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明清史 |
论斯巴达城邦的特征
裔昭印
【专题名称】世界史
【专 题 号】K5
【复印期号】2000年09期
【原文出处】《历史教学问题》(沪)2000年03期第29～32页
【作者简介】裔昭印 上海师范大学历史系副教授，史学博士
斯巴达是古代多利安人建立的重要希腊城邦，它有着与雅典等其它希腊城邦显著不同的文化传统与社会风尚，它以军事化的社会组织和教育制度闻名于世。与爱智慧、崇尚理性、建立了民主政治的雅典人不同，斯巴达人严谨务实、崇尚勇武，由贵族寡头来进行统治。与被束缚在家中地位较低的雅典妇女相比，斯巴达妇女地位较高并享有较大的行动自由。斯巴达的风貌与该城邦的特征是分不开的，本文试图对斯巴达城邦的特征进行分析和阐述，以更全面地认识作为西方文化之源的古希腊文化。
一
除了具有与其它城邦相同的属性之外，斯巴达还有其与众不同的重要特征。斯巴达城邦的第一个重要特征表现为它是一个严密组织起来的军事共同体。众所周知，斯巴达城邦有着独特的社会结构。斯巴达征服拉科尼亚和美塞尼亚后境内被统治的居民主要分为庇里阿西人 （Perioikoi）和黑劳士（Helots）两大类。 庇里阿西人是没有完全公民权的自由人，他们的名称在字面上是“住在周边的人”的意思。他们被剥夺了政治权力，无权参与斯巴达城邦的管理和决策。但他们在美塞尼亚特别是拉科尼亚地区组成了许多独立的公社，并享有一定程度的地方自治权。他们不是斯巴达人，但被包括在“拉西第梦人”的范畴之内；他们没有斯巴达的公民权，但属于庇里阿西人独立公社的“二等公民”。在军事和外交上，庇里阿西人的公社完全服从斯巴达城邦的安排。庇里阿西人承担着为城邦服兵役的义务，他们被大批地征集到斯巴达军队中服务。在希波战争中，他们与斯巴达人在不同的部队中为城邦服务。但在伯罗奔尼撒战争中，他们便与斯巴达人的部队混合在一起。（注：奥斯丁和纳奎特：《古希腊经济和社会史》（M. M. Austin and P.Vidal—Nequet, Economic and Social History of Ancient Greece），伯克力和洛杉矶，1977年，第85页。）
与雅典的外邦人不同，庇里阿西人有权拥有自己的土地。普鲁塔克在《来库古传》中说，来库古把剩余的拉科尼亚土地分为三万份分给了当地的自由居民庇里阿西人。 （注：普鲁塔克：《来库古传》 （Plutarch, Lycurgus），ⅤⅢ，3。 ）斯巴达的两个国王在庇里阿西人的土地中，各自拥有一块特别的地产（temenos）， 并由庇里阿西人负责耕种，（注：奥斯丁和纳奎特：《古希腊经济和社会史》，第85页。）这无疑是斯巴达人权力的象征。庇里阿西人除了耕种之外，还从事工商业活动，并负责向城邦提供武器。
被剥夺了政治权力的庇里阿西人有时与黑劳士联合起来，共同反抗斯巴达的统治。公元前464年，斯巴达发生大地震， 图里亚和伊泰安的庇里阿西人与美塞尼亚的黑劳士一起举行起义，逃往伊汤姆，沉重地打击了斯巴达统治者。 （注：修昔底德：《伯罗奔尼撒战争史》（Thucydides, History of the Peloponnesian War），Ⅰ，101。 ）但是由于庇里阿西人分散在许多公社中，暴动起义不算频繁，还不至于成为斯巴达人的心腹之患。
对斯巴达人威胁最大的是深受压迫的黑劳士阶层。Helots这个词起初被解释为战俘或拉科尼亚地区的黑劳士（Helots）。（注：奥斯丁和纳奎特：《古希腊经济和社会史》，第86页。）在被斯巴达人征服的拉科尼亚特别是美塞尼亚地区，存在着人数众多的黑劳士。修昔底德告诉我们，大多数黑劳士都是古代美塞尼亚人的后裔，他们在古代的一次战争中被剥夺了自由。 （注：修昔底德：《伯罗奔尼撒战争史》， Ⅰ，101。）对于黑劳士的身份，学术界一直存在不同的看法， 认为他们是奴隶、国有奴隶、或农奴的学者都坚持己见。然而，不论黑劳士的身份和性质如何，黑劳士肯定与雅典动产奴隶有很大区别。
雅典的奴隶一般从海外输入，能够从市场上买到，并象财产一样归奴隶主个人所有。而斯巴达的黑劳士则归斯巴达国家所有，他们被分配给单个的斯巴达人耕种份地，向主人交纳分地上的一部分收入，他们的主人无权释放或卖掉他们，只有国家才能释放他们，被释放的黑劳士构成了Neodamodeis阶层。 （注：奥斯丁和纳奎特：《古希腊经济和社会史》，第87页。）黑劳士拥有自己的家庭和财产，他们的来源主要靠自我繁衍。
除了在紧急情况下，雅典的奴隶很少被征集到城邦军队中服役。而黑劳士却伴随斯巴达人去参战，在军队中充当随从、轻装步兵、海军水手甚至是重装步兵。在伯罗奔尼撒战争中和战后，斯巴达军队使用了大量黑劳士。
特别重要的是，由于出身相同，斯巴达黑劳士要比雅典奴隶更容易举行暴动。雅典的奴隶来自不同地区，出生混杂，很少举行起义。在公元前421年斯巴达与雅典签订的盟约上， 只要求雅典人帮助斯巴达人镇压“奴隶暴动”，却没有对斯巴达人规定相应的义务。而斯巴达的黑劳士却具有同质性，他们都是当地人，讲同一种语言，共同由于被征服而处于依附地位，应而便于团结起来举行起义，反抗统治者的压迫。特别是较晚被征服的美塞尼亚人，他们对自己的出身保持着清楚的记忆，渴望夺回自由，应而反抗最为激烈，斯巴达历史上所有大量的黑劳士起义都在美塞尼亚地区爆发的。斯巴达大地震后的黑劳士与庇里阿西人起义延续了十年，危及到斯巴达的生存，在历史上被称为第三次美塞尼亚战争。公元前371年，斯巴达军队在卢克特拉被忒拜军队击败后， 黑劳士纷纷暴动。公元前369年美塞尼亚人从斯巴达退出， 建立了自己的独立国家。（注：参见奥斯丁和纳奎特：《古希腊经济和社会史》，第86—88页。）史实说明，完成征服目标后的斯巴达人始终面临着应付内部敌人的巨大压力。
然而，处于内部敌对力量包围中的斯巴达人却在整个城邦人口中占很少比例。对于斯巴达不同阶层的人口，历史资料没有提供准确的统计数字。不过，希罗多德在描写公元前479年的普拉塔亚战役情况时， 给了我们一些有用的参考数据。他告诉我们，参加这次战役的拉西第梦人有10,000名，其中斯巴达人5,000名，每个斯巴达人有7名随从的黑劳士，这样斯巴达人就有了一支 35, 000 人的护卫军。 （注：希罗多德（Herodotus），Ⅸ，28。）鲍威尔在他的著作《雅典和斯巴达》中， 把除了斯巴达人以外的另外5,000拉西第梦人理解为庇里阿西人，（注：A·鲍威尔：《雅典和斯巴达》（A.Powell, Athens and Sparta ）伦敦和纽约，1988年，第98页；第129页注21。）他的看法有一定的根据， 无论如何，希罗多德提供的数据应当可以证明斯巴达人在城邦总人口中占少数。
数量及其有限的斯巴达人要想维持对于如此众多的被征服人的统治，唯一的办法就是把斯巴达社会军事化，将每一个斯巴达人都训练成战士。斯巴达人不从事任何生产劳动，完全依靠黑劳士和庇里阿西人来满足他们的经济需要。他们的份地由黑劳士耕种，他们所需的手工业品由庇里阿西人和黑劳士制作。他们从所有的经济劳动中解脱出来，把全部精力都投入到军事训练之中。斯巴达男孩一长到七岁，就离开家庭，接受国家安排的教育（agoge）。从这个时候起， 他就与同龄的孩子生活训练在一起，直到二十岁才完成训练，进入成年人的行列。（注：奥斯丁和纳奎特：《古希腊经济和社会史》，第83页。）青年男子到二十岁，开始过集体的军营生活，受十年正规的军事训练，三十岁至六十岁服常备兵役。因此，斯巴达人的整个生活都被国家以军事化的方式组织起来。
斯巴达城邦通过一系列教育手段培养青少年，使他们具备吃苦耐劳、服从命令和机智勇敢的品格。色诺芬和亚里士多德都一致地用来自希腊文字根pon-的词来描绘斯巴达的教育，这个字根意味着受苦受累。（注：A·鲍威尔：《雅典和斯巴达》，第98页；第229页。）城邦把到达受教育年龄的斯巴达男孩编入连队，推选勇敢的孩子担任队长，让其它孩子服从他的命令，甘受他的责罚。男孩们训练得习惯赤脚走路，十二岁时就不再穿内衣，一年只能领到一件外衣。他们还要挨饿，学会偷窃。（注：普鲁塔克：《来库古传》，ⅩⅥ—ⅩⅦ。）斯巴达城邦采取这一切教育手段塑造青少年品格的目的十分明确，就是要把他们培养成为合格的战士。
总之，斯巴达城邦完全是一个严密组织起来的军事共同体，整个斯巴达国家就像是一座敞开的兵营。如果说，斯巴达人在对外扩张期间实行军事化的目的在于征服；那么，他们在征服目标实现之后实行军事化的目的则是为了维持对大量依附人口的统治，在充满敌意的环境中生存下去。
二
斯巴达城邦的第二个重要特征表现在它是一个平等形式下的不平等公社。具有完全公民权的斯巴达人叫做Homoioi， 也就是平等人的意思。（注：奥斯丁和纳奎特：《古希腊经济和社会史》，第81页。）斯巴达人被组织在平等人公社之内，过着由传说中的来库古所规定的相同生活。
斯巴达是一个农业社会。公元前八至七世纪，由于农业从谷物生产转向葡萄酒和橄榄油生产，以及与周边蛮族地区商品交换的发展，私有制在斯巴达社会开始发展。与此同时，在五个村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斯巴达城邦进行的征服活动，也使斯巴达平民与贵族之间的矛盾激化。这时的斯巴达人说：“钱造就了人。”（注：J ·雷德菲尔德：《斯巴达的妇女》（James Redfield,The Women of Sparta），见CJ第 73 期，1997年，第153—154页。）普鲁塔克告诉我们，来库古改革前的斯巴达存在着骇人听闻的不平等，城里挤满了没有财产无依无靠的穷人，财富都集中到了少数人手中。（注：普鲁塔克：《来库古传》，Ⅷ，1 ）亚里士多德著作中涉及的提尔泰俄斯的《治世》诗篇，也提到人民由于战祸，陷于困境，要求重新分配土地。（注：亚里士多德：《政治学》（Aristotle, Politics），1307a。）因此，斯巴达城邦采取一系列改革措施，力图经平等的形式来消除不同公民群体之间的矛盾和冲突，加强公民的内部团结，共同对付黑劳士的反抗，这就发生了归于来库古名下的社会改革。
根据普鲁克的说法，来库古把斯巴达的土地分成了九千份，分给了同样数目的斯巴达人，他禁止公民积聚金钱，取消所有金银货币，规定只使用不便收藏的铁币。他还创立了共餐制（Syssitia），让穷人和富人一起在公共食堂就餐。（注：普鲁塔克：《来库古传》，Ⅷ—Ⅹ。）为了加强公民间的团结，城邦倡导公民过简朴、禁欲的生活。亚里士多德告诉我们，斯巴达富人穿的是任何一个穷人都能制备的极为朴素的服装。（注：亚里士多德：《政治学》，1294b。）修昔底德评论说， 斯巴达人衣着简朴，富人尽可能采取与普通人同等的生活方式。（注：修昔底德：《伯罗奔及撒战争史》1，6，4.）当有人问国王阿基西劳斯（Agesilaus），来库古改革给斯巴达带来什么好处时， 他回答道：“蔑视快乐”。当有人向他了解斯巴达的简朴之时，他说：“以这种方式，我们获得了自由。”（注：J·雷德菲尔德：《斯巴达妇女》，见CJ ·第73期，1997年，第153页。）因此，通过斯巴达政府的精心组织， 斯巴达公民（Homoioi）在同一张桌子上吃饭，同穿朴素的服装， 在一起训练，肩并肩战斗，他们的孩子接受同样的教育，真可谓过着平等的生活。通过这些平等化的改革措施，斯巴达城邦圆滑地缓和了不同公民阶层之间的矛盾和冲突。
然而，斯巴达城邦采取的共同生活的教育制度和共餐制等措施只是以平等的表面现象来掩盖斯巴达社会不平等的实际状况。正如雷德菲尔德所说：“斯巴达人不是平等人，而是相似者，财富通过从公众视线中的消失而被逐出公共生活，富与穷、私有财产和经济竞争并没有被消灭，只是不让人们看见。”（注：J·雷德菲尔德：《斯巴达的妇女》， 见CJ·第73期，1997年，第157页。）斯巴达城邦倡导的公民间的平等， 充其量只不过是一种理想，现实与理想之间存在着很大的距离。斯巴达城邦采取的平等化措施只是暂时地缓和了公民间的矛盾，不能改变他们之间贫富和贵贱两极分化的必然趋势，平等人之间从来就没有真正平等过。斯巴达公民之间的不平等和两极分化，体现在政治、经济和精神等不同方面。
政治上，少数权贵家庭垄断了重要的领导权力。亚里士多德告诉我们，有人认为，斯巴达属于寡头政体，其运作包括不少寡头政治的因素。例如，执政人员不是通过抽签而是由选举产生，与民主政体不同，斯巴达只有少数几个人有权裁定死刑和放逐罪。他还指出，斯巴达的长老只有某些家族成员才能当选。（注：亚里士多德：《政治学》， 1295a：1306a。）至于斯巴达的两名国王的王位，更是由王族世袭相传的。
经济上，公民间财富分配不平等，贫富分化日益加深，财产逐渐集中到少数人手中。财富的集中最突出的表现是土地财产的集中。来库古立法时，约有九千户斯巴达公民家庭得到了土地，到了公元前四世纪，保有田产的公民战士大约只有一千五百户。
在财富集中到少数人手中的同时，平等人公社内穷人数量越来越多。由于嗣多家庭在继承土地被日益分小和土地兼并等原因，许多公民失去土地，有的还陷入债务之中。由于贫困，一些公民无法承担公共食堂的费用。而土地和对公共食堂的义务是斯巴达公民资格和重要依据，不少贫穷的斯巴达人因此而失去了公民权或成为没有完全公民权的“下等公民”（Inferior）。（注：奥斯丁和纳奎特：《古希腊经济和社会史》，第84页。）按照亚里士多德的说法，斯巴达在历史上某个时期，公民人数不少于一万人，可到了公元前四世纪中期，能够在军中服役的公民人数已不足一千人。（注：亚里士多德：《政治学》，1270a—1270b。）不论这个数字是否准确，它的确可以说明斯巴达公民之间两极公化的严重性。亚氏关于“寡头政体内包括一富一穷两个城市”的说法，可以准确地概括斯巴达城邦的实际状况。 （注：亚里士多德：《政治学》，1316b。）
在精神上，斯巴达公民在“勇敢”等男子汉美德方面的竞争，导致了成功与失败者的分化，促使等级制度形成，出现了所谓的高贵者。斯巴达男性公民绝大多数时间都和同伴生活在一起，处于公共视线的监督之下，从小就因行为的好坏而受到长者的奖励和惩罚。团队生活的环境和斯巴达人尚武传统，使他们特别看重荣誉和名声，赞赏男子汉气，渴望胜利和成功。他们十分在意公众舆论，对奖罚机制特别敏感。为了追求荣誉，斯巴达平等人之间展开了激烈的竞争，努力获取勇敢的美名和对胆怯者的鄙视是这种竞争的集中表现。
在斯巴达公民精神竞争中的成功者形成平等人公社中的高贵者，处于等级金字塔的上端。在斯巴达军队里，存在着一支由300 名青年战士组成的团体。其名称Hippeis看来好像是骑兵， 但实际是一支优秀的步兵部队。他们除了为保卫国王的荣誉而作战外，还起维持治安的作用。并不是每个青年都能加入这个部队的。只有作战勇敢的青年才有资格入选。（注：色诺芬：《斯巴达政制》（Xenophon, Constitution ofthe Lacedaemonians），Ⅳ，3。）通过这样选拔勇敢者的方式， 在平等人公社中产生了高贵者。
然而，成功者毕竟只是少数，大多数斯巴达人是不够成功的，还有一些失败者， 他们由于懦弱等非经济原因也被贬为“下等公民”（Inferiors）。除此之外，斯巴达平等人公社中还存在着Tresantes，也就是那些在战争中怕得发抖的人。（注：奥斯丁和纳奎特：《古希腊经济和社会史》，第84页。）希罗多德告诉我们，在德摩比利战死的李奥尼达的部队中，有两个人得以幸免，一个叫做潘提铁斯（Pantites），他在回到斯巴达受辱之后上吊自杀， 另一个名叫阿里司托达摩斯（Aristodamos），人们称他为“怕的发抖的人”， 没有斯巴达人愿意和他讲话。结果，在后来的劳拉提亚战斗中，他显然抱着去死的愿望。（注：希罗多德：《历史》，Ⅶ，231—231；Ⅸ，71。）“怕的发抖的人”受到污辱和惩罚，并丧失他们的部分公民权力。（注：奥斯丁和纳奎特：《古希腊经济和社会史》，第84页。）所有这些在精神竞争中的失败者与失去土地的下等公民一样都处于平等人等级制度的最底层。因此，斯巴达平等人公社的平等只是形式上的，其实质仍然是不平等的。
斯巴达城邦的两个重要特征对其文化传统和社会风尚发生了深刻影响。作为一个军事共同体，它通过军事教育培养了公民的尚武和吃苦精神；为了繁殖合格的战士，它给予在生育战士中起重要作用的斯巴达妇女以较多的户外锻炼和活动的自由，从而使她们处于较高的社会地位。作为一个不平等公社，它使权力和财富集中在少数人手中，建立了由少数贵族寡头进行统治的政治体制，普通公民很少有机会在公民大会上发表自己的政见，因此斯巴达人也不像雅典人那样喜欢高谈阔论，很少产生能言善辨的演说家。对于斯巴达的研究表明，古希腊诸城邦具有不同的特征与文化传统，我们不能对它们一概而论。^
【专 题 号】K5
【复印期号】2000年09期
【原文出处】《历史教学问题》(沪)2000年03期第29～32页
【作者简介】裔昭印 上海师范大学历史系副教授，史学博士
一
除了具有与其它城邦相同的属性之外，斯巴达还有其与众不同的重要特征。斯巴达城邦的第一个重要特征表现为它是一个严密组织起来的军事共同体。众所周知，斯巴达城邦有着独特的社会结构。斯巴达征服拉科尼亚和美塞尼亚后境内被统治的居民主要分为庇里阿西人 （Perioikoi）和黑劳士（Helots）两大类。 庇里阿西人是没有完全公民权的自由人，他们的名称在字面上是“住在周边的人”的意思。他们被剥夺了政治权力，无权参与斯巴达城邦的管理和决策。但他们在美塞尼亚特别是拉科尼亚地区组成了许多独立的公社，并享有一定程度的地方自治权。他们不是斯巴达人，但被包括在“拉西第梦人”的范畴之内；他们没有斯巴达的公民权，但属于庇里阿西人独立公社的“二等公民”。在军事和外交上，庇里阿西人的公社完全服从斯巴达城邦的安排。庇里阿西人承担着为城邦服兵役的义务，他们被大批地征集到斯巴达军队中服务。在希波战争中，他们与斯巴达人在不同的部队中为城邦服务。但在伯罗奔尼撒战争中，他们便与斯巴达人的部队混合在一起。（注：奥斯丁和纳奎特：《古希腊经济和社会史》（M. M. Austin and P.Vidal—Nequet, Economic and Social History of Ancient Greece），伯克力和洛杉矶，1977年，第85页。）
与雅典的外邦人不同，庇里阿西人有权拥有自己的土地。普鲁塔克在《来库古传》中说，来库古把剩余的拉科尼亚土地分为三万份分给了当地的自由居民庇里阿西人。 （注：普鲁塔克：《来库古传》 （Plutarch, Lycurgus），ⅤⅢ，3。 ）斯巴达的两个国王在庇里阿西人的土地中，各自拥有一块特别的地产（temenos）， 并由庇里阿西人负责耕种，（注：奥斯丁和纳奎特：《古希腊经济和社会史》，第85页。）这无疑是斯巴达人权力的象征。庇里阿西人除了耕种之外，还从事工商业活动，并负责向城邦提供武器。
被剥夺了政治权力的庇里阿西人有时与黑劳士联合起来，共同反抗斯巴达的统治。公元前464年，斯巴达发生大地震， 图里亚和伊泰安的庇里阿西人与美塞尼亚的黑劳士一起举行起义，逃往伊汤姆，沉重地打击了斯巴达统治者。 （注：修昔底德：《伯罗奔尼撒战争史》（Thucydides, History of the Peloponnesian War），Ⅰ，101。 ）但是由于庇里阿西人分散在许多公社中，暴动起义不算频繁，还不至于成为斯巴达人的心腹之患。
对斯巴达人威胁最大的是深受压迫的黑劳士阶层。Helots这个词起初被解释为战俘或拉科尼亚地区的黑劳士（Helots）。（注：奥斯丁和纳奎特：《古希腊经济和社会史》，第86页。）在被斯巴达人征服的拉科尼亚特别是美塞尼亚地区，存在着人数众多的黑劳士。修昔底德告诉我们，大多数黑劳士都是古代美塞尼亚人的后裔，他们在古代的一次战争中被剥夺了自由。 （注：修昔底德：《伯罗奔尼撒战争史》， Ⅰ，101。）对于黑劳士的身份，学术界一直存在不同的看法， 认为他们是奴隶、国有奴隶、或农奴的学者都坚持己见。然而，不论黑劳士的身份和性质如何，黑劳士肯定与雅典动产奴隶有很大区别。
雅典的奴隶一般从海外输入，能够从市场上买到，并象财产一样归奴隶主个人所有。而斯巴达的黑劳士则归斯巴达国家所有，他们被分配给单个的斯巴达人耕种份地，向主人交纳分地上的一部分收入，他们的主人无权释放或卖掉他们，只有国家才能释放他们，被释放的黑劳士构成了Neodamodeis阶层。 （注：奥斯丁和纳奎特：《古希腊经济和社会史》，第87页。）黑劳士拥有自己的家庭和财产，他们的来源主要靠自我繁衍。
除了在紧急情况下，雅典的奴隶很少被征集到城邦军队中服役。而黑劳士却伴随斯巴达人去参战，在军队中充当随从、轻装步兵、海军水手甚至是重装步兵。在伯罗奔尼撒战争中和战后，斯巴达军队使用了大量黑劳士。
特别重要的是，由于出身相同，斯巴达黑劳士要比雅典奴隶更容易举行暴动。雅典的奴隶来自不同地区，出生混杂，很少举行起义。在公元前421年斯巴达与雅典签订的盟约上， 只要求雅典人帮助斯巴达人镇压“奴隶暴动”，却没有对斯巴达人规定相应的义务。而斯巴达的黑劳士却具有同质性，他们都是当地人，讲同一种语言，共同由于被征服而处于依附地位，应而便于团结起来举行起义，反抗统治者的压迫。特别是较晚被征服的美塞尼亚人，他们对自己的出身保持着清楚的记忆，渴望夺回自由，应而反抗最为激烈，斯巴达历史上所有大量的黑劳士起义都在美塞尼亚地区爆发的。斯巴达大地震后的黑劳士与庇里阿西人起义延续了十年，危及到斯巴达的生存，在历史上被称为第三次美塞尼亚战争。公元前371年，斯巴达军队在卢克特拉被忒拜军队击败后， 黑劳士纷纷暴动。公元前369年美塞尼亚人从斯巴达退出， 建立了自己的独立国家。（注：参见奥斯丁和纳奎特：《古希腊经济和社会史》，第86—88页。）史实说明，完成征服目标后的斯巴达人始终面临着应付内部敌人的巨大压力。
然而，处于内部敌对力量包围中的斯巴达人却在整个城邦人口中占很少比例。对于斯巴达不同阶层的人口，历史资料没有提供准确的统计数字。不过，希罗多德在描写公元前479年的普拉塔亚战役情况时， 给了我们一些有用的参考数据。他告诉我们，参加这次战役的拉西第梦人有10,000名，其中斯巴达人5,000名，每个斯巴达人有7名随从的黑劳士，这样斯巴达人就有了一支 35, 000 人的护卫军。 （注：希罗多德（Herodotus），Ⅸ，28。）鲍威尔在他的著作《雅典和斯巴达》中， 把除了斯巴达人以外的另外5,000拉西第梦人理解为庇里阿西人，（注：A·鲍威尔：《雅典和斯巴达》（A.Powell, Athens and Sparta ）伦敦和纽约，1988年，第98页；第129页注21。）他的看法有一定的根据， 无论如何，希罗多德提供的数据应当可以证明斯巴达人在城邦总人口中占少数。
数量及其有限的斯巴达人要想维持对于如此众多的被征服人的统治，唯一的办法就是把斯巴达社会军事化，将每一个斯巴达人都训练成战士。斯巴达人不从事任何生产劳动，完全依靠黑劳士和庇里阿西人来满足他们的经济需要。他们的份地由黑劳士耕种，他们所需的手工业品由庇里阿西人和黑劳士制作。他们从所有的经济劳动中解脱出来，把全部精力都投入到军事训练之中。斯巴达男孩一长到七岁，就离开家庭，接受国家安排的教育（agoge）。从这个时候起， 他就与同龄的孩子生活训练在一起，直到二十岁才完成训练，进入成年人的行列。（注：奥斯丁和纳奎特：《古希腊经济和社会史》，第83页。）青年男子到二十岁，开始过集体的军营生活，受十年正规的军事训练，三十岁至六十岁服常备兵役。因此，斯巴达人的整个生活都被国家以军事化的方式组织起来。
斯巴达城邦通过一系列教育手段培养青少年，使他们具备吃苦耐劳、服从命令和机智勇敢的品格。色诺芬和亚里士多德都一致地用来自希腊文字根pon-的词来描绘斯巴达的教育，这个字根意味着受苦受累。（注：A·鲍威尔：《雅典和斯巴达》，第98页；第229页。）城邦把到达受教育年龄的斯巴达男孩编入连队，推选勇敢的孩子担任队长，让其它孩子服从他的命令，甘受他的责罚。男孩们训练得习惯赤脚走路，十二岁时就不再穿内衣，一年只能领到一件外衣。他们还要挨饿，学会偷窃。（注：普鲁塔克：《来库古传》，ⅩⅥ—ⅩⅦ。）斯巴达城邦采取这一切教育手段塑造青少年品格的目的十分明确，就是要把他们培养成为合格的战士。
总之，斯巴达城邦完全是一个严密组织起来的军事共同体，整个斯巴达国家就像是一座敞开的兵营。如果说，斯巴达人在对外扩张期间实行军事化的目的在于征服；那么，他们在征服目标实现之后实行军事化的目的则是为了维持对大量依附人口的统治，在充满敌意的环境中生存下去。
二
斯巴达城邦的第二个重要特征表现在它是一个平等形式下的不平等公社。具有完全公民权的斯巴达人叫做Homoioi， 也就是平等人的意思。（注：奥斯丁和纳奎特：《古希腊经济和社会史》，第81页。）斯巴达人被组织在平等人公社之内，过着由传说中的来库古所规定的相同生活。
斯巴达是一个农业社会。公元前八至七世纪，由于农业从谷物生产转向葡萄酒和橄榄油生产，以及与周边蛮族地区商品交换的发展，私有制在斯巴达社会开始发展。与此同时，在五个村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斯巴达城邦进行的征服活动，也使斯巴达平民与贵族之间的矛盾激化。这时的斯巴达人说：“钱造就了人。”（注：J ·雷德菲尔德：《斯巴达的妇女》（James Redfield,The Women of Sparta），见CJ第 73 期，1997年，第153—154页。）普鲁塔克告诉我们，来库古改革前的斯巴达存在着骇人听闻的不平等，城里挤满了没有财产无依无靠的穷人，财富都集中到了少数人手中。（注：普鲁塔克：《来库古传》，Ⅷ，1 ）亚里士多德著作中涉及的提尔泰俄斯的《治世》诗篇，也提到人民由于战祸，陷于困境，要求重新分配土地。（注：亚里士多德：《政治学》（Aristotle, Politics），1307a。）因此，斯巴达城邦采取一系列改革措施，力图经平等的形式来消除不同公民群体之间的矛盾和冲突，加强公民的内部团结，共同对付黑劳士的反抗，这就发生了归于来库古名下的社会改革。
根据普鲁克的说法，来库古把斯巴达的土地分成了九千份，分给了同样数目的斯巴达人，他禁止公民积聚金钱，取消所有金银货币，规定只使用不便收藏的铁币。他还创立了共餐制（Syssitia），让穷人和富人一起在公共食堂就餐。（注：普鲁塔克：《来库古传》，Ⅷ—Ⅹ。）为了加强公民间的团结，城邦倡导公民过简朴、禁欲的生活。亚里士多德告诉我们，斯巴达富人穿的是任何一个穷人都能制备的极为朴素的服装。（注：亚里士多德：《政治学》，1294b。）修昔底德评论说， 斯巴达人衣着简朴，富人尽可能采取与普通人同等的生活方式。（注：修昔底德：《伯罗奔及撒战争史》1，6，4.）当有人问国王阿基西劳斯（Agesilaus），来库古改革给斯巴达带来什么好处时， 他回答道：“蔑视快乐”。当有人向他了解斯巴达的简朴之时，他说：“以这种方式，我们获得了自由。”（注：J·雷德菲尔德：《斯巴达妇女》，见CJ ·第73期，1997年，第153页。）因此，通过斯巴达政府的精心组织， 斯巴达公民（Homoioi）在同一张桌子上吃饭，同穿朴素的服装， 在一起训练，肩并肩战斗，他们的孩子接受同样的教育，真可谓过着平等的生活。通过这些平等化的改革措施，斯巴达城邦圆滑地缓和了不同公民阶层之间的矛盾和冲突。
然而，斯巴达城邦采取的共同生活的教育制度和共餐制等措施只是以平等的表面现象来掩盖斯巴达社会不平等的实际状况。正如雷德菲尔德所说：“斯巴达人不是平等人，而是相似者，财富通过从公众视线中的消失而被逐出公共生活，富与穷、私有财产和经济竞争并没有被消灭，只是不让人们看见。”（注：J·雷德菲尔德：《斯巴达的妇女》， 见CJ·第73期，1997年，第157页。）斯巴达城邦倡导的公民间的平等， 充其量只不过是一种理想，现实与理想之间存在着很大的距离。斯巴达城邦采取的平等化措施只是暂时地缓和了公民间的矛盾，不能改变他们之间贫富和贵贱两极分化的必然趋势，平等人之间从来就没有真正平等过。斯巴达公民之间的不平等和两极分化，体现在政治、经济和精神等不同方面。
政治上，少数权贵家庭垄断了重要的领导权力。亚里士多德告诉我们，有人认为，斯巴达属于寡头政体，其运作包括不少寡头政治的因素。例如，执政人员不是通过抽签而是由选举产生，与民主政体不同，斯巴达只有少数几个人有权裁定死刑和放逐罪。他还指出，斯巴达的长老只有某些家族成员才能当选。（注：亚里士多德：《政治学》， 1295a：1306a。）至于斯巴达的两名国王的王位，更是由王族世袭相传的。
经济上，公民间财富分配不平等，贫富分化日益加深，财产逐渐集中到少数人手中。财富的集中最突出的表现是土地财产的集中。来库古立法时，约有九千户斯巴达公民家庭得到了土地，到了公元前四世纪，保有田产的公民战士大约只有一千五百户。
在财富集中到少数人手中的同时，平等人公社内穷人数量越来越多。由于嗣多家庭在继承土地被日益分小和土地兼并等原因，许多公民失去土地，有的还陷入债务之中。由于贫困，一些公民无法承担公共食堂的费用。而土地和对公共食堂的义务是斯巴达公民资格和重要依据，不少贫穷的斯巴达人因此而失去了公民权或成为没有完全公民权的“下等公民”（Inferior）。（注：奥斯丁和纳奎特：《古希腊经济和社会史》，第84页。）按照亚里士多德的说法，斯巴达在历史上某个时期，公民人数不少于一万人，可到了公元前四世纪中期，能够在军中服役的公民人数已不足一千人。（注：亚里士多德：《政治学》，1270a—1270b。）不论这个数字是否准确，它的确可以说明斯巴达公民之间两极公化的严重性。亚氏关于“寡头政体内包括一富一穷两个城市”的说法，可以准确地概括斯巴达城邦的实际状况。 （注：亚里士多德：《政治学》，1316b。）
在精神上，斯巴达公民在“勇敢”等男子汉美德方面的竞争，导致了成功与失败者的分化，促使等级制度形成，出现了所谓的高贵者。斯巴达男性公民绝大多数时间都和同伴生活在一起，处于公共视线的监督之下，从小就因行为的好坏而受到长者的奖励和惩罚。团队生活的环境和斯巴达人尚武传统，使他们特别看重荣誉和名声，赞赏男子汉气，渴望胜利和成功。他们十分在意公众舆论，对奖罚机制特别敏感。为了追求荣誉，斯巴达平等人之间展开了激烈的竞争，努力获取勇敢的美名和对胆怯者的鄙视是这种竞争的集中表现。
在斯巴达公民精神竞争中的成功者形成平等人公社中的高贵者，处于等级金字塔的上端。在斯巴达军队里，存在着一支由300 名青年战士组成的团体。其名称Hippeis看来好像是骑兵， 但实际是一支优秀的步兵部队。他们除了为保卫国王的荣誉而作战外，还起维持治安的作用。并不是每个青年都能加入这个部队的。只有作战勇敢的青年才有资格入选。（注：色诺芬：《斯巴达政制》（Xenophon, Constitution ofthe Lacedaemonians），Ⅳ，3。）通过这样选拔勇敢者的方式， 在平等人公社中产生了高贵者。
然而，成功者毕竟只是少数，大多数斯巴达人是不够成功的，还有一些失败者， 他们由于懦弱等非经济原因也被贬为“下等公民”（Inferiors）。除此之外，斯巴达平等人公社中还存在着Tresantes，也就是那些在战争中怕得发抖的人。（注：奥斯丁和纳奎特：《古希腊经济和社会史》，第84页。）希罗多德告诉我们，在德摩比利战死的李奥尼达的部队中，有两个人得以幸免，一个叫做潘提铁斯（Pantites），他在回到斯巴达受辱之后上吊自杀， 另一个名叫阿里司托达摩斯（Aristodamos），人们称他为“怕的发抖的人”， 没有斯巴达人愿意和他讲话。结果，在后来的劳拉提亚战斗中，他显然抱着去死的愿望。（注：希罗多德：《历史》，Ⅶ，231—231；Ⅸ，71。）“怕的发抖的人”受到污辱和惩罚，并丧失他们的部分公民权力。（注：奥斯丁和纳奎特：《古希腊经济和社会史》，第84页。）所有这些在精神竞争中的失败者与失去土地的下等公民一样都处于平等人等级制度的最底层。因此，斯巴达平等人公社的平等只是形式上的，其实质仍然是不平等的。
斯巴达城邦的两个重要特征对其文化传统和社会风尚发生了深刻影响。作为一个军事共同体，它通过军事教育培养了公民的尚武和吃苦精神；为了繁殖合格的战士，它给予在生育战士中起重要作用的斯巴达妇女以较多的户外锻炼和活动的自由，从而使她们处于较高的社会地位。作为一个不平等公社，它使权力和财富集中在少数人手中，建立了由少数贵族寡头进行统治的政治体制，普通公民很少有机会在公民大会上发表自己的政见，因此斯巴达人也不像雅典人那样喜欢高谈阔论，很少产生能言善辨的演说家。对于斯巴达的研究表明，古希腊诸城邦具有不同的特征与文化传统，我们不能对它们一概而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