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史 |
国内哥伦布研究的新成果
——《哥伦布全传》评介
刘明翰
【专题名称】世界史
【专 题 号】K5
【复印期号】2000年08期
【原文出处】《世界历史》(京)2000年01期第106~108页
【作者简介】刘明翰,北京青年政治学院教授。
李隆庆撰著的《哥伦布全传》(以下简称《全传》,凡未注明出处的引文,皆出自本书),已于1998年由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该书55万字,共8篇63章,地图和插图58幅,附录4篇,涉及哥伦布家庭世系等。书中设专章对500年来国际学术界的哥伦布研究动态进行了述评, 是一部客观、翔实的传记,体现了我国哥伦布研究的新成果。纵览全书,具有以下特点:
第一,严谨的治史态度。国内哥伦布研究,长期以来“囿于资料的贫乏,总的来说……研究不是很深的,与国外同仁的差距也相对较大”(注:冯秀文:《建国以来我国学术界关于哥伦布发现美洲的研究》,载《世界史研究动态》1992年第11期。)。自20世纪70—80年代之交起,研究论文增多,并渐有国人著作和译著出版,且有哥伦布《航行日志》等资料公诸于世,从而为哥伦布研究的逐渐深化创造了一定条件。
《全传》指出:“作为哥伦布生平事业史或者哥伦布传记性作品,本质上属于史学范畴”(前言,第4页)。因此, 该书均以哥伦布的《航行日志》和书信等原始材料,以及某些权威性论述为基础,来展现哥伦布生平事业的全貌,只是偶尔为了行文连缀的需要才作某些补叙,但也以时代风貌为依据。同时,该书在谈到哥伦布研究时认为:“事实是历史的灵魂,研究者应该像一个严谨的法官那样去维护客观事实的神圣尊严”(正文,第699页)。正因为如此, 作者才写出了这部较为严谨翔实的传记作品。
第二,浓郁的历史氛围。本书将哥伦布生平事业的一切活动,均置于当时的历史氛围中进行考察,具有浓厚的时代气息。如在《新时代的黎明》一章中,该书从14—15世纪西欧社会“封建主义危机”和资本主义萌芽所引起的政治经济和价值观念等方面的变化,及其与欧洲周边严峻形势的复杂矛盾,揭示了“地理大发现”宽广深厚的历史背景,得出了哥伦布这一人物在历史上出现的必然性。在《探险家的摇篮》一章中,该书通过对热那亚2000年地中海的航海传统和200 年大西洋岸边的冒险活动的正面阐述,得出“惟有热那亚,才能产生哥伦布”(第22页)的结论,间接地反驳了哥伦布的“非热那亚籍说”。在其它章节中,本书分别将葡萄牙探险事业和西班牙的收复失地运动,与哥伦布的种种遭遇进行了恰到好处的交叉叙述,展现了哥伦布远航前,其事业所遇到的坎坷经历和他那坚韧不拔、执著追求的顽强毅力。另外,《全传》紧扣文艺复兴的时代脉搏,既指出中世纪宗教传统观念对哥伦布的束缚,又强调人文主义思潮对他的影响。因而,哥伦布的思想观念具有15—16世纪欧洲历史转型时期社会思潮的混合特征。
第三,令人可信的阐释。国外的哥伦布研究,涉及面既广泛又细微。但是,由于哥伦布是一个颇有争议的历史人物,研究者对于史料的解释也就显得千差万别。在书中作者随时都说出了自己的见解,特别是一些国外学者未曾涉及又较重要的问题,常常是本书关注的目标。如哥伦布在其《航行日志》序文中说,中国大汗及其先祖曾遣使罗马,希望教皇派遣博学之士前往中国传教。为此,作者考察了从贵由大汗到忽必烈大汗直到终元之世的涉外情况,发现并无其事。因而书中指出,这一说法“显然是把《马可·波罗游记》对元帝国宗教宽容政策的过分渲染,信以为真了”(第174页)。再如,1500年哥伦布被逮捕, 旋即被释放的原因何在?一直是困扰学术界的历史之谜。S.E.莫里森先生也认为是“西班牙的未知数”(注:S.E.莫里森:《哥伦布传》下卷,商务印书馆1995年版,第296页。)。《全传》联系当时西班牙国内局势, 深入探讨了这一问题。书中认为,当时西班牙正存在一个排外思潮,女王轻信一个关于哥伦布要将新大陆献给母国热那亚的谣言,因而导致了哥伦布的灾难。但在这时,被征服的穆斯林发动了叛乱;沿海民众对逮捕哥伦布也深表愤懑,如果处理不好这一问题,就有可能导致更大的社会动乱。与此同时,塞维利亚财因为释放哥伦布进行斡旋;加害于哥伦布的政治谣言,业已证明纯属子虚乌有。这样,诸多因素共同促使西班牙女王立即恢复了哥伦布的自由。这种将疑案置于具体历史环境中进行考察所作出的阐释,颇有说服力。
第四,富于理性的辩解。“历史是在时代赋予的条件下发展的,不是按照后人的‘如果’逻辑演变的”(第 494页)。由于时代的局限,1492年之前的欧洲知识界,包括哥伦布和一些权威学者在内,只知有亚欧非三大洲,不知有美洲,他们对于地球的认知能力是有限的。然而,正是由于哥伦布等人的伟大航行实践,改变了人类的地球观念,才使后人对地球有了正确认识。《全传》对于现代某些书中动辄指责和嘲笑哥伦布的言论进行了批驳,并强调指出,今人不可嘲笑古人,更不能潮笑历史。
哥伦布在三航时,到达今天的委内瑞拉东北部的帕里亚湾,他根据当地的自然景观和气象,以及自己的实际感受,提出了地球“梨形说”。哥伦布的这一说法被人嘲笑了500年之久! 作者在引证近现代权威学者关于地球形状的科学研究事例后指出:“地球科学界认为,地球是一个三轴椭圆体。更有甚者还发现地球有四个棱角……由此看来……哥伦布的梨形说……只是稍许夸张一点罢了”(第516—517页)。又如,哥伦布晚年曾致力于编著《预言书》,国外有的学者简单地斥之为“疯人的胡言乱语”(注:约·彼·马基多维奇:《世界探险史》,世界知识出版社1988年版,第199页。)。《全传》认为, 哥伦布晚年的不幸遭遇,使他理性的思维受到摧折,宗教情感不断骚动。但他并非只是为了在《圣经》预言中寻求精神慰藉,而是希望以此去唤醒“天主教女王”的宗教情愫,关注他所肩负的完成各种预言的神圣使命,从而争取到女王支持他的第四次西航。后来,哥伦布果然达到了目的。类似这种理性的辩解,在书中随处可见。
第五,客观公正的评价。数百年来,人们出于不同的目的和动机,怀着不同的情感和心态,对哥伦布及其事业褒贬毁誉者皆有之。对此,书中指出“哥伦布研究中的这些多元论观点,恰好说明哥伦布这一伟大历史人物,在现实的人类面前仍然具有极大的魅力”(第447页)。 该书从微观和宏观相结合的角度,对哥伦布其人其事进行了客观公正的评价。书中认为,哥伦布在新大陆的最初两年是结好印第安人的,只是后来有人向国王告发他,说他对西班牙人“太残忍”,而对印第安人“太仁慈”,直接威胁到他的前途和事业,才迫使他违心地改变了做法:“不再去惩罚罪行累累的西班牙匪徒,反而去惩罚无辜的印第安人受害者了”(第699页)。但他并未从根本上改变结好印第安人的初衷。 哥伦布在殖民地进行的不义战争和掠卖印第安人为奴隶的行为,在书中都受到了谴责,并指出他是第一个向印第安人打开了“潘多拉盒子”的人。但是,哥伦布毕竟是航海家和探险家,他与嗜杀成性的征服者科尔泰斯之流是有很大区别的。另外,哥伦布在新大陆始终允许部下与印第安人作两厢情愿的不等价交换;但他严禁部下抢劫或用破瓷片去欺骗印第安人,否则要受到割去耳鼻的严厉惩罚。因此,他与德雷克之类的大海盗杀人越货的劫掠行为,也是不同的。
为了充分说明哥伦布伟大航行的历史价值,本书在最后一章《全球历史的发端》中,将哥伦布等人的航行置于“世界大探险时代”和人类历史的长河中进行宏观考察。书中指出:“15—17世纪伟大航海家和探险家们通过驰骋大洋的一系列壮举所创下的丰功伟绩,从根本上打破了人类有史以来世界各个大陆的封闭状态,特别是哥伦布打破了东西两半球的孤立状态,使全球联成一体,永不分离,彼此交往,相互依存,使人类历史开始具有了全球性的规模,从而开创了近代人类文明的崭新时代”(第723页)。这也是哥伦布发现新大陆, 与其他先期到达美洲者的最大区别之一。
《全传》一书既有上述诸多特长,也存在着明显的不足。
其一,由于研究条件的局限,特别是有关哥伦布的一些重要文献尚未引入国内,该书在涉及哥伦布同代人的著作时,多半转引的是第二手材料。这样,在未能掌握全部“既有的事实”的情况下,可能会影响作者在某些问题上的正确判断。
其二,在第62章《五百年来的褒贬》中,作者对国外研究动态多有详述,但对国内研究状况却未涉及,显然是一个疏漏。同时,80年代美国《国家地理》杂志社高级职员约瑟夫·贾奇等通过考察,重提哥伦布首航登陆“萨马纳礁”说,对我国学者有较大影响。但此说已为巴哈马学院尼尔·西利教授所否定。西利在对萨马纳礁岩心样品进行地质学检测之后指出, 该礁的形成还不到300 年的历史(注:《图解美国史》1991年1~2号,参见《世界中世纪史研究通讯》总第7期,第52页。 )。因此,哥伦布首航登陆时,萨马纳礁尚不存在。《全传》对这一最新研究动态未曾提及,望在该书再版时予以补充。
其三,哥伦布是一个有争议的历史人物,历来存在着多元论的观点。对于学术问题应有宽容气度。《全传》虽然承认多元争议有助于哥伦布研究的深化,但在行文中对于不同见解却不够宽容。
其四,作者在附录中列有一些颇有价值的史料,却无哥伦布年表,实为又一疏忽。因为作为传记性作品,为使读者综览其一生概貌,应有传主的记事年表。望以后予以弥补。
综上所述,《哥伦布全传》是我国学者在较为艰难的条件下研究的新成果,似乎可以说是国内哥伦布研究迈上一个新台阶的标志。它在一定程度上缩短了我国学者与国外同仁在这一研究领域的差距。相信随着新的信息的获得,该书中的内容和观点将会不断修正和完善。
【专 题 号】K5
【复印期号】2000年08期
【原文出处】《世界历史》(京)2000年01期第106~108页
【作者简介】刘明翰,北京青年政治学院教授。
第一,严谨的治史态度。国内哥伦布研究,长期以来“囿于资料的贫乏,总的来说……研究不是很深的,与国外同仁的差距也相对较大”(注:冯秀文:《建国以来我国学术界关于哥伦布发现美洲的研究》,载《世界史研究动态》1992年第11期。)。自20世纪70—80年代之交起,研究论文增多,并渐有国人著作和译著出版,且有哥伦布《航行日志》等资料公诸于世,从而为哥伦布研究的逐渐深化创造了一定条件。
《全传》指出:“作为哥伦布生平事业史或者哥伦布传记性作品,本质上属于史学范畴”(前言,第4页)。因此, 该书均以哥伦布的《航行日志》和书信等原始材料,以及某些权威性论述为基础,来展现哥伦布生平事业的全貌,只是偶尔为了行文连缀的需要才作某些补叙,但也以时代风貌为依据。同时,该书在谈到哥伦布研究时认为:“事实是历史的灵魂,研究者应该像一个严谨的法官那样去维护客观事实的神圣尊严”(正文,第699页)。正因为如此, 作者才写出了这部较为严谨翔实的传记作品。
第二,浓郁的历史氛围。本书将哥伦布生平事业的一切活动,均置于当时的历史氛围中进行考察,具有浓厚的时代气息。如在《新时代的黎明》一章中,该书从14—15世纪西欧社会“封建主义危机”和资本主义萌芽所引起的政治经济和价值观念等方面的变化,及其与欧洲周边严峻形势的复杂矛盾,揭示了“地理大发现”宽广深厚的历史背景,得出了哥伦布这一人物在历史上出现的必然性。在《探险家的摇篮》一章中,该书通过对热那亚2000年地中海的航海传统和200 年大西洋岸边的冒险活动的正面阐述,得出“惟有热那亚,才能产生哥伦布”(第22页)的结论,间接地反驳了哥伦布的“非热那亚籍说”。在其它章节中,本书分别将葡萄牙探险事业和西班牙的收复失地运动,与哥伦布的种种遭遇进行了恰到好处的交叉叙述,展现了哥伦布远航前,其事业所遇到的坎坷经历和他那坚韧不拔、执著追求的顽强毅力。另外,《全传》紧扣文艺复兴的时代脉搏,既指出中世纪宗教传统观念对哥伦布的束缚,又强调人文主义思潮对他的影响。因而,哥伦布的思想观念具有15—16世纪欧洲历史转型时期社会思潮的混合特征。
第三,令人可信的阐释。国外的哥伦布研究,涉及面既广泛又细微。但是,由于哥伦布是一个颇有争议的历史人物,研究者对于史料的解释也就显得千差万别。在书中作者随时都说出了自己的见解,特别是一些国外学者未曾涉及又较重要的问题,常常是本书关注的目标。如哥伦布在其《航行日志》序文中说,中国大汗及其先祖曾遣使罗马,希望教皇派遣博学之士前往中国传教。为此,作者考察了从贵由大汗到忽必烈大汗直到终元之世的涉外情况,发现并无其事。因而书中指出,这一说法“显然是把《马可·波罗游记》对元帝国宗教宽容政策的过分渲染,信以为真了”(第174页)。再如,1500年哥伦布被逮捕, 旋即被释放的原因何在?一直是困扰学术界的历史之谜。S.E.莫里森先生也认为是“西班牙的未知数”(注:S.E.莫里森:《哥伦布传》下卷,商务印书馆1995年版,第296页。)。《全传》联系当时西班牙国内局势, 深入探讨了这一问题。书中认为,当时西班牙正存在一个排外思潮,女王轻信一个关于哥伦布要将新大陆献给母国热那亚的谣言,因而导致了哥伦布的灾难。但在这时,被征服的穆斯林发动了叛乱;沿海民众对逮捕哥伦布也深表愤懑,如果处理不好这一问题,就有可能导致更大的社会动乱。与此同时,塞维利亚财因为释放哥伦布进行斡旋;加害于哥伦布的政治谣言,业已证明纯属子虚乌有。这样,诸多因素共同促使西班牙女王立即恢复了哥伦布的自由。这种将疑案置于具体历史环境中进行考察所作出的阐释,颇有说服力。
第四,富于理性的辩解。“历史是在时代赋予的条件下发展的,不是按照后人的‘如果’逻辑演变的”(第 494页)。由于时代的局限,1492年之前的欧洲知识界,包括哥伦布和一些权威学者在内,只知有亚欧非三大洲,不知有美洲,他们对于地球的认知能力是有限的。然而,正是由于哥伦布等人的伟大航行实践,改变了人类的地球观念,才使后人对地球有了正确认识。《全传》对于现代某些书中动辄指责和嘲笑哥伦布的言论进行了批驳,并强调指出,今人不可嘲笑古人,更不能潮笑历史。
哥伦布在三航时,到达今天的委内瑞拉东北部的帕里亚湾,他根据当地的自然景观和气象,以及自己的实际感受,提出了地球“梨形说”。哥伦布的这一说法被人嘲笑了500年之久! 作者在引证近现代权威学者关于地球形状的科学研究事例后指出:“地球科学界认为,地球是一个三轴椭圆体。更有甚者还发现地球有四个棱角……由此看来……哥伦布的梨形说……只是稍许夸张一点罢了”(第516—517页)。又如,哥伦布晚年曾致力于编著《预言书》,国外有的学者简单地斥之为“疯人的胡言乱语”(注:约·彼·马基多维奇:《世界探险史》,世界知识出版社1988年版,第199页。)。《全传》认为, 哥伦布晚年的不幸遭遇,使他理性的思维受到摧折,宗教情感不断骚动。但他并非只是为了在《圣经》预言中寻求精神慰藉,而是希望以此去唤醒“天主教女王”的宗教情愫,关注他所肩负的完成各种预言的神圣使命,从而争取到女王支持他的第四次西航。后来,哥伦布果然达到了目的。类似这种理性的辩解,在书中随处可见。
第五,客观公正的评价。数百年来,人们出于不同的目的和动机,怀着不同的情感和心态,对哥伦布及其事业褒贬毁誉者皆有之。对此,书中指出“哥伦布研究中的这些多元论观点,恰好说明哥伦布这一伟大历史人物,在现实的人类面前仍然具有极大的魅力”(第447页)。 该书从微观和宏观相结合的角度,对哥伦布其人其事进行了客观公正的评价。书中认为,哥伦布在新大陆的最初两年是结好印第安人的,只是后来有人向国王告发他,说他对西班牙人“太残忍”,而对印第安人“太仁慈”,直接威胁到他的前途和事业,才迫使他违心地改变了做法:“不再去惩罚罪行累累的西班牙匪徒,反而去惩罚无辜的印第安人受害者了”(第699页)。但他并未从根本上改变结好印第安人的初衷。 哥伦布在殖民地进行的不义战争和掠卖印第安人为奴隶的行为,在书中都受到了谴责,并指出他是第一个向印第安人打开了“潘多拉盒子”的人。但是,哥伦布毕竟是航海家和探险家,他与嗜杀成性的征服者科尔泰斯之流是有很大区别的。另外,哥伦布在新大陆始终允许部下与印第安人作两厢情愿的不等价交换;但他严禁部下抢劫或用破瓷片去欺骗印第安人,否则要受到割去耳鼻的严厉惩罚。因此,他与德雷克之类的大海盗杀人越货的劫掠行为,也是不同的。
为了充分说明哥伦布伟大航行的历史价值,本书在最后一章《全球历史的发端》中,将哥伦布等人的航行置于“世界大探险时代”和人类历史的长河中进行宏观考察。书中指出:“15—17世纪伟大航海家和探险家们通过驰骋大洋的一系列壮举所创下的丰功伟绩,从根本上打破了人类有史以来世界各个大陆的封闭状态,特别是哥伦布打破了东西两半球的孤立状态,使全球联成一体,永不分离,彼此交往,相互依存,使人类历史开始具有了全球性的规模,从而开创了近代人类文明的崭新时代”(第723页)。这也是哥伦布发现新大陆, 与其他先期到达美洲者的最大区别之一。
《全传》一书既有上述诸多特长,也存在着明显的不足。
其一,由于研究条件的局限,特别是有关哥伦布的一些重要文献尚未引入国内,该书在涉及哥伦布同代人的著作时,多半转引的是第二手材料。这样,在未能掌握全部“既有的事实”的情况下,可能会影响作者在某些问题上的正确判断。
其二,在第62章《五百年来的褒贬》中,作者对国外研究动态多有详述,但对国内研究状况却未涉及,显然是一个疏漏。同时,80年代美国《国家地理》杂志社高级职员约瑟夫·贾奇等通过考察,重提哥伦布首航登陆“萨马纳礁”说,对我国学者有较大影响。但此说已为巴哈马学院尼尔·西利教授所否定。西利在对萨马纳礁岩心样品进行地质学检测之后指出, 该礁的形成还不到300 年的历史(注:《图解美国史》1991年1~2号,参见《世界中世纪史研究通讯》总第7期,第52页。 )。因此,哥伦布首航登陆时,萨马纳礁尚不存在。《全传》对这一最新研究动态未曾提及,望在该书再版时予以补充。
其三,哥伦布是一个有争议的历史人物,历来存在着多元论的观点。对于学术问题应有宽容气度。《全传》虽然承认多元争议有助于哥伦布研究的深化,但在行文中对于不同见解却不够宽容。
其四,作者在附录中列有一些颇有价值的史料,却无哥伦布年表,实为又一疏忽。因为作为传记性作品,为使读者综览其一生概貌,应有传主的记事年表。望以后予以弥补。
综上所述,《哥伦布全传》是我国学者在较为艰难的条件下研究的新成果,似乎可以说是国内哥伦布研究迈上一个新台阶的标志。它在一定程度上缩短了我国学者与国外同仁在这一研究领域的差距。相信随着新的信息的获得,该书中的内容和观点将会不断修正和完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