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明清史 |
美国威尔逊政府和袁世凯的帝制运动
秦珊
【专题名称】世界史
【专 题 号】K5
【复印期号】2000年08期
【原文出处】《暨南学报：哲社版》(广州)2000年01期第116～124页
【作者简介】秦珊（1964—），女（汉族），吉林长春人，暨南大学行政管理系讲师，历史学博士。暨南大学 行政管理系，广东 广州 510632
【关 键 词】美国/威尔逊/帝制运动
【中图分类号】IO—0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 —5072（2000）01—0116—09
1915年10月27日，日、英一起邀约美国对袁世凯的帝制运动进行劝阻。但是美国政府却于11月4日予以拒绝。 美国的态度是“美国政府当然赞同共和政体，但是对中国要改变政体的意见是，无论这一改革多么巨大，完全（是中国的）内政；因此，美国政府任何形式的干涉都是对中国主权的侵犯。”[1]（P76）这句话听起来冠冕堂皇，似乎是要严格遵守国与国之间的交往准则，实则不然，而且也明显与美国的“理想主义”外交相违背。美国“理想主义”外交的一个主要内容是认为美国有义务将美国式的民主推广到全球。在对华政策上，“文化传播”一直是其重要组成部分，美国试图通过派遣大批传教士到中国传教和替中国培养留学生让中国接受美国的民主制度和独特的价值观念。而在美国，威尔逊又被誉为崇高的理想主义外交决策人或宽宏的布道式外交的开拓者，但恰恰是这样一个美国却在支持中国复辟帝制。
一、坚持支持袁世凯的立场
在辛亥革命过程中袁世凯就是在欧美列强的支持下，以北洋军阀领袖资格出掌清廷大政的。清帝退位后，袁世凯又在欧美列强的支持下，当上中华民国的临时大总统。1913年5月2日，美国政府对中华民国的承认，表面上看起来是顺应了美国国内要求承认中国共和的呼声，在背后则隐含着对袁世凯政治地位的承认，帮助他提高政治声誉，稳定国内形势。
在二次革命中，袁世凯和革命党人双方都向美国政府请求支持，当时美国驻华代办卫理认为袁有能力镇压革命党人发起的二次革命，不但不同情支持革命党人，反而认为孙中山在南方发动的这次革命是“荒唐”的，包括孙中山在内的革命者都是不务实的。因此，他建议国务院严守“中立”，[1]（FRUS, 1913,P128—129 ）听任袁世凯镇压二次革命。美国政府接受了卫理的建议。
威尔逊在对袁的看法上是与其他列强一致的，认为中国必须由袁世凯这样的“强人”来进行统治，才能免于混乱。上海英文《字林西报》于袁世凯就任正式大总统的次日发表社论说：“中国长期生活在旧制度下，现在需要有一个强有力的政府和固定的领袖。”[2]（P485 ）对此，1913年10月13日《申报》发表评论说：“欧美派，以在我国有商务上密切关系，恒利我国之和平，而商务亦得以自由发达，其心目中之所谓有民国总统资格者，阙惟强有力之人，对内能镇服内乱，对外能负国际上完全责任，特此格以绳，惟袁能适当之故，于正式总统未选以前，外人心目中早有袁，以势力说推之也，而于袁之政治手段多不加以批评。”威尔逊非但没有对袁世凯的独裁手段进行批评，还于袁世凯就职当天，给袁发贺电说：“非常高兴能和您合作保护和更加巩固两国间的诚挚的友谊。”而袁世凯则在回电中表示要“将两姐妹共和国的友谊与理解的纽带联系起来。”[1]（P132、133、135）1913年12 月袁托前任美国驻华代办卫理给威尔逊带去一封言语诚挚的感谢信和一幅自画肖像。威尔逊很快地回礼答谢，并指出中美友谊将会因中国采取代议制政府而加强，美中人民将会因这一趋势的发展而不断地获得共同的利益。[3 ]（P142）
尽管袁世凯对美国开口闭口必称“共和”，但是，美国政府官员从袁出身到中华民国成立后袁的所做所为了解到，袁根本不是共和主义者。芮恩施认为袁世凯“名义上是共和主义者，但内心却是专制君主。”[4]（P9）美国国务卿布赖恩对袁世凯解散国会一事感到震惊， 他认为袁所采取的手段是与墨西哥独裁者韦尔塔的相似的，而且理由也相同。为此他向威尔逊请示，美国应该对袁世凯采取什么行动。[5 ]（P490）而袁世凯在美国这个名符其实的共和国面前，对自己假借共和之名，实行专制独裁之实的行径还是颇有些顾忌的。他特地向芮恩施解释解散国会的行动。据芮恩施的推测，他是怕“可能会丧失美国的友谊。”[4]（P10）但是威尔逊认为袁世凯的做法是正确的，是有助于中国加强政权和社会稳定的。这无疑进一步助长了袁世凯的独裁野心。
威尔逊政府对袁世凯的支持还表现在对反对袁世凯的革命党人压制上。威尔逊作为民主自治政府竞选的得胜者，本应对中国的民主革命抱以同情；然而他却不屑支持中国民主革命派的活动。他不仅对孙中山、黄兴等国民党领袖发起的反袁斗争不予支持，而且还不允许他们在美国居留，从事反袁宣传。1914年夏，二次革命失败后，黄兴前往美国，组织欧事研究会，进行反袁宣传。1914年对黄兴要会晤威尔逊和国务卿布赖恩的请求，威尔逊以没有北京政府驻美公使介绍，拒绝会见。黄兴在美只能进行民间活动，揭露袁氏在国内破环共和、实行独裁专制的罪恶行径。为此，美国政府以黄兴有煽乱的行为，将他驱逐出境。布赖恩认为，除非革命党人得到外国的经济和道义支持，否则他们的努力是注定要失败的。另外，布赖恩害怕，孙中山一旦反袁起事的话，中国的局势将更为恶化，外国干涉不可避免。[5]（P381—382）中国局势的混乱，将有损美国的在华利益。
从意识形态角度出发，美国政府也觉得应该帮助中国实行“共和制”，如布赖恩就曾建议威尔逊对袁世凯解散国会的独裁行径采取行动，芮恩施也认为，“中国正在努力创造真正的代议制，其主要榜样是美国，……美国的任务是以各种适当的方法来帮助他们。”但是，威尔逊认为中国的稳定才符合美国的利益，至于实行什么制度则是次要问题，在这里国家利益超越了意识形态，使得美国政府不仅对袁世凯大搞独裁发展到帝制一直未加任何劝阻，甚至对与美国政府有密切联系的美国人古德诺帮助袁世凯鼓吹帝制的行为也不曾给予任何劝阻。
二、听任古德诺为帝制运动推波助澜
1913年1月， 中国政府请求哈佛大学校长埃利奥特和卡内基基金会举荐一位熟悉法国宪法，有助于中国制定宪法的专家，1913年2月， 卡内基基金会正式提名古德诺博士。古德诺被袁政府任命在立法院工作，兼任内阁顾问。古德诺担任宪法顾问后，对中国当时的宪法制定起了重要作用。 另外， 古德诺还参与了中国政府其他行政部门的一些活动。1914年初，古德诺参加了中国政府的财政会议。
1915年8月3日，古德诺的《共和与君主论》一文在《亚细亚日报》发表，成为中国帝制运动大规模公开宣传的开始。古德诺从历史、政治、法律、国际关系以及国民素质等方面论证比较了君主制与共和制的长短。虽然古德诺对中国当时是继续实行共和制，还是改建君主制感到颇难回答，但还是在文中表明了倾向：“然中国如用君主制，较共和制为宜，此殆无可疑者也。”这篇文章发表后被帝制派广为散发、援引，成为帝制运动的理论根据和对外宣传的上等材料。革命者的讨袁檄文中把其说是袁世凯“假借外人言论以劫持吾民。”美国的一些政界人物也觉得古德诺的言论不太妥当，只好出面把他的言论说为一种“学理上的立论”，“是纯学术的，与政见无关”。芮恩施说“关于在当时从共和制真正回到君主制的利弊，古德诺博士有意不发表意见。备忘录仅只是为个人参考而准备的。”惠勒也说：“古德诺博士的观点是纯学术的。”[6 ]（P32）中国也有人替古德诺辩护。例如， 张忠绂说：“古德诺之意见书完全自学理上立论。”古德诺本人也对筹安会断章取义地援引其文章大为不满，并在报纸上发表声明，否认中国必须实行君主制的说法。然而，古德诺的辩解和否认是不能令人信服的。作为宪法顾问，古德诺在北京政府享有很高的声誉，不可能对这篇文章所产生的后果没有任何估计。所以李田意尽管对美国努力使中国政治局势稳定的政策表示同情，并感觉到古德诺的文章是被帝制运动鼓吹者滥加利用，但是李田意并没有认为古德诺是因受人欺骗而写了这篇文章。[3]（P147—148）杰罗姆·陈在所著的《袁世凯传》中更率直地说：“这样一个知名学者对如此敏感问题发表言论真是太幼稚了。”乔治·贝克曼在《中国和日本的现代化》一书中则直截了当地说古德诺是一向积极支持袁世凯登上王位的。[7]（P500 ）英国驻华公使朱尔典给英国外相格雷的汇报中直言不讳地说，借援引古德诺的文章，筹安会才完全揭开其鼓吹帝制的真实面孔。一语道破古德诺在帝制运动中所起的重要作用。
古德诺认为对中国来说“如用君主制，较共和制为宜”这一观念由来已久，他为袁世凯大权独揽提供了法律上的帮助，对袁记新约法的制订起了重大作用，并因此获得了二等嘉禾章。惠勒也说：“古德诺教授，对于这一文件的制定是起了很大作用的。”古德诺对1913年末到1914年初的废除内阁制采取总统制的运动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对此《申报》有连续报道，如“近日废除内阁制采总统制说大盛，美国顾问古德诺尤力主。”“阁制问题在去年8、9月以前各党政各界言论之有所表现者几不以此为一问题，近忽发现此说，且进步异常迅速，……古德诺条陈总统称美制之善，于是此说及日盛。古德诺在1914年初频频撰文论述总统制，论述中国行政改良。其中“总统制与内阁制之比较”一文是用“以助长总统制之说”。另一文是论证“总统顾问之议会组织法”，“谓政治会议解散后必须设一临时议会，等永久机关成立后即解决，其性质纯为辅佐，并分配责任不可更束缚总统。”1914年8月， 古德诺又请修正总统选举法之原文。他曾和芮恩施谈到“这里（中国）至今还是一个缺乏政治的社会，这个社会经历了许多世纪，它依靠自行实施的社会的和道德的约束，没有固定的法庭或正式的法令。现在它突然决定采用我们的选举、立法和我们比较抽象的和人为的西方制度中的其他成分。这些政治上的抽象原则，对于中国人来说，至今仍然没有意义。”他还认为在中国“实行总统集权和负责制会有更令人满意的结果。”他对中华民国“国会企图过多地采用西方政治上的做法，而没有充分考虑到是否对中国适用”颇有微词，并主张“行政权不应该经常受国会的干涉，”以及“中国实行内阁制的条件尚未成熟。”[4]（P32、43）
作为一名顾问，其最大的作用莫过于自己的意见能够被聘任者采纳。然而芮恩施却为古德诺开脱说，每当袁“提出一个加强自己政权的新方案时，总利用美国专家的这种态度，说古德诺博士和别的外国顾问都已经表示赞成。”但是“这些权威人士实际上并没有真正被咨询过，他们并没有被邀参加重要的会议，也没有机会参加制订重要计划。”芮恩施这一说法是不符合实际的。古德诺不但在中国时为袁世凯的独裁政治进行鼓吹，而且在1914年夏回美国任霍普金斯大学校长之后，还在《美国政治科学杂志》上连续发表文章，竭力为袁的独裁辩护。1914年11月，古德诺在纽约法政学会宴会上发表《中国新约法论》的演说。在演说中他批评“中国一次约法，纯为激进派人之主张，不察中国国情如何”，认为袁氏制定的“新约法更和中国之需要。”[8]（P939 ）古德诺每论及中国政体、宪法等问题，必引中国国情为据，可是中国民主运动的发展潮流证实，古德诺不了解中国的国情。这是导致其关于中国宪政论失败的一个主要原因，也是美国政府对帝制运动政策失败的一个原因。
1915年7月，当袁世凯要称帝的消息传到美国之后， 古德诺又应袁世凯之邀回到北京，帮助袁世凯。当时为了给袁世凯复辟帝制寻找理论根据，“蔡廷斡与英人莫里逊私议，以为美国为共和国家，不可漠视，若美人发表共和制度不宜于中国者，持为理论，作帝制发轫之根据，最为上策。”[9]（P596）古德诺便成了他们的选择对象。 作为在中国具有相当政治影响的人物，古德诺对袁世凯政府的意图不可能是一无所知。
诺埃尔·普加切对古德诺的《君主与共和》一文总结道：“这不是一个理论探讨，而是表明立场的文章，它劝告袁世凯在议会机构宣布建立君主立宪制时宣布自为皇帝。”[7]（P512 ）尽管古德诺发表的文章仅代表一己之见，但从美国驻华使馆对其活动向国务院的汇报看，美国政府虽没有公开支持古德诺的活动，至少是默许的。直到1916年2月9日芮恩施与袁一起讨论中国制宪问题时，袁还说制宪委员会正在按照古德诺的指导工作。
三、不干涉中国的帝制运动
从帝制运动发动伊始，袁世凯及其党徒就开始秘密地乞求帝国主义列强承认即将出现的新王朝。由于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影响，除美国外，其他列强对帝制运动的态度前后都有变化。
德国起初是支持帝制的，想借此拉拢中国加入同盟国。但是在日本以对德宣战为名，夺取中国山东，和中日“二十一条”谈判之后，德国就不主张袁世凯称帝了。德国驻华公使对孙宝琦表示“现在非实行君立立宪之时，以为东邻必又趁此有所要求。”但因当时德国无力顾及中国事务，袁世凯的外交活动，主要是乞求美、英、日的承认。
袁世凯认为在当时的国际形势下，“有力挟制中国者，阙惟日本”。但日本已从“二十一条”中取得了巨大利益，短期内不致再有更多的要求。其实日本政府根本没有以“二十一条”为满足，为索取更多的利益，他们对帝制运动经过了不干涉、赞成、劝阻、警告、到准备武装干涉等变化。
英国开始担心恢复帝制会引起中国政局动荡，影响英国在华权益，曾表示不赞成。起初朱尔典认为改行帝制会遭到南方各省的反对，引起中国国内秩序的混乱，劝告袁世凯不要到时指望欧洲各国的帮助，明确表示不同意袁世凯改行帝制。格雷完全同意朱尔典的意见。[10 ]（P80）此后，英国再三强调这一点。可是随着帝制运动的快速发展，和日本首相发表袁世凯可当皇帝的言论之后，朱尔典改变了先前的主张，他说“帝制运动发展迅速，就我个人看法，目前已发展到任何外在的反对都只会有弊而无利”，“允诺尽早承认比任何行动都更可能避免麻烦”。“我的意见是，我们应该接受这一事实并与日本政府达成密切的谅解。”[10]（P85）所以在1915年9月初，日本首相大隈重信发表袁世凯可当皇帝无愧的谬论之后，朱尔典急忙晋见袁世凯，一改前态，陈述其政府对袁称帝，极表欢迎。朱尔典表示“若中国无内乱，则（帝制）随时可以实行，此系中国内政，他人不能干涉。”当袁世凯表示他自己对国内问题可以放心。他所担忧的问题，是外国列强对帝制问题的态度时，朱尔典当即鼓励道：“英国对于此事极为欢迎，……不但欢迎，且绝无反对之意；又不但英国欢迎，凡英国联盟诸国，亦无损害中国之意也。[9]（P764）
然而，日本突然决定对袁称帝提出警告，于10月18日向英国提出联合俄、法、美劝阻帝制运动。对此，朱尔典的意见是，除非日、英、美、法、俄五国联合一致进行；否则，这种劝告是弊大于利，而且美国的合作至关重要，因为帝制运动大规模发展的缘起大多归因于古德诺的建议。[10]（P80 ）法国政府因德国暗中支持帝制运动而不愿在战时恶化与袁的关系，以免有利德国与袁的联合，故对日的邀请拖延不答，俄国也是如此。日本在急不可待的情况下，要求英国与其一起对帝制运动进行劝阻，不等待他国。为了同盟国保持一致，格雷接受日本的建议，指示各驻外大使与日本政府采取同一行动。法、俄随后也采取了同一行动。10月28日，日、英、俄三国驻华公使向中国外交部递交了劝阻帝制运动的照会。但随着一战的进展和中国反袁斗争的兴起，英、法、俄三国曾打算承认帝制，一是拉拢袁世凯对德宣战，二是害怕反袁斗争的战争影响他们的在华商业利益。但因遭到日本的强烈反对而放弃。
美国驻华代办麦克默里从1915年8月25 日起就详尽地报告帝制运动的发展情况，所以美国政府对帝制运动是了如指掌的，但是他们错误地认为袁世凯政府牢牢地控制了局势，革命运动不可能获得发展，或是超出地方暴动的范围，除非是得到日本的帮助。所以从帝制运动一开始，美国政府就对袁世凯暗示，只要新政府能为民众所接受，能够维持国内秩序，保证外人在华利益不受损害，那么美国政府就不反对帝制。而且美国政府还认为欧洲列强在这点是与之相同的。1915年9月7日，中国驻美使馆向美国国务院传递了袁世凯对迫不得已接受帝制的表述。美国政府对此没有表示任何异议。顾维钧说：“表面上，华盛顿国务院和政界领袖对（帝制）运动不公开发表言论。但是他们的看法，我完全清楚。有的私下里直接对我讲，他们对于亚洲第一个共和国试行不多几年之后即趋夭折表示惋惜；还对帝制运动从长远来看能否取得成功表示怀疑。”[11]（P97 ）而芮恩施在与中国高级官员谈话时也指出在美国不可能拍手欢迎接受帝制。芮恩施本人认为，企图重建帝制是向后倒退。但是就兰辛看来，袁世凯实际上已经是皇帝，帝制运动不过是袁进一步正式规定王位由他的家庭继承。虽然他不同情复辟帝制，但是认为美国没有必要对此进行干涉。威尔逊同意兰辛的观点。所以美国这时对帝制的政策实际是对袁世凯的政策，为了保住这个能保护美国在华利益并能帮助扩大之的独裁者，美国决心支持帝制运动，对任何方面来的反对意见都不予听纳。
中国人民是坚决反对帝制复辟的，不仅国内各地社团通电反对帝制，在云南起义前后，南洋华侨、旅美华侨、旅英华侨等纷纷以宣言通电等形式，反对袁世凯称帝。1915年12月14日，黄兴致电芮恩施，劝他不要赞成袁世凯称帝，电文说：袁世凯废共和，行帝制，中国必起革命，声讨其罪。同日，美洲致公堂会长唐琼昌上书威尔逊，反对袁世凯“废灭共和，实行帝制，请求不予承认以保人权。”《袁氏盗国记》记述说：“此次各友邦舆论对于袁氏不反对，大概在美之古德诺博士一人，在英之朱尔典公使及莫理逊博士二人。……其余无不唾弃袁氏，尊重我国之民主治体也。”此外旅沪议员260人公推唐绍仪致电驻美中国公使、 美国驻京公使和美国华盛顿政府，反对美国借款给袁，声明：“袁世凯背誓叛国已失其政府资格，此项借款国民绝对不负偿还之责。”全美中国国民党联盟致信美国威尔逊总统，呼吁美国联合其他国家干预袁世凯的帝制计划。信中指出，美国的作用应是促进中国走向民主而不是专制独裁。
美国的有识之士也公开反对帝制，著名旅华美侨丁义华、李佳白、佑尼干撰文“研究国体问题之真理”揭露帝制是少数人的私心，被诈称为全国人民的公意，并警告说：“力求速成帝制，于大局绝无益处。”孙中山的友人布朗在致威尔逊的信中，强烈反对古德诺提出的中国不适合共和制的观点。布朗指出，古德诺认为中国文盲众多，不适合建立共和制的观点是荒诞不经的，美国也有数百万人目不识丁，但这并没有妨碍美国的民主制。1915年10月2日的《华盛顿邮报》发表评论指出， 一位美国学者居然提出中国适合建立君主制建议，这实在令人难以置信，“古德诺博士对历史的了解似乎是在倒退。”
美国对日、英10月27日的邀约的拒绝并不是因为“觉得追随日本捞不到多少好处，”而是在这个问题上根本就没有考虑过要追随日本。10月28日，斯普林·赖斯根据格雷的指示，访问了布赖恩，可是布赖恩告诉他，美国从中国得到的信息是相互矛盾的。他认为日本政府是非常希望中国和平的，以利于恢复金融，但是，日本也有一派强有力的反对势力要求对华扩张的外交政策。万一中国国内出现秩序混乱的话，那是非常危险的，将会给那一派反对势力提供一个很好的对华干预借口。但是布赖恩没有告诉赖斯美国会采取什么行动。尽管布赖恩说美国公众舆论是赞成中国保持共和政体，可是赖斯还是体会出美国想拒绝英国邀请的意味，因为布赖恩认为提议的照会看似干涉了中国的国内政治。而兰辛在赖斯与布赖恩交谈之前就向赖斯表达了与布赖恩相同的意思[1 ]（P91—92,P100）。布赖恩和兰辛的外交辞令清楚的表明美国在这一问题上要采取的独立政策。其原因主要有：一是受威尔逊上台伊始的单独对华政策的影响，二是美国没有考虑过要干涉帝制，三是与日联合的话，只会造成日本在列强对华政策中占主导地位。芮恩施说：“采取任何联合行动都可能造成日本作霸主的局面。”蔡锷在云南起义后，日本将对帝制的外交干涉政策发展为倒袁政策，警告要派兵“自由”进驻中国各要地。对此，威尔逊非常担忧，他建议兰辛应该与日本驻美大使就中国局势问题进行一次严肃的会谈，要坦率地告诉日本，美国对日本要将中国进一步置于它的控制之下是怎样认为的。并针对日本可能采取的军事行动和中国的局势作了一定的军事布置，派军舰进抵上海和汕头等地。
1915年12月21日，兰辛向芮恩施发出指示说：“如果没有严重的有组织的反对存在，和没有其他可干扰新秩序持久性的因素存在的话，当袁世凯宣布帝制时，立即予以承认。”并再次向中国申明，“尽管美国政府对其他国家人民实现共和政体带有天然的同情，但是我们尊重每个国家对其政体的自决。”这一次美国真是错误地估计了形势，无视中国如火如荼的反袁运动，仍旧以为袁世凯能控制住局势。芮恩施1916年初错误地认为，云南的革命运动并没有超出几个有军事才能的领导人个人反对袁世凯的范围，并且表示宣布帝制时如果没有新的变化和接到新的指示，他将遵照兰辛1915年12月21日的指示行事。由于这种错误的认识，使得芮恩施在袁氏统治摇摇欲坠的时候还数次与袁面议讨论中国建设性政策和给中国政府部门诸如会计和审计、铁路管理、采矿和农业科学等部门派遣美国专家顾问的事项。但是美国这些想依靠袁世凯扩大其在华政治影响的计划随着袁的逝去而成为泡影。
四、帝制运动失败后美国所采取的对策
1916年3月23日，袁世凯颁令废止洪宪年号。 美国政府未料到袁世凯精心筹划的帝制运动会失败如此之快。因为他们只看到袁世凯当时处在镇压二次革命后的鼎盛时期，握有全国政权和优势兵力，而无视中国人民的力量，在他们的脑子里中国的政治是上层政治，下层人民是不问政治的，而且没有由选举产生的代议制方面的经验。殊不知中国自戊戌变法以来就开始了从学习西方的物质技术文化发展到学习和引进西方的政治制度文化的阶段。辛亥革命更是学习西方政治制度的一次大实践，使共和思想在中国广为传播。所以袁世凯一公开背叛共和，恢复帝制，立刻就遭到全国人民的反对。
我们也承认日本的反对对帝制运动的失败起了很大的作用，但决不是决定作用。可是美国政府在寻找失败原因时，却没有检讨其错误的对华政策，反而是审度日本在这次较量中的作用，一直认为是日本在帝制运动失败中起了决定作用。麦克默里认为除非有日本的帮助，革命运动不会有大范围的发展。芮恩施也认为：“我仍然感觉没有必要担心中国出现严重的敌对和对外人利益构成危机，除非是由外来势力人为介入。”芮恩施于1916年2月24 日全面汇报了日本采取各种支持反袁运动的方式。所以，在帝制运动失败后，芮恩施对日本在新阶段向中国政府表示出的友好态度疑虑不已，面对袁世凯的暴死，中国不稳定的政局，为了抵制日本破坏列强在华均势，芮恩施向国务院建议，列强应该向中国发出一个相同的照会，“在中国政府强调在危险期间保护外国人生命和财产必要性时，还要保证在当前战争中，就如被缔约国所保护一样，政治现状不改变。”两天之后，他又向国务院提出了两个可供选择的建议，第一是美国政府应向1915年5 月对中日签订“二十一条”所做的声明那样，再次声明“美国政府对任何违背条约权力和义务的行为保留反对意见，因此，在战争结束时，再重新提议受新协定影响的权力状况。”第二是应该由国际联合控制中国政权。芮恩施甚至说，中国政府本身都有时认为国际联合控制是消除中国国内混乱和日本威胁的重要步骤。[3 ]（P156）在征求了威尔逊的意见后，兰辛采纳了芮恩施的建议，向英、法发出共同向中国发出照会的建议。但是英、法都因陷于对德作战，无暇抵制日本的在华扩张，对美国的提议没有反响。
美国这一提议的提出再次表明了美国认为帝制运动是因日本的反对而破产的，认为从“二十一条”签订以后，列强在华政治势力对比上日本占了优势，而且日本还会进一步破坏列强在华的政治格局。这也标志着美国在调整对华政策，是对华政策的一转折点，即从单独对华政策考虑过渡到联合英、法共同对日的政策。这种转变暴露了美国政府对华外交的局限性，只想通过列强之间的合作来达到其维护中国门户开放的目的，在中国又只把目光聚集在北京政府，没有很好地分析中国国内不同派别的不同主张，处于既想扶植亲美势力抵制日本，又不愿选择帮助革命党人使中国真正有所发展的矛盾地位。所以它这种孤立有限的在华抵制日本政策是不可能奏效的。
综上所述，美国政府对帝制运动的支持实际上是对袁世凯的支持，想通过袁世凯稳定中国的国内局势，扩大美国在华的政治、经济、文化影响，这是为了美国一国私利的实用主义政策。为了一己的私利美国政府毫不犹豫地放弃了共和原则，转而支持帝制。表面上看，这一举动是与威尔逊总统所宣扬的理想主义外交背道而驰的。一个极力标榜民主共和制度的美国，特别是一位鼓吹理想主义外交的总统竟然出面支持在中国复辟帝制的独裁者确实很令人费解，甚至使人难以置信。但是，通过具体分析以后，却又觉得并不令人奇怪，并且有其必然性。
【收稿日期】1999—09—08
【专 题 号】K5
【复印期号】2000年08期
【原文出处】《暨南学报：哲社版》(广州)2000年01期第116～124页
【作者简介】秦珊（1964—），女（汉族），吉林长春人，暨南大学行政管理系讲师，历史学博士。暨南大学 行政管理系，广东 广州 510632
| 【内容提要】 | 威尔逊政府为维护和扩大美国在华利益，放弃其对外传播美国式民主的“理想主义”外交原则，无视中国民主运动向前发展的趋势，支持袁世凯帝制运动的政策。帝制运动失败后，威尔逊政府又未能正确地总结其政策失误原因，在对华政策上继续不支持中国的民主革命力量，转而注重协调与其他列强的关系。可见在与国家政治、经济利益相冲突时，美国要求其他地区、国家接受美国式民主制度的外交政策就需让位于现实利益的局限性。 |
1915年10月27日，日、英一起邀约美国对袁世凯的帝制运动进行劝阻。但是美国政府却于11月4日予以拒绝。 美国的态度是“美国政府当然赞同共和政体，但是对中国要改变政体的意见是，无论这一改革多么巨大，完全（是中国的）内政；因此，美国政府任何形式的干涉都是对中国主权的侵犯。”[1]（P76）这句话听起来冠冕堂皇，似乎是要严格遵守国与国之间的交往准则，实则不然，而且也明显与美国的“理想主义”外交相违背。美国“理想主义”外交的一个主要内容是认为美国有义务将美国式的民主推广到全球。在对华政策上，“文化传播”一直是其重要组成部分，美国试图通过派遣大批传教士到中国传教和替中国培养留学生让中国接受美国的民主制度和独特的价值观念。而在美国，威尔逊又被誉为崇高的理想主义外交决策人或宽宏的布道式外交的开拓者，但恰恰是这样一个美国却在支持中国复辟帝制。
一、坚持支持袁世凯的立场
在辛亥革命过程中袁世凯就是在欧美列强的支持下，以北洋军阀领袖资格出掌清廷大政的。清帝退位后，袁世凯又在欧美列强的支持下，当上中华民国的临时大总统。1913年5月2日，美国政府对中华民国的承认，表面上看起来是顺应了美国国内要求承认中国共和的呼声，在背后则隐含着对袁世凯政治地位的承认，帮助他提高政治声誉，稳定国内形势。
在二次革命中，袁世凯和革命党人双方都向美国政府请求支持，当时美国驻华代办卫理认为袁有能力镇压革命党人发起的二次革命，不但不同情支持革命党人，反而认为孙中山在南方发动的这次革命是“荒唐”的，包括孙中山在内的革命者都是不务实的。因此，他建议国务院严守“中立”，[1]（FRUS, 1913,P128—129 ）听任袁世凯镇压二次革命。美国政府接受了卫理的建议。
威尔逊在对袁的看法上是与其他列强一致的，认为中国必须由袁世凯这样的“强人”来进行统治，才能免于混乱。上海英文《字林西报》于袁世凯就任正式大总统的次日发表社论说：“中国长期生活在旧制度下，现在需要有一个强有力的政府和固定的领袖。”[2]（P485 ）对此，1913年10月13日《申报》发表评论说：“欧美派，以在我国有商务上密切关系，恒利我国之和平，而商务亦得以自由发达，其心目中之所谓有民国总统资格者，阙惟强有力之人，对内能镇服内乱，对外能负国际上完全责任，特此格以绳，惟袁能适当之故，于正式总统未选以前，外人心目中早有袁，以势力说推之也，而于袁之政治手段多不加以批评。”威尔逊非但没有对袁世凯的独裁手段进行批评，还于袁世凯就职当天，给袁发贺电说：“非常高兴能和您合作保护和更加巩固两国间的诚挚的友谊。”而袁世凯则在回电中表示要“将两姐妹共和国的友谊与理解的纽带联系起来。”[1]（P132、133、135）1913年12 月袁托前任美国驻华代办卫理给威尔逊带去一封言语诚挚的感谢信和一幅自画肖像。威尔逊很快地回礼答谢，并指出中美友谊将会因中国采取代议制政府而加强，美中人民将会因这一趋势的发展而不断地获得共同的利益。[3 ]（P142）
尽管袁世凯对美国开口闭口必称“共和”，但是，美国政府官员从袁出身到中华民国成立后袁的所做所为了解到，袁根本不是共和主义者。芮恩施认为袁世凯“名义上是共和主义者，但内心却是专制君主。”[4]（P9）美国国务卿布赖恩对袁世凯解散国会一事感到震惊， 他认为袁所采取的手段是与墨西哥独裁者韦尔塔的相似的，而且理由也相同。为此他向威尔逊请示，美国应该对袁世凯采取什么行动。[5 ]（P490）而袁世凯在美国这个名符其实的共和国面前，对自己假借共和之名，实行专制独裁之实的行径还是颇有些顾忌的。他特地向芮恩施解释解散国会的行动。据芮恩施的推测，他是怕“可能会丧失美国的友谊。”[4]（P10）但是威尔逊认为袁世凯的做法是正确的，是有助于中国加强政权和社会稳定的。这无疑进一步助长了袁世凯的独裁野心。
威尔逊政府对袁世凯的支持还表现在对反对袁世凯的革命党人压制上。威尔逊作为民主自治政府竞选的得胜者，本应对中国的民主革命抱以同情；然而他却不屑支持中国民主革命派的活动。他不仅对孙中山、黄兴等国民党领袖发起的反袁斗争不予支持，而且还不允许他们在美国居留，从事反袁宣传。1914年夏，二次革命失败后，黄兴前往美国，组织欧事研究会，进行反袁宣传。1914年对黄兴要会晤威尔逊和国务卿布赖恩的请求，威尔逊以没有北京政府驻美公使介绍，拒绝会见。黄兴在美只能进行民间活动，揭露袁氏在国内破环共和、实行独裁专制的罪恶行径。为此，美国政府以黄兴有煽乱的行为，将他驱逐出境。布赖恩认为，除非革命党人得到外国的经济和道义支持，否则他们的努力是注定要失败的。另外，布赖恩害怕，孙中山一旦反袁起事的话，中国的局势将更为恶化，外国干涉不可避免。[5]（P381—382）中国局势的混乱，将有损美国的在华利益。
从意识形态角度出发，美国政府也觉得应该帮助中国实行“共和制”，如布赖恩就曾建议威尔逊对袁世凯解散国会的独裁行径采取行动，芮恩施也认为，“中国正在努力创造真正的代议制，其主要榜样是美国，……美国的任务是以各种适当的方法来帮助他们。”但是，威尔逊认为中国的稳定才符合美国的利益，至于实行什么制度则是次要问题，在这里国家利益超越了意识形态，使得美国政府不仅对袁世凯大搞独裁发展到帝制一直未加任何劝阻，甚至对与美国政府有密切联系的美国人古德诺帮助袁世凯鼓吹帝制的行为也不曾给予任何劝阻。
二、听任古德诺为帝制运动推波助澜
1913年1月， 中国政府请求哈佛大学校长埃利奥特和卡内基基金会举荐一位熟悉法国宪法，有助于中国制定宪法的专家，1913年2月， 卡内基基金会正式提名古德诺博士。古德诺被袁政府任命在立法院工作，兼任内阁顾问。古德诺担任宪法顾问后，对中国当时的宪法制定起了重要作用。 另外， 古德诺还参与了中国政府其他行政部门的一些活动。1914年初，古德诺参加了中国政府的财政会议。
1915年8月3日，古德诺的《共和与君主论》一文在《亚细亚日报》发表，成为中国帝制运动大规模公开宣传的开始。古德诺从历史、政治、法律、国际关系以及国民素质等方面论证比较了君主制与共和制的长短。虽然古德诺对中国当时是继续实行共和制，还是改建君主制感到颇难回答，但还是在文中表明了倾向：“然中国如用君主制，较共和制为宜，此殆无可疑者也。”这篇文章发表后被帝制派广为散发、援引，成为帝制运动的理论根据和对外宣传的上等材料。革命者的讨袁檄文中把其说是袁世凯“假借外人言论以劫持吾民。”美国的一些政界人物也觉得古德诺的言论不太妥当，只好出面把他的言论说为一种“学理上的立论”，“是纯学术的，与政见无关”。芮恩施说“关于在当时从共和制真正回到君主制的利弊，古德诺博士有意不发表意见。备忘录仅只是为个人参考而准备的。”惠勒也说：“古德诺博士的观点是纯学术的。”[6 ]（P32）中国也有人替古德诺辩护。例如， 张忠绂说：“古德诺之意见书完全自学理上立论。”古德诺本人也对筹安会断章取义地援引其文章大为不满，并在报纸上发表声明，否认中国必须实行君主制的说法。然而，古德诺的辩解和否认是不能令人信服的。作为宪法顾问，古德诺在北京政府享有很高的声誉，不可能对这篇文章所产生的后果没有任何估计。所以李田意尽管对美国努力使中国政治局势稳定的政策表示同情，并感觉到古德诺的文章是被帝制运动鼓吹者滥加利用，但是李田意并没有认为古德诺是因受人欺骗而写了这篇文章。[3]（P147—148）杰罗姆·陈在所著的《袁世凯传》中更率直地说：“这样一个知名学者对如此敏感问题发表言论真是太幼稚了。”乔治·贝克曼在《中国和日本的现代化》一书中则直截了当地说古德诺是一向积极支持袁世凯登上王位的。[7]（P500 ）英国驻华公使朱尔典给英国外相格雷的汇报中直言不讳地说，借援引古德诺的文章，筹安会才完全揭开其鼓吹帝制的真实面孔。一语道破古德诺在帝制运动中所起的重要作用。
古德诺认为对中国来说“如用君主制，较共和制为宜”这一观念由来已久，他为袁世凯大权独揽提供了法律上的帮助，对袁记新约法的制订起了重大作用，并因此获得了二等嘉禾章。惠勒也说：“古德诺教授，对于这一文件的制定是起了很大作用的。”古德诺对1913年末到1914年初的废除内阁制采取总统制的运动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对此《申报》有连续报道，如“近日废除内阁制采总统制说大盛，美国顾问古德诺尤力主。”“阁制问题在去年8、9月以前各党政各界言论之有所表现者几不以此为一问题，近忽发现此说，且进步异常迅速，……古德诺条陈总统称美制之善，于是此说及日盛。古德诺在1914年初频频撰文论述总统制，论述中国行政改良。其中“总统制与内阁制之比较”一文是用“以助长总统制之说”。另一文是论证“总统顾问之议会组织法”，“谓政治会议解散后必须设一临时议会，等永久机关成立后即解决，其性质纯为辅佐，并分配责任不可更束缚总统。”1914年8月， 古德诺又请修正总统选举法之原文。他曾和芮恩施谈到“这里（中国）至今还是一个缺乏政治的社会，这个社会经历了许多世纪，它依靠自行实施的社会的和道德的约束，没有固定的法庭或正式的法令。现在它突然决定采用我们的选举、立法和我们比较抽象的和人为的西方制度中的其他成分。这些政治上的抽象原则，对于中国人来说，至今仍然没有意义。”他还认为在中国“实行总统集权和负责制会有更令人满意的结果。”他对中华民国“国会企图过多地采用西方政治上的做法，而没有充分考虑到是否对中国适用”颇有微词，并主张“行政权不应该经常受国会的干涉，”以及“中国实行内阁制的条件尚未成熟。”[4]（P32、43）
作为一名顾问，其最大的作用莫过于自己的意见能够被聘任者采纳。然而芮恩施却为古德诺开脱说，每当袁“提出一个加强自己政权的新方案时，总利用美国专家的这种态度，说古德诺博士和别的外国顾问都已经表示赞成。”但是“这些权威人士实际上并没有真正被咨询过，他们并没有被邀参加重要的会议，也没有机会参加制订重要计划。”芮恩施这一说法是不符合实际的。古德诺不但在中国时为袁世凯的独裁政治进行鼓吹，而且在1914年夏回美国任霍普金斯大学校长之后，还在《美国政治科学杂志》上连续发表文章，竭力为袁的独裁辩护。1914年11月，古德诺在纽约法政学会宴会上发表《中国新约法论》的演说。在演说中他批评“中国一次约法，纯为激进派人之主张，不察中国国情如何”，认为袁氏制定的“新约法更和中国之需要。”[8]（P939 ）古德诺每论及中国政体、宪法等问题，必引中国国情为据，可是中国民主运动的发展潮流证实，古德诺不了解中国的国情。这是导致其关于中国宪政论失败的一个主要原因，也是美国政府对帝制运动政策失败的一个原因。
1915年7月，当袁世凯要称帝的消息传到美国之后， 古德诺又应袁世凯之邀回到北京，帮助袁世凯。当时为了给袁世凯复辟帝制寻找理论根据，“蔡廷斡与英人莫里逊私议，以为美国为共和国家，不可漠视，若美人发表共和制度不宜于中国者，持为理论，作帝制发轫之根据，最为上策。”[9]（P596）古德诺便成了他们的选择对象。 作为在中国具有相当政治影响的人物，古德诺对袁世凯政府的意图不可能是一无所知。
诺埃尔·普加切对古德诺的《君主与共和》一文总结道：“这不是一个理论探讨，而是表明立场的文章，它劝告袁世凯在议会机构宣布建立君主立宪制时宣布自为皇帝。”[7]（P512 ）尽管古德诺发表的文章仅代表一己之见，但从美国驻华使馆对其活动向国务院的汇报看，美国政府虽没有公开支持古德诺的活动，至少是默许的。直到1916年2月9日芮恩施与袁一起讨论中国制宪问题时，袁还说制宪委员会正在按照古德诺的指导工作。
三、不干涉中国的帝制运动
从帝制运动发动伊始，袁世凯及其党徒就开始秘密地乞求帝国主义列强承认即将出现的新王朝。由于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影响，除美国外，其他列强对帝制运动的态度前后都有变化。
德国起初是支持帝制的，想借此拉拢中国加入同盟国。但是在日本以对德宣战为名，夺取中国山东，和中日“二十一条”谈判之后，德国就不主张袁世凯称帝了。德国驻华公使对孙宝琦表示“现在非实行君立立宪之时，以为东邻必又趁此有所要求。”但因当时德国无力顾及中国事务，袁世凯的外交活动，主要是乞求美、英、日的承认。
袁世凯认为在当时的国际形势下，“有力挟制中国者，阙惟日本”。但日本已从“二十一条”中取得了巨大利益，短期内不致再有更多的要求。其实日本政府根本没有以“二十一条”为满足，为索取更多的利益，他们对帝制运动经过了不干涉、赞成、劝阻、警告、到准备武装干涉等变化。
英国开始担心恢复帝制会引起中国政局动荡，影响英国在华权益，曾表示不赞成。起初朱尔典认为改行帝制会遭到南方各省的反对，引起中国国内秩序的混乱，劝告袁世凯不要到时指望欧洲各国的帮助，明确表示不同意袁世凯改行帝制。格雷完全同意朱尔典的意见。[10 ]（P80）此后，英国再三强调这一点。可是随着帝制运动的快速发展，和日本首相发表袁世凯可当皇帝的言论之后，朱尔典改变了先前的主张，他说“帝制运动发展迅速，就我个人看法，目前已发展到任何外在的反对都只会有弊而无利”，“允诺尽早承认比任何行动都更可能避免麻烦”。“我的意见是，我们应该接受这一事实并与日本政府达成密切的谅解。”[10]（P85）所以在1915年9月初，日本首相大隈重信发表袁世凯可当皇帝无愧的谬论之后，朱尔典急忙晋见袁世凯，一改前态，陈述其政府对袁称帝，极表欢迎。朱尔典表示“若中国无内乱，则（帝制）随时可以实行，此系中国内政，他人不能干涉。”当袁世凯表示他自己对国内问题可以放心。他所担忧的问题，是外国列强对帝制问题的态度时，朱尔典当即鼓励道：“英国对于此事极为欢迎，……不但欢迎，且绝无反对之意；又不但英国欢迎，凡英国联盟诸国，亦无损害中国之意也。[9]（P764）
然而，日本突然决定对袁称帝提出警告，于10月18日向英国提出联合俄、法、美劝阻帝制运动。对此，朱尔典的意见是，除非日、英、美、法、俄五国联合一致进行；否则，这种劝告是弊大于利，而且美国的合作至关重要，因为帝制运动大规模发展的缘起大多归因于古德诺的建议。[10]（P80 ）法国政府因德国暗中支持帝制运动而不愿在战时恶化与袁的关系，以免有利德国与袁的联合，故对日的邀请拖延不答，俄国也是如此。日本在急不可待的情况下，要求英国与其一起对帝制运动进行劝阻，不等待他国。为了同盟国保持一致，格雷接受日本的建议，指示各驻外大使与日本政府采取同一行动。法、俄随后也采取了同一行动。10月28日，日、英、俄三国驻华公使向中国外交部递交了劝阻帝制运动的照会。但随着一战的进展和中国反袁斗争的兴起，英、法、俄三国曾打算承认帝制，一是拉拢袁世凯对德宣战，二是害怕反袁斗争的战争影响他们的在华商业利益。但因遭到日本的强烈反对而放弃。
美国驻华代办麦克默里从1915年8月25 日起就详尽地报告帝制运动的发展情况，所以美国政府对帝制运动是了如指掌的，但是他们错误地认为袁世凯政府牢牢地控制了局势，革命运动不可能获得发展，或是超出地方暴动的范围，除非是得到日本的帮助。所以从帝制运动一开始，美国政府就对袁世凯暗示，只要新政府能为民众所接受，能够维持国内秩序，保证外人在华利益不受损害，那么美国政府就不反对帝制。而且美国政府还认为欧洲列强在这点是与之相同的。1915年9月7日，中国驻美使馆向美国国务院传递了袁世凯对迫不得已接受帝制的表述。美国政府对此没有表示任何异议。顾维钧说：“表面上，华盛顿国务院和政界领袖对（帝制）运动不公开发表言论。但是他们的看法，我完全清楚。有的私下里直接对我讲，他们对于亚洲第一个共和国试行不多几年之后即趋夭折表示惋惜；还对帝制运动从长远来看能否取得成功表示怀疑。”[11]（P97 ）而芮恩施在与中国高级官员谈话时也指出在美国不可能拍手欢迎接受帝制。芮恩施本人认为，企图重建帝制是向后倒退。但是就兰辛看来，袁世凯实际上已经是皇帝，帝制运动不过是袁进一步正式规定王位由他的家庭继承。虽然他不同情复辟帝制，但是认为美国没有必要对此进行干涉。威尔逊同意兰辛的观点。所以美国这时对帝制的政策实际是对袁世凯的政策，为了保住这个能保护美国在华利益并能帮助扩大之的独裁者，美国决心支持帝制运动，对任何方面来的反对意见都不予听纳。
中国人民是坚决反对帝制复辟的，不仅国内各地社团通电反对帝制，在云南起义前后，南洋华侨、旅美华侨、旅英华侨等纷纷以宣言通电等形式，反对袁世凯称帝。1915年12月14日，黄兴致电芮恩施，劝他不要赞成袁世凯称帝，电文说：袁世凯废共和，行帝制，中国必起革命，声讨其罪。同日，美洲致公堂会长唐琼昌上书威尔逊，反对袁世凯“废灭共和，实行帝制，请求不予承认以保人权。”《袁氏盗国记》记述说：“此次各友邦舆论对于袁氏不反对，大概在美之古德诺博士一人，在英之朱尔典公使及莫理逊博士二人。……其余无不唾弃袁氏，尊重我国之民主治体也。”此外旅沪议员260人公推唐绍仪致电驻美中国公使、 美国驻京公使和美国华盛顿政府，反对美国借款给袁，声明：“袁世凯背誓叛国已失其政府资格，此项借款国民绝对不负偿还之责。”全美中国国民党联盟致信美国威尔逊总统，呼吁美国联合其他国家干预袁世凯的帝制计划。信中指出，美国的作用应是促进中国走向民主而不是专制独裁。
美国的有识之士也公开反对帝制，著名旅华美侨丁义华、李佳白、佑尼干撰文“研究国体问题之真理”揭露帝制是少数人的私心，被诈称为全国人民的公意，并警告说：“力求速成帝制，于大局绝无益处。”孙中山的友人布朗在致威尔逊的信中，强烈反对古德诺提出的中国不适合共和制的观点。布朗指出，古德诺认为中国文盲众多，不适合建立共和制的观点是荒诞不经的，美国也有数百万人目不识丁，但这并没有妨碍美国的民主制。1915年10月2日的《华盛顿邮报》发表评论指出， 一位美国学者居然提出中国适合建立君主制建议，这实在令人难以置信，“古德诺博士对历史的了解似乎是在倒退。”
美国对日、英10月27日的邀约的拒绝并不是因为“觉得追随日本捞不到多少好处，”而是在这个问题上根本就没有考虑过要追随日本。10月28日，斯普林·赖斯根据格雷的指示，访问了布赖恩，可是布赖恩告诉他，美国从中国得到的信息是相互矛盾的。他认为日本政府是非常希望中国和平的，以利于恢复金融，但是，日本也有一派强有力的反对势力要求对华扩张的外交政策。万一中国国内出现秩序混乱的话，那是非常危险的，将会给那一派反对势力提供一个很好的对华干预借口。但是布赖恩没有告诉赖斯美国会采取什么行动。尽管布赖恩说美国公众舆论是赞成中国保持共和政体，可是赖斯还是体会出美国想拒绝英国邀请的意味，因为布赖恩认为提议的照会看似干涉了中国的国内政治。而兰辛在赖斯与布赖恩交谈之前就向赖斯表达了与布赖恩相同的意思[1 ]（P91—92,P100）。布赖恩和兰辛的外交辞令清楚的表明美国在这一问题上要采取的独立政策。其原因主要有：一是受威尔逊上台伊始的单独对华政策的影响，二是美国没有考虑过要干涉帝制，三是与日联合的话，只会造成日本在列强对华政策中占主导地位。芮恩施说：“采取任何联合行动都可能造成日本作霸主的局面。”蔡锷在云南起义后，日本将对帝制的外交干涉政策发展为倒袁政策，警告要派兵“自由”进驻中国各要地。对此，威尔逊非常担忧，他建议兰辛应该与日本驻美大使就中国局势问题进行一次严肃的会谈，要坦率地告诉日本，美国对日本要将中国进一步置于它的控制之下是怎样认为的。并针对日本可能采取的军事行动和中国的局势作了一定的军事布置，派军舰进抵上海和汕头等地。
1915年12月21日，兰辛向芮恩施发出指示说：“如果没有严重的有组织的反对存在，和没有其他可干扰新秩序持久性的因素存在的话，当袁世凯宣布帝制时，立即予以承认。”并再次向中国申明，“尽管美国政府对其他国家人民实现共和政体带有天然的同情，但是我们尊重每个国家对其政体的自决。”这一次美国真是错误地估计了形势，无视中国如火如荼的反袁运动，仍旧以为袁世凯能控制住局势。芮恩施1916年初错误地认为，云南的革命运动并没有超出几个有军事才能的领导人个人反对袁世凯的范围，并且表示宣布帝制时如果没有新的变化和接到新的指示，他将遵照兰辛1915年12月21日的指示行事。由于这种错误的认识，使得芮恩施在袁氏统治摇摇欲坠的时候还数次与袁面议讨论中国建设性政策和给中国政府部门诸如会计和审计、铁路管理、采矿和农业科学等部门派遣美国专家顾问的事项。但是美国这些想依靠袁世凯扩大其在华政治影响的计划随着袁的逝去而成为泡影。
四、帝制运动失败后美国所采取的对策
1916年3月23日，袁世凯颁令废止洪宪年号。 美国政府未料到袁世凯精心筹划的帝制运动会失败如此之快。因为他们只看到袁世凯当时处在镇压二次革命后的鼎盛时期，握有全国政权和优势兵力，而无视中国人民的力量，在他们的脑子里中国的政治是上层政治，下层人民是不问政治的，而且没有由选举产生的代议制方面的经验。殊不知中国自戊戌变法以来就开始了从学习西方的物质技术文化发展到学习和引进西方的政治制度文化的阶段。辛亥革命更是学习西方政治制度的一次大实践，使共和思想在中国广为传播。所以袁世凯一公开背叛共和，恢复帝制，立刻就遭到全国人民的反对。
我们也承认日本的反对对帝制运动的失败起了很大的作用，但决不是决定作用。可是美国政府在寻找失败原因时，却没有检讨其错误的对华政策，反而是审度日本在这次较量中的作用，一直认为是日本在帝制运动失败中起了决定作用。麦克默里认为除非有日本的帮助，革命运动不会有大范围的发展。芮恩施也认为：“我仍然感觉没有必要担心中国出现严重的敌对和对外人利益构成危机，除非是由外来势力人为介入。”芮恩施于1916年2月24 日全面汇报了日本采取各种支持反袁运动的方式。所以，在帝制运动失败后，芮恩施对日本在新阶段向中国政府表示出的友好态度疑虑不已，面对袁世凯的暴死，中国不稳定的政局，为了抵制日本破坏列强在华均势，芮恩施向国务院建议，列强应该向中国发出一个相同的照会，“在中国政府强调在危险期间保护外国人生命和财产必要性时，还要保证在当前战争中，就如被缔约国所保护一样，政治现状不改变。”两天之后，他又向国务院提出了两个可供选择的建议，第一是美国政府应向1915年5 月对中日签订“二十一条”所做的声明那样，再次声明“美国政府对任何违背条约权力和义务的行为保留反对意见，因此，在战争结束时，再重新提议受新协定影响的权力状况。”第二是应该由国际联合控制中国政权。芮恩施甚至说，中国政府本身都有时认为国际联合控制是消除中国国内混乱和日本威胁的重要步骤。[3 ]（P156）在征求了威尔逊的意见后，兰辛采纳了芮恩施的建议，向英、法发出共同向中国发出照会的建议。但是英、法都因陷于对德作战，无暇抵制日本的在华扩张，对美国的提议没有反响。
美国这一提议的提出再次表明了美国认为帝制运动是因日本的反对而破产的，认为从“二十一条”签订以后，列强在华政治势力对比上日本占了优势，而且日本还会进一步破坏列强在华的政治格局。这也标志着美国在调整对华政策，是对华政策的一转折点，即从单独对华政策考虑过渡到联合英、法共同对日的政策。这种转变暴露了美国政府对华外交的局限性，只想通过列强之间的合作来达到其维护中国门户开放的目的，在中国又只把目光聚集在北京政府，没有很好地分析中国国内不同派别的不同主张，处于既想扶植亲美势力抵制日本，又不愿选择帮助革命党人使中国真正有所发展的矛盾地位。所以它这种孤立有限的在华抵制日本政策是不可能奏效的。
综上所述，美国政府对帝制运动的支持实际上是对袁世凯的支持，想通过袁世凯稳定中国的国内局势，扩大美国在华的政治、经济、文化影响，这是为了美国一国私利的实用主义政策。为了一己的私利美国政府毫不犹豫地放弃了共和原则，转而支持帝制。表面上看，这一举动是与威尔逊总统所宣扬的理想主义外交背道而驰的。一个极力标榜民主共和制度的美国，特别是一位鼓吹理想主义外交的总统竟然出面支持在中国复辟帝制的独裁者确实很令人费解，甚至使人难以置信。但是，通过具体分析以后，却又觉得并不令人奇怪，并且有其必然性。
【收稿日期】1999—09—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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