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明清史 |
战后初期美国对华政策的演变
王伟
【专题名称】世界史
【专 题 号】K5
【复印期号】2000年10期
【原文出处】《松辽学刊：哲社版》2000年03期第20～24页
【作者简介】王伟（1965—），女，吉林省怀德县人，四平师院历史系讲师，史学硕士。四平师范学院 历史系，吉林 四平 136000
【关 键 词】美国对华政策/冷战/战略利益/美援/遏制/脱身/意识形态
[中图分类号]K266.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 —5674（2000）03—00020—05
战后初期的美国对华政策始终是以扶蒋反共方针为基轴，并不断调整其对华政策。它经历了由扶蒋反共到遏制、敌视新中国的政策转变。本文试图针对美国对华政策的变化过程进行深入探索，分析这一时期影响美国对华政策制定的因素，使人们更清楚地看到美国外交政策的实质，把握今天美中关系发展的趋势。
一、扶蒋反共政策的确定
战后美国对华政策的形成，是起源于第二次世界大战尚未结束时美国总统富兰克林·罗斯福对战后世界格局的构想。
在二战行将结束之际，罗斯福认为：昔日的日本帝国作为战败国要确保被置于美国的严格监督之下，美国代之进入整个太平洋；战时盟友中国变成美国操纵下的强国。在罗斯福的构想中，一个稳定、统一、对美国友好的中国是不可缺少的，它将作为美国最密切的盟国对付在亚洲及太平洋地区的其他大国：俄国、英国以及可能东山再起的日本。由此我们可以看出，“罗斯福的对华政策早就被织进同盟国的军事战略与总统关于战后世界的总体考虑之中了。”[1]
随着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渐趋结束，同盟国已经胜券在握。罗斯福的设想开始施展，对中国的政策最明显地体现在1945年2月美、苏、 英关于远东问题的《雅尔塔协定》。该协定至少反映了两个问题；一是美国为了减少自己的战争损失，在当事国中国不在场的情况下，拿不属于自己的领土即中国的东北、外蒙古来满足苏联对领土的胃口，以换取苏联在欧洲战事结束后参加对日作战的帮助。这种作法体现了美国对外政策的自私性和大国主宰世界事务的野蛮性。二是它反映了罗斯福为实现其远东战略，在中国问题上的苦心经营。罗斯福在选择谁来充当战后中国的领袖时，出于传统的意识形态因素，首先认定不是共产党人毛泽东，而是符合美国意图的处于“正统”地位的国民党领袖蒋介石。美国以牺牲中国的局部利益，诱使苏联支持美国远东战略的核心目标——由蒋介石统一中国。在这场政治交易中，获益最大的是美国。它通过在中国和远东问题上与苏联合作，排除了中国共产党获取外援之路，便利了蒋介石政权放手消灭中共、控制整个中国，从而达到“稳定远东”的战略目的。
罗斯福出于实现美国的战略利益的考虑，设计了未来的中国蓝图，但是，他的设想和实践同中国内部形势的事实相去甚远，甚至截然对立。这就是美国一心扶助蒋介石政府，而国民党的腐败日益严重；罗斯福极力防止中国共产主义化，而共产党的士气日高一日的原因。虽然罗斯福通过《雅尔塔协定》与苏联在中国问题上达成一致，但是中国内部矛盾所导致的力量消长和民心背向可以说是历史的选择，决不是凭主观愿望来施加外部力量所能改变的。美国既便实现了雅尔塔体制下的大国合作，也是无法解决一个国家的内部矛盾。遗憾的是，罗斯福溘然谢世后，仓促上阵的哈里·杜鲁门也没看到这一政策的症结所在，继续顽固地实施罗斯福的计划。这样美国对华政策从战时的援蒋抗日为主要目标滑向战后的扶蒋反共的轨道。
杜鲁门上任后，日本败局已定，这样美国对华政策的目标由战时利用中共和援助蒋军来对付日本为主，逐渐变成战后积极扶植蒋介石政府充当稳定亚洲，抗衡苏联的角色。
1945年8月15日， 杜鲁门总统发出了关于接受日本投降的“一号命令”，规定除东北之外，中国境内的所有日军只准向蒋介石投降。随后，驻华美军司令魏德迈动用了全部美国海、空军力量帮助正远在西南的蒋介石部队调兵遣将，抢占早已为中共抗日军民所收复和包围的华东、1华北等战略地区。抗日战争结束前美国答应为国民党装备8 ─大队的空3军和39个陆军师的计划仍在继续。在美国战时租借法案对大部分国家已经失败的情况下，杜鲁门于9 月决定六个月内继续向蒋介石政府运送租借物资到11月底，美国在华驻军已达113.000人， 美国政府“援助”蒋介石政府的贷款、物资达59亿余万美元。[2]正是美国的放手支援， 使国民党的控制区由战争结束前的西南一隅很快扩及中国的大部分，为蒋介石发动全国规模的内战提供了资本。
虽然美国已把扶蒋反共确定为对华政策的基本思路，但是在中国陷入大规模武装冲突或者一个动荡的中国都不符合美国意愿。因此美国只好选择国共关系和平解决，即由美国调处，让国民党交出部分权力给共产党，以对国民党的民主改革来换取共产党交出军队，把共产党统一到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政府中去，从而达到使共产党不战而降的目的。
美国片面支持蒋介石，一方面失信于中共，另一方面使美援下的蒋介石更执意打内战。1945年11月27日美国国务院、陆军部、海军部组成三部协调委员会（SWNCC ）最后确定以国务卿贝尔纳斯等人的观点——迫使国共双方寻求互相让步在中国实现停战是符合美国利益的唯一出路。美国继续“用武力支持蒋介石反对共产党，同时又倡议试图在它们之间设计出一项政治协议。”[3]这样， 美国政府不得不在对蒋介石的支持程度上有所退步，由全盘支蒋或无条件扶蒋转变为以停止援助对蒋施加压力的有条件援蒋。
1945年12月20日，马歇尔作为总统特使奉命来华，调停中国内战。在来华前，马歇尔已经理解了杜鲁门总统的“命令”，用马歇尔本人的说法：“这项使命是为避免导致分裂中国和出现俄国人可能在满洲再得势的悲剧。”[4]这时美国担心的是， 中国内战会增加苏联在远东的影响。马歇尔要在援助问题上对蒋介石施加压力，使之变武力统一为和平谈判，并保证蒋介石的领导地位和美国在中国的利益。如果谈判因中共缺少让步而导致失败，那么美国将全力支持蒋介石这张“底牌”，马歇尔已经心中有数。对蒋施加压力只是手段，最终目的仍是帮助蒋介石对全中国的统治。很显然，马歇尔的这项使命是互相矛盾、排斥的，最后只能陷入美国政府对华政策的死胡同。
马歇尔调处伊始，进展顺利。不但达成了五项重要协议，而且国共双方又达成“军队整编协议。”[5]（P640～644）中国和平的希望之光在闪烁，但是国民党很快就撕毁协议，进攻东北等地。因为蒋介石决心已定，武力统一中国一直是他的心愿。
1946年春开始，美苏在欧洲的矛盾逐渐激化，冷战在酝酿之中，中国在远东的地位更显重要，尤其是蒋政府能否统一中国并成为稳定亚洲、抗衡苏联的角色更为美国所关注。美国在华扶蒋反共更加确定，这时马歇尔调处的态度有了明显的变化。一方面他仍在促蒋停战，警告蒋介石“除非和平解决中国内部问题在短期内有真正的进展，否则不能期望美国舆论对贵国仍持慷慨大量的态度。”[5]（P671）另一方面， 他在限制援蒋上没有起色，相反给予蒋介石大量的经济、军事援助，以确保国民党政府有相应的实力在远东担负遏制苏联的职责。6月14日， 贝尔纳斯向国会提出《军事援华法案》，6月27日， 美国国会批准了为国 1民党建立8─大队空军计划的飞机装备成本及训练费用。6月30日，停战 3期满，美国政府决定再次对中国延长《租借法》到10月31日。蒋介也已经摸清了美国的“腹案”，便置政治解决于不顾，恃其强大的美援寻求武力消灭共产党。，同时，蒋介石为了抬高自己地位，尽力夸大苏联对中共的影响和在华事务中的作用，来影响美国的对华政策。美蒋之间的明里暗里的“交易”，自然引起中共及苏联的抗议，当时中共领导人曾明确指出“单方面援助蒋介石本身就意味着内战。”[6]
1946年7月，蒋介石发动全面内战，8月10日，马歇尔与司徒大使发表联合声明，以停止美援向蒋介石施加压力，以实行武器禁运相要挟，均未奏效。马歇尔调停是美国对华政策的又一次失败。
二、冷战观念下美国对华政策的调整
二战结束后，美苏关系逐渐失去了盟友间的和谐，双方用意识形态的差异来解释外交中的分歧的趋势越来越明显。[7]1946年3月5 日丘吉尔的“铁幕演说”，1946年2月， 美驻苏代办乔治·凯南发回的“长电报”，分析了苏联的全球意图，成为杜鲁门制定遏制苏联政策的理论依据。1947年3月12日，杜鲁门主义的发表，标志着美苏冷战正式开始。
美苏冷战开始后，美国把它在全球称霸的重心放在欧洲。但是远东各国战后革命运动的蓬勃发展，革命力量的壮大引起了美国的担心，从遏制苏联的角度出发，美国想通过支持非共产党政权的方法，干预这些地区政治的解决。在远东各国中对美国至关重要的是东亚的中国、日本、朝鲜。因为从地缘政治角度和苏联传统利益看，东亚将是美苏利益的交叉点。中国既是美国远东战略的基础，内部又有共产党力量的崛起，因此，美国要在全球与苏联进行冷战，必须依赖中国在亚洲牵制苏联。而对亚洲事务及中国问题的分析也只能放在对苏战略下来考虑。这时美国对华政策便是继续支持蒋介石政权，但又不能大肆公开地援助蒋介石消灭共产党，一是美国力量有限；二是担心由此导致苏联对中共的公开支持和美苏在中国的全面冲突，进而影响美国在欧洲及中东地区的计划。因为这时的美国国务卿马歇尔凭其在华的感触已充分认识到美援再多也救不了蒋介石，他说“中国完全不同于希腊，美国无法左右其局势；如果美国想挽救蒋介石，实际上不得不接管中国政府……，这将使美国承担无尽无休的义务，甚至脱不了身。”[8 ]所以美国“应特别小心以免自己受政策的束缚，而直接参与中国内战，或直接卷入中国的经济危机，或两者兼备以致听其资源倾入无底深渊。”[9 ]基于以上考虑，1947～1948年间美国实行有限援蒋的对华政策，目的是维持蒋介石的统治以拒苏联，但并不指望蒋介石在内战中速胜或速亡。
1947年中，中共军队开始战略反攻，美国更加担心国民党的命运，通过魏德迈使华，美国更加明确了对华政策：一是美国当前要阻止中国完全为共产党所控制，二是美国决心用美援支撑国民党政权。[10]（P166）
1948年4月2日，美国通过了《援华法》，其中规定的1.25亿援助为“特别赠款”，由中国政府自行决定，这实际上就是对蒋介石的军事援助。7月28日， 杜鲁门批准美国政府各有关部门将所储备的物资直接转让给国民党。到1949年4月1日，这笔款项全部支付完，绝大部分为国民党购买军火及军用物资。[10]（P166～176）
美国试图以大量的援助稳定蒋介石的政治，经济秩序，还派美国军事顾问团对其军队进行指导训练，争取挽回败局。但是，中国革命发展之迅速，已容不得美蒋喘息，到1948年底，中国人民解放军已直逼长江，从而使美国不得不调整其远东政策。
自1947年下半年，由于蒋介石政府的日益没落，美国想通过中国作为其合作伙伴来实现战后亚洲的战略目标的可能性正在减少，美国决策者开始把眼光投向正在为美国独占下的日本。尤其是在重日轻华的凯南担任国务院政策设计司主任后，在制定美国对日政策过程中，倾向于提高日本的战略地位，并把它与美苏冷战联系起来看待。
1948年3月，凯南授命赴东京考查，3月25日向马歇尔提交报告，全面系统地提出了转变对日政策的思想。
1948年10月9日， 凯南在对日政策报告中所揭示的对日政策经过部分修改被订为国家安全委员会第13／2号文件。以此为标志， 美国开始复兴日本经济，使之取代中国，成为“与美国友好的，并能在远东抗衡苏联”的盟友。美国对日政策的转变，有助于它对中国政策的调整。美国也确实认识到再多的美援也挽救不了蒋介石政权，因此美国对华政策必须重新审订。
1948年9月8日，在凯南主持下，政策设计司提出了一份详尽的美国应从中国“脱身”的文件。（PPS39）凯南从重日轻华的角度提出， 中国“与其说是战略跳板，毋宁说是泥沼，”蒋以后的中国，只要中共不成为苏联的附庸，就不会形成为美国的威胁。一旦中共与苏联的矛盾加深时，美国的机会就会来到。况且中国革命和事态的发展非美国力量所能左右，乃是中国本身的内在原因，既使全力帮助国民党，也无法使之幸免败局。因此，美国应及早从中国“脱身”，取得主动，在政策目标上把“尽力阻止中共在中国取胜”变为阻止中国变为苏联的附诵。[11]10月13日，该文件正式被定为国家安全委员会文件NSC34。 但是，美国政府并没有迅速将这一政策付诸实施，仍维持对蒋的援助计划。1949年2月4日，美国才正式批准落实NSC34号文件的行动建议书（NSC34 ／1）肯定美国当前的对华政策的目标是：“阻止中国成为苏联的附庸”。2月28日通过了NSC34／2号文件， 指出目前美国不再援助其他反共力量，除非它能在没有外援的情况下有效地抗击共产党，在谨慎避免干濒人政的条件下，尽量利用中苏间的政治和经济摩擦。[12]
1949年8月5日，美国公开出版了酝酿已久的《美国与中国关系——着重于1944年至1949年间》（《白皮书》）。它为美国长期坚持的扶蒋反共政策进行辩护，也借此为从中国“脱身”作舆论准备。美国选择在新中国成立前发表《白皮书》，标志着美国承认战后扶蒋反共政策的失败。
三、美国对新中国的敌视，遏制政策
新中国成立前，美国对共产党政府尚存“观望”态度，南京解放后，司徒雷登与中共取得联系，同黄华进行三次互访，就美国援蒋、中美贸易及美国承认等问题进行了广泛的意见交换。中共诚挚地希望美国等西方国家断绝同国民党残余力量的关系，承认新中国政府，同时也表示新中国需要和外国建立商业关系。但是，7月1日以后，司徒雷登接到杜鲁门总统旨意，不再与中共进行接触。
1949年10月1日新中国成立后， 苏联及东欧等社会主义国家率先承认，10月4日，美国却重申确认国民党政府为合法政府。10月25 日国家安全委员会的一份题为《美国关于亚洲的立场》的报告宣称：“在任何情况下，都应尽一切努力防止承认共产党政权为中国的唯一政府。承认在部分领土上的共产党政权，又继续承认在非共产主义的中国领土的另一个政府，这种可能性应当探索。”[13]尤其是杜鲁门总统批准了“共同援助法”其中含7500万美元的援华款项，军方还主张给在台湾的国民党以少量的军事援助和大力的经济、政治、心理上的支持， 并派第7舰队考察台湾。[14]由此，美国的立场与中共有关的建交原则——断绝与国民党联系，承认新中国为唯一合法政府，完全对立。中美双方的官方联络就此中断。
美国不但自己不承认，而且在西方国家和它的欧洲友邦中活动，要求英、法等国在承认新中国问题上与美国保持一致。美国又通过日本的控制及对菲律宾、澳大利亚、新西兰等国的拉拢，在中国的周边组织起一条反对承认新中国的联合阵线。此外，与外交承认有直接关联的是新中国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问题，美国操纵联合国，投票反对用共产党政权替换国民党政权的席位。
在对新中国的经济政策上，美国最后还是采取了军方的观点，即主张完全孤立中国。鼓励日本与东南亚及南亚发展贸易关系，对华实行全面禁运，经济封锁政策。
通过以上美国对华政策的演变过程的分析，我们不难看出影响美国对华政策的因素有以下几方面。
第一，美国的全球战略是对华政策的出发点。
美苏冷战的重点在于欧洲，而美国又需要在亚洲维持雅尔塔格局下的均势。美国想通过扶植蒋介石统一中国来抗衡苏联，从而把精力投入欧洲。因此美国对华政策的选择主要是由它的全球战略来决定的，并为之服务。
第二，意识形态因素是美国外交政策的重要原则。
美国对华政策的变化与不同阶段美苏关系的起伏密切相关。美国政府通过运用某种意识形态的语言的语言来表达它所要追求的利益，以服国内民众或敬告天下。在这些语言中最显著的一个因素就是“普遍的一贯的反共思想以及随之产生的遏制和反对革命的干涉战略。”[15]（P327）以反苏、反共为核心的全球战略，使得美国对于任何地方出现或可能出现的共产主义的扩张都采取继续抵抗的立场。这种反苏反共的信念左右了美国对外政策，“限制了选择办法的范围，并规定了抉择的政策。”[15]（P327）美国对华政策的决定都是对某一察觉到的或明显的共产主义威胁所做出的反应，这就使政策的调整失去了灵活性。
总之，美国对华政策的制定主要是出于全球战略的考虑，意识形态因素也一直左右着美国对华政策的制定。冷战结束后的今天，美国对华政策仍受以上两个因素的制约。
[收稿日期]2000—04—20
【专 题 号】K5
【复印期号】2000年10期
【原文出处】《松辽学刊：哲社版》2000年03期第20～24页
【作者简介】王伟（1965—），女，吉林省怀德县人，四平师院历史系讲师，史学硕士。四平师范学院 历史系，吉林 四平 136000
| 【内容提要】 | 战后初期的美国对华政策经历了由扶蒋反共到遏制、敌视新中国的政策转变。通过分析这种政策的转变过程，可以帮助我们认清美国外交政策的实质，把握美中关系发展的历程。 |
战后初期的美国对华政策始终是以扶蒋反共方针为基轴，并不断调整其对华政策。它经历了由扶蒋反共到遏制、敌视新中国的政策转变。本文试图针对美国对华政策的变化过程进行深入探索，分析这一时期影响美国对华政策制定的因素，使人们更清楚地看到美国外交政策的实质，把握今天美中关系发展的趋势。
一、扶蒋反共政策的确定
战后美国对华政策的形成，是起源于第二次世界大战尚未结束时美国总统富兰克林·罗斯福对战后世界格局的构想。
在二战行将结束之际，罗斯福认为：昔日的日本帝国作为战败国要确保被置于美国的严格监督之下，美国代之进入整个太平洋；战时盟友中国变成美国操纵下的强国。在罗斯福的构想中，一个稳定、统一、对美国友好的中国是不可缺少的，它将作为美国最密切的盟国对付在亚洲及太平洋地区的其他大国：俄国、英国以及可能东山再起的日本。由此我们可以看出，“罗斯福的对华政策早就被织进同盟国的军事战略与总统关于战后世界的总体考虑之中了。”[1]
随着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渐趋结束，同盟国已经胜券在握。罗斯福的设想开始施展，对中国的政策最明显地体现在1945年2月美、苏、 英关于远东问题的《雅尔塔协定》。该协定至少反映了两个问题；一是美国为了减少自己的战争损失，在当事国中国不在场的情况下，拿不属于自己的领土即中国的东北、外蒙古来满足苏联对领土的胃口，以换取苏联在欧洲战事结束后参加对日作战的帮助。这种作法体现了美国对外政策的自私性和大国主宰世界事务的野蛮性。二是它反映了罗斯福为实现其远东战略，在中国问题上的苦心经营。罗斯福在选择谁来充当战后中国的领袖时，出于传统的意识形态因素，首先认定不是共产党人毛泽东，而是符合美国意图的处于“正统”地位的国民党领袖蒋介石。美国以牺牲中国的局部利益，诱使苏联支持美国远东战略的核心目标——由蒋介石统一中国。在这场政治交易中，获益最大的是美国。它通过在中国和远东问题上与苏联合作，排除了中国共产党获取外援之路，便利了蒋介石政权放手消灭中共、控制整个中国，从而达到“稳定远东”的战略目的。
罗斯福出于实现美国的战略利益的考虑，设计了未来的中国蓝图，但是，他的设想和实践同中国内部形势的事实相去甚远，甚至截然对立。这就是美国一心扶助蒋介石政府，而国民党的腐败日益严重；罗斯福极力防止中国共产主义化，而共产党的士气日高一日的原因。虽然罗斯福通过《雅尔塔协定》与苏联在中国问题上达成一致，但是中国内部矛盾所导致的力量消长和民心背向可以说是历史的选择，决不是凭主观愿望来施加外部力量所能改变的。美国既便实现了雅尔塔体制下的大国合作，也是无法解决一个国家的内部矛盾。遗憾的是，罗斯福溘然谢世后，仓促上阵的哈里·杜鲁门也没看到这一政策的症结所在，继续顽固地实施罗斯福的计划。这样美国对华政策从战时的援蒋抗日为主要目标滑向战后的扶蒋反共的轨道。
杜鲁门上任后，日本败局已定，这样美国对华政策的目标由战时利用中共和援助蒋军来对付日本为主，逐渐变成战后积极扶植蒋介石政府充当稳定亚洲，抗衡苏联的角色。
1945年8月15日， 杜鲁门总统发出了关于接受日本投降的“一号命令”，规定除东北之外，中国境内的所有日军只准向蒋介石投降。随后，驻华美军司令魏德迈动用了全部美国海、空军力量帮助正远在西南的蒋介石部队调兵遣将，抢占早已为中共抗日军民所收复和包围的华东、1华北等战略地区。抗日战争结束前美国答应为国民党装备8 ─大队的空3军和39个陆军师的计划仍在继续。在美国战时租借法案对大部分国家已经失败的情况下，杜鲁门于9 月决定六个月内继续向蒋介石政府运送租借物资到11月底，美国在华驻军已达113.000人， 美国政府“援助”蒋介石政府的贷款、物资达59亿余万美元。[2]正是美国的放手支援， 使国民党的控制区由战争结束前的西南一隅很快扩及中国的大部分，为蒋介石发动全国规模的内战提供了资本。
虽然美国已把扶蒋反共确定为对华政策的基本思路，但是在中国陷入大规模武装冲突或者一个动荡的中国都不符合美国意愿。因此美国只好选择国共关系和平解决，即由美国调处，让国民党交出部分权力给共产党，以对国民党的民主改革来换取共产党交出军队，把共产党统一到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政府中去，从而达到使共产党不战而降的目的。
美国片面支持蒋介石，一方面失信于中共，另一方面使美援下的蒋介石更执意打内战。1945年11月27日美国国务院、陆军部、海军部组成三部协调委员会（SWNCC ）最后确定以国务卿贝尔纳斯等人的观点——迫使国共双方寻求互相让步在中国实现停战是符合美国利益的唯一出路。美国继续“用武力支持蒋介石反对共产党，同时又倡议试图在它们之间设计出一项政治协议。”[3]这样， 美国政府不得不在对蒋介石的支持程度上有所退步，由全盘支蒋或无条件扶蒋转变为以停止援助对蒋施加压力的有条件援蒋。
1945年12月20日，马歇尔作为总统特使奉命来华，调停中国内战。在来华前，马歇尔已经理解了杜鲁门总统的“命令”，用马歇尔本人的说法：“这项使命是为避免导致分裂中国和出现俄国人可能在满洲再得势的悲剧。”[4]这时美国担心的是， 中国内战会增加苏联在远东的影响。马歇尔要在援助问题上对蒋介石施加压力，使之变武力统一为和平谈判，并保证蒋介石的领导地位和美国在中国的利益。如果谈判因中共缺少让步而导致失败，那么美国将全力支持蒋介石这张“底牌”，马歇尔已经心中有数。对蒋施加压力只是手段，最终目的仍是帮助蒋介石对全中国的统治。很显然，马歇尔的这项使命是互相矛盾、排斥的，最后只能陷入美国政府对华政策的死胡同。
马歇尔调处伊始，进展顺利。不但达成了五项重要协议，而且国共双方又达成“军队整编协议。”[5]（P640～644）中国和平的希望之光在闪烁，但是国民党很快就撕毁协议，进攻东北等地。因为蒋介石决心已定，武力统一中国一直是他的心愿。
1946年春开始，美苏在欧洲的矛盾逐渐激化，冷战在酝酿之中，中国在远东的地位更显重要，尤其是蒋政府能否统一中国并成为稳定亚洲、抗衡苏联的角色更为美国所关注。美国在华扶蒋反共更加确定，这时马歇尔调处的态度有了明显的变化。一方面他仍在促蒋停战，警告蒋介石“除非和平解决中国内部问题在短期内有真正的进展，否则不能期望美国舆论对贵国仍持慷慨大量的态度。”[5]（P671）另一方面， 他在限制援蒋上没有起色，相反给予蒋介石大量的经济、军事援助，以确保国民党政府有相应的实力在远东担负遏制苏联的职责。6月14日， 贝尔纳斯向国会提出《军事援华法案》，6月27日， 美国国会批准了为国 1民党建立8─大队空军计划的飞机装备成本及训练费用。6月30日，停战 3期满，美国政府决定再次对中国延长《租借法》到10月31日。蒋介也已经摸清了美国的“腹案”，便置政治解决于不顾，恃其强大的美援寻求武力消灭共产党。，同时，蒋介石为了抬高自己地位，尽力夸大苏联对中共的影响和在华事务中的作用，来影响美国的对华政策。美蒋之间的明里暗里的“交易”，自然引起中共及苏联的抗议，当时中共领导人曾明确指出“单方面援助蒋介石本身就意味着内战。”[6]
1946年7月，蒋介石发动全面内战，8月10日，马歇尔与司徒大使发表联合声明，以停止美援向蒋介石施加压力，以实行武器禁运相要挟，均未奏效。马歇尔调停是美国对华政策的又一次失败。
二、冷战观念下美国对华政策的调整
二战结束后，美苏关系逐渐失去了盟友间的和谐，双方用意识形态的差异来解释外交中的分歧的趋势越来越明显。[7]1946年3月5 日丘吉尔的“铁幕演说”，1946年2月， 美驻苏代办乔治·凯南发回的“长电报”，分析了苏联的全球意图，成为杜鲁门制定遏制苏联政策的理论依据。1947年3月12日，杜鲁门主义的发表，标志着美苏冷战正式开始。
美苏冷战开始后，美国把它在全球称霸的重心放在欧洲。但是远东各国战后革命运动的蓬勃发展，革命力量的壮大引起了美国的担心，从遏制苏联的角度出发，美国想通过支持非共产党政权的方法，干预这些地区政治的解决。在远东各国中对美国至关重要的是东亚的中国、日本、朝鲜。因为从地缘政治角度和苏联传统利益看，东亚将是美苏利益的交叉点。中国既是美国远东战略的基础，内部又有共产党力量的崛起，因此，美国要在全球与苏联进行冷战，必须依赖中国在亚洲牵制苏联。而对亚洲事务及中国问题的分析也只能放在对苏战略下来考虑。这时美国对华政策便是继续支持蒋介石政权，但又不能大肆公开地援助蒋介石消灭共产党，一是美国力量有限；二是担心由此导致苏联对中共的公开支持和美苏在中国的全面冲突，进而影响美国在欧洲及中东地区的计划。因为这时的美国国务卿马歇尔凭其在华的感触已充分认识到美援再多也救不了蒋介石，他说“中国完全不同于希腊，美国无法左右其局势；如果美国想挽救蒋介石，实际上不得不接管中国政府……，这将使美国承担无尽无休的义务，甚至脱不了身。”[8 ]所以美国“应特别小心以免自己受政策的束缚，而直接参与中国内战，或直接卷入中国的经济危机，或两者兼备以致听其资源倾入无底深渊。”[9 ]基于以上考虑，1947～1948年间美国实行有限援蒋的对华政策，目的是维持蒋介石的统治以拒苏联，但并不指望蒋介石在内战中速胜或速亡。
1947年中，中共军队开始战略反攻，美国更加担心国民党的命运，通过魏德迈使华，美国更加明确了对华政策：一是美国当前要阻止中国完全为共产党所控制，二是美国决心用美援支撑国民党政权。[10]（P166）
1948年4月2日，美国通过了《援华法》，其中规定的1.25亿援助为“特别赠款”，由中国政府自行决定，这实际上就是对蒋介石的军事援助。7月28日， 杜鲁门批准美国政府各有关部门将所储备的物资直接转让给国民党。到1949年4月1日，这笔款项全部支付完，绝大部分为国民党购买军火及军用物资。[10]（P166～176）
美国试图以大量的援助稳定蒋介石的政治，经济秩序，还派美国军事顾问团对其军队进行指导训练，争取挽回败局。但是，中国革命发展之迅速，已容不得美蒋喘息，到1948年底，中国人民解放军已直逼长江，从而使美国不得不调整其远东政策。
自1947年下半年，由于蒋介石政府的日益没落，美国想通过中国作为其合作伙伴来实现战后亚洲的战略目标的可能性正在减少，美国决策者开始把眼光投向正在为美国独占下的日本。尤其是在重日轻华的凯南担任国务院政策设计司主任后，在制定美国对日政策过程中，倾向于提高日本的战略地位，并把它与美苏冷战联系起来看待。
1948年3月，凯南授命赴东京考查，3月25日向马歇尔提交报告，全面系统地提出了转变对日政策的思想。
1948年10月9日， 凯南在对日政策报告中所揭示的对日政策经过部分修改被订为国家安全委员会第13／2号文件。以此为标志， 美国开始复兴日本经济，使之取代中国，成为“与美国友好的，并能在远东抗衡苏联”的盟友。美国对日政策的转变，有助于它对中国政策的调整。美国也确实认识到再多的美援也挽救不了蒋介石政权，因此美国对华政策必须重新审订。
1948年9月8日，在凯南主持下，政策设计司提出了一份详尽的美国应从中国“脱身”的文件。（PPS39）凯南从重日轻华的角度提出， 中国“与其说是战略跳板，毋宁说是泥沼，”蒋以后的中国，只要中共不成为苏联的附庸，就不会形成为美国的威胁。一旦中共与苏联的矛盾加深时，美国的机会就会来到。况且中国革命和事态的发展非美国力量所能左右，乃是中国本身的内在原因，既使全力帮助国民党，也无法使之幸免败局。因此，美国应及早从中国“脱身”，取得主动，在政策目标上把“尽力阻止中共在中国取胜”变为阻止中国变为苏联的附诵。[11]10月13日，该文件正式被定为国家安全委员会文件NSC34。 但是，美国政府并没有迅速将这一政策付诸实施，仍维持对蒋的援助计划。1949年2月4日，美国才正式批准落实NSC34号文件的行动建议书（NSC34 ／1）肯定美国当前的对华政策的目标是：“阻止中国成为苏联的附庸”。2月28日通过了NSC34／2号文件， 指出目前美国不再援助其他反共力量，除非它能在没有外援的情况下有效地抗击共产党，在谨慎避免干濒人政的条件下，尽量利用中苏间的政治和经济摩擦。[12]
1949年8月5日，美国公开出版了酝酿已久的《美国与中国关系——着重于1944年至1949年间》（《白皮书》）。它为美国长期坚持的扶蒋反共政策进行辩护，也借此为从中国“脱身”作舆论准备。美国选择在新中国成立前发表《白皮书》，标志着美国承认战后扶蒋反共政策的失败。
三、美国对新中国的敌视，遏制政策
新中国成立前，美国对共产党政府尚存“观望”态度，南京解放后，司徒雷登与中共取得联系，同黄华进行三次互访，就美国援蒋、中美贸易及美国承认等问题进行了广泛的意见交换。中共诚挚地希望美国等西方国家断绝同国民党残余力量的关系，承认新中国政府，同时也表示新中国需要和外国建立商业关系。但是，7月1日以后，司徒雷登接到杜鲁门总统旨意，不再与中共进行接触。
1949年10月1日新中国成立后， 苏联及东欧等社会主义国家率先承认，10月4日，美国却重申确认国民党政府为合法政府。10月25 日国家安全委员会的一份题为《美国关于亚洲的立场》的报告宣称：“在任何情况下，都应尽一切努力防止承认共产党政权为中国的唯一政府。承认在部分领土上的共产党政权，又继续承认在非共产主义的中国领土的另一个政府，这种可能性应当探索。”[13]尤其是杜鲁门总统批准了“共同援助法”其中含7500万美元的援华款项，军方还主张给在台湾的国民党以少量的军事援助和大力的经济、政治、心理上的支持， 并派第7舰队考察台湾。[14]由此，美国的立场与中共有关的建交原则——断绝与国民党联系，承认新中国为唯一合法政府，完全对立。中美双方的官方联络就此中断。
美国不但自己不承认，而且在西方国家和它的欧洲友邦中活动，要求英、法等国在承认新中国问题上与美国保持一致。美国又通过日本的控制及对菲律宾、澳大利亚、新西兰等国的拉拢，在中国的周边组织起一条反对承认新中国的联合阵线。此外，与外交承认有直接关联的是新中国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问题，美国操纵联合国，投票反对用共产党政权替换国民党政权的席位。
在对新中国的经济政策上，美国最后还是采取了军方的观点，即主张完全孤立中国。鼓励日本与东南亚及南亚发展贸易关系，对华实行全面禁运，经济封锁政策。
通过以上美国对华政策的演变过程的分析，我们不难看出影响美国对华政策的因素有以下几方面。
第一，美国的全球战略是对华政策的出发点。
美苏冷战的重点在于欧洲，而美国又需要在亚洲维持雅尔塔格局下的均势。美国想通过扶植蒋介石统一中国来抗衡苏联，从而把精力投入欧洲。因此美国对华政策的选择主要是由它的全球战略来决定的，并为之服务。
第二，意识形态因素是美国外交政策的重要原则。
美国对华政策的变化与不同阶段美苏关系的起伏密切相关。美国政府通过运用某种意识形态的语言的语言来表达它所要追求的利益，以服国内民众或敬告天下。在这些语言中最显著的一个因素就是“普遍的一贯的反共思想以及随之产生的遏制和反对革命的干涉战略。”[15]（P327）以反苏、反共为核心的全球战略，使得美国对于任何地方出现或可能出现的共产主义的扩张都采取继续抵抗的立场。这种反苏反共的信念左右了美国对外政策，“限制了选择办法的范围，并规定了抉择的政策。”[15]（P327）美国对华政策的决定都是对某一察觉到的或明显的共产主义威胁所做出的反应，这就使政策的调整失去了灵活性。
总之，美国对华政策的制定主要是出于全球战略的考虑，意识形态因素也一直左右着美国对华政策的制定。冷战结束后的今天，美国对华政策仍受以上两个因素的制约。
[收稿日期]2000—04—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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