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明清史 |
论美国城市的定居救助之家运动
王金虎
【专题名称】世界史
【专 题 号】K5
【复印期号】2000年09期
【原文出处】《河南大学学报：社科版》(开封)2000年03期第55～59页
【英文标题】On the Settlement House Movement in Urban America
WANG Jin—hu
(History and Culture School, Henan University, Kaifeng475001, China)
【作者简介】王金虎（1962—），男，河南安阳人，河南大学历史文化学院讲师，硕士。河南大学 历史文化学院，河南 开封475001
【关 键 词】定居救助之家/居民区/简·亚当斯Settlement House/neighborhood/Jane Adams
中图分类号：K712.5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5242（2000）03—0055—05
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期，美国一些受过高等教育、关心社会健康发展的青年男女志愿定居到城市的贫民区创办救助之家，开展对穷人的帮教活动，这就是历史上美国城市的定居救助之家运动。本文即对这一运动进行论述。
一
19世纪后期，美国的快速工业化和城市化所导致的城市社会贫困问题的严重恶化是城市定居救助之家运动兴起的社会背景。美国工业化的快速发展带动了城市化的高速发展。“在1860—1910年这一时期，人口在10万以上的城市数从9个增加到50个，而人口在1万至2.5 万的城市从58个增加到369个。”[1] （P113 ）在这50 年时间内， 美国总人口从31443321 人增到91972266 人， 住在2500 人以上的城市中的人口从6216518人增长到44639989人。[2]（P112）到“一战”爆发前，美国已经发展成为一个城市化国家。这一时期美国城市人口的巨增，主要是外国移民和美国农村人口流入城市的结果。“在1910年美国的11826000位新城市居民中，41%是来自国外的外国移民，29.8%是美国国内的从农村到城市的移民，21.6%是人口的自然增长，其余的7.6 %是现在的城市兼并新地区的结果。”[1]（P135）
这一时期流入美国城市的外国移民中，绝大多数是来自东欧和南欧地区的贫困农民。他们由于缺乏在市场经济中创业的资金、知识和技能，因此只能留在美国正在发展的工业城市中，进入纺织服装工厂、钢铁厂和铁路车间从事体力劳动。作为体力劳动者，他们的生活不可避免地陷入贫困。同时由于同文同族的关系，加上相同的经济状况，使得同一民族的外国移民在美国的城市中聚居在一个地方，结果造成在美国的城市中出现了一片片大大小小的外国移民聚居区，这种聚居区当然也是贫民区。这种东欧和南欧移民聚居区在美国城市的出现使作为美国民族主体的白人新教徒产生了强烈的民族危机感。这是由于：第一，来自东欧和南欧的移民，在宗教信仰和生活习俗等方面与早先来自西欧地区的白人新教徒不同。东欧和南欧的移民大多数信奉天主教和东正教，犹太人则信奉犹太教，这些宗教与基督教新教相对立。这些信奉非新教的东欧和南欧移民的巨增和在美国城市中的聚居，使美国白人新教徒感觉到了较强大的文化上的挑战。第二，这些民族聚居区的生活条件极端恶劣，成为犯罪的滋生地。1890年，雅各布·里斯出版的《另一半人是怎样生活的》一书中，对贫民区的生活状况做了栩栩如生而又令人可怖的描写：住房密不透风、拥挤不堪，垃圾粪便到处堆放，无所事事的男男女女在街头游荡，疾病流行，道德沦丧，犯罪猖獗。1904年，罗伯特·亨特在其发表的《贫困》一文中，估计在美国的8200万人口中有1000万人生活在贫困之中，他写道，在美国大城市的贫民区“生活着一个失去了所有自尊和雄心的阶级。他们很少工作，没有目标，生活消极，喜欢喝酒，不考虑孩子的成长。他们靠别人的丢弃物和施舍物生活”[2]（P57）。面对这种社会新形势的挑战，为了维护自己的生活方式，为了保证社会的稳定和正常发展，美国白人新教徒中的一些有识之士和社会活动家便发起了多种旨在救助穷人的运动。
救世军是新教循道宗牧师威廉·布思于1865年在英国创建的一个仿军事组织。1880年，救世军派出穿统一制服的志愿者到美国去活动。这个组织的活动方式是：用游行乐队和生动的演说吸引穷人的注意力，接下去是给他们提供食物、帮助和工作，然后是对他们进行道德说教，向他们宣讲中产阶级的生活美德。在1882年，约瑟芬·肖·洛厄尔创办了纽约慈善组织社。该社采取了一种其领导人认为是“科学的”济贫方法。他们把纽约市分成区，编制出所有需要帮助的人的档案，派出“友好访客”深入到贫民区的公寓，去教导那些贫困的家庭如何改善他们的生活。他们认为贫困的根源是人的道德缺陷，各种福利组织随意的慈善施舍损害了穷人的工作愿望，所以他们活动的目的是推动穷人自立。此外，1872年商人安东尼·考姆斯多克成立纽约镇压邪恶协会，发起了道德净化运动，而另一批新教牧师则在19世纪70—80年代发起了社会福音运动。这些运动成了城市定居救助之家运动的先导。格拉布和布朗在其所著的《美国城市史》中指出：“外国移民和贫困问题是19世纪中期以后那几十年的时代标志，对这些问题关心的增加的合乎情理的发展就是定居救助之家运动的兴起。”[1]（P237）保尔·鲍耶也指出：“到19 世纪80年代，很多关心社会的公民已确信由慈善组织社和道德净化斗士施行的自上而下的改革压力，不管其意图有多么善良，都是不仅没有效果而且是坚持了错误的方法。仅仅通过法律并不能确保人们的服从。由简·亚当斯领导的青年一代慈善工作者，反对帕克哈斯特对穷人的蔑视态度和慈善组织社责怪穷人道德缺陷的倾向，新创了一种反对贫困的新武器——定居救助之家。”[3]（P662）
虽然有美国各种反贫困慈善运动的先导，但美国城市定居救助之家却是直接模仿英国的汤因比厅而创立的。汤因比厅是1884年英国的萨穆尔·贝内特牧师在伦敦东区的贫民区建立的一个济贫活动场所。贝内特把大学生引进汤因比厅，他们在那里举办艺术作品展，开办各种知识讲座。他们还向地方官员游说，建立公共图书馆，对公园和游乐场进行改造。英国汤因比厅的活动吸引了美国青年知识分子的注意力，美国阿姆黑斯特学院毕业生、获得过柏林大学博士学位的斯坦顿·考特在参观了汤因比厅的活动后，于1886年在美国纽约创办了美国第一所定居救助之家——纽约居住区协会。简·亚当斯在参观了汤因比厅的活动后， 于1889年在芝加哥创办了霍尔之家。同年， 曾与汤因比厅的活动家即英国著名的艺术评论家和社会改良主义者约翰·罗斯金共同学习过的美国史密斯学院毕业生维达·斯科得与一群同事创办了大学定居救助协会，在费城、纽约和波士顿开办活动之家。
二
城市定居救助之家运动的兴起，是美国社会反贫困运动的重大发展。这种新型活动是对先前的各种慈善活动的根本性超越。美国学者沃尔特·特拉特纳在《美国社会福利史》中写道：“先前的慈善活动分子强调的是造成贫困的个人和道德原因，他们把穷人区分为品质好的穷人和品质不好的穷人两类。而定居救助之家的工作者把所有的穷人同样看待，强调是社会的和经济的条件使穷人处于贫困状况。慈善工作者感兴趣的是依附现象，定居救助之家的居民们关心的是贫困现象。慈善组织运动的哲学导致了私人救助活动和进行精神鼓励活动，而定居救助之家运动的哲学导致了社会和经济变革。慈善组织的人员总是说不要干什么事，而定居救助之家的居民们总是说要干什么事。”[7]（ P158）当然，定居救助之家运动与各种慈善运动也有相同之处。首先，其活动分子来自相同的社会阶层，都属于美国本土白人新教徒，属于社会的中产阶级，他们一般都受过良好的教育，具有优秀的个人品质，关心社会的健康发展和穷人的疾苦。其二，两者都相信城市穷人受到城市生活情势，包括阶级的对立的伤害。两者都主要依靠志愿工作者、特别是那些动机善良又有社会地位和名望的的人士的活动。两者都有强烈的社会使命感，即以无私地帮助穷人走出生活困境，进入正常的社会生活轨道为自己的神圣使命。他们的社会理想相同，即要建立一个贫富人相亲相近，没有阶级分离的社会。其三，两者都既关心穷人的精神状况，也关心他们的物质生活状况。两者都强调进行社会调查的重要性，注重先了解情况后采取行动。
然而，定居救助之家运动与慈善组织运动之间最引人注意的还在于他们的不同之处。首先，两者对待穷人的态度和济贫方式不同。定居救助之家的工作者把穷人当做自己的朋友和邻居，根据穷人的具体需要来提供帮助。他们并不鄙视穷人，不把自己的生活观念和生活方式强加给被帮助的穷人。他们甚至鼓励外国移民保持自己的民族文化传统，教育移民的子女们要以父母的生活传统和价值观念而自豪。这些做法与慈善组织的做法形成鲜明对照。慈善组织的活动分子对待被帮助的穷人以恩人自居。他们蔑视穷人的生活方式，根据自己的主观意志而非穷人的实际需求来施舍财物。他们试图按自己的生活方式来改造外国移民，使他们“美国化”。他们的言行中蕴含的是他们与穷人不平等的意识。而定居救助之家运动的言行反映了他们的民主思想。简·亚当斯在1892年指出，定居救助之家运动是建立在三根支柱之上的，“第一是从社会的角度解读民主的愿望；第二是我们生命的源动力要求我们帮助种族进步；第三是朝向人道的基督徒运动。”[2]（P58）其二，慈善工作者只注意那些依附他人生活的穷人，而定居救助之家的居民则关心所有的人，无论是失业者还是非失业者，穷人或非穷人都是他们帮助的对象。简·亚当斯指出：定居救助活动旨在“帮助解决现代生活所造成的社会和工业问题”[3]（P161）。这些问题影响到所有人的生活。其三， 定居救助之家的居民在不忽视个人的问题的同时，他们把个人看成是一个群体的成员而不是一个孤立的个人，这样，工作的目标是一个群体的进步而非个人的进步。他们关注整个居民区的问题。开办美国第一个定居救助之家的斯坦顿·考特就宣称：“定居救助活动所包括的基本思想是：不管信仰什么宗教或有无信仰，在工人阶级居住区的为数不多的所有街道上，每一个街道的男女、大人和孩子都组织加入一系列的俱乐部。这些俱乐部由他们自己或与其他居民区的人联合主办，进行或引导他人进行社会理想所要求的各种改良活动，包括家庭、工业、教育、生活安排或娱乐等方面的改良活动。这是家庭合作思想的体现。”[4]（P161 ）也就是说，定居救助之家居民的工作目标不单是个人生活状况的改善，而是整个社区和全社会的进步。而慈善工作者活动的目标只在于改善被帮助者个人的生活境遇。其四，定居救助之家运动与慈善组织运动的领导人的个人身份不同。慈善组织运动的领导人大多数是新教牧师和出身社会名门望族的贤达人士，如社会福音运动的领导人威廉·莱因福特和华盛顿·格拉登都是牧师，纽约慈善组织社的创办人约瑟芬·肖·洛厄尔就属于美国著名的洛厄尔家族。定居救助运动的领导人则是一批青年知识分子。“作为一个群体他们非常年轻，平均年龄只有25岁。他们是已经大学毕业倘且单身和生活优裕的美国本土人。他们中的绝大多数是在远离城市贫民区的东北部或中西部的环境中出生和长大成人的。”[4]（P163 ）此外，该运动的活动家大部分是青年知识女性，其中最著名的是简·亚当斯，她领导的霍尔之家是美国城市定居救助运动的象征。
三
城市定居救助之家运动的活动内容，经历了一个逐渐扩大和深入的发展过程。定居救助之家的早期活动主要是帮助穷人解决一些直接的生活问题。随着运动的发展壮大和救助工作者对贫困问题认识的深入，活动内容便发展到推动社会进步立法的制定方面。事实上，当这些举止文雅的青年知识分子来到贫民区开办定居救助之家时，他们碰到的第一个问题就是贫困的外国移民们对他们行为的不理解。例如，来自霍尔救助之家的玛丽·麦克道维尔在开办芝加哥定居救助大学时，就遭到满腹疑惑的人发问：“你为什么会来这里？你为什么会想到这样一个地方来？洛克菲勒先生给你提供资金吗？”[4]（P166）所以， 定居救助之家居民的第一项任务就是与贫民区的居民建立良好的个人关系。为此，他们采取的第一步活动通常是开办幼儿院托儿所，这一措施一方面是为了赢得孩子家长的信任和好感，同时也为贫民区的儿童提供了游乐场所，使参加工作的母亲们有一个安置孩子的安全地方。在赢得了周围居民的理解和信任后，他们便进一步开办成人俱乐部，举办各种知识和技能讲座，如办图书馆、体育馆、零钱储蓄银行、就业指导部、音乐厅、画廊以及小诊所等。1892年这份大学定居救助协会纽约救助之家的活动表，反映了早期定居救助之家活动的一般特色。
下午3—5点：图书馆活动，年龄为10—14岁的200 名少年男女参加。活动内容：交换图书和做游戏。3∶30—5点：彩虹俱乐部活动，2 位居民主持，20名年龄为10—14岁的女孩参加。活动内容：缝纫、唱歌、体操和游戏。7—8点：镍币节约银行活动（储蓄活动），2 位居民主持，50—100名孩子参加。
下午7∶30—9∶30：英雄俱乐部活动，一位居民和一位外用工作人员主持，16名年龄为14—16岁的儿童参加。活动内容：商业会议、谈话、音乐和游戏（讨论成功人物的故事）。下午8—9点：青少年论坛活动，10名年龄为10—14岁的孩子参加。活动内容：讨论历史、音乐等。[ 2]（P60）
随着早期活动的成功，定居救助之家这种形式在美国城市得到广泛推广。1890年以前美国只有4个定居救助之家，到了1900年已有大约100个，到1910年约有400个定居救助之家在活动。随着运动的发展壮大， 定居救助之家居民活动范围和内容也随之增大增多，由直接关注穷人的具体生活问题发展到争取制定社会进步立法、实行社会改革方向上来。他们成了穷人利益的代言人，积极参加政治活动。简·亚当斯领导的霍尔之家的发展历程就是定居救助之家运动发展中的典型例证。简·亚当斯是伊利诺斯州一个商人的女儿，1882年毕业于罗克福特学院。1888年她与同学艾伦·盖茨·斯塔尔去欧洲旅行，参观了伦敦的汤因比厅，深受其活动的感染。1889年她俩回到芝加哥，买下并维修了一位名叫查尔斯·霍尔的已废弃的住宅大楼，开办了霍尔之家。斯塔尔先为意大利移民妇女开办了一个识字班，亚当斯为参加工作的母亲开办了一个幼儿院，她俩还举办儿童俱乐部，进行为婴儿洗澡等活动。周围的邻居们最初对她们的行为不理解，但很快便懂得了她们的善意。“很快各种各样的大人和孩子都来到霍尔之家——阅读莎士比亚的作品或找一个志愿助产士，学习缝纫或讨论社会主义，学习艺术或填饱饥饿的肚子。”[4] （P166）接下去她们开始深入了解贫民区的生活。“她们开始寻找在‘血汗’服装厂中整天缝纫的幼童，寻找在糖果厂长时间劳动的其他人。她们开始询问为什么在这个选区内儿童的人数比学校的座位数多3000个以及为什么此地的人口死亡率比芝加哥任何其他地区都高？”[5]（P164 ）显然，这些问题是需要地方政府加以解决的。然而当时美国大城市的地方政府十分腐败，政治老板及其核心集团操纵着城市政府，公开进行权利交易。霍尔之家所在选区的政治老板是约翰尼·玻瓦尔。在认识到他的腐败本质后，亚当斯在1898年的选举中勇敢地向玻瓦尔进行了挑战，造成了很大政治影响。为了推动社会改革，她们的活动范围超出了贫民区而扩展到整个城市、县、州和全国。霍尔之家的居民朱莉亚·拉斯罗普领导了库克县建立少年法庭的斗争，促使州政府于1903年颁布了《童工法》。另一位居民佛罗伦萨·凯勒被聘为州调查童工状况的专员，她的调查活动导致州议会立法禁止雇佣年龄在14岁以下的儿童。简·亚当斯和其他同伴成功地说服了美国总统西奥多·罗斯福和国会在全国进行妇女和童工状况的调查，结果导致了1909年白宫关心依附儿童会议召开。该会议促使很多州建立母亲抚恤金，旨在使寡妇和残疾人的妻子留在家中照看自己的孩子。1912年美国联邦儿童局成立，其第一任局长就是霍尔之家的活动家朱莉亚·拉斯罗普。
城市定居救助之家运动在20世纪初达到高潮。参加活动的不再严格限于中产阶级的人士，有些定居救助之家甚至在某些专业工作领域如看护工作雇佣工作人员。霍尔之家发展到拥有8幢大楼， 包括一所音乐学校、一所剧院、一所体育馆，还有一所大幼儿院。匹兹堡的金斯利之家在1904年1月的一周内有1680位儿童来活动。13 位金斯利之家的居民还要由80位“非居民身份志愿者”来帮助进行管理。活动时间从9 点一直到夜间10点半。[2]（P61）定居救助之家的活动家们成为全国知名备受崇敬的人物。不过，他们并没有在扬名之后谋取个人社会地位的升迁。“但是即使在定居救助领导人成为全国知名人物后，——简·亚当斯的名字常出现在最受尊敬的美国人排行榜上，他们仍致力于帮助穷人向上奋斗。定居救助运动领导人没有变成远离穷人将办公室设在华盛顿的利益辨护集团的首脑。”[2]（P62）
四
美国城市定居救助运动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开始走向衰落。因为定居救助之家运动的代表人物简·亚当斯、格拉斯·阿伯特和李利安·沃德等人都是思想坚定的和平主义者，他们强烈反对战争。1915年，亚当斯去欧洲参加妇女国际和平会议，她拜访了各国政府首脑，强烈呼吁进行和平谈判。在美国于1917年参加了欧战后，他们的立场仍未改变。这样，定居救助之家运动的领袖们就与当时美国的主流舆论发生了对立，使他们陷入孤立处境。“这些人对美国参加战争决定的不热情支持和他们进行的争取通过谈判而实现尽快结束冲突的活动尤其不为满脑子想摧毁‘德国佬’的人民所理解。公众对他们的怀疑和不信任增大，定居救助活动受到损失，资金支持更难获得，人们开始到别处寻找领导。”[4]（P175）定居救助之有的很多志愿工作者离开了救助之家。
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城市定居救助运动也没有得到复兴。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是多方面的。第一，20年代美国经济的相对繁荣造成了美国社会贫困问题已经消失的假象，社会舆论已不再关注贫困问题，甚至否认贫困现象的存在。第二，20年代美国城市人口结构的变化，不利于定居救助之家获得社会支持，在汽车的普及和经济相对繁荣的支持下，20年代美国城市中产阶级开始了大规模的郊区化，把家从环境不断恶化的中心城市迁往空气清新、绿树成荫的城市郊区。与此同时，少数种族如黑人、拉丁美洲移民、波多黎加移民和印第安人大规模移居城市的中心地区。这种人口的双向流动导致美国的大城市人文地理形成二元格局，即富裕的白人郊区和贫穷的城市中心少数种族聚居区。城市最引人注目的贫困人口由白人变成了黑人及其他少数种族的人。由于根深蒂固的种族主义文化的影响以及个人安全利益的考虑，白人一般不愿也不敢深入到这些少数种族聚居区去活动，也不愿给这些城市新穷人以帮助。这样，定居救助之家的活动家们很难再筹集到活动资金。第三，定居救助之家不再能吸引愿意做出个人奉献的年青人参加。当然这并不是说此时的美国已没有了具有奉献精神的人，而是因为这时有了更多的奉献机会。他们可以到非洲去开办学校，到饱受战争蹂躏的欧洲去救死扶伤，从事国际人道主义工作。与在美国城市中帮助穷人活动相比，后者似乎更崇高，更有刺激性。留在国内的人也抛弃了定居救助之家领导人的扶贫观念。他们不再是社会改革者，而成为专业的社会福利工作者。他们的社区活动不再是为了济贫，而是为了服务。他们受到专门学校的培训，成了社会福利专家。这种身份使他们更注重其专业知识和技巧的发挥运用，失去了对社会进行调查和改革的兴趣。结果，有些定居救助之家停止了活动，有的与其他慈善组织合并，失去独立身份，20年代幸存的一些定居之家也蜕化为居民区的服务组织，不再是争取社会改革的组织了。
城市定居救助之家运动对美国社会的发展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首先，定居救助之家直接帮助了一部分城市穷人，特别是帮助了一批贫困人家的孩子的成长，使他们避免沦落为社会无用之人或罪犯而进入了正常的社会生活。有些人甚至成为社会杰出人物。如罗斯福总统时期的劳工部长弗兰西斯·帕金斯、工会领导人西德尼·希尔曼、喜剧演员乔治·伯恩斯等都在定居救助之家受过教育。李利安·沃德在回忆她在亨利街定居地的活动时写道：“现在频繁出现在音乐和戏剧节目中的那些男女孩子们的名字，我们在我们的俱乐部和班级中就已知道。有些现在是文化名人，有些当选为官员，有些从事公共服务工作。”[2]（P62）第二，定居救助之家工作者对城市贫困状况的调查研究和他们的宣传鼓动，起到了一个推动社会舆论关注城市贫困问题的作用。“通过发表演说、发表文章和出版关注人的利益的著作，他们编制了一大部关于城市弊病和公寓生活的文献。结果，很多不认同这一运动的人，也许他们没有认识到生活中的这一丑陋方面，由此认识了另一半人是怎样生活的。”[4]（P168）定居救助之家的活动由此揭开了美国进步运动的序幕。 在这一运动的推动下，美国各级政府制定了一部分保护下层劳动人民的进步律法，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社会进步。
不过，定居救助运动的根本目标，即建立一个没有阶级对立的和谐社会，并没有实现。保尔·拜耶指出：“在他们旨在建立富人与穷人联系的桥梁、推动阶级合作和社会和谐活动方面，定居救助之家远未成功。改革者没有能够增加居民区居民的政治和经济权力。”[3]（P663 ）这一结果也正体现了定居救助之家运动的社会性质：这是一场美国白人中产阶级出身的青年知识分子为消除城市社会弊病，为帮助城市贫民走出贫困状况而进行的社会改良运动。收稿日期：1999—12—05
【专 题 号】K5
【复印期号】2000年09期
【原文出处】《河南大学学报：社科版》(开封)2000年03期第55～59页
【英文标题】On the Settlement House Movement in Urban America
WANG Jin—hu
(History and Culture School, Henan University, Kaifeng475001, China)
【作者简介】王金虎（1962—），男，河南安阳人，河南大学历史文化学院讲师，硕士。河南大学 历史文化学院，河南 开封475001
| 【内容提要】 | 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期，面对美国城市社会贫困形势的日益恶化和外国移民贫民区在美国大城市中的涌现，一批出身美国本土白人新教徒中产阶级家庭的青年大学毕业生，志愿深入到城市贫民区开办定居救助之家，开展对穷人的帮教活动，并积极进行社会调查，争取社会进步立法，这就是历史上美国城市的定居救助之家运动。该运动的开展不仅直接帮助了一部分穷人走出贫困生活，尤其是帮助了一部分贫穷儿童的成长，而且揭开了美国进步运动的序幕，推动了社会进步。 In the late 19th century and early 20th century, groups ofnative white American college graduates came to urban slumsto establish the Settlement House to help the poor, laterknown as the Settlement House Movement. In this essay, theauthor analyzes this movement's rise and fall, itsparticipants'activities and contributions to socialdevelopment. |
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期，美国一些受过高等教育、关心社会健康发展的青年男女志愿定居到城市的贫民区创办救助之家，开展对穷人的帮教活动，这就是历史上美国城市的定居救助之家运动。本文即对这一运动进行论述。
一
19世纪后期，美国的快速工业化和城市化所导致的城市社会贫困问题的严重恶化是城市定居救助之家运动兴起的社会背景。美国工业化的快速发展带动了城市化的高速发展。“在1860—1910年这一时期，人口在10万以上的城市数从9个增加到50个，而人口在1万至2.5 万的城市从58个增加到369个。”[1] （P113 ）在这50 年时间内， 美国总人口从31443321 人增到91972266 人， 住在2500 人以上的城市中的人口从6216518人增长到44639989人。[2]（P112）到“一战”爆发前，美国已经发展成为一个城市化国家。这一时期美国城市人口的巨增，主要是外国移民和美国农村人口流入城市的结果。“在1910年美国的11826000位新城市居民中，41%是来自国外的外国移民，29.8%是美国国内的从农村到城市的移民，21.6%是人口的自然增长，其余的7.6 %是现在的城市兼并新地区的结果。”[1]（P135）
这一时期流入美国城市的外国移民中，绝大多数是来自东欧和南欧地区的贫困农民。他们由于缺乏在市场经济中创业的资金、知识和技能，因此只能留在美国正在发展的工业城市中，进入纺织服装工厂、钢铁厂和铁路车间从事体力劳动。作为体力劳动者，他们的生活不可避免地陷入贫困。同时由于同文同族的关系，加上相同的经济状况，使得同一民族的外国移民在美国的城市中聚居在一个地方，结果造成在美国的城市中出现了一片片大大小小的外国移民聚居区，这种聚居区当然也是贫民区。这种东欧和南欧移民聚居区在美国城市的出现使作为美国民族主体的白人新教徒产生了强烈的民族危机感。这是由于：第一，来自东欧和南欧的移民，在宗教信仰和生活习俗等方面与早先来自西欧地区的白人新教徒不同。东欧和南欧的移民大多数信奉天主教和东正教，犹太人则信奉犹太教，这些宗教与基督教新教相对立。这些信奉非新教的东欧和南欧移民的巨增和在美国城市中的聚居，使美国白人新教徒感觉到了较强大的文化上的挑战。第二，这些民族聚居区的生活条件极端恶劣，成为犯罪的滋生地。1890年，雅各布·里斯出版的《另一半人是怎样生活的》一书中，对贫民区的生活状况做了栩栩如生而又令人可怖的描写：住房密不透风、拥挤不堪，垃圾粪便到处堆放，无所事事的男男女女在街头游荡，疾病流行，道德沦丧，犯罪猖獗。1904年，罗伯特·亨特在其发表的《贫困》一文中，估计在美国的8200万人口中有1000万人生活在贫困之中，他写道，在美国大城市的贫民区“生活着一个失去了所有自尊和雄心的阶级。他们很少工作，没有目标，生活消极，喜欢喝酒，不考虑孩子的成长。他们靠别人的丢弃物和施舍物生活”[2]（P57）。面对这种社会新形势的挑战，为了维护自己的生活方式，为了保证社会的稳定和正常发展，美国白人新教徒中的一些有识之士和社会活动家便发起了多种旨在救助穷人的运动。
救世军是新教循道宗牧师威廉·布思于1865年在英国创建的一个仿军事组织。1880年，救世军派出穿统一制服的志愿者到美国去活动。这个组织的活动方式是：用游行乐队和生动的演说吸引穷人的注意力，接下去是给他们提供食物、帮助和工作，然后是对他们进行道德说教，向他们宣讲中产阶级的生活美德。在1882年，约瑟芬·肖·洛厄尔创办了纽约慈善组织社。该社采取了一种其领导人认为是“科学的”济贫方法。他们把纽约市分成区，编制出所有需要帮助的人的档案，派出“友好访客”深入到贫民区的公寓，去教导那些贫困的家庭如何改善他们的生活。他们认为贫困的根源是人的道德缺陷，各种福利组织随意的慈善施舍损害了穷人的工作愿望，所以他们活动的目的是推动穷人自立。此外，1872年商人安东尼·考姆斯多克成立纽约镇压邪恶协会，发起了道德净化运动，而另一批新教牧师则在19世纪70—80年代发起了社会福音运动。这些运动成了城市定居救助之家运动的先导。格拉布和布朗在其所著的《美国城市史》中指出：“外国移民和贫困问题是19世纪中期以后那几十年的时代标志，对这些问题关心的增加的合乎情理的发展就是定居救助之家运动的兴起。”[1]（P237）保尔·鲍耶也指出：“到19 世纪80年代，很多关心社会的公民已确信由慈善组织社和道德净化斗士施行的自上而下的改革压力，不管其意图有多么善良，都是不仅没有效果而且是坚持了错误的方法。仅仅通过法律并不能确保人们的服从。由简·亚当斯领导的青年一代慈善工作者，反对帕克哈斯特对穷人的蔑视态度和慈善组织社责怪穷人道德缺陷的倾向，新创了一种反对贫困的新武器——定居救助之家。”[3]（P662）
虽然有美国各种反贫困慈善运动的先导，但美国城市定居救助之家却是直接模仿英国的汤因比厅而创立的。汤因比厅是1884年英国的萨穆尔·贝内特牧师在伦敦东区的贫民区建立的一个济贫活动场所。贝内特把大学生引进汤因比厅，他们在那里举办艺术作品展，开办各种知识讲座。他们还向地方官员游说，建立公共图书馆，对公园和游乐场进行改造。英国汤因比厅的活动吸引了美国青年知识分子的注意力，美国阿姆黑斯特学院毕业生、获得过柏林大学博士学位的斯坦顿·考特在参观了汤因比厅的活动后，于1886年在美国纽约创办了美国第一所定居救助之家——纽约居住区协会。简·亚当斯在参观了汤因比厅的活动后， 于1889年在芝加哥创办了霍尔之家。同年， 曾与汤因比厅的活动家即英国著名的艺术评论家和社会改良主义者约翰·罗斯金共同学习过的美国史密斯学院毕业生维达·斯科得与一群同事创办了大学定居救助协会，在费城、纽约和波士顿开办活动之家。
二
城市定居救助之家运动的兴起，是美国社会反贫困运动的重大发展。这种新型活动是对先前的各种慈善活动的根本性超越。美国学者沃尔特·特拉特纳在《美国社会福利史》中写道：“先前的慈善活动分子强调的是造成贫困的个人和道德原因，他们把穷人区分为品质好的穷人和品质不好的穷人两类。而定居救助之家的工作者把所有的穷人同样看待，强调是社会的和经济的条件使穷人处于贫困状况。慈善工作者感兴趣的是依附现象，定居救助之家的居民们关心的是贫困现象。慈善组织运动的哲学导致了私人救助活动和进行精神鼓励活动，而定居救助之家运动的哲学导致了社会和经济变革。慈善组织的人员总是说不要干什么事，而定居救助之家的居民们总是说要干什么事。”[7]（ P158）当然，定居救助之家运动与各种慈善运动也有相同之处。首先，其活动分子来自相同的社会阶层，都属于美国本土白人新教徒，属于社会的中产阶级，他们一般都受过良好的教育，具有优秀的个人品质，关心社会的健康发展和穷人的疾苦。其二，两者都相信城市穷人受到城市生活情势，包括阶级的对立的伤害。两者都主要依靠志愿工作者、特别是那些动机善良又有社会地位和名望的的人士的活动。两者都有强烈的社会使命感，即以无私地帮助穷人走出生活困境，进入正常的社会生活轨道为自己的神圣使命。他们的社会理想相同，即要建立一个贫富人相亲相近，没有阶级分离的社会。其三，两者都既关心穷人的精神状况，也关心他们的物质生活状况。两者都强调进行社会调查的重要性，注重先了解情况后采取行动。
然而，定居救助之家运动与慈善组织运动之间最引人注意的还在于他们的不同之处。首先，两者对待穷人的态度和济贫方式不同。定居救助之家的工作者把穷人当做自己的朋友和邻居，根据穷人的具体需要来提供帮助。他们并不鄙视穷人，不把自己的生活观念和生活方式强加给被帮助的穷人。他们甚至鼓励外国移民保持自己的民族文化传统，教育移民的子女们要以父母的生活传统和价值观念而自豪。这些做法与慈善组织的做法形成鲜明对照。慈善组织的活动分子对待被帮助的穷人以恩人自居。他们蔑视穷人的生活方式，根据自己的主观意志而非穷人的实际需求来施舍财物。他们试图按自己的生活方式来改造外国移民，使他们“美国化”。他们的言行中蕴含的是他们与穷人不平等的意识。而定居救助之家运动的言行反映了他们的民主思想。简·亚当斯在1892年指出，定居救助之家运动是建立在三根支柱之上的，“第一是从社会的角度解读民主的愿望；第二是我们生命的源动力要求我们帮助种族进步；第三是朝向人道的基督徒运动。”[2]（P58）其二，慈善工作者只注意那些依附他人生活的穷人，而定居救助之家的居民则关心所有的人，无论是失业者还是非失业者，穷人或非穷人都是他们帮助的对象。简·亚当斯指出：定居救助活动旨在“帮助解决现代生活所造成的社会和工业问题”[3]（P161）。这些问题影响到所有人的生活。其三， 定居救助之家的居民在不忽视个人的问题的同时，他们把个人看成是一个群体的成员而不是一个孤立的个人，这样，工作的目标是一个群体的进步而非个人的进步。他们关注整个居民区的问题。开办美国第一个定居救助之家的斯坦顿·考特就宣称：“定居救助活动所包括的基本思想是：不管信仰什么宗教或有无信仰，在工人阶级居住区的为数不多的所有街道上，每一个街道的男女、大人和孩子都组织加入一系列的俱乐部。这些俱乐部由他们自己或与其他居民区的人联合主办，进行或引导他人进行社会理想所要求的各种改良活动，包括家庭、工业、教育、生活安排或娱乐等方面的改良活动。这是家庭合作思想的体现。”[4]（P161 ）也就是说，定居救助之家居民的工作目标不单是个人生活状况的改善，而是整个社区和全社会的进步。而慈善工作者活动的目标只在于改善被帮助者个人的生活境遇。其四，定居救助之家运动与慈善组织运动的领导人的个人身份不同。慈善组织运动的领导人大多数是新教牧师和出身社会名门望族的贤达人士，如社会福音运动的领导人威廉·莱因福特和华盛顿·格拉登都是牧师，纽约慈善组织社的创办人约瑟芬·肖·洛厄尔就属于美国著名的洛厄尔家族。定居救助运动的领导人则是一批青年知识分子。“作为一个群体他们非常年轻，平均年龄只有25岁。他们是已经大学毕业倘且单身和生活优裕的美国本土人。他们中的绝大多数是在远离城市贫民区的东北部或中西部的环境中出生和长大成人的。”[4]（P163 ）此外，该运动的活动家大部分是青年知识女性，其中最著名的是简·亚当斯，她领导的霍尔之家是美国城市定居救助运动的象征。
三
城市定居救助之家运动的活动内容，经历了一个逐渐扩大和深入的发展过程。定居救助之家的早期活动主要是帮助穷人解决一些直接的生活问题。随着运动的发展壮大和救助工作者对贫困问题认识的深入，活动内容便发展到推动社会进步立法的制定方面。事实上，当这些举止文雅的青年知识分子来到贫民区开办定居救助之家时，他们碰到的第一个问题就是贫困的外国移民们对他们行为的不理解。例如，来自霍尔救助之家的玛丽·麦克道维尔在开办芝加哥定居救助大学时，就遭到满腹疑惑的人发问：“你为什么会来这里？你为什么会想到这样一个地方来？洛克菲勒先生给你提供资金吗？”[4]（P166）所以， 定居救助之家居民的第一项任务就是与贫民区的居民建立良好的个人关系。为此，他们采取的第一步活动通常是开办幼儿院托儿所，这一措施一方面是为了赢得孩子家长的信任和好感，同时也为贫民区的儿童提供了游乐场所，使参加工作的母亲们有一个安置孩子的安全地方。在赢得了周围居民的理解和信任后，他们便进一步开办成人俱乐部，举办各种知识和技能讲座，如办图书馆、体育馆、零钱储蓄银行、就业指导部、音乐厅、画廊以及小诊所等。1892年这份大学定居救助协会纽约救助之家的活动表，反映了早期定居救助之家活动的一般特色。
下午3—5点：图书馆活动，年龄为10—14岁的200 名少年男女参加。活动内容：交换图书和做游戏。3∶30—5点：彩虹俱乐部活动，2 位居民主持，20名年龄为10—14岁的女孩参加。活动内容：缝纫、唱歌、体操和游戏。7—8点：镍币节约银行活动（储蓄活动），2 位居民主持，50—100名孩子参加。
下午7∶30—9∶30：英雄俱乐部活动，一位居民和一位外用工作人员主持，16名年龄为14—16岁的儿童参加。活动内容：商业会议、谈话、音乐和游戏（讨论成功人物的故事）。下午8—9点：青少年论坛活动，10名年龄为10—14岁的孩子参加。活动内容：讨论历史、音乐等。[ 2]（P60）
随着早期活动的成功，定居救助之家这种形式在美国城市得到广泛推广。1890年以前美国只有4个定居救助之家，到了1900年已有大约100个，到1910年约有400个定居救助之家在活动。随着运动的发展壮大， 定居救助之家居民活动范围和内容也随之增大增多，由直接关注穷人的具体生活问题发展到争取制定社会进步立法、实行社会改革方向上来。他们成了穷人利益的代言人，积极参加政治活动。简·亚当斯领导的霍尔之家的发展历程就是定居救助之家运动发展中的典型例证。简·亚当斯是伊利诺斯州一个商人的女儿，1882年毕业于罗克福特学院。1888年她与同学艾伦·盖茨·斯塔尔去欧洲旅行，参观了伦敦的汤因比厅，深受其活动的感染。1889年她俩回到芝加哥，买下并维修了一位名叫查尔斯·霍尔的已废弃的住宅大楼，开办了霍尔之家。斯塔尔先为意大利移民妇女开办了一个识字班，亚当斯为参加工作的母亲开办了一个幼儿院，她俩还举办儿童俱乐部，进行为婴儿洗澡等活动。周围的邻居们最初对她们的行为不理解，但很快便懂得了她们的善意。“很快各种各样的大人和孩子都来到霍尔之家——阅读莎士比亚的作品或找一个志愿助产士，学习缝纫或讨论社会主义，学习艺术或填饱饥饿的肚子。”[4] （P166）接下去她们开始深入了解贫民区的生活。“她们开始寻找在‘血汗’服装厂中整天缝纫的幼童，寻找在糖果厂长时间劳动的其他人。她们开始询问为什么在这个选区内儿童的人数比学校的座位数多3000个以及为什么此地的人口死亡率比芝加哥任何其他地区都高？”[5]（P164 ）显然，这些问题是需要地方政府加以解决的。然而当时美国大城市的地方政府十分腐败，政治老板及其核心集团操纵着城市政府，公开进行权利交易。霍尔之家所在选区的政治老板是约翰尼·玻瓦尔。在认识到他的腐败本质后，亚当斯在1898年的选举中勇敢地向玻瓦尔进行了挑战，造成了很大政治影响。为了推动社会改革，她们的活动范围超出了贫民区而扩展到整个城市、县、州和全国。霍尔之家的居民朱莉亚·拉斯罗普领导了库克县建立少年法庭的斗争，促使州政府于1903年颁布了《童工法》。另一位居民佛罗伦萨·凯勒被聘为州调查童工状况的专员，她的调查活动导致州议会立法禁止雇佣年龄在14岁以下的儿童。简·亚当斯和其他同伴成功地说服了美国总统西奥多·罗斯福和国会在全国进行妇女和童工状况的调查，结果导致了1909年白宫关心依附儿童会议召开。该会议促使很多州建立母亲抚恤金，旨在使寡妇和残疾人的妻子留在家中照看自己的孩子。1912年美国联邦儿童局成立，其第一任局长就是霍尔之家的活动家朱莉亚·拉斯罗普。
城市定居救助之家运动在20世纪初达到高潮。参加活动的不再严格限于中产阶级的人士，有些定居救助之家甚至在某些专业工作领域如看护工作雇佣工作人员。霍尔之家发展到拥有8幢大楼， 包括一所音乐学校、一所剧院、一所体育馆，还有一所大幼儿院。匹兹堡的金斯利之家在1904年1月的一周内有1680位儿童来活动。13 位金斯利之家的居民还要由80位“非居民身份志愿者”来帮助进行管理。活动时间从9 点一直到夜间10点半。[2]（P61）定居救助之家的活动家们成为全国知名备受崇敬的人物。不过，他们并没有在扬名之后谋取个人社会地位的升迁。“但是即使在定居救助领导人成为全国知名人物后，——简·亚当斯的名字常出现在最受尊敬的美国人排行榜上，他们仍致力于帮助穷人向上奋斗。定居救助运动领导人没有变成远离穷人将办公室设在华盛顿的利益辨护集团的首脑。”[2]（P62）
四
美国城市定居救助运动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开始走向衰落。因为定居救助之家运动的代表人物简·亚当斯、格拉斯·阿伯特和李利安·沃德等人都是思想坚定的和平主义者，他们强烈反对战争。1915年，亚当斯去欧洲参加妇女国际和平会议，她拜访了各国政府首脑，强烈呼吁进行和平谈判。在美国于1917年参加了欧战后，他们的立场仍未改变。这样，定居救助之家运动的领袖们就与当时美国的主流舆论发生了对立，使他们陷入孤立处境。“这些人对美国参加战争决定的不热情支持和他们进行的争取通过谈判而实现尽快结束冲突的活动尤其不为满脑子想摧毁‘德国佬’的人民所理解。公众对他们的怀疑和不信任增大，定居救助活动受到损失，资金支持更难获得，人们开始到别处寻找领导。”[4]（P175）定居救助之有的很多志愿工作者离开了救助之家。
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城市定居救助运动也没有得到复兴。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是多方面的。第一，20年代美国经济的相对繁荣造成了美国社会贫困问题已经消失的假象，社会舆论已不再关注贫困问题，甚至否认贫困现象的存在。第二，20年代美国城市人口结构的变化，不利于定居救助之家获得社会支持，在汽车的普及和经济相对繁荣的支持下，20年代美国城市中产阶级开始了大规模的郊区化，把家从环境不断恶化的中心城市迁往空气清新、绿树成荫的城市郊区。与此同时，少数种族如黑人、拉丁美洲移民、波多黎加移民和印第安人大规模移居城市的中心地区。这种人口的双向流动导致美国的大城市人文地理形成二元格局，即富裕的白人郊区和贫穷的城市中心少数种族聚居区。城市最引人注目的贫困人口由白人变成了黑人及其他少数种族的人。由于根深蒂固的种族主义文化的影响以及个人安全利益的考虑，白人一般不愿也不敢深入到这些少数种族聚居区去活动，也不愿给这些城市新穷人以帮助。这样，定居救助之家的活动家们很难再筹集到活动资金。第三，定居救助之家不再能吸引愿意做出个人奉献的年青人参加。当然这并不是说此时的美国已没有了具有奉献精神的人，而是因为这时有了更多的奉献机会。他们可以到非洲去开办学校，到饱受战争蹂躏的欧洲去救死扶伤，从事国际人道主义工作。与在美国城市中帮助穷人活动相比，后者似乎更崇高，更有刺激性。留在国内的人也抛弃了定居救助之家领导人的扶贫观念。他们不再是社会改革者，而成为专业的社会福利工作者。他们的社区活动不再是为了济贫，而是为了服务。他们受到专门学校的培训，成了社会福利专家。这种身份使他们更注重其专业知识和技巧的发挥运用，失去了对社会进行调查和改革的兴趣。结果，有些定居救助之家停止了活动，有的与其他慈善组织合并，失去独立身份，20年代幸存的一些定居之家也蜕化为居民区的服务组织，不再是争取社会改革的组织了。
城市定居救助之家运动对美国社会的发展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首先，定居救助之家直接帮助了一部分城市穷人，特别是帮助了一批贫困人家的孩子的成长，使他们避免沦落为社会无用之人或罪犯而进入了正常的社会生活。有些人甚至成为社会杰出人物。如罗斯福总统时期的劳工部长弗兰西斯·帕金斯、工会领导人西德尼·希尔曼、喜剧演员乔治·伯恩斯等都在定居救助之家受过教育。李利安·沃德在回忆她在亨利街定居地的活动时写道：“现在频繁出现在音乐和戏剧节目中的那些男女孩子们的名字，我们在我们的俱乐部和班级中就已知道。有些现在是文化名人，有些当选为官员，有些从事公共服务工作。”[2]（P62）第二，定居救助之家工作者对城市贫困状况的调查研究和他们的宣传鼓动，起到了一个推动社会舆论关注城市贫困问题的作用。“通过发表演说、发表文章和出版关注人的利益的著作，他们编制了一大部关于城市弊病和公寓生活的文献。结果，很多不认同这一运动的人，也许他们没有认识到生活中的这一丑陋方面，由此认识了另一半人是怎样生活的。”[4]（P168）定居救助之家的活动由此揭开了美国进步运动的序幕。 在这一运动的推动下，美国各级政府制定了一部分保护下层劳动人民的进步律法，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社会进步。
不过，定居救助运动的根本目标，即建立一个没有阶级对立的和谐社会，并没有实现。保尔·拜耶指出：“在他们旨在建立富人与穷人联系的桥梁、推动阶级合作和社会和谐活动方面，定居救助之家远未成功。改革者没有能够增加居民区居民的政治和经济权力。”[3]（P663 ）这一结果也正体现了定居救助之家运动的社会性质：这是一场美国白人中产阶级出身的青年知识分子为消除城市社会弊病，为帮助城市贫民走出贫困状况而进行的社会改良运动。收稿日期：1999—12—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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