正是女王政府独立自主外交的新方略，为英国赢得了这些成就，“使不列颠最终成为不列颠人的不列颠”。
加来问题和苏格兰问题的成功解决，为英国廓清了周边环境，安定了后方。作者指出，这既是外交新战略的初步成果，也为进一步全面调整新战略奠定了基础。
伊丽莎白女王在位前10年，在英国主要解决同法国的矛盾冲突的过程中，英西两国之间的传统友谊仍在维持。后来西班牙出兵尼德兰，法国爆发两次内战，破坏了已形成的欧洲格局。面对新的危机，英国采取灵活多变的外交政策，重又为自己争得了和平的国内外环境。作者分析英国当时的外交活动时指出，其外交政策的“根本目的是维持西班牙与法国之间的势力均衡，以确保英国的安全”，“避免陷入公开的战争”。在本书稍后部分作者进一步指出，即使到了1585年以后英西之间公开进行战争的年代，“伊丽莎白的外交政策同战前一样，中心环节是对欧洲大陆的均势外交政策。在这一政策指导下，不论是在欧洲大陆的战争，还是在海上的战争，伊丽莎白都没有彻底消灭西班牙的企图，而是尽量做到适可而止”。作者这些深刻的分析，为本书后半部分对有关问题的论述指明了思路。
尼德兰问题是当时欧洲国际关系中的一个热点。1566年，尼德兰爆发反对西班牙统治的斗争。次年，腓力二世国王派阿尔瓦公爵率军前去镇压，此举引起了英国极大关注。作者指出，如果尼德兰战争持续下去，很可能引发法国干涉，这是英国的战略利益不能允许的；如果西班牙军队完全控制尼德兰，那将是对英国的严重威胁。面对两难，伊丽莎白认为重要的是阻止法国涉足。她首先立足于调解西尼冲突。但由于调停不力，尼德兰三级会议还是转而向法国求援，并于1578年8月13 日签订条约，接受法国国王之弟阿朗松公爵为“保护人”。英国学者威尔逊曾在其著作中批评伊丽莎白政府对尼的支持不力，认为当时英国应当出兵干涉尼德兰。本书作者不同意威尔逊的观点，指出，按照英国的外交方针，西军应当退出尼德兰，英军也不涉入，以恢复尼在查理五世统治时期的半独立地位，防止法国染指，以维持法西之间的势力均衡。
但是法国已经涉入了尼德兰事务。在新形势下，伊丽莎白女王政府迅速转变外交手腕，通过给尼德兰反叛者以秘密支援，同法国签订共同对付西班牙的条约，特别是重又拣起已中断两年的同阿朗松的婚姻谈判等手段，支持法国成为在尼德兰对付西班牙的力量，同时又不允许法国在那里强大到威胁英国的程度，如此来维持法西之间的势力均衡。作者赞扬女王高超的外交艺术在1585年以前取得了很大成就，“为英国赢得了时间”。到1585年英国最终被迫出兵尼德兰、陷入对西班牙的公开战争时，英国的综合国力已大大增强。
循此思路，作者在论述1588年英国击败西班牙无敌舰队的原因时，认为“主要原因在于英国在外交上取得的成功”。这一成功除了为英国赢得了恢复和发展国力的时间外，还为同西班牙进行战争“创造了有利的国际环境——英吉利海峡沿岸的欧洲大陆港口仍为英国及其同盟者控制，苏格兰仍与英国友好。这种国际环境在击败无敌舰队中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作者批驳了传统的片面强调英国海军在战胜无敌舰队中的作用的单纯军事观点。
作者在结束其对均势外交的论述时指出，无敌舰队被击败，虽然使西班牙遭到一次重创，但它并未从此一蹶不振，它仍称霸海洋，英西之间的战争并未结束，双方在欧陆及海洋的战争一直持续到1604年8 月两国新国王在伦敦签订《英西和平同盟条约》。作者批驳了西方有的学者认为伊丽莎白女王在1588年以后应当“全力以赴消灭西班牙”的不切合实际的幻想。认为当时西班牙的海上势力仍然相当强大，而英国从人力、财力上说都还不具备进行大规模战争的能力。作者结论认为，伊丽莎白对西班牙的外交政策“是明智的、切实可行的。它实现了英国安全所必需的欧洲大陆势力均衡”，并“为英国海上帝国的形成积蓄了力量”。
本书对伊丽莎白女王的婚姻问题、特别是婚姻谈判在外交上所起作用的阐述，读来也颇有兴味。通过联姻达到某种外交的或政治的目的，这在中世纪的欧洲，是相当普遍、相当起作用的一种现象。伊丽莎白女王终身未婚，但并非婚姻问题与她无涉。出于对国家前途命运、王位继承问题的考虑，女王登基伊始，其婚姻问题就引起全国上下广泛关注。还在1559年召开的伊丽莎白时期的第一届议会上，女王的婚姻问题就列上了议事日程，直到该世纪80年代初，这个问题一直是枢密院和议会讨论的问题之一。
最早向女王求婚的是西班牙国王腓力二世。继他之后，先后参加求婚竞争行列的主要的还有神圣罗马帝国皇帝的儿子查理大公、法国摄政凯瑟琳·德·美第奇的三个儿子国王查理九世、安茹公爵和阿朗松公爵。这些求婚最终都未能成功，但正如书中所指出的：“伊丽莎白女王却以婚姻为诱饵，使婚姻谈判贯穿她统治的大部分时间，为英国谋得了不计其数的外交利益”。
但是问题也还有另一面。在数不清的婚姻谈判中，女王也并非只是耍弄外交手段，而不曾认真考虑联姻的可能性。书中对女王“为何选择做处女王？”“决心过处女的独身生活”（第83页）等提法似乎有些过于简单化了。女王同查理大公的婚姻谈判拖了十余年（从1559年到1570年），同阿朗松的婚姻谈判也曾拖了近十年（从1572年到1582年）。这些谈判随外交形势和两国关系的发展变化而时断时续。在这两桩婚姻谈判中，女王确曾认真考虑过联姻的可能性，以期既达到外交上的目的，又能为解决王位继承人问题创造条件。在国内的求婚者中，女王早年同罗伯特·达德利（后来的莱斯特伯爵）有过一段难解难分的恋情，也曾动过同他结婚的念头（注：参见J.E.尼尔：《女王伊丽莎白一世传》，商务印书馆1993年版。）。但是考虑到王室联姻可能带来的种种负面影响，议会和枢密大臣们的分歧意见，加之一些具体条件总是谈不拢，致使婚姻谈判断断续续拖延了二十多年，女王始终举棋不定，最终未能迈出这一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