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明清史 |
伊斯兰复兴运动与土耳其的社会历史发展
刘中民
【专题名称】世界史
【专 题 号】K5
【复印期号】2000年08期
【原文出处】《宁夏社会科学》(银川)2000年03期第82～87页
【作者简介】刘中民，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 博士研究生 北京 100871
土耳其作为奥斯曼帝国的政治遗产，通过凯末尔革命建立了现代民族国家，并以其较为彻底的世俗化在穆斯林世界创造了非西方的现代化模式。但是，伴随六七十年代以来伊斯兰复兴运动的风起云涌，曾经被西方视为西方文明在中东桥头堡的土耳其也受到了伊斯兰复兴运动的影响与冲击。尤其是奉行伊斯兰民族主义的土耳其繁荣党于1996年在议会选举中跃居为土耳其第一大政党，并与正确道路党组成联合内阁，其党首埃尔巴坎出任政府总理，不仅震动了土耳其政坛并在中东产生了巨大的影响，而且引起了国际社会的广泛关注。在世俗化和现代化最为彻底，被西方世界称为“中东伊斯兰国家海洋中一个非宗教的指路明灯”的土耳其，何以出现伊斯兰势力的强劲反弹，确实超乎人们的意料。笔者认为，对伊斯兰复兴运动与土耳其社会发展的关系进行梳理并进行理论分析，无疑将有助于对这一问题的认识。
一、凯末尔革命前的现代化改革与伊斯兰教的衰微
土耳其的伊斯兰化进程开始于7 世纪阿拉伯帝国征服中亚突厥人之际，此后土耳其经历了塞尔柱王朝和奥斯曼帝国长达8 个多世纪的伊斯兰神权主义的统治。奥斯曼帝国建立后，伊斯兰教在土耳其的地位已经根深蒂固。奥斯曼帝国具有苏丹国（君主国）和哈里发国（教长国）的双重性质，历代国王都兼苏丹和哈里发于一身。1517年奥斯曼土耳其帝国占领埃及后，土耳其苏丹宣称自己是穆斯林世界的精神领袖。伊斯兰教法不仅从伦理方面，而且从政治和法律方面决定着国家和穆斯林的行为与生活，国家的立法、司法、监察、行政、教育以及军队均以伊斯兰的教法、教规和经典为行动准则，高级神职人员成为帝国统治集团的重要组成部分。被称为乌里玛的高级神学专家不仅构成宗教上层，而且是帝国统治的精神支柱。（注：赵增泉：《土耳其的伊斯兰与政治斗争》第237页，载刘竟主编《伊斯兰复兴运动论集》（内部发行）。 ）因此，对于奥斯曼帝国而言，“帝国的领土便是伊斯兰的领土，帝国的君主便是伊斯兰的巴底沙（Padishah，国王），帝国的军队便是伊斯兰士兵，帝国的宗教首领便是伊斯兰的谢伊赫（教长），帝国的人民首先想到就是他自己是穆斯林。”（注：[英]伯纳德·路易斯：《现代土耳其的兴起》第21页，商务印书馆，1982年。）在数个世纪中，“奥斯曼帝国，由奠定直到灭亡，始终是一个致力于促进和保卫伊斯兰教权力与信仰的国家。”（注：[英]伯纳德·路易斯：《现代土耳其的兴起》第21页，商务印书馆，1982年。）
进入18世纪后，由于兵败于西方，奥斯曼帝国蔑视欧洲文明的态度有所改变，并开始感到了改革的必要，但其改革仅限于军事领域。19世纪被拥立为苏丹的马哈穆德二世进行的改革开始超出军事领域。在军事上废除了近卫军，代之以欧洲训练方式和装备的新军；在税制上采取了效仿欧洲的措施；在政治体制方面，效仿西方的文官制度和科层制度。马哈穆德改革加强了中央政权，削弱并冲击了宗教保守势力，促进了帝国向世俗化的迈进。
1839 ～1876 年奥斯曼帝国进入了历史上的“坦齐马特”时代（tanximat，为整顿改革之意，由于这一时期在行政、财政、司法和教育等领域均进行改革整顿，故称“坦齐马特”时代），以拉希德帕夏为代表的具有资产阶级思想的新兴知识分子辅佐苏丹阿卜杜勒·麦吉德进行改革，并于1839年颁布了《御园敕令》。虽然敕令指出帝国衰落的根源在于不遵循伊斯兰教的原则和法律，但同时指出现在不能回到旧法律中去，而应在真主的默许下创立新秩序，它宣布：保障全体臣民的生命、名誉、财产的不可侵犯；废除包税制，实行现代税收制度；帝国臣民不分宗教信仰，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成立具有立法和司法职能的制法会议，颁布了新的民法和商法；在工业方面，根据欧洲国家的发展经验，帝国将工业化视为国家振兴的重要途径，并先后投资建立了数百个工厂。（注：刘云：《伊斯兰教与土耳其的政治现代化初探》，《西亚非洲》1999年第2期。）帝国所进行的一系列改革尤其是法律改革， 意味着“帝国可以有一个独立于乌莱玛之外的法律和司法系统，借以处理不在沙里阿法范围以内的各项事务”（注：彭树智主编：《伊斯兰教与中东现代化进程》第56页，西北大学出版社，1997年。）。“坦齐马特”改革是一场效仿西方的伊斯兰近代改革运动，具有强烈的世俗化倾向，进一步削弱了传统宗教的基础，因此一直遭到伊斯兰传统势力的抵制和反对，并于1839年爆发了乌莱玛阶层煽动穆斯林群众在安纳托利亚等地暴乱的事件。1853～1856年，由于奥斯曼帝国与俄罗斯爆发了克里米亚战争，英法开始以此为借口对奥斯曼帝国加以干涉和控制，并在战争后强迫奥斯曼政府颁布了新的更加西方化的改革宪章，使帝国的政治、法律、教育等方面的改革进一步世俗化。坦齐马特改革虽然使奥斯曼帝国的社会生活得到某种改善，但由于种种因素制约，尤其是改革后期受到英法的干预和控制，因此并没有使帝国获得真正的复兴，也不能挽救帝国继续衰落和解体的危局。由于一味模仿和照搬西方文明，伤害了广大穆斯林民众的宗教感情，激起了穆斯林群众对改革的强烈不满情绪。
在1876～1909年哈米德苏丹统治时期，颁布了帝国历史上第一部宪法，确定了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则。但它也并没有改变帝国的命运，青年土耳其党以“护宪”为口号夺取了政权，并进行了近十年的立宪改革，虽未能挽救帝国的灭亡，却为土耳其走向现代化迈出了重要的一步，并为凯末尔革命准备了条件。
19世纪至20世纪初的早期现代化改革导致了帝国政治、法律和教育领域的世俗化倾向，世俗化思想倾向与坚持传统的思想间的矛盾与斗争也由此全面展开，并在土耳其的思想领域产生了伊斯兰主义、现代主义和土耳其主义的分野。少数伊斯兰主义表现为原教旨主义，主张按照伊斯兰的原初教义重建伊斯兰社会，大多数伊斯兰主义者主张不放弃伊斯兰教的现代化，认为只有在伊斯兰教中才能找到振兴帝国的方法。而激进的现代主义认为必须全盘接受西方文明，指出“没有第二种文明，文明的意思就是欧洲文明，它只能连同它的玫瑰花和刺一道输入”（注：[英]伯纳德·路易斯：《现代土耳其的兴起》第247页，商务印书馆，1982年。）。土耳其主义的代表是齐亚·科卡尔普，他主张的土耳其民族主义包括土耳其化、伊斯兰化和现代化，主张保留民族文化的同时引进西方的文化和技术，主张政教分离与国家政治、法律、教育的世俗化和文化生活的土耳其化， 同时主张泛土耳其主义。 （注： StanfordShaw and Ezel Shaw,History of Ottoman Empire and Modem Turkey,Cambridge,1977,vo12,p302～304.）综观19～20世纪的改革，虽然伊斯兰教在土耳其已不可避免地受世俗化的影响而日趋衰微，但伊斯兰主义尤其是原教旨主义的出现表明传统的伊斯兰势力并不甘愿退出历史舞台。
二、凯末尔革命：世俗化的实现与伊斯兰的权力旁落
第一次世界大战协约国的占领及其煽动的非土耳其民族的民族分离主义运动使土耳其面临着生死存亡的严重危机。1920年民族资产阶级的代表凯末尔掀起了反对外国殖民占领和苏丹政府的民族民主运动，建立了与伊斯坦布尔苏丹政权对抗的政府。经过三年的浴血奋战，赢得了土耳其的独立，凯末尔正式宣布土耳其成立共和国。1924年土耳其大国民议会通过了废除哈里发制的法律。“废除哈里发制是伊斯兰世界史上史无前例的创举，它是向封建神权势力发起的挑战，是对传统伊斯兰观念的沉重一击。它不仅在土耳其内部引起很大震惊，而且也引起整个穆斯林世界的巨大反响，土耳其国内反对共和的教权主义认为，废除哈里发制危及土耳其人民同自己的伊斯兰过去以及自己的帝国过去的联系，同时危及他们与长期以来一直以他们为首的那个更广大的穆斯林世界的联系。”（注：彭树智主编：《伊斯兰教与中东现代化进程》第86页，西北大学出版社，1997年。）
在通过废除哈里发制完成政体改革后，凯末尔政权又投入了对宗教、司法、社会经济和文化等方面的世俗化改革。“在反对封建残余势力、取消宗教特权、推行世俗化的运动中，最重要的措施包括宗教与政治分离、宗教与教育分离和宗教与司法分离三项。”（注：杨兆钧：《土耳其现代史》第60页，云南大学出版社，1990年。）在宗教改革方面，凯末尔改革的原则是政教分离主义，力图彻底终止宗教及宗教界人士在政治、社会和文化生活中的特权，使其权力仅仅局限在信仰和宗教事务领域，严禁宗教干预政治。凯末尔政权对宗教体系进行了彻底的改组：取消伊斯兰教最高法典说明官的职位，取消宗教事务部和宗教基金部代之以宗教事务委员会和教产基金管理局；停办旧式的独立宗教学校，将学校交给教育部管辖；废除伊斯兰教法院，一切审判均交由世俗法庭审理。此外，凯末尔政权在法律、社会生活、经济发展等方面采取了一系列有助于推动世俗化的配套改革。土耳其的宗教、社会文化以及政治、法律改革为经济改革与发展创造了条件，而经济发展又巩固了社会与文化领域的世俗化。
凯末尔的世俗化改革曾受到了国内外伊斯兰传统主义和封建教权势力的强烈反对。1925年2 月在土耳其东部地区发生了纳克什本迪教团的叛乱，他们提出了推翻“背弃宗教的共和国”、“恢复苏丹和哈里法制”、“放弃改革”的口号。凯末尔改革招致伊斯兰传统势力反对的原因在于，世俗化虽然将伊斯兰教作为一种宗教保存下来，但取消苏丹和哈里发等政教分离的措施，是同传统的伊斯兰政治文化与政治价值格格不入的，缺少入世性的伊斯兰教是支离破碎的伊斯兰教，伊斯兰教的两世兼重是不容破坏的；世俗化改革摧毁了伊斯兰教的传统政治体系，剥夺了伊斯兰传统势力在政治、经济、宗教、社会文化等领域的特权，而伊斯兰传统势力又不甘心退出历史的舞台；世俗化进程所导致的社会生活的一系列变化，尤其是西方文化潮水般地涌入，深深刺激了穆斯林民众的宗教情感。土耳其的改革虽然瓦解和摧毁了封建神权统治体系，但却难以斩断土耳其社会与伊斯兰教的千丝万缕的联系，后来的历史发展表明，只要具备合适的社会土壤，伊斯兰就会以形形色色的方式卷土重来。因为“凯末尔只是在制度层面解决了世俗化问题，伊斯兰价值观还控制着绝大多数土耳其人的心灵”（注：刘云：《伊斯兰教与土耳其的政治现代化初探》，《西亚非洲》1999年第2期。）。
三、从二战结束到80年代：伊斯兰复兴在当代土耳其社会中的起落沉浮
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受德国法西斯主义的影响，泛伊斯兰组织在土耳其进行广泛活动，随着战争的结束，泛伊斯兰和泛突厥的梦想也归于破灭。战后，随着民族民主运动的发展，执政的共和人民党日趋右倾化，它从一系列世俗主义原则后退，并企图利用宗教保守势力对付反对派和进步民主运动以及共产主义运动。1946年，大国民议会通过“社团法”，剧增的20多个反对党都将伊斯兰教作为进行政治宣传及政党斗争的手段。1947年，共和人民党党内公开出现了反世俗主义派别，认为伊斯兰并不妨碍社会进步，忽视宗教会导致道德堕落并不利于反共。1948年，政府自共和国建立以来第一次允许穆斯林到麦加朝觐。1949年，在小学设立伊斯兰基础教育课，开办神职人员培训学校，并在安卡拉大学设立神学系。1950年，民主党利用宗教击败了共和人民党，长期以来受到压制的伊斯兰教得到了发展。
1950～1960年，民主党的曼德列斯政府实行对内独裁、对外依靠西方的政策，利用民众的宗教感情进行政治投机。曼德列斯声明“我们拯救了伊斯兰”，“土耳其曾是穆斯林国家，它仍将是穆斯林国家”，“古兰经和圣训仍将被执行”。1951年土耳其加入北约也被解释成是“合乎真主意志的事，是从共产主义威胁下拯救土耳其”的“保卫伊斯兰”的行动。（注：赵增泉：《土耳其的伊斯兰与政治斗争》第242页， 载刘竟主编《伊斯兰复兴运动论集》（内部发行）。）在曼德列斯政府的纵容下，泛伊斯兰势力大肆活动，曾被取缔的极端教派和神秘主义团体死灰复燃，并将斗争的矛头直接指向作为土耳其立国基础的凯末尔主义。50年代末，由于经济的恶化，曼德列斯向宗教界求援，甚至以恢复哈里法制度作为承诺。1959年，民主党又在全国组织“祖国阵线”，积极吸收宗教界人士参加，强烈抨击凯末尔主义。
曼德列斯的内外政策引起了军方的强烈不满，1960年，古尔塞勒发动了推翻民主党的政变。1961年通过新宪法，规定所有政党放弃将伊斯兰教用于政治目的的企图，在维护世俗主义原则方面起到了一定的作用，但伊斯兰组织在土耳其社会生活中的地位依然没有得到彻底动摇。党禁解除后，各政党在政治斗争中仍然大打伊斯兰牌， 正义党在1965 年和1969年两次大选中的胜利，都得益于此。正义党执政时期，出现了许多带有浓郁伊斯兰色彩的政党，如主张泛伊斯兰主义、泛突厥主义的民族行动党，土耳其繁荣党的前身则是以伊斯兰复兴为旗帜的民族秩序党。
1971年土耳其军队再次干政，试图通过查禁民族秩序党等伊斯兰政党挽救日益加深的政治危机，但1972年民族秩序党又以救国党的名义出现，并以合法政党的身份参加政治舞台上的角逐。70年代末，土耳其政坛上的各政党更加积极地以伊斯兰为旗帜进行活动，民族行动党和救国党都公开地推行伊斯兰化运动，正义党和民主党也起而效尤。各政党的激进派别还不断进行暴力恐怖活动，土耳其的政局急剧动荡，伊斯兰复兴运动不断向纵深发展。与此同时，土耳其的社会与文化生活也日趋伊斯兰化，宗教学校和宗教出版物的数量急剧增加，1955年在宗教学校注册的学生为2181 人，1968年达到33400人，1970年为44227人，1980 年达到68486人。（注：J. Salt,Nationalism and the Prise of Muslim Sentiment in Turkey, Middle East Study,Jan.1995,p.19;Mehmet Y.Geyirdagi,Political Parties in Turkey,New York,1984,p.8.）
土耳其政局的再次动荡导致了1980年的军事政变。埃夫伦的军政权宣布，恢复凯末尔主义的世俗主义原则，不允许利用伊斯兰教达到政治目的，解散所有政党。1982年通过的新宪法规定：绝对禁止政党和社会组织利用伊斯兰；重申共和国的世俗性质；宗教事务管理局必须承担与世俗主义相符合的义务；信仰自由必须在国家的监督之下。进入80年代中期后，新老伊斯兰原教旨主义组织再度活跃于土耳其政坛，传统的梅夫莱维教团、纳克什本迪教团、努尔朱教团、苏菲派教团死灰复燃，“伊斯兰党”、“伊斯兰圣战”组织、“伊斯兰保卫者”等新的伊斯兰原教旨主义组织在伊朗伊斯兰革命的影响下异军突起，社会文化生活的伊斯兰化也再度加深。受此影响，政府也不得不利用伊斯兰教增强其合法性，1983年祖国党大选胜利后，埃夫伦总统和厄扎尔总理都反复强调土耳其社会结构中伊斯兰价值的重要性，并在对外政策上强调土耳其的伊斯兰属性，土耳其多次参加了伊斯兰国家首脑会议，加强与伊斯兰国家间的首脑互访并签订了一系列双边和多边贸易及军事协定，还获得了伊斯兰发展银行的经济援助。尽管政府的改革使经济获得了一定的发展，但外贸赤字的居高不下、失业人数剧增、社会贫富分化加剧都为伊斯兰原教旨主义的崛起提供了肥沃的社会土壤。80年代以来土耳其伊斯兰复兴运动发展的另一重要标志是，作为民族秩序党和民族救国党继承者的土耳其繁荣党的迅猛发展。我们将在下面专门探讨，故此不再赘述。
从二战结束到80年代，伊斯兰复兴与土耳其社会发展的关系具有三个方面的特点：首先，土耳其的伊斯兰复兴具有典型的现代政治斗争的特点，即伊斯兰教成为各政党在政治斗争中的一个重要工具，伊斯兰成了各派政治势力争取群众支持、获得社会认同的政治语言。第二，数次军人政变遏制了伊斯兰复兴势力的发展，军方作为凯末尔世俗主义势力的代表与伊斯兰势力的斗争构成了当代土耳其社会发展的一个重要内容，这也是伊斯兰复兴没有取得巨大成功的重要原因。第三，经济现代化的成败是影响伊斯兰运动的重要变数，经济现代化受挫并导致社会矛盾激化时，往往伴随伊斯兰复兴的高涨。
四、繁荣党的崛起：90年代土耳其伊斯兰复兴运动的高潮
土耳其繁荣党成立于1983年7月。繁荣党的前身是1972 年成立的民族救国党，而民族救国党的前身则是1970年成立的民族秩序党。它们一直是当代土耳其伊斯兰复兴运动中的重要宗教政党组织，由于与土耳其政府的世俗主义相对抗，两党分别于1971年和1980年被取缔。1983年更名为土耳其繁荣党再次跻身政坛，该党的现任主席内吉梅丁·埃尔巴坎曾多次被捕。在1987年的土耳其大选中繁荣党受挫未能进入议会。1991年该党与劳工党和改革民主党组成联盟，获得16.8%的选票，其中繁荣党获得约13%的选票；1995年在土耳其第20次大选中， 繁荣党赢得21.38%的选票，获得550议会席位中的158个，跃居为土耳其第一大政党，并于1996年与正确道路党联合组阁，繁荣党主席埃尔巴坎出任政府总理。（注：《土耳其繁荣党的伊斯兰民族主义初探》，《西亚非洲》1996年第4期。）
土耳其繁荣党在意识形态上奉行伊斯兰民族主义，它主张复兴伊斯兰精神，认为土耳其现代化应该是具有伊斯兰特色的现代化模式，但同时又强调应在土耳其确立与现代思想结合的伊斯兰生活方式；反对盲目崇拜西方的民族虚无主义，反对全盘西化论，反对否定伊斯兰教，反对一概排斥民族传统；提出以“解放、民族意识、民族跃进”为三大口号的“民族幸福论”，强调实现真正的而不是形式上的民族解放；主张既不依赖资本主义、也不依靠社会主义的民族经济发展观，主张在推行工业化、现代教育、对外开放、学习西方先进科学技术的同时弘扬伊斯兰的科学精神；主张建立自由市场经济体制，保护私有制和自由竞争，但反对资本主义垄断；坚持“公正社会论”，反对腐化堕落、贪污受贿和贫富两极分化；坚持“民族外交论”，谴责前政府追随西方的外交政策，主张推行独立自主的外交政策，主张创立“伊斯兰联合国”、“伊斯兰北约组织”和“伊斯兰货币”，建立同阿拉伯和穆斯林世界更为密切的联系。
繁荣党作为在野党时就以务实、谨慎和灵活著称，执政后其执政纲领更具温和色彩。从其所奉行的伊斯兰民族主义的内容来看，无疑是民族主义和伊斯兰主义的混合物，但它在认同伊斯兰文化属性、强调维护民族利益、反对西方控制等方面除了与伊朗霍梅尼和苏丹图拉比等人的伊斯兰原教旨主义有共性的一面外，还具有自己鲜明的特色。首先，伊斯兰原教旨主义主张在制度和文化层面实现社会的全面伊斯兰化，尤其是政治的伊斯兰化，而繁荣党的伊斯兰民族主义主要强调的是伊斯兰精神、传统、伦理和生活方式等文化心理层面。其次，繁荣党具有浓厚的福利色彩（繁荣党本身又称福利党），特别关注救贫解困和消除贫富两极分化等社会问题，并不主张霍梅尼的暴力夺权和“输出革命”思想。第三，坚持走议会合法斗争的道路，同霍梅尼主张的“伊斯兰革命”和图拉比通过军人政治推行伊斯兰有鲜明的区别。第四，许多伊斯兰原教旨主义组织都以社会的全面伊斯兰化作为终极目标，而繁荣党对伊斯兰采取的是实用主义态度，利用伊斯兰的合法性作为其政治斗争的工具。土耳其繁荣党的胜利与近年来土耳其的现代化受阻、伊斯兰文化传统的根深蒂固、国际伊斯兰复兴运动持续发展等多种因素有关，但它所呈现出的较之于其他伊斯兰原教旨主义组织所体现出的务实性、灵活性，与凯末尔革命以来土耳其世俗化、现代化和民主化的程度较深有密切的关系。
从现代化的角度看，土耳其繁荣党的成功引发了伊斯兰教与现代化关系问题的深层思考，繁荣党所奉行的伊斯兰民族主义无疑是对现代化模式的一种积极探索。繁荣党提倡在政教分离的前提下将现代化与伊斯兰传统相结合。它既不搞全盘西化，也不搞政教合一，同时又不抛弃伊斯兰文化传统，它力图解决的是数个世纪以来掣肘中东伊斯兰国家现代化的传统与现代之间的复杂矛盾。倘使繁荣党通过一段时间的探索能够解决这一矛盾，无疑将有助于中东伊斯兰国家尽早打通传统与现代之间的关节，并找到具有民族特色的现代化道路。繁荣党伊斯兰民族主义的可贵之处在于，它力争从制度和精神伦理两个方面将伊斯兰教区别开来，使伊斯兰教在现代社会的作用停留在伦理领域，在精神和价值层面发挥其社会整合作用。西方的现代化也正是在经过宗教改革和资产阶级革命后祛除了基督教的世俗干预功能，使其作用只停留在精神信仰领域后而实现现代化的。当然，这种探索所面临的困难是可想而知的。在土耳其，凯末尔所开创的世俗主义仍然有着深厚的根基，新老伊斯兰原教旨主义组织的实力也不可小视，因此，能够成功地完成在它们之间的折衷绝非易事。伊斯兰传统与现代化之间的矛盾仍将是影响土耳其未来社会发展的一个重要变数。
【专 题 号】K5
【复印期号】2000年08期
【原文出处】《宁夏社会科学》(银川)2000年03期第82～87页
【作者简介】刘中民，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 博士研究生 北京 100871
| 【内容提要】 | 文章指出，土耳其的社会发展经历了一个由伊斯兰教占绝对统治地位到政教分离的世俗化、现代化，再到伊斯兰复兴这样一个复杂的过程，在整个过程中始终贯穿着现代化与传统、西方化与民族化之间的矛盾对立与抗争，伊斯兰传统与现代化之间的矛盾仍将是影响土耳其未来社会发展的一个重要变数。 |
一、凯末尔革命前的现代化改革与伊斯兰教的衰微
土耳其的伊斯兰化进程开始于7 世纪阿拉伯帝国征服中亚突厥人之际，此后土耳其经历了塞尔柱王朝和奥斯曼帝国长达8 个多世纪的伊斯兰神权主义的统治。奥斯曼帝国建立后，伊斯兰教在土耳其的地位已经根深蒂固。奥斯曼帝国具有苏丹国（君主国）和哈里发国（教长国）的双重性质，历代国王都兼苏丹和哈里发于一身。1517年奥斯曼土耳其帝国占领埃及后，土耳其苏丹宣称自己是穆斯林世界的精神领袖。伊斯兰教法不仅从伦理方面，而且从政治和法律方面决定着国家和穆斯林的行为与生活，国家的立法、司法、监察、行政、教育以及军队均以伊斯兰的教法、教规和经典为行动准则，高级神职人员成为帝国统治集团的重要组成部分。被称为乌里玛的高级神学专家不仅构成宗教上层，而且是帝国统治的精神支柱。（注：赵增泉：《土耳其的伊斯兰与政治斗争》第237页，载刘竟主编《伊斯兰复兴运动论集》（内部发行）。 ）因此，对于奥斯曼帝国而言，“帝国的领土便是伊斯兰的领土，帝国的君主便是伊斯兰的巴底沙（Padishah，国王），帝国的军队便是伊斯兰士兵，帝国的宗教首领便是伊斯兰的谢伊赫（教长），帝国的人民首先想到就是他自己是穆斯林。”（注：[英]伯纳德·路易斯：《现代土耳其的兴起》第21页，商务印书馆，1982年。）在数个世纪中，“奥斯曼帝国，由奠定直到灭亡，始终是一个致力于促进和保卫伊斯兰教权力与信仰的国家。”（注：[英]伯纳德·路易斯：《现代土耳其的兴起》第21页，商务印书馆，1982年。）
进入18世纪后，由于兵败于西方，奥斯曼帝国蔑视欧洲文明的态度有所改变，并开始感到了改革的必要，但其改革仅限于军事领域。19世纪被拥立为苏丹的马哈穆德二世进行的改革开始超出军事领域。在军事上废除了近卫军，代之以欧洲训练方式和装备的新军；在税制上采取了效仿欧洲的措施；在政治体制方面，效仿西方的文官制度和科层制度。马哈穆德改革加强了中央政权，削弱并冲击了宗教保守势力，促进了帝国向世俗化的迈进。
1839 ～1876 年奥斯曼帝国进入了历史上的“坦齐马特”时代（tanximat，为整顿改革之意，由于这一时期在行政、财政、司法和教育等领域均进行改革整顿，故称“坦齐马特”时代），以拉希德帕夏为代表的具有资产阶级思想的新兴知识分子辅佐苏丹阿卜杜勒·麦吉德进行改革，并于1839年颁布了《御园敕令》。虽然敕令指出帝国衰落的根源在于不遵循伊斯兰教的原则和法律，但同时指出现在不能回到旧法律中去，而应在真主的默许下创立新秩序，它宣布：保障全体臣民的生命、名誉、财产的不可侵犯；废除包税制，实行现代税收制度；帝国臣民不分宗教信仰，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成立具有立法和司法职能的制法会议，颁布了新的民法和商法；在工业方面，根据欧洲国家的发展经验，帝国将工业化视为国家振兴的重要途径，并先后投资建立了数百个工厂。（注：刘云：《伊斯兰教与土耳其的政治现代化初探》，《西亚非洲》1999年第2期。）帝国所进行的一系列改革尤其是法律改革， 意味着“帝国可以有一个独立于乌莱玛之外的法律和司法系统，借以处理不在沙里阿法范围以内的各项事务”（注：彭树智主编：《伊斯兰教与中东现代化进程》第56页，西北大学出版社，1997年。）。“坦齐马特”改革是一场效仿西方的伊斯兰近代改革运动，具有强烈的世俗化倾向，进一步削弱了传统宗教的基础，因此一直遭到伊斯兰传统势力的抵制和反对，并于1839年爆发了乌莱玛阶层煽动穆斯林群众在安纳托利亚等地暴乱的事件。1853～1856年，由于奥斯曼帝国与俄罗斯爆发了克里米亚战争，英法开始以此为借口对奥斯曼帝国加以干涉和控制，并在战争后强迫奥斯曼政府颁布了新的更加西方化的改革宪章，使帝国的政治、法律、教育等方面的改革进一步世俗化。坦齐马特改革虽然使奥斯曼帝国的社会生活得到某种改善，但由于种种因素制约，尤其是改革后期受到英法的干预和控制，因此并没有使帝国获得真正的复兴，也不能挽救帝国继续衰落和解体的危局。由于一味模仿和照搬西方文明，伤害了广大穆斯林民众的宗教感情，激起了穆斯林群众对改革的强烈不满情绪。
在1876～1909年哈米德苏丹统治时期，颁布了帝国历史上第一部宪法，确定了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则。但它也并没有改变帝国的命运，青年土耳其党以“护宪”为口号夺取了政权，并进行了近十年的立宪改革，虽未能挽救帝国的灭亡，却为土耳其走向现代化迈出了重要的一步，并为凯末尔革命准备了条件。
19世纪至20世纪初的早期现代化改革导致了帝国政治、法律和教育领域的世俗化倾向，世俗化思想倾向与坚持传统的思想间的矛盾与斗争也由此全面展开，并在土耳其的思想领域产生了伊斯兰主义、现代主义和土耳其主义的分野。少数伊斯兰主义表现为原教旨主义，主张按照伊斯兰的原初教义重建伊斯兰社会，大多数伊斯兰主义者主张不放弃伊斯兰教的现代化，认为只有在伊斯兰教中才能找到振兴帝国的方法。而激进的现代主义认为必须全盘接受西方文明，指出“没有第二种文明，文明的意思就是欧洲文明，它只能连同它的玫瑰花和刺一道输入”（注：[英]伯纳德·路易斯：《现代土耳其的兴起》第247页，商务印书馆，1982年。）。土耳其主义的代表是齐亚·科卡尔普，他主张的土耳其民族主义包括土耳其化、伊斯兰化和现代化，主张保留民族文化的同时引进西方的文化和技术，主张政教分离与国家政治、法律、教育的世俗化和文化生活的土耳其化， 同时主张泛土耳其主义。 （注： StanfordShaw and Ezel Shaw,History of Ottoman Empire and Modem Turkey,Cambridge,1977,vo12,p302～304.）综观19～20世纪的改革，虽然伊斯兰教在土耳其已不可避免地受世俗化的影响而日趋衰微，但伊斯兰主义尤其是原教旨主义的出现表明传统的伊斯兰势力并不甘愿退出历史舞台。
二、凯末尔革命：世俗化的实现与伊斯兰的权力旁落
第一次世界大战协约国的占领及其煽动的非土耳其民族的民族分离主义运动使土耳其面临着生死存亡的严重危机。1920年民族资产阶级的代表凯末尔掀起了反对外国殖民占领和苏丹政府的民族民主运动，建立了与伊斯坦布尔苏丹政权对抗的政府。经过三年的浴血奋战，赢得了土耳其的独立，凯末尔正式宣布土耳其成立共和国。1924年土耳其大国民议会通过了废除哈里发制的法律。“废除哈里发制是伊斯兰世界史上史无前例的创举，它是向封建神权势力发起的挑战，是对传统伊斯兰观念的沉重一击。它不仅在土耳其内部引起很大震惊，而且也引起整个穆斯林世界的巨大反响，土耳其国内反对共和的教权主义认为，废除哈里发制危及土耳其人民同自己的伊斯兰过去以及自己的帝国过去的联系，同时危及他们与长期以来一直以他们为首的那个更广大的穆斯林世界的联系。”（注：彭树智主编：《伊斯兰教与中东现代化进程》第86页，西北大学出版社，1997年。）
在通过废除哈里发制完成政体改革后，凯末尔政权又投入了对宗教、司法、社会经济和文化等方面的世俗化改革。“在反对封建残余势力、取消宗教特权、推行世俗化的运动中，最重要的措施包括宗教与政治分离、宗教与教育分离和宗教与司法分离三项。”（注：杨兆钧：《土耳其现代史》第60页，云南大学出版社，1990年。）在宗教改革方面，凯末尔改革的原则是政教分离主义，力图彻底终止宗教及宗教界人士在政治、社会和文化生活中的特权，使其权力仅仅局限在信仰和宗教事务领域，严禁宗教干预政治。凯末尔政权对宗教体系进行了彻底的改组：取消伊斯兰教最高法典说明官的职位，取消宗教事务部和宗教基金部代之以宗教事务委员会和教产基金管理局；停办旧式的独立宗教学校，将学校交给教育部管辖；废除伊斯兰教法院，一切审判均交由世俗法庭审理。此外，凯末尔政权在法律、社会生活、经济发展等方面采取了一系列有助于推动世俗化的配套改革。土耳其的宗教、社会文化以及政治、法律改革为经济改革与发展创造了条件，而经济发展又巩固了社会与文化领域的世俗化。
凯末尔的世俗化改革曾受到了国内外伊斯兰传统主义和封建教权势力的强烈反对。1925年2 月在土耳其东部地区发生了纳克什本迪教团的叛乱，他们提出了推翻“背弃宗教的共和国”、“恢复苏丹和哈里法制”、“放弃改革”的口号。凯末尔改革招致伊斯兰传统势力反对的原因在于，世俗化虽然将伊斯兰教作为一种宗教保存下来，但取消苏丹和哈里发等政教分离的措施，是同传统的伊斯兰政治文化与政治价值格格不入的，缺少入世性的伊斯兰教是支离破碎的伊斯兰教，伊斯兰教的两世兼重是不容破坏的；世俗化改革摧毁了伊斯兰教的传统政治体系，剥夺了伊斯兰传统势力在政治、经济、宗教、社会文化等领域的特权，而伊斯兰传统势力又不甘心退出历史的舞台；世俗化进程所导致的社会生活的一系列变化，尤其是西方文化潮水般地涌入，深深刺激了穆斯林民众的宗教情感。土耳其的改革虽然瓦解和摧毁了封建神权统治体系，但却难以斩断土耳其社会与伊斯兰教的千丝万缕的联系，后来的历史发展表明，只要具备合适的社会土壤，伊斯兰就会以形形色色的方式卷土重来。因为“凯末尔只是在制度层面解决了世俗化问题，伊斯兰价值观还控制着绝大多数土耳其人的心灵”（注：刘云：《伊斯兰教与土耳其的政治现代化初探》，《西亚非洲》1999年第2期。）。
三、从二战结束到80年代：伊斯兰复兴在当代土耳其社会中的起落沉浮
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受德国法西斯主义的影响，泛伊斯兰组织在土耳其进行广泛活动，随着战争的结束，泛伊斯兰和泛突厥的梦想也归于破灭。战后，随着民族民主运动的发展，执政的共和人民党日趋右倾化，它从一系列世俗主义原则后退，并企图利用宗教保守势力对付反对派和进步民主运动以及共产主义运动。1946年，大国民议会通过“社团法”，剧增的20多个反对党都将伊斯兰教作为进行政治宣传及政党斗争的手段。1947年，共和人民党党内公开出现了反世俗主义派别，认为伊斯兰并不妨碍社会进步，忽视宗教会导致道德堕落并不利于反共。1948年，政府自共和国建立以来第一次允许穆斯林到麦加朝觐。1949年，在小学设立伊斯兰基础教育课，开办神职人员培训学校，并在安卡拉大学设立神学系。1950年，民主党利用宗教击败了共和人民党，长期以来受到压制的伊斯兰教得到了发展。
1950～1960年，民主党的曼德列斯政府实行对内独裁、对外依靠西方的政策，利用民众的宗教感情进行政治投机。曼德列斯声明“我们拯救了伊斯兰”，“土耳其曾是穆斯林国家，它仍将是穆斯林国家”，“古兰经和圣训仍将被执行”。1951年土耳其加入北约也被解释成是“合乎真主意志的事，是从共产主义威胁下拯救土耳其”的“保卫伊斯兰”的行动。（注：赵增泉：《土耳其的伊斯兰与政治斗争》第242页， 载刘竟主编《伊斯兰复兴运动论集》（内部发行）。）在曼德列斯政府的纵容下，泛伊斯兰势力大肆活动，曾被取缔的极端教派和神秘主义团体死灰复燃，并将斗争的矛头直接指向作为土耳其立国基础的凯末尔主义。50年代末，由于经济的恶化，曼德列斯向宗教界求援，甚至以恢复哈里法制度作为承诺。1959年，民主党又在全国组织“祖国阵线”，积极吸收宗教界人士参加，强烈抨击凯末尔主义。
曼德列斯的内外政策引起了军方的强烈不满，1960年，古尔塞勒发动了推翻民主党的政变。1961年通过新宪法，规定所有政党放弃将伊斯兰教用于政治目的的企图，在维护世俗主义原则方面起到了一定的作用，但伊斯兰组织在土耳其社会生活中的地位依然没有得到彻底动摇。党禁解除后，各政党在政治斗争中仍然大打伊斯兰牌， 正义党在1965 年和1969年两次大选中的胜利，都得益于此。正义党执政时期，出现了许多带有浓郁伊斯兰色彩的政党，如主张泛伊斯兰主义、泛突厥主义的民族行动党，土耳其繁荣党的前身则是以伊斯兰复兴为旗帜的民族秩序党。
1971年土耳其军队再次干政，试图通过查禁民族秩序党等伊斯兰政党挽救日益加深的政治危机，但1972年民族秩序党又以救国党的名义出现，并以合法政党的身份参加政治舞台上的角逐。70年代末，土耳其政坛上的各政党更加积极地以伊斯兰为旗帜进行活动，民族行动党和救国党都公开地推行伊斯兰化运动，正义党和民主党也起而效尤。各政党的激进派别还不断进行暴力恐怖活动，土耳其的政局急剧动荡，伊斯兰复兴运动不断向纵深发展。与此同时，土耳其的社会与文化生活也日趋伊斯兰化，宗教学校和宗教出版物的数量急剧增加，1955年在宗教学校注册的学生为2181 人，1968年达到33400人，1970年为44227人，1980 年达到68486人。（注：J. Salt,Nationalism and the Prise of Muslim Sentiment in Turkey, Middle East Study,Jan.1995,p.19;Mehmet Y.Geyirdagi,Political Parties in Turkey,New York,1984,p.8.）
土耳其政局的再次动荡导致了1980年的军事政变。埃夫伦的军政权宣布，恢复凯末尔主义的世俗主义原则，不允许利用伊斯兰教达到政治目的，解散所有政党。1982年通过的新宪法规定：绝对禁止政党和社会组织利用伊斯兰；重申共和国的世俗性质；宗教事务管理局必须承担与世俗主义相符合的义务；信仰自由必须在国家的监督之下。进入80年代中期后，新老伊斯兰原教旨主义组织再度活跃于土耳其政坛，传统的梅夫莱维教团、纳克什本迪教团、努尔朱教团、苏菲派教团死灰复燃，“伊斯兰党”、“伊斯兰圣战”组织、“伊斯兰保卫者”等新的伊斯兰原教旨主义组织在伊朗伊斯兰革命的影响下异军突起，社会文化生活的伊斯兰化也再度加深。受此影响，政府也不得不利用伊斯兰教增强其合法性，1983年祖国党大选胜利后，埃夫伦总统和厄扎尔总理都反复强调土耳其社会结构中伊斯兰价值的重要性，并在对外政策上强调土耳其的伊斯兰属性，土耳其多次参加了伊斯兰国家首脑会议，加强与伊斯兰国家间的首脑互访并签订了一系列双边和多边贸易及军事协定，还获得了伊斯兰发展银行的经济援助。尽管政府的改革使经济获得了一定的发展，但外贸赤字的居高不下、失业人数剧增、社会贫富分化加剧都为伊斯兰原教旨主义的崛起提供了肥沃的社会土壤。80年代以来土耳其伊斯兰复兴运动发展的另一重要标志是，作为民族秩序党和民族救国党继承者的土耳其繁荣党的迅猛发展。我们将在下面专门探讨，故此不再赘述。
从二战结束到80年代，伊斯兰复兴与土耳其社会发展的关系具有三个方面的特点：首先，土耳其的伊斯兰复兴具有典型的现代政治斗争的特点，即伊斯兰教成为各政党在政治斗争中的一个重要工具，伊斯兰成了各派政治势力争取群众支持、获得社会认同的政治语言。第二，数次军人政变遏制了伊斯兰复兴势力的发展，军方作为凯末尔世俗主义势力的代表与伊斯兰势力的斗争构成了当代土耳其社会发展的一个重要内容，这也是伊斯兰复兴没有取得巨大成功的重要原因。第三，经济现代化的成败是影响伊斯兰运动的重要变数，经济现代化受挫并导致社会矛盾激化时，往往伴随伊斯兰复兴的高涨。
四、繁荣党的崛起：90年代土耳其伊斯兰复兴运动的高潮
土耳其繁荣党成立于1983年7月。繁荣党的前身是1972 年成立的民族救国党，而民族救国党的前身则是1970年成立的民族秩序党。它们一直是当代土耳其伊斯兰复兴运动中的重要宗教政党组织，由于与土耳其政府的世俗主义相对抗，两党分别于1971年和1980年被取缔。1983年更名为土耳其繁荣党再次跻身政坛，该党的现任主席内吉梅丁·埃尔巴坎曾多次被捕。在1987年的土耳其大选中繁荣党受挫未能进入议会。1991年该党与劳工党和改革民主党组成联盟，获得16.8%的选票，其中繁荣党获得约13%的选票；1995年在土耳其第20次大选中， 繁荣党赢得21.38%的选票，获得550议会席位中的158个，跃居为土耳其第一大政党，并于1996年与正确道路党联合组阁，繁荣党主席埃尔巴坎出任政府总理。（注：《土耳其繁荣党的伊斯兰民族主义初探》，《西亚非洲》1996年第4期。）
土耳其繁荣党在意识形态上奉行伊斯兰民族主义，它主张复兴伊斯兰精神，认为土耳其现代化应该是具有伊斯兰特色的现代化模式，但同时又强调应在土耳其确立与现代思想结合的伊斯兰生活方式；反对盲目崇拜西方的民族虚无主义，反对全盘西化论，反对否定伊斯兰教，反对一概排斥民族传统；提出以“解放、民族意识、民族跃进”为三大口号的“民族幸福论”，强调实现真正的而不是形式上的民族解放；主张既不依赖资本主义、也不依靠社会主义的民族经济发展观，主张在推行工业化、现代教育、对外开放、学习西方先进科学技术的同时弘扬伊斯兰的科学精神；主张建立自由市场经济体制，保护私有制和自由竞争，但反对资本主义垄断；坚持“公正社会论”，反对腐化堕落、贪污受贿和贫富两极分化；坚持“民族外交论”，谴责前政府追随西方的外交政策，主张推行独立自主的外交政策，主张创立“伊斯兰联合国”、“伊斯兰北约组织”和“伊斯兰货币”，建立同阿拉伯和穆斯林世界更为密切的联系。
繁荣党作为在野党时就以务实、谨慎和灵活著称，执政后其执政纲领更具温和色彩。从其所奉行的伊斯兰民族主义的内容来看，无疑是民族主义和伊斯兰主义的混合物，但它在认同伊斯兰文化属性、强调维护民族利益、反对西方控制等方面除了与伊朗霍梅尼和苏丹图拉比等人的伊斯兰原教旨主义有共性的一面外，还具有自己鲜明的特色。首先，伊斯兰原教旨主义主张在制度和文化层面实现社会的全面伊斯兰化，尤其是政治的伊斯兰化，而繁荣党的伊斯兰民族主义主要强调的是伊斯兰精神、传统、伦理和生活方式等文化心理层面。其次，繁荣党具有浓厚的福利色彩（繁荣党本身又称福利党），特别关注救贫解困和消除贫富两极分化等社会问题，并不主张霍梅尼的暴力夺权和“输出革命”思想。第三，坚持走议会合法斗争的道路，同霍梅尼主张的“伊斯兰革命”和图拉比通过军人政治推行伊斯兰有鲜明的区别。第四，许多伊斯兰原教旨主义组织都以社会的全面伊斯兰化作为终极目标，而繁荣党对伊斯兰采取的是实用主义态度，利用伊斯兰的合法性作为其政治斗争的工具。土耳其繁荣党的胜利与近年来土耳其的现代化受阻、伊斯兰文化传统的根深蒂固、国际伊斯兰复兴运动持续发展等多种因素有关，但它所呈现出的较之于其他伊斯兰原教旨主义组织所体现出的务实性、灵活性，与凯末尔革命以来土耳其世俗化、现代化和民主化的程度较深有密切的关系。
从现代化的角度看，土耳其繁荣党的成功引发了伊斯兰教与现代化关系问题的深层思考，繁荣党所奉行的伊斯兰民族主义无疑是对现代化模式的一种积极探索。繁荣党提倡在政教分离的前提下将现代化与伊斯兰传统相结合。它既不搞全盘西化，也不搞政教合一，同时又不抛弃伊斯兰文化传统，它力图解决的是数个世纪以来掣肘中东伊斯兰国家现代化的传统与现代之间的复杂矛盾。倘使繁荣党通过一段时间的探索能够解决这一矛盾，无疑将有助于中东伊斯兰国家尽早打通传统与现代之间的关节，并找到具有民族特色的现代化道路。繁荣党伊斯兰民族主义的可贵之处在于，它力争从制度和精神伦理两个方面将伊斯兰教区别开来，使伊斯兰教在现代社会的作用停留在伦理领域，在精神和价值层面发挥其社会整合作用。西方的现代化也正是在经过宗教改革和资产阶级革命后祛除了基督教的世俗干预功能，使其作用只停留在精神信仰领域后而实现现代化的。当然，这种探索所面临的困难是可想而知的。在土耳其，凯末尔所开创的世俗主义仍然有着深厚的根基，新老伊斯兰原教旨主义组织的实力也不可小视，因此，能够成功地完成在它们之间的折衷绝非易事。伊斯兰传统与现代化之间的矛盾仍将是影响土耳其未来社会发展的一个重要变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