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明清史 |
论罗马奴隶主的奢侈性消费
陆霞
【专题名称】世界史
【专 题 号】K5
【复印期号】2000年09期
【原文出处】《湘潭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00年02期第50～54页
【英文标题】Extravagant Consumption of Slave Owners in Ancient RomanCountry
LU Xia
(Department of Politics and History, Shaoyang Teachers'College, Shaoyang, Hunan 410008, China)
【作者简介】陆霞（1963—），男，湖南邵阳人，邵阳师专历史系讲师。邵阳师专 政史系，湖南 邵阳 410008
【关 键 词】消费/非劳动所得/城市化/超前性/病态性/畸形/萎缩consumption/ profits from others' work/ urburnization/precedence/morbidness/deformity/shrink
中图分类号：K545.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5981 （2000）—0050—05
马克思说：“古代国家灭亡的标志不是生产过剩，而是达到骇人听闻和荒诞无稽的程度的消费过度和疯狂的消费。”[1]（P434 ）古代罗马国家经历帝国初期的鼎盛后，之所以迅速走向衰亡，它与罗马奴隶主的奢侈浪费性消费是密不可分的。对于古代罗马奴隶主消费中的奢侈性倾向目前史学界还无专文论及，本文试就罗马奴隶主奢侈性消费形成的经济前提、基本特征及其对生产的影响作一粗浅探讨。
一
古代罗马奴隶主生活消费中的奢侈化，发韧于公元前三世纪，到帝国时代则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奴隶主的这种奢侈性消费，集中体现在吃喝、衣饰、居住和娱乐四个方面。
（一）挥霍浪费性的吃与喝。罗马奴隶主非常讲究吃，极力追求吃的品位和格调。“为了满足口腹之欲，他们搜遍了陆地和海上”，许多奴隶主贵族不惜耗费人力物力搜求特定地区的特异产品。以鱼为例，希腊本都产的鱼以其肉质鲜美而深得罗马贵族喜好。像盖约·格拉古就曾花费1200德克马的高价购买银海豚[2]（P346）。 吃与喝是密不可分的，罗马奴隶主在追求吃的品位和格调之时，纵酒和豪宴也日益成风。贵族们差不多每天晚上都沉溺于喧闹而又淫秽的酒宴之中，在舞女淫荡微笑的魅惑下，在欢乐音乐的陶醉下，宴会很快便变成毫无节制的狂饮。科路美拉说：“我们经常享用过量的饮宴，我们甚至用蒸气浴来使自己大量出汗以便消除每天饮食过度所带来的消化不良；在擦干我们汗津津的身体后，又会感到口渴难挨又思饮宴。”[3]（P50）奴隶主们“一个劲地宴饮，把他们的荣誉、公正、信仰的名字都置诸脑后。一些政府首脑……喝得摇摇欲坠，完全丧失了神志”。上有所好，下有所效，罗马的下层群众也纷纷效仿奴隶主贵族，热衷于纵酒。帝国时代，许多城市都开设有众多酒吧，以供大众饮宴。在庞培故城，人们发现了120 个酒吧遗址，在罗马的殖民港口奥古提亚，也发现有14个酒吧[4]（P248）。
罗马奴隶主讲究吃喝，几乎日日宴饮，把饮宴看成身分地位的象征，由此展开竞争，比试谁消耗的财富多，看看谁家的饮宴新、巧、奇。这样一种饮宴已经完全脱离了吃饱喝足的生活原则，带有明显示富夸豪的目的。
（二）衣饰务尚新奇。从共和末起，罗马人开始讲究起衣饰来了。奥维德说，当时的妇女非常讲究衣饰，在她们看来，如果她们的外表不能引起人注目，她们就不是女人[5]（P65）。奴隶主衣着上追求高档次高质量首先体现在衣料上。当时，精毛织物、呢绒和丝绸深得奴隶主的喜爱。为了满足对丝绸的需求，罗马“同遥远的中国进行了大宗贸易”，“等到丝绸经过漫长多难的旅途到达罗马时，它的价值已与同重量的黄金相等了”[6]（P527）。其次，体现在式样上讲究阔绰、精致和华丽。 当时，高级官吏穿着绣金紫色绸袍，妇女们更是奇装异服，她们成为时尚的领头者。小阿格里披娜有次陪克劳狄皇帝观看竞技表演，她身穿一件金线编织的华美斗篷，光彩夺目，使在场所有的人都眼花缭乱[5] （P65）。除了穿着上的高追求外，为显示富有， 奴隶主还特别讲究缀饰。他们用黄金、珍珠、碧玉和红宝石来装饰服饰、用品和身体。贵族男女手上满戴各种戒子，脖子、耳朵、手臂也用黄金珠宝缀饰。发现于努比亚的镂图青铜碗上的镂图充分体现了帝国时代罗马妇女对缀饰的重视：她的勃子上紧紧束着护领，带着两副项链，其中一副有很大的垂饰，两臂各戴一只手镯和一只臂钏[7]（P443）。奴隶主贵族还非常重视化妆， 男女两性在装饰头发上几乎同等注意，他们十分注重头发的染色、卷烫和梳妆。妇女们更注重面妆，像扑粉、描眉、画唇在当时都已出现。为把人装扮得年轻些，她们用姻脂、白铅粉、各种油脂以及许多其它化合物来装饰头发和皮肤。在化妆中，已经广泛使用香水、头油和脂膏，为提高人们的化妆水平，社会上开设了美容学校[3]（P46）。
（三）备极奢华的居室。早在公元前3世纪， 罗马人的住宅便根据希腊人的范例而加倍扩大，并被加上精美的装饰。公元前1世纪， 罗马富豪在一些风光秀丽的地区大兴华宅。共和末帝国初，罗马奴隶主对居宅的追求表现出三个明显特征，一是讲究规模，更讲究居室结构和功能。一般奴隶主自己使用的住房有7～12个，甚至更多个房间， 像尼录的金宫更占地400英亩。此外，许多奴隶主都拥有众多的别墅， 西塞罗本人在帕拉丁山拥有一座宅第，在乡村还有8栋房子[4]（P174）。小普林尼至少有6栋别墅[3]（P157）。这些别墅的设计都以功能齐备和舒适为标准，遵循着将生活区、娱乐区、卧室分开的原则，非常注意采光、取暖和避风，甚至还注意起隔音来。二是装饰豪华。一般罗马奴隶主居室的地面、墙壁、拱门、壁龛和天花板均用绘画、镶嵌和浮雕艺术装饰。为显示富贵，地板不再用地毯和地席，代之以生动的镶嵌图案覆盖。一些人更以宝石、黄金、象牙来进行装饰。室内摆设也追求精品，会客厅里挂着令人赞叹不绝的油画，餐室里摆着由贵重木料和象牙制成的家具，银的和上等玻璃器皿，窗户上嵌有透明石膏或云母或玻璃[4]（ P249）。三是许多奴隶主在设计修建别墅时，不但要求周边环境美，而且非常注意建筑本身与自然环境的有机结合，要求让建筑反映出主人的情感情调来。像尼录的金宫，其出奇之处“并不在于那些司空见惯的和已经显得庸俗的金堆玉砌，而是在于野趣湖光，林木幽邃，间或旷境别开，风物明朗”[9]（P535）。更多的奴隶主使用各种名贵材料， 构筑花园，将人间胜景纳入其中，以供自己消遣。
（四）疯狂的娱乐。罗马奴隶主的娱乐活动主要有竞技、文化和淫乱娱乐等，而角斗、斗兽、海战和赛马是最为罗马观众所嗜好的娱乐活动。共和末年以来，罗马常常举办大规模的角斗表演。屋大维曾3 次以他自己的名义，5次以他儿子或孙子的名义举办角斗表演， 参加角斗的约有1万人[3]（P10）。公元前后，斗兽又发展起来。 在屋大维安排的26场斗技中，约有3600头非洲动物被追逐和奢杀。公元107年， 在图拉真举办的斗兽中，被打死的珍兽多达11000多头[10]（P93）。海战是模仿海上战斗的表演，规模也是很大的。屋大维曾在台伯河对岸举办过一次海战表演，为此挖了一个长1800尺，宽1200尺的水城，参加战斗的战士便达3000人[3]（P11）。古代罗马人还疯狂地迷恋着赛马，“少年人、老头、妇女、罗马皇帝、我们城里的赤贫汉——大家不分彼此，迷恋地观看着竞赛”。帝国时代，赛马更发展成一种政治活动，赛马人及其队伍都受雇于罗马城对立的派系，各方都有来自各个阶层的狂热的拥护者[3]（P140）。罗马奴隶主还整日沉迷于酒肉声色之中，以淫乱为乐。 大贵族阿格里尼曾在阿格里湖上举行了一个臭名远扬的宴会，宴会安排在一个筏子上，荡浆者是清一色的娈童，按年龄和淫荡的程度排列起来。……在对岸，则是一群裸体的娼妓， 搔首弄姿作各种猥亵的舞蹈[9]（P535）。此外，社会上妓女馆林立，许多奴隶主更以反常的性行为来满足自己的变态欲望，同性恋成为一种公开行为。罗马奴隶主的娱乐是无度的，纵乐是其本质特征。帝国时代，节日的不断增加便反映出这一问题。屋大维时，历法上的节日只有66天，提比略时增加到87天。4 世纪中，破天荒地增加到175天。此外， 一年之中还要举行各种庆祝活动，像图拉真皇帝曾安排过一个持续123天的庆祝[10]（P92）。罗马奴隶主和广大自由民一年中绝大部分时间便浪费于这些游乐之中，这极大腐蚀了他们的精神面貌，加强了公民队伍的畸生性。
共和末帝国初，罗马奴隶主在吃、穿、住和娱乐等方面的奢侈性消费，表现出三个明显特征：第一，规模大、档次高，超前消费十分突出。罗马奴隶主在吃、穿、住、乐诸方面追求高质量高档次，它所达到的消费水平不但远远超出奴隶制生产所能达到的最高水平，而且超出了时代的限制。有人总结说：“象罗马富豪们的一些宴会，一道又一道的珍馐奇味，甚至超过现代纽约的豪华和想象。”[6]（P531 ）庞培城的多样化室内布置和生活的一般标准，直到19世纪才重新达到[4]（P248）。 第二，病态性精神消费高度发达。罗马奴隶主生活消费中的奢华，完全脱离实用实惠的生活原则，带有明显的示富夸豪的目的，从而丧失了生产消费本身的意义，是对社会劳动生产和财富的一种异化。奴隶主热衷于角斗、斗兽和海战等血腥娱乐，以残害奴隶为乐，以变态性行为来满足自己的欲望，表现出强烈的虐待狂品性和反人性。第三，夸豪示富是其本质。罗马奴隶主在生活消费中追求奢侈，除了满足感观享受外，更重要的是想借此显示自己的富有，提高自己的政治声望。共和时代的那些贵族政客，之所以热心公益事业，耗费巨资举办角斗、斗兽和各种竞赛，其目的就在于收买人心，以此谋取政治权益。而帝国时代的皇帝和皇族之所以耗资兴建剧院、竞技场，举办各种公共娱乐，其目的就在于想拉拢平民使之不问政治。
二
任何社会都是“生产生产着消费”，生产“生产出消费的对象、消费的方式和消费的动力”[11]（P95）。 古代罗马奴隶主的奢侈性消费，也是社会生产发展的结果。在共和末帝国初，罗马社会生产发生了明显变化，正是这些变化导致了奢侈性消费的出现。
（一）小农经济衰落，社会财富迅速集中。公元前5世纪至2世纪，是罗马共和国的扩充时期。在对外扩张过程中，奴隶主通过兼并侵吞和强购、强占、租凭等手段，极力扩大地产。于是，社会上土地迅速集中，大地产迅速发展起来。公元前3世纪至2世纪，在意大利农业中涌现出维拉型和拉丁芬型大田庄，前者占地100～500犹格，后者占地500 ～1000犹格。共和末年帝国初期，土地集中更盛。像大贵族西塞罗的田产计有19处，面积达3000～5000犹格，麦特尔占地2万犹格，多米齐依更高达4～6万犹格[12]（P610）。尼录时期，6个地产主竟占有阿非利加全省土地的一半[13]（P35）。奴隶主不但广占田地，还通过巧取豪夺， 积聚了巨额的物质财富。一个叫以西多勒斯的奴隶主传留的遗产有3600对牛，257000头其它牲口和一笔折合250万美元的现款[14]（P39～40）。尼录宫中头号阴谋家塞涅卡标榜安贫乐道， 但他死后留下的遗产高达3万万塞斯特斯之多[15]（P246）。财富的迅速集中是共和末年以来罗马社会发展的一个基本特征，随着它的迅速发展，许多奴隶主手中掌握了巨额的物质资源，这为他们进行奢侈性消费准备了物质基础。
（二）非劳动所得急剧增加。古代罗马是一个以农业为主体的奴隶制大国，共和末年以来，农业生产虽有很大发展，但是，农业劳动的效益仍是低下的。罗马奴隶主积累财富更多地依赖于军事掳获、战争赔款、包税、高利贷和商业投机等非劳动手段。在罗马对外进行的每一次胜利战争中，都有巨额财富流入罗马。 第一次布匿战争后， 罗马国库得到3200银塔兰特，第二次布匿战争则是10000塔兰特（约合7000 万美元）。征服加太基后，斯基比奥给罗马国库带来133000斤白银[16]（P428～429）。公元前2世纪初，罗马远征马其顿地区，从腓力浦五世和安提奥库斯三世手中，分别获得1000和15000塔兰特的赔款。公元前189年，罗马又从马其顿俘获1230根象牙、234只金杯、137 000斤白银、244000希腊银币、140000马其顿金币和大量的黄金与白银器具[16]（P429）。此外，在前2世纪初的6年中，罗马还从西班牙运出大约20万罗马斤白银（约合65000公斤）和5000罗马斤（约1600公斤）的黄金[16]（P429）。 根据罗马的传统制度，军事统帅可以任意处置军事囟获物，因而，随军出征的罗马奴隶主从中获取了巨额财富。前 2世纪时，系统的包税制度、金融高利贷和商业投机又发展起来。“一切在罗马人统治之下的东西都由监察官给包了出去”，借贷的利息远远超过法定标准，高达45%～50%，甚至还要高[16]（P446）。罗马奴隶主利用手中权利垄断了这些投资少获利多的行业，并通过这些非劳动部门使自己的财富迅速增加。非劳动所得使钱财来得快，且财富增长不必通过艰辛的劳动，故而奴隶主对财富便缺乏体恤之心，吃光、用光、花光便不必心痛，从而更刺激奴隶主的挥霍和浪费。
（三）奴隶制的进一步发展，奴隶被广泛引入一切生产部门。长期对外征服和掠夺，俘获大量奴隶。据统计，第一次布匿战争中，罗马把75000名战俘卖为奴隶。马略战胜条顿人、森布里亚人，分别有9万、 6万名俘虏卖为奴隶。大量战俘奴隶的存在，使奴隶交易频繁。卡普亚和提洛岛是两个巨大的奴隶市场，每日有2万个奴隶的交易。 奴隶的价格十分便宜，平均价格为300～500第纳里，在1世纪，更曾降到4 个第纳里[16]（P434）。成千上万廉价奴隶的出现，诱使奴隶主广泛占有奴隶。当时，一般奴隶主都占有几十或成百上千个奴隶。奴隶主以西多勒斯占有4116个奴隶，大奴隶主克拉苏更占有2万个奴隶。 奴隶主广泛占有奴隶，一方面，为大庄园、大果园、大牧场、手工作坊和矿山等生产领域广泛使用奴隶提供了条件，另一方面，也为奴隶主从事奢侈性消费准备了大量的侍从人员。
（四）城市化的兴起和发展。从公元前2世纪起， 罗马开始了希腊人所谓的“都市化”。古代城市都意想不到地恢复了旧日的繁荣，许多市镇、村庄、市集和村墟发展成为城市组织。据统计，共和末仅意大利的市镇就有300多个。在西班牙，重要的城市有400座，次要的有293 座；在罗马属非洲，仅地中海沿岸的港口城市就有60多个[14]（P8～13）。帝国时代，由于统治者推行使“社会经济生活趋向都市化”的基本政策，都市化运动更显出勃勃生机。于是，整个帝国迅速“变成了一个由许多城市组成的集市”[8]（P81）。随着城市化运动的发展，城市居民迅速增加，像亚历山大的自由居民达到30万人。伴随着城市的兴盛，“城市里的店东和地产所有者那个阶级日益占据重要地位”，舒适的城市生活成为奴隶主和广大城市自由民追求的目标。此外，古代罗马城市是在商品经济和商品交换发展的基础上兴起的，依托于城市和商业流通，“古代世界最遥远的地方的宝物珍品都被搜括了去供罗马人的挥霍”[6]（ P527）。故而，城市的勃兴，既为奢侈性消费准备了理想的场所；同时也替奢侈性消费准备了必不可少的依赖于流通的大量高档商品。
财富的日益增加，且所得非劳动是诱发罗马奴隶主阶级进行奢侈消费的根本经济前提，而奴隶的广泛存在和城市化的发展则为奴隶主进行奢侈消费提供了外部条件。
三
马克思主义认为，生产媒介着消费，消费又影响着生产。消费“创造出生产的动力”，消费生产着生产，“没有消费， 也就没有生产”[11]（P94）。古代罗马奴隶主的奢侈性消费， 对罗马社会生产发生了巨大的影响。
（一）扩大社会需求，刺激手工业和商品生产的发展。奢侈性消费开创出许多新的消费内容，由此产生出新的社会需求。由于这些新的需求大多依赖于高档手工业品，因而，奢侈性消费兴盛必然会刺激手工业的发展。像康帕尼亚以前几乎没有见到什么手工业，现在发展出许多新型工业，成为意大利最发达的手工业中心。蓬佩伊一向是一个农业发达地区，现在逐渐变成一个地方工业的中心[8]（P111～113）。此外，随着奢侈性消费的发展，消费市场对生产的影响也越来越大，社会生产的商品化程度也越来越高。“帝国时代的居民愈来愈广泛地习惯于为出卖而生产。”[17]（P902）在这种社会需求的刺激下，一切与消费有关的生产表现为过剩。帝国初期，意大利、西班牙、高卢、非洲、希腊、小亚细亚、叙利亚和巴勒斯坦都盛产酒和油，整个帝国内“酒和油的生产过剩，而粮食产量又长期不足”[18]（P227）。
（二）促进流通，密切东西方的经济交流。在奢侈性消费中，奴隶主对高级商品的需求是巨大的，这些需求光靠奴隶主自己的农庄无法满足，它依赖于流通市场，特别依赖于国际流通市场。在罗马历史上，奢侈消费最发达之时，也是它对外贸易最兴盛的时期。据老普林尼统计，1世纪时，罗马人每年从印度购买的商品在5000万塞斯特斯以上， 从中国和阿拉伯输入的商品也达5000万塞斯特斯[16]（P791）。据一些专家研究，这还仅仅是人超额。由这些统计资料我们可以窥见当时东西方的贸易规模。随着东西方贸易的发展，东西方的经济文化交流也在扩大。公元前2世纪，罗马与中国发展直接贸易， 由此促使“丝绸之路”的兴盛。
（三）刺激生产技术的提高。在奴隶制度下，社会生产呈现出自给自足的特征，市场容量小，交换相对低下，生产对技术的刺激作用不大。在罗马帝国最初的两个世纪，社会生产技术却有了很大发展，这种发展除社会进步这一基本因素外，便得力于奢侈消费的刺激作用。由于在奢侈性消费中，奴隶主极力追求消费品的高档次，从而导致了一些新的发明和创造的相继出现，由此便刺激了手工生产技术的提高。 公元前1世纪后期，西顿工匠发明了吹制玻璃的方法，康帕尼亚的工匠发明了玻璃上色和雕花技术。1 世纪，高卢地区又发明了黄铜和用锡镀器皿的方法。而对居住条件的追求，又刺激建筑技术的提高。过去那种毫无特色的平板表面的长方型建筑物，被拥有拱门和连拱廊的曲线建筑物所代替。为了满足建筑中对曲线、拱顶的需要，发明了类似于水泥的混凝土[4] （P138）。此外，自来水装置也被发明，水磨卷水机械广泛应用于加工业中。
奢侈性消费给罗马社会生产除了带来这些积极影响外，也带来了一些负面影响。首先，在奢侈消费中，大量的人力脱离直接生产环节而被吸引到家庭服务业中，“直接服侍主人的家庭的那部分奴隶比起在家庭手工作坊作工或是放在田地上种地交租的奴隶的数量来是大得不可计量的”[16]（P435）。为了奢侈享乐，许多奴隶主不惜耗费巨资搜求美丽的舞女、优伶和其他具有高度能力的职业代表者。如此一来，造成社会上农业奴隶的价格远远低于具有专业能力的侍从奴隶的价格，从而诱发了劳动技能向畸形方向发展。此外，在奢侈消费中，奴隶主对消费品极力追求奢华，过分讲究外观，刺激了生产技术向浮华方向发展，阻碍生产技术的全面进步。其次，在奢侈性消费中，罗马奴隶主不计后果耗尽亿万家资，然而，任何一个社会的资财都是有限的，奴隶主痴情奢侈，便必然减少对农业和其它生产劳动的再投入，这样势必引起社会再生产的萎缩。从1世纪起，意大利农业迅速衰退，谷物生产日渐减少。2世纪中叶，由于过度压榨，小亚各城市普遍衰落了。到2世纪末3世纪初，帝国经济全面衰退，罗马奴隶制发生空前危机。因而，可以说奢侈消费为3世纪危机发生的一个重要诱因。
罗马奴隶主的奢侈性消费，对伦理道德也发生了很大影响。在它的影响下，古代居民那种明智、勇敢、正义和节制的公民德性逐渐衰亡，奴颜婢膝和拍马术、背信弃义和强暴代替勇敢与正义，纵欲成为奴隶主基本道德追求。早在公元前1世纪，及时行乐思想便在罗马流行开来， “且尽生前乐，明朝未可期”是罗马奴隶主的普遍心态。在奴隶主这种醉生梦死般心态影响下，罗马古代道德迅速沦丧。
【专 题 号】K5
【复印期号】2000年09期
【原文出处】《湘潭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00年02期第50～54页
【英文标题】Extravagant Consumption of Slave Owners in Ancient RomanCountry
LU Xia
(Department of Politics and History, Shaoyang Teachers'College, Shaoyang, Hunan 410008, China)
【作者简介】陆霞（1963—），男，湖南邵阳人，邵阳师专历史系讲师。邵阳师专 政史系，湖南 邵阳 410008
| 【内容提要】 | 共和末帝国初，随着财富的日益集中和非生产劳动所得的急剧增加，罗马奴隶主生活消费中的奢侈浪费性消费显得特别突出，衣饰新巧、居室豪华、豪宴成风、娱乐盛行，风俗流弊转相仿效，社会上形成一股挥霍消费的歪风，且愈往后愈激烈。罗马奴隶主的这种奢侈浪费性消费，给罗马社会发展带来了巨大影响。 Extravagance and waste overflowed in living consumption ofslave owners with increasing concentration of wealth anddrastic addition of profits from others' work in the end ofancient Roman Republic and at the beginning of ancient RomanEmpire. The slave owners wore latest and skilful clothesandornaments, lived in luxurious houses. Grand banquets werein fashion and recreations were in prevalent. All of theseoutdated customs and corrupt practices were in mutualimitation to be an unhealthy tendency of squanderingconsumption that came into deterioration with each passingday.The extravagant and wasteful consumption exercised greateffects on the ancient Roman society. |
马克思说：“古代国家灭亡的标志不是生产过剩，而是达到骇人听闻和荒诞无稽的程度的消费过度和疯狂的消费。”[1]（P434 ）古代罗马国家经历帝国初期的鼎盛后，之所以迅速走向衰亡，它与罗马奴隶主的奢侈浪费性消费是密不可分的。对于古代罗马奴隶主消费中的奢侈性倾向目前史学界还无专文论及，本文试就罗马奴隶主奢侈性消费形成的经济前提、基本特征及其对生产的影响作一粗浅探讨。
一
古代罗马奴隶主生活消费中的奢侈化，发韧于公元前三世纪，到帝国时代则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奴隶主的这种奢侈性消费，集中体现在吃喝、衣饰、居住和娱乐四个方面。
（一）挥霍浪费性的吃与喝。罗马奴隶主非常讲究吃，极力追求吃的品位和格调。“为了满足口腹之欲，他们搜遍了陆地和海上”，许多奴隶主贵族不惜耗费人力物力搜求特定地区的特异产品。以鱼为例，希腊本都产的鱼以其肉质鲜美而深得罗马贵族喜好。像盖约·格拉古就曾花费1200德克马的高价购买银海豚[2]（P346）。 吃与喝是密不可分的，罗马奴隶主在追求吃的品位和格调之时，纵酒和豪宴也日益成风。贵族们差不多每天晚上都沉溺于喧闹而又淫秽的酒宴之中，在舞女淫荡微笑的魅惑下，在欢乐音乐的陶醉下，宴会很快便变成毫无节制的狂饮。科路美拉说：“我们经常享用过量的饮宴，我们甚至用蒸气浴来使自己大量出汗以便消除每天饮食过度所带来的消化不良；在擦干我们汗津津的身体后，又会感到口渴难挨又思饮宴。”[3]（P50）奴隶主们“一个劲地宴饮，把他们的荣誉、公正、信仰的名字都置诸脑后。一些政府首脑……喝得摇摇欲坠，完全丧失了神志”。上有所好，下有所效，罗马的下层群众也纷纷效仿奴隶主贵族，热衷于纵酒。帝国时代，许多城市都开设有众多酒吧，以供大众饮宴。在庞培故城，人们发现了120 个酒吧遗址，在罗马的殖民港口奥古提亚，也发现有14个酒吧[4]（P248）。
罗马奴隶主讲究吃喝，几乎日日宴饮，把饮宴看成身分地位的象征，由此展开竞争，比试谁消耗的财富多，看看谁家的饮宴新、巧、奇。这样一种饮宴已经完全脱离了吃饱喝足的生活原则，带有明显示富夸豪的目的。
（二）衣饰务尚新奇。从共和末起，罗马人开始讲究起衣饰来了。奥维德说，当时的妇女非常讲究衣饰，在她们看来，如果她们的外表不能引起人注目，她们就不是女人[5]（P65）。奴隶主衣着上追求高档次高质量首先体现在衣料上。当时，精毛织物、呢绒和丝绸深得奴隶主的喜爱。为了满足对丝绸的需求，罗马“同遥远的中国进行了大宗贸易”，“等到丝绸经过漫长多难的旅途到达罗马时，它的价值已与同重量的黄金相等了”[6]（P527）。其次，体现在式样上讲究阔绰、精致和华丽。 当时，高级官吏穿着绣金紫色绸袍，妇女们更是奇装异服，她们成为时尚的领头者。小阿格里披娜有次陪克劳狄皇帝观看竞技表演，她身穿一件金线编织的华美斗篷，光彩夺目，使在场所有的人都眼花缭乱[5] （P65）。除了穿着上的高追求外，为显示富有， 奴隶主还特别讲究缀饰。他们用黄金、珍珠、碧玉和红宝石来装饰服饰、用品和身体。贵族男女手上满戴各种戒子，脖子、耳朵、手臂也用黄金珠宝缀饰。发现于努比亚的镂图青铜碗上的镂图充分体现了帝国时代罗马妇女对缀饰的重视：她的勃子上紧紧束着护领，带着两副项链，其中一副有很大的垂饰，两臂各戴一只手镯和一只臂钏[7]（P443）。奴隶主贵族还非常重视化妆， 男女两性在装饰头发上几乎同等注意，他们十分注重头发的染色、卷烫和梳妆。妇女们更注重面妆，像扑粉、描眉、画唇在当时都已出现。为把人装扮得年轻些，她们用姻脂、白铅粉、各种油脂以及许多其它化合物来装饰头发和皮肤。在化妆中，已经广泛使用香水、头油和脂膏，为提高人们的化妆水平，社会上开设了美容学校[3]（P46）。
（三）备极奢华的居室。早在公元前3世纪， 罗马人的住宅便根据希腊人的范例而加倍扩大，并被加上精美的装饰。公元前1世纪， 罗马富豪在一些风光秀丽的地区大兴华宅。共和末帝国初，罗马奴隶主对居宅的追求表现出三个明显特征，一是讲究规模，更讲究居室结构和功能。一般奴隶主自己使用的住房有7～12个，甚至更多个房间， 像尼录的金宫更占地400英亩。此外，许多奴隶主都拥有众多的别墅， 西塞罗本人在帕拉丁山拥有一座宅第，在乡村还有8栋房子[4]（P174）。小普林尼至少有6栋别墅[3]（P157）。这些别墅的设计都以功能齐备和舒适为标准，遵循着将生活区、娱乐区、卧室分开的原则，非常注意采光、取暖和避风，甚至还注意起隔音来。二是装饰豪华。一般罗马奴隶主居室的地面、墙壁、拱门、壁龛和天花板均用绘画、镶嵌和浮雕艺术装饰。为显示富贵，地板不再用地毯和地席，代之以生动的镶嵌图案覆盖。一些人更以宝石、黄金、象牙来进行装饰。室内摆设也追求精品，会客厅里挂着令人赞叹不绝的油画，餐室里摆着由贵重木料和象牙制成的家具，银的和上等玻璃器皿，窗户上嵌有透明石膏或云母或玻璃[4]（ P249）。三是许多奴隶主在设计修建别墅时，不但要求周边环境美，而且非常注意建筑本身与自然环境的有机结合，要求让建筑反映出主人的情感情调来。像尼录的金宫，其出奇之处“并不在于那些司空见惯的和已经显得庸俗的金堆玉砌，而是在于野趣湖光，林木幽邃，间或旷境别开，风物明朗”[9]（P535）。更多的奴隶主使用各种名贵材料， 构筑花园，将人间胜景纳入其中，以供自己消遣。
（四）疯狂的娱乐。罗马奴隶主的娱乐活动主要有竞技、文化和淫乱娱乐等，而角斗、斗兽、海战和赛马是最为罗马观众所嗜好的娱乐活动。共和末年以来，罗马常常举办大规模的角斗表演。屋大维曾3 次以他自己的名义，5次以他儿子或孙子的名义举办角斗表演， 参加角斗的约有1万人[3]（P10）。公元前后，斗兽又发展起来。 在屋大维安排的26场斗技中，约有3600头非洲动物被追逐和奢杀。公元107年， 在图拉真举办的斗兽中，被打死的珍兽多达11000多头[10]（P93）。海战是模仿海上战斗的表演，规模也是很大的。屋大维曾在台伯河对岸举办过一次海战表演，为此挖了一个长1800尺，宽1200尺的水城，参加战斗的战士便达3000人[3]（P11）。古代罗马人还疯狂地迷恋着赛马，“少年人、老头、妇女、罗马皇帝、我们城里的赤贫汉——大家不分彼此，迷恋地观看着竞赛”。帝国时代，赛马更发展成一种政治活动，赛马人及其队伍都受雇于罗马城对立的派系，各方都有来自各个阶层的狂热的拥护者[3]（P140）。罗马奴隶主还整日沉迷于酒肉声色之中，以淫乱为乐。 大贵族阿格里尼曾在阿格里湖上举行了一个臭名远扬的宴会，宴会安排在一个筏子上，荡浆者是清一色的娈童，按年龄和淫荡的程度排列起来。……在对岸，则是一群裸体的娼妓， 搔首弄姿作各种猥亵的舞蹈[9]（P535）。此外，社会上妓女馆林立，许多奴隶主更以反常的性行为来满足自己的变态欲望，同性恋成为一种公开行为。罗马奴隶主的娱乐是无度的，纵乐是其本质特征。帝国时代，节日的不断增加便反映出这一问题。屋大维时，历法上的节日只有66天，提比略时增加到87天。4 世纪中，破天荒地增加到175天。此外， 一年之中还要举行各种庆祝活动，像图拉真皇帝曾安排过一个持续123天的庆祝[10]（P92）。罗马奴隶主和广大自由民一年中绝大部分时间便浪费于这些游乐之中，这极大腐蚀了他们的精神面貌，加强了公民队伍的畸生性。
共和末帝国初，罗马奴隶主在吃、穿、住和娱乐等方面的奢侈性消费，表现出三个明显特征：第一，规模大、档次高，超前消费十分突出。罗马奴隶主在吃、穿、住、乐诸方面追求高质量高档次，它所达到的消费水平不但远远超出奴隶制生产所能达到的最高水平，而且超出了时代的限制。有人总结说：“象罗马富豪们的一些宴会，一道又一道的珍馐奇味，甚至超过现代纽约的豪华和想象。”[6]（P531 ）庞培城的多样化室内布置和生活的一般标准，直到19世纪才重新达到[4]（P248）。 第二，病态性精神消费高度发达。罗马奴隶主生活消费中的奢华，完全脱离实用实惠的生活原则，带有明显的示富夸豪的目的，从而丧失了生产消费本身的意义，是对社会劳动生产和财富的一种异化。奴隶主热衷于角斗、斗兽和海战等血腥娱乐，以残害奴隶为乐，以变态性行为来满足自己的欲望，表现出强烈的虐待狂品性和反人性。第三，夸豪示富是其本质。罗马奴隶主在生活消费中追求奢侈，除了满足感观享受外，更重要的是想借此显示自己的富有，提高自己的政治声望。共和时代的那些贵族政客，之所以热心公益事业，耗费巨资举办角斗、斗兽和各种竞赛，其目的就在于收买人心，以此谋取政治权益。而帝国时代的皇帝和皇族之所以耗资兴建剧院、竞技场，举办各种公共娱乐，其目的就在于想拉拢平民使之不问政治。
二
任何社会都是“生产生产着消费”，生产“生产出消费的对象、消费的方式和消费的动力”[11]（P95）。 古代罗马奴隶主的奢侈性消费，也是社会生产发展的结果。在共和末帝国初，罗马社会生产发生了明显变化，正是这些变化导致了奢侈性消费的出现。
（一）小农经济衰落，社会财富迅速集中。公元前5世纪至2世纪，是罗马共和国的扩充时期。在对外扩张过程中，奴隶主通过兼并侵吞和强购、强占、租凭等手段，极力扩大地产。于是，社会上土地迅速集中，大地产迅速发展起来。公元前3世纪至2世纪，在意大利农业中涌现出维拉型和拉丁芬型大田庄，前者占地100～500犹格，后者占地500 ～1000犹格。共和末年帝国初期，土地集中更盛。像大贵族西塞罗的田产计有19处，面积达3000～5000犹格，麦特尔占地2万犹格，多米齐依更高达4～6万犹格[12]（P610）。尼录时期，6个地产主竟占有阿非利加全省土地的一半[13]（P35）。奴隶主不但广占田地，还通过巧取豪夺， 积聚了巨额的物质财富。一个叫以西多勒斯的奴隶主传留的遗产有3600对牛，257000头其它牲口和一笔折合250万美元的现款[14]（P39～40）。尼录宫中头号阴谋家塞涅卡标榜安贫乐道， 但他死后留下的遗产高达3万万塞斯特斯之多[15]（P246）。财富的迅速集中是共和末年以来罗马社会发展的一个基本特征，随着它的迅速发展，许多奴隶主手中掌握了巨额的物质资源，这为他们进行奢侈性消费准备了物质基础。
（二）非劳动所得急剧增加。古代罗马是一个以农业为主体的奴隶制大国，共和末年以来，农业生产虽有很大发展，但是，农业劳动的效益仍是低下的。罗马奴隶主积累财富更多地依赖于军事掳获、战争赔款、包税、高利贷和商业投机等非劳动手段。在罗马对外进行的每一次胜利战争中，都有巨额财富流入罗马。 第一次布匿战争后， 罗马国库得到3200银塔兰特，第二次布匿战争则是10000塔兰特（约合7000 万美元）。征服加太基后，斯基比奥给罗马国库带来133000斤白银[16]（P428～429）。公元前2世纪初，罗马远征马其顿地区，从腓力浦五世和安提奥库斯三世手中，分别获得1000和15000塔兰特的赔款。公元前189年，罗马又从马其顿俘获1230根象牙、234只金杯、137 000斤白银、244000希腊银币、140000马其顿金币和大量的黄金与白银器具[16]（P429）。此外，在前2世纪初的6年中，罗马还从西班牙运出大约20万罗马斤白银（约合65000公斤）和5000罗马斤（约1600公斤）的黄金[16]（P429）。 根据罗马的传统制度，军事统帅可以任意处置军事囟获物，因而，随军出征的罗马奴隶主从中获取了巨额财富。前 2世纪时，系统的包税制度、金融高利贷和商业投机又发展起来。“一切在罗马人统治之下的东西都由监察官给包了出去”，借贷的利息远远超过法定标准，高达45%～50%，甚至还要高[16]（P446）。罗马奴隶主利用手中权利垄断了这些投资少获利多的行业，并通过这些非劳动部门使自己的财富迅速增加。非劳动所得使钱财来得快，且财富增长不必通过艰辛的劳动，故而奴隶主对财富便缺乏体恤之心，吃光、用光、花光便不必心痛，从而更刺激奴隶主的挥霍和浪费。
（三）奴隶制的进一步发展，奴隶被广泛引入一切生产部门。长期对外征服和掠夺，俘获大量奴隶。据统计，第一次布匿战争中，罗马把75000名战俘卖为奴隶。马略战胜条顿人、森布里亚人，分别有9万、 6万名俘虏卖为奴隶。大量战俘奴隶的存在，使奴隶交易频繁。卡普亚和提洛岛是两个巨大的奴隶市场，每日有2万个奴隶的交易。 奴隶的价格十分便宜，平均价格为300～500第纳里，在1世纪，更曾降到4 个第纳里[16]（P434）。成千上万廉价奴隶的出现，诱使奴隶主广泛占有奴隶。当时，一般奴隶主都占有几十或成百上千个奴隶。奴隶主以西多勒斯占有4116个奴隶，大奴隶主克拉苏更占有2万个奴隶。 奴隶主广泛占有奴隶，一方面，为大庄园、大果园、大牧场、手工作坊和矿山等生产领域广泛使用奴隶提供了条件，另一方面，也为奴隶主从事奢侈性消费准备了大量的侍从人员。
（四）城市化的兴起和发展。从公元前2世纪起， 罗马开始了希腊人所谓的“都市化”。古代城市都意想不到地恢复了旧日的繁荣，许多市镇、村庄、市集和村墟发展成为城市组织。据统计，共和末仅意大利的市镇就有300多个。在西班牙，重要的城市有400座，次要的有293 座；在罗马属非洲，仅地中海沿岸的港口城市就有60多个[14]（P8～13）。帝国时代，由于统治者推行使“社会经济生活趋向都市化”的基本政策，都市化运动更显出勃勃生机。于是，整个帝国迅速“变成了一个由许多城市组成的集市”[8]（P81）。随着城市化运动的发展，城市居民迅速增加，像亚历山大的自由居民达到30万人。伴随着城市的兴盛，“城市里的店东和地产所有者那个阶级日益占据重要地位”，舒适的城市生活成为奴隶主和广大城市自由民追求的目标。此外，古代罗马城市是在商品经济和商品交换发展的基础上兴起的，依托于城市和商业流通，“古代世界最遥远的地方的宝物珍品都被搜括了去供罗马人的挥霍”[6]（ P527）。故而，城市的勃兴，既为奢侈性消费准备了理想的场所；同时也替奢侈性消费准备了必不可少的依赖于流通的大量高档商品。
财富的日益增加，且所得非劳动是诱发罗马奴隶主阶级进行奢侈消费的根本经济前提，而奴隶的广泛存在和城市化的发展则为奴隶主进行奢侈消费提供了外部条件。
三
马克思主义认为，生产媒介着消费，消费又影响着生产。消费“创造出生产的动力”，消费生产着生产，“没有消费， 也就没有生产”[11]（P94）。古代罗马奴隶主的奢侈性消费， 对罗马社会生产发生了巨大的影响。
（一）扩大社会需求，刺激手工业和商品生产的发展。奢侈性消费开创出许多新的消费内容，由此产生出新的社会需求。由于这些新的需求大多依赖于高档手工业品，因而，奢侈性消费兴盛必然会刺激手工业的发展。像康帕尼亚以前几乎没有见到什么手工业，现在发展出许多新型工业，成为意大利最发达的手工业中心。蓬佩伊一向是一个农业发达地区，现在逐渐变成一个地方工业的中心[8]（P111～113）。此外，随着奢侈性消费的发展，消费市场对生产的影响也越来越大，社会生产的商品化程度也越来越高。“帝国时代的居民愈来愈广泛地习惯于为出卖而生产。”[17]（P902）在这种社会需求的刺激下，一切与消费有关的生产表现为过剩。帝国初期，意大利、西班牙、高卢、非洲、希腊、小亚细亚、叙利亚和巴勒斯坦都盛产酒和油，整个帝国内“酒和油的生产过剩，而粮食产量又长期不足”[18]（P227）。
（二）促进流通，密切东西方的经济交流。在奢侈性消费中，奴隶主对高级商品的需求是巨大的，这些需求光靠奴隶主自己的农庄无法满足，它依赖于流通市场，特别依赖于国际流通市场。在罗马历史上，奢侈消费最发达之时，也是它对外贸易最兴盛的时期。据老普林尼统计，1世纪时，罗马人每年从印度购买的商品在5000万塞斯特斯以上， 从中国和阿拉伯输入的商品也达5000万塞斯特斯[16]（P791）。据一些专家研究，这还仅仅是人超额。由这些统计资料我们可以窥见当时东西方的贸易规模。随着东西方贸易的发展，东西方的经济文化交流也在扩大。公元前2世纪，罗马与中国发展直接贸易， 由此促使“丝绸之路”的兴盛。
（三）刺激生产技术的提高。在奴隶制度下，社会生产呈现出自给自足的特征，市场容量小，交换相对低下，生产对技术的刺激作用不大。在罗马帝国最初的两个世纪，社会生产技术却有了很大发展，这种发展除社会进步这一基本因素外，便得力于奢侈消费的刺激作用。由于在奢侈性消费中，奴隶主极力追求消费品的高档次，从而导致了一些新的发明和创造的相继出现，由此便刺激了手工生产技术的提高。 公元前1世纪后期，西顿工匠发明了吹制玻璃的方法，康帕尼亚的工匠发明了玻璃上色和雕花技术。1 世纪，高卢地区又发明了黄铜和用锡镀器皿的方法。而对居住条件的追求，又刺激建筑技术的提高。过去那种毫无特色的平板表面的长方型建筑物，被拥有拱门和连拱廊的曲线建筑物所代替。为了满足建筑中对曲线、拱顶的需要，发明了类似于水泥的混凝土[4] （P138）。此外，自来水装置也被发明，水磨卷水机械广泛应用于加工业中。
奢侈性消费给罗马社会生产除了带来这些积极影响外，也带来了一些负面影响。首先，在奢侈消费中，大量的人力脱离直接生产环节而被吸引到家庭服务业中，“直接服侍主人的家庭的那部分奴隶比起在家庭手工作坊作工或是放在田地上种地交租的奴隶的数量来是大得不可计量的”[16]（P435）。为了奢侈享乐，许多奴隶主不惜耗费巨资搜求美丽的舞女、优伶和其他具有高度能力的职业代表者。如此一来，造成社会上农业奴隶的价格远远低于具有专业能力的侍从奴隶的价格，从而诱发了劳动技能向畸形方向发展。此外，在奢侈消费中，奴隶主对消费品极力追求奢华，过分讲究外观，刺激了生产技术向浮华方向发展，阻碍生产技术的全面进步。其次，在奢侈性消费中，罗马奴隶主不计后果耗尽亿万家资，然而，任何一个社会的资财都是有限的，奴隶主痴情奢侈，便必然减少对农业和其它生产劳动的再投入，这样势必引起社会再生产的萎缩。从1世纪起，意大利农业迅速衰退，谷物生产日渐减少。2世纪中叶，由于过度压榨，小亚各城市普遍衰落了。到2世纪末3世纪初，帝国经济全面衰退，罗马奴隶制发生空前危机。因而，可以说奢侈消费为3世纪危机发生的一个重要诱因。
罗马奴隶主的奢侈性消费，对伦理道德也发生了很大影响。在它的影响下，古代居民那种明智、勇敢、正义和节制的公民德性逐渐衰亡，奴颜婢膝和拍马术、背信弃义和强暴代替勇敢与正义，纵欲成为奴隶主基本道德追求。早在公元前1世纪，及时行乐思想便在罗马流行开来， “且尽生前乐，明朝未可期”是罗马奴隶主的普遍心态。在奴隶主这种醉生梦死般心态影响下，罗马古代道德迅速沦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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