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明清史 |
朝鲜战争与美国对华遏制政策的确立
林利民
【专题名称】世界史
【专 题 号】K5
【复印期号】2000年08期
【原文出处】《史学集刊》(长春)2000年02期第90～95页
【作者简介】林利民（1958—），男，湖北大冶人，北京现代国际关系研究所博士生。北京现代国际关系研究所，北京 100081
【关 键 词】朝鲜战争/美国遏华政策/起点/根源
中图分类号：K312.52；K712.5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559—8095（2000）02—0090—06
关于美国对华遏制政策的起点问题，中美两国学者历来有三种基本看法：1.认为朝鲜战争爆发前美已制订和开始奉行对华全面遏制政策；2.认为1950年11月中国参战后，美国才转向全面对华遏制政策；3.认为朝鲜战争爆发是美奉行对华全面遏制政策的起点。其中持第一种看法者主要是中国学者，如时殷弘等；持第二种看法者主要是美国学者，如威廉·斯托克（W·W·Stueck）等；持第三种看法者既有美国学者如邹谠，（Tant Tsou），也有中国学者，如赵学功。 （注：关于上述三种看法，可参阅：周桂银：《中美敌对的根源与标志》，载《美国研究》，1996年3月，第142—143页； W · W · Stueck. Jr, The Roadto Confrontation, American Policy toward China and Korea, 1947—1950, The University of North Carlolina Press, Chaple Hill, p.4—5; Tang Tsou, America's Failure in China, 1941— 1945, Vol. 2,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Chicago and London, 1963. pp. 590—591.594。 ）本文拟比较分析朝鲜战争爆发前后美国对新中国政策的变化轨迹及其差异，对美国全面遏制新中国政策的起点问题略述一管之见。
一、朝鲜战争爆发前美国对华政策特性分析
朝鲜战争爆发前美国是否已开始奉行对华全面遏制政策？这是本文首先要回答的问题， 它实际涉及如何解释朝鲜战争前自1949 年1 月至1950年6月这18个月的美国对华政策性质。毋庸置疑，朝鲜战争前18 个月的美国对新中国政策绝对与“友好”二字无缘，这没有讨论余地，但这不等于说美国对华政策就一定与敌视或遏制新中国划等号。当时中美之间的关系包含十分复杂的内容，应不限于仅在友好与敌视或遏制之间作非此即彼的选择。在两种极端之外，应还有介于二者之间的选择。在非友好之外，朝鲜战争前18个月美国对华低调政策在特质上还可以是怀有敌意、敌视或遏制，也可以是非敌意、非敌视或非遏制。当时美国政策究竟符合哪一种特性以及其发展趋势究竟导向哪一种极端？这显然不是非此即彼、单凭三言两语或某些政治性术语就可以断然作出结论的。
的确，朝鲜战争前18个月，美国与蒋介石政权继续维持藕断丝连的关系；“延宕”承认新中国甚至阻挠其他西方国家承认新中国；对新中国与西方国家贸易关系施以诸多限制；阴谋分离台湾、西藏。一些中国学者也据此断定朝鲜战争前美国已开始全面遏制新中国。然而，当我们把美国对华具体政策行为置于其对华政策活的全过程及当时美苏冷战总背景中考察，尤其是将其与1949年以前美对华政策进行比较分析时，就会得出不同的结论。首先，从美蒋关系演变趋向看，美从1944年开始，致力于使美蒋战时同盟延至战后，公开反对中国共产党，包括派飞机战舰开赴内战前线、出动美军协助蒋军控制中国全境、派马歇尔使华“招安”中共和收编中共军队、提供数十亿美元支持蒋介石进行反共内战等。到1949年中共掌权前夕，支持蒋政权一直是美国敌视中国革命和新中国的主要内容和形式，美蒋关系如何变化是衡量美对华政策特性的第一个基本标准。中共一时也把美断绝与蒋政权关系、停止支持蒋打内战作为其改善与新中国关系的先决条件。〔1〕正是在1949年， 美国基本停止了对蒋政权大规模经援、军援；实际中止了与蒋政权的大使级外交关系；通过发表白皮书公开了欲与蒋政权拉开距离的政策立场。这很可以证明美国对中共政策较之1949年以前，已在客观上沿敌视新中国轨道后退了一大步。
其次，就对台湾和西藏政策而言，1949年春夏之交，美国曾企图从中国分离台湾，这一阶段的美国对台政策无疑包含敌视新中国的内容，但仍不能纳入对华遏制政策范畴。从1949年秋以后，美国调整政策，开始放弃分离台湾的政策企图，NSC48／1、48／2号文件、 国务院对台政策第28号特别指示、杜鲁门“1.5”声明、艾奇逊“1.12”讲话， 都公开表示停止援台援蒋、不插手台湾局势、不以武力干预中共攻台军事行动，这无疑使早先美国敌视性的对台政策在敌视程度上进一步削弱，美国对华政策沿敌视轨道又后退了一大步。同期美国对西藏政策也经历了类似变化。继1949年春夏美国分离西藏政策兴盛一时后，从1949年秋开始，随着美国向拉萨派驻“美国使团”计划的流产，美国分离西藏政策也进入一个相对的沉寂期，包括阻止西藏当局向美派遣访美“特别使团”、拒绝向西藏分离主义分子提供美援等。〔2〕
第三，就美国对中共新政权本身的政策而言，也可证明朝鲜战争前美国尚未奉行对华遏制政策。NSC41 号文件规定允许中国与西方国家开展一般性贸易，其中虽有诸多怀有敌意的限制性条款，但这种限制较之美国对苏联、东欧和北朝鲜的限制要宽松得多。美国决策者还表示，美国加诸新中国的贸易限制是为了“遏制或反对苏共帝国主义，而不是作为个别国家对待的中国。”〔3〕换言之， 美国早期对新中国奉行贸易控制政策缘起于遏制苏联的需要而非主观上故意为难新中国。NSC41 号文件还具体说明有些限制是为了防止苏联、东欧和北朝鲜从中国套购可能向中国供货的某些西方战略物资。〔2〕（1949,Vol.9, p.832）虽然在具体政策实践中，美国很难使遏制苏联与不过分限制中国区别开，也不可能使严格控制中国的军工生产能力和不阻碍中国民用经济运转的规定达于协调，但作这种规定说明当时美国决策人确实在主观上无意采取较敌视苏联、东欧、北朝鲜更甚的对华政策。强调这一点对于比较认识朝鲜战争爆发后美国对华政策并非无足轻重。此外，在承认新中国问题及中国恢复联合国席位问题上，美国政策也保留一定的选择余地，美国尚未关闭承认新中国的大门。
一些中国学者并不否认1949年美国对华政策具有一定的现实成分，但又认为这种现实成分比重不大，且昙花一现，并认为到朝鲜战争爆发前夕，美国已完全放弃1949年对华政策中所具有的任何现实成分。其依据基于以下分析：中共征收美国在华兵营地产、中苏签署友好同盟互助条约、NSC68号文件问世、 美国国内兴起麦卡锡主义等重大事件影响了美国对华决策氛围，美国国会愈益转向对华僵硬立场，美国决策集团内部力量对比发生了不利于国务院主流派的变化。他们尤其强调杜勒斯（John Foster Dulles）台湾中立化备忘录和麦克阿瑟（Douglas MacArthur）保台意见书的影响。
实际上， 自1949年伊始， 美国决策集团内部以艾奇逊（ DeanAcheson）为首的国务院主流派为一方，以军方、麦克阿瑟、 国会共和党人和国会“中国帮”为另一方，围绕对华决策一直在激烈斗争。双方这场斗争在1949年围绕援蒋问题、年中因承认问题、夏秋因发表白皮书问题、年末围绕援台问题接连发生危机，以至高潮迭起。艾奇逊领导的国务院主流派因得到杜鲁门（Hurry S.Truman）支持，一次次战胜强大反对派，使美国对华政策避开了全面遏制轨道，具有某些现实成分。杜鲁门发表“1.5”声明是其最高点。
1950年1月至6 月美国决策集团在对华政策问题上的两派斗争， 是1949年两派斗争的继续。尽管力量对比发生了不利于国务院主流派的变化，但这种变化不具备决定性意义。军方立场与1949年12月并无二致；杜勒斯备忘录不但与麦克阿瑟保台意见书大同小异， 且与上年凯南（George Frost Kennan）备忘录也基本相似。既然国务院主流派在杜鲁门支持下能在1949年挡住军方等反对派的意见，坚持推行非遏制的、具有一定现实成分的对华政策，就很难武断地认定1950年6 月在同样的较量中国务院会败北。事实上，美国政府在1950年上半年不但挡住了国会共和党人等政府反对派的援蒋援台要求，也挡住了军方历次援台要求。直到6月23日，即朝鲜战争爆发前两天， 艾奇逊针对当时关于美国已改变对台政策的说法，还在新闻发布会上明确宣布杜鲁门“1.5 ”声明所界定的美对华政策“依然不变”。美依然不向蒋政权提供军援及“军事劝告”。〔4〕对杜勒斯备忘录，国务院未予特别重视。 麦克阿瑟的保台意见书固然雄辩有力，仍不及1949年12月29日艾奇逊与军方辩论时的一番说辞更有说服力。况且麦克阿瑟的保台意见书还未提交国家安全委员会，朝鲜战争即已爆发。如果没有朝鲜战争，麦克阿瑟的保台意见书能在多大程度上影响美国对华政策，只是一个未知数。军方以及其他反对派能否促使美国政府放弃杜鲁门“1.5 ”声明所规定的对华政策各项原则也同样是未知数。
概而论之，在1950年6月25日朝鲜战争爆发前夕， 美国对华政策与同年1月并无质的差异。美国继续维持杜鲁门“1.5 ”声明及此前NSC48／1、NSC48／2及NSC41号文件厘定的对华政策各原则，即不进一步援台援蒋，对华贸易也在继续进行。可以认为，从1950年1月到1950年6月，美国对华政策是处在一种很特殊的“冻结”状态，仍属于“等待尘埃落定”的过渡范畴。在不发生朝鲜战争的情形下，美国对华政策有可能变化，也有可能不变。有可能转向全面遏制轨道，但也有可能在走出“冻结”状态后，获得趋向于非敌视、非遏制的新动力。无论如何，还不能把1950年6月25 日朝鲜战争爆发前夕的美国政策划入对华遏制政策范畴，也不应认为朝鲜战争前的美国对华政策必然导向对华全面遏制，甚至也不能认为朝鲜战争前的美国对华政策必然导向对华遏制政策。那种认为朝鲜战争前美已开始奉行对华遏制政策的观点，实际上是用朝鲜战争爆发后形成的对美政策新看法评析朝鲜战争前的美国对华政策，是一种历史决定论。
二、朝鲜战争突发与美国对华政策向全面敌视转轨
1950年6月25日，朝鲜战争突然爆发， 美国决策人断定是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率先挑起战争，并断定北朝鲜的行动得到苏联的“支援和怂恿”。他们还把朝鲜战争突发与台海局势挂钩。武断地认定北朝鲜军队向南朝鲜进兵是掩护中共进攻台湾的一次“战术佯动”。〔5 〕美国对台政策因而发生急剧变化。6月27日， 杜鲁门发表当年第二份美国总统对华政策声明。宣称因朝鲜战争爆发，中共夺占台湾“将直接威胁太平洋地区的安全及该地区执行合法与必要勤务的美国部队”，声明还宣称台湾未来地位须待“太平洋安全”恢复后由对日和约解决或由联合国“审议”。〔6〕几乎同时，一支美国海军舰队开进台湾海峡。
从研究美国对华遏制政策起点的角度分析，杜鲁门“6.27”声明及美海军进驻台海对中美关系的影响主要有三：第一，美以防止朝鲜战争扩大和掩护在朝美军侧翼为由，把美国海军开进台湾海峡，宣布台湾“中立化”，公开以武力阻止中共解放台湾，这不止是背弃杜鲁门“1. 5”声明精神，重新介入中国内战，更是对新中国赤裸裸的武装侵略，是以武力“直接反对中国的民族利益和革命利益”；〔7〕第二， 为长期阻止中共解放台湾，美国又势必要恢复对蒋政权的军援及其他援助，这使美国已中断18个月的大规模援蒋政策在“保台护蒋”的新形式下得以复活。朝鲜战争爆发不久，美国就向台湾运送了“一定数量的军需品和汽油”；〔8〕7月31日，麦克阿瑟飞台访问，与蒋介石达成保台秘密约定。〔9〕8月25日，杜鲁门又下令向蒋政权提供14344500美元的新军援拨款。〔2〕（Vol.6,P.414）第三，为美国永久分离台湾埋下伏笔。杜鲁门“1.5”声明确认台湾是中国的领土，而且“信誓旦旦”。“6. 27”声明却推翻美国政府在杜鲁门“1.5”声明中所作的承诺， 正式炮制了一个台湾地位未定论，并以美国国威作赌注。结果是，以朝鲜战争突发、杜鲁门发表“6.27”声明和美国海军进驻台海为契机，美国完全放弃杜鲁门“1.5”声明所确定的稍有现实感的对华政策， 转向保台护蒋，即公开以武力割裂中国领土，阻止中共解放台湾，并不惜重新向蒋政权提供新援助。美国对华政策因而在徘徊摇摆了18个月后，又恢复全面敌视轨道。
与其对台对蒋政策变化相适应，美国对华政策其他方面也向全面敌视轨道急剧转轨，这包括：1.加紧策划分离西藏活动，许诺向西藏分离主义分子提供援助，以阻止中共进军西藏；〔10〕2.放弃NSC41 号文件、NSC48／1和48／2号文件确定的对华经贸政策， 强化对华贸易控制，使之与对苏联、东欧、北朝鲜的贸易控制处于同等水平，尤其是下令对华实施石油产品禁运；〔2〕（1950，Vol.6,P.640、641、658）3.在承认新中国与恢复新中国在联合国安理会席位问题上的立场迅速僵化，趋于极端。麦克阿瑟宣称他主张永远不要承认中共政权，并不惜使用否决票阻止中共进入联合国。〔2〕（1950,Vol.6,P.428 ）美国驻英大使道格拉斯奉命公开发表谈话，表示美不欢迎“共产党政权在安理会代表中国”。艾奇逊更是对英印等国有关恢复中国在联合国席位的主张横加指斥。〔11〕在9月14日的美英法外长会议上， 艾奇逊明确宣布：联大会议一开幕，美国就将“竭尽全力去击败想要接受北京代表团进入联合国的任何企图”。〔7〕
三、中国参战与美国对华遏制政策的确立
1950年10月，美国不顾新中国一再警告，悍然派军越过三八线向中朝边境进攻，中国被迫派兵应战。中国军队一战云山、二战清川江长津湖、三战汉城，接连重创侵朝美军，把美军赶回三八线以南地区，取得对美军事胜利。美国决策集团因而大大改变了对新中国及中苏关系和远东力量平衡的看法。首先，美国决策人把中国出兵朝鲜、捍卫自身安全说成是十恶不赦的“侵略”行为。美驻联合国代表奥斯汀（Worren Austin）在联合国发言反对邀请中国代表到联合国申诉美国侵略时，宣称联合国应“传讯”而不应“邀请”中国代表，因为他认为中国是“犯罪国家”。〔 9〕 美军政要员，包括杜鲁门、艾奇逊、 马歇尔（George Marshall）、布雷德利（Omar Bradely）以及麦克阿瑟， 都把中国称为侵略者，与太平洋战争时期的日本相提并论。艾奇逊在12月初与访美的英国官员会谈时直言不讳地宣布美国要坦率地表明对中国的敌对态度，“不必证明自己是中国的朋友”；〔3〕其次， 美改变了朝鲜战争前关于中国不是苏联卫星国的看法。艾奇逊断言：中共完全听命于莫斯科，甚至比东欧卫星国更对苏联“亦步亦趋”。美决策集团也放弃了用“软”的一手诱使中共“脱离苏联政策轨道”的“楔子”战略，而这正是朝鲜战争前美国对华政策具有某些现实成分的主要政治基础。
中国参战、美军溃败及美国决策人对中国参战根源的基本看法，深刻影响了美国舆情和决策氛围。在报道朝鲜战争时，美国报刊杂志中反复使用的词汇是：“红色中国的游牧民”正在屠杀美国人。美国各界领袖开始把中国视为对美国的“真正威胁”。国会共和党人、“院外援华集团”及麦卡锡分子借机推波逐澜，操纵国会中期选举，制造反华狂热，甚至成立旨在反对美国改善与新中国关系的“百万人委员会”。美国举国上下，到处弥漫一股要“惩罚”和报复新中国的强烈政治氛围。国会转向极端反华立场，通过了一系列反华决议，包括参众两院要求在联合国谴责中国为“侵略者”的决议。〔8〕麦克阿瑟则在12月30 日致电参谋长联席会议，提出“惩罚”新中国的四点建议，包括：封锁中国海岸；摧毁中国工业生产能力；使用蒋军入朝作战；支持蒋军进攻中国大陆兵力空虚地区等。〔2〕（1950, Vol. 7, P.1631）在这种情况下，美国政府把朝鲜战争爆发后开始推行的对华全面敌视政策扩展到中美关系各领域、各层面并予以不断强化，采取了全面遏制形式。1951年1 月12日，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提出一份有关惩罚新中国的政策报告，其中包括16点行动建议：加速建立日本的“防卫部队”；加强对中国的经济封锁；着手准备对中国进行海上封锁；解除对中国沿海地区和东北的空中侦察限制；解除对蒋军的限制，向其提供后勤支援；增加对台军援；向中国大陆的反共游击队提供秘密援助；一旦中共对美在朝以外的部队进攻，就对中国境内目标实施毁灭性打击。〔2〕（1950,Vol.7,P.70）这份报告后来被编入NSC101号文件，成为NSC101系列文件的核心部分。
国务院则从政略外交观点出发提出了更广泛的对华惩罚和报复措施，这可从1950年12月初英美华盛顿首脑会谈内容及国务院与国防部联合提出、经杜鲁门批准的一份备忘录中阐明的政策观点中得到体现，这些观点是：1.军事上要在朝鲜尽量维持军事行动，尽可能削弱中共军力；2.政治上不承认中共在朝军事胜利成果，尽量给中国制造麻烦，包括不允中共进入联合国、不承认中共政权、在联合国谴责中国为侵略者； 3.经济上禁绝中美贸易并切断中国与西方的全部贸易关系；4. 尽力阻止中共解放台湾，恢复与蒋政权的全面合作关系；5.扶植日本、支持法军在印度支那的殖民活动、扩大美在东南亚的影响；6.以军事行动骚扰中国，“同时努力促进中国国内反共势力起来抵抗”。〔2〕（1950, Vol.7, pp.1348—1349、1357—1373）
杜鲁门坚决要求惩罚新中国。1951年1月13日， 他致信麦克阿瑟阐述美国政策的十大“主要目标”，其中包括：打击中国的政治军事威望；向中国国内外反华反共势力提供更多的直接援助；支持亚洲反华反共国家；对中国实行政治攻势，加强颠覆活动；军事上要在朝鲜与中共军队长期周旋。〔12〕杜鲁门这封信是对此前美国决策层遏制新中国政策思想的归纳和总结，无异于美国对华政策转向遏制轨道的动员令。
1951年1月17日，涉及全面遏制新中国政策的NSC101／1号文件草案被提交国家安全委员会讨论。文件规定美国对华政策目标是：粉碎苏联对中国的控制，扶持一个能替代中共的其他中国政权；保住台湾；使用一切手段防止中共在亚洲大陆、尤其是在印支、泰国和马来亚扩张。为完成这些目标，文件提出的具体行动方针包括：1.由联合国宣布中国为侵略者；2.对中国施加政治经济制裁；3.准备对中国实施海上封锁；4.准备使用蒋军进攻中国大陆并向其提供军援；5.准备攻击中国境内目标；6.增加对印支、泰国和菲律宾的经援军援，增加驻菲美军。〔2 〕（1950, Vol. 7, pp.1514—1517）NSC101／1 号文件是对参谋长联席会议1月12日报告的修订，也是对杜鲁门1月13日信件内容的详释， 其基本精神大部分被贯彻于美国对华政策实践。
国务院官员1950年12月初在英美华盛顿会谈时表述的政策观点及有关文件、麦克阿瑟四点建议及其新年前后与参谋长联席会议的来往电报、参联会1月12日报告、杜鲁门1月13日信件及NSC101／1 号文件，大体勾勒出美对华遏制政策思想形成的基本轨迹和轮廓。这些文件说明：第一、美对华遏制政策思想及其政策构架大体形成于1950年12月初到1951年1月中；第二、美国国务院、军方、 杜鲁门及麦克阿瑟等在遏制中国政策观上具有一致性；第三、对华遏制政策的总构想主要通过美国决策人一系列谈话、备忘录、电讯往还、会议记录、政策决议和政策行为得到体现；第四、美对华遏制政策涉及经济、政治、军事、战略诸方面以及台湾问题、政治承认问题、联合国代表权问题、经贸制裁问题、美国对日、对朝、对印支、对东南亚政策调整问题，较之其对苏遏制政策初始时更复杂、更具体、更无所不包；第五、美国对华遏制政策的拟订过程与其实施过程具有同步性。对华遏制政策及其思想是在拟订过程中贯彻，在贯彻过程中得到体现并逐步完善，其拟订过程也是其贯彻过程。
结语
本文结论有三：第一、朝鲜战争爆发前，美国对华政策还处在徘徊过渡期，尚未转上对华遏制轨道；第二、朝鲜战争爆发初期，美国转向全面敌视新中国政策，包括出兵台湾、宣布台湾“中立化”、积极分离西藏、实施石油禁运及强化其它贸易控制措施；在承认问题及联合国代表权问题上的立场日益僵化，为转上全面遏制轨道铺平了道路；第三、美国对华全面遏制政策大体确立于1950年12月到1951年1月， 美国转向对华遏制政策的直接原因是侵朝美军在朝鲜受到中国军队重创，美国决策人因而重估中国实力、中苏关系性质和远东力量平衡，开始把中国视为其在远东的主要敌人。
收稿日期：1999—02—07
【专 题 号】K5
【复印期号】2000年08期
【原文出处】《史学集刊》(长春)2000年02期第90～95页
【作者简介】林利民（1958—），男，湖北大冶人，北京现代国际关系研究所博士生。北京现代国际关系研究所，北京 100081
| 【内容提要】 | 朝鲜战争爆发前，美国对华政策尚有一定的灵活性，其对华政策是在选择敌视与非敌视之间徘徊，因而不属于遏制范畴。朝鲜战争爆发及中国出兵朝鲜并打败侵朝美军，导致美重新评估中苏关系性质及中国的实力，美开始视中国为其在远东的主要敌手，选择了对华遏制政策。美国对华遏制政策的确立约在1950年12月初至1951年1月中， 主要通过这一时期美国要员的一系列谈话、备忘录、电讯、政策决议等得到体现。 |
关于美国对华遏制政策的起点问题，中美两国学者历来有三种基本看法：1.认为朝鲜战争爆发前美已制订和开始奉行对华全面遏制政策；2.认为1950年11月中国参战后，美国才转向全面对华遏制政策；3.认为朝鲜战争爆发是美奉行对华全面遏制政策的起点。其中持第一种看法者主要是中国学者，如时殷弘等；持第二种看法者主要是美国学者，如威廉·斯托克（W·W·Stueck）等；持第三种看法者既有美国学者如邹谠，（Tant Tsou），也有中国学者，如赵学功。 （注：关于上述三种看法，可参阅：周桂银：《中美敌对的根源与标志》，载《美国研究》，1996年3月，第142—143页； W · W · Stueck. Jr, The Roadto Confrontation, American Policy toward China and Korea, 1947—1950, The University of North Carlolina Press, Chaple Hill, p.4—5; Tang Tsou, America's Failure in China, 1941— 1945, Vol. 2,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Chicago and London, 1963. pp. 590—591.594。 ）本文拟比较分析朝鲜战争爆发前后美国对新中国政策的变化轨迹及其差异，对美国全面遏制新中国政策的起点问题略述一管之见。
一、朝鲜战争爆发前美国对华政策特性分析
朝鲜战争爆发前美国是否已开始奉行对华全面遏制政策？这是本文首先要回答的问题， 它实际涉及如何解释朝鲜战争前自1949 年1 月至1950年6月这18个月的美国对华政策性质。毋庸置疑，朝鲜战争前18 个月的美国对新中国政策绝对与“友好”二字无缘，这没有讨论余地，但这不等于说美国对华政策就一定与敌视或遏制新中国划等号。当时中美之间的关系包含十分复杂的内容，应不限于仅在友好与敌视或遏制之间作非此即彼的选择。在两种极端之外，应还有介于二者之间的选择。在非友好之外，朝鲜战争前18个月美国对华低调政策在特质上还可以是怀有敌意、敌视或遏制，也可以是非敌意、非敌视或非遏制。当时美国政策究竟符合哪一种特性以及其发展趋势究竟导向哪一种极端？这显然不是非此即彼、单凭三言两语或某些政治性术语就可以断然作出结论的。
的确，朝鲜战争前18个月，美国与蒋介石政权继续维持藕断丝连的关系；“延宕”承认新中国甚至阻挠其他西方国家承认新中国；对新中国与西方国家贸易关系施以诸多限制；阴谋分离台湾、西藏。一些中国学者也据此断定朝鲜战争前美国已开始全面遏制新中国。然而，当我们把美国对华具体政策行为置于其对华政策活的全过程及当时美苏冷战总背景中考察，尤其是将其与1949年以前美对华政策进行比较分析时，就会得出不同的结论。首先，从美蒋关系演变趋向看，美从1944年开始，致力于使美蒋战时同盟延至战后，公开反对中国共产党，包括派飞机战舰开赴内战前线、出动美军协助蒋军控制中国全境、派马歇尔使华“招安”中共和收编中共军队、提供数十亿美元支持蒋介石进行反共内战等。到1949年中共掌权前夕，支持蒋政权一直是美国敌视中国革命和新中国的主要内容和形式，美蒋关系如何变化是衡量美对华政策特性的第一个基本标准。中共一时也把美断绝与蒋政权关系、停止支持蒋打内战作为其改善与新中国关系的先决条件。〔1〕正是在1949年， 美国基本停止了对蒋政权大规模经援、军援；实际中止了与蒋政权的大使级外交关系；通过发表白皮书公开了欲与蒋政权拉开距离的政策立场。这很可以证明美国对中共政策较之1949年以前，已在客观上沿敌视新中国轨道后退了一大步。
其次，就对台湾和西藏政策而言，1949年春夏之交，美国曾企图从中国分离台湾，这一阶段的美国对台政策无疑包含敌视新中国的内容，但仍不能纳入对华遏制政策范畴。从1949年秋以后，美国调整政策，开始放弃分离台湾的政策企图，NSC48／1、48／2号文件、 国务院对台政策第28号特别指示、杜鲁门“1.5”声明、艾奇逊“1.12”讲话， 都公开表示停止援台援蒋、不插手台湾局势、不以武力干预中共攻台军事行动，这无疑使早先美国敌视性的对台政策在敌视程度上进一步削弱，美国对华政策沿敌视轨道又后退了一大步。同期美国对西藏政策也经历了类似变化。继1949年春夏美国分离西藏政策兴盛一时后，从1949年秋开始，随着美国向拉萨派驻“美国使团”计划的流产，美国分离西藏政策也进入一个相对的沉寂期，包括阻止西藏当局向美派遣访美“特别使团”、拒绝向西藏分离主义分子提供美援等。〔2〕
第三，就美国对中共新政权本身的政策而言，也可证明朝鲜战争前美国尚未奉行对华遏制政策。NSC41 号文件规定允许中国与西方国家开展一般性贸易，其中虽有诸多怀有敌意的限制性条款，但这种限制较之美国对苏联、东欧和北朝鲜的限制要宽松得多。美国决策者还表示，美国加诸新中国的贸易限制是为了“遏制或反对苏共帝国主义，而不是作为个别国家对待的中国。”〔3〕换言之， 美国早期对新中国奉行贸易控制政策缘起于遏制苏联的需要而非主观上故意为难新中国。NSC41 号文件还具体说明有些限制是为了防止苏联、东欧和北朝鲜从中国套购可能向中国供货的某些西方战略物资。〔2〕（1949,Vol.9, p.832）虽然在具体政策实践中，美国很难使遏制苏联与不过分限制中国区别开，也不可能使严格控制中国的军工生产能力和不阻碍中国民用经济运转的规定达于协调，但作这种规定说明当时美国决策人确实在主观上无意采取较敌视苏联、东欧、北朝鲜更甚的对华政策。强调这一点对于比较认识朝鲜战争爆发后美国对华政策并非无足轻重。此外，在承认新中国问题及中国恢复联合国席位问题上，美国政策也保留一定的选择余地，美国尚未关闭承认新中国的大门。
一些中国学者并不否认1949年美国对华政策具有一定的现实成分，但又认为这种现实成分比重不大，且昙花一现，并认为到朝鲜战争爆发前夕，美国已完全放弃1949年对华政策中所具有的任何现实成分。其依据基于以下分析：中共征收美国在华兵营地产、中苏签署友好同盟互助条约、NSC68号文件问世、 美国国内兴起麦卡锡主义等重大事件影响了美国对华决策氛围，美国国会愈益转向对华僵硬立场，美国决策集团内部力量对比发生了不利于国务院主流派的变化。他们尤其强调杜勒斯（John Foster Dulles）台湾中立化备忘录和麦克阿瑟（Douglas MacArthur）保台意见书的影响。
实际上， 自1949年伊始， 美国决策集团内部以艾奇逊（ DeanAcheson）为首的国务院主流派为一方，以军方、麦克阿瑟、 国会共和党人和国会“中国帮”为另一方，围绕对华决策一直在激烈斗争。双方这场斗争在1949年围绕援蒋问题、年中因承认问题、夏秋因发表白皮书问题、年末围绕援台问题接连发生危机，以至高潮迭起。艾奇逊领导的国务院主流派因得到杜鲁门（Hurry S.Truman）支持，一次次战胜强大反对派，使美国对华政策避开了全面遏制轨道，具有某些现实成分。杜鲁门发表“1.5”声明是其最高点。
1950年1月至6 月美国决策集团在对华政策问题上的两派斗争， 是1949年两派斗争的继续。尽管力量对比发生了不利于国务院主流派的变化，但这种变化不具备决定性意义。军方立场与1949年12月并无二致；杜勒斯备忘录不但与麦克阿瑟保台意见书大同小异， 且与上年凯南（George Frost Kennan）备忘录也基本相似。既然国务院主流派在杜鲁门支持下能在1949年挡住军方等反对派的意见，坚持推行非遏制的、具有一定现实成分的对华政策，就很难武断地认定1950年6 月在同样的较量中国务院会败北。事实上，美国政府在1950年上半年不但挡住了国会共和党人等政府反对派的援蒋援台要求，也挡住了军方历次援台要求。直到6月23日，即朝鲜战争爆发前两天， 艾奇逊针对当时关于美国已改变对台政策的说法，还在新闻发布会上明确宣布杜鲁门“1.5 ”声明所界定的美对华政策“依然不变”。美依然不向蒋政权提供军援及“军事劝告”。〔4〕对杜勒斯备忘录，国务院未予特别重视。 麦克阿瑟的保台意见书固然雄辩有力，仍不及1949年12月29日艾奇逊与军方辩论时的一番说辞更有说服力。况且麦克阿瑟的保台意见书还未提交国家安全委员会，朝鲜战争即已爆发。如果没有朝鲜战争，麦克阿瑟的保台意见书能在多大程度上影响美国对华政策，只是一个未知数。军方以及其他反对派能否促使美国政府放弃杜鲁门“1.5 ”声明所规定的对华政策各项原则也同样是未知数。
概而论之，在1950年6月25日朝鲜战争爆发前夕， 美国对华政策与同年1月并无质的差异。美国继续维持杜鲁门“1.5 ”声明及此前NSC48／1、NSC48／2及NSC41号文件厘定的对华政策各原则，即不进一步援台援蒋，对华贸易也在继续进行。可以认为，从1950年1月到1950年6月，美国对华政策是处在一种很特殊的“冻结”状态，仍属于“等待尘埃落定”的过渡范畴。在不发生朝鲜战争的情形下，美国对华政策有可能变化，也有可能不变。有可能转向全面遏制轨道，但也有可能在走出“冻结”状态后，获得趋向于非敌视、非遏制的新动力。无论如何，还不能把1950年6月25 日朝鲜战争爆发前夕的美国政策划入对华遏制政策范畴，也不应认为朝鲜战争前的美国对华政策必然导向对华全面遏制，甚至也不能认为朝鲜战争前的美国对华政策必然导向对华遏制政策。那种认为朝鲜战争前美已开始奉行对华遏制政策的观点，实际上是用朝鲜战争爆发后形成的对美政策新看法评析朝鲜战争前的美国对华政策，是一种历史决定论。
二、朝鲜战争突发与美国对华政策向全面敌视转轨
1950年6月25日，朝鲜战争突然爆发， 美国决策人断定是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率先挑起战争，并断定北朝鲜的行动得到苏联的“支援和怂恿”。他们还把朝鲜战争突发与台海局势挂钩。武断地认定北朝鲜军队向南朝鲜进兵是掩护中共进攻台湾的一次“战术佯动”。〔5 〕美国对台政策因而发生急剧变化。6月27日， 杜鲁门发表当年第二份美国总统对华政策声明。宣称因朝鲜战争爆发，中共夺占台湾“将直接威胁太平洋地区的安全及该地区执行合法与必要勤务的美国部队”，声明还宣称台湾未来地位须待“太平洋安全”恢复后由对日和约解决或由联合国“审议”。〔6〕几乎同时，一支美国海军舰队开进台湾海峡。
从研究美国对华遏制政策起点的角度分析，杜鲁门“6.27”声明及美海军进驻台海对中美关系的影响主要有三：第一，美以防止朝鲜战争扩大和掩护在朝美军侧翼为由，把美国海军开进台湾海峡，宣布台湾“中立化”，公开以武力阻止中共解放台湾，这不止是背弃杜鲁门“1. 5”声明精神，重新介入中国内战，更是对新中国赤裸裸的武装侵略，是以武力“直接反对中国的民族利益和革命利益”；〔7〕第二， 为长期阻止中共解放台湾，美国又势必要恢复对蒋政权的军援及其他援助，这使美国已中断18个月的大规模援蒋政策在“保台护蒋”的新形式下得以复活。朝鲜战争爆发不久，美国就向台湾运送了“一定数量的军需品和汽油”；〔8〕7月31日，麦克阿瑟飞台访问，与蒋介石达成保台秘密约定。〔9〕8月25日，杜鲁门又下令向蒋政权提供14344500美元的新军援拨款。〔2〕（Vol.6,P.414）第三，为美国永久分离台湾埋下伏笔。杜鲁门“1.5”声明确认台湾是中国的领土，而且“信誓旦旦”。“6. 27”声明却推翻美国政府在杜鲁门“1.5”声明中所作的承诺， 正式炮制了一个台湾地位未定论，并以美国国威作赌注。结果是，以朝鲜战争突发、杜鲁门发表“6.27”声明和美国海军进驻台海为契机，美国完全放弃杜鲁门“1.5”声明所确定的稍有现实感的对华政策， 转向保台护蒋，即公开以武力割裂中国领土，阻止中共解放台湾，并不惜重新向蒋政权提供新援助。美国对华政策因而在徘徊摇摆了18个月后，又恢复全面敌视轨道。
与其对台对蒋政策变化相适应，美国对华政策其他方面也向全面敌视轨道急剧转轨，这包括：1.加紧策划分离西藏活动，许诺向西藏分离主义分子提供援助，以阻止中共进军西藏；〔10〕2.放弃NSC41 号文件、NSC48／1和48／2号文件确定的对华经贸政策， 强化对华贸易控制，使之与对苏联、东欧、北朝鲜的贸易控制处于同等水平，尤其是下令对华实施石油产品禁运；〔2〕（1950，Vol.6,P.640、641、658）3.在承认新中国与恢复新中国在联合国安理会席位问题上的立场迅速僵化，趋于极端。麦克阿瑟宣称他主张永远不要承认中共政权，并不惜使用否决票阻止中共进入联合国。〔2〕（1950,Vol.6,P.428 ）美国驻英大使道格拉斯奉命公开发表谈话，表示美不欢迎“共产党政权在安理会代表中国”。艾奇逊更是对英印等国有关恢复中国在联合国席位的主张横加指斥。〔11〕在9月14日的美英法外长会议上， 艾奇逊明确宣布：联大会议一开幕，美国就将“竭尽全力去击败想要接受北京代表团进入联合国的任何企图”。〔7〕
三、中国参战与美国对华遏制政策的确立
1950年10月，美国不顾新中国一再警告，悍然派军越过三八线向中朝边境进攻，中国被迫派兵应战。中国军队一战云山、二战清川江长津湖、三战汉城，接连重创侵朝美军，把美军赶回三八线以南地区，取得对美军事胜利。美国决策集团因而大大改变了对新中国及中苏关系和远东力量平衡的看法。首先，美国决策人把中国出兵朝鲜、捍卫自身安全说成是十恶不赦的“侵略”行为。美驻联合国代表奥斯汀（Worren Austin）在联合国发言反对邀请中国代表到联合国申诉美国侵略时，宣称联合国应“传讯”而不应“邀请”中国代表，因为他认为中国是“犯罪国家”。〔 9〕 美军政要员，包括杜鲁门、艾奇逊、 马歇尔（George Marshall）、布雷德利（Omar Bradely）以及麦克阿瑟， 都把中国称为侵略者，与太平洋战争时期的日本相提并论。艾奇逊在12月初与访美的英国官员会谈时直言不讳地宣布美国要坦率地表明对中国的敌对态度，“不必证明自己是中国的朋友”；〔3〕其次， 美改变了朝鲜战争前关于中国不是苏联卫星国的看法。艾奇逊断言：中共完全听命于莫斯科，甚至比东欧卫星国更对苏联“亦步亦趋”。美决策集团也放弃了用“软”的一手诱使中共“脱离苏联政策轨道”的“楔子”战略，而这正是朝鲜战争前美国对华政策具有某些现实成分的主要政治基础。
中国参战、美军溃败及美国决策人对中国参战根源的基本看法，深刻影响了美国舆情和决策氛围。在报道朝鲜战争时，美国报刊杂志中反复使用的词汇是：“红色中国的游牧民”正在屠杀美国人。美国各界领袖开始把中国视为对美国的“真正威胁”。国会共和党人、“院外援华集团”及麦卡锡分子借机推波逐澜，操纵国会中期选举，制造反华狂热，甚至成立旨在反对美国改善与新中国关系的“百万人委员会”。美国举国上下，到处弥漫一股要“惩罚”和报复新中国的强烈政治氛围。国会转向极端反华立场，通过了一系列反华决议，包括参众两院要求在联合国谴责中国为“侵略者”的决议。〔8〕麦克阿瑟则在12月30 日致电参谋长联席会议，提出“惩罚”新中国的四点建议，包括：封锁中国海岸；摧毁中国工业生产能力；使用蒋军入朝作战；支持蒋军进攻中国大陆兵力空虚地区等。〔2〕（1950, Vol. 7, P.1631）在这种情况下，美国政府把朝鲜战争爆发后开始推行的对华全面敌视政策扩展到中美关系各领域、各层面并予以不断强化，采取了全面遏制形式。1951年1 月12日，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提出一份有关惩罚新中国的政策报告，其中包括16点行动建议：加速建立日本的“防卫部队”；加强对中国的经济封锁；着手准备对中国进行海上封锁；解除对中国沿海地区和东北的空中侦察限制；解除对蒋军的限制，向其提供后勤支援；增加对台军援；向中国大陆的反共游击队提供秘密援助；一旦中共对美在朝以外的部队进攻，就对中国境内目标实施毁灭性打击。〔2〕（1950,Vol.7,P.70）这份报告后来被编入NSC101号文件，成为NSC101系列文件的核心部分。
国务院则从政略外交观点出发提出了更广泛的对华惩罚和报复措施，这可从1950年12月初英美华盛顿首脑会谈内容及国务院与国防部联合提出、经杜鲁门批准的一份备忘录中阐明的政策观点中得到体现，这些观点是：1.军事上要在朝鲜尽量维持军事行动，尽可能削弱中共军力；2.政治上不承认中共在朝军事胜利成果，尽量给中国制造麻烦，包括不允中共进入联合国、不承认中共政权、在联合国谴责中国为侵略者； 3.经济上禁绝中美贸易并切断中国与西方的全部贸易关系；4. 尽力阻止中共解放台湾，恢复与蒋政权的全面合作关系；5.扶植日本、支持法军在印度支那的殖民活动、扩大美在东南亚的影响；6.以军事行动骚扰中国，“同时努力促进中国国内反共势力起来抵抗”。〔2〕（1950, Vol.7, pp.1348—1349、1357—1373）
杜鲁门坚决要求惩罚新中国。1951年1月13日， 他致信麦克阿瑟阐述美国政策的十大“主要目标”，其中包括：打击中国的政治军事威望；向中国国内外反华反共势力提供更多的直接援助；支持亚洲反华反共国家；对中国实行政治攻势，加强颠覆活动；军事上要在朝鲜与中共军队长期周旋。〔12〕杜鲁门这封信是对此前美国决策层遏制新中国政策思想的归纳和总结，无异于美国对华政策转向遏制轨道的动员令。
1951年1月17日，涉及全面遏制新中国政策的NSC101／1号文件草案被提交国家安全委员会讨论。文件规定美国对华政策目标是：粉碎苏联对中国的控制，扶持一个能替代中共的其他中国政权；保住台湾；使用一切手段防止中共在亚洲大陆、尤其是在印支、泰国和马来亚扩张。为完成这些目标，文件提出的具体行动方针包括：1.由联合国宣布中国为侵略者；2.对中国施加政治经济制裁；3.准备对中国实施海上封锁；4.准备使用蒋军进攻中国大陆并向其提供军援；5.准备攻击中国境内目标；6.增加对印支、泰国和菲律宾的经援军援，增加驻菲美军。〔2 〕（1950, Vol. 7, pp.1514—1517）NSC101／1 号文件是对参谋长联席会议1月12日报告的修订，也是对杜鲁门1月13日信件内容的详释， 其基本精神大部分被贯彻于美国对华政策实践。
国务院官员1950年12月初在英美华盛顿会谈时表述的政策观点及有关文件、麦克阿瑟四点建议及其新年前后与参谋长联席会议的来往电报、参联会1月12日报告、杜鲁门1月13日信件及NSC101／1 号文件，大体勾勒出美对华遏制政策思想形成的基本轨迹和轮廓。这些文件说明：第一、美对华遏制政策思想及其政策构架大体形成于1950年12月初到1951年1月中；第二、美国国务院、军方、 杜鲁门及麦克阿瑟等在遏制中国政策观上具有一致性；第三、对华遏制政策的总构想主要通过美国决策人一系列谈话、备忘录、电讯往还、会议记录、政策决议和政策行为得到体现；第四、美对华遏制政策涉及经济、政治、军事、战略诸方面以及台湾问题、政治承认问题、联合国代表权问题、经贸制裁问题、美国对日、对朝、对印支、对东南亚政策调整问题，较之其对苏遏制政策初始时更复杂、更具体、更无所不包；第五、美国对华遏制政策的拟订过程与其实施过程具有同步性。对华遏制政策及其思想是在拟订过程中贯彻，在贯彻过程中得到体现并逐步完善，其拟订过程也是其贯彻过程。
结语
本文结论有三：第一、朝鲜战争爆发前，美国对华政策还处在徘徊过渡期，尚未转上对华遏制轨道；第二、朝鲜战争爆发初期，美国转向全面敌视新中国政策，包括出兵台湾、宣布台湾“中立化”、积极分离西藏、实施石油禁运及强化其它贸易控制措施；在承认问题及联合国代表权问题上的立场日益僵化，为转上全面遏制轨道铺平了道路；第三、美国对华全面遏制政策大体确立于1950年12月到1951年1月， 美国转向对华遏制政策的直接原因是侵朝美军在朝鲜受到中国军队重创，美国决策人因而重估中国实力、中苏关系性质和远东力量平衡，开始把中国视为其在远东的主要敌人。
收稿日期：1999—02—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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