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明清史 |
柏林危机（1958—1963）的研究动态和新解密档案的启示
刘得手
【专题名称】世界史
【专 题 号】K5
【复印期号】2000年09期
【原文出处】《世界历史》(京)2000年03期第88～94页
【作者简介】刘得手 南京大学国际关系研究所博士研究生。
1958—1963年，东西方在欧洲的冷战再次聚焦于柏林，围绕西方驻军在西柏林的去留这一核心问题，以美苏为首的两方针锋相对。与此相关，在对德和约的缔结、柏林的交通管理、东德的承认、德国的统一以及欧洲安全等问题上，双方也各执一词，僵持不下。为了所谓不可退让的利益，彼此都宣称不惜一战，这就造成了危机的局势，即柏林危机。这场危机自1958年11月苏联照会美、英、法三国，提出将西柏林变成非军事化自由城市之时起，时紧时松，持续了近5年之久。 这场危机对冷战的进程，对北约集团内部的关系，尤其是对美德关系产生了重大的影响。国外学者对这场危机一直十分关注，从60年代中期至今，有关柏林危机的研究成果源源不断。值得注意的是，美国国务院《美国对外关系文件，1958—1963》解密，其中4卷《柏林危机，1958—1963 》档案先后于1993、1994年公开出版，这对研究柏林危机，尤其是研究美国对柏林危机的政策提供了很有价值的原始材料。
一、60年代中期至80年代中期国外研究柏林危机的状况
60年代中期至80年代中期，西方对柏林危机的研究多以专著的形式出现，强调在美苏对峙的冷战背景下研究柏林危机，挑战与反应是这一时期研究的基本模式，这一模式突出了苏联的威胁及西方遏制苏联扩张野心的必要。由于当时的研究处于东西方冷战这一国际政治背景之下，因此，他们的研究不可避免地带有浓厚的意识形态色彩。
70年代，西方出版了两部关于柏林危机的专著，它们是罗伯特·斯拉泽的《1961 年的柏林危机》和杰克·希克的《柏林危机， 1958 —1962》。斯拉泽分析了来自苏联方面对柏林危机的影响因素，他认为，苏联领导层在基本政策问题上存在着不可调和的分歧，其内部因此发生了严重分裂，这种状况造成了对柏林危机的影响。在柏林问题上，赫鲁晓夫的副手柯兹洛夫奉行比赫鲁晓夫强硬的路线。斯拉泽进一步认为，柏林危机期间，苏联政策的变动、忽冷忽热的表现以及发出最后通牒又使之延期，这些都是由于克里姆林宫内部权力斗争的结果。为了保住自己的位置，赫鲁晓夫需要跟领导层内的强硬派协调立场。但斯拉泽孤立地研究1961年的柏林危机，马丁·J.希伦布兰德认为这是不妥当的（注：转引自马丁·J. 希伦布兰德主编：《柏林的未来》（Generaleditor:Matin S.Hillenbrand,The Future of Berlin），蒙特莱尔1980年版，第17、13页。）。对此笔者也有同感。希克认为，赫鲁晓夫挑起柏林危机的动机是阻止西德重新武装，尤其是西德的核武装。但由于赫鲁晓夫讹诈的步子迈得太大，在古巴部署导弹，对此，肯尼迪政府作出了坚决的反应，迫使苏联核设施撤出古巴。古巴导弹危机的结局使赫鲁晓夫不敢再在柏林问题上轻举妄动。这样，由于恐惧导弹而引起的柏林危机就由一场真正的导弹危机而结束。希克对美国以谈判为手段处理柏林危机提出批评，并将责任过多地归咎于杜勒斯。他认为美国是在受胁迫的情况下率西方盟国参加对苏谈判的，谈判挫伤了大西洋联盟（注：杰克·M.希克：《柏林危机，1958—1962》（Jack M.Schick, The BerlinCrisis 1958—1962）第16卷，费城大学出版社1971年版，第207、 240页。）。其实，希克对杜勒斯的批评是不恰当的，因为杜勒斯的国务卿一职早在1959年4月就由赫脱接任，他也于当年5月就病逝了，而当时苏、美、英、法四国解决德国问题、柏林问题的日内瓦外长会议（1959年5月11日—8月5日）则刚刚开始不久。
柏林危机延续的时段长、事件多，便于学者选取其中的某一事件进行详细研究，如迈克尔·比奇洛斯的《五·一节艾森豪威尔、赫鲁晓夫与U—2事件》（以下简称《五·一节》），德国学者霍诺雷·加塔道尔的《肯尼迪与柏林墙危机》，诺曼·盖尔布的《柏林墙》等（注：诺曼·盖尔布：《柏林墙》（Norman Gelb,The Berlin Wall — Kennedy,Hrushchev and a Showdown in the Heart of Europe），纽约1987年版。）。柏林危机期间当政的西方元首回忆录中对柏林危机也都有论及，如艾森豪威尔的《缔造和平》、阿瑟·施莱辛格的《一千天：肯尼迪的白宫岁月》（以下简称《一千天》）、麦克米伦的《乘风破浪》（注：哈罗德·麦克米伦：《乘风破浪》（Harold Macmillan,Riding theStorm），纽约1971年版。）。
在艾森豪威尔执政期间，U—2飞机事件（1960年5月1日）影响较大，因为它的直接后果是导致旨在解决德国问题、柏林问题的巴黎高峰会议（1960年5月16日）的破产。对此，比奇洛斯在1986 年出版的《五·一节》一书中认为，艾森豪威尔对派遣间谍机一直疑虑重重，苏联方面也曾几次提出抗议，但在1959年9月“戴维营”会谈期间， 赫鲁晓夫并没有提及这个问题。比奇洛斯的结论是，一定程度上U—2事件破坏了巴黎高峰会议，苏美两国政府对此都难辞其咎（注：迈克尔·K.比奇洛斯：《五·一节 艾森豪威尔、 赫鲁晓夫与U —2 事件》（Michael K.Bechloss,May Day Eisenhower,Khrushehev and the U—2 Affair），纽约1986年版，第125、215、380页。）。 艾森豪威尔在其回忆录《缔造和平》中提出了自己的看法，他认为，实行U—2侦察计划实属必要，这是出于对美国安全的考虑。巴黎高峰会议即使举行了也注定要失败，只会给自由世界带来更大的幻灭，赫鲁晓夫将利用这个失败为借口，取消他的莫斯科之行，U—2事件使这更简单了（注：德怀特·D.艾森豪威尔：《缔造和平》（Dweight D.Eisenhower,Waging Peace ）， 纽约1965年版，第544、588页。）。对于U—2计划，艾森豪威尔所表现的态度明显比比奇洛斯在《五·一节》一书中所认为的要强硬。但艾森豪威尔却掩饰了U—2事件与巴黎高峰会议破产之间的关系。
肯尼迪任期内，1961年8月13 日的柏林墙事件是柏林危机中又一重大事件，距赫鲁晓夫与肯尼迪维也纳会晤（1961年6月3日—4 日）仅两个月时间突发的这一事件所产生的影响尤为深远。 德国学者加塔道尔1980年出版的《肯尼迪与柏林墙危机》也是一部研究柏林危机的专著。该书主要研究了1961年2月—1961年8月这段时期肯尼迪对柏林危机的决策。他指出，肯尼迪和其他高层官员完全期望东德政府在苏联的允许和协助下采取强硬措施，阻止东德人口经由西柏林外流。因此，对于柏林墙事件，肯尼迪政府的政策是不作出反应。同时，肯尼迪政府对苏联在东柏林的势力范围也不予挑战（注：霍诺雷·加塔道尔：《肯尼迪与柏林墙危机》（Honore M. Catudal, Kennedy and the Berlin WallCrisis），柏林1980年版，第38、251—253页。）。对此，施莱辛格也有类似的看法，他在《一千天》中指出，早在1961年 8月初，肯尼迪就声言，如果赫鲁晓夫要染指西柏林，他将联合盟国采取行动，而如果赫鲁晓夫只是在东柏林行事，则不予理睬。施莱辛格还指出，肯尼迪认识到苏联所提出的将西柏林变成非军事化自由城市的政策的危险性，并认为苏联的目的是以此中立西德，进而使西欧中立化。肯尼迪十分清楚，西德是决定西欧自由与否的关键。施莱辛格进一步指出，肯尼迪修改了以往西方的谈判框架，认为以德国统一为谈判目标是不现实的，但同时他又不想承认东德而使德国分裂的观念永久化，担心那样会削弱与西德的关系及西德与西欧的关系（注：阿瑟·M.施莱辛格：《一千天：肯尼迪的白宫岁月》（Arthur M.Schlesinger, Jr, A Thousand Days: Kennedy's White House Years），纽约1965年版，第366、353、371页。）。前述两位研究者尽管把握了肯尼迪政府对西柏林、东柏林所采取的不同立场，但没有明确指出实际上是美国在东西柏林的利益决定了它在柏林墙问题上的态度，也没有指出柏林墙事件对柏林危机当事国关系的影响。
这一时期苏联方面对柏林危机的研究散见于A.C.阿尼金等编的《外交史》，其中突出强调西德的军国主义、复仇主义威胁及来自西柏林的颠覆活动。为此，苏联主张解决对德媾和问题和西柏林问题（注：A. C.阿尼金等编：《外交史》第5卷，三联书店1983年版，第619—620页。）。《赫鲁晓夫回忆录》中对苏联行动的原因也持这种观点，同时赫鲁晓夫更强调东德的人口流失造成的严重后果，因此，民主德国对东西柏林边界采取了控制措施（注：《赫鲁晓夫回忆录》，东方出版社1988年版，第646—658页。）。有关柏林危机问题，葛罗米柯在回忆录《永志不忘》中只涉及三个内容，即U—2事件破坏了巴黎高峰会议，在1961年6月维也纳会议上美苏无法对德和约问题取得一致， 以及民主德国在十分紧张的政治局势下对与西柏林的边界加强了控制（注：葛罗米柯：《永志不忘》，世界知识出版社1980年版，第490页。）。 上述苏联方面对柏林危机的研究和论述都较简略，几乎是一笔带过，但与西方的观点形成了鲜明对照。
总之，这一时期国外对柏林危机的研究大都集中于东西方对峙这一冷战背景下的美苏关系，并侧重于研究危机中的某些重大事件及其对危机的影响，西方学者的研究还包括美国的政策并对其进行评价，以及危机中苏联的政策和对其变化的原因进行剖析。
二、80年代末90年代初的研究概况
1989年11月柏林墙被推倒，1990年10月两德实现了统一，长达四十余年的冷战也走向终点。国际政治格局的变化对学者的研究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这一时期西方的一些学者既继承了前段时期研究的特点，即侧重于对美苏两大国对外政策的探讨，又在研究角度及研究结论方面有新的突破，如阿尔文·鲁宾斯坦从苏联对西欧的政策从属于其东欧政策角度探讨柏林危机，指出赫鲁晓夫的意图是维护东欧的稳定而非控制西欧（注：阿尔文·Z.鲁宾斯坦：《战后苏联外交政策》（Alvin Z.Rubinstein,Soviet Foreign Policy From World War Ⅱ）， 哈玻科林斯出版社1992年版，第124—125页。）。西翁·布朗是从美国对苏政策的角度进行研究，他指出，在柏林危机中，肯尼迪政府比艾森豪威尔政府对苏联的态度强硬，同时他又揭示了苏美双方相互挑战并作出反应的过程（注：西翁·布朗：《权力面面观》（Seyom Brown,The Faces of Power——the United States Foreign Policy from Truman to Clinton）， 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119—120页。）。安利·普契的观点更进一步，他赞同西奥多·温特的说法，即柏林危机是一场奇怪的危机。他指出，正是由于肯尼迪的危机演讲，促使柏林危机发生、激化，肯尼迪借此获取了舆论和公众对其领导和政策的支持（注：阿莫斯·基夫主编：《当代总统与危机演说》（Generaleditor: Amos Kiewe, TheModern Presidency and Crisis Rhetoric），伦敦1994年版，第67 —68页。）。鲁宾斯坦、布朗、安利·普契三位学者的研究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冷战修正派的思想倾向。
80年代末90年代初，国外学者还着重研究了柏林危机中英国的政策、西方盟国间的一致与分歧，如柯蒂森·基布尔的《英国与苏联》一书就是从英国在柏林危机中的政策运作角度分析了麦克米伦1959年2 月的莫斯科之行，及麦氏竭力推动举行巴黎会议（1960年5月）的过程， 指出危机的最终解决有赖于苏、美双方的决定而不是其他（注：柯蒂森·基布尔：《英国与苏联1917—1989》（Curtisn Keeble, Britain andthe Soviet Union 1917—1989），圣·马丁出版社1990年版，第258—266页。）。基布尔的研究遵循了冷战史学中非极论派的研究思路， 但结论却还是回到了冷战两极论。沃尔弗勒姆·汉瑞德在其著作《德国、美国、欧洲》中指出，美国和西德在柏林问题、德国问题上存在观点分歧。在对苏关系上，英美不像德法那样强硬（注：沃尔弗勒姆·F.汉瑞德：《德国、美国、欧洲——德国外交政策40年》， 耶鲁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166—169页。）。这种看法不仅弱化了美苏对抗的程度，而且突出了盟国间的不一致。弗兰克·宁柯威茨在《德国与美国》一书中则集中剖析了柏林危机中美德立场的分歧（注：弗兰克·A.宁柯威茨：《德国与美国》（Frank A.Ninkovich,Germany and the UnitedStates），纽约1995年版，第116—135页。）。柏林危机中盟国间的关系确实错综复杂，帕斯卡莱茵·怀南特研究指出，在柏林危机中英国首相麦克米伦积极支持美国通过谈判达成协议，而戴高乐将军却与美国保持距离（注：帕斯卡莱茵·怀南特：《艾森豪威尔、肯尼迪与欧洲的联合国家》（Pascaline Winand,Eisenhower Kennedy And the UnitedStates of Europe），圣·马丁出版社1993年版，第259—275页。）。法国在柏林危机中的外交政策是积极支持西德的强硬立场，使西德疏远美国而向法国靠拢。
近几年，史学界研究冷战出现了一个重要的倾向，即着眼于研究东西对峙两大集团内部大国与小国间的外交政策互动关系，其研究突出了相对弱小的盟国对大国外交政策的掣肘。格雷戈里·特里威尔顿对柏林危机的研究就反映了这种倾向。在《美国、德国与欧洲的未来》一书中，他认为，在柏林危机过程中，苏联承受东德争取外交承认及维持内部稳定的压力，美国则承受西德尽可能孤立东德并推动德国统一的压力（注：格雷戈里·特里威尔顿：《美国、 德国与欧洲的未来》（GregoryF.Treverton,America,Germany and the Future of Europe），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133—141页。）。这样，美苏的对抗与冲突便不显得十分激烈。
事实上，研究柏林危机不能脱离东西方两大集团对峙这样一个大的国际政治背景。随着冷战的结束，学者们开始对冷战这段历史进行反思，同时也在反思冷战背景对柏林危机的影响。《我们都是冷战的输家》就是一部反省冷战的论著，作者指出，冷战体系内，对峙双方各怀不安全感，但为减少不安全感而采取的手段却往往极富挑衅性。柏林危机中赫鲁晓夫与肯尼迪的表现就是如此（注：理查德·内德·莱博、贾理斯·格罗斯·斯坦合著：《我们都是冷战的输家》（Richard Ned Lebowand Jarice Gross Stein,We all Lost theCold War），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49—72页。）。理查德·克罗克特在《50年战争》一书中认为，冷战体系是一种特殊的国际政治背景，柏林危机发生于50年代中期至60年代中期这样一个从冷战向缓和过渡的特定阶段，这就决定了美苏决策者都呈现出矛盾性的特征。艾森豪威尔一面是“和平的使者”，一面又是军工复合体和核武器防御政策的提倡者（尽管卸任后，他又抨击军工复合体）。赫鲁晓夫一面倡导“和平共处”，一面又宣称东、西方冲突不可调和。肯尼迪亦如此，一方面他积极主动化解紧张局势，一方面又加强力量挑动冷战（注：理查德·克罗克特：《50年战争》（Richard Crockatt,The Fifty Years War），纽约1995年版，第111—134页。）。研究决策者个人的作用是西方学者一贯的传统，所不同的是，这种研究不再一味地溢美一方而贬抑另一方。《我们都是冷战的输家》与《50年战争》所得出的研究结论与后修正派的观点吻合：对于冷战，美苏都负有责任。
这一时期苏联方面的研究同前期一样，主要见于当事人的回忆录。多勃雷宁的回忆录《信赖》中有关柏林危机的探讨提出了苏联方面的权威性看法。多勃雷宁指出，赫鲁晓夫确信艾森豪威尔不会让美苏之间发生大的军事冲突。在该书中，他不同意美国一些史学家认为是赫鲁晓夫蓄意破坏了巴黎高峰会议的观点。这位前苏联大使指出了1961年维也纳会议上美苏的冲突，即肯尼迪建议维持欧洲战略和政治现状，并坚持美军不能撤离西柏林，否则会影响美国的根本利益，而苏联领导人坚持西方（美、英、法三国）要从西柏林撤军，结束西柏林的占领体制，并意欲迫使美国同意分别缔结对东、西德和约，使德国分裂固定化、合法化。多勃雷宁还指出，维也纳会晤后肯尼迪政府遵循的政策是在西欧维持足够的驻军，以避免引发大的冲突，直至古巴导弹危机之中。当赫鲁晓夫重提德国与柏林问题，美国的方针依然是维持现状、等着瞧。多勃雷宁认为，1963年秋，美国政府对苏实行更为积极的、缓和的外交（注：阿纳托利·多勃雷宁：《信赖》（Anatoly Dobrynin,In Confidence），纽约1995年版，第38—106页。）。多勃雷宁自1962年3月至1986年 3月一直担任苏联驻华盛顿大使，他的经历加之他的回忆录问世的时间（1995年）都使他的某些观点有别于前述提到的苏联领导人的看法。当然，柏林危机只是作为他的丰富经历的片段来概述，因此也难以称得上是详尽的研究。
总之，80年代末至今，国外对柏林危机的研究无论是研究角度和内容还是研究结论都较前段时期有新的变化和突破，在研究方法上更体现了历史学的研究特色。但这段时期对柏林危机的研究未曾有专著问世，研究者大多将柏林危机作为个案纳入某一主题的研究框架之中进行分析，尽管这些研究角度都较灵活，观点也较前有所变化发展，但研究的内容相对很粗略，客观上由于无法获取系统详实的档案材料，这就难免使研究显得单薄。借助于新近公布的《美国对外关系文件，1958—1963》可望在某种程度上弥补上述不足。
三、柏林危机档案解密及其研究
美国国务院《美国对外关系文件，1958—1963》解密，有关柏林危机（1958—1963）的文件分4卷先后于1993、1994年出版， 分别是《美国对外关系文件，1958—1960》第8卷：《柏林危机，1958—1959 》；《美国对外关系文件，1958—1960》第9卷：《柏林危机，1959— 1960》；《美国对外关系文件，1961—1963》第14卷：《柏林危机，1961—1962》；《美国对外关系文件，1961—1963》第 15 卷：《柏林危机，1962—1963》。4卷本《柏林危机，1958—1963 》档案总共约三千余页，主要从美国的视角透视了柏林危机的发展过程，为学者深入研究危机中相关各国的政策运作，尤其是为研究美国在危机中的政策提供了较全面的原始档案材料。当然涉及军事机密或盟国（如西德）比较敏感的内容，在整理中做了相应的删略。艾森豪威尔时期的两卷档案删略比率分别在4.7%、4%弱。肯尼迪任期内的两卷档案是在1991年整理的，由于国际政治环境发生了人所共知的变化，这两卷档案的删略比率降至不足1%，更多的军事机密材料被保留在解密档案之中（注：托马斯· A.施瓦茨：《柏林危机与冷战》（Thomas A.Schwartz,"The Berlin Crisisand the Cold War"），《外交史》（Diplomatic History）第21卷第1期（1997年冬季号）。）。
新近解密的4卷本《柏林危机》档案具有很高的史料价值， 但目前尚未被研究者利用。这部分史料不仅系统地反映了美国在整个危机中的政策运作，而且对柏林危机中的重大事件、柏林危机与古巴导弹危机的关系，危机中美国与西欧盟国尤其与西德的关系以及柏林危机的时间跨度等问题提供了新的更为明确的解释。档案反映出推动苏美英法四国解决德国问题、柏林问题的日内瓦会议的主要动力来自麦克米伦和艾森豪威尔。在外长会议没有希望达成协议的情况下，为避免局势恶化，是艾森豪威尔主动提出邀请赫鲁晓夫访美（注：《美国对外关系文件，1958—1960》（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第8卷， 华盛顿1993年版，第1029页。）。另外，苏联挑起柏林危机的动机也不只是阻止西德的核武器武装，苏联的意图可以说是一箭多雕。驻苏大使汤普森分析，苏联的意图主要有5个：1.稳定东德政权， 使东德获得外交承认；2.使德国东部边界合法化；3.中立西柏林，最终将其纳入东德；4.削弱北约联盟；5.损害美国的信誉和声望（注：《美国对外关系文件，1961—1963》第14卷，华盛顿1994年版，第139—140页。）。这些都大大丰富了前述希克等人的观点。
在艾森豪威尔任期内，流产的巴黎高峰会议对柏林危机产生了重大的影响。对于U—2飞机事件与这次流产的会议之间的关系，解密档案展示了比前述提到的比奇洛斯、艾森豪威尔的提法更为合理的解释。档案反映出对于定于1960年5月16日的巴黎高峰会议， 艾森豪威尔政府曾是寄予厚望的，负责欧洲事务的助理国务卿福伊·科勒指出：“德国与柏林是关涉到战与和的急务，正是这个问题导致了高峰会议。”（注：《美国对外关系文件，1958—1960》第9卷，华盛顿1993年版，第173页。）就在高峰会议前两个月，国务卿赫脱指出：“事实上我们已经向苏方承诺，总统将在最高会议上进行富有成果的谈判”。艾森豪威尔本人也表示就谈判议题等问题，“美国人决不唯阿登纳的僵硬态度是从”（注：《美国对外关系文件，1958—1960》第9卷，第218页。）。档案还反映出为了巴黎会议，美、英、法、西德四国准备了长达五个月之久，而巴黎会议也是赫鲁晓夫热切追求的政治外交目标，他曾希望通过大国会议解决包括德国、柏林问题在内的重大国际问题。这里暂且撇开U—2飞机事件本身的是与非、巴黎会议举行后成功与否的假设以及巴黎会议破产的责任在谁的问题不谈，可以得出的一个结论是U—2事件导致巴黎会议破产，而这在不同程度上对赫鲁晓夫、艾森豪威尔来说都是个意外。
柏林墙是柏林危机最显在的后果之一，这堵墙曾一度被视为冷战的象征。但是在柏林墙修筑之初，美国为首的西方的反应却是十分克制的，施莱辛格、加塔道尔的著述都揭示了这一事实，但他们没有揭示这种克制态度缘于美国明确了其在东、西柏林的利益，即美国将西柏林确定为其生命攸关的利益，而东柏林被事实上纳入东德却不是美国诉诸武力加以解决的问题。两位学者也没有深入揭示柏林墙事件对危机当事国关系的重大影响。美国对柏林墙不予挑战，这引起了西柏林人、西德人的恐慌与不满，由此产生了对美国的信任危机（注：《美国对外关系文件，1961—1963》第14卷，第207—208、340页。）。因此， 柏林墙事件的影响不在于激化苏、美矛盾，而是使德美关系一度陷入紧张，这是很值得注意又常被忽略的问题。新解密的柏林危机档案可以在很大程度上弥补以往对危机中美德关系研究的不足，较为详细地反映美国与盟国间的一致与冲突。
此外，新档案还揭示了柏林危机与古巴导弹危机之间的紧密关系（注：托马斯·A.施瓦茨：《柏林危机与冷战》，《外交史》第21 卷第1期（1997年冬季号）。）。比如，一方面由于担心苏联在柏林采取行动，美国在导弹危机中所采取的政策相当谨慎，另一方面美国又想通过在处理导弹危机时表现出的坚定性来提升美国承诺的可信度，以利于解决柏林危机。更为重要的是，美国政府认为，苏联在古巴的行动是为其在柏林摊牌作准备（注：《美国对外关系文件，1961—1963》第15卷，第392—394、405、398—399页。）。
新解密档案还可以对柏林危机的延续时间作出新的解释。对于柏林危机的起始时间，研究者几乎不存在争议，但对于柏林危机何时结束却说法不一。有的学者认为，柏林墙事件之后，柏林危机事实上就结束了（注：托马斯·A.施瓦茨：《柏林危机与冷战》，《外交史》第21卷第1期（1997年冬季号）。）。新解密档案反映出，柏林墙事件之后， 美国方面一直十分担心苏联采取单方面行动，缔结对东德和约，并在此基础上威胁西方在西柏林的利益，因此美国一方面加紧准备对苏谈判，同时又在加强军事准备。古巴导弹危机结束后，美苏还在继续就德国问题、柏林问题展开一系列谈判，邦迪向肯尼迪总统建议，“要抓住（导弹危机后的）有利时机，尽最大努力为柏林问题，可能的话，为德国问题寻找到一个长期的解决方案”（注：《美国对外关系文件，1961—1963》第15卷，第411页。）。而尼采认为，古巴导弹危机之后， “苏联对柏林的政策会变得强硬还是放松的问题还难以确定”（注：《美国对外关系文件，1961—1963》第15卷，第415页。）。 这些都反映出古巴导弹危机之后，柏林危机并没有随之结束，而是到了1963年10月10日，在葛罗米柯与肯尼迪关于德国与西柏林问题的最后一次会谈中，当葛罗米柯再次提出缔结对德和约，将西柏林变成非军事化的自由城市时，肯尼迪向他表示，“近几个月来局势事实上已经缓和了”，他“希望保持这种状态”（注：《美国对外关系文件，1961—1963》第15卷，第592 页。）。苏联的要求对美国已不构成威胁，美国已经不再将柏林问题作为外交急务，这样，柏林危机历经5年之久，终于结束。^
【专 题 号】K5
【复印期号】2000年09期
【原文出处】《世界历史》(京)2000年03期第88～94页
【作者简介】刘得手 南京大学国际关系研究所博士研究生。
一、60年代中期至80年代中期国外研究柏林危机的状况
60年代中期至80年代中期，西方对柏林危机的研究多以专著的形式出现，强调在美苏对峙的冷战背景下研究柏林危机，挑战与反应是这一时期研究的基本模式，这一模式突出了苏联的威胁及西方遏制苏联扩张野心的必要。由于当时的研究处于东西方冷战这一国际政治背景之下，因此，他们的研究不可避免地带有浓厚的意识形态色彩。
70年代，西方出版了两部关于柏林危机的专著，它们是罗伯特·斯拉泽的《1961 年的柏林危机》和杰克·希克的《柏林危机， 1958 —1962》。斯拉泽分析了来自苏联方面对柏林危机的影响因素，他认为，苏联领导层在基本政策问题上存在着不可调和的分歧，其内部因此发生了严重分裂，这种状况造成了对柏林危机的影响。在柏林问题上，赫鲁晓夫的副手柯兹洛夫奉行比赫鲁晓夫强硬的路线。斯拉泽进一步认为，柏林危机期间，苏联政策的变动、忽冷忽热的表现以及发出最后通牒又使之延期，这些都是由于克里姆林宫内部权力斗争的结果。为了保住自己的位置，赫鲁晓夫需要跟领导层内的强硬派协调立场。但斯拉泽孤立地研究1961年的柏林危机，马丁·J.希伦布兰德认为这是不妥当的（注：转引自马丁·J. 希伦布兰德主编：《柏林的未来》（Generaleditor:Matin S.Hillenbrand,The Future of Berlin），蒙特莱尔1980年版，第17、13页。）。对此笔者也有同感。希克认为，赫鲁晓夫挑起柏林危机的动机是阻止西德重新武装，尤其是西德的核武装。但由于赫鲁晓夫讹诈的步子迈得太大，在古巴部署导弹，对此，肯尼迪政府作出了坚决的反应，迫使苏联核设施撤出古巴。古巴导弹危机的结局使赫鲁晓夫不敢再在柏林问题上轻举妄动。这样，由于恐惧导弹而引起的柏林危机就由一场真正的导弹危机而结束。希克对美国以谈判为手段处理柏林危机提出批评，并将责任过多地归咎于杜勒斯。他认为美国是在受胁迫的情况下率西方盟国参加对苏谈判的，谈判挫伤了大西洋联盟（注：杰克·M.希克：《柏林危机，1958—1962》（Jack M.Schick, The BerlinCrisis 1958—1962）第16卷，费城大学出版社1971年版，第207、 240页。）。其实，希克对杜勒斯的批评是不恰当的，因为杜勒斯的国务卿一职早在1959年4月就由赫脱接任，他也于当年5月就病逝了，而当时苏、美、英、法四国解决德国问题、柏林问题的日内瓦外长会议（1959年5月11日—8月5日）则刚刚开始不久。
柏林危机延续的时段长、事件多，便于学者选取其中的某一事件进行详细研究，如迈克尔·比奇洛斯的《五·一节艾森豪威尔、赫鲁晓夫与U—2事件》（以下简称《五·一节》），德国学者霍诺雷·加塔道尔的《肯尼迪与柏林墙危机》，诺曼·盖尔布的《柏林墙》等（注：诺曼·盖尔布：《柏林墙》（Norman Gelb,The Berlin Wall — Kennedy,Hrushchev and a Showdown in the Heart of Europe），纽约1987年版。）。柏林危机期间当政的西方元首回忆录中对柏林危机也都有论及，如艾森豪威尔的《缔造和平》、阿瑟·施莱辛格的《一千天：肯尼迪的白宫岁月》（以下简称《一千天》）、麦克米伦的《乘风破浪》（注：哈罗德·麦克米伦：《乘风破浪》（Harold Macmillan,Riding theStorm），纽约1971年版。）。
在艾森豪威尔执政期间，U—2飞机事件（1960年5月1日）影响较大，因为它的直接后果是导致旨在解决德国问题、柏林问题的巴黎高峰会议（1960年5月16日）的破产。对此，比奇洛斯在1986 年出版的《五·一节》一书中认为，艾森豪威尔对派遣间谍机一直疑虑重重，苏联方面也曾几次提出抗议，但在1959年9月“戴维营”会谈期间， 赫鲁晓夫并没有提及这个问题。比奇洛斯的结论是，一定程度上U—2事件破坏了巴黎高峰会议，苏美两国政府对此都难辞其咎（注：迈克尔·K.比奇洛斯：《五·一节 艾森豪威尔、 赫鲁晓夫与U —2 事件》（Michael K.Bechloss,May Day Eisenhower,Khrushehev and the U—2 Affair），纽约1986年版，第125、215、380页。）。 艾森豪威尔在其回忆录《缔造和平》中提出了自己的看法，他认为，实行U—2侦察计划实属必要，这是出于对美国安全的考虑。巴黎高峰会议即使举行了也注定要失败，只会给自由世界带来更大的幻灭，赫鲁晓夫将利用这个失败为借口，取消他的莫斯科之行，U—2事件使这更简单了（注：德怀特·D.艾森豪威尔：《缔造和平》（Dweight D.Eisenhower,Waging Peace ）， 纽约1965年版，第544、588页。）。对于U—2计划，艾森豪威尔所表现的态度明显比比奇洛斯在《五·一节》一书中所认为的要强硬。但艾森豪威尔却掩饰了U—2事件与巴黎高峰会议破产之间的关系。
肯尼迪任期内，1961年8月13 日的柏林墙事件是柏林危机中又一重大事件，距赫鲁晓夫与肯尼迪维也纳会晤（1961年6月3日—4 日）仅两个月时间突发的这一事件所产生的影响尤为深远。 德国学者加塔道尔1980年出版的《肯尼迪与柏林墙危机》也是一部研究柏林危机的专著。该书主要研究了1961年2月—1961年8月这段时期肯尼迪对柏林危机的决策。他指出，肯尼迪和其他高层官员完全期望东德政府在苏联的允许和协助下采取强硬措施，阻止东德人口经由西柏林外流。因此，对于柏林墙事件，肯尼迪政府的政策是不作出反应。同时，肯尼迪政府对苏联在东柏林的势力范围也不予挑战（注：霍诺雷·加塔道尔：《肯尼迪与柏林墙危机》（Honore M. Catudal, Kennedy and the Berlin WallCrisis），柏林1980年版，第38、251—253页。）。对此，施莱辛格也有类似的看法，他在《一千天》中指出，早在1961年 8月初，肯尼迪就声言，如果赫鲁晓夫要染指西柏林，他将联合盟国采取行动，而如果赫鲁晓夫只是在东柏林行事，则不予理睬。施莱辛格还指出，肯尼迪认识到苏联所提出的将西柏林变成非军事化自由城市的政策的危险性，并认为苏联的目的是以此中立西德，进而使西欧中立化。肯尼迪十分清楚，西德是决定西欧自由与否的关键。施莱辛格进一步指出，肯尼迪修改了以往西方的谈判框架，认为以德国统一为谈判目标是不现实的，但同时他又不想承认东德而使德国分裂的观念永久化，担心那样会削弱与西德的关系及西德与西欧的关系（注：阿瑟·M.施莱辛格：《一千天：肯尼迪的白宫岁月》（Arthur M.Schlesinger, Jr, A Thousand Days: Kennedy's White House Years），纽约1965年版，第366、353、371页。）。前述两位研究者尽管把握了肯尼迪政府对西柏林、东柏林所采取的不同立场，但没有明确指出实际上是美国在东西柏林的利益决定了它在柏林墙问题上的态度，也没有指出柏林墙事件对柏林危机当事国关系的影响。
这一时期苏联方面对柏林危机的研究散见于A.C.阿尼金等编的《外交史》，其中突出强调西德的军国主义、复仇主义威胁及来自西柏林的颠覆活动。为此，苏联主张解决对德媾和问题和西柏林问题（注：A. C.阿尼金等编：《外交史》第5卷，三联书店1983年版，第619—620页。）。《赫鲁晓夫回忆录》中对苏联行动的原因也持这种观点，同时赫鲁晓夫更强调东德的人口流失造成的严重后果，因此，民主德国对东西柏林边界采取了控制措施（注：《赫鲁晓夫回忆录》，东方出版社1988年版，第646—658页。）。有关柏林危机问题，葛罗米柯在回忆录《永志不忘》中只涉及三个内容，即U—2事件破坏了巴黎高峰会议，在1961年6月维也纳会议上美苏无法对德和约问题取得一致， 以及民主德国在十分紧张的政治局势下对与西柏林的边界加强了控制（注：葛罗米柯：《永志不忘》，世界知识出版社1980年版，第490页。）。 上述苏联方面对柏林危机的研究和论述都较简略，几乎是一笔带过，但与西方的观点形成了鲜明对照。
总之，这一时期国外对柏林危机的研究大都集中于东西方对峙这一冷战背景下的美苏关系，并侧重于研究危机中的某些重大事件及其对危机的影响，西方学者的研究还包括美国的政策并对其进行评价，以及危机中苏联的政策和对其变化的原因进行剖析。
二、80年代末90年代初的研究概况
1989年11月柏林墙被推倒，1990年10月两德实现了统一，长达四十余年的冷战也走向终点。国际政治格局的变化对学者的研究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这一时期西方的一些学者既继承了前段时期研究的特点，即侧重于对美苏两大国对外政策的探讨，又在研究角度及研究结论方面有新的突破，如阿尔文·鲁宾斯坦从苏联对西欧的政策从属于其东欧政策角度探讨柏林危机，指出赫鲁晓夫的意图是维护东欧的稳定而非控制西欧（注：阿尔文·Z.鲁宾斯坦：《战后苏联外交政策》（Alvin Z.Rubinstein,Soviet Foreign Policy From World War Ⅱ）， 哈玻科林斯出版社1992年版，第124—125页。）。西翁·布朗是从美国对苏政策的角度进行研究，他指出，在柏林危机中，肯尼迪政府比艾森豪威尔政府对苏联的态度强硬，同时他又揭示了苏美双方相互挑战并作出反应的过程（注：西翁·布朗：《权力面面观》（Seyom Brown,The Faces of Power——the United States Foreign Policy from Truman to Clinton）， 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119—120页。）。安利·普契的观点更进一步，他赞同西奥多·温特的说法，即柏林危机是一场奇怪的危机。他指出，正是由于肯尼迪的危机演讲，促使柏林危机发生、激化，肯尼迪借此获取了舆论和公众对其领导和政策的支持（注：阿莫斯·基夫主编：《当代总统与危机演说》（Generaleditor: Amos Kiewe, TheModern Presidency and Crisis Rhetoric），伦敦1994年版，第67 —68页。）。鲁宾斯坦、布朗、安利·普契三位学者的研究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冷战修正派的思想倾向。
80年代末90年代初，国外学者还着重研究了柏林危机中英国的政策、西方盟国间的一致与分歧，如柯蒂森·基布尔的《英国与苏联》一书就是从英国在柏林危机中的政策运作角度分析了麦克米伦1959年2 月的莫斯科之行，及麦氏竭力推动举行巴黎会议（1960年5月）的过程， 指出危机的最终解决有赖于苏、美双方的决定而不是其他（注：柯蒂森·基布尔：《英国与苏联1917—1989》（Curtisn Keeble, Britain andthe Soviet Union 1917—1989），圣·马丁出版社1990年版，第258—266页。）。基布尔的研究遵循了冷战史学中非极论派的研究思路， 但结论却还是回到了冷战两极论。沃尔弗勒姆·汉瑞德在其著作《德国、美国、欧洲》中指出，美国和西德在柏林问题、德国问题上存在观点分歧。在对苏关系上，英美不像德法那样强硬（注：沃尔弗勒姆·F.汉瑞德：《德国、美国、欧洲——德国外交政策40年》， 耶鲁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166—169页。）。这种看法不仅弱化了美苏对抗的程度，而且突出了盟国间的不一致。弗兰克·宁柯威茨在《德国与美国》一书中则集中剖析了柏林危机中美德立场的分歧（注：弗兰克·A.宁柯威茨：《德国与美国》（Frank A.Ninkovich,Germany and the UnitedStates），纽约1995年版，第116—135页。）。柏林危机中盟国间的关系确实错综复杂，帕斯卡莱茵·怀南特研究指出，在柏林危机中英国首相麦克米伦积极支持美国通过谈判达成协议，而戴高乐将军却与美国保持距离（注：帕斯卡莱茵·怀南特：《艾森豪威尔、肯尼迪与欧洲的联合国家》（Pascaline Winand,Eisenhower Kennedy And the UnitedStates of Europe），圣·马丁出版社1993年版，第259—275页。）。法国在柏林危机中的外交政策是积极支持西德的强硬立场，使西德疏远美国而向法国靠拢。
近几年，史学界研究冷战出现了一个重要的倾向，即着眼于研究东西对峙两大集团内部大国与小国间的外交政策互动关系，其研究突出了相对弱小的盟国对大国外交政策的掣肘。格雷戈里·特里威尔顿对柏林危机的研究就反映了这种倾向。在《美国、德国与欧洲的未来》一书中，他认为，在柏林危机过程中，苏联承受东德争取外交承认及维持内部稳定的压力，美国则承受西德尽可能孤立东德并推动德国统一的压力（注：格雷戈里·特里威尔顿：《美国、 德国与欧洲的未来》（GregoryF.Treverton,America,Germany and the Future of Europe），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133—141页。）。这样，美苏的对抗与冲突便不显得十分激烈。
事实上，研究柏林危机不能脱离东西方两大集团对峙这样一个大的国际政治背景。随着冷战的结束，学者们开始对冷战这段历史进行反思，同时也在反思冷战背景对柏林危机的影响。《我们都是冷战的输家》就是一部反省冷战的论著，作者指出，冷战体系内，对峙双方各怀不安全感，但为减少不安全感而采取的手段却往往极富挑衅性。柏林危机中赫鲁晓夫与肯尼迪的表现就是如此（注：理查德·内德·莱博、贾理斯·格罗斯·斯坦合著：《我们都是冷战的输家》（Richard Ned Lebowand Jarice Gross Stein,We all Lost theCold War），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49—72页。）。理查德·克罗克特在《50年战争》一书中认为，冷战体系是一种特殊的国际政治背景，柏林危机发生于50年代中期至60年代中期这样一个从冷战向缓和过渡的特定阶段，这就决定了美苏决策者都呈现出矛盾性的特征。艾森豪威尔一面是“和平的使者”，一面又是军工复合体和核武器防御政策的提倡者（尽管卸任后，他又抨击军工复合体）。赫鲁晓夫一面倡导“和平共处”，一面又宣称东、西方冲突不可调和。肯尼迪亦如此，一方面他积极主动化解紧张局势，一方面又加强力量挑动冷战（注：理查德·克罗克特：《50年战争》（Richard Crockatt,The Fifty Years War），纽约1995年版，第111—134页。）。研究决策者个人的作用是西方学者一贯的传统，所不同的是，这种研究不再一味地溢美一方而贬抑另一方。《我们都是冷战的输家》与《50年战争》所得出的研究结论与后修正派的观点吻合：对于冷战，美苏都负有责任。
这一时期苏联方面的研究同前期一样，主要见于当事人的回忆录。多勃雷宁的回忆录《信赖》中有关柏林危机的探讨提出了苏联方面的权威性看法。多勃雷宁指出，赫鲁晓夫确信艾森豪威尔不会让美苏之间发生大的军事冲突。在该书中，他不同意美国一些史学家认为是赫鲁晓夫蓄意破坏了巴黎高峰会议的观点。这位前苏联大使指出了1961年维也纳会议上美苏的冲突，即肯尼迪建议维持欧洲战略和政治现状，并坚持美军不能撤离西柏林，否则会影响美国的根本利益，而苏联领导人坚持西方（美、英、法三国）要从西柏林撤军，结束西柏林的占领体制，并意欲迫使美国同意分别缔结对东、西德和约，使德国分裂固定化、合法化。多勃雷宁还指出，维也纳会晤后肯尼迪政府遵循的政策是在西欧维持足够的驻军，以避免引发大的冲突，直至古巴导弹危机之中。当赫鲁晓夫重提德国与柏林问题，美国的方针依然是维持现状、等着瞧。多勃雷宁认为，1963年秋，美国政府对苏实行更为积极的、缓和的外交（注：阿纳托利·多勃雷宁：《信赖》（Anatoly Dobrynin,In Confidence），纽约1995年版，第38—106页。）。多勃雷宁自1962年3月至1986年 3月一直担任苏联驻华盛顿大使，他的经历加之他的回忆录问世的时间（1995年）都使他的某些观点有别于前述提到的苏联领导人的看法。当然，柏林危机只是作为他的丰富经历的片段来概述，因此也难以称得上是详尽的研究。
总之，80年代末至今，国外对柏林危机的研究无论是研究角度和内容还是研究结论都较前段时期有新的变化和突破，在研究方法上更体现了历史学的研究特色。但这段时期对柏林危机的研究未曾有专著问世，研究者大多将柏林危机作为个案纳入某一主题的研究框架之中进行分析，尽管这些研究角度都较灵活，观点也较前有所变化发展，但研究的内容相对很粗略，客观上由于无法获取系统详实的档案材料，这就难免使研究显得单薄。借助于新近公布的《美国对外关系文件，1958—1963》可望在某种程度上弥补上述不足。
三、柏林危机档案解密及其研究
美国国务院《美国对外关系文件，1958—1963》解密，有关柏林危机（1958—1963）的文件分4卷先后于1993、1994年出版， 分别是《美国对外关系文件，1958—1960》第8卷：《柏林危机，1958—1959 》；《美国对外关系文件，1958—1960》第9卷：《柏林危机，1959— 1960》；《美国对外关系文件，1961—1963》第14卷：《柏林危机，1961—1962》；《美国对外关系文件，1961—1963》第 15 卷：《柏林危机，1962—1963》。4卷本《柏林危机，1958—1963 》档案总共约三千余页，主要从美国的视角透视了柏林危机的发展过程，为学者深入研究危机中相关各国的政策运作，尤其是为研究美国在危机中的政策提供了较全面的原始档案材料。当然涉及军事机密或盟国（如西德）比较敏感的内容，在整理中做了相应的删略。艾森豪威尔时期的两卷档案删略比率分别在4.7%、4%弱。肯尼迪任期内的两卷档案是在1991年整理的，由于国际政治环境发生了人所共知的变化，这两卷档案的删略比率降至不足1%，更多的军事机密材料被保留在解密档案之中（注：托马斯· A.施瓦茨：《柏林危机与冷战》（Thomas A.Schwartz,"The Berlin Crisisand the Cold War"），《外交史》（Diplomatic History）第21卷第1期（1997年冬季号）。）。
新近解密的4卷本《柏林危机》档案具有很高的史料价值， 但目前尚未被研究者利用。这部分史料不仅系统地反映了美国在整个危机中的政策运作，而且对柏林危机中的重大事件、柏林危机与古巴导弹危机的关系，危机中美国与西欧盟国尤其与西德的关系以及柏林危机的时间跨度等问题提供了新的更为明确的解释。档案反映出推动苏美英法四国解决德国问题、柏林问题的日内瓦会议的主要动力来自麦克米伦和艾森豪威尔。在外长会议没有希望达成协议的情况下，为避免局势恶化，是艾森豪威尔主动提出邀请赫鲁晓夫访美（注：《美国对外关系文件，1958—1960》（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第8卷， 华盛顿1993年版，第1029页。）。另外，苏联挑起柏林危机的动机也不只是阻止西德的核武器武装，苏联的意图可以说是一箭多雕。驻苏大使汤普森分析，苏联的意图主要有5个：1.稳定东德政权， 使东德获得外交承认；2.使德国东部边界合法化；3.中立西柏林，最终将其纳入东德；4.削弱北约联盟；5.损害美国的信誉和声望（注：《美国对外关系文件，1961—1963》第14卷，华盛顿1994年版，第139—140页。）。这些都大大丰富了前述希克等人的观点。
在艾森豪威尔任期内，流产的巴黎高峰会议对柏林危机产生了重大的影响。对于U—2飞机事件与这次流产的会议之间的关系，解密档案展示了比前述提到的比奇洛斯、艾森豪威尔的提法更为合理的解释。档案反映出对于定于1960年5月16日的巴黎高峰会议， 艾森豪威尔政府曾是寄予厚望的，负责欧洲事务的助理国务卿福伊·科勒指出：“德国与柏林是关涉到战与和的急务，正是这个问题导致了高峰会议。”（注：《美国对外关系文件，1958—1960》第9卷，华盛顿1993年版，第173页。）就在高峰会议前两个月，国务卿赫脱指出：“事实上我们已经向苏方承诺，总统将在最高会议上进行富有成果的谈判”。艾森豪威尔本人也表示就谈判议题等问题，“美国人决不唯阿登纳的僵硬态度是从”（注：《美国对外关系文件，1958—1960》第9卷，第218页。）。档案还反映出为了巴黎会议，美、英、法、西德四国准备了长达五个月之久，而巴黎会议也是赫鲁晓夫热切追求的政治外交目标，他曾希望通过大国会议解决包括德国、柏林问题在内的重大国际问题。这里暂且撇开U—2飞机事件本身的是与非、巴黎会议举行后成功与否的假设以及巴黎会议破产的责任在谁的问题不谈，可以得出的一个结论是U—2事件导致巴黎会议破产，而这在不同程度上对赫鲁晓夫、艾森豪威尔来说都是个意外。
柏林墙是柏林危机最显在的后果之一，这堵墙曾一度被视为冷战的象征。但是在柏林墙修筑之初，美国为首的西方的反应却是十分克制的，施莱辛格、加塔道尔的著述都揭示了这一事实，但他们没有揭示这种克制态度缘于美国明确了其在东、西柏林的利益，即美国将西柏林确定为其生命攸关的利益，而东柏林被事实上纳入东德却不是美国诉诸武力加以解决的问题。两位学者也没有深入揭示柏林墙事件对危机当事国关系的重大影响。美国对柏林墙不予挑战，这引起了西柏林人、西德人的恐慌与不满，由此产生了对美国的信任危机（注：《美国对外关系文件，1961—1963》第14卷，第207—208、340页。）。因此， 柏林墙事件的影响不在于激化苏、美矛盾，而是使德美关系一度陷入紧张，这是很值得注意又常被忽略的问题。新解密的柏林危机档案可以在很大程度上弥补以往对危机中美德关系研究的不足，较为详细地反映美国与盟国间的一致与冲突。
此外，新档案还揭示了柏林危机与古巴导弹危机之间的紧密关系（注：托马斯·A.施瓦茨：《柏林危机与冷战》，《外交史》第21 卷第1期（1997年冬季号）。）。比如，一方面由于担心苏联在柏林采取行动，美国在导弹危机中所采取的政策相当谨慎，另一方面美国又想通过在处理导弹危机时表现出的坚定性来提升美国承诺的可信度，以利于解决柏林危机。更为重要的是，美国政府认为，苏联在古巴的行动是为其在柏林摊牌作准备（注：《美国对外关系文件，1961—1963》第15卷，第392—394、405、398—399页。）。
新解密档案还可以对柏林危机的延续时间作出新的解释。对于柏林危机的起始时间，研究者几乎不存在争议，但对于柏林危机何时结束却说法不一。有的学者认为，柏林墙事件之后，柏林危机事实上就结束了（注：托马斯·A.施瓦茨：《柏林危机与冷战》，《外交史》第21卷第1期（1997年冬季号）。）。新解密档案反映出，柏林墙事件之后， 美国方面一直十分担心苏联采取单方面行动，缔结对东德和约，并在此基础上威胁西方在西柏林的利益，因此美国一方面加紧准备对苏谈判，同时又在加强军事准备。古巴导弹危机结束后，美苏还在继续就德国问题、柏林问题展开一系列谈判，邦迪向肯尼迪总统建议，“要抓住（导弹危机后的）有利时机，尽最大努力为柏林问题，可能的话，为德国问题寻找到一个长期的解决方案”（注：《美国对外关系文件，1961—1963》第15卷，第411页。）。而尼采认为，古巴导弹危机之后， “苏联对柏林的政策会变得强硬还是放松的问题还难以确定”（注：《美国对外关系文件，1961—1963》第15卷，第415页。）。 这些都反映出古巴导弹危机之后，柏林危机并没有随之结束，而是到了1963年10月10日，在葛罗米柯与肯尼迪关于德国与西柏林问题的最后一次会谈中，当葛罗米柯再次提出缔结对德和约，将西柏林变成非军事化的自由城市时，肯尼迪向他表示，“近几个月来局势事实上已经缓和了”，他“希望保持这种状态”（注：《美国对外关系文件，1961—1963》第15卷，第592 页。）。苏联的要求对美国已不构成威胁，美国已经不再将柏林问题作为外交急务，这样，柏林危机历经5年之久，终于结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