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明清史 |
从甘地到恩克鲁玛看二十世纪民族解放运动的轨迹
车效梅
【专题名称】世界史
【专 题 号】K5
【复印期号】2000年11期
【原文出处】《山西师大学报：社科版》(临汾)2000年01期第97～101页
【作者简介】车效梅（1964—），女，山西翼城人，山西师范大学历史系副教授，南开大学历史学硕士。山西师范大学 历史系，山西 临汾 041004
【关 键 词】甘地/恩克鲁玛/非暴力/民族解放运动
中图分类号：D06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 5957（2000）—01—0097—05
在20世纪民族解放运动中，“非暴力和平斗争”以其颇具特色的斗争理论和斗争方式引起世界人民的瞩目，成为民族解放运动中的一枝奇葩。20世纪上半期甘地领导印度的“非暴力不合作”运动，“震撼了全印度”（注：埃德加·斯诺：《旅游于方生之地》，《环球》1982年第12期，第64页。）；20世纪下半期恩克鲁玛领导加纳通过“以一切合乎宪法的手段”建立了黑非洲第一个共和国。无论甘地领导的“非暴力不合作”运动，还是恩克鲁玛建立的“自治政府”，都是资产阶级民族革命，都代表着历史发展的潮流。
一
一战结束后英印矛盾空前激化。一方面，民族资产阶级要求得到大战中效忠英王的报偿——英国承认印度自治（司瓦拉吉），饱受贫困的下层人民要求改善经济地位，穆斯林要求英国兑现在哈里发（基拉法特）问题上的诺言。另一方面，取得一战胜利的英国得意忘形，不但不准备让步，反而制定《罗拉特法》，制造“阿姆利则惨案”，用极其残暴的手段对印度民族力量实行镇压。这样，英印民族矛盾空前激化。面对这种新形势，唯一有可能领导运动的国大党在这紧要关头却表现得软弱无力，暴露了其策略的贫困。提拉克等领导人所能提出的应急措施只是一种“响应性合作”的策略，即在可以合作的地方合作，在应该反对的地方反对。对《罗拉特法》它除了举行政治集会表示抗议之外，一筹莫展；对“阿姆利则大屠杀”它只是要求调查，别无对策。这样，国大党不仅使群众失望，而且也使资产阶级不满。而印度的共产党一成立就遭到残酷镇压，难以掌握革命领导权。恰在此时，甘地提出的在“非暴力”原则指导下，“不与恶魔政府合作”的政治纲领，不仅体现了在战争中壮大的资产阶级要求，而且既能发动群众又能控制群众，以确保领导权掌握在资产阶级手中。所以甘地“非暴力不合作”一提出，立即受到资产阶级的欢迎。1920年12月，国大党那格浦尔年会正式接受甘地的“非暴力不合作”的纲领，从而开始了印度民族解放运动史上的“甘地时代”。可见，“甘地主义”是适应民族解放斗争的需要而产生的。
同样，1947年恩克鲁玛指出：“现在有两种方法可以实现自治，一个是用武装革命的方法，另一个是利用合乎宪法和法律的非暴力的方法。……我赞成采用后一个方法。”（注：《恩克鲁玛自传》，世界知识出版社1960年，第116页。）为什么要采取后一种方法呢？ 这与二战后的国际形势密不可分。
第二次世界大战带来的经济高涨导致了非洲社会发生急剧的变化（注：阿贾伊与米查尔·克罗德：《西非史》第二卷（J · F ·Ajayi&Michaed Crowder:History of west Africa）伦敦1974年，第67页。）。战后英法比等帝国主义国家都把“复兴”的希望寄托于非洲。如英国政界要人就宣称：掠夺“非洲的财富就可以使英国重新成为世界上的政治经济领导力量之一”（注：帕姆·杜德：《英国和英帝国危机》第200页。）。因此帝国主义国家争着向非洲投资， 其结果使“移植”资本主义在非洲迅速发展，同时使非洲民族资产阶级和民族知识分子进一步扩大。在加纳一方面是英殖民者和加纳人民大众的矛盾空前激化，另一方面工人阶级尚未形成独立的政治力量。唯一能担当历史重任的是资产阶级及其知识分子所建立的党。1947年12月29日，加纳第一个民族主义政党——“黄金海岸统一大会党”成立，该党宣布：“它的目标是在最短的时期内为酋长和人民建立自治政府，而这一切要通过法律和宪法的手段来达到。”（注：F· M ·布瑞特：《加纳走向独立的道路：1919—1957年》，牛津1960年，第167页。 ）这样加纳民族独立运动走非暴力的道路便是必然的了。
顺应历史发展的潮流，甘地和恩克鲁玛登上了历史舞台，他们对本国历史起着积极的推动作用，受到当时和后世人民的敬仰。尼赫鲁称甘地“培养了印度人的品格和骨气，而且在这方面获得了惊人的成功”（注：《尼赫鲁自传》，世界知识出版社1956年版，第85页。），被誉为“印度之父”。恩克鲁玛成为非洲自由的象征，被誉为“非洲的政治明星”。
甘地和恩克鲁玛比他们同时代政治家的伟大之处，在于他们能联系群众。甘地改变了国大党过去的封闭状态，使党的成分发生变化，国大党由一个松散的城市中等阶级的组织改造成为一个群众性的资产阶级政党。甘地用自己的威信和影响，组织了千千万万群众，调动起浩浩荡荡的革命力量，这是他对民族独立运动的巨大贡献。恩克鲁玛号召：“要让每一个男男女女都加入到各种政治组织和农会、工会、合作社，青年运动中去。要让每一个人都应是某一组织的成员。”（注：阿贾伊与米查尔·克罗德：《西非史》第二卷（J·F · Ajayi&Michaed Crowder:History of west Africa）伦敦1974年，第15页。 ）他自称：“我们之所以成功，是因为我们接触了人民，因而了解他们的心境和痛苦。同时我们并没有排斥任何人。”（注：《恩克鲁玛自传》，世界知识出版社1960年，第114页。）
甘地和恩克鲁玛都具有强烈的民族主义思想。1920年甘地修改了国大党的纲领，明确写入“用一切和平与合法手段取得印度自治”。为此先后领导了1920—1922年、1930—1934年、1942年三次全国规模的非暴力不合作运动，他一生曾15次被捕，18次绝食。为了印度自治而鞠躬尽瘁。恩克鲁玛不仅接受了加维的“非洲人的非洲”的哲学思想，而且，提出了自己关于“非暴力积极行动”的主张，为加纳的独立多次被捕。
甘地和恩克鲁玛都主张用“非暴力”的手段达到自治。甘地把非暴力当作唯一的斗争手段，把民族独立运动限制在非暴力的界限内，不许越雷池一步。例如，1922年当第一次非暴力不合作运动发展到高潮，国大党准备在巴多利开展群众性公民不服从运动时，因发生乔里乔拉事件，甘地便决定推迟计划，停止运动。这个决定在国大党内外引起了普遍的不满。尼赫鲁质问道：“难道因为穷乡僻壤一群激动的农民的行动，我们争取自由的民族斗争就至少在一定时期内停止吗？”（注：《尼赫鲁自传》，世界知识出版社1956年版，第92页。）但甘地告诉尼赫鲁：“如果这件事不被制止，我们就会不是领导一场非暴力斗争而是领导一场本质上是暴力的斗争。”（注：V·D·玛汉杰：《民族运动的领袖们》新德里1975年，第210页。 ）他表示：“宁愿欢迎即使是全盘的失败也不愿非暴力受到损害，不愿以毫厘之差的违反而获得可疑的胜利。”（注：杜德《今日印度》下册，世界知识出版社1954年，第80页。）恩克鲁玛接受了甘地的“非暴力主义思想”，领导加纳人民发动“积极行动”运动，即“采取我们能够用来打击在我国的帝国主义力量的一切合乎法律和宪法的手段。我们的武器就是：合法的政治鼓动、新闻报纸和教育运动。而作为最后的手段是，依据绝对非暴力的原则在宪法的范围之内运用罢工、抵制和不合作，就像甘地曾在印度所运用的那样。”（注：《恩克鲁玛自传》，世界知识出版社1960年，第117页。 ）恩克鲁玛仔细研究甘地不合作运动的效果，认为只要“当这个政策能得到一个强大的政治组织的支持的时候，它就可能成为解决殖民问题的办法”（注：《恩克鲁玛自传》，世界知识出版社1960年，第2页。）。 加纳独立后，恩克鲁玛访问印度时，称甘地的思想给了他极大的鼓舞，“印度和加纳的独立斗争有许多共同点”（注：克瓦米·恩克鲁玛：《论自由，非洲人思想的陈述》（Kwame Nkrumahi I speak of Freedom, A statement of African Ideology）伦敦1961年，第155页。）。
二
甘地和恩克鲁玛虽然有许多共同点，但其结果却大相径庭。之所以如此，是因为他们有许多不同的地方，而恰恰是这不同点导致了他们一个失败，一个成功。
首先，恩克鲁玛的政治目标比甘地更激进。1920年国大党那格浦尔年会通过了甘地为国大党起草的新党章规定：“国大党的目标是依靠印度人民采取一切和平与合法的手段达到自治。”这种“自治”，按照甘地的定义是“如有可能就实行帝国内部的自治，如有必要就脱离帝国的自治”（注：《甘地自传》商务印书馆1959年第436页。）。 可见甘地的“自治”思想存在着与英国殖民当局妥协的幻想。与此相反，恩克鲁玛则坚决得多：“我提醒人民，我们的国家是我们自己的，我们不愿意继续过奴隶生活，遭受剥削和压迫；只有在完全自治的情况下，我们可能发展我们的国家，……我们必须用一种积极行动的革命的纲领来支持我们的自治要求。”（注：《恩克鲁玛自传》，世界知识出版社1960年，第107页。）
其次，甘地和恩克鲁玛的民族主义思想存在很大差异。甘地用宗教主义弥补民族主义理论，恩克鲁玛则从泛非主义理论中吸取养料。甘地的思想带有浓厚的宗教色彩。他竭力主张政治宗教化，“我们全部生活导源于宗教精神，我的政治行动及所有其他行动都来自我的宗教。”（注：F·冒德《自由运动史》新德里1972年，第3卷第172页。 ）使其思想具有保守色彩，迎合了印度社会落后的宗教思想意识，不能争取自治。恩克鲁玛早在30年代在美国求学其间就大量阅读泛非主义著作，特别是发起过“返回非洲运动”的黑人领袖加维的著作更使他倾倒。他在自传中写道：“最能够激发我的热情的一本书，就是马库斯·加维的《论哲学与观点》。”（注：《恩克鲁玛自传》，世界知识出版社1960年，第48页。）他在回国前就投身于泛非运动，在杜彼依斯领导下，参加了1945年10月在英国曼彻斯特举行的第五次泛非大会的组织工作。会议通过的《告殖民地人民书》号召要以积极的政治行动来赢得民族解放，并提出“你们的武器——罢工和抵制——是不可战胜的”（注：科林·莱古姆：《泛非主义》（Colinlegum：Panfricanism）纽约1965 年， 第155页，转引自张象《论加纳独立的道路》，《山西大学学报》1983 年第1期。）。恩克鲁玛正是该文件的起草者。
再次，在策略上，恩克鲁玛比甘地灵活得多。甘地在对待群众态度上带有个人英雄主义色彩，在他领导的“非暴力不合作”运动中一直处于主宰一切的“独裁者”地位。在许多情况下，运动已如弦上之矢，一触即发，大家却不知道怎样着手。“他（甘地）的真正期望是什么，我们不能了解，或者是他不要过早地发表他的一切秘密，或是他对于加压力于政府的策略并无清楚的概念。”（注：杜德《今日印度》下册，世界知识出版社1954年，第61页。）这就严重地束缚了群众的积极性。晚年他虽宣布自己为“第一流的社会主义者”，但却抵制苏联，使他失去了当时唯一的大国援助。恩克鲁玛善于利用帝国主义的矛盾，他声称“策略行动就是类似斗智的行动”（注：《恩克鲁玛自传》，世界知识出版社1960年，第4页。）。不同阶段他提出了不同的斗争策略。 他善于组织和领导群众，“如果没有不识字的广大群众来冲锋陷阵，就永远不能粉碎殖民主义势力”（注：《恩克鲁玛自传》，世界知识出版社1960年，第220页。）。同时他打着“社会主义旗号”， 取得了社会主义国家的援助和支持。
最后，也是导致其结果不同的最关键的一点是甘地和恩克鲁玛所面临的时代不同，国际背景各异。其一，两国统治者——英国不同时期国际地位不同。一战后，英国虽然有所削弱，但仍不失为世界一流强国。英国不会轻易放弃而且也有力量保持其王冠上的宝石——印度。因此，对印度的“自治”软硬兼施，一味拖延。二战后，英国已从一流强国降为二流国家。1947年英政府白皮书公开承认“不列颠处于极其危险的境地”（注：琼斯《十五个星期》（Joseph M·Jones ： The Fifteen Weeks）纽约1955年，第180页。），故1948年加纳掀起反英运动后， 英国政府立即派出调查团研究对策，答应加纳的宪制改革方案。正如恩克鲁玛所说：“在许多情况下，独立只是经过了解放战争才取得的，但也有许多没有经过战争就取得独立的例子。只要殖民地内部争取独立的力量组织起来，就足以使帝国相信抗拒独立是不可能的，或者是继续保持殖民地所得到的任何好处，都抵消不了一场殖民战争所造成的政治和经济后果。”（注：克瓦米·恩克鲁玛：《新殖民主义、帝国主义的最后阶段》世界知识出版社1966年，第265页。 ）正是英殖民者在二战中受到严重削弱，才使它不得不向殖民地人民让步，加纳由此得到独立。其二，两人所处的世界形势不同。一战后虽然亚非拉掀起民族解放运动，但是，由于这些国家的民族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力量都很弱小，政治上、组织上还有许多缺陷，而对手却过于强大；虽然有社会主义国家苏联存在，但由于其刚建国，处于帝国主义包围之中。再加上帝国主义对其诬蔑宣传，使亚非拉许多国家对其了解甚少，从而使甘地“非暴力不合作”运动得不到有利的国际援助，失败必不可免。而反法西斯的第二次大战的胜利，给全世界工人阶级和被压迫民族的解放事业开辟了更加广大的可能性和更加现实的道路，战后一系列社会主义国家的建立和亚非拉民族解放运动的普遍高涨使加纳人民得到精神鼓舞和物质支援。1955年召开的亚非会议标志着帝国主义主宰亚非国家命运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恩克鲁玛出席了这次盛会，有机会与中国等亚非国家领导人接触并建立起直接的联系。1956年英国在苏伊士战争中失败，在客观上有利于加纳人民的民族解放运动。当时，英国统治集团十分害怕苏伊士的“悲剧”在西非地区重演，所以英国国会几乎是没有任何争议便通过了允许加纳在英联邦内独立的提案。
三
亚非拉民族解放运动是20世纪的历史潮流，它的兴起是同帝国主义殖民主义体系危机同时发生的，它发展的必然趋势是殖民体系的崩溃和民族独立国家体系的建立。
这一历史潮流虽在东方自20世纪初就开始了，并在两次世界大战后形成两次高潮。但一大批民族国家的建立主要在二战后，它首先在亚洲出现高潮，接着转向非洲和拉美，一浪高过一浪，使殖民主义体系的堤坝一块块塌落，最终形成亚非拉民族独立国家体系。
20世纪民族解放运动风起云涌，多姿多彩，综观其全局，其发展轨迹如下：
首先，民族解放运动的发展趋势是从亚洲到非洲。我们知道，由于帝国主义对亚洲的瓜分早，因此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诞生早于非洲。例如：印度的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形成于19世纪中期，而加纳则形成于20世纪尤其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又由于亚洲在地理上接近苏联，易于马列主义传播，所以民族解放运动的高潮首先从亚洲开始。例中国的“五四运动”，朝鲜的“三一起义”，印度的“非暴力不合作运动”，土耳其的“凯末尔革命”等等。而非洲虽然在世界上最早被资本主义侵略，但完全沦为殖民地的时间则比亚洲晚得多，又由于经济相当落后，地理环境相对闭塞等条件的限制，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登上历史舞台的时间也晚得多，其力量也薄弱得多。所以在第一次民族解放运动高潮中，只有埃及出现了“华夫脱运动”，撒哈拉以南广大国家人民虽然已开始觉醒，但还没有形成自己的政党。这样，非洲绝大多数国家民族解放运动的真正兴起则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
其次，逐渐形成了一个独立的国家体系。第一次民族解放运动虽然轰轰烈烈，沉重打击了帝国主义势力，但是由于其反动力量的强大和民族解放运动领导力量在政治上、组织上的不成熟，除了土耳其革命取得胜利外，其他国家都先后失败了。反法西斯的第二次世界大战，给各国民族解放运动开辟了广阔的前景。二战后，世界形势发生巨大变化，帝国主义体系削弱，社会主义阵营出现，为亚非拉民族解放运动创造了良好的条件。亚非拉一大批民族国家出现，大大改变了世界政治地图，成为国际事务中一支重要的政治力量。有利的国际环境成为加纳民族解放运动成功的一个重要因素，而这也恰是甘地“非暴力不合作运动”所缺乏的，所以，尽管甘地领导的民族解放运动不论在规模上、时间上、影响上都远远超过恩克鲁玛，但失败仍不可避免。
最后，亚非拉民族解放道路多样化。有的国家由最早的抵抗斗争发展到维新运动，再发展到武装斗争最后夺取民族解放运动的胜利，例如中国、越南、朝鲜等。有的国家则没有过渡到武装斗争，例如印度。随着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胜利，和平斗争与合法斗争成为民族独立的一个重要手段，其中非洲就有30多个国家通过这种途径获得了独立。
总之，亚非拉人民经过多年的斗争，向世界证明，民族解放运动潮流势不可挡，随着1993年纳米比亚的独立，殖民体系彻底瓦解，民族解放运动最终取得胜利。
收稿日期：1999—05—11^
【专 题 号】K5
【复印期号】2000年11期
【原文出处】《山西师大学报：社科版》(临汾)2000年01期第97～101页
【作者简介】车效梅（1964—），女，山西翼城人，山西师范大学历史系副教授，南开大学历史学硕士。山西师范大学 历史系，山西 临汾 041004
| 【内容提要】 | 民族解放运动蓬勃发展，一大批民族国家的建立，是20世纪人类所取得的最伟大的成就之一。本文从“非暴力和平斗争”着手，通过对20世纪前后期，亚非地区两名有代表性的非暴力领袖的比较，一方面总结了他们的成败得失，另一方面展示了20世纪民族解放运动发展的轨迹。 |
在20世纪民族解放运动中，“非暴力和平斗争”以其颇具特色的斗争理论和斗争方式引起世界人民的瞩目，成为民族解放运动中的一枝奇葩。20世纪上半期甘地领导印度的“非暴力不合作”运动，“震撼了全印度”（注：埃德加·斯诺：《旅游于方生之地》，《环球》1982年第12期，第64页。）；20世纪下半期恩克鲁玛领导加纳通过“以一切合乎宪法的手段”建立了黑非洲第一个共和国。无论甘地领导的“非暴力不合作”运动，还是恩克鲁玛建立的“自治政府”，都是资产阶级民族革命，都代表着历史发展的潮流。
一
一战结束后英印矛盾空前激化。一方面，民族资产阶级要求得到大战中效忠英王的报偿——英国承认印度自治（司瓦拉吉），饱受贫困的下层人民要求改善经济地位，穆斯林要求英国兑现在哈里发（基拉法特）问题上的诺言。另一方面，取得一战胜利的英国得意忘形，不但不准备让步，反而制定《罗拉特法》，制造“阿姆利则惨案”，用极其残暴的手段对印度民族力量实行镇压。这样，英印民族矛盾空前激化。面对这种新形势，唯一有可能领导运动的国大党在这紧要关头却表现得软弱无力，暴露了其策略的贫困。提拉克等领导人所能提出的应急措施只是一种“响应性合作”的策略，即在可以合作的地方合作，在应该反对的地方反对。对《罗拉特法》它除了举行政治集会表示抗议之外，一筹莫展；对“阿姆利则大屠杀”它只是要求调查，别无对策。这样，国大党不仅使群众失望，而且也使资产阶级不满。而印度的共产党一成立就遭到残酷镇压，难以掌握革命领导权。恰在此时，甘地提出的在“非暴力”原则指导下，“不与恶魔政府合作”的政治纲领，不仅体现了在战争中壮大的资产阶级要求，而且既能发动群众又能控制群众，以确保领导权掌握在资产阶级手中。所以甘地“非暴力不合作”一提出，立即受到资产阶级的欢迎。1920年12月，国大党那格浦尔年会正式接受甘地的“非暴力不合作”的纲领，从而开始了印度民族解放运动史上的“甘地时代”。可见，“甘地主义”是适应民族解放斗争的需要而产生的。
同样，1947年恩克鲁玛指出：“现在有两种方法可以实现自治，一个是用武装革命的方法，另一个是利用合乎宪法和法律的非暴力的方法。……我赞成采用后一个方法。”（注：《恩克鲁玛自传》，世界知识出版社1960年，第116页。）为什么要采取后一种方法呢？ 这与二战后的国际形势密不可分。
第二次世界大战带来的经济高涨导致了非洲社会发生急剧的变化（注：阿贾伊与米查尔·克罗德：《西非史》第二卷（J · F ·Ajayi&Michaed Crowder:History of west Africa）伦敦1974年，第67页。）。战后英法比等帝国主义国家都把“复兴”的希望寄托于非洲。如英国政界要人就宣称：掠夺“非洲的财富就可以使英国重新成为世界上的政治经济领导力量之一”（注：帕姆·杜德：《英国和英帝国危机》第200页。）。因此帝国主义国家争着向非洲投资， 其结果使“移植”资本主义在非洲迅速发展，同时使非洲民族资产阶级和民族知识分子进一步扩大。在加纳一方面是英殖民者和加纳人民大众的矛盾空前激化，另一方面工人阶级尚未形成独立的政治力量。唯一能担当历史重任的是资产阶级及其知识分子所建立的党。1947年12月29日，加纳第一个民族主义政党——“黄金海岸统一大会党”成立，该党宣布：“它的目标是在最短的时期内为酋长和人民建立自治政府，而这一切要通过法律和宪法的手段来达到。”（注：F· M ·布瑞特：《加纳走向独立的道路：1919—1957年》，牛津1960年，第167页。 ）这样加纳民族独立运动走非暴力的道路便是必然的了。
顺应历史发展的潮流，甘地和恩克鲁玛登上了历史舞台，他们对本国历史起着积极的推动作用，受到当时和后世人民的敬仰。尼赫鲁称甘地“培养了印度人的品格和骨气，而且在这方面获得了惊人的成功”（注：《尼赫鲁自传》，世界知识出版社1956年版，第85页。），被誉为“印度之父”。恩克鲁玛成为非洲自由的象征，被誉为“非洲的政治明星”。
甘地和恩克鲁玛比他们同时代政治家的伟大之处，在于他们能联系群众。甘地改变了国大党过去的封闭状态，使党的成分发生变化，国大党由一个松散的城市中等阶级的组织改造成为一个群众性的资产阶级政党。甘地用自己的威信和影响，组织了千千万万群众，调动起浩浩荡荡的革命力量，这是他对民族独立运动的巨大贡献。恩克鲁玛号召：“要让每一个男男女女都加入到各种政治组织和农会、工会、合作社，青年运动中去。要让每一个人都应是某一组织的成员。”（注：阿贾伊与米查尔·克罗德：《西非史》第二卷（J·F · Ajayi&Michaed Crowder:History of west Africa）伦敦1974年，第15页。 ）他自称：“我们之所以成功，是因为我们接触了人民，因而了解他们的心境和痛苦。同时我们并没有排斥任何人。”（注：《恩克鲁玛自传》，世界知识出版社1960年，第114页。）
甘地和恩克鲁玛都具有强烈的民族主义思想。1920年甘地修改了国大党的纲领，明确写入“用一切和平与合法手段取得印度自治”。为此先后领导了1920—1922年、1930—1934年、1942年三次全国规模的非暴力不合作运动，他一生曾15次被捕，18次绝食。为了印度自治而鞠躬尽瘁。恩克鲁玛不仅接受了加维的“非洲人的非洲”的哲学思想，而且，提出了自己关于“非暴力积极行动”的主张，为加纳的独立多次被捕。
甘地和恩克鲁玛都主张用“非暴力”的手段达到自治。甘地把非暴力当作唯一的斗争手段，把民族独立运动限制在非暴力的界限内，不许越雷池一步。例如，1922年当第一次非暴力不合作运动发展到高潮，国大党准备在巴多利开展群众性公民不服从运动时，因发生乔里乔拉事件，甘地便决定推迟计划，停止运动。这个决定在国大党内外引起了普遍的不满。尼赫鲁质问道：“难道因为穷乡僻壤一群激动的农民的行动，我们争取自由的民族斗争就至少在一定时期内停止吗？”（注：《尼赫鲁自传》，世界知识出版社1956年版，第92页。）但甘地告诉尼赫鲁：“如果这件事不被制止，我们就会不是领导一场非暴力斗争而是领导一场本质上是暴力的斗争。”（注：V·D·玛汉杰：《民族运动的领袖们》新德里1975年，第210页。 ）他表示：“宁愿欢迎即使是全盘的失败也不愿非暴力受到损害，不愿以毫厘之差的违反而获得可疑的胜利。”（注：杜德《今日印度》下册，世界知识出版社1954年，第80页。）恩克鲁玛接受了甘地的“非暴力主义思想”，领导加纳人民发动“积极行动”运动，即“采取我们能够用来打击在我国的帝国主义力量的一切合乎法律和宪法的手段。我们的武器就是：合法的政治鼓动、新闻报纸和教育运动。而作为最后的手段是，依据绝对非暴力的原则在宪法的范围之内运用罢工、抵制和不合作，就像甘地曾在印度所运用的那样。”（注：《恩克鲁玛自传》，世界知识出版社1960年，第117页。 ）恩克鲁玛仔细研究甘地不合作运动的效果，认为只要“当这个政策能得到一个强大的政治组织的支持的时候，它就可能成为解决殖民问题的办法”（注：《恩克鲁玛自传》，世界知识出版社1960年，第2页。）。 加纳独立后，恩克鲁玛访问印度时，称甘地的思想给了他极大的鼓舞，“印度和加纳的独立斗争有许多共同点”（注：克瓦米·恩克鲁玛：《论自由，非洲人思想的陈述》（Kwame Nkrumahi I speak of Freedom, A statement of African Ideology）伦敦1961年，第155页。）。
二
甘地和恩克鲁玛虽然有许多共同点，但其结果却大相径庭。之所以如此，是因为他们有许多不同的地方，而恰恰是这不同点导致了他们一个失败，一个成功。
首先，恩克鲁玛的政治目标比甘地更激进。1920年国大党那格浦尔年会通过了甘地为国大党起草的新党章规定：“国大党的目标是依靠印度人民采取一切和平与合法的手段达到自治。”这种“自治”，按照甘地的定义是“如有可能就实行帝国内部的自治，如有必要就脱离帝国的自治”（注：《甘地自传》商务印书馆1959年第436页。）。 可见甘地的“自治”思想存在着与英国殖民当局妥协的幻想。与此相反，恩克鲁玛则坚决得多：“我提醒人民，我们的国家是我们自己的，我们不愿意继续过奴隶生活，遭受剥削和压迫；只有在完全自治的情况下，我们可能发展我们的国家，……我们必须用一种积极行动的革命的纲领来支持我们的自治要求。”（注：《恩克鲁玛自传》，世界知识出版社1960年，第107页。）
其次，甘地和恩克鲁玛的民族主义思想存在很大差异。甘地用宗教主义弥补民族主义理论，恩克鲁玛则从泛非主义理论中吸取养料。甘地的思想带有浓厚的宗教色彩。他竭力主张政治宗教化，“我们全部生活导源于宗教精神，我的政治行动及所有其他行动都来自我的宗教。”（注：F·冒德《自由运动史》新德里1972年，第3卷第172页。 ）使其思想具有保守色彩，迎合了印度社会落后的宗教思想意识，不能争取自治。恩克鲁玛早在30年代在美国求学其间就大量阅读泛非主义著作，特别是发起过“返回非洲运动”的黑人领袖加维的著作更使他倾倒。他在自传中写道：“最能够激发我的热情的一本书，就是马库斯·加维的《论哲学与观点》。”（注：《恩克鲁玛自传》，世界知识出版社1960年，第48页。）他在回国前就投身于泛非运动，在杜彼依斯领导下，参加了1945年10月在英国曼彻斯特举行的第五次泛非大会的组织工作。会议通过的《告殖民地人民书》号召要以积极的政治行动来赢得民族解放，并提出“你们的武器——罢工和抵制——是不可战胜的”（注：科林·莱古姆：《泛非主义》（Colinlegum：Panfricanism）纽约1965 年， 第155页，转引自张象《论加纳独立的道路》，《山西大学学报》1983 年第1期。）。恩克鲁玛正是该文件的起草者。
再次，在策略上，恩克鲁玛比甘地灵活得多。甘地在对待群众态度上带有个人英雄主义色彩，在他领导的“非暴力不合作”运动中一直处于主宰一切的“独裁者”地位。在许多情况下，运动已如弦上之矢，一触即发，大家却不知道怎样着手。“他（甘地）的真正期望是什么，我们不能了解，或者是他不要过早地发表他的一切秘密，或是他对于加压力于政府的策略并无清楚的概念。”（注：杜德《今日印度》下册，世界知识出版社1954年，第61页。）这就严重地束缚了群众的积极性。晚年他虽宣布自己为“第一流的社会主义者”，但却抵制苏联，使他失去了当时唯一的大国援助。恩克鲁玛善于利用帝国主义的矛盾，他声称“策略行动就是类似斗智的行动”（注：《恩克鲁玛自传》，世界知识出版社1960年，第4页。）。不同阶段他提出了不同的斗争策略。 他善于组织和领导群众，“如果没有不识字的广大群众来冲锋陷阵，就永远不能粉碎殖民主义势力”（注：《恩克鲁玛自传》，世界知识出版社1960年，第220页。）。同时他打着“社会主义旗号”， 取得了社会主义国家的援助和支持。
最后，也是导致其结果不同的最关键的一点是甘地和恩克鲁玛所面临的时代不同，国际背景各异。其一，两国统治者——英国不同时期国际地位不同。一战后，英国虽然有所削弱，但仍不失为世界一流强国。英国不会轻易放弃而且也有力量保持其王冠上的宝石——印度。因此，对印度的“自治”软硬兼施，一味拖延。二战后，英国已从一流强国降为二流国家。1947年英政府白皮书公开承认“不列颠处于极其危险的境地”（注：琼斯《十五个星期》（Joseph M·Jones ： The Fifteen Weeks）纽约1955年，第180页。），故1948年加纳掀起反英运动后， 英国政府立即派出调查团研究对策，答应加纳的宪制改革方案。正如恩克鲁玛所说：“在许多情况下，独立只是经过了解放战争才取得的，但也有许多没有经过战争就取得独立的例子。只要殖民地内部争取独立的力量组织起来，就足以使帝国相信抗拒独立是不可能的，或者是继续保持殖民地所得到的任何好处，都抵消不了一场殖民战争所造成的政治和经济后果。”（注：克瓦米·恩克鲁玛：《新殖民主义、帝国主义的最后阶段》世界知识出版社1966年，第265页。 ）正是英殖民者在二战中受到严重削弱，才使它不得不向殖民地人民让步，加纳由此得到独立。其二，两人所处的世界形势不同。一战后虽然亚非拉掀起民族解放运动，但是，由于这些国家的民族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力量都很弱小，政治上、组织上还有许多缺陷，而对手却过于强大；虽然有社会主义国家苏联存在，但由于其刚建国，处于帝国主义包围之中。再加上帝国主义对其诬蔑宣传，使亚非拉许多国家对其了解甚少，从而使甘地“非暴力不合作”运动得不到有利的国际援助，失败必不可免。而反法西斯的第二次大战的胜利，给全世界工人阶级和被压迫民族的解放事业开辟了更加广大的可能性和更加现实的道路，战后一系列社会主义国家的建立和亚非拉民族解放运动的普遍高涨使加纳人民得到精神鼓舞和物质支援。1955年召开的亚非会议标志着帝国主义主宰亚非国家命运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恩克鲁玛出席了这次盛会，有机会与中国等亚非国家领导人接触并建立起直接的联系。1956年英国在苏伊士战争中失败，在客观上有利于加纳人民的民族解放运动。当时，英国统治集团十分害怕苏伊士的“悲剧”在西非地区重演，所以英国国会几乎是没有任何争议便通过了允许加纳在英联邦内独立的提案。
三
亚非拉民族解放运动是20世纪的历史潮流，它的兴起是同帝国主义殖民主义体系危机同时发生的，它发展的必然趋势是殖民体系的崩溃和民族独立国家体系的建立。
这一历史潮流虽在东方自20世纪初就开始了，并在两次世界大战后形成两次高潮。但一大批民族国家的建立主要在二战后，它首先在亚洲出现高潮，接着转向非洲和拉美，一浪高过一浪，使殖民主义体系的堤坝一块块塌落，最终形成亚非拉民族独立国家体系。
20世纪民族解放运动风起云涌，多姿多彩，综观其全局，其发展轨迹如下：
首先，民族解放运动的发展趋势是从亚洲到非洲。我们知道，由于帝国主义对亚洲的瓜分早，因此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诞生早于非洲。例如：印度的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形成于19世纪中期，而加纳则形成于20世纪尤其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又由于亚洲在地理上接近苏联，易于马列主义传播，所以民族解放运动的高潮首先从亚洲开始。例中国的“五四运动”，朝鲜的“三一起义”，印度的“非暴力不合作运动”，土耳其的“凯末尔革命”等等。而非洲虽然在世界上最早被资本主义侵略，但完全沦为殖民地的时间则比亚洲晚得多，又由于经济相当落后，地理环境相对闭塞等条件的限制，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登上历史舞台的时间也晚得多，其力量也薄弱得多。所以在第一次民族解放运动高潮中，只有埃及出现了“华夫脱运动”，撒哈拉以南广大国家人民虽然已开始觉醒，但还没有形成自己的政党。这样，非洲绝大多数国家民族解放运动的真正兴起则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
其次，逐渐形成了一个独立的国家体系。第一次民族解放运动虽然轰轰烈烈，沉重打击了帝国主义势力，但是由于其反动力量的强大和民族解放运动领导力量在政治上、组织上的不成熟，除了土耳其革命取得胜利外，其他国家都先后失败了。反法西斯的第二次世界大战，给各国民族解放运动开辟了广阔的前景。二战后，世界形势发生巨大变化，帝国主义体系削弱，社会主义阵营出现，为亚非拉民族解放运动创造了良好的条件。亚非拉一大批民族国家出现，大大改变了世界政治地图，成为国际事务中一支重要的政治力量。有利的国际环境成为加纳民族解放运动成功的一个重要因素，而这也恰是甘地“非暴力不合作运动”所缺乏的，所以，尽管甘地领导的民族解放运动不论在规模上、时间上、影响上都远远超过恩克鲁玛，但失败仍不可避免。
最后，亚非拉民族解放道路多样化。有的国家由最早的抵抗斗争发展到维新运动，再发展到武装斗争最后夺取民族解放运动的胜利，例如中国、越南、朝鲜等。有的国家则没有过渡到武装斗争，例如印度。随着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胜利，和平斗争与合法斗争成为民族独立的一个重要手段，其中非洲就有30多个国家通过这种途径获得了独立。
总之，亚非拉人民经过多年的斗争，向世界证明，民族解放运动潮流势不可挡，随着1993年纳米比亚的独立，殖民体系彻底瓦解，民族解放运动最终取得胜利。
收稿日期：1999—05—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