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明清史 |
巴西500年历史嬗变
张宝宇
【专题名称】世界史
【专 题 号】K5
【复印期号】2000年11期
【原文出处】《拉丁美洲研究》(京)2000年03期第1～8页
【作者简介】张宝宇，中国社会科学院拉丁美洲研究所研究员，拉丁美洲研究所学术委员会主任。（北京 100007）
【关 键 词】历史嬗变/巴西社会/经济周期
500年前的4月22 日， 以航海家佩德罗·阿尔瓦雷斯·卡布拉尔（1467～1520）为首的葡萄牙船队，意外地抵达巴西东北部巴伊亚海岸的塞古罗港。这一历史事件被欧洲中心论者认为是“发现巴西”。然而，1994年巴西出版的中学历史教科书就此提出质疑，认为葡萄牙人不是“发现巴西”，而是“征服巴西”。（注：吉尔贝托·科特林：《历史与世界意识》，第198页，巴西Saraiva出版社，1994。）因为在葡萄牙人到来之前，在巴西这块土地上已生活着100万至500万印第安人。（注：参见巴西《四月年鉴》1999年，第166页。）
葡萄牙占领巴西，改变了业已存在的印第安人社会形态，使社会容量增加，发展速度加快，导致一个与印第安人社会迥异的巴西社会的形成。笔者从这一视角出发阐述巴西的历史演变，并就几个问题提出个人见解。
巴西社会的形成与发展
一 新旧大陆3种文化的融合
葡萄牙人占领巴西前，巴西的印第安人文明发达程度虽远不及阿兹特克文明和印卡文明，但是亦如同“整个西半球印第安人的许多社会……全部都有一个总的模型，部落公社制的模型”。（注：福斯特：《美洲政治史纲》，第21页，人民出版社，1956。）面对其社会形态先进的葡萄牙人的挑战，印第安人社会的命运只能是被征服。印第安人被征服，其社会发展秩序被打断，是巴西社会形成的前提条件。
葡萄牙殖民者对印第安人社会的破坏是以两种方式进行的。首先，以战争、奴役以及因来自欧洲的疾病传染造成印第安人人口锐减。其次，通过耶稣会教徒向印第安人传教，使其皈依西方文明。部分印第安传统文化被融入以葡萄牙文化为主流的巴西社会。这正是巴西现有的许多印第安人失去其“生物学的、社会的与文化的传统”的重要原因之一（注：若埃尔萨·埃斯特尔·多明戈斯等：《巴西历史焦点》，第52页，圣保罗FTD出版社，1996。）。殖民者虽于1595 年颁布法令禁止监禁印第安人，但对印第安人的迫害活动并未停止。17世纪至18世纪又发生了旨在猎获逃亡印第安人的“班德拉斯运动”。
诚然，殖民者在破坏印第安人文化，使他们充当劳动力的同时，也认可了他们的生活习惯，吸纳他们的部分语汇。更为重要的是白人与印第安人的混血儿，成为人口的重要成分，从而逐渐体现出土著印第安人在巴西人口构成中的价值。这正是19世纪后半叶，土著主义在巴西得以流行并被政府部分地实践的历史原因。巴西1988年宪法规定，国家承认印第安人的社会组织，它的语言、信仰和传统，并保证他们拥有生存和发展所需的土地的权利。这表明印第安人作为巴西民族组成因素而被认同。
1530年葡萄牙国王唐·若奥三世命马丁·阿丰索·德索萨（1500～1564）率船队远征巴西。这被史学家认为是葡萄牙向巴西正式移民的开始（注：若埃尔萨·埃斯特尔·多明戈斯等：《巴西历史焦点》，第37页，圣保罗FTD出版社，1996。）。其重要标志是于1532 年建立了圣维森特和皮拉堤尼加两个居民点以及巴西历史上第一家制糖作坊。皇室为移民巴西而采取的重要手段是实行分封制。在1534年至1536年间，葡王室将葡属美洲划分为12个管区，（注：关于管区的数目说法不一。本文采用小普拉多的观点。见其《巴西经济史》，第32 页， 巴西出版社，1980。）分封给皇室成员、显贵、富商和其他权势人物。圣维森特管区就分封给了阿丰索·德索萨。管区享受高度的自主权，其中包括分配土地权，从而产生了巴西历史上所谓的份地制（sesmarias）。 份地制虽于1822年被废止，但它却成为迄今仍对巴西发展产生重大影响的大庄园制存在的历史根源。
当时，葡萄牙向巴西的移民极为有限，这不仅是由于葡萄牙的人口少，而且更重要的是它还不具备向外移民的社会历史条件。与当时英国向北美殖民地殖民、实行原始积累过程完全不同，英国的原始积累使千千万万失掉土地的农民，在极苛刻的条件下，卖身为奴若干年，以支付渡洋旅费，前往美洲去寻找土地。（注：叶菲莫夫：《美国史纲》，第42页，三联书店，1962。）这一差别深远地影响着二者后来的社会与经济发展。也就是说，前往巴西的移民其主要目的不是要以自己的劳动发家致富。另外，由于移民数量极为有限，巴西殖民地经济从一开始便不得不建立在黑人奴隶劳动的基础上。
“引进”黑人，对巴西社会的形成与发展产生巨大历史作用。第一批黑人奴隶贩运至巴西大约是在1530年至1540年间。1550～1855年间约有400万黑奴被运进巴西港口，其中绝大部分是男性。 当时巴西正处在蔗糖周期和矿业周期，需要大量劳动力，因此甘蔗甚至被称为“奴隶作物”。（注：威廉·福斯特：《美国历史中的黑人》，第27页，三联书店，1961。）萨尔瓦多和里约热内卢是当时巴西两大奴隶集散地。时值今日那里仍是巴西黑人和混血种人较为集中的地区，特别是萨尔瓦多，具有强烈的非洲黑人文化色彩。黑奴取代了印第安人，成为巴西社会的主要劳动力。“在他们筋肌壮健的背上负荷着18世纪（美洲）葡萄牙帝国的全部重担”。（注：转引自艾·巴·托马斯：《拉丁美洲史纲》，第419页，商务印书馆，1973。）黑人把自己的饮食习惯、宗教信仰、 音乐与舞蹈，以及农作物种植和矿物开采技术带到巴西，极大地增加了巴西社会的容量和经济的发展。而黑人妇女承担白人家庭的家务和扮演奶娘的角色，则更直接地促成了文化的交流和融合。
这样，新旧大陆3种文化在同一地域相遇， 通过生产活动和其他社会活动，在冲突中相互融合而形成一种新的生活方式和审美观念——巴西文化。但从政治体制、国民价值取向、宗教信仰等方面看，巴西文化的主要内涵仍是西方文化。巴西学者安东尼奥·卡洛斯·马泽奥指出：“葡萄牙第一批殖民者带来了欧洲文化框架。从某种意义上说，巴西生活方式是欧洲生活方式的延伸。尽管在热带阳光下增添了印第安人文化和黑人文化的某些色彩，但从根本上说，它并未改变巴西文化的欧洲特征。”（注：安东尼奥·卡洛斯·马泽奥：《巴西资产阶级与资本主义》，第12页，圣保罗阿兹卡出版社，1988。）巴西文化的形成可以视为巴西社会形成的一种表象。因为“广义的文化与广义的社会的含义是相同的”（注：富永健一：《社会学原理》，第19页，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2。）。
二 经济周期与巴西社会的形成
巴西社会的发展是随着生产的发展而发展的。第一个具有重大社会意义的生产活动是甘蔗种植、蔗糖生产及向欧洲市场销售。蔗糖生产周期是从1550年至1700年，约持续一个半世纪。1502年第一批甘蔗芽从葡属马德拉群岛引进巴西。先在南部的圣维森特管区种植。16世纪中叶，甘蔗种植在伯南布哥、巴伊亚一带地区找到了最适宜的条件。典型的甘蔗种植园都建有糖坊。因此，“糖坊的概念后来就由工厂延伸至包括土地与作物在内的整个地产”。
蔗糖周期对巴西社会的形成与发展所起的作用是多方面的。第一，因甘蔗种植，沿海一带领土得以“实际占领”。第二，由于糖业的发展出现了城镇，道路和港口得到建设，同时，它还带动了相关经济部门的发展。第三，作为蔗糖生产主要劳动力的黑奴被大量贩运至巴西，同时也吸引了一批批葡萄牙人。其结果是“对广大地域的定居和占领致使殖民地社会产生”。（注：克洛维斯·多托利：《巴西社会问题研究》，第36页，圣保罗国家出版公司。）这个社会的统治阶级是为数不多的糖业主，社会底层是广大黑奴，中间为小地产所有者，葡王室官员，以及教会人士等。由此而形成的殖民地社会是一个封闭的社会。社会的运作受制于殖民契约。所谓殖民契约，就是殖民地隶属于宗主国的经济与政治关系总和。
继糖业周期之后是矿业周期（1700～1775 ）和咖啡周期（1830 ～1930）。生产活动的进一步扩大，丰富了业已形成的巴西社会的内容。矿业周期历时虽不足一个世纪，但它对巴西社会发展所起的作用是突出的。第一，黄金和钻石的发现导致巴西人口从沿海地区流向内地米纳斯吉拉斯一带，同时也使欧洲人大批涌入。巴西人口迅速增加，内地一些“空白”地区被占领。第二，随着矿业经济的发展，巴西的经济、政治中心向东南转移至米纳斯吉拉斯和里约热内卢一带。作为黄金输出港和奴隶输入港的里约热内卢于1763年取代东北部的萨尔瓦多成为殖民地巴西的首府。第三，黄金产区的物资需求拉动了多种经济活动的兴起与发展。矿区对肉食品和役畜需求使畜牧业从沿海逐步向内地扩展。第四，矿业生产的发展刺激了城镇的产生。新城镇分布于矿区至里约热内卢港之间道路沿线。城镇人口增加，形成了新的社会阶层。随着生产的发展，艺术活动也繁荣起来。此外，在黄金等贵金属源源不断输往宗主国的同时，来自欧洲的日用消费品也不断增加，巴西社会与外界联系更加紧密。
咖啡经济对巴西社会、经济和政治的影响之大，持续时间之久，是任何经济周期所不能比拟的。自1727年咖啡种植从法属圭亚那传至巴西北部后，经历了漫长的发展道路。1760年咖啡种植传到里约热内卢，当地的甘蔗种植因而被取代。自1831年起，咖啡出口超过蔗糖出口，跃居巴西出口产品的首位。尽管如此，在19世纪前半叶，咖啡业的发展仍被经济史学家称为“准备期”；其发展高潮是在1850年之后。当时，咖啡种植已从巴拉伊巴河谷延伸到圣保罗的西部高原并向米纳斯吉拉斯的马塔地区扩展。当时咖啡业的大发展是与国际市场、特别是美国市场需求的不断增长有关。社会财富因咖啡业发展而增加，同时因咖啡业发展的需要，市政和铁路等基础设施建设取得突破性发展，国家的一体化得到加强，最终导致国家经济中心转移至东南部地区。被称为“咖啡男爵”的圣保罗咖啡园主与米纳斯吉拉斯的大农牧业主逐步走上了联合统治巴西的舞台。
1888年巴西最终废除了奴隶制后，劳动力不足成为咖啡业发展的突出问题，外国移民高潮的到来正是在这一历史背景下出现的。巴西历史学家以1808年划界，在此后到达巴西的外国人（包括葡萄牙人）均被视为外国移民。（注：《巴西百科全书》，第397页，圣保罗世界出版社，1988。）1818年，1682名瑞士移民来到巴西，定居在现今里约热内卢州的新弗里堡。1824年首批德国移民到巴西。1875年意大利移民到巴西南部定居。1908年第一批日本移民从桑多斯港登岸。大批外国移民进入巴西发生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1887～1900年间，仅圣保罗州就接受了约100万外国移民。外国移民在巴西大致有3种职业选择。其一，去咖啡种植园，作为雇佣劳动者取代以往的奴隶。其二，去南方农村，成为小地产主（小农），随后形成农村的中产阶级。其三，留居城市从事工商业活动。外国移民对巴西社会发展贡献之大表现在经济、政治、思想和文化诸多方面。移民的进入使巴西社会更加开放，与外界的联系更加广泛，人员往来与思想交流更加频繁。
巴西社会的进一步发展与繁荣是在30年代后伴随着工业化与城市化的进程而发生的。工业的发展将全国各地的“孤岛”联成一个整体。国内市场的统一和劳动力的流动，特别是农村人口流入城市，使巴西社会更加开放和充满活力。
独立国家的诞生与政治发展
一 巴西疆域定型
1750年马德里条约的签订，表明西班牙承认在其统治葡萄牙期间（1580～1640）巴西人越过托尔德西利亚斯条约规定界线占据的“西班牙美洲领土”，巴西疆域在当时已初具雏形。巴西对领土实际占领是因生产周期的更替致使生产地域改变而实现的。然而这主要局限在东北部及沿海一带。因此，“正是在沿海一带埋下了民族特性之根”（注：《请看》杂志，2000年1月5日刊。）。而向西部内地的延伸则受到地理条件的局限。两条与海岸平行走向的山脉成为葡萄牙殖民者深入内地的屏障。一条是马尔山脉，另一条是曼蒂盖拉山脉。对内地的占领在一定程度上应归功于1650～1750年间兴起的武装远征队“班德拉斯”的参加者。他们是在巴西出生的白人，以圣保罗为基地深入内地，掳掠印第安人和寻找贵金属。一个世纪来，他们的足迹越过米纳斯吉拉斯、马托格罗索、戈亚斯，到达亚马孙河的中下游地区。在同一时期，葡萄牙殖民者从亚马孙河口的贝伦溯流而上，沿河建立了许多据点，以防该河流域落入他人之手。这一行为在历史上被称为“恩德拉达斯”。它与“班德拉斯”的区别在于，后者更具官方性质，其宗旨是占领土地。
但是，在南方，葡萄牙殖民者的领土扩展却遇到了西班牙人的顽强抵制。南里奥格兰德省是纳入巴西版图较晚的地区。它位于条约规定的界线以西。葡萄牙在巴西的殖民者利用葡萄牙被西班牙占领的机会，积极向南方扩张。进入南里奥格兰德的是东北部的“腹地人”、牧民、圣保罗的远征队员以及从亚速尔群岛引进的移民。在17世纪和18世纪，葡西殖民者为争夺南里奥格兰德的斗争一直持续不断。直至1801年，才最终归入巴西版图。
为争夺拉普拉塔流域的控制权和确保南里奥格兰德的领土安全，巴西曾参与巴拉圭战争（1864～1870）和军事入侵乌拉圭，并与阿根廷对峙。但从19世纪末起，巴西人对领土的保卫和扩展，“不再求助于武力解决它在南美洲的领土争议。这个任务转由巴西外交来承担”（注：特雷济亚·德卡斯特罗：《巴西文明史》，第160页，里约热内卢 CAPEMI出版社，1982。）。巴西所遵循的是国际法中的所谓“占领地保有”原则。巴西以外交手段先后同乌拉圭、巴拉圭、阿根廷、玻利维亚、秘鲁、委内瑞拉、哥伦比亚以及法属圭亚那解决了边界问题。亚马孙河与拉普拉塔河的航行问题也以同样的方法得到解决。
二 国家意识的产生与独立国家的建立
随着巴西社会的形成与发展，巴西人的国家意识也在增强，最终导致巴西的政治独立。其初始表现为印第安人和黑人对葡萄牙统治者的反抗。他们或逃往内地，或进行斗争。1560～1563年间在里约热内卢成立的塔莫约斯联邦，就是巴西历史上著名的印第安人武装反抗殖民者的斗争事例。此外，还有卡里里斯战争（1683～1713）和瓜拉尼堤卡战争（1754～1756）等。与印第安人相比，黑人奴隶的反抗则更为激烈。在巴西历史上奴隶贸易非常活跃时期，遍布许多地区的“基隆博斯”就是黑奴反对葡萄牙奴隶制度的典型事例。“基隆博斯”是“筑有防御工事的黑奴居民点”。（注：《巴西百科全书》，第676页， 圣保罗世界出版社，1988。）它们远离城镇，与世隔绝。其中名为帕尔马雷斯的“基隆博斯”，因它所占地域广阔和武装抵抗之持久而彪炳千古。
此外，殖民地时期的巴西还多次发生土生白人起义。这些起义具有“反葡萄牙性质”。1641～1720年间发生的这类起义行动多达10起，其地域分布较为广阔。这表明在巴西大地已普遍出现巴西人意识。被史学家认定最具反抗宗主国统治性质的起义是1684年发生在马拉尼昂的贝克曼起义，其矛头直指宗主国在当地开设的马拉尼昂公司。巴西人意识的增强植根于巴西殖民地经济实力的壮大。随着巴西殖民地经济实力的增长，以及美国独立和法国革命思想影响的增强，巴西人独立建国的意识也越来越强。自18世纪末起，一个要求从葡萄牙分离出来的解放运动在巴西逐渐形成声势。这种巴西人意识不仅表现在知识分子和富有阶层中，比如“米纳斯密谋”，也表现在普通大众中，如“巴伊亚阴谋”。1808年葡萄牙王室迁驻巴西后的13年中，葡萄牙统治者迫于形势而解除了殖民契约，实行了在客观上有利于巴西发展的政策，使巴西与葡萄牙关系发生了实质性的变化，史称“巴西转向”。“在许多方面，巴西已不再是葡萄牙殖民地”，相反“葡萄牙成为巴西的殖民地”。（注：若埃尔萨·埃斯特尔·多明戈斯等：《巴西历史焦点》，第85～86页，圣保罗FTD出版社，1996。）在经济相对发达的圣保罗、 米纳斯吉拉斯和里约热内卢轴心地区，一些宣传解放与独立的报刊在1821～1822年间相继出现。其中著名的有：《巴西唤醒者》《尖辣椒》和《里约热内卢邮报》等。这种形势的存在与发展，使人不难理解巴西为什么会在1822年如此迅速地取得了政治独立。
1822年9月7日巴西帝国建立以后，巴西仍保持着原葡属殖民地时期的疆域。这同西属美洲独立后的形势形成明显差别。笔者以为，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殖民地时期西属美洲与葡属美洲存在社会经济结构上的差别。西属殖民地地域广阔，由4个总督区分别治理。 各地之间联系松散。北部地区以矿业经济为主，与宗主国发生直接联系，但并未形成统一的社会；而南部的阿根廷地区，其经济活动以农牧业为主，但并未与北部矿区形成紧密的市场关系。葡属美洲的情况与此不同。殖民地时期巴西经济发展的特征是单一产品周期性更替。不同产品的相继发展，致使经济中心地域转移，亦带动了人口流动。因此，葡属美洲各地之间的联系强于西属美洲。这一点尤为明显地表现在巴西沿海各地区之间的联系上。这是巴西经过独立斗争之后而未四分五裂的重要原因之一。
三 政治发展
巴西独立后实行帝制。1824年宪法实际上赋予国王至高无上的权力，广大民众被排除在选举之外。巴西政治仍由与前宗主国有联系的人决定。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史学家认为，“我们的独立不具有革命内容”。（注：若埃尔萨·埃斯特尔·多明戈斯等：《巴西历史焦点》，第99页，圣保罗FTD出版社，1996。）巴西帝制一直延续至1889年11月15 日成立巴西合众国。从1889年至1930年期间，被称为第一共和国。它既有别于帝国，也与其后的共和国存在许多重大差别。
由帝国转变为共和国，是巴西国内一系列重大事件发展的结果。巴拉圭战争是促使巴西政治演变的重大事件。作为战争一方三国联盟成员国的巴西虽然取得了胜利，但战争使巴西财政加深了对外国、特别是对英国的依附。更重要的是战争对巴西国内政治所产生的影响。在战争中，巴西黑人组成的57个营参战，从而提高了其社会地位。通过战争，巴西军队发展成为一个有纪律的、现代的社会组织，排除了文人领导军队的体制。在军队内部形成了一个主张废除奴隶制、建立共和国的派别。军队社会地位的提高也播下了军人干政的种子。
直至巴拉圭战争结束时，巴西是西方国家中惟一存在奴隶制的国家。与它同属新大陆的美国早于1862年正式废除了奴隶制，而前西属美洲国家在19世纪初独立斗争中，奴隶已获解放。巴西奴隶制之所以延续如此长久，主要与国家政权掌握在大庄园主阶级手中有关。巴西废奴的历程，自1850年颁布欧塞比奥·德凯罗斯法禁止贩卖非洲奴隶算起，至1888年议会通过“黄金法”无条件废除奴隶制止，历时近40年。奴隶制的废除是促使巴西政治演变的另一起重大事件。因奴隶制的废除而采用雇佣劳动制，在一定范围内提高了社会生产力，促进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发展，但对黑人来讲，“奴隶制的废除并不表明对他们剥削的中断”（注：《巴西百科全书》，第3页，圣保罗世界出版社，1988。）。 因为解放了的奴隶并未获得基本的生活手段，他们中不少人流入城市成为“盲流”，其子女得不到基本的教育。这样的结果延续至今，使黑人（混血种人）处于社会的最底层。
从1930年革命至1937年，被称为第二共和国时期。尔后是新国家时期（1937～1945）、民众主义共和国时期（1945～1964）、军事制度时期（1964～1985）和新共和国时期（1985年至今）。在1930年之后的长达70年的时间里，巴西的政治发展体现出由专制向民主发展的趋势，社会各种势力日渐活跃，国民参政的程度逐步提高。但是逆潮流而动的情况也时有发生。最典型的例子是在30年代瓦加斯政府所实行的“集权的联邦主义”政治体制，各州的自治权几乎完全被终止。从形式上看这是民主的倒退，但它对克服传统州长的政治影响、消除“诸侯”状态，对统一市场的建立具有进步意义。此外，对于1964～1985年的军人统治也应作全面评价。这一时期国家政权掌握在军人手里，但经济政策的制定与实施则“比以往时期更完全地委托给专家”。“实际上巴西政府成了在军方监护下的专家政府”。（注：斯·罗博克：《巴西经济发展研究》，第228页，上海译文出版社，1980。 ）它在创造经济“奇迹”的同时，以“威胁国家安全”为由，对政府的反对派实施坚决打击。1985年军人还政后，新共和国颁布的1988年宪法扩大了地方权力。这对调动地方的积极性具有进步作用。然而，近年来的实践表明，地方对抗中央的势头在增强。这说明，时至目前，巴西联邦共和国中央与地方的关系并未理顺。
现代化进程
巴西现代化（注：本文将现代化的实质理解为工业化，且因篇幅所限不论及工业化以外的其他问题。）进程起于何时，在学术上是一个有争议的问题。一说主张工业化始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另一说认为30年代是巴西国家工业化的开始。笔者倾向后一说。就国内条件而言，现代化的起始要同时具备两个因素：一定的工业发展积累和工业资产阶级走上政治舞台。在20世纪30年代，巴西同时具备上述两个因素。1920年的调查显示，巴西已有工业企业1.3万家，工人达27.5万多人， 而且工业分布有一定程度的集中，31%的纺织厂在圣保罗。自1854年建成第一条铁路以来，到1929年已拥有铁路3.2万千米， 全国第一条硬面公路建于1925年。1928年连接里约热内卢和圣保罗的公路开始使用。欧、亚移民相继迁入巴西，为工业化提供了劳力和技术，也扩大了工业消费市场。
在20世纪20年代，巴西传统社会已发生明显变化。工业无产阶级开始形成，巴西共产党于1922年成立。新兴的中产阶级由于被大庄园主阶级排除在国家政权之外，连续掀起针对政府的政治—军事运动。当时兴起的“旨在以创造新的真正的巴西艺术的表现方式，试图使民族生活和民族思想面向现代”（注：《简明不列颠百科全书》，第486页，第1卷。）的现代主义美学运动，实际上超出了美学的界限，可视为巴西社会进入新阶段的前兆。而这一新阶段的开始，最终应归功于瓦加斯领导的革命。它是一场“反对咖啡寡头政治统治的运动，标志着工业主义对农业统治地位的胜利”（注：伊拉里奥·托尔洛尼：《巴西问题研究》，第125页，圣保罗拓荒者书店，1983。）。 因而为“巴西工业革命创造了必要的政治条件”。（注：路易斯·卡洛斯·佩雷拉：《巴西的发展和危机》，转引自《巴西史料丛刊》第15期，第61页。）
此外，当时世界经济危机的国际形势客观上促使巴西进行工业化。经济危机有力地证明了建立在单一产品咖啡出口基础上的经济是极为脆弱的。这种形势“使拉美各国开阔了工业化的视野”。巴西在大萧条的冲击下表现出对工业化的兴趣。
巴西的工业化表现为一个长期的进程。在这一漫长的工业化过程中，巴西经济发展呈现出如下特征。
一般而言，经济增长速度较快。据统计，1900～1990年间，巴西的国民生产总值年均增长速度为5.1%，同期阿根廷为2.5%，美国为3. 1%。正因为如此，巴西的经济规模很快超过了阿根廷等一些国家，缩小了与先进国家的差距。这得益于在工业化进程中的几次“冲刺”，巴西学者称之为“猛烈的现代化时期”。其中第一次发生在库比契克总统执政时期（1956～1961）。他以发展主义思想为指导，制定了包括5 个部门30个项目在内的发展纲要，以“5年等于50年”为工作口号。 计划项目主要部分最终得以完成。第二次冲刺发生在1968～1974年间，国内生产总值以年均11%的速度增长，主要工农业产品的产量大幅增加，经济结构明显优化。新建了核能、电子、石油化工、飞机制造以及军工生产等部门。巴西总体经济实力上升至西方世界的第8位。
巴西战后经济增长的过程是不断与通货膨胀斗争的过程。但有一段时间，通货膨胀有利于资源的重新配置的说法，在巴西有一定的“市场”。在50年代，库比契克及其顾问们认为，“通货膨胀是经济发展的必然伙伴”。1987年联邦政府财政部长路易斯·佩雷拉说：“对于巴西这样一个发展中国家来说，要迅速实现工业化，通胀式的发展实际上成了惟一的选择。要么是这种类型的发展，要么是不景气。”（注：路易斯·卡洛斯·佩雷拉：《巴西的发展和危机》，转引自《巴西史料丛刊》第15期，第24页。）事实上，至少在一段时间里，巴西政府是有意无意地利用了通货膨胀，即把通货膨胀作为一种集资手段——通货膨胀税。显然，通货膨胀税的“征收”是建立在通货膨胀不断攀升的基础上，最终导致恶性通货膨胀而不利于生产和社会发展。这正是80年代以后，巴西政府7次实施反通货膨胀计划的原因所在。
工业化国家的经验表明，工业的发展是以农业发展为基础的。“在资本主义工业化的同时，就开始了农业的资本主义化”。（注：苏星：《社会主义再生产的理论与实践》，第49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而在巴西的工业化进程中，农业生产关系基本上未发生骤变。1930年的资产阶级革命并没有改变历史上存在的土地结构。这就使巴西的工业化缺乏农业的有力支持。巴西的工业化基本上是建立在出口农业的基础上的，内需农业相对萎缩，农村工业也未有适当发展，致使大量农村人口外流，形成严重的社会问题。这种工业化模式没有取得迅速缩小城乡差别的结果。
巴西工业化进程体现出生产力布局由集中到分散的过程。工业化之始，巴西即选择东南部地区为建设的重点。形成了以圣保罗、里约热内卢和贝洛奥里藏特为支点的经济最发达的三角区。工业化开始以来的相当长时期，发达地区和落后地区“两个巴西”的发展差距呈扩大趋势。在地区发展严重失衡的情况下，巴西政府开始关注落后地区发展问题。为实现国家一体化，制定了一系列开发落后地区的政策，诸如设置专门的落后地区开发机构，实行税收优惠政策；利用“发展极”理论，建立马瑙斯自由贸易区和确立其他有关“发展极”；加强公路建设，使落后地区与国家政治、经济中心沟通；以及进行沿江河流域的开发等。巴西工业布局因此逐渐呈分散化趋势。特别自90年代以来，企业为提高国际竞争力，将工厂迁至条件相对较好的落后地区，或在那里建立新企业。地方政府为了加快本地发展，亦纷纷出台优惠政策，吸引包括外资企业在内的企业去内地投资。目前，巴西生产力布局的内地化强劲之势有利于缩小地区发展的差距。
工业化使巴西国民经济结构发生着重要变化。到50年代中期，工业产值首次超过农业产值。到80年代，巴西本国工业生产可提供其所需资本货的2／3。在生产力发展的同时，自50年代开始，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在全国、特别是在经济发达的东南部地区广泛推广。中国国家统计局《国际经济信息》提供的数字表明，巴西的国内生产总值为7864.66 亿美元（1997年，下同），在有统计的133个国家和地区中居第8位。人均国民生产总值4720美元，居第34位。巴西人的预期寿命平均为66. 6 岁（1995年，下同），成人识字率83.3%，三级教育综合入学率72%，人文发展指数0.809，在有统计的174个国家和地区中居第62位。由此可见，巴西的经济指标优于社会指标。这正是巴西目前问题之所在，亦是今后尚需努力解决的问题，以求经济增长的同时社会亦有所发展。^
【专 题 号】K5
【复印期号】2000年11期
【原文出处】《拉丁美洲研究》(京)2000年03期第1～8页
【作者简介】张宝宇，中国社会科学院拉丁美洲研究所研究员，拉丁美洲研究所学术委员会主任。（北京 100007）
| 【内容提要】 | 葡萄牙占领巴西改变了业已存在的印第安人社会形态，导致与印第安人社会不同的巴西社会的形成。印第安人被征服，其社会发展秩序被打破是巴西社会形成的前提条件。“引进”黑人对巴西社会的形成与发展具有重大的历史作用。经济周期的变更与人口的流动致使经济重心相继转移，促成巴西社会形成与发展并使疆土得以实际占领。巴西人的国家意识因巴西社会的形成与经济发展而增强，最终导致独立国家的建立。随即产生由帝国到共和国的政治发展历程，并于20世纪30年代开始进行国家现代化建设。在500年的历史演变中，巴西表现出诸多发展特征。 时至目前，巴西虽然尚未实现现代化目标，但它已是世界经济8 强之一。 |
葡萄牙占领巴西，改变了业已存在的印第安人社会形态，使社会容量增加，发展速度加快，导致一个与印第安人社会迥异的巴西社会的形成。笔者从这一视角出发阐述巴西的历史演变，并就几个问题提出个人见解。
巴西社会的形成与发展
一 新旧大陆3种文化的融合
葡萄牙人占领巴西前，巴西的印第安人文明发达程度虽远不及阿兹特克文明和印卡文明，但是亦如同“整个西半球印第安人的许多社会……全部都有一个总的模型，部落公社制的模型”。（注：福斯特：《美洲政治史纲》，第21页，人民出版社，1956。）面对其社会形态先进的葡萄牙人的挑战，印第安人社会的命运只能是被征服。印第安人被征服，其社会发展秩序被打断，是巴西社会形成的前提条件。
葡萄牙殖民者对印第安人社会的破坏是以两种方式进行的。首先，以战争、奴役以及因来自欧洲的疾病传染造成印第安人人口锐减。其次，通过耶稣会教徒向印第安人传教，使其皈依西方文明。部分印第安传统文化被融入以葡萄牙文化为主流的巴西社会。这正是巴西现有的许多印第安人失去其“生物学的、社会的与文化的传统”的重要原因之一（注：若埃尔萨·埃斯特尔·多明戈斯等：《巴西历史焦点》，第52页，圣保罗FTD出版社，1996。）。殖民者虽于1595 年颁布法令禁止监禁印第安人，但对印第安人的迫害活动并未停止。17世纪至18世纪又发生了旨在猎获逃亡印第安人的“班德拉斯运动”。
诚然，殖民者在破坏印第安人文化，使他们充当劳动力的同时，也认可了他们的生活习惯，吸纳他们的部分语汇。更为重要的是白人与印第安人的混血儿，成为人口的重要成分，从而逐渐体现出土著印第安人在巴西人口构成中的价值。这正是19世纪后半叶，土著主义在巴西得以流行并被政府部分地实践的历史原因。巴西1988年宪法规定，国家承认印第安人的社会组织，它的语言、信仰和传统，并保证他们拥有生存和发展所需的土地的权利。这表明印第安人作为巴西民族组成因素而被认同。
1530年葡萄牙国王唐·若奥三世命马丁·阿丰索·德索萨（1500～1564）率船队远征巴西。这被史学家认为是葡萄牙向巴西正式移民的开始（注：若埃尔萨·埃斯特尔·多明戈斯等：《巴西历史焦点》，第37页，圣保罗FTD出版社，1996。）。其重要标志是于1532 年建立了圣维森特和皮拉堤尼加两个居民点以及巴西历史上第一家制糖作坊。皇室为移民巴西而采取的重要手段是实行分封制。在1534年至1536年间，葡王室将葡属美洲划分为12个管区，（注：关于管区的数目说法不一。本文采用小普拉多的观点。见其《巴西经济史》，第32 页， 巴西出版社，1980。）分封给皇室成员、显贵、富商和其他权势人物。圣维森特管区就分封给了阿丰索·德索萨。管区享受高度的自主权，其中包括分配土地权，从而产生了巴西历史上所谓的份地制（sesmarias）。 份地制虽于1822年被废止，但它却成为迄今仍对巴西发展产生重大影响的大庄园制存在的历史根源。
当时，葡萄牙向巴西的移民极为有限，这不仅是由于葡萄牙的人口少，而且更重要的是它还不具备向外移民的社会历史条件。与当时英国向北美殖民地殖民、实行原始积累过程完全不同，英国的原始积累使千千万万失掉土地的农民，在极苛刻的条件下，卖身为奴若干年，以支付渡洋旅费，前往美洲去寻找土地。（注：叶菲莫夫：《美国史纲》，第42页，三联书店，1962。）这一差别深远地影响着二者后来的社会与经济发展。也就是说，前往巴西的移民其主要目的不是要以自己的劳动发家致富。另外，由于移民数量极为有限，巴西殖民地经济从一开始便不得不建立在黑人奴隶劳动的基础上。
“引进”黑人，对巴西社会的形成与发展产生巨大历史作用。第一批黑人奴隶贩运至巴西大约是在1530年至1540年间。1550～1855年间约有400万黑奴被运进巴西港口，其中绝大部分是男性。 当时巴西正处在蔗糖周期和矿业周期，需要大量劳动力，因此甘蔗甚至被称为“奴隶作物”。（注：威廉·福斯特：《美国历史中的黑人》，第27页，三联书店，1961。）萨尔瓦多和里约热内卢是当时巴西两大奴隶集散地。时值今日那里仍是巴西黑人和混血种人较为集中的地区，特别是萨尔瓦多，具有强烈的非洲黑人文化色彩。黑奴取代了印第安人，成为巴西社会的主要劳动力。“在他们筋肌壮健的背上负荷着18世纪（美洲）葡萄牙帝国的全部重担”。（注：转引自艾·巴·托马斯：《拉丁美洲史纲》，第419页，商务印书馆，1973。）黑人把自己的饮食习惯、宗教信仰、 音乐与舞蹈，以及农作物种植和矿物开采技术带到巴西，极大地增加了巴西社会的容量和经济的发展。而黑人妇女承担白人家庭的家务和扮演奶娘的角色，则更直接地促成了文化的交流和融合。
这样，新旧大陆3种文化在同一地域相遇， 通过生产活动和其他社会活动，在冲突中相互融合而形成一种新的生活方式和审美观念——巴西文化。但从政治体制、国民价值取向、宗教信仰等方面看，巴西文化的主要内涵仍是西方文化。巴西学者安东尼奥·卡洛斯·马泽奥指出：“葡萄牙第一批殖民者带来了欧洲文化框架。从某种意义上说，巴西生活方式是欧洲生活方式的延伸。尽管在热带阳光下增添了印第安人文化和黑人文化的某些色彩，但从根本上说，它并未改变巴西文化的欧洲特征。”（注：安东尼奥·卡洛斯·马泽奥：《巴西资产阶级与资本主义》，第12页，圣保罗阿兹卡出版社，1988。）巴西文化的形成可以视为巴西社会形成的一种表象。因为“广义的文化与广义的社会的含义是相同的”（注：富永健一：《社会学原理》，第19页，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2。）。
二 经济周期与巴西社会的形成
巴西社会的发展是随着生产的发展而发展的。第一个具有重大社会意义的生产活动是甘蔗种植、蔗糖生产及向欧洲市场销售。蔗糖生产周期是从1550年至1700年，约持续一个半世纪。1502年第一批甘蔗芽从葡属马德拉群岛引进巴西。先在南部的圣维森特管区种植。16世纪中叶，甘蔗种植在伯南布哥、巴伊亚一带地区找到了最适宜的条件。典型的甘蔗种植园都建有糖坊。因此，“糖坊的概念后来就由工厂延伸至包括土地与作物在内的整个地产”。
蔗糖周期对巴西社会的形成与发展所起的作用是多方面的。第一，因甘蔗种植，沿海一带领土得以“实际占领”。第二，由于糖业的发展出现了城镇，道路和港口得到建设，同时，它还带动了相关经济部门的发展。第三，作为蔗糖生产主要劳动力的黑奴被大量贩运至巴西，同时也吸引了一批批葡萄牙人。其结果是“对广大地域的定居和占领致使殖民地社会产生”。（注：克洛维斯·多托利：《巴西社会问题研究》，第36页，圣保罗国家出版公司。）这个社会的统治阶级是为数不多的糖业主，社会底层是广大黑奴，中间为小地产所有者，葡王室官员，以及教会人士等。由此而形成的殖民地社会是一个封闭的社会。社会的运作受制于殖民契约。所谓殖民契约，就是殖民地隶属于宗主国的经济与政治关系总和。
继糖业周期之后是矿业周期（1700～1775 ）和咖啡周期（1830 ～1930）。生产活动的进一步扩大，丰富了业已形成的巴西社会的内容。矿业周期历时虽不足一个世纪，但它对巴西社会发展所起的作用是突出的。第一，黄金和钻石的发现导致巴西人口从沿海地区流向内地米纳斯吉拉斯一带，同时也使欧洲人大批涌入。巴西人口迅速增加，内地一些“空白”地区被占领。第二，随着矿业经济的发展，巴西的经济、政治中心向东南转移至米纳斯吉拉斯和里约热内卢一带。作为黄金输出港和奴隶输入港的里约热内卢于1763年取代东北部的萨尔瓦多成为殖民地巴西的首府。第三，黄金产区的物资需求拉动了多种经济活动的兴起与发展。矿区对肉食品和役畜需求使畜牧业从沿海逐步向内地扩展。第四，矿业生产的发展刺激了城镇的产生。新城镇分布于矿区至里约热内卢港之间道路沿线。城镇人口增加，形成了新的社会阶层。随着生产的发展，艺术活动也繁荣起来。此外，在黄金等贵金属源源不断输往宗主国的同时，来自欧洲的日用消费品也不断增加，巴西社会与外界联系更加紧密。
咖啡经济对巴西社会、经济和政治的影响之大，持续时间之久，是任何经济周期所不能比拟的。自1727年咖啡种植从法属圭亚那传至巴西北部后，经历了漫长的发展道路。1760年咖啡种植传到里约热内卢，当地的甘蔗种植因而被取代。自1831年起，咖啡出口超过蔗糖出口，跃居巴西出口产品的首位。尽管如此，在19世纪前半叶，咖啡业的发展仍被经济史学家称为“准备期”；其发展高潮是在1850年之后。当时，咖啡种植已从巴拉伊巴河谷延伸到圣保罗的西部高原并向米纳斯吉拉斯的马塔地区扩展。当时咖啡业的大发展是与国际市场、特别是美国市场需求的不断增长有关。社会财富因咖啡业发展而增加，同时因咖啡业发展的需要，市政和铁路等基础设施建设取得突破性发展，国家的一体化得到加强，最终导致国家经济中心转移至东南部地区。被称为“咖啡男爵”的圣保罗咖啡园主与米纳斯吉拉斯的大农牧业主逐步走上了联合统治巴西的舞台。
1888年巴西最终废除了奴隶制后，劳动力不足成为咖啡业发展的突出问题，外国移民高潮的到来正是在这一历史背景下出现的。巴西历史学家以1808年划界，在此后到达巴西的外国人（包括葡萄牙人）均被视为外国移民。（注：《巴西百科全书》，第397页，圣保罗世界出版社，1988。）1818年，1682名瑞士移民来到巴西，定居在现今里约热内卢州的新弗里堡。1824年首批德国移民到巴西。1875年意大利移民到巴西南部定居。1908年第一批日本移民从桑多斯港登岸。大批外国移民进入巴西发生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1887～1900年间，仅圣保罗州就接受了约100万外国移民。外国移民在巴西大致有3种职业选择。其一，去咖啡种植园，作为雇佣劳动者取代以往的奴隶。其二，去南方农村，成为小地产主（小农），随后形成农村的中产阶级。其三，留居城市从事工商业活动。外国移民对巴西社会发展贡献之大表现在经济、政治、思想和文化诸多方面。移民的进入使巴西社会更加开放，与外界的联系更加广泛，人员往来与思想交流更加频繁。
巴西社会的进一步发展与繁荣是在30年代后伴随着工业化与城市化的进程而发生的。工业的发展将全国各地的“孤岛”联成一个整体。国内市场的统一和劳动力的流动，特别是农村人口流入城市，使巴西社会更加开放和充满活力。
独立国家的诞生与政治发展
一 巴西疆域定型
1750年马德里条约的签订，表明西班牙承认在其统治葡萄牙期间（1580～1640）巴西人越过托尔德西利亚斯条约规定界线占据的“西班牙美洲领土”，巴西疆域在当时已初具雏形。巴西对领土实际占领是因生产周期的更替致使生产地域改变而实现的。然而这主要局限在东北部及沿海一带。因此，“正是在沿海一带埋下了民族特性之根”（注：《请看》杂志，2000年1月5日刊。）。而向西部内地的延伸则受到地理条件的局限。两条与海岸平行走向的山脉成为葡萄牙殖民者深入内地的屏障。一条是马尔山脉，另一条是曼蒂盖拉山脉。对内地的占领在一定程度上应归功于1650～1750年间兴起的武装远征队“班德拉斯”的参加者。他们是在巴西出生的白人，以圣保罗为基地深入内地，掳掠印第安人和寻找贵金属。一个世纪来，他们的足迹越过米纳斯吉拉斯、马托格罗索、戈亚斯，到达亚马孙河的中下游地区。在同一时期，葡萄牙殖民者从亚马孙河口的贝伦溯流而上，沿河建立了许多据点，以防该河流域落入他人之手。这一行为在历史上被称为“恩德拉达斯”。它与“班德拉斯”的区别在于，后者更具官方性质，其宗旨是占领土地。
但是，在南方，葡萄牙殖民者的领土扩展却遇到了西班牙人的顽强抵制。南里奥格兰德省是纳入巴西版图较晚的地区。它位于条约规定的界线以西。葡萄牙在巴西的殖民者利用葡萄牙被西班牙占领的机会，积极向南方扩张。进入南里奥格兰德的是东北部的“腹地人”、牧民、圣保罗的远征队员以及从亚速尔群岛引进的移民。在17世纪和18世纪，葡西殖民者为争夺南里奥格兰德的斗争一直持续不断。直至1801年，才最终归入巴西版图。
为争夺拉普拉塔流域的控制权和确保南里奥格兰德的领土安全，巴西曾参与巴拉圭战争（1864～1870）和军事入侵乌拉圭，并与阿根廷对峙。但从19世纪末起，巴西人对领土的保卫和扩展，“不再求助于武力解决它在南美洲的领土争议。这个任务转由巴西外交来承担”（注：特雷济亚·德卡斯特罗：《巴西文明史》，第160页，里约热内卢 CAPEMI出版社，1982。）。巴西所遵循的是国际法中的所谓“占领地保有”原则。巴西以外交手段先后同乌拉圭、巴拉圭、阿根廷、玻利维亚、秘鲁、委内瑞拉、哥伦比亚以及法属圭亚那解决了边界问题。亚马孙河与拉普拉塔河的航行问题也以同样的方法得到解决。
二 国家意识的产生与独立国家的建立
随着巴西社会的形成与发展，巴西人的国家意识也在增强，最终导致巴西的政治独立。其初始表现为印第安人和黑人对葡萄牙统治者的反抗。他们或逃往内地，或进行斗争。1560～1563年间在里约热内卢成立的塔莫约斯联邦，就是巴西历史上著名的印第安人武装反抗殖民者的斗争事例。此外，还有卡里里斯战争（1683～1713）和瓜拉尼堤卡战争（1754～1756）等。与印第安人相比，黑人奴隶的反抗则更为激烈。在巴西历史上奴隶贸易非常活跃时期，遍布许多地区的“基隆博斯”就是黑奴反对葡萄牙奴隶制度的典型事例。“基隆博斯”是“筑有防御工事的黑奴居民点”。（注：《巴西百科全书》，第676页， 圣保罗世界出版社，1988。）它们远离城镇，与世隔绝。其中名为帕尔马雷斯的“基隆博斯”，因它所占地域广阔和武装抵抗之持久而彪炳千古。
此外，殖民地时期的巴西还多次发生土生白人起义。这些起义具有“反葡萄牙性质”。1641～1720年间发生的这类起义行动多达10起，其地域分布较为广阔。这表明在巴西大地已普遍出现巴西人意识。被史学家认定最具反抗宗主国统治性质的起义是1684年发生在马拉尼昂的贝克曼起义，其矛头直指宗主国在当地开设的马拉尼昂公司。巴西人意识的增强植根于巴西殖民地经济实力的壮大。随着巴西殖民地经济实力的增长，以及美国独立和法国革命思想影响的增强，巴西人独立建国的意识也越来越强。自18世纪末起，一个要求从葡萄牙分离出来的解放运动在巴西逐渐形成声势。这种巴西人意识不仅表现在知识分子和富有阶层中，比如“米纳斯密谋”，也表现在普通大众中，如“巴伊亚阴谋”。1808年葡萄牙王室迁驻巴西后的13年中，葡萄牙统治者迫于形势而解除了殖民契约，实行了在客观上有利于巴西发展的政策，使巴西与葡萄牙关系发生了实质性的变化，史称“巴西转向”。“在许多方面，巴西已不再是葡萄牙殖民地”，相反“葡萄牙成为巴西的殖民地”。（注：若埃尔萨·埃斯特尔·多明戈斯等：《巴西历史焦点》，第85～86页，圣保罗FTD出版社，1996。）在经济相对发达的圣保罗、 米纳斯吉拉斯和里约热内卢轴心地区，一些宣传解放与独立的报刊在1821～1822年间相继出现。其中著名的有：《巴西唤醒者》《尖辣椒》和《里约热内卢邮报》等。这种形势的存在与发展，使人不难理解巴西为什么会在1822年如此迅速地取得了政治独立。
1822年9月7日巴西帝国建立以后，巴西仍保持着原葡属殖民地时期的疆域。这同西属美洲独立后的形势形成明显差别。笔者以为，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殖民地时期西属美洲与葡属美洲存在社会经济结构上的差别。西属殖民地地域广阔，由4个总督区分别治理。 各地之间联系松散。北部地区以矿业经济为主，与宗主国发生直接联系，但并未形成统一的社会；而南部的阿根廷地区，其经济活动以农牧业为主，但并未与北部矿区形成紧密的市场关系。葡属美洲的情况与此不同。殖民地时期巴西经济发展的特征是单一产品周期性更替。不同产品的相继发展，致使经济中心地域转移，亦带动了人口流动。因此，葡属美洲各地之间的联系强于西属美洲。这一点尤为明显地表现在巴西沿海各地区之间的联系上。这是巴西经过独立斗争之后而未四分五裂的重要原因之一。
三 政治发展
巴西独立后实行帝制。1824年宪法实际上赋予国王至高无上的权力，广大民众被排除在选举之外。巴西政治仍由与前宗主国有联系的人决定。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史学家认为，“我们的独立不具有革命内容”。（注：若埃尔萨·埃斯特尔·多明戈斯等：《巴西历史焦点》，第99页，圣保罗FTD出版社，1996。）巴西帝制一直延续至1889年11月15 日成立巴西合众国。从1889年至1930年期间，被称为第一共和国。它既有别于帝国，也与其后的共和国存在许多重大差别。
由帝国转变为共和国，是巴西国内一系列重大事件发展的结果。巴拉圭战争是促使巴西政治演变的重大事件。作为战争一方三国联盟成员国的巴西虽然取得了胜利，但战争使巴西财政加深了对外国、特别是对英国的依附。更重要的是战争对巴西国内政治所产生的影响。在战争中，巴西黑人组成的57个营参战，从而提高了其社会地位。通过战争，巴西军队发展成为一个有纪律的、现代的社会组织，排除了文人领导军队的体制。在军队内部形成了一个主张废除奴隶制、建立共和国的派别。军队社会地位的提高也播下了军人干政的种子。
直至巴拉圭战争结束时，巴西是西方国家中惟一存在奴隶制的国家。与它同属新大陆的美国早于1862年正式废除了奴隶制，而前西属美洲国家在19世纪初独立斗争中，奴隶已获解放。巴西奴隶制之所以延续如此长久，主要与国家政权掌握在大庄园主阶级手中有关。巴西废奴的历程，自1850年颁布欧塞比奥·德凯罗斯法禁止贩卖非洲奴隶算起，至1888年议会通过“黄金法”无条件废除奴隶制止，历时近40年。奴隶制的废除是促使巴西政治演变的另一起重大事件。因奴隶制的废除而采用雇佣劳动制，在一定范围内提高了社会生产力，促进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发展，但对黑人来讲，“奴隶制的废除并不表明对他们剥削的中断”（注：《巴西百科全书》，第3页，圣保罗世界出版社，1988。）。 因为解放了的奴隶并未获得基本的生活手段，他们中不少人流入城市成为“盲流”，其子女得不到基本的教育。这样的结果延续至今，使黑人（混血种人）处于社会的最底层。
从1930年革命至1937年，被称为第二共和国时期。尔后是新国家时期（1937～1945）、民众主义共和国时期（1945～1964）、军事制度时期（1964～1985）和新共和国时期（1985年至今）。在1930年之后的长达70年的时间里，巴西的政治发展体现出由专制向民主发展的趋势，社会各种势力日渐活跃，国民参政的程度逐步提高。但是逆潮流而动的情况也时有发生。最典型的例子是在30年代瓦加斯政府所实行的“集权的联邦主义”政治体制，各州的自治权几乎完全被终止。从形式上看这是民主的倒退，但它对克服传统州长的政治影响、消除“诸侯”状态，对统一市场的建立具有进步意义。此外，对于1964～1985年的军人统治也应作全面评价。这一时期国家政权掌握在军人手里，但经济政策的制定与实施则“比以往时期更完全地委托给专家”。“实际上巴西政府成了在军方监护下的专家政府”。（注：斯·罗博克：《巴西经济发展研究》，第228页，上海译文出版社，1980。 ）它在创造经济“奇迹”的同时，以“威胁国家安全”为由，对政府的反对派实施坚决打击。1985年军人还政后，新共和国颁布的1988年宪法扩大了地方权力。这对调动地方的积极性具有进步作用。然而，近年来的实践表明，地方对抗中央的势头在增强。这说明，时至目前，巴西联邦共和国中央与地方的关系并未理顺。
现代化进程
巴西现代化（注：本文将现代化的实质理解为工业化，且因篇幅所限不论及工业化以外的其他问题。）进程起于何时，在学术上是一个有争议的问题。一说主张工业化始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另一说认为30年代是巴西国家工业化的开始。笔者倾向后一说。就国内条件而言，现代化的起始要同时具备两个因素：一定的工业发展积累和工业资产阶级走上政治舞台。在20世纪30年代，巴西同时具备上述两个因素。1920年的调查显示，巴西已有工业企业1.3万家，工人达27.5万多人， 而且工业分布有一定程度的集中，31%的纺织厂在圣保罗。自1854年建成第一条铁路以来，到1929年已拥有铁路3.2万千米， 全国第一条硬面公路建于1925年。1928年连接里约热内卢和圣保罗的公路开始使用。欧、亚移民相继迁入巴西，为工业化提供了劳力和技术，也扩大了工业消费市场。
在20世纪20年代，巴西传统社会已发生明显变化。工业无产阶级开始形成，巴西共产党于1922年成立。新兴的中产阶级由于被大庄园主阶级排除在国家政权之外，连续掀起针对政府的政治—军事运动。当时兴起的“旨在以创造新的真正的巴西艺术的表现方式，试图使民族生活和民族思想面向现代”（注：《简明不列颠百科全书》，第486页，第1卷。）的现代主义美学运动，实际上超出了美学的界限，可视为巴西社会进入新阶段的前兆。而这一新阶段的开始，最终应归功于瓦加斯领导的革命。它是一场“反对咖啡寡头政治统治的运动，标志着工业主义对农业统治地位的胜利”（注：伊拉里奥·托尔洛尼：《巴西问题研究》，第125页，圣保罗拓荒者书店，1983。）。 因而为“巴西工业革命创造了必要的政治条件”。（注：路易斯·卡洛斯·佩雷拉：《巴西的发展和危机》，转引自《巴西史料丛刊》第15期，第61页。）
此外，当时世界经济危机的国际形势客观上促使巴西进行工业化。经济危机有力地证明了建立在单一产品咖啡出口基础上的经济是极为脆弱的。这种形势“使拉美各国开阔了工业化的视野”。巴西在大萧条的冲击下表现出对工业化的兴趣。
巴西的工业化表现为一个长期的进程。在这一漫长的工业化过程中，巴西经济发展呈现出如下特征。
一般而言，经济增长速度较快。据统计，1900～1990年间，巴西的国民生产总值年均增长速度为5.1%，同期阿根廷为2.5%，美国为3. 1%。正因为如此，巴西的经济规模很快超过了阿根廷等一些国家，缩小了与先进国家的差距。这得益于在工业化进程中的几次“冲刺”，巴西学者称之为“猛烈的现代化时期”。其中第一次发生在库比契克总统执政时期（1956～1961）。他以发展主义思想为指导，制定了包括5 个部门30个项目在内的发展纲要，以“5年等于50年”为工作口号。 计划项目主要部分最终得以完成。第二次冲刺发生在1968～1974年间，国内生产总值以年均11%的速度增长，主要工农业产品的产量大幅增加，经济结构明显优化。新建了核能、电子、石油化工、飞机制造以及军工生产等部门。巴西总体经济实力上升至西方世界的第8位。
巴西战后经济增长的过程是不断与通货膨胀斗争的过程。但有一段时间，通货膨胀有利于资源的重新配置的说法，在巴西有一定的“市场”。在50年代，库比契克及其顾问们认为，“通货膨胀是经济发展的必然伙伴”。1987年联邦政府财政部长路易斯·佩雷拉说：“对于巴西这样一个发展中国家来说，要迅速实现工业化，通胀式的发展实际上成了惟一的选择。要么是这种类型的发展，要么是不景气。”（注：路易斯·卡洛斯·佩雷拉：《巴西的发展和危机》，转引自《巴西史料丛刊》第15期，第24页。）事实上，至少在一段时间里，巴西政府是有意无意地利用了通货膨胀，即把通货膨胀作为一种集资手段——通货膨胀税。显然，通货膨胀税的“征收”是建立在通货膨胀不断攀升的基础上，最终导致恶性通货膨胀而不利于生产和社会发展。这正是80年代以后，巴西政府7次实施反通货膨胀计划的原因所在。
工业化国家的经验表明，工业的发展是以农业发展为基础的。“在资本主义工业化的同时，就开始了农业的资本主义化”。（注：苏星：《社会主义再生产的理论与实践》，第49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而在巴西的工业化进程中，农业生产关系基本上未发生骤变。1930年的资产阶级革命并没有改变历史上存在的土地结构。这就使巴西的工业化缺乏农业的有力支持。巴西的工业化基本上是建立在出口农业的基础上的，内需农业相对萎缩，农村工业也未有适当发展，致使大量农村人口外流，形成严重的社会问题。这种工业化模式没有取得迅速缩小城乡差别的结果。
巴西工业化进程体现出生产力布局由集中到分散的过程。工业化之始，巴西即选择东南部地区为建设的重点。形成了以圣保罗、里约热内卢和贝洛奥里藏特为支点的经济最发达的三角区。工业化开始以来的相当长时期，发达地区和落后地区“两个巴西”的发展差距呈扩大趋势。在地区发展严重失衡的情况下，巴西政府开始关注落后地区发展问题。为实现国家一体化，制定了一系列开发落后地区的政策，诸如设置专门的落后地区开发机构，实行税收优惠政策；利用“发展极”理论，建立马瑙斯自由贸易区和确立其他有关“发展极”；加强公路建设，使落后地区与国家政治、经济中心沟通；以及进行沿江河流域的开发等。巴西工业布局因此逐渐呈分散化趋势。特别自90年代以来，企业为提高国际竞争力，将工厂迁至条件相对较好的落后地区，或在那里建立新企业。地方政府为了加快本地发展，亦纷纷出台优惠政策，吸引包括外资企业在内的企业去内地投资。目前，巴西生产力布局的内地化强劲之势有利于缩小地区发展的差距。
工业化使巴西国民经济结构发生着重要变化。到50年代中期，工业产值首次超过农业产值。到80年代，巴西本国工业生产可提供其所需资本货的2／3。在生产力发展的同时，自50年代开始，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在全国、特别是在经济发达的东南部地区广泛推广。中国国家统计局《国际经济信息》提供的数字表明，巴西的国内生产总值为7864.66 亿美元（1997年，下同），在有统计的133个国家和地区中居第8位。人均国民生产总值4720美元，居第34位。巴西人的预期寿命平均为66. 6 岁（1995年，下同），成人识字率83.3%，三级教育综合入学率72%，人文发展指数0.809，在有统计的174个国家和地区中居第62位。由此可见，巴西的经济指标优于社会指标。这正是巴西目前问题之所在，亦是今后尚需努力解决的问题，以求经济增长的同时社会亦有所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