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明清史 |
尼克松和战后初期美国的红色恐慌
金海
【专题名称】世界史
【专 题 号】K5
【复印期号】2000年09期
【原文出处】《华东师范大学学报：哲社版》(沪)2000年03期第28～34页
【作者简介】金海 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上海 200062
【关 键 词】尼克松/战后初期/美国/红色恐慌
一、战后初期美国红色恐慌的特征
1946年尼克松刚刚进入国会的时候，反共情绪正在美国社会上迅速蔓延。不过这在美国倒也不是第一次。早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尚未结束，布尔什维克刚刚在俄国取得政权的时候，美国国内就曾经出现过一阵所谓的“红色恐慌”（Red Scare）。 这股“红色恐慌”曾在整个二十年代对美国人的心理产生影响。和二十年代相比，战后初期美国的红色恐慌有下面三个明显的特征。
首先是美国人对共产主义威胁关注的侧重点不同。在二十年代，美国人主要关注的是共产主义在意识形态上的异端性。因为当时苏俄受到内战的破坏，忙于国家的建设和发展，所谓的对外输出革命在匈牙利革命失败之后，除了建立一个第三国际，召开几次大会以外也就只是说说而已，所以美国人还没有感到他们的制度受到什么切身的威胁。当时的美国人之所以反对共产主义，是因为它看起来是和美国的理想完全背道而驰的，比如美国人主张民主，共产主义主张集权；美国人认为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共产主义主张财产公有；美国人提倡发挥个人主动精神，共产主义要求个人服从国家和集体等等，不过此时美国人仍把共产主义看作只是人类发展道路上的另一种选择，虽然在他们看来这是较坏的选择，但它并不威胁美国的生存，双方完全可以通过和平竞争以分优劣。所以到三十年代大萧条开始时，美国人加入共产党和同情共产主义的人数急剧增多，还有一些人虽然反对共产主义，但也开始建议吸收其中某些合理部分，如将一些社会设施公有化等等，这些人在大学教师中尤为普遍。在当时，尽管苏联作为一个国家已经存在，但共产主义的幽灵还只是存在于美国人的想象之中，很少有人切身感受到它的威胁。
进入四十年代后半期情况就不同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虽然苏联也受到战争的极大破坏，仍坚定地、有步骤地在红军占领的东欧各国建立共产党政权。对三十年代希特勒在中欧所作所为记忆犹新的美国人认为这就是“又一个希特勒谋求世界霸权的前奏”。于是“红色恐慌”再次出现。不过这次的“红色恐慌”与第一次有所不同，其主要特点是美国人开始从实力角度考虑共产主义了。根据1946年为国务院准备的一份民意测验摘要，每5个人中只有1个人认为美国的报纸公正地反映了俄国的形象，42%的人相信报纸所描绘的苏联形象比实际的更为肮脏，只有17%的人相信报纸所描绘的苏联看起来比实际的好。可是，即使如此，早在1945年10月初就有45%的人要求采取更为强硬的对苏政策。 1946年3月盖洛普民意测验表明61%的被调查者认为美国的对苏政策软弱，在8月的民意测验中这一数字增加到63%。（注：Les K.Adler(1991),The Red Image:American Attitudes toward Communism in the Cold War Era,Garland Publishing Inc. New York & London,p204。 ）这表明美国人对苏联在对外政策上的行动要比对苏联的内政更为关切。尽管苏联的共产党人在统治他们的人民时或许要比美国报纸所说的文明一些，但他们的对外政策威胁到了美国赖以生存的世界秩序，所以美国就应该反对它，这就是当时美国人的想法。
和第一次“红色恐慌”相比，四五十年代的“红色恐慌”的第二个特点也是让美国人更感到惶惶不可终日的是在美国国内“发现”了共产党的“第五纵队”，而且还是在被视为对国家安全性命攸关的核研究领域“发现”的。1945年，驻加拿大的苏联使馆官员古津科叛变，揭露说苏联人一直依靠间谍网来窃取西方的核研究成果。四年以后，美国破获了一个自从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就一直在活动的盗窃美国核机密的间谍网。据说苏联通过此间谍网获得的核机密使它的原子弹爆炸足足提前了18个月。本来抓住了这些间谍事情就可以到此为止了，可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所谓经验教训此时又起了作用。美国人已经习惯于用看纳粹德国的眼光来看待苏联了。在美国人眼里共产主义和法西斯政权的另一项“共同之处”就在于它们的意识形态在别国境内的吸引力和它们对外国代理机构的使用。于是美国人开始对国内的共产党人，对那些向共产党表示或曾表示过同情，甚至只是被捕风捉影地怀疑为共产党的人产生了日益严重的怀疑。对所谓的共产党同路人（注： 英文为 follow—travelers 。这是战后流行的一种说法，它的范围比共产党同情者要广泛得多，还包括某些持和共产党类似主张的人。到后来发展成只要和保守主义者有某些分歧，或表现出一点自由主义倾向，都有可能被视为共产党同路人。）的看法也不再认为他们是被误导的傻子，而是把他们看成是危险人物。《新闻周刊》曾经这样评论说：“几乎从没有这么多的消息经常是通过似乎是无害的共产党同路人而不是通过专业的共产党间谍泄露的，许多亲苏联的同情者在战争期间和战后让自己被对苏联的同情心所驱使。”恩斯特·林德莱在古津科间谍网被揭露之后不久在他的《新闻周刊》专栏中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对那些没有卷入颠覆活动但他们真正的忠心是属于共产主义的美国公民应该怎么办呢？”他报道说国会议员正在考虑这个问题并准备在美国对这些人作相应的揭露。（注：Les K. Adler (1991), The Red Image: American Attitudestoward Communism in the Cold War Era, Garland Publishing Inc. New York & London, pp121—122。 ）在这场搜寻共产主义分子及其同路人的活动中充当急先锋的是美国商会，它的一系列反共刊物的发行人弗朗西斯·马修斯在一份备忘录中指出：最大的危险是渗入美国政府、劳工组织和大众传媒并在其中担任重要职务的共产主义者，必须把这批人排斥在政府雇员之外。司法部长汤姆·克拉克对此表示同意。他在1946年对芝加哥律师协会发表的演说中声称：“我们知道有一个全国性的和国际性的阴谋企图分裂我们的人民，降低我们政府机构的信誉，并导致对政府的不尊重。”因此他建议人们应该了解共产主义的实践。
对政府的不尊重早就存在了，但不是共产党而是共和党煽动的。共和党早就对近20年的在野状态失去耐心，急不可耐地想要夺回政权了。而且他们对新政派的那种自由主义做法也觉得是和他们心目中的美国传统价值观格格不入的。他们认为新政提倡国家控制就是想使美国社会主义化，其结果将是向共产主义的和平过渡。这就是四五十年代的“红色恐慌”的第三个特点：对共产党及其同路人的搜捕和两大政党之间以及美国社会上的自由主义和保守主义之间的斗争搅在了一起，许多民主党人和自由主义者也被扣上了红帽子。共和党在1944年竞选中就已使用过反共主义的法宝，但是因为当时罗斯福的威望正处于顶峰，而且苏联还是美国的战时盟友，所以这项法宝并未收到想象中的效果。但在战后它却成为共和党人手里的一件得力工具。在第八十届国会中，保守的共和党人占了多数。当时一个议员的传记作者曾这样写道：“他们决定除掉政府中的共产党人、叛徒和新政者，对抗乔·斯大林，搞垮工会组织，并关闭物价管理局。”（注：Roger Morris(1990), Richard MillousNixon:The Rise of an American Politician,New York, N. Y.,Henry Holt & Co.,p341。）不仅在第八十届国会中有这种迹象，而且那些到国会作证指控他们原来的同志的所谓前共产党人也抱有把共产党和新政的自由主义混为一谈的想法。在1948年的希斯案件中因指控前国务院官员阿尔杰·希斯是共产党人而名噪一时的原共产党人惠特克·钱伯斯在回忆录《目击者》中把自己等同于一种美国形象，这种形象是与他认为的希斯、新政和共产党所代表的另一种形象截然对立的。“事实是，当我举起枪瞄准共产主义的时候，我也打击了其它一些东西。我所打击的是庞大的社会主义革命的力量。它，在自由主义的名义下……将它的冰盖强加在这个国家头上达二十年之久。”（注：Les K. Adler ( 1991), The Red Image: American Attitudes toward Communism in theCold War Era,Garland Publishing Inc.New York & London,p164。）战后美国的“红色恐慌”的这些特点对尼克松的政治生涯产生的影响不仅仅是把他变成了美国最著名的反共分子，而且也造就了他反共主义的一些特点：在国际方面，他对共产主义的敌视和苏联作为一个候补的超级大国对美国构成的威胁密不可分，他的反共主义与其说是意识形态的对立不如说是从力量均势的角度出发和以苏联为首的共产党国家集团的对抗。在国内方面，他的行动集中在对所谓“红色和粉红色分子”进行搜捕上。但尼克松对共产党及其同路人的搜捕与其说是出于对美国安全的考虑，不如说更多的是作为共和党对民主党，保守主义对自由主义攻击的一种手段。
二、尼克松在内政领域中的反共主义
内政领域中尼克松反共主义的特点在希斯案件上清楚地表现出来。对于希斯案件，尼克松在他的《六次危机》一书中有详细的记载。他对于自己在这一案件中力排众议，坚持调查并最终揭露希斯是隐藏在国务院中的共产党人的行动津津乐道。可是他对于在希斯案件的关键时刻他的态度曾一度变得动摇不定的事却只是一笔带过。那是在希斯以伪证罪起诉钱伯斯之后，钱伯斯向法庭交出了一纸袋包括65页国务院打印文件和4页希斯手写便笺的文件。 众议院非美活动委员会工作人员斯特里普林立刻感到钱伯斯可能还有未交出的文件，便劝尼克松去一次钱伯斯的农场。但尼克松却以准备到巴拿马度假为由不愿前往，后来只是在斯特里普林的一再坚持下才勉强成行，最后正是这次访问导致钱伯斯交出了使希斯被定罪的“南瓜文件”。
尼克松后来把他的这种态度波动解释为他没有勇气告诉妻子帕特说他们将要取消3年来的第一个假期。这可不是个好理由。 尼克松干起工作来是绝对不允许家庭打扰的。象希斯案件中这么大的突破关头，如果尼克松真的相信这对美国的安全生死攸关，怎么可能让一次休假妨碍案件的调查呢？事实是，尼克松对希斯案件的调查与其说是搜捕政府中的共产党间谍，不如说是对杜鲁门的民主党政府的一次攻击。当8 月份钱伯斯在众议院非美活动委员会面前作证时，1948年大选已经迫在眉睫，如果能在这时候从民主党政府中抓出一个共产党来，杜鲁门将会名声扫地，共和党获胜的可能性也将大大增加。他在给杜勒斯的一封信中写道：“在竞选中应该强调的另一点是共产党人及其同情者正在联邦政府的工资名单上……对共产党人在新政名义下渗入政府的攻击可能是那些竞选政府职位者的最好的手段。”他建议杜威应该许诺“在一个不怕找出政府工资名单上的不忠者的政府的领导下进行无情的调查。 ”（注：Roger Morris (1990), Richard Millous Nixon: The Rise of anAmerican Politician, New York, N.Y.,Henry Holt & Co., pp441— 442。）但是杜威却没有接受他的建议。到钱伯斯交出政府文件时，选举已经结束，民主党出人意料地获胜。尼克松虽然靠着希斯案件再次当选，但已经变成了众议院的少数党成员，而原来负责调查希斯案件的小组委员会成员也落选的落选，进参议院的进参议院，只剩下了尼克松一个人。在杜鲁门政府挟大选获胜之余威想一举掩盖掉希斯案件的情况下，如果尼克松硬要追查，那等于是在单枪匹马地和整个政府作对，万一查不出钱伯斯未交的文件，等于是授人以柄，弄不好还会结束他的政治生命。而这时他作为搜捕共产党间谍的猎手的名声在全国已经确立，反正案件已经移交法院，停止调查对他不会有什么害处，反而可以让他抓住此事对杜鲁门政府包庇共产党大做文章。正是这种想法使尼克松不愿对钱伯斯作进一步的追查。到“南瓜文件”被发现之后，尼克松的态度再次积极起来。在众议院非美活动委员会对希斯进行调查的时候，只能证明希斯是认识前共产党员钱伯斯的，但现在却可以断定他是货真价实的共产党间谍，对民主党政府的指控也更加有力。再加上他打算在1950年竞选参议员，可以以此作为政治资本，所以尼克松重新积极参与案件，极力主张纽约大陪审团断定希斯有罪，并指责杜鲁门政府妨碍司法公正。最终希斯被判犯有伪证罪（间谍罪的起诉时效已经过去），尼克松也当选为参议员。
从后来尼克松对希斯案件这一政治资本的使用来看，也可以看出他的真正目标不在揭露共产党间谍而在于攻击民主党政府和他们新政式的自由主义施政纲领。几年后，尼克松当上了副总统，他在一次和厄尔·梅佐的谈话中对希斯案件的评价是：“回想起来，我认为希斯案件的巨大教训是牵涉到希斯和钱伯斯两个人的个人悲剧。……我想，这两个人都有真诚献身于和平，致力于普遍地改善普通人民命运的信念。他们都是理想主义者。但是，却感染了共产主义，以至为了共产主义阴谋效劳，宁愿冒耻辱的——正如他们所干的——风险。这类事情既然在他们身上发生，就表明在世界范围内，存在着一种潜在的威胁，即在这类人中间，有可能感染上共产主义。”（注：厄尔·梅佐：《理查德·尼克松》，复旦大学，1971年，第78页。）尼克松所说的这类人到底是什么人呢？在他1960年竞选失败后所写的《六次危机》一书中对此有更明确的表示：“希斯很明显是大量杰出的忠诚公民之一。他们的活动舞台是国家的大众传媒、各大学、学术基地和政府官僚机构，这一团体爱在其信仰周围披上自由主义的外衣……他们不是共产党人，他们甚至不是不忠者……但他们和那些极右者一样有坚定的信仰。这使他们在共产主义流行的对社会公正的呼吁面前十分脆弱。在希斯案件中，他们是共产主义路线的‘模仿者’。”（注：Roger Morris (1990), Richard Millous Nixon: The Rise of an American Politician, New York, N. Y. , Henry Holt & Co.,pp511—512。）
尼克松所说的“大众传媒、各大学、学术基地和政府官僚机构”正是新政和自由主义势力集中的地方。在他看来，他们提倡国家控制的主张是完全和美国一百多年来以私人企业为基础，提倡发挥个人积极性的道路背道而驰的，是对美国传统的背叛，和美国共产党相比，这才是对美国社会更大得多的威胁。正如他在1950年对民主党选民所说的：“对我们的自由制度还存在有更大的威胁，这一威胁来自于一群在给复杂的社会和经济问题提供政治上的万应灵药的伪装下，为了眼前的一点政治利益而出卖美国生存权利的伪善的愤世嫉俗者。”（注：Stephen E. Ambrose (1987),Nixon: the Education of a Politician 1913 ～1962,New York, N.Y.,Simon & Schuster, pp203～204。）
这些话不能简单地理解为在政治竞选中普通的互相攻击。应该记住的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美国社会普遍地出现了一股保守主义势力反扑的潮流。随着南部边缘地带作为战后美国发展最快的地区的崛起，保守主义势力对新政派的自由主义形成了有力的挑战。而共和党人为了结束长期的在野状态，扩大自己的政治基础，也开始转向南方，和南方保守的民主党人结成联盟，共同向新政派展开攻击。然而，新政毕竟从大萧条中挽救了美国，而且它和罗斯福的名字联系在一起，它的社会福利制度仍然受到大多数下层穷人的拥护。要想把全社会的人都动员起来反对新政，那就只有从侧翼包抄，利用当时美国人民的“红色恐慌”，让选民们不要把这些新政派自由主义者看成给他们带来最低工资标准和社会保险这类好处的民主党人，而把他们看成是想把美国变成社会主义国家的左翼极端分子。这种手法在1952年大选中被尼克松发展到了顶峰。他干脆把“粉红色分子”（这已经成了激进派的代名词）和“赤色分子”划了等号。他告诉《堪萨斯之星》报的记者罗伊·罗伯特说：“在赤色分子和粉红色分子之间唯一的区别是粉红色分子想将美国社会化，而赤色分子想把世界社会化并让莫斯科成为世界首都。他们的道路是一样的，他们有同一本圣经——卡尔·马克思的教义。”（注： Roger Morris (1990), Richard Millous Nixon: The Rise of an American Politician, New York, N.Y.,Henry Holt & Co.,p748。）
当然，如果仅仅从党派斗争和对美国的社会制度不同看法之间斗争的角度来看尼克松的反共主义也未免片面。即使尼克松的反共行动的矛头主要指向民主党人和新政式的自由主义者，但他的言论和行动（主要是希斯案件）对于美国社会上日益高涨的反共狂热仍然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希斯案件之后，尼克松在众议院发表演说，声称：“从希斯案件中要吸取的重要教训就是，我们所对付的不仅是那些为了三十块银币而出卖一件新武器蓝图的间谍……而是阴险得多的活动，因为它使敌人可以左右我们目标的制定。”而1950年2月9日，在西弗吉尼亚州惠林的林肯纪念日共和党妇女集会的演说中，麦卡锡几乎原封不动地照搬了尼克松的这句话：“在讨论共产党人时应该记住的一件事是我们对付的不仅是那些为了三十块银币而去偷一件新武器蓝图的间谍，我们正在对付一种肮脏得多的活动， 因为它允许敌人左右我们政策的制定。 ”（注：Christopher Matthews (1996), Kennedy & Nixon, the Rivalry that Shaped Postwar America, New York, N.Y.:Simon & Schuster,p68.）而杜鲁门政府虽然下令各行政机关不许向众议院非美活动调查委员会提供关于政府工作人员忠诚问题的任何资料，并把希斯案件称为转移公众对经济和社会问题注意力的“熏青鱼”，但在希斯案件之后他也开始加紧对政府工作人员的忠诚调查。同时在国会也通过了一系列反对共产党人的立法。其中最为著名的则是吸收了1946年尼克松—蒙达特法案（要求共产党及其同路人组织向政府登记）的大部分内容的麦卡伦法。因此，就算尼克松不是战后初期美国社会“红色恐慌”的制造者，他在把这种“红色恐慌”推向高潮方面至少也助了一臂之力。
三、尼克松在外交领域中的反共主义
与国内政策不同，尼克松在国际事务领域的确感到共产主义不仅对美国，而且对整个西方世界的生存都造成了威胁，成为一个名副其实的反共主义者。在1952年大选前夕，尽管他在国内政策上更倾向于塔夫脱的共和党元老派，但他认为塔夫脱的孤立主义立场无法有效应付国外的共产主义威胁，“而现在对外政策正是我国面临的主要问题”。因此尼克松支持艾森豪威尔获得共和党总统候选人提名。不过，总的来说，这时尼克松还处于学习时期，学习的主要途径是他的历次国际旅行和任副总统时期对艾森豪威尔政府处理外交问题方法的观察。
这个时候尼克松对国际问题的看法大致和美国国内流行的观点相同，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一、以苏联为首的共产党国家集团是一个铁板一块的联盟，它们有一个世界范围的针对美国和西方的阴谋，其总部是在莫斯科，各国共产党人首先忠于苏联而不是自己的国家；二、这个阴谋是有预定计划的，共产党集团将在世界各地针对美国的弱点进行试探，只要有一处漏洞，就会出现“多米诺效应”，因此，必须随时准备在世界各地击退共产党的进攻，不放弃一寸土地；三、共产党人只尊重实力，必须在实力基础上和他们打交道，软弱的表示只会刺激他们发动进攻；四、在和共产党人打交道时，“不确定性”是非常重要的，决不能让他们摸清美国的下一步行动；五、与共产党人的斗争是一场争夺第三世界的斗争，而第三世界更关心的是本国经济和社会的发展，因此，美苏在第三世界争夺的关键在于看谁能提供发展的成功范例。这一套推论构成了此时尼克松外交主张的基本理论基础，从中可以看出他是完全从两极对立的冷战格局来考虑国际事务的。
但是，从两极对立的冷战格局来考虑国际事务并不意味着尼克松把意识形态因素视为外交领域中的支配性因素。前面我们已经说过，战后美国“红色恐慌”的一大特点就是由于苏联力量的发展，美国人开始从实力角度考虑共产主义问题。他们反对苏联不是由于它的社会制度给苏联人民带来痛苦而是由于它的“扩张行动给国际秩序造成威胁”。和共产主义制度相比，苏联的实力对美国造成的威胁大得多也现实得多。应该说，共产主义只能以实力来对抗的念头之所以出现在二战后的“红色恐慌”中而不是出现在二战前的“红色恐慌”中，就是由于苏联的实力已经成了此时共产主义的最大象征。正是这种观点才使尼克松在1947年随赫脱委员会访欧时写下了这样的笔记：“共产主义唯一尊重的只是实力——而认真对待的也只是实力。”尼克松本人对国际问题的看法就反映了当时的这种情况。
此时尼克松对共产主义的认识十分贫乏。尤其是在他担任副总统以前，对共产主义的认识就是随同赫脱委员会访欧时与西欧和南欧一些国家的共产党人的几次会谈，他是从和欧洲那些发展还不成熟的共产党人那里得出对苏联人和共产党人的印象的。当然，这时共产主义运动的内部矛盾还没有明显暴露出来也是造成尼克松对共产党人判断错误的一个重要原因。不管怎样，和大多数美国人一样，这种看法已经成了他对共产党的基本认识，以后他对苏联或其它国家的共产党的行动都是戴着这种有色眼镜看的。而尼克松担任副总统时期，他学习对外事务知识的主要老师是冷战最热心的鼓吹者杜勒斯，他对共产党国家的僵硬看法比尼克松有过之而无不及。这对尼克松从理性的角度来分析苏联或是其它共产党国家的行动也不会有多大帮助。其结果是，一旦什么地方发生了共产党的进攻，尼克松就都把它看成是中心在莫斯科的共产主义世界阴谋的一部分。直到六十年代他竞选总统失败，在加里福尼亚过着在野生活时，他还没有放弃这种观点。他在《六次危机》中写道：“共产主义威胁是不可分割的，它在国内外都面对着我们，那些强调一方面排斥另一方的人对自由事业造成危害。共产主义威胁是普遍的。假定有某些‘无关紧要’的边缘地区，这是再危险不过的谬论。我们如果不在亚洲，非洲或拉丁美洲应付共产主义刺探，那么，我们将更有可能被迫在欧洲应付这种刺探。”（注：[美]理查德·尼克松：《六次危机》（下），商务印书馆，1972年，第432页。）
在美国，正是这种对共产主义威胁的全球性观点把美国的外交政策引上了错误的轨道。既然以苏联为首的共产主义集团有一个控制世界的阴谋，那么，唯一有能力在全世界和共产主义集团对抗的只有美国。这样美国就错误地理解了力量均势原则。欧洲古老的力量均势原则，不管是英国的光荣孤立还是俾斯麦的大陆体系，其核心都在于让本国成为力量均势的控制者，也就是说成为左右均势天平的游标而不是在天平两端对峙的砝码。但这时美国的力量均势原则却是把自己变成了天平一头的砝码，他们对均势的理解只是死板地考虑如何在各方面保持与苏联力量的均等，从而失去了力量均势所要求的灵活性。结果美国就造成了一个新的均势天平，在天平两端对峙的是美国和苏联两个超级大国，而一些小国弱国却成了左右天平的游标，这使美国人不得不时常担心一旦苏联在第三世界某个国家取得突破，整个力量天平就会不可避免地发生对苏联有利的倾斜。他们的多米诺理论正是在此基础上产生的。1954年艾森豪威尔就印度支那的形势指出：“如果印度支那陷落了，不仅是泰国，而且缅甸和马来西亚也将受到威胁，同时也增加了东巴基斯坦，南亚以及整个印度尼西亚的威胁。”（注：资中筠：《战后美国外交史——从杜鲁门到里根》（上），世界知识出版社，1994年，第280页。）
尼克松正是多米诺理论的忠实信徒。为了对付多米诺理论所设想的威胁，尼克松主张对共产主义持强硬态度。他认为不管共产党在什么地方发动进攻，都必须把它推回去。所以在他担任众议员和参议员时期，强烈谴责杜鲁门政府对外政策软弱。他最强烈的指控是声称杜鲁门政府把6亿人丢给了共产党。在朝鲜战争中， 他支持麦克阿瑟把战争带到中国境内的主张，完全不顾这种行动是否有可能引起苏联方面的强烈反应而导致第三次世界大战的威胁大大增加。甚至在他担任副总统的时候，这种不负责任的鹰派论调也丝毫不减。1954年4月16日， 尼克松在美国新闻编辑协会年会上作了可能是他副总统任内最轰动的一次讲话。当有人问他如果法国从印度支那撤退，美国是否应该出兵以防止当地共产党人掌权时，尼克松并没有用例行的以这是一假设性问题而拒绝回答的手法搪塞过去。相反，他说：“我可以这样说，美国是自由世界的领导者，而自由世界在共产党面前不容再来一次退却。……如果为了防止共产党在亚洲的进一步扩张，如果为了防止这种情况，我们不得不冒风险把美国的青年人送到那里去，我相信现政府的行政部门一定敢于面对这种不得人心的局面采取果断的行动。我个人也是会支持这种行动的。”（注：[美]威廉·科斯特洛：《尼克松的政治画像》，复旦大学，1972年，第146页。）消息泄露后，舆论大哗， 艾森豪威尔政府不得不发表声明说这只代表副总统个人的意见，并不意味政府一定会出兵印度支那。尼克松也强烈反对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1958年4月， 当他准备出国两个半星期时，他曾提出一份备忘录，要求在他缺席期间，一旦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关系提上国家安全委员会的日程时，将他的意见记录在案：“我绝对反对在此时承认红色中国，将红色中国接纳进入联合国或任何‘两个中国’的概念。”直到1960年大选失败后，尼克松在和肯尼迪的一次会晤中还表示他反对这种做法，因为这将使“它在亚洲无限地增加其力量和威信，而且将大概无可挽回地削弱这一地区的非共产党政府。”
当然，此时尼克松还处在外交政策观点形成的时期，受当时社会流行的冷战观点影响很深，还没有形成自己的独特的外交政策见解。但是，尼克松在四五十年代作为众议员、参议员和副总统时的言论和行动却极大地助长了当时美国国内要求对共产党国家采取强硬政策的舆论，使美国在国际事务领域奉行较为灵活的外交政策变得更加困难，而他此时形成的外交政策观点也成了他后来担任总统时采取的外交政策的基本出发点，不管他后来作为美国总统采取的外交行动看起来和四五十年代的主张是多么背道而驰，只要细细分析，都可以从他四五十年代的主张中找到理论根据。因此，对这个时期尼克松外交政策观点的探讨将会成为我们分析他担任总统时的外交政策的钥匙。
收稿日期：2000年3月8日^
【专 题 号】K5
【复印期号】2000年09期
【原文出处】《华东师范大学学报：哲社版》(沪)2000年03期第28～34页
【作者简介】金海 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上海 200062
| 【内容提要】 | 战后初期美国的红色恐慌有三个特征：一、美国人开始从实力角度感受到共产主义的威胁；二、美国人对共产党“第五纵队”的恐惧日益高涨，由此导致对持激进的自由主义观点的所谓“共产党同路人”越来越严厉的迫害；三、对共产党及其同路人的搜捕与美国国内共和党和民主党，保守主义和自由主义之间的斗争搅在一起。尼克松作为一个在当时环境下成长起来并以反共主义起家的政治家，他的思想深受当时环境的影响，同时反过来也用他的行动推动了战后初期美国反共思潮的高涨。战后初期美国红色恐慌在尼克松内政外交观点中的表现，正体现出政治家和他们生活在其中的社会环境之间的互动关系。 |
1946年尼克松刚刚进入国会的时候，反共情绪正在美国社会上迅速蔓延。不过这在美国倒也不是第一次。早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尚未结束，布尔什维克刚刚在俄国取得政权的时候，美国国内就曾经出现过一阵所谓的“红色恐慌”（Red Scare）。 这股“红色恐慌”曾在整个二十年代对美国人的心理产生影响。和二十年代相比，战后初期美国的红色恐慌有下面三个明显的特征。
首先是美国人对共产主义威胁关注的侧重点不同。在二十年代，美国人主要关注的是共产主义在意识形态上的异端性。因为当时苏俄受到内战的破坏，忙于国家的建设和发展，所谓的对外输出革命在匈牙利革命失败之后，除了建立一个第三国际，召开几次大会以外也就只是说说而已，所以美国人还没有感到他们的制度受到什么切身的威胁。当时的美国人之所以反对共产主义，是因为它看起来是和美国的理想完全背道而驰的，比如美国人主张民主，共产主义主张集权；美国人认为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共产主义主张财产公有；美国人提倡发挥个人主动精神，共产主义要求个人服从国家和集体等等，不过此时美国人仍把共产主义看作只是人类发展道路上的另一种选择，虽然在他们看来这是较坏的选择，但它并不威胁美国的生存，双方完全可以通过和平竞争以分优劣。所以到三十年代大萧条开始时，美国人加入共产党和同情共产主义的人数急剧增多，还有一些人虽然反对共产主义，但也开始建议吸收其中某些合理部分，如将一些社会设施公有化等等，这些人在大学教师中尤为普遍。在当时，尽管苏联作为一个国家已经存在，但共产主义的幽灵还只是存在于美国人的想象之中，很少有人切身感受到它的威胁。
进入四十年代后半期情况就不同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虽然苏联也受到战争的极大破坏，仍坚定地、有步骤地在红军占领的东欧各国建立共产党政权。对三十年代希特勒在中欧所作所为记忆犹新的美国人认为这就是“又一个希特勒谋求世界霸权的前奏”。于是“红色恐慌”再次出现。不过这次的“红色恐慌”与第一次有所不同，其主要特点是美国人开始从实力角度考虑共产主义了。根据1946年为国务院准备的一份民意测验摘要，每5个人中只有1个人认为美国的报纸公正地反映了俄国的形象，42%的人相信报纸所描绘的苏联形象比实际的更为肮脏，只有17%的人相信报纸所描绘的苏联看起来比实际的好。可是，即使如此，早在1945年10月初就有45%的人要求采取更为强硬的对苏政策。 1946年3月盖洛普民意测验表明61%的被调查者认为美国的对苏政策软弱，在8月的民意测验中这一数字增加到63%。（注：Les K.Adler(1991),The Red Image:American Attitudes toward Communism in the Cold War Era,Garland Publishing Inc. New York & London,p204。 ）这表明美国人对苏联在对外政策上的行动要比对苏联的内政更为关切。尽管苏联的共产党人在统治他们的人民时或许要比美国报纸所说的文明一些，但他们的对外政策威胁到了美国赖以生存的世界秩序，所以美国就应该反对它，这就是当时美国人的想法。
和第一次“红色恐慌”相比，四五十年代的“红色恐慌”的第二个特点也是让美国人更感到惶惶不可终日的是在美国国内“发现”了共产党的“第五纵队”，而且还是在被视为对国家安全性命攸关的核研究领域“发现”的。1945年，驻加拿大的苏联使馆官员古津科叛变，揭露说苏联人一直依靠间谍网来窃取西方的核研究成果。四年以后，美国破获了一个自从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就一直在活动的盗窃美国核机密的间谍网。据说苏联通过此间谍网获得的核机密使它的原子弹爆炸足足提前了18个月。本来抓住了这些间谍事情就可以到此为止了，可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所谓经验教训此时又起了作用。美国人已经习惯于用看纳粹德国的眼光来看待苏联了。在美国人眼里共产主义和法西斯政权的另一项“共同之处”就在于它们的意识形态在别国境内的吸引力和它们对外国代理机构的使用。于是美国人开始对国内的共产党人，对那些向共产党表示或曾表示过同情，甚至只是被捕风捉影地怀疑为共产党的人产生了日益严重的怀疑。对所谓的共产党同路人（注： 英文为 follow—travelers 。这是战后流行的一种说法，它的范围比共产党同情者要广泛得多，还包括某些持和共产党类似主张的人。到后来发展成只要和保守主义者有某些分歧，或表现出一点自由主义倾向，都有可能被视为共产党同路人。）的看法也不再认为他们是被误导的傻子，而是把他们看成是危险人物。《新闻周刊》曾经这样评论说：“几乎从没有这么多的消息经常是通过似乎是无害的共产党同路人而不是通过专业的共产党间谍泄露的，许多亲苏联的同情者在战争期间和战后让自己被对苏联的同情心所驱使。”恩斯特·林德莱在古津科间谍网被揭露之后不久在他的《新闻周刊》专栏中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对那些没有卷入颠覆活动但他们真正的忠心是属于共产主义的美国公民应该怎么办呢？”他报道说国会议员正在考虑这个问题并准备在美国对这些人作相应的揭露。（注：Les K. Adler (1991), The Red Image: American Attitudestoward Communism in the Cold War Era, Garland Publishing Inc. New York & London, pp121—122。 ）在这场搜寻共产主义分子及其同路人的活动中充当急先锋的是美国商会，它的一系列反共刊物的发行人弗朗西斯·马修斯在一份备忘录中指出：最大的危险是渗入美国政府、劳工组织和大众传媒并在其中担任重要职务的共产主义者，必须把这批人排斥在政府雇员之外。司法部长汤姆·克拉克对此表示同意。他在1946年对芝加哥律师协会发表的演说中声称：“我们知道有一个全国性的和国际性的阴谋企图分裂我们的人民，降低我们政府机构的信誉，并导致对政府的不尊重。”因此他建议人们应该了解共产主义的实践。
对政府的不尊重早就存在了，但不是共产党而是共和党煽动的。共和党早就对近20年的在野状态失去耐心，急不可耐地想要夺回政权了。而且他们对新政派的那种自由主义做法也觉得是和他们心目中的美国传统价值观格格不入的。他们认为新政提倡国家控制就是想使美国社会主义化，其结果将是向共产主义的和平过渡。这就是四五十年代的“红色恐慌”的第三个特点：对共产党及其同路人的搜捕和两大政党之间以及美国社会上的自由主义和保守主义之间的斗争搅在了一起，许多民主党人和自由主义者也被扣上了红帽子。共和党在1944年竞选中就已使用过反共主义的法宝，但是因为当时罗斯福的威望正处于顶峰，而且苏联还是美国的战时盟友，所以这项法宝并未收到想象中的效果。但在战后它却成为共和党人手里的一件得力工具。在第八十届国会中，保守的共和党人占了多数。当时一个议员的传记作者曾这样写道：“他们决定除掉政府中的共产党人、叛徒和新政者，对抗乔·斯大林，搞垮工会组织，并关闭物价管理局。”（注：Roger Morris(1990), Richard MillousNixon:The Rise of an American Politician,New York, N. Y.,Henry Holt & Co.,p341。）不仅在第八十届国会中有这种迹象，而且那些到国会作证指控他们原来的同志的所谓前共产党人也抱有把共产党和新政的自由主义混为一谈的想法。在1948年的希斯案件中因指控前国务院官员阿尔杰·希斯是共产党人而名噪一时的原共产党人惠特克·钱伯斯在回忆录《目击者》中把自己等同于一种美国形象，这种形象是与他认为的希斯、新政和共产党所代表的另一种形象截然对立的。“事实是，当我举起枪瞄准共产主义的时候，我也打击了其它一些东西。我所打击的是庞大的社会主义革命的力量。它，在自由主义的名义下……将它的冰盖强加在这个国家头上达二十年之久。”（注：Les K. Adler ( 1991), The Red Image: American Attitudes toward Communism in theCold War Era,Garland Publishing Inc.New York & London,p164。）战后美国的“红色恐慌”的这些特点对尼克松的政治生涯产生的影响不仅仅是把他变成了美国最著名的反共分子，而且也造就了他反共主义的一些特点：在国际方面，他对共产主义的敌视和苏联作为一个候补的超级大国对美国构成的威胁密不可分，他的反共主义与其说是意识形态的对立不如说是从力量均势的角度出发和以苏联为首的共产党国家集团的对抗。在国内方面，他的行动集中在对所谓“红色和粉红色分子”进行搜捕上。但尼克松对共产党及其同路人的搜捕与其说是出于对美国安全的考虑，不如说更多的是作为共和党对民主党，保守主义对自由主义攻击的一种手段。
二、尼克松在内政领域中的反共主义
内政领域中尼克松反共主义的特点在希斯案件上清楚地表现出来。对于希斯案件，尼克松在他的《六次危机》一书中有详细的记载。他对于自己在这一案件中力排众议，坚持调查并最终揭露希斯是隐藏在国务院中的共产党人的行动津津乐道。可是他对于在希斯案件的关键时刻他的态度曾一度变得动摇不定的事却只是一笔带过。那是在希斯以伪证罪起诉钱伯斯之后，钱伯斯向法庭交出了一纸袋包括65页国务院打印文件和4页希斯手写便笺的文件。 众议院非美活动委员会工作人员斯特里普林立刻感到钱伯斯可能还有未交出的文件，便劝尼克松去一次钱伯斯的农场。但尼克松却以准备到巴拿马度假为由不愿前往，后来只是在斯特里普林的一再坚持下才勉强成行，最后正是这次访问导致钱伯斯交出了使希斯被定罪的“南瓜文件”。
尼克松后来把他的这种态度波动解释为他没有勇气告诉妻子帕特说他们将要取消3年来的第一个假期。这可不是个好理由。 尼克松干起工作来是绝对不允许家庭打扰的。象希斯案件中这么大的突破关头，如果尼克松真的相信这对美国的安全生死攸关，怎么可能让一次休假妨碍案件的调查呢？事实是，尼克松对希斯案件的调查与其说是搜捕政府中的共产党间谍，不如说是对杜鲁门的民主党政府的一次攻击。当8 月份钱伯斯在众议院非美活动委员会面前作证时，1948年大选已经迫在眉睫，如果能在这时候从民主党政府中抓出一个共产党来，杜鲁门将会名声扫地，共和党获胜的可能性也将大大增加。他在给杜勒斯的一封信中写道：“在竞选中应该强调的另一点是共产党人及其同情者正在联邦政府的工资名单上……对共产党人在新政名义下渗入政府的攻击可能是那些竞选政府职位者的最好的手段。”他建议杜威应该许诺“在一个不怕找出政府工资名单上的不忠者的政府的领导下进行无情的调查。 ”（注：Roger Morris (1990), Richard Millous Nixon: The Rise of anAmerican Politician, New York, N.Y.,Henry Holt & Co., pp441— 442。）但是杜威却没有接受他的建议。到钱伯斯交出政府文件时，选举已经结束，民主党出人意料地获胜。尼克松虽然靠着希斯案件再次当选，但已经变成了众议院的少数党成员，而原来负责调查希斯案件的小组委员会成员也落选的落选，进参议院的进参议院，只剩下了尼克松一个人。在杜鲁门政府挟大选获胜之余威想一举掩盖掉希斯案件的情况下，如果尼克松硬要追查，那等于是在单枪匹马地和整个政府作对，万一查不出钱伯斯未交的文件，等于是授人以柄，弄不好还会结束他的政治生命。而这时他作为搜捕共产党间谍的猎手的名声在全国已经确立，反正案件已经移交法院，停止调查对他不会有什么害处，反而可以让他抓住此事对杜鲁门政府包庇共产党大做文章。正是这种想法使尼克松不愿对钱伯斯作进一步的追查。到“南瓜文件”被发现之后，尼克松的态度再次积极起来。在众议院非美活动委员会对希斯进行调查的时候，只能证明希斯是认识前共产党员钱伯斯的，但现在却可以断定他是货真价实的共产党间谍，对民主党政府的指控也更加有力。再加上他打算在1950年竞选参议员，可以以此作为政治资本，所以尼克松重新积极参与案件，极力主张纽约大陪审团断定希斯有罪，并指责杜鲁门政府妨碍司法公正。最终希斯被判犯有伪证罪（间谍罪的起诉时效已经过去），尼克松也当选为参议员。
从后来尼克松对希斯案件这一政治资本的使用来看，也可以看出他的真正目标不在揭露共产党间谍而在于攻击民主党政府和他们新政式的自由主义施政纲领。几年后，尼克松当上了副总统，他在一次和厄尔·梅佐的谈话中对希斯案件的评价是：“回想起来，我认为希斯案件的巨大教训是牵涉到希斯和钱伯斯两个人的个人悲剧。……我想，这两个人都有真诚献身于和平，致力于普遍地改善普通人民命运的信念。他们都是理想主义者。但是，却感染了共产主义，以至为了共产主义阴谋效劳，宁愿冒耻辱的——正如他们所干的——风险。这类事情既然在他们身上发生，就表明在世界范围内，存在着一种潜在的威胁，即在这类人中间，有可能感染上共产主义。”（注：厄尔·梅佐：《理查德·尼克松》，复旦大学，1971年，第78页。）尼克松所说的这类人到底是什么人呢？在他1960年竞选失败后所写的《六次危机》一书中对此有更明确的表示：“希斯很明显是大量杰出的忠诚公民之一。他们的活动舞台是国家的大众传媒、各大学、学术基地和政府官僚机构，这一团体爱在其信仰周围披上自由主义的外衣……他们不是共产党人，他们甚至不是不忠者……但他们和那些极右者一样有坚定的信仰。这使他们在共产主义流行的对社会公正的呼吁面前十分脆弱。在希斯案件中，他们是共产主义路线的‘模仿者’。”（注：Roger Morris (1990), Richard Millous Nixon: The Rise of an American Politician, New York, N. Y. , Henry Holt & Co.,pp511—512。）
尼克松所说的“大众传媒、各大学、学术基地和政府官僚机构”正是新政和自由主义势力集中的地方。在他看来，他们提倡国家控制的主张是完全和美国一百多年来以私人企业为基础，提倡发挥个人积极性的道路背道而驰的，是对美国传统的背叛，和美国共产党相比，这才是对美国社会更大得多的威胁。正如他在1950年对民主党选民所说的：“对我们的自由制度还存在有更大的威胁，这一威胁来自于一群在给复杂的社会和经济问题提供政治上的万应灵药的伪装下，为了眼前的一点政治利益而出卖美国生存权利的伪善的愤世嫉俗者。”（注：Stephen E. Ambrose (1987),Nixon: the Education of a Politician 1913 ～1962,New York, N.Y.,Simon & Schuster, pp203～204。）
这些话不能简单地理解为在政治竞选中普通的互相攻击。应该记住的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美国社会普遍地出现了一股保守主义势力反扑的潮流。随着南部边缘地带作为战后美国发展最快的地区的崛起，保守主义势力对新政派的自由主义形成了有力的挑战。而共和党人为了结束长期的在野状态，扩大自己的政治基础，也开始转向南方，和南方保守的民主党人结成联盟，共同向新政派展开攻击。然而，新政毕竟从大萧条中挽救了美国，而且它和罗斯福的名字联系在一起，它的社会福利制度仍然受到大多数下层穷人的拥护。要想把全社会的人都动员起来反对新政，那就只有从侧翼包抄，利用当时美国人民的“红色恐慌”，让选民们不要把这些新政派自由主义者看成给他们带来最低工资标准和社会保险这类好处的民主党人，而把他们看成是想把美国变成社会主义国家的左翼极端分子。这种手法在1952年大选中被尼克松发展到了顶峰。他干脆把“粉红色分子”（这已经成了激进派的代名词）和“赤色分子”划了等号。他告诉《堪萨斯之星》报的记者罗伊·罗伯特说：“在赤色分子和粉红色分子之间唯一的区别是粉红色分子想将美国社会化，而赤色分子想把世界社会化并让莫斯科成为世界首都。他们的道路是一样的，他们有同一本圣经——卡尔·马克思的教义。”（注： Roger Morris (1990), Richard Millous Nixon: The Rise of an American Politician, New York, N.Y.,Henry Holt & Co.,p748。）
当然，如果仅仅从党派斗争和对美国的社会制度不同看法之间斗争的角度来看尼克松的反共主义也未免片面。即使尼克松的反共行动的矛头主要指向民主党人和新政式的自由主义者，但他的言论和行动（主要是希斯案件）对于美国社会上日益高涨的反共狂热仍然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希斯案件之后，尼克松在众议院发表演说，声称：“从希斯案件中要吸取的重要教训就是，我们所对付的不仅是那些为了三十块银币而出卖一件新武器蓝图的间谍……而是阴险得多的活动，因为它使敌人可以左右我们目标的制定。”而1950年2月9日，在西弗吉尼亚州惠林的林肯纪念日共和党妇女集会的演说中，麦卡锡几乎原封不动地照搬了尼克松的这句话：“在讨论共产党人时应该记住的一件事是我们对付的不仅是那些为了三十块银币而去偷一件新武器蓝图的间谍，我们正在对付一种肮脏得多的活动， 因为它允许敌人左右我们政策的制定。 ”（注：Christopher Matthews (1996), Kennedy & Nixon, the Rivalry that Shaped Postwar America, New York, N.Y.:Simon & Schuster,p68.）而杜鲁门政府虽然下令各行政机关不许向众议院非美活动调查委员会提供关于政府工作人员忠诚问题的任何资料，并把希斯案件称为转移公众对经济和社会问题注意力的“熏青鱼”，但在希斯案件之后他也开始加紧对政府工作人员的忠诚调查。同时在国会也通过了一系列反对共产党人的立法。其中最为著名的则是吸收了1946年尼克松—蒙达特法案（要求共产党及其同路人组织向政府登记）的大部分内容的麦卡伦法。因此，就算尼克松不是战后初期美国社会“红色恐慌”的制造者，他在把这种“红色恐慌”推向高潮方面至少也助了一臂之力。
三、尼克松在外交领域中的反共主义
与国内政策不同，尼克松在国际事务领域的确感到共产主义不仅对美国，而且对整个西方世界的生存都造成了威胁，成为一个名副其实的反共主义者。在1952年大选前夕，尽管他在国内政策上更倾向于塔夫脱的共和党元老派，但他认为塔夫脱的孤立主义立场无法有效应付国外的共产主义威胁，“而现在对外政策正是我国面临的主要问题”。因此尼克松支持艾森豪威尔获得共和党总统候选人提名。不过，总的来说，这时尼克松还处于学习时期，学习的主要途径是他的历次国际旅行和任副总统时期对艾森豪威尔政府处理外交问题方法的观察。
这个时候尼克松对国际问题的看法大致和美国国内流行的观点相同，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一、以苏联为首的共产党国家集团是一个铁板一块的联盟，它们有一个世界范围的针对美国和西方的阴谋，其总部是在莫斯科，各国共产党人首先忠于苏联而不是自己的国家；二、这个阴谋是有预定计划的，共产党集团将在世界各地针对美国的弱点进行试探，只要有一处漏洞，就会出现“多米诺效应”，因此，必须随时准备在世界各地击退共产党的进攻，不放弃一寸土地；三、共产党人只尊重实力，必须在实力基础上和他们打交道，软弱的表示只会刺激他们发动进攻；四、在和共产党人打交道时，“不确定性”是非常重要的，决不能让他们摸清美国的下一步行动；五、与共产党人的斗争是一场争夺第三世界的斗争，而第三世界更关心的是本国经济和社会的发展，因此，美苏在第三世界争夺的关键在于看谁能提供发展的成功范例。这一套推论构成了此时尼克松外交主张的基本理论基础，从中可以看出他是完全从两极对立的冷战格局来考虑国际事务的。
但是，从两极对立的冷战格局来考虑国际事务并不意味着尼克松把意识形态因素视为外交领域中的支配性因素。前面我们已经说过，战后美国“红色恐慌”的一大特点就是由于苏联力量的发展，美国人开始从实力角度考虑共产主义问题。他们反对苏联不是由于它的社会制度给苏联人民带来痛苦而是由于它的“扩张行动给国际秩序造成威胁”。和共产主义制度相比，苏联的实力对美国造成的威胁大得多也现实得多。应该说，共产主义只能以实力来对抗的念头之所以出现在二战后的“红色恐慌”中而不是出现在二战前的“红色恐慌”中，就是由于苏联的实力已经成了此时共产主义的最大象征。正是这种观点才使尼克松在1947年随赫脱委员会访欧时写下了这样的笔记：“共产主义唯一尊重的只是实力——而认真对待的也只是实力。”尼克松本人对国际问题的看法就反映了当时的这种情况。
此时尼克松对共产主义的认识十分贫乏。尤其是在他担任副总统以前，对共产主义的认识就是随同赫脱委员会访欧时与西欧和南欧一些国家的共产党人的几次会谈，他是从和欧洲那些发展还不成熟的共产党人那里得出对苏联人和共产党人的印象的。当然，这时共产主义运动的内部矛盾还没有明显暴露出来也是造成尼克松对共产党人判断错误的一个重要原因。不管怎样，和大多数美国人一样，这种看法已经成了他对共产党的基本认识，以后他对苏联或其它国家的共产党的行动都是戴着这种有色眼镜看的。而尼克松担任副总统时期，他学习对外事务知识的主要老师是冷战最热心的鼓吹者杜勒斯，他对共产党国家的僵硬看法比尼克松有过之而无不及。这对尼克松从理性的角度来分析苏联或是其它共产党国家的行动也不会有多大帮助。其结果是，一旦什么地方发生了共产党的进攻，尼克松就都把它看成是中心在莫斯科的共产主义世界阴谋的一部分。直到六十年代他竞选总统失败，在加里福尼亚过着在野生活时，他还没有放弃这种观点。他在《六次危机》中写道：“共产主义威胁是不可分割的，它在国内外都面对着我们，那些强调一方面排斥另一方的人对自由事业造成危害。共产主义威胁是普遍的。假定有某些‘无关紧要’的边缘地区，这是再危险不过的谬论。我们如果不在亚洲，非洲或拉丁美洲应付共产主义刺探，那么，我们将更有可能被迫在欧洲应付这种刺探。”（注：[美]理查德·尼克松：《六次危机》（下），商务印书馆，1972年，第432页。）
在美国，正是这种对共产主义威胁的全球性观点把美国的外交政策引上了错误的轨道。既然以苏联为首的共产主义集团有一个控制世界的阴谋，那么，唯一有能力在全世界和共产主义集团对抗的只有美国。这样美国就错误地理解了力量均势原则。欧洲古老的力量均势原则，不管是英国的光荣孤立还是俾斯麦的大陆体系，其核心都在于让本国成为力量均势的控制者，也就是说成为左右均势天平的游标而不是在天平两端对峙的砝码。但这时美国的力量均势原则却是把自己变成了天平一头的砝码，他们对均势的理解只是死板地考虑如何在各方面保持与苏联力量的均等，从而失去了力量均势所要求的灵活性。结果美国就造成了一个新的均势天平，在天平两端对峙的是美国和苏联两个超级大国，而一些小国弱国却成了左右天平的游标，这使美国人不得不时常担心一旦苏联在第三世界某个国家取得突破，整个力量天平就会不可避免地发生对苏联有利的倾斜。他们的多米诺理论正是在此基础上产生的。1954年艾森豪威尔就印度支那的形势指出：“如果印度支那陷落了，不仅是泰国，而且缅甸和马来西亚也将受到威胁，同时也增加了东巴基斯坦，南亚以及整个印度尼西亚的威胁。”（注：资中筠：《战后美国外交史——从杜鲁门到里根》（上），世界知识出版社，1994年，第280页。）
尼克松正是多米诺理论的忠实信徒。为了对付多米诺理论所设想的威胁，尼克松主张对共产主义持强硬态度。他认为不管共产党在什么地方发动进攻，都必须把它推回去。所以在他担任众议员和参议员时期，强烈谴责杜鲁门政府对外政策软弱。他最强烈的指控是声称杜鲁门政府把6亿人丢给了共产党。在朝鲜战争中， 他支持麦克阿瑟把战争带到中国境内的主张，完全不顾这种行动是否有可能引起苏联方面的强烈反应而导致第三次世界大战的威胁大大增加。甚至在他担任副总统的时候，这种不负责任的鹰派论调也丝毫不减。1954年4月16日， 尼克松在美国新闻编辑协会年会上作了可能是他副总统任内最轰动的一次讲话。当有人问他如果法国从印度支那撤退，美国是否应该出兵以防止当地共产党人掌权时，尼克松并没有用例行的以这是一假设性问题而拒绝回答的手法搪塞过去。相反，他说：“我可以这样说，美国是自由世界的领导者，而自由世界在共产党面前不容再来一次退却。……如果为了防止共产党在亚洲的进一步扩张，如果为了防止这种情况，我们不得不冒风险把美国的青年人送到那里去，我相信现政府的行政部门一定敢于面对这种不得人心的局面采取果断的行动。我个人也是会支持这种行动的。”（注：[美]威廉·科斯特洛：《尼克松的政治画像》，复旦大学，1972年，第146页。）消息泄露后，舆论大哗， 艾森豪威尔政府不得不发表声明说这只代表副总统个人的意见，并不意味政府一定会出兵印度支那。尼克松也强烈反对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1958年4月， 当他准备出国两个半星期时，他曾提出一份备忘录，要求在他缺席期间，一旦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关系提上国家安全委员会的日程时，将他的意见记录在案：“我绝对反对在此时承认红色中国，将红色中国接纳进入联合国或任何‘两个中国’的概念。”直到1960年大选失败后，尼克松在和肯尼迪的一次会晤中还表示他反对这种做法，因为这将使“它在亚洲无限地增加其力量和威信，而且将大概无可挽回地削弱这一地区的非共产党政府。”
当然，此时尼克松还处在外交政策观点形成的时期，受当时社会流行的冷战观点影响很深，还没有形成自己的独特的外交政策见解。但是，尼克松在四五十年代作为众议员、参议员和副总统时的言论和行动却极大地助长了当时美国国内要求对共产党国家采取强硬政策的舆论，使美国在国际事务领域奉行较为灵活的外交政策变得更加困难，而他此时形成的外交政策观点也成了他后来担任总统时采取的外交政策的基本出发点，不管他后来作为美国总统采取的外交行动看起来和四五十年代的主张是多么背道而驰，只要细细分析，都可以从他四五十年代的主张中找到理论根据。因此，对这个时期尼克松外交政策观点的探讨将会成为我们分析他担任总统时的外交政策的钥匙。
收稿日期：2000年3月8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