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明清史 |
1985～1991年波罗的海三国独立运动的历史原因
杨跃英
【专题名称】世界史
【专 题 号】K5
【复印期号】2000年10期
【原文出处】《苏州铁道师范学院学报：社科版》2000年02期第47～52页
【英文标题】The Movement for National Independence in 1985 ～1991 inThree Balitic States
YANG Yue—ying
Department of History, Suzhou Railway Teacher's College,Suzhou215009
【作者简介】杨跃英（1970—），男，江西玉山人，苏州铁道师范学院历史系讲师。苏州铁道师范学院历史系，苏州 215009
【关 键 词】波罗的海民族运动/文化宗教/外族统治/秘密协定independant movements/culture and religion /foreign rule/the Ribbentrop—Molotov pact of 1939 and its secrets
中图分类号：K15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 —394X（2000）02—0047—06
1990年3月11日，立陶宛最高委员会宣布立陶宛独立。1991 年莫斯科八·一九事件后，爱沙尼亚和拉脱维亚宣布独立。10月，三国加入联合国。
是什么原因导致波罗的海三国成为原苏联各加盟共和国中反对苏联统治进而脱离苏联、争取主权和独立的急先锋的呢？各国学者们见仁见智，提出了许多理论。这些理论主要着眼于俄罗斯与三国民族传统与现代双边关系的研究，其中较有代表性的有零和策略理论[1]、 各民族综合作用理论[2]和《国际法理论》[3]等。这三种理论从不同的角度解释了波罗的海独立运动的原因与发展，有一定的合理性。但是，历史是具体而复杂的，理论总是抽象和死板的，如果拘泥于某一种模式或角度，就难于洞察历史全貌。鉴于这三种理论各具特点又各有偏颇，而这一问题还没有引起我国学者足够的重视，因此笔者想从历史渊源方面做一粗浅的分析。
一
波罗的海三国的语言文化和宗教与俄罗斯的文化宗教互为异质，很难融合。
立陶宛人、拉脱维亚人和爱沙尼亚人居住在波罗的海地区已有5000多年的历史。公元前500年左右， 波罗的海地区形成了两个各具特色的种族与文化。其中，爱沙尼亚属芬兰——乌果尔语族，立陶宛与拉脱维亚则属于印欧语系的波罗的海语族。
13世纪左右，在反抗条顿骑士团侵略的过程中，立陶宛人接受了天主教，与波兰结成了联盟，并于1569年建立起波兰—立陶宛国家（即波兰共和国）。从此以后，立陶宛就深深受到波兰议会民主制度和西方文化的影响。 同一时期， 拉脱维亚和爱沙尼亚接受了新教中的路德宗。1721年北方战争后，俄国占领了这一地区。俄国初期的统治是通过日耳曼贵族进行的，很少直接干预该地区的事务，因而俄罗斯化程度很轻。这两个民族的日耳曼化程度却相当深。三国地区的文化均属拉丁文化圈，与拜占廷——俄罗斯文化迥然相异，没有受到俄罗斯文化的强大影响。
在俄国统治的同时，日耳曼僧侣和传教士广泛地搜集和整理爱沙尼亚和拉脱维亚语的民间资料，在此基础上，规范了这两个民族的语言，出版了大量的语言研究方面的书籍，并用这两种语言进行传教和教授学生，这些措施填补了爱沙尼亚族和拉脱维亚族没有自己文字语言的空白，为以后两个民族发展各自的民族文化奠定了基础。[4]在18 世纪以前，爱沙尼亚与拉脱维亚几乎没有自己的文学作品，他们的文化只存在于民间传说、民歌和谚语之中。到了19世纪中期，波罗的海地区的民族开始觉醒，民族运动开展起来。土生土长的波罗的海人认识到了自身文化的缺乏，纷纷开始文学创作。这一时期，三个民族的著名的文学家、诗人和优秀的作品纷纷涌现，如诗人佛里德里奇·克留兹沃尔德的《卡纳夫之子》、阿鲁纳斯的《Diesmonos》、 阿塔纳斯·布拉努斯卡斯的《森林之子》，分别被誉为爱沙尼亚、拉脱维亚和立陶宛的民族史诗。在19世纪中期，爱沙尼亚还开展了“唤起创作民族文化”的新诗歌运动。此外，三国人民用自己本民族语言出版报纸和杂志，创办了歌唱民族歌谣的歌咏节。这一时期蓬勃发展的民族文化运动把各民族的口头文化转变为文字形式，创造出璀璨辉煌的各具民族特色的文化。虽然这些新形成的文化借鉴了西欧文明与邻近的北欧文明（如芬兰、丹麦、瑞典等国家的优秀文化与作品）中的精髓部分，比较偏向于西方文明，但是，波罗的海三个民族总算有了自己的文学，有了自己的文化归宿。这三种文化都排除了俄罗斯文化与宗教。从此以后，波罗的海三个民族就以这些文明与宗教作为自己的精神武器，抵御俄罗斯文化与东正教的侵袭与影响。这种文化与宗教上的自立，增强了三个民族抵御外来侵略、反抗外来民族统治的信心与勇气。也是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三国独立运动和申请加入北约的文化根基。
二
三国人民具有反抗外来侵略的经历，特别是长期反对俄罗斯统治和争取民族独立的斗争，进一步凝聚了三个民族的民族感情，增强了他们反对外来统治的信心与勇气，培育了他们不屈不挠、百折不悔的民族精神。
波罗的海一直是欧洲北部最为关键的地区，素有小地中海之称，贸易与战略地位极为重要。波罗的海是不冻航区，大部分海域一年有九个月的通航期，有的区域全年都可通航，在上古、中世纪时期，是欧洲南北贸易通道的重要枢纽之一，因而成为列强争夺的肥肉。经过多次战火洗礼的波罗的海三个民族，具有不畏强敌、反抗压迫的精神。
在沦入俄罗斯统治之前，爱沙尼亚、拉脱维亚和立陶宛人曾经抵抗过条顿骑士团、丹麦、瑞典与芬兰等外敌的入侵。在斗争中，三个民族得以形成。立陶宛在公元14世纪左右成为欧洲屈指可数的大国，其领土北至波罗的海，南抵里海，包括今天的白俄罗斯、乌克兰、波兰的一部分和摩拉维亚等地区。但随着历史的发展，波罗的海地区战乱频仍，经济受到严重的破坏，逐渐衰落下去。
1721年后，俄罗斯占领了爱沙尼亚和拉脱维亚部分地区。1795年俄、普、奥第三次瓜分波兰后，波罗的海地区全部沦入了俄国的统治。三个民族的人民又开始了漫长的反抗俄罗斯统治的斗争。在斗争中，立陶宛人表现得最为坚决。
1794年，在波兰古都克拉科夫爆发了抗俄起义，立陶宛首都维尔诺市奋起响应，但起义很快被俄军镇压，波兰——立陶宛国家灭亡。拿破仑战争期间，波兰人寄希望于拿破仑，立陶宛人也希望复国独立，他们派出军队配合拿破仑军队作战。1812年，拿破仑战败，立陶宛人复国独立的希望破灭。1830年11月29日，华沙爆发大起义，沙俄政府为防止起义蔓延到立陶宛和白俄罗斯地区，遂在两地宣布实行战时状态，大批立陶宛爱国志士遭逮捕流放。尽管如此，仍有25，000——30，000立陶宛人参加了起义，[5]（P216 ）解放了除维尔诺地区和科夫诺地区之外的所有领土。1831年7月，起义被残酷镇压，沙皇政府进行了疯狂的报复。1832年，维尔诺大学被迫关闭。紧接着，大俄罗斯化政策被强行实施，严重时，连波兰、立陶宛和白俄罗斯的名字也被禁止使用，而被改称为“维斯瓦区”和“西北边区”。立陶宛人坚持斗争，组织了秘密团体，但在1848——1849年间遭到俄国的破坏，大批立陶宛革命者被捕，被判刑或被流放到西伯利亚，斗争转入低潮。1863年，波兰人民发动起义，立陶宛人迅速响应，起义者成立了立陶宛民族运动组织，推举卡里诺夫斯基为领导。另外，谢纳科夫斯基、马茨凯维奇等知名人士也参加了起义。在起义中成立了波兰临时政府， 由红党领导， 宣布废除农奴制。1863年夏，起义士兵达到了14万4千余人。[5]（P210）这是1918 年立陶宛独立前规模最大的一次民族起义。后来，由于地主和资产阶级组成的白党的背叛，起义失败了，大批起义者被残酷绞死。1864年2月9日，卡里诺夫斯基被捕，与247名起义者一起被绞死。[5]（P222—223 ）谢纳科夫斯基因伤被捕，后被绞死于维尔诺。马茨凯维奇阵亡。镇压起义后，沙皇政府虽然也进行了一些改革，但更加变本加厉地推行大俄罗斯化政策。进入资本主义发展阶段后，立陶宛人民为维护自己的语言和文化展开了持久的斗争，直至1905年俄国革命的爆发。
拉脱维亚和爱沙尼亚与俄罗斯的矛盾在19世纪开始尖锐。此前，由于俄罗斯实行的是间接统治，双方没有明显的冲突。但随着农民义务的增加，沙皇支持日耳曼人的统治，加强对农民的限制和控制，两族人民被迫把斗争的矛头指向沙俄。拿破仑战争期间，拉脱维亚掀起抗俄斗争，未获成功。1816—1819年许多地区再次爆发骚乱，农民抗议庄园主的剥削和沙皇政府的限制。骚乱扩展到里夫兰地区，并在1820—1823年达到高潮。起义最终被日耳曼贵族和沙皇政府联手镇压下去。1858年该地区又爆发了大规模的骚乱，席卷了爱斯特兰地区20%的庄园，6月， 起义者达到7，000——8，000人。[5]（P44—45）他们聚集在哈尔珠马地区的马特拉庄园，与俄军发生了激烈的冲突，结果7人死亡，14人受伤，俄一名军官被杀，13名士兵伤亡，[5]（P45）史称“马特拉战役”。镇压骚乱后，俄国进行残酷报复，35名起义参加者的眷属被流放到西伯利亚。60年代后，拉脱维亚、爱沙尼亚民族运动发展很快，但重点在文化方面。为此，俄国加强大俄罗斯化政策。1905年俄国革命爆发时，拉脱维亚和爱沙尼亚举行了声势浩大的声援示威游行。1月13日， 里加示威者与俄军发生冲突，70名示威者死亡，3，000多人被流放到西伯利亚，近500人逃往国外，[6]（P114）其中包括后来的爱沙尼亚总统乌尔马尼斯。
第一次世界大战时，德国占领了立陶宛，俄国仍控制着爱沙尼亚和拉脱维亚。三国人民掀起了艰苦卓绝的民族解放斗争，并先后赢得了独立。1918年末至1919年初，这一地区先后建立起苏维埃政权。1919年下半年至1920年间，苏维埃政权先后被民族主义者推翻而代之以资产阶级共和国。苏俄根据列宁的民族自决原则承认了三国独立，并在1920 年2月、7月和8月分别同爱沙尼亚、立陶宛和拉脱维亚签订和约。这样，三国通过自身斗争取得了独立。
三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作为独立国家的生活的历史给三国人民留下了非常美好的回忆。在独立期间，三国政府大力发展社会、经济和文化事业，取得了显著成绩。与此同时，三国政府加大对共产主义意识、组织和活动的打击和清洗，使三国人民对共产党与共产主义产生了一种不信任感和排斥感，甚至产生了一种偏见。
三国人民对独立的真正体会是在1920—1940年间，立陶宛虽在14世纪有过一段辉煌的历史，但1920—1940年间独立的意义更加重要。在此期间，三国在政治上取得的重要成就就是先后确立了西方议会民主制度，实行了多党制，进行自由选举。但是，这种制度也带来了一些问题，使三国政局不稳，政府更迭频繁。1919—1934年间，爱沙尼亚政府变动24次，平均每届议会寿命只有8个月零8天。拉脱维亚有18次，39个党派先后组阁。1918年11月至1926年12月，立陶宛议会变动12次。[7]（P98—102）这都是因为政党太多，结果难以建立稳定的政府。在拉脱维亚，只要有100人签名就可以登记成立政党，并能获得政府的经济援助。 物极必反，这为以后各国走向军事独裁埋下了根源。
在经济方面，三国进行土地改革，使无地或少地的农民分得土地。各国拥有土地的农民数量大增，爱沙尼亚由51，000人增加到107， 000人；拉脱维亚增加了25万多人。[7]（P98—100 ）三国积极发展对外贸易，同英、德、法、美等西方国家建立了经贸关系。1927年和1931年，爱沙尼亚、拉脱维亚和立陶宛分别同苏联签订贸易协定。在国内，三国积极发展市场经济，推行合作社事业，加速食品加工工业和木材工业的发展。二十年代末三十年代初世界经济大危机期间，欧美各国工业生产急剧下降，爱沙尼亚的工业生产却增加了45%；拉脱维亚企业由1920年的1，430家增加到1937年的5，717家，工人数从6，000人猛增到205，000多人，1935—1937年在此基础上又增加了27.7%；[7]（P103 ）立陶宛工业较为薄弱，但也有一定发展。立陶宛农业发展很快，主要的农作物都获得了迅速的增长，如小麦的产量，1909—1917年为85.3万吨，到1937—1939年时就达到242.8万吨，同期的大麦产量由158.8万吨增加到276.5万吨，马铃薯由798.9万吨增加到2327.2万吨。[5]（P321 ）三国还大力发展社会福利事业，颁布了《劳动法》，规定实行八小时工作制，禁止雇佣童工，发展社会保险等。这一时期波罗的海地区的经济与斯堪的纳维亚国家相比，毫不逊色。
外交上，三国都加入了国际联盟，同西方国家和苏联建立了外交关系，积极参与国际事务。同时三国积极发展与周边国家的睦邻友好关系，与波兰、芬兰、瑞典、德国等波罗的海沿岸国家签订了友好协定，积极参加美、法、苏、德、波多边协定。1934年9月， 三国在日内瓦签订协定，建立波罗的海联盟。这时期的三国外交充分显示并完全发挥了独立主权国家的作用。
此外，三国加强本土文化教育。如爱沙尼亚规定，学校教学必须使用爱沙尼亚语，第一外语是英语；政府机关办公和商业往来都得使用爱沙尼亚语，连街道命名也不例外。拉脱维亚和立陶宛采取了同样的措施，原来广泛使用的俄语被降低到不重要的位置。
这一时期三国政治的另一个特点是清除布尔什维克和共产主义的影响，积极靠拢西方。爱沙尼亚虽然允许自由组织党派，对共产党却加以严格限制，致使共产党只能在塔林的码头工人和边境的俄罗斯族中活动。1924年11月，政府判处一部分共产党员死刑。12月1日， 共产党发动起义，但只持续了几个小时便被镇压，造成12人死亡。随即，共产党被取缔。[7]（P101）1933年12月，拉脱维亚7名共产党员被指控“有革命意图”而遭逮捕，[7]（P101 ）拉政府借此取缔了共产党。立陶宛左派社会民主党虽然一度掌权，但在1926年16—17日的军事政变中被推翻。斯梅托纳上台后，更是敌视共产主义，采取了许多措施破坏共产党。30年代经济大危机时，三国政治由议会民主走向军事独裁，共产党被迫转入地下活动。
总的来说，独立时期的三国虽然在政治上存在着种种不足，但毕竟建立了比较健全的国家体制，政府承担起使命，有效地进行各项建设；经济获得了快速发展，人民生活水平大大提高；外交上也取得了一些成绩。这一切极大地增强了民族凝聚力，使三国人民难以忘怀，要求独立始终成为三国人民的愿望。另一方面历史上三国政府对共产主义思潮的抵制和对共产党活动的镇压与取缔，本土文化教育的推行，使三国人民对共产党与共产主义产生了一种不信任感和排斥感，以后在很长时间内无法融入到苏联的社会主义生活和建设中去，而一旦获得了机会，对共产主义的偏见便会强烈地爆发出来，这种情况是苏联其他加盟共和国所没有的。
四
《苏德互不侵犯条约》及其秘密协定的签订也是三国人民掀起民族独立运动的一个重要的因素。
1939年8月23 日苏联外长莫洛托夫和德国外长里宾特洛普在莫斯科签订了《苏德互不侵犯条约》及其秘密协定。这个条约把拉脱维亚、爱沙尼亚、芬兰及立陶宛的北部等波罗的海地区划为苏联的势力范围，并保持对波兰的一些地区的利益，为下一步掠取整个立陶宛作好了准备。9月28日，苏德再次签订条约，德国让出立陶宛给苏联， 换取波兰的卢布林和华沙地区。[3]10月， 苏联又与波罗的海三国签订友好互助条约，苏联军队大批进驻波罗的海地区。1940年初，苏联在三国建立苏维埃政府，取代原来的三国政府。在《苏德互不侵犯条约》及其秘密协定谈判、签订前，苏联谈判代表团同时召见了三国的代表，与之谈判，商量签订友好互助条约的事。却不提与德国谈判的事。直至《苏德互不侵犯条约》及其秘密协定签订后，苏联代表才召见了三国代表，告诉他们结果。而在此之前，三国代表一直被蒙在鼓里。因此，《苏德互不侵犯条约》及其秘密协定被三国人民称之为“又一个慕尼黑阴谋”。[3] 三国的民族主义者为此进行了各种反抗，但遭到了镇压，反抗者被逮捕、流放。其实，这个条约早就在纳粹政府的档案中被发现，西方媒体也多次给予曝光，三国人民也早就提出质疑，但是苏联政府就是不予承认，并多次辩解，结果又难以自圆其说。这样，反而进一步引起了三国人民的反感和不信任。1987年8月23日三国人民举行规模浩大的游行示威， 打出的口号就是要废除这个条约。一家爱沙尼亚的报纸还公布了该条约的部分条款。1989年12月24日，苏联当局被迫把这一秘密公布于众。苏联人民代表大会也对《苏德互不侵犯条约》及其秘密协定做出了如下的政治法律评价：“代表大会认为，斯大林和莫洛托夫背着苏联人民，联共（布）中央和全党、最高苏维埃和苏联政府，秘密地同德国就秘密议定书举行谈判。这个秘密议定书没有批准手续。因此签订议定书的决定，不论在实际上还是形式上都是个人权利的行为。它丝毫不反映苏联人民的意志，所以苏联人民对这个勾当不承当任何责任。”[8]（P497 ）苏联政府把责任都推给了斯大林和莫洛托夫，认为那是个人行为。这样，真相大白于天下，苏联对波罗的海三国的兼并与占领的合法性就引起了人们的质疑。苏联的这种做法确实违背了三国人民的意愿，粗暴践踏了列宁的民族自决的原则，违背了国际法准则和最起码的道德准则，给三国人民留下了很深的伤害，激起了三国人民的怒火，也坚定了他们要求独立的决心与意志。这样，三国人民反抗苏联统治、争取民族独立的斗争不断，并在80年代末酿成高潮也就令人不难理解了。
综上所述，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波罗的海三国人民的民族独立运动不是偶然的，而是有着深刻的历史根源，其中，既有文化宗教方面的因素，也有民族主义方面的原因，反抗外来统治的光荣传统则是三国人民斗争的精神支柱。原苏联政府某些极端的措施只是把矛盾掩盖起来，并没有解决问题，一旦时机成熟，这种矛盾会以极端的形式爆发出来，产生惊人的影响。
收稿日期：2000—01—06
【专 题 号】K5
【复印期号】2000年10期
【原文出处】《苏州铁道师范学院学报：社科版》2000年02期第47～52页
【英文标题】The Movement for National Independence in 1985 ～1991 inThree Balitic States
YANG Yue—ying
Department of History, Suzhou Railway Teacher's College,Suzhou215009
【作者简介】杨跃英（1970—），男，江西玉山人，苏州铁道师范学院历史系讲师。苏州铁道师范学院历史系，苏州 215009
| 【内容提要】 |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发生在波罗的海三国的民族独立运动震惊世界。其原因是复杂的，既有历史方面的，又有现实方面的；既存在国内因素，也存在国际因素。从历史角度上看，波罗的海地区三个民族与俄罗斯文化宗教上的格格不入，三国人民反抗外来统治的优良传统，对独立时期取得的成就的美好回忆以及对共产主义思潮和运动的清洗带来的三国人民对共产主义的不够信任和1939年《苏德互不侵犯条约》及其秘密协定所激起的民愤，都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The national independant movements of 1985 —1991 in theBaltic states:Latvia, Estonia and Lithuania have shocked thewhole world.The reasons were complicated and included thehistorical and real factors, the domestic and internationalfactors.If we think it over from a historical point of view,the differences in culture and religion between the Balticand Russia,the tradition of the Baltic people's resisting theforeign rules,their memorizing of the great achievements madeduring the independance of 1929—1939,their distrust in thetrend of communist thoughts and the popular indignationincurred by the signing of the Ribbentrop —Molotov pact of1939 and its secrets,have all played greatly important roles. |
1990年3月11日，立陶宛最高委员会宣布立陶宛独立。1991 年莫斯科八·一九事件后，爱沙尼亚和拉脱维亚宣布独立。10月，三国加入联合国。
是什么原因导致波罗的海三国成为原苏联各加盟共和国中反对苏联统治进而脱离苏联、争取主权和独立的急先锋的呢？各国学者们见仁见智，提出了许多理论。这些理论主要着眼于俄罗斯与三国民族传统与现代双边关系的研究，其中较有代表性的有零和策略理论[1]、 各民族综合作用理论[2]和《国际法理论》[3]等。这三种理论从不同的角度解释了波罗的海独立运动的原因与发展，有一定的合理性。但是，历史是具体而复杂的，理论总是抽象和死板的，如果拘泥于某一种模式或角度，就难于洞察历史全貌。鉴于这三种理论各具特点又各有偏颇，而这一问题还没有引起我国学者足够的重视，因此笔者想从历史渊源方面做一粗浅的分析。
一
波罗的海三国的语言文化和宗教与俄罗斯的文化宗教互为异质，很难融合。
立陶宛人、拉脱维亚人和爱沙尼亚人居住在波罗的海地区已有5000多年的历史。公元前500年左右， 波罗的海地区形成了两个各具特色的种族与文化。其中，爱沙尼亚属芬兰——乌果尔语族，立陶宛与拉脱维亚则属于印欧语系的波罗的海语族。
13世纪左右，在反抗条顿骑士团侵略的过程中，立陶宛人接受了天主教，与波兰结成了联盟，并于1569年建立起波兰—立陶宛国家（即波兰共和国）。从此以后，立陶宛就深深受到波兰议会民主制度和西方文化的影响。 同一时期， 拉脱维亚和爱沙尼亚接受了新教中的路德宗。1721年北方战争后，俄国占领了这一地区。俄国初期的统治是通过日耳曼贵族进行的，很少直接干预该地区的事务，因而俄罗斯化程度很轻。这两个民族的日耳曼化程度却相当深。三国地区的文化均属拉丁文化圈，与拜占廷——俄罗斯文化迥然相异，没有受到俄罗斯文化的强大影响。
在俄国统治的同时，日耳曼僧侣和传教士广泛地搜集和整理爱沙尼亚和拉脱维亚语的民间资料，在此基础上，规范了这两个民族的语言，出版了大量的语言研究方面的书籍，并用这两种语言进行传教和教授学生，这些措施填补了爱沙尼亚族和拉脱维亚族没有自己文字语言的空白，为以后两个民族发展各自的民族文化奠定了基础。[4]在18 世纪以前，爱沙尼亚与拉脱维亚几乎没有自己的文学作品，他们的文化只存在于民间传说、民歌和谚语之中。到了19世纪中期，波罗的海地区的民族开始觉醒，民族运动开展起来。土生土长的波罗的海人认识到了自身文化的缺乏，纷纷开始文学创作。这一时期，三个民族的著名的文学家、诗人和优秀的作品纷纷涌现，如诗人佛里德里奇·克留兹沃尔德的《卡纳夫之子》、阿鲁纳斯的《Diesmonos》、 阿塔纳斯·布拉努斯卡斯的《森林之子》，分别被誉为爱沙尼亚、拉脱维亚和立陶宛的民族史诗。在19世纪中期，爱沙尼亚还开展了“唤起创作民族文化”的新诗歌运动。此外，三国人民用自己本民族语言出版报纸和杂志，创办了歌唱民族歌谣的歌咏节。这一时期蓬勃发展的民族文化运动把各民族的口头文化转变为文字形式，创造出璀璨辉煌的各具民族特色的文化。虽然这些新形成的文化借鉴了西欧文明与邻近的北欧文明（如芬兰、丹麦、瑞典等国家的优秀文化与作品）中的精髓部分，比较偏向于西方文明，但是，波罗的海三个民族总算有了自己的文学，有了自己的文化归宿。这三种文化都排除了俄罗斯文化与宗教。从此以后，波罗的海三个民族就以这些文明与宗教作为自己的精神武器，抵御俄罗斯文化与东正教的侵袭与影响。这种文化与宗教上的自立，增强了三个民族抵御外来侵略、反抗外来民族统治的信心与勇气。也是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三国独立运动和申请加入北约的文化根基。
二
三国人民具有反抗外来侵略的经历，特别是长期反对俄罗斯统治和争取民族独立的斗争，进一步凝聚了三个民族的民族感情，增强了他们反对外来统治的信心与勇气，培育了他们不屈不挠、百折不悔的民族精神。
波罗的海一直是欧洲北部最为关键的地区，素有小地中海之称，贸易与战略地位极为重要。波罗的海是不冻航区，大部分海域一年有九个月的通航期，有的区域全年都可通航，在上古、中世纪时期，是欧洲南北贸易通道的重要枢纽之一，因而成为列强争夺的肥肉。经过多次战火洗礼的波罗的海三个民族，具有不畏强敌、反抗压迫的精神。
在沦入俄罗斯统治之前，爱沙尼亚、拉脱维亚和立陶宛人曾经抵抗过条顿骑士团、丹麦、瑞典与芬兰等外敌的入侵。在斗争中，三个民族得以形成。立陶宛在公元14世纪左右成为欧洲屈指可数的大国，其领土北至波罗的海，南抵里海，包括今天的白俄罗斯、乌克兰、波兰的一部分和摩拉维亚等地区。但随着历史的发展，波罗的海地区战乱频仍，经济受到严重的破坏，逐渐衰落下去。
1721年后，俄罗斯占领了爱沙尼亚和拉脱维亚部分地区。1795年俄、普、奥第三次瓜分波兰后，波罗的海地区全部沦入了俄国的统治。三个民族的人民又开始了漫长的反抗俄罗斯统治的斗争。在斗争中，立陶宛人表现得最为坚决。
1794年，在波兰古都克拉科夫爆发了抗俄起义，立陶宛首都维尔诺市奋起响应，但起义很快被俄军镇压，波兰——立陶宛国家灭亡。拿破仑战争期间，波兰人寄希望于拿破仑，立陶宛人也希望复国独立，他们派出军队配合拿破仑军队作战。1812年，拿破仑战败，立陶宛人复国独立的希望破灭。1830年11月29日，华沙爆发大起义，沙俄政府为防止起义蔓延到立陶宛和白俄罗斯地区，遂在两地宣布实行战时状态，大批立陶宛爱国志士遭逮捕流放。尽管如此，仍有25，000——30，000立陶宛人参加了起义，[5]（P216 ）解放了除维尔诺地区和科夫诺地区之外的所有领土。1831年7月，起义被残酷镇压，沙皇政府进行了疯狂的报复。1832年，维尔诺大学被迫关闭。紧接着，大俄罗斯化政策被强行实施，严重时，连波兰、立陶宛和白俄罗斯的名字也被禁止使用，而被改称为“维斯瓦区”和“西北边区”。立陶宛人坚持斗争，组织了秘密团体，但在1848——1849年间遭到俄国的破坏，大批立陶宛革命者被捕，被判刑或被流放到西伯利亚，斗争转入低潮。1863年，波兰人民发动起义，立陶宛人迅速响应，起义者成立了立陶宛民族运动组织，推举卡里诺夫斯基为领导。另外，谢纳科夫斯基、马茨凯维奇等知名人士也参加了起义。在起义中成立了波兰临时政府， 由红党领导， 宣布废除农奴制。1863年夏，起义士兵达到了14万4千余人。[5]（P210）这是1918 年立陶宛独立前规模最大的一次民族起义。后来，由于地主和资产阶级组成的白党的背叛，起义失败了，大批起义者被残酷绞死。1864年2月9日，卡里诺夫斯基被捕，与247名起义者一起被绞死。[5]（P222—223 ）谢纳科夫斯基因伤被捕，后被绞死于维尔诺。马茨凯维奇阵亡。镇压起义后，沙皇政府虽然也进行了一些改革，但更加变本加厉地推行大俄罗斯化政策。进入资本主义发展阶段后，立陶宛人民为维护自己的语言和文化展开了持久的斗争，直至1905年俄国革命的爆发。
拉脱维亚和爱沙尼亚与俄罗斯的矛盾在19世纪开始尖锐。此前，由于俄罗斯实行的是间接统治，双方没有明显的冲突。但随着农民义务的增加，沙皇支持日耳曼人的统治，加强对农民的限制和控制，两族人民被迫把斗争的矛头指向沙俄。拿破仑战争期间，拉脱维亚掀起抗俄斗争，未获成功。1816—1819年许多地区再次爆发骚乱，农民抗议庄园主的剥削和沙皇政府的限制。骚乱扩展到里夫兰地区，并在1820—1823年达到高潮。起义最终被日耳曼贵族和沙皇政府联手镇压下去。1858年该地区又爆发了大规模的骚乱，席卷了爱斯特兰地区20%的庄园，6月， 起义者达到7，000——8，000人。[5]（P44—45）他们聚集在哈尔珠马地区的马特拉庄园，与俄军发生了激烈的冲突，结果7人死亡，14人受伤，俄一名军官被杀，13名士兵伤亡，[5]（P45）史称“马特拉战役”。镇压骚乱后，俄国进行残酷报复，35名起义参加者的眷属被流放到西伯利亚。60年代后，拉脱维亚、爱沙尼亚民族运动发展很快，但重点在文化方面。为此，俄国加强大俄罗斯化政策。1905年俄国革命爆发时，拉脱维亚和爱沙尼亚举行了声势浩大的声援示威游行。1月13日， 里加示威者与俄军发生冲突，70名示威者死亡，3，000多人被流放到西伯利亚，近500人逃往国外，[6]（P114）其中包括后来的爱沙尼亚总统乌尔马尼斯。
第一次世界大战时，德国占领了立陶宛，俄国仍控制着爱沙尼亚和拉脱维亚。三国人民掀起了艰苦卓绝的民族解放斗争，并先后赢得了独立。1918年末至1919年初，这一地区先后建立起苏维埃政权。1919年下半年至1920年间，苏维埃政权先后被民族主义者推翻而代之以资产阶级共和国。苏俄根据列宁的民族自决原则承认了三国独立，并在1920 年2月、7月和8月分别同爱沙尼亚、立陶宛和拉脱维亚签订和约。这样，三国通过自身斗争取得了独立。
三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作为独立国家的生活的历史给三国人民留下了非常美好的回忆。在独立期间，三国政府大力发展社会、经济和文化事业，取得了显著成绩。与此同时，三国政府加大对共产主义意识、组织和活动的打击和清洗，使三国人民对共产党与共产主义产生了一种不信任感和排斥感，甚至产生了一种偏见。
三国人民对独立的真正体会是在1920—1940年间，立陶宛虽在14世纪有过一段辉煌的历史，但1920—1940年间独立的意义更加重要。在此期间，三国在政治上取得的重要成就就是先后确立了西方议会民主制度，实行了多党制，进行自由选举。但是，这种制度也带来了一些问题，使三国政局不稳，政府更迭频繁。1919—1934年间，爱沙尼亚政府变动24次，平均每届议会寿命只有8个月零8天。拉脱维亚有18次，39个党派先后组阁。1918年11月至1926年12月，立陶宛议会变动12次。[7]（P98—102）这都是因为政党太多，结果难以建立稳定的政府。在拉脱维亚，只要有100人签名就可以登记成立政党，并能获得政府的经济援助。 物极必反，这为以后各国走向军事独裁埋下了根源。
在经济方面，三国进行土地改革，使无地或少地的农民分得土地。各国拥有土地的农民数量大增，爱沙尼亚由51，000人增加到107， 000人；拉脱维亚增加了25万多人。[7]（P98—100 ）三国积极发展对外贸易，同英、德、法、美等西方国家建立了经贸关系。1927年和1931年，爱沙尼亚、拉脱维亚和立陶宛分别同苏联签订贸易协定。在国内，三国积极发展市场经济，推行合作社事业，加速食品加工工业和木材工业的发展。二十年代末三十年代初世界经济大危机期间，欧美各国工业生产急剧下降，爱沙尼亚的工业生产却增加了45%；拉脱维亚企业由1920年的1，430家增加到1937年的5，717家，工人数从6，000人猛增到205，000多人，1935—1937年在此基础上又增加了27.7%；[7]（P103 ）立陶宛工业较为薄弱，但也有一定发展。立陶宛农业发展很快，主要的农作物都获得了迅速的增长，如小麦的产量，1909—1917年为85.3万吨，到1937—1939年时就达到242.8万吨，同期的大麦产量由158.8万吨增加到276.5万吨，马铃薯由798.9万吨增加到2327.2万吨。[5]（P321 ）三国还大力发展社会福利事业，颁布了《劳动法》，规定实行八小时工作制，禁止雇佣童工，发展社会保险等。这一时期波罗的海地区的经济与斯堪的纳维亚国家相比，毫不逊色。
外交上，三国都加入了国际联盟，同西方国家和苏联建立了外交关系，积极参与国际事务。同时三国积极发展与周边国家的睦邻友好关系，与波兰、芬兰、瑞典、德国等波罗的海沿岸国家签订了友好协定，积极参加美、法、苏、德、波多边协定。1934年9月， 三国在日内瓦签订协定，建立波罗的海联盟。这时期的三国外交充分显示并完全发挥了独立主权国家的作用。
此外，三国加强本土文化教育。如爱沙尼亚规定，学校教学必须使用爱沙尼亚语，第一外语是英语；政府机关办公和商业往来都得使用爱沙尼亚语，连街道命名也不例外。拉脱维亚和立陶宛采取了同样的措施，原来广泛使用的俄语被降低到不重要的位置。
这一时期三国政治的另一个特点是清除布尔什维克和共产主义的影响，积极靠拢西方。爱沙尼亚虽然允许自由组织党派，对共产党却加以严格限制，致使共产党只能在塔林的码头工人和边境的俄罗斯族中活动。1924年11月，政府判处一部分共产党员死刑。12月1日， 共产党发动起义，但只持续了几个小时便被镇压，造成12人死亡。随即，共产党被取缔。[7]（P101）1933年12月，拉脱维亚7名共产党员被指控“有革命意图”而遭逮捕，[7]（P101 ）拉政府借此取缔了共产党。立陶宛左派社会民主党虽然一度掌权，但在1926年16—17日的军事政变中被推翻。斯梅托纳上台后，更是敌视共产主义，采取了许多措施破坏共产党。30年代经济大危机时，三国政治由议会民主走向军事独裁，共产党被迫转入地下活动。
总的来说，独立时期的三国虽然在政治上存在着种种不足，但毕竟建立了比较健全的国家体制，政府承担起使命，有效地进行各项建设；经济获得了快速发展，人民生活水平大大提高；外交上也取得了一些成绩。这一切极大地增强了民族凝聚力，使三国人民难以忘怀，要求独立始终成为三国人民的愿望。另一方面历史上三国政府对共产主义思潮的抵制和对共产党活动的镇压与取缔，本土文化教育的推行，使三国人民对共产党与共产主义产生了一种不信任感和排斥感，以后在很长时间内无法融入到苏联的社会主义生活和建设中去，而一旦获得了机会，对共产主义的偏见便会强烈地爆发出来，这种情况是苏联其他加盟共和国所没有的。
四
《苏德互不侵犯条约》及其秘密协定的签订也是三国人民掀起民族独立运动的一个重要的因素。
1939年8月23 日苏联外长莫洛托夫和德国外长里宾特洛普在莫斯科签订了《苏德互不侵犯条约》及其秘密协定。这个条约把拉脱维亚、爱沙尼亚、芬兰及立陶宛的北部等波罗的海地区划为苏联的势力范围，并保持对波兰的一些地区的利益，为下一步掠取整个立陶宛作好了准备。9月28日，苏德再次签订条约，德国让出立陶宛给苏联， 换取波兰的卢布林和华沙地区。[3]10月， 苏联又与波罗的海三国签订友好互助条约，苏联军队大批进驻波罗的海地区。1940年初，苏联在三国建立苏维埃政府，取代原来的三国政府。在《苏德互不侵犯条约》及其秘密协定谈判、签订前，苏联谈判代表团同时召见了三国的代表，与之谈判，商量签订友好互助条约的事。却不提与德国谈判的事。直至《苏德互不侵犯条约》及其秘密协定签订后，苏联代表才召见了三国代表，告诉他们结果。而在此之前，三国代表一直被蒙在鼓里。因此，《苏德互不侵犯条约》及其秘密协定被三国人民称之为“又一个慕尼黑阴谋”。[3] 三国的民族主义者为此进行了各种反抗，但遭到了镇压，反抗者被逮捕、流放。其实，这个条约早就在纳粹政府的档案中被发现，西方媒体也多次给予曝光，三国人民也早就提出质疑，但是苏联政府就是不予承认，并多次辩解，结果又难以自圆其说。这样，反而进一步引起了三国人民的反感和不信任。1987年8月23日三国人民举行规模浩大的游行示威， 打出的口号就是要废除这个条约。一家爱沙尼亚的报纸还公布了该条约的部分条款。1989年12月24日，苏联当局被迫把这一秘密公布于众。苏联人民代表大会也对《苏德互不侵犯条约》及其秘密协定做出了如下的政治法律评价：“代表大会认为，斯大林和莫洛托夫背着苏联人民，联共（布）中央和全党、最高苏维埃和苏联政府，秘密地同德国就秘密议定书举行谈判。这个秘密议定书没有批准手续。因此签订议定书的决定，不论在实际上还是形式上都是个人权利的行为。它丝毫不反映苏联人民的意志，所以苏联人民对这个勾当不承当任何责任。”[8]（P497 ）苏联政府把责任都推给了斯大林和莫洛托夫，认为那是个人行为。这样，真相大白于天下，苏联对波罗的海三国的兼并与占领的合法性就引起了人们的质疑。苏联的这种做法确实违背了三国人民的意愿，粗暴践踏了列宁的民族自决的原则，违背了国际法准则和最起码的道德准则，给三国人民留下了很深的伤害，激起了三国人民的怒火，也坚定了他们要求独立的决心与意志。这样，三国人民反抗苏联统治、争取民族独立的斗争不断，并在80年代末酿成高潮也就令人不难理解了。
综上所述，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波罗的海三国人民的民族独立运动不是偶然的，而是有着深刻的历史根源，其中，既有文化宗教方面的因素，也有民族主义方面的原因，反抗外来统治的光荣传统则是三国人民斗争的精神支柱。原苏联政府某些极端的措施只是把矛盾掩盖起来，并没有解决问题，一旦时机成熟，这种矛盾会以极端的形式爆发出来，产生惊人的影响。
收稿日期：2000—01—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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