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明清史 |
19世纪末美国扩张主义思潮论析
——兼评“门户开放”史学
李庆余
【专题名称】世界史
【专 题 号】K5
【复印期号】2000年09期
【原文出处】《南京大学学报：哲学·人文·社科》2000年03期第104～112页
【作者简介】李庆余（1937—），男，江苏苏州人，回族，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博士生导师。南京大学历史系，南京210093
【关 键 词】19世纪末/扩张主义思潮/门户开放/马汉/亚当斯
中图分类号：K71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7278 （2000）03—0104—09
19世纪末是大国争夺世界霸权的年代，以马汉与亚当斯为代表的扩张主义思想家在美国国内掀起了一股鼓吹太平洋霸权的思潮。“文明扩展”论、“商业扩张”论是这一思潮的主要内容。这一思潮促使美国的扩张势力进入太平洋地区，导致美国政府提出“门户开放”照会。笔者认为，门户开放照会不止是为了保持中国市场开放，而且是美国争取在华大国地位与太平洋霸权的重大决策。而19世纪末的扩张主义思潮正是其最重要的、必不可少的决策上与舆论上的准备。
一
美国鼓吹太平洋商业霸权是在19世纪40年代大陆领土扩张完成以后，但对亚洲与太平洋地区的兴趣早已发生。美国在建国后即试图越过太平洋，与东亚进行贸易。1784年，“中国皇后”号从纽约驶抵广州，掀开了中美贸易第一页。此后，两国贸易持续发展，至中英鸦片战争前夕，美国对华贸易已仅次于英国，居世界各国对华贸易的第二位。1844年中美《望厦条约》的签订标志着两国不平等关系的开端。美国也对太平洋彼岸的另一个东方国家日本发生兴趣。1853年，贝里少将打开日本大门。美国是西方国家中第一个与日本签订不平等条约的国家，贝里被称为“开放日本的人”。与此同时，美国也向位于太平洋中部的夏威夷群岛扩张。在美国人心目中，夏威夷是通往亚洲的理想的中继站。40年代，夏威夷在相当程度上已美国化了，像是太平洋中部的一块新英格兰。虽然如此，建国后的大半个世纪，美国主要是忙于大陆领土扩张。
至19世纪中叶，美国完成大陆领土扩张，成为东临大西洋、西濒太平洋的北美大国。以后怎么样？怎样向北美大陆以外的世界扩张？50年代的地缘政治观回答了这一问题，其代表人物是威廉·基尔平、埃塞·惠特尼、美萨·麦利与佩利·科林斯。地缘政治观的要点可以概括为：（一）美国已有一个无比优越的自然环境，农业文明向太平洋的西进运动已是不可避免。农场主需要通过贸易在东亚寻求“无限的消费市场”。美国正在兴起的工业与早已建立的捕鲸业也需要向西扩张。在19世纪40年代英美争夺俄勒冈时，基尔平告诉国会，俄勒冈是“密西西比河在太平洋上的贸易侧翼，正如新英格兰是大西洋的一翼”。[1 ]（二）美国应该一方面同拉丁美洲，另一方面同亚洲相连接。为了达到这一目的，需要改善交通与通讯手段。建筑横贯美国大陆的太平洋铁路，将它与密西西比河流域连接在一起；开掘巴拿马运河，把太平洋同加勒比海连接起来。麦利写道，太平洋铁路与越过运河的贸易通道，“把我们同6 亿人民——地球上四分之三的居民分割开来的障碍”从此克服，从而“会使美国有最繁荣的贸易”。[1 ]（三）太平洋贸易路线将对传统的欧洲贸易路线取而代之。科林斯认为，“几个世纪以来，欧洲一直考虑控制通向印度的西北通道，美国文明的不断向西进军使这个问题随之消失，世界贸易将通过本大陆找到它的路线”。[1]总之，19世纪50 年代的地缘政治观是一个加勒比海—巴拿马运河—太平洋“大整体”的观念，尽管这一观念在当时还是模糊、不明确的，但它连接了内战前后的扩张主义，为内战后西华德的太平洋霸权思想勾画了蓝图。
西华德曾是地缘政治观的拥护者。他预言拉丁美洲、太平洋岛屿、亚洲与加拿大在受到美国民主制度感染后，都会倒向美国，形成美利坚帝国，墨西哥将成为这个新帝国的首都。内战后，西华德的海外扩张概念具有两个特征：一是强调了新重商主义。他说，“从地球上吸取与加工最多原材料与粮食、出卖大部分生产品与加工品给外国的国家，必将是地球上的头号强国。”在他看来，征服战争变得不必要了，贸易扩张会把遥远的地区连结在一起，是实现新帝国的主要手段。二是发展了贸易决战将在太平洋彼岸地区展开这一地缘政治观。西华德是第一个提出太平洋商业霸权的人。他论证了历史上世界霸权在不断向西转移，历史发展到19世纪末，争夺世界霸权主要是在太平洋上，太平洋注定要成为“今后世界最大的历史舞台”，“美国必须控制海洋帝国，只有它才是真正的帝国”。亚洲是欧洲400年来扩张的主要目标， 但是现在将由美国接过火炬，照亮这条道路，美国作为太平洋大国应该向其彼岸亚洲扩张。“一个新的更完美的文明将兴起，以造福于人类。它将处于高贵与仁慈的民主制度控制之下。”[2]（P146）
1876年美国从沙皇俄国购买阿拉斯加（俄属北美）是美国为实现太平洋商业霸权迈出的第一步。在国会辩论中，西华德与国会议员都强调了太平洋与东方的商业利益。像西华德一样，众院外交委员会主席、密苏里州的班克斯“期望世界文明从大西洋转移到太平洋的时刻不会太遥远”。他宣称，阿拉斯加是通向太平洋的钥匙，从此“我们将控制太平洋，使它成为我们未来应有的任何活动的舞台”。[2]（P176 ）另一个议员告诉大家，购买阿拉斯加会使美国“面对中华帝国的4 亿人民与印度、日本的众多居民……因此，让我们在完善我们的制度时，不要拒绝扩展我们的边界”。[3]（P138）
西华德的扩张主义与阿拉斯加购买期间鼓吹的“面对中华帝国”的思想为90年代末的扩张主义思潮提供了思想素材。我们将看到90年代末的扩张主义思想家阿尔弗雷德·马汉与布鲁克斯·亚当斯的扩张主义是如何吸取西华德太平洋商业霸权思想与反映19世纪末的时代特征的。
二
19世纪末美国扩张主义思潮之一是鼓吹“文明扩展”论与由美国缔造太平洋文明。
建国初期，美国扩张的目光局限于美洲大陆，门罗主义是大陆领土扩张时期的主要理论依据，用以证明美国向中南美洲、北美的加拿大扩张与把欧洲殖民主义从美洲大陆驱逐出去是正当的，是命定的。但当19世纪末美国扩张的目光投向美洲以外时，门罗主义显然已经不够。美国需要一个新的扩张主义理论。“文明扩展”论应运而生。美国实行海外扩张是为了传播西方文明，用西方文明教化非西方的落后民族。历史学家阿尔伯特·B ·哈特写道：“谁能怀疑美国人的目的不仅是使国家觉得自己是一个世界大国，而且也是在向东方扩展西方文明？”[4 ]（P128）公众舆论在宣扬盎格鲁撒克逊文明时断言，文明扩展论“比门罗主义要好，适用于20世纪。门罗主义与默不作声的政策使我们作茧自缚”。“今后我们的使命是帮助扩展盎格鲁撒克逊自由、教育与商业以及为地球上每一个地方打开通向基督教（文明）的道路。”[3]（P446）
19世纪中叶以后在欧洲兴起的社会达尔文主义在70年代传入美国。社会达尔主义很快在美国鼓噪一时，为“文明扩展”论提供了根据。社会达尔文主义错误地把自然界的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用来解释人类社会，认为人类也存在着一个适者生存的问题，“人为地把那些最不会生活的人保留下来”是违反自然选择规律的。对个人是这样，对一个民族也是这样。这一伪科学理论被成功的大企业家与扩张主义者所利用。百万富翁声称，财富是成功的标志，百万富翁是“自然选择的产物”。扩张主义者则宣称，美国成为经济大国也是自然选择的产物，证明这支盎格鲁撒克逊种族是人类最有生命力、最优秀的种族，它的使命是传播盎格鲁撒克逊文明，教化那些不能适应自然的落后民族。乔赛亚·斯特朗牧师在80年代中期就鼓吹盎格鲁撒克逊种族“在特定意义上被上帝指派为其兄弟的监护人”。70年代与80年代正值西方殖民扩张的高潮，斯特朗把西方国家这一殖民扩张高潮解释为种族竞争。他说，“谁会怀疑这场种族竞争的结果将是适者生存？”他警告美国人不要坐失良机，赶快参与竞争。像斯特朗这样的打上社会达尔文主义烙印的扩张主义论调到90年代已充斥舆论界。一位扩张主义者学着斯特朗的口气说：“我们是一个国家——最大的国家、一个大帝国，注定要对人类的行动发生决定性的影响，以甚至罗马帝国都未曾有过的影响来影响世界未来。……未来的斗争将是适者生存。为什么不开始考虑事情怎样进行，计划我们特殊的利益与光荣？”[4]（P46）其实，扩张主义者早在计划美国“特珠的利益与光荣”了。
90年代宣扬“文明扩展”论的代表人物是海权论者阿尔弗雷德·马汉与地缘政治学者布鲁克斯·亚当斯。马汉写过大量文章宣扬“文明扩展”论。他描写西方文明是“野蛮沙漠中的一片绿洲”，在众多的野蛮种族包围下，西方文明之所以能存在，只是因为它比它们强大与富有生命力。马汉确信，文化竞争的命运会在即将开始的时代——20世纪得到最后的解决。对基督教文明的挑战是，将包围它与在数量上压倒它的那些古老的与不同的文明纳入进来，唤起他们自己的理想。马汉指出，当亚洲的古老的种族从几个世纪的沉睡中醒来时，他们一定要得到真正的启蒙与基督教精神的教导，否则，他们在逐渐汲取物质进步时，只不过是变成一个更有效率的野蛮人，能够用他们的力量去打倒西方。1893年美国国会与公众就美国是否应该占领太平洋上的夏威夷群岛展开辩论时，马汉把美国这一领土扩张歪曲为东西方文明的冲突。他无中生有地肯定中国的野蛮制度会突破遏制它的障碍，侵犯与埋葬文明。[5]（P31）马汉是“中国威胁”论与“文明冲突”论的最早的炮制者，其真正的目的是向中国扩张，“使这些停滞的社会重新获得活力”，因为在马汉看来，只有通过外部刺激，那些落后民族的复兴过程才能开始。[ 6]（ P74）与马汉同时代的另一位扩张主义者、“新海军之父”罗斯以中国为例为“文明扩展”论进行辩解。他认为，中国是由于没有同更优越更文明的民族发生冲突而造成了它的社会停滞。西方的军事征服将给中国带来文明与进步。[7]美国扩张主义者鼓吹的文明扩展论， 主要指盎格鲁撒克逊文明。在19世纪末国际竞争激烈的环境中，马汉论证了接受何种西方文明将决定从古老文化中脱颖而出的新社会的性质。他说，关键在于，“这个运动是按什么样的种族与什么样的制度发生与进行”？马汉预见相互竞争的西方文明将有一场斗争，这一斗争或者是和平的或者以非和平的方式展开，目的是要按各自的文明特征去领导世界。他在1900年预言，这场斗争会在斯拉夫民族（指俄国）与条顿民族（指英美）之间进行，而中国将提供主要竞争舞台，因为中国的亿万人口会使世界平衡发生改变，倒向一边或另一边。这场斗争的结果会在下一代给 世界带来自由或是专制，解放或是奴役。[6]（P116 ）马汉的含意是不言而喻的：条顿民族的胜利会带来自由与解放，反之，俄国的得逞会带来专制与奴役。
地缘政治学者布鲁克斯·亚当斯用文明兴衰论来阐释人类文明演变的规律，论证美国建立太平洋文明与向亚洲扩张的必然性。1896年，亚当斯出版《文明与衰落的规律》一书。他对文明的兴衰作了经济解释。经济优势与领先地位的改变预示一个新的文明的兴起。由欧洲主宰的大西洋文明已经衰落，它们在对付竞争者与自然的挑战中已告失败。美国的经济已居世界第一，并具有集中的优势，而文明的规律就是集中的规律，因此，美国会义不容辞地领导一个新的文明，从而树立美国在世界的中心地位。文明兴衰论的主题是美国进入亚洲，以建立新的文明——太平洋文明，取代衰亡中的大西洋文明。
亚当斯与他同时代的公众舆论一反以往的欧洲中心论，把亚洲提到新文明源泉的高度。按照他的论说，这个新文明的兴起取决于亚洲接受盎格鲁撒克逊文明与中国是否向它开放。如果这样，人类文明的火炬将由盎格鲁撒克逊文明的美国分支接过来，照亮人类前进的道路。亚当斯把当时参与国际竞争的国家——欧洲大国与美国分成两大集团。由海洋文明哺育出来的英国与美国，主张自由贸易与开放；代表陆上文明的德、法、俄是另一个集团。作为第一个有影响的地缘政治学者，他预言，盎格鲁撒克逊的种族联合即英美联合将使世界文明向西推移，建立以太平洋为中心的文明，反之，如果陆上文明在这场竞争中取胜，它们必定会关闭东亚市场，文明西移的潮流将被遏制，“由潮流的中止所引起的压力可能动摇美国社会的根基，很可能使高标准的生活成为不可能”，而盎格鲁撒克逊文明的传播也将化为泡影。亚当斯特别担心俄国。一旦俄国控制北京与长江流域，形势会是多么可怕！关键在于中国不受俄国与陆上文明的支配，中国保持开放。另一方面，亚当斯设想了盎格鲁撒克逊种族联合的前景。他说，“要是英美联合实现，并取得成功，它将深深地改变世界的均势。中心将有力地向西推移。……很可能，人类社会因此被一个民族大联合所绝对控制。其右翼位于英伦三岛，左翼在中国中部诸省，联合的中心则临近太平洋。”[8]（P83）
亚当斯的文明兴衰论与建立太平洋文明的论说与西华德的扩张主义思想有明显的连续性，但又有其自己的时代特征。文明兴衰论的提出是在美国已成为世界第一经济大国之时，这时美国扩张主义者更加充满自信与优越感，敢于放眼世界的未来，亚当斯发现的文明规律是工业社会扩张主义者的自信、自负与扩张计划的哲学化。其次，美国工业化的模式（企业合并、公司化、托拉斯）也给亚当斯及与他同时代的扩张主义者以解决国际竞争的方法，这就是提倡集团主义，实行联合。当时企业家与扩张主义者都已认识到：“我们生活在合并的时代”，“联合才能生存”。于是，企业家实现联合，建立托拉斯，以便在竞争中压倒对方；扩张主义者则把工业联合视作国家联合的榜样。把西方文明分成两种不同的文明（海洋文明与陆上文明）与鼓吹海洋文明的英美实行联合反映了合并时代国际关系的特征。当时，不论在英国或美国，都出现了英美联合的要求。在英国，扩张主义者要求其同胞把狭隘的民族主义服从于种族爱国主义。在美国，公众舆论早已提出了建立集团以便压倒对方的思想。时评家费斯克在80年代便鼓吹英美联合统治世界。亚当斯的英美联合建立太平洋文明的思想不是偶然出现的，是时代的呼唤。
在扩张主义者心目中，美西战争的胜利是建立太平洋文明的契机。当美西战争的第一个战事——马尼拉海战胜利的消息传到美国时，朝野一片欢呼声。杜威的亚洲舰队被喻为“大胆驶过寒冷的海洋的新‘五月花’号，一个新文明的先驱与动力”。麦金莱总统在占领菲律宾时，强调了美国对落后民族负有的使命。他说，“不管我们的国旗在什么地方飘扬……那总是出于人道的缘故与文明的推进。”他向美国人民呼吁，“帮助已经因战争被带进了我们势力范围的人民。”[4]（P128 ）有权势的共和党参议员奥维尔·普拉特也支持美国权力伸进东方。像马汉与亚当斯一样，他看到了两种文明在中国的竞争。“任何人，甚至认识最肤浅的人也不会不看到又一个巨大的世界文明浪潮将向中国扩展。那意味着什么？那将是什么样的文明，俄德法？还是确实由美国领导的英语民族的文明？”他也相信，在这两种文明的竞争中，“中国是战场”。[4]（P131 ）美西战争确实使扩张主义者感到向中国扩展“文明”的迫切与可能。在扩展文明的口号下，美国加紧向中国扩张的步伐。
三
19世纪末扩张主义思潮之二是“商业扩张”论。虽然美国拥有世界最大的国内市场，90%以上的产品在国内销售，出口仅占7—8%。但经济危机感在90年代已成为美国生活的一个特征。1893年的大萧条促使企业家与决策人对海外商业扩张达成共识，他们一致认为，海外商业扩张对保持国内经济繁荣与社会稳定是必不可少的。橡胶大王查尔斯·弗林特写道，“我们不能把积极的工业生活依然完全依赖于国内要求。世界市场向我们开放，准备吸收我们最大生产量的剩余产品”。[4]（P160）[9]（P27）欧洲是传统的出口地。美国几乎有80 %的出口输往欧洲。但由于欧洲工业化程度已那么高，他们自己能生产美国为他们提供的产品，美国要在欧洲大幅度增加出口额已不可能，欧洲与美国的贸易战在80年代已日趋激烈。美国只能把扩大出口寄希望于不发达地区。虽然传统的势力范围中南美洲仍是十分重要的，但到1898年时，公众已愈来愈关注中国市场。中国被称作“美国商业最好的希望”。1898年，亚洲占美国出口的4%，中国是3%。虽然总数是很小的，但最近10年间，数字在急剧上升，这使公众相信中国市场的真正潜力还在以后。对中国的兴趣建立在未来之上，而不是眼前的现实。对中国未来的信心基于两个考虑。一是中国有4亿人口，一旦对洋货发生爱好， 中国会提供巨大的购买力；二是公众认为中国的西方化即将来临，随之必然会在无数中国人中产生对西方技术与产品的需求。他们看到，日本已经采取西方生活方式，而欧洲在中国渗透的速度在加快，中国不久一定会像日本一样走上西方化的道路。中国的瓜分危机增加了美国人的紧迫感。舆论认为，机会是巨大的，但需要立即行动。虽然中南美洲“更值得我们注意”，但可以等一等，毕竟那是“一个蛰伏地区”，没有遭到中国那样“迫在眉睫的威胁”。参议员洛奇表达了这一心情，他在1898年春写道：“整个欧洲在占领中国，如果我们不让自己在东方建立必定会引起我们未来繁荣的大宗贸易，我们实际上会被永远关在门外。”[10]（P204）
关于中国市场，当时在美国国内展开过一场热烈的辩论。有人对中国市场表示怀疑，认为，中国目前没有为美国提供大市场，将来也不会。中国大多数居民生活在内地，完全缺乏现代运输工具；进入这些地区会受到国内的关税与其它地方税制的阻碍；中国人对外国人的渗入一向存在疑惧心理，他们对西方企业的强有力的反对增加了美国产品进入内地的困难与费用；最值得注意的是，中国的极端贫穷与中国人生活水平的低下使他们根本买不起西方产品。他们还认为，如果中国西方化，它就完全可以发展它自己的工业，利用本国富裕的廉价劳力，从而变成西方产品的竞争者而不是消费者。于是，这场辩论与中国的西方化联系在一起，即中国的市场是否会由于中国的西方化而扩大。大多数人都不同意上述悲观论调。例如，学者罗伯特·希尔确信中国市场有巨大潜力，但这有赖于中国的“欧洲化”。他说，“要是亚洲让它仍然是亚洲，那末，别指望我们的东方贸易有巨利可图。”从另一方面说，如果中国社会西方化了，那么，其结果会有利于美国商业利益，即使发生欧洲瓜分也罢，虽然瓜分会给美国造成困难。他争辩说，毕竟“‘被关上的门’有时可以打开，而中国的墙是什么门也没有的”。因此重要的是，中国向西方开放，制造对西方商品的需求。有一种意见既不同意对中国所持的悲观论调，也不同意中国“欧洲化”会有利于美国打开中国大门的观点。美国亚洲协会秘书、《纽约商业杂志》编辑约翰·福尔特认为，中国的机会无疑是巨大的，但要是让欧洲在那里建立政治控制，美国就会完全失去机会。美国亚洲协会是1898年成立的商业组织，目的是促使政府保护企业在华利益。还有人为美国农场主谋求利益。宾夕法尼亚大学的E·R·约翰逊教授在评论上述悲观论调时指出，中国自己可以实现工业化，但美国用不着因此对中国市场的前景泄气。他解释说，中国工业化城市化后，大量居民流入城市，这将导致农业生产的衰落，中国将被迫大量进口食品，这将给美国农场主创造财富的来源。
美国对菲律宾的占领是对商业扩张的巨大鼓舞。扩张主义者乐观地认为，菲律宾是美国在亚洲实行商业扩张的重要基地，“将确保我们几乎可垄断亚洲大陆最大部分的贸易”。财政部长助理范德罗普称菲律宾“比欧洲大国取得的那些地方更有价值”，只要好好开发，将变成“通向整个中国南部与其南方诸邻国的大门”，马尼拉作为一个商品集散地会使香港黯然失色。此刻，工厂主与农场主已经在计算向中国市场的出口量。一家农业杂志这样计算过：“一个中国人哪怕只消费我们一蒲什耳面粉，我们一年就要供应他们4亿蒲什耳面粉， 而那还只是他们每周消费四分之三磅面粉而已！”全国农场主协会要求农业部“在中国推销我们的玉米产品”，并提醒国务院采取“有力的”行动以防中国的“分裂”。[3]（P437）有异曲同工之妙的是， 企业家也以这样的方法规划他们的利益。新英格兰的纺织业主思忖着，如果4 亿中国人每人穿一件美国制造的衬衫，新英格兰全部纱锭日夜开工也无法满足这一需要。多么广阔的市场！
必须指出，在19世纪国际竞争达到高潮的时代，海外商业扩张的意义已越出经济利益的范畴。当企业家及其代言人在探讨中国市场时，扩张主义理论家与决策人则把商业扩张与美国争取大国地位联系起来。他们看到了商业竞争在国际权力角逐中的作用愈显重要，大国地位必须建立在经济竞争的优势之上。马汉与亚当斯在这个问题上各自形成了自己的扩张主义论说。马汉在研究了历史上的海军论后，提出了具有美国特色的海权论。与历史上的海军论不同，马汉把海军与商业竞争联系在一起，认为大国地位不仅要求在战争中能打败对方，而且在商业竞争中能取得优势，商业扩张是大国地位的一大标志。海军的重要性在于，战时在海上消灭敌人，和平时期，海军履行保护海上贸易的职能。所以，马汉竭力主张扩大海军，把海上权力视为国家前途的关键。马汉的海权论是争取大国地位的理论。亚当斯视商业竞争为国际斗争的主要形式。竞争可能和平地进行，也可能采取暴力行动。经济竞争发展到十分激烈时，会导致战争。“战争是经济竞争的极端状态”。但亚当斯宁可美国采取和平的竞争而不要发生战争，因为他坚信竞争的结果一定是美国“压倒任何一个大国，如果不是所有帝国的联合”；全世界将歌颂美国的成功，东方与西方都要同它进行贸易。太平洋地区将成为世界贸易中心，美国将控制这一贸易路线与赢得世界经济霸权。当马汉以海权论来鼓励美国争取大国地位时，亚当斯以经济霸权来论证美国的大国地位。
一群有权势的参议员，都在为美国的商业霸权大喊大叫。例如：普鲁克特说，俄国贪婪地在中国掠夺财富与权力，构成对美国的主要威胁，欧洲大国已开始瓜分中国领土，日本与加拿大是太平洋地区新的权力。总之，太平洋已是世界竞争的中心。美国必须反对“在远东有任何一国……把我们排斥与阻止在同我们有贸易关系的国家之外”。[11]美西战争最热烈的鼓吹者、参议员洛奇告诉他的同僚，“这个时代经济趋势将控制世界事务”，商业扩张将导致美国控制太平洋地区乃至全世界。[12]（P487）刚刚当上参议员的年青的扩张主义者阿尔伯特·贝弗里奇的就职演说像是一篇太平洋扩张宣言。他说，“统治太平洋的国家就是统治世界的国家”，由于菲律宾的取得，“这个国家现在是并将永远是美利坚共和国”。[13]（P119）贝弗里奇的演说在国会大厅引起阵阵喝彩，他本人成了令人瞩目的人物。美国扩张主义者统治太平洋与进入中国的急切心情跃然纸上。
四
19世纪末的扩张主义思潮曾引导美国进入太平洋。1898年美西战争期间，美国宣布占领夏威夷群岛；在镇压了菲律宾抗美救国运动后，美国把菲律宾变成为它的殖民地。1899年与1900年两次发表对华“门户开放”照会，宣告了美国在中国的大国地位，如同英、法、俄、德、日在中国的大国地位一样。这是美国为谋求太平洋霸权作出的重要决策。
关于门户开放照会，中国史学界的流行的观点是，门户开放照会是在中国面临领土瓜分危机时，美国政府为了保持中国市场的开放作出的反应。（注：参见资中筠、陶文剑主编：《架构理解的新桥梁》，关于门户开放史学一章，安徽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还见董小川：“关于美国对华门户开放政策的几个问题”，《美国研究》1998年第4期。 ）在论析了19世纪末美国扩张主义思潮后，我们看到，门户开放照会的提出是有其思想根源与思想准备的，与其说是对列强瓜分中国这一严重形势的被动的反应，不如说是美国政府抓住这一机遇把扩张主义思潮变成扩张主义政策与行动。确实，中国的瓜分形势催促了美国的扩张步伐，然而，没有扩张主义者多年来的鼓吹与策划，就不会有决策者在当时的形势下对中国及时的充分的关注，也许就没有门户开放照会。“中国是战场”、太平洋文明取决于中国的门户开放，这些是提出门户开放照会的原动力。反之，即使没有瓜分形势的出现，美国也必将进入中国，不过，未必在此时此刻以照会的形式来宣告美国在华的权势与大国地位。
其次，在论析了19世纪末美国扩张主义思潮后，我们还看到，门户开放照会是为了获取中国市场这一观点的片面性与表面性。显而易见，门户开放照会不只是或者说主要不是为了中国市场。如上所述，美国是为了扩展盎格鲁撒克逊文明，把古老的中国文明纳入前者，这才是第一位的、根本性的，这关系到盎格鲁撒克逊文明本身的命运与世界的命运。没有比马汉说的更明白无误的了。马汉在比较传播文明的责任与扩展市场的好处时断言，责任是第一位的。“如果把这一思想颠倒过来，即国家在其新的责任中首先看到市场与利润以及对土著顺便带来的勉强的利益，那就错了。”[6]（P87）即便从商业扩张而论，如前所述，这时美国政府也不是单纯地为了市场。虽然企业家出于个人利益，专注于市场，但美国决策人已经视商业竞争为争取在华大国地位与太平洋霸权的手段。门户开放照会的实际起草人柔克义知道照会的含义。他把门户开放置于国际竞争中理解，而不是把门户开放看作是商业照会。所以，他盛赞门户开放的决策人海约翰，称他是最了解20世纪国际竞争的人，确立了“美国外交政策的伟大与不可改变的原则”。[14]（P228）
门户开放照会的提出已100年了， 在回顾与重新审视这个美国对华政策的重大原则时，探究照会提出前的扩张主义思潮及其与门户开放照会的提出这二者之间的关系是十分必要的，这有助于我们对门户开放照会全面的正确的理解与评介。（注：笔者对门户开放照会的评介，见拙作：“争取大国地位——门户开放照会新论”，《南京大学学报》1999年第1期。）
【专 题 号】K5
【复印期号】2000年09期
【原文出处】《南京大学学报：哲学·人文·社科》2000年03期第104～112页
【作者简介】李庆余（1937—），男，江苏苏州人，回族，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博士生导师。南京大学历史系，南京210093
| 【内容提要】 | 19世纪末美国海外扩张的主要对象是中国。以海权论者马汉与地缘政治学者亚当斯为代表的扩张主义思想家掀起了向中国传播盎格鲁撒克逊文明与建立太平洋文明的思潮，并且认为中国是盎格鲁撒克逊文明与斯拉夫文明争夺的舞台，“中国是战场”。马汉是“中国威胁”论与“文明冲突”论最早的炮制者。这一扩张思潮为美国政府提出“门户开放”照会作了决策上与舆论上的必不可少的准备。“门户开放”是这一思潮的产物。 |
19世纪末是大国争夺世界霸权的年代，以马汉与亚当斯为代表的扩张主义思想家在美国国内掀起了一股鼓吹太平洋霸权的思潮。“文明扩展”论、“商业扩张”论是这一思潮的主要内容。这一思潮促使美国的扩张势力进入太平洋地区，导致美国政府提出“门户开放”照会。笔者认为，门户开放照会不止是为了保持中国市场开放，而且是美国争取在华大国地位与太平洋霸权的重大决策。而19世纪末的扩张主义思潮正是其最重要的、必不可少的决策上与舆论上的准备。
一
美国鼓吹太平洋商业霸权是在19世纪40年代大陆领土扩张完成以后，但对亚洲与太平洋地区的兴趣早已发生。美国在建国后即试图越过太平洋，与东亚进行贸易。1784年，“中国皇后”号从纽约驶抵广州，掀开了中美贸易第一页。此后，两国贸易持续发展，至中英鸦片战争前夕，美国对华贸易已仅次于英国，居世界各国对华贸易的第二位。1844年中美《望厦条约》的签订标志着两国不平等关系的开端。美国也对太平洋彼岸的另一个东方国家日本发生兴趣。1853年，贝里少将打开日本大门。美国是西方国家中第一个与日本签订不平等条约的国家，贝里被称为“开放日本的人”。与此同时，美国也向位于太平洋中部的夏威夷群岛扩张。在美国人心目中，夏威夷是通往亚洲的理想的中继站。40年代，夏威夷在相当程度上已美国化了，像是太平洋中部的一块新英格兰。虽然如此，建国后的大半个世纪，美国主要是忙于大陆领土扩张。
至19世纪中叶，美国完成大陆领土扩张，成为东临大西洋、西濒太平洋的北美大国。以后怎么样？怎样向北美大陆以外的世界扩张？50年代的地缘政治观回答了这一问题，其代表人物是威廉·基尔平、埃塞·惠特尼、美萨·麦利与佩利·科林斯。地缘政治观的要点可以概括为：（一）美国已有一个无比优越的自然环境，农业文明向太平洋的西进运动已是不可避免。农场主需要通过贸易在东亚寻求“无限的消费市场”。美国正在兴起的工业与早已建立的捕鲸业也需要向西扩张。在19世纪40年代英美争夺俄勒冈时，基尔平告诉国会，俄勒冈是“密西西比河在太平洋上的贸易侧翼，正如新英格兰是大西洋的一翼”。[1 ]（二）美国应该一方面同拉丁美洲，另一方面同亚洲相连接。为了达到这一目的，需要改善交通与通讯手段。建筑横贯美国大陆的太平洋铁路，将它与密西西比河流域连接在一起；开掘巴拿马运河，把太平洋同加勒比海连接起来。麦利写道，太平洋铁路与越过运河的贸易通道，“把我们同6 亿人民——地球上四分之三的居民分割开来的障碍”从此克服，从而“会使美国有最繁荣的贸易”。[1 ]（三）太平洋贸易路线将对传统的欧洲贸易路线取而代之。科林斯认为，“几个世纪以来，欧洲一直考虑控制通向印度的西北通道，美国文明的不断向西进军使这个问题随之消失，世界贸易将通过本大陆找到它的路线”。[1]总之，19世纪50 年代的地缘政治观是一个加勒比海—巴拿马运河—太平洋“大整体”的观念，尽管这一观念在当时还是模糊、不明确的，但它连接了内战前后的扩张主义，为内战后西华德的太平洋霸权思想勾画了蓝图。
西华德曾是地缘政治观的拥护者。他预言拉丁美洲、太平洋岛屿、亚洲与加拿大在受到美国民主制度感染后，都会倒向美国，形成美利坚帝国，墨西哥将成为这个新帝国的首都。内战后，西华德的海外扩张概念具有两个特征：一是强调了新重商主义。他说，“从地球上吸取与加工最多原材料与粮食、出卖大部分生产品与加工品给外国的国家，必将是地球上的头号强国。”在他看来，征服战争变得不必要了，贸易扩张会把遥远的地区连结在一起，是实现新帝国的主要手段。二是发展了贸易决战将在太平洋彼岸地区展开这一地缘政治观。西华德是第一个提出太平洋商业霸权的人。他论证了历史上世界霸权在不断向西转移，历史发展到19世纪末，争夺世界霸权主要是在太平洋上，太平洋注定要成为“今后世界最大的历史舞台”，“美国必须控制海洋帝国，只有它才是真正的帝国”。亚洲是欧洲400年来扩张的主要目标， 但是现在将由美国接过火炬，照亮这条道路，美国作为太平洋大国应该向其彼岸亚洲扩张。“一个新的更完美的文明将兴起，以造福于人类。它将处于高贵与仁慈的民主制度控制之下。”[2]（P146）
1876年美国从沙皇俄国购买阿拉斯加（俄属北美）是美国为实现太平洋商业霸权迈出的第一步。在国会辩论中，西华德与国会议员都强调了太平洋与东方的商业利益。像西华德一样，众院外交委员会主席、密苏里州的班克斯“期望世界文明从大西洋转移到太平洋的时刻不会太遥远”。他宣称，阿拉斯加是通向太平洋的钥匙，从此“我们将控制太平洋，使它成为我们未来应有的任何活动的舞台”。[2]（P176 ）另一个议员告诉大家，购买阿拉斯加会使美国“面对中华帝国的4 亿人民与印度、日本的众多居民……因此，让我们在完善我们的制度时，不要拒绝扩展我们的边界”。[3]（P138）
西华德的扩张主义与阿拉斯加购买期间鼓吹的“面对中华帝国”的思想为90年代末的扩张主义思潮提供了思想素材。我们将看到90年代末的扩张主义思想家阿尔弗雷德·马汉与布鲁克斯·亚当斯的扩张主义是如何吸取西华德太平洋商业霸权思想与反映19世纪末的时代特征的。
二
19世纪末美国扩张主义思潮之一是鼓吹“文明扩展”论与由美国缔造太平洋文明。
建国初期，美国扩张的目光局限于美洲大陆，门罗主义是大陆领土扩张时期的主要理论依据，用以证明美国向中南美洲、北美的加拿大扩张与把欧洲殖民主义从美洲大陆驱逐出去是正当的，是命定的。但当19世纪末美国扩张的目光投向美洲以外时，门罗主义显然已经不够。美国需要一个新的扩张主义理论。“文明扩展”论应运而生。美国实行海外扩张是为了传播西方文明，用西方文明教化非西方的落后民族。历史学家阿尔伯特·B ·哈特写道：“谁能怀疑美国人的目的不仅是使国家觉得自己是一个世界大国，而且也是在向东方扩展西方文明？”[4 ]（P128）公众舆论在宣扬盎格鲁撒克逊文明时断言，文明扩展论“比门罗主义要好，适用于20世纪。门罗主义与默不作声的政策使我们作茧自缚”。“今后我们的使命是帮助扩展盎格鲁撒克逊自由、教育与商业以及为地球上每一个地方打开通向基督教（文明）的道路。”[3]（P446）
19世纪中叶以后在欧洲兴起的社会达尔文主义在70年代传入美国。社会达尔主义很快在美国鼓噪一时，为“文明扩展”论提供了根据。社会达尔文主义错误地把自然界的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用来解释人类社会，认为人类也存在着一个适者生存的问题，“人为地把那些最不会生活的人保留下来”是违反自然选择规律的。对个人是这样，对一个民族也是这样。这一伪科学理论被成功的大企业家与扩张主义者所利用。百万富翁声称，财富是成功的标志，百万富翁是“自然选择的产物”。扩张主义者则宣称，美国成为经济大国也是自然选择的产物，证明这支盎格鲁撒克逊种族是人类最有生命力、最优秀的种族，它的使命是传播盎格鲁撒克逊文明，教化那些不能适应自然的落后民族。乔赛亚·斯特朗牧师在80年代中期就鼓吹盎格鲁撒克逊种族“在特定意义上被上帝指派为其兄弟的监护人”。70年代与80年代正值西方殖民扩张的高潮，斯特朗把西方国家这一殖民扩张高潮解释为种族竞争。他说，“谁会怀疑这场种族竞争的结果将是适者生存？”他警告美国人不要坐失良机，赶快参与竞争。像斯特朗这样的打上社会达尔文主义烙印的扩张主义论调到90年代已充斥舆论界。一位扩张主义者学着斯特朗的口气说：“我们是一个国家——最大的国家、一个大帝国，注定要对人类的行动发生决定性的影响，以甚至罗马帝国都未曾有过的影响来影响世界未来。……未来的斗争将是适者生存。为什么不开始考虑事情怎样进行，计划我们特殊的利益与光荣？”[4]（P46）其实，扩张主义者早在计划美国“特珠的利益与光荣”了。
90年代宣扬“文明扩展”论的代表人物是海权论者阿尔弗雷德·马汉与地缘政治学者布鲁克斯·亚当斯。马汉写过大量文章宣扬“文明扩展”论。他描写西方文明是“野蛮沙漠中的一片绿洲”，在众多的野蛮种族包围下，西方文明之所以能存在，只是因为它比它们强大与富有生命力。马汉确信，文化竞争的命运会在即将开始的时代——20世纪得到最后的解决。对基督教文明的挑战是，将包围它与在数量上压倒它的那些古老的与不同的文明纳入进来，唤起他们自己的理想。马汉指出，当亚洲的古老的种族从几个世纪的沉睡中醒来时，他们一定要得到真正的启蒙与基督教精神的教导，否则，他们在逐渐汲取物质进步时，只不过是变成一个更有效率的野蛮人，能够用他们的力量去打倒西方。1893年美国国会与公众就美国是否应该占领太平洋上的夏威夷群岛展开辩论时，马汉把美国这一领土扩张歪曲为东西方文明的冲突。他无中生有地肯定中国的野蛮制度会突破遏制它的障碍，侵犯与埋葬文明。[5]（P31）马汉是“中国威胁”论与“文明冲突”论的最早的炮制者，其真正的目的是向中国扩张，“使这些停滞的社会重新获得活力”，因为在马汉看来，只有通过外部刺激，那些落后民族的复兴过程才能开始。[ 6]（ P74）与马汉同时代的另一位扩张主义者、“新海军之父”罗斯以中国为例为“文明扩展”论进行辩解。他认为，中国是由于没有同更优越更文明的民族发生冲突而造成了它的社会停滞。西方的军事征服将给中国带来文明与进步。[7]美国扩张主义者鼓吹的文明扩展论， 主要指盎格鲁撒克逊文明。在19世纪末国际竞争激烈的环境中，马汉论证了接受何种西方文明将决定从古老文化中脱颖而出的新社会的性质。他说，关键在于，“这个运动是按什么样的种族与什么样的制度发生与进行”？马汉预见相互竞争的西方文明将有一场斗争，这一斗争或者是和平的或者以非和平的方式展开，目的是要按各自的文明特征去领导世界。他在1900年预言，这场斗争会在斯拉夫民族（指俄国）与条顿民族（指英美）之间进行，而中国将提供主要竞争舞台，因为中国的亿万人口会使世界平衡发生改变，倒向一边或另一边。这场斗争的结果会在下一代给 世界带来自由或是专制，解放或是奴役。[6]（P116 ）马汉的含意是不言而喻的：条顿民族的胜利会带来自由与解放，反之，俄国的得逞会带来专制与奴役。
地缘政治学者布鲁克斯·亚当斯用文明兴衰论来阐释人类文明演变的规律，论证美国建立太平洋文明与向亚洲扩张的必然性。1896年，亚当斯出版《文明与衰落的规律》一书。他对文明的兴衰作了经济解释。经济优势与领先地位的改变预示一个新的文明的兴起。由欧洲主宰的大西洋文明已经衰落，它们在对付竞争者与自然的挑战中已告失败。美国的经济已居世界第一，并具有集中的优势，而文明的规律就是集中的规律，因此，美国会义不容辞地领导一个新的文明，从而树立美国在世界的中心地位。文明兴衰论的主题是美国进入亚洲，以建立新的文明——太平洋文明，取代衰亡中的大西洋文明。
亚当斯与他同时代的公众舆论一反以往的欧洲中心论，把亚洲提到新文明源泉的高度。按照他的论说，这个新文明的兴起取决于亚洲接受盎格鲁撒克逊文明与中国是否向它开放。如果这样，人类文明的火炬将由盎格鲁撒克逊文明的美国分支接过来，照亮人类前进的道路。亚当斯把当时参与国际竞争的国家——欧洲大国与美国分成两大集团。由海洋文明哺育出来的英国与美国，主张自由贸易与开放；代表陆上文明的德、法、俄是另一个集团。作为第一个有影响的地缘政治学者，他预言，盎格鲁撒克逊的种族联合即英美联合将使世界文明向西推移，建立以太平洋为中心的文明，反之，如果陆上文明在这场竞争中取胜，它们必定会关闭东亚市场，文明西移的潮流将被遏制，“由潮流的中止所引起的压力可能动摇美国社会的根基，很可能使高标准的生活成为不可能”，而盎格鲁撒克逊文明的传播也将化为泡影。亚当斯特别担心俄国。一旦俄国控制北京与长江流域，形势会是多么可怕！关键在于中国不受俄国与陆上文明的支配，中国保持开放。另一方面，亚当斯设想了盎格鲁撒克逊种族联合的前景。他说，“要是英美联合实现，并取得成功，它将深深地改变世界的均势。中心将有力地向西推移。……很可能，人类社会因此被一个民族大联合所绝对控制。其右翼位于英伦三岛，左翼在中国中部诸省，联合的中心则临近太平洋。”[8]（P83）
亚当斯的文明兴衰论与建立太平洋文明的论说与西华德的扩张主义思想有明显的连续性，但又有其自己的时代特征。文明兴衰论的提出是在美国已成为世界第一经济大国之时，这时美国扩张主义者更加充满自信与优越感，敢于放眼世界的未来，亚当斯发现的文明规律是工业社会扩张主义者的自信、自负与扩张计划的哲学化。其次，美国工业化的模式（企业合并、公司化、托拉斯）也给亚当斯及与他同时代的扩张主义者以解决国际竞争的方法，这就是提倡集团主义，实行联合。当时企业家与扩张主义者都已认识到：“我们生活在合并的时代”，“联合才能生存”。于是，企业家实现联合，建立托拉斯，以便在竞争中压倒对方；扩张主义者则把工业联合视作国家联合的榜样。把西方文明分成两种不同的文明（海洋文明与陆上文明）与鼓吹海洋文明的英美实行联合反映了合并时代国际关系的特征。当时，不论在英国或美国，都出现了英美联合的要求。在英国，扩张主义者要求其同胞把狭隘的民族主义服从于种族爱国主义。在美国，公众舆论早已提出了建立集团以便压倒对方的思想。时评家费斯克在80年代便鼓吹英美联合统治世界。亚当斯的英美联合建立太平洋文明的思想不是偶然出现的，是时代的呼唤。
在扩张主义者心目中，美西战争的胜利是建立太平洋文明的契机。当美西战争的第一个战事——马尼拉海战胜利的消息传到美国时，朝野一片欢呼声。杜威的亚洲舰队被喻为“大胆驶过寒冷的海洋的新‘五月花’号，一个新文明的先驱与动力”。麦金莱总统在占领菲律宾时，强调了美国对落后民族负有的使命。他说，“不管我们的国旗在什么地方飘扬……那总是出于人道的缘故与文明的推进。”他向美国人民呼吁，“帮助已经因战争被带进了我们势力范围的人民。”[4]（P128 ）有权势的共和党参议员奥维尔·普拉特也支持美国权力伸进东方。像马汉与亚当斯一样，他看到了两种文明在中国的竞争。“任何人，甚至认识最肤浅的人也不会不看到又一个巨大的世界文明浪潮将向中国扩展。那意味着什么？那将是什么样的文明，俄德法？还是确实由美国领导的英语民族的文明？”他也相信，在这两种文明的竞争中，“中国是战场”。[4]（P131 ）美西战争确实使扩张主义者感到向中国扩展“文明”的迫切与可能。在扩展文明的口号下，美国加紧向中国扩张的步伐。
三
19世纪末扩张主义思潮之二是“商业扩张”论。虽然美国拥有世界最大的国内市场，90%以上的产品在国内销售，出口仅占7—8%。但经济危机感在90年代已成为美国生活的一个特征。1893年的大萧条促使企业家与决策人对海外商业扩张达成共识，他们一致认为，海外商业扩张对保持国内经济繁荣与社会稳定是必不可少的。橡胶大王查尔斯·弗林特写道，“我们不能把积极的工业生活依然完全依赖于国内要求。世界市场向我们开放，准备吸收我们最大生产量的剩余产品”。[4]（P160）[9]（P27）欧洲是传统的出口地。美国几乎有80 %的出口输往欧洲。但由于欧洲工业化程度已那么高，他们自己能生产美国为他们提供的产品，美国要在欧洲大幅度增加出口额已不可能，欧洲与美国的贸易战在80年代已日趋激烈。美国只能把扩大出口寄希望于不发达地区。虽然传统的势力范围中南美洲仍是十分重要的，但到1898年时，公众已愈来愈关注中国市场。中国被称作“美国商业最好的希望”。1898年，亚洲占美国出口的4%，中国是3%。虽然总数是很小的，但最近10年间，数字在急剧上升，这使公众相信中国市场的真正潜力还在以后。对中国的兴趣建立在未来之上，而不是眼前的现实。对中国未来的信心基于两个考虑。一是中国有4亿人口，一旦对洋货发生爱好， 中国会提供巨大的购买力；二是公众认为中国的西方化即将来临，随之必然会在无数中国人中产生对西方技术与产品的需求。他们看到，日本已经采取西方生活方式，而欧洲在中国渗透的速度在加快，中国不久一定会像日本一样走上西方化的道路。中国的瓜分危机增加了美国人的紧迫感。舆论认为，机会是巨大的，但需要立即行动。虽然中南美洲“更值得我们注意”，但可以等一等，毕竟那是“一个蛰伏地区”，没有遭到中国那样“迫在眉睫的威胁”。参议员洛奇表达了这一心情，他在1898年春写道：“整个欧洲在占领中国，如果我们不让自己在东方建立必定会引起我们未来繁荣的大宗贸易，我们实际上会被永远关在门外。”[10]（P204）
关于中国市场，当时在美国国内展开过一场热烈的辩论。有人对中国市场表示怀疑，认为，中国目前没有为美国提供大市场，将来也不会。中国大多数居民生活在内地，完全缺乏现代运输工具；进入这些地区会受到国内的关税与其它地方税制的阻碍；中国人对外国人的渗入一向存在疑惧心理，他们对西方企业的强有力的反对增加了美国产品进入内地的困难与费用；最值得注意的是，中国的极端贫穷与中国人生活水平的低下使他们根本买不起西方产品。他们还认为，如果中国西方化，它就完全可以发展它自己的工业，利用本国富裕的廉价劳力，从而变成西方产品的竞争者而不是消费者。于是，这场辩论与中国的西方化联系在一起，即中国的市场是否会由于中国的西方化而扩大。大多数人都不同意上述悲观论调。例如，学者罗伯特·希尔确信中国市场有巨大潜力，但这有赖于中国的“欧洲化”。他说，“要是亚洲让它仍然是亚洲，那末，别指望我们的东方贸易有巨利可图。”从另一方面说，如果中国社会西方化了，那么，其结果会有利于美国商业利益，即使发生欧洲瓜分也罢，虽然瓜分会给美国造成困难。他争辩说，毕竟“‘被关上的门’有时可以打开，而中国的墙是什么门也没有的”。因此重要的是，中国向西方开放，制造对西方商品的需求。有一种意见既不同意对中国所持的悲观论调，也不同意中国“欧洲化”会有利于美国打开中国大门的观点。美国亚洲协会秘书、《纽约商业杂志》编辑约翰·福尔特认为，中国的机会无疑是巨大的，但要是让欧洲在那里建立政治控制，美国就会完全失去机会。美国亚洲协会是1898年成立的商业组织，目的是促使政府保护企业在华利益。还有人为美国农场主谋求利益。宾夕法尼亚大学的E·R·约翰逊教授在评论上述悲观论调时指出，中国自己可以实现工业化，但美国用不着因此对中国市场的前景泄气。他解释说，中国工业化城市化后，大量居民流入城市，这将导致农业生产的衰落，中国将被迫大量进口食品，这将给美国农场主创造财富的来源。
美国对菲律宾的占领是对商业扩张的巨大鼓舞。扩张主义者乐观地认为，菲律宾是美国在亚洲实行商业扩张的重要基地，“将确保我们几乎可垄断亚洲大陆最大部分的贸易”。财政部长助理范德罗普称菲律宾“比欧洲大国取得的那些地方更有价值”，只要好好开发，将变成“通向整个中国南部与其南方诸邻国的大门”，马尼拉作为一个商品集散地会使香港黯然失色。此刻，工厂主与农场主已经在计算向中国市场的出口量。一家农业杂志这样计算过：“一个中国人哪怕只消费我们一蒲什耳面粉，我们一年就要供应他们4亿蒲什耳面粉， 而那还只是他们每周消费四分之三磅面粉而已！”全国农场主协会要求农业部“在中国推销我们的玉米产品”，并提醒国务院采取“有力的”行动以防中国的“分裂”。[3]（P437）有异曲同工之妙的是， 企业家也以这样的方法规划他们的利益。新英格兰的纺织业主思忖着，如果4 亿中国人每人穿一件美国制造的衬衫，新英格兰全部纱锭日夜开工也无法满足这一需要。多么广阔的市场！
必须指出，在19世纪国际竞争达到高潮的时代，海外商业扩张的意义已越出经济利益的范畴。当企业家及其代言人在探讨中国市场时，扩张主义理论家与决策人则把商业扩张与美国争取大国地位联系起来。他们看到了商业竞争在国际权力角逐中的作用愈显重要，大国地位必须建立在经济竞争的优势之上。马汉与亚当斯在这个问题上各自形成了自己的扩张主义论说。马汉在研究了历史上的海军论后，提出了具有美国特色的海权论。与历史上的海军论不同，马汉把海军与商业竞争联系在一起，认为大国地位不仅要求在战争中能打败对方，而且在商业竞争中能取得优势，商业扩张是大国地位的一大标志。海军的重要性在于，战时在海上消灭敌人，和平时期，海军履行保护海上贸易的职能。所以，马汉竭力主张扩大海军，把海上权力视为国家前途的关键。马汉的海权论是争取大国地位的理论。亚当斯视商业竞争为国际斗争的主要形式。竞争可能和平地进行，也可能采取暴力行动。经济竞争发展到十分激烈时，会导致战争。“战争是经济竞争的极端状态”。但亚当斯宁可美国采取和平的竞争而不要发生战争，因为他坚信竞争的结果一定是美国“压倒任何一个大国，如果不是所有帝国的联合”；全世界将歌颂美国的成功，东方与西方都要同它进行贸易。太平洋地区将成为世界贸易中心，美国将控制这一贸易路线与赢得世界经济霸权。当马汉以海权论来鼓励美国争取大国地位时，亚当斯以经济霸权来论证美国的大国地位。
一群有权势的参议员，都在为美国的商业霸权大喊大叫。例如：普鲁克特说，俄国贪婪地在中国掠夺财富与权力，构成对美国的主要威胁，欧洲大国已开始瓜分中国领土，日本与加拿大是太平洋地区新的权力。总之，太平洋已是世界竞争的中心。美国必须反对“在远东有任何一国……把我们排斥与阻止在同我们有贸易关系的国家之外”。[11]美西战争最热烈的鼓吹者、参议员洛奇告诉他的同僚，“这个时代经济趋势将控制世界事务”，商业扩张将导致美国控制太平洋地区乃至全世界。[12]（P487）刚刚当上参议员的年青的扩张主义者阿尔伯特·贝弗里奇的就职演说像是一篇太平洋扩张宣言。他说，“统治太平洋的国家就是统治世界的国家”，由于菲律宾的取得，“这个国家现在是并将永远是美利坚共和国”。[13]（P119）贝弗里奇的演说在国会大厅引起阵阵喝彩，他本人成了令人瞩目的人物。美国扩张主义者统治太平洋与进入中国的急切心情跃然纸上。
四
19世纪末的扩张主义思潮曾引导美国进入太平洋。1898年美西战争期间，美国宣布占领夏威夷群岛；在镇压了菲律宾抗美救国运动后，美国把菲律宾变成为它的殖民地。1899年与1900年两次发表对华“门户开放”照会，宣告了美国在中国的大国地位，如同英、法、俄、德、日在中国的大国地位一样。这是美国为谋求太平洋霸权作出的重要决策。
关于门户开放照会，中国史学界的流行的观点是，门户开放照会是在中国面临领土瓜分危机时，美国政府为了保持中国市场的开放作出的反应。（注：参见资中筠、陶文剑主编：《架构理解的新桥梁》，关于门户开放史学一章，安徽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还见董小川：“关于美国对华门户开放政策的几个问题”，《美国研究》1998年第4期。 ）在论析了19世纪末美国扩张主义思潮后，我们看到，门户开放照会的提出是有其思想根源与思想准备的，与其说是对列强瓜分中国这一严重形势的被动的反应，不如说是美国政府抓住这一机遇把扩张主义思潮变成扩张主义政策与行动。确实，中国的瓜分形势催促了美国的扩张步伐，然而，没有扩张主义者多年来的鼓吹与策划，就不会有决策者在当时的形势下对中国及时的充分的关注，也许就没有门户开放照会。“中国是战场”、太平洋文明取决于中国的门户开放，这些是提出门户开放照会的原动力。反之，即使没有瓜分形势的出现，美国也必将进入中国，不过，未必在此时此刻以照会的形式来宣告美国在华的权势与大国地位。
其次，在论析了19世纪末美国扩张主义思潮后，我们还看到，门户开放照会是为了获取中国市场这一观点的片面性与表面性。显而易见，门户开放照会不只是或者说主要不是为了中国市场。如上所述，美国是为了扩展盎格鲁撒克逊文明，把古老的中国文明纳入前者，这才是第一位的、根本性的，这关系到盎格鲁撒克逊文明本身的命运与世界的命运。没有比马汉说的更明白无误的了。马汉在比较传播文明的责任与扩展市场的好处时断言，责任是第一位的。“如果把这一思想颠倒过来，即国家在其新的责任中首先看到市场与利润以及对土著顺便带来的勉强的利益，那就错了。”[6]（P87）即便从商业扩张而论，如前所述，这时美国政府也不是单纯地为了市场。虽然企业家出于个人利益，专注于市场，但美国决策人已经视商业竞争为争取在华大国地位与太平洋霸权的手段。门户开放照会的实际起草人柔克义知道照会的含义。他把门户开放置于国际竞争中理解，而不是把门户开放看作是商业照会。所以，他盛赞门户开放的决策人海约翰，称他是最了解20世纪国际竞争的人，确立了“美国外交政策的伟大与不可改变的原则”。[14]（P228）
门户开放照会的提出已100年了， 在回顾与重新审视这个美国对华政策的重大原则时，探究照会提出前的扩张主义思潮及其与门户开放照会的提出这二者之间的关系是十分必要的，这有助于我们对门户开放照会全面的正确的理解与评介。（注：笔者对门户开放照会的评介，见拙作：“争取大国地位——门户开放照会新论”，《南京大学学报》1999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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