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明清史 |
试论西奥多·罗斯福的中国观
朱卫斌
【专题名称】世界史
【专 题 号】K5
【复印期号】2000年08期
【原文出处】《中山大学学报：社科版》(广州)2000年03期第64～70页
【英文标题】On Theodore Roosevelt's China Outlook
ZHU Wei-bin
【作者简介】朱卫斌（1966—），男，安徽无为县人，中山大学历史系副教授。中山大学 历史系，广东 广州 510275
【关 键 词】罗斯福/扩张主义/种族主义/中国观Theodore Roosevelt/expansionism/racism/China outlook
中图分类号：D829.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9639（2000）03—0064—07
西奥多·罗斯福（Theodore Roosevelt ）在任美国总统期间（1901～1909年）对中国问题相当重视。他曾说， 美国的未来更多地取决于美国“在面向中国的太平洋的地位而非在面向欧洲的大西洋的地位”（注：Howard K.Beale,Theodore Roosevelt and the Rise of America to World Power,Collier Books,1973,p.161.）。 他推行“门户开放”政策，积极参与列强在中国的争夺，努力扩大美国在中国的影响；他还亲自处理了中美粤汉路权交涉、中国抵制美货运动等外交纠纷。他的对华政策本质上是帝国主义的侵略政策。这一政策的执行既有所谓美国的国家利益、价值观念的驱动，也与罗斯福本人对中国的认识有关。因此，分析罗斯福的中国观有助于把握其对华政策的实质。
一、罗斯福对中国问题的战略思考
所谓中国问题，就是列强在中国争夺霸权的问题。19世纪末，列强加快了侵华步伐，1895年中日战争之后更是掀起了瓜分中国的狂潮。中国对美国的战略价值究竟有多大？美国应在多大程度上参与列强在中国的竞争？美国应采取怎样的对华政策？这些都是美国外交决策人及战略家不得不考虑的问题。
罗斯福在任总统期间对中国问题的重视已如上述。实际上，他在出任总统之前就已十分关注中国问题，并对中国问题有相当的认识。但总的说来，他对中国问题的接触是间接的。他主要是通过时人的报道与著述，或者通过私人关系从朋友那里获取关于中国的信息。如德国驻美大使斯特恩博（Speck Von Sternburg）在担任驻华公使馆武官时， 就与罗斯福保持频密的通信联系， 经常讨论中国的局势。 （注：罗斯福在1896年4月26日写给妹妹的信中曾提到， 他可以尽情地与斯特恩博讨论中国的局势， 并从斯特恩博那里获得有关中国的 “准确的” 信息。Beale, op. cit, p. 166。）罗斯福还经常与对中国问题颇有研究的学者亚当斯兄弟（Brooks Adams and Henry Adams）、 中国通柔克义（William W.Rockhill）讨论中国问题。所以，应该说罗斯福对中国问题还是比较了解的，但这种了解的渠道与方式也决定了罗斯福对中国的认识难免有偏狭、肤浅与主观之处。这也影响到他任总统后对中国问题的决策与处理。
罗斯福对中国问题的兴趣完全出于美国对外扩张的需要。从一开始他就是将中国问题放在美帝国主义的扩张计划中加以考虑的。19世纪末，美国完成西部边疆的拓殖，成了资本主义世界首屈一指的经济强国。在这一过程中，美国兴起了一股强烈的扩张主义思潮，要求夺占海外市场，取得与其经济大国相称的政治大国地位。罗斯福从90年代初开始，积极鼓吹对外扩张，与参议员洛奇（Henry Cabot Lodge）、 海军战略家马汉（Alfred Thayer Mahan）等人力主发展海军力量， 执行所谓“大政策”（注： A. Whitney Griswold, The Far Eastern Policy of theUnited States, New Haven and London,Yale University Press,1966,p.11.），其重点是夺取夏威夷、菲律宾，建立所谓“太平洋帝国”。在罗斯福的对外扩张构想中，中国是一个重要的地区，是美国挤进大国行列、与列强争夺霸权的角逐场。
罗斯福对中国问题的重视，具体表现在以下3个方面：
首先，他十分看重中国市场的经济价值 19世纪90年代，正是美国资本主义向垄断阶段过渡接近完成的时期，美国资本及其代言人急于寻求海外市场。1890年，马汉即声称，“美国人必须开始把目光投向外部世界。美国日益增长的生产要求这样做”（注：Thomas J. McCormick,China Market:America's Quest for Informal Empire 1893～1901,Quadrangle Books,Chicago,1970,p.21. ）。 克利夫兰总统（ GroverCleveland）在1893年就多次强调美国国内市场狭窄， 必须在地球上一切有人烟的地方开拓市场。麦金莱（William Mckingley ）也多次对“剩余产品”表示关心，认为应尽一切努力扩大美国的海外市场。（注：Thomas J. McCormick,China Market:America's Quest for Informal Empire 1893～1901,Quadrangle Books,Chicago,1970,p.37.）这样，潜力巨大的中国市场便成了美国资本垂涎的目标。随着美国在华经济利益的不断增长，1898年1月，“美国在华利益委员会”成立，6月改组为“美国亚洲协会”。该协会努力推动美国政府采取积极的对华政策，是促成海约翰（John Hay）对华“门户开放”政策发表的重要因素之一。罗斯福作为美国垄断资本的代言人，自然十分关注潜力巨大的中国市场。他深谙经济扩张与国家利益及威望的内在联系。谁控制了中国市场，谁就在世界经济的竞争中占据优势，从而成为首屈一指的世界经济强国。罗斯福主张夺占夏威夷、菲律宾，实际上也有为美国资本进军中国市场的考虑，与同时期美国垄断资本对中国市场的觊觎完全一致。在美西战争爆发前7个月， 时任海军部助理部长的罗斯福就在致麦金莱总统的一份备忘录中建议，一旦美西战争爆发，美军“应该封锁，可能的话就夺取马尼拉”。他如此看重马尼拉的地位，除了军事方面的考虑外，便是想让它成为“美国的香港”，成为一个进军中国市场的桥头堡。（注：Thomas J. McCormick,China Market:America's Quest for Informal Empire 1893～1901,Quadrangle Books,Chicago,1970,p.107. ）这个建议正符合美国资本家的想法，也为美国政府所采纳。美国很快便发动战争，吞并了夏威夷，占领了菲律宾，取得了通往中国市场的通道。
罗斯福对中国市场价值的认识受过多人影响。与罗斯福过从甚密的参议员洛奇早就认识到中国市场对美国经济发展的重要意义，并一直试图促成英美联手实行对华“门户开放”政策。（注：Howard K. Beale, Theodore Roosevelt and the Rise of America to World Power,Collier Books,1973,pp. 163～164. ）力主扩张的参议员贝弗里奇（Albert J. Beveridge）1900年在谈到美国夺取菲律宾的意义时说到，“菲律宾永远是我们的……在菲律宾群岛的那边是广阔无垠的中国市场，我们将永不放弃。……今后我们最大宗的贸易必将是与亚洲进行的。太平洋是我们的海洋……太平洋是未来商贸的海洋。能统治太平洋的国家必然会统治世界”（注：Foster Rhea Dulles, Forty Years of American - Japanese Relations, D. Appleton - Century Compary, Inc., 1937, p.9.）。其腔其调与罗斯福所孜孜以求的“大政策”的目标是完全一致的。罗斯福的朋友、经济学家布鲁克斯·亚当斯于1900年发表《美国的经济优势》一书，预测中国将成为列强争夺的新的权力与贸易中心。他建议，美国应积极参与列强在中国的竞争，拓展美国的商业利益。他甚至断言，丢失中国市场，美国将会衰落；而赢得中国市场，美国将成为“比英国、罗马、君士坦丁堡更为伟大的财富与权力中心”， 太平洋将成为美国的“内海”。（注： Howard K. Beale, Theodore Roosevelt and the Rise of America to World Power, Collier Books, 1973, pp.164～165.）亚当斯还分析了列强在中国的竞争态势，认为英国在华势力由于受到俄德等国排挤正日益衰落。美国应瞅准时机积极承担责任，取代英国曾经享有的优势地位。亚当斯希望罗斯福能采取果断措施，参与列强在华竞逐，凭借美国的经济实力占领中国市场。这样美国就会控制中国，并进而主宰世界。（注：Howard K. Beale, Theodore Roosevelt and the Rise of America to WorldPower, Collier Books,1973,pp.226～227.）罗斯福对亚当斯关于中国市场的论述深表赞同，认为完全有必要采取措施使中国市场对美国保持开放。 （注：1903年7月18日，罗斯福在给亚当斯的信中写道：“正如你所作的精彩论述，我们有必要使通往东方的贸易之路保持畅通；为保证我们能得到贸易点，我们必须尽力防止亚洲市场对我们关闭；为保持通往这些贸易点之路畅通，我们必须保证让这些贸易点主要是服务于我们的商业利益。”Beale,op.cit.,p.165。 ）罗斯福在第一个致国会的年度咨文中谈中国问题的部分，甚至照抄亚当斯的观点。（注： TheAnnual Message of the President Thansmitted to Congress, Dec. 3, 1901. See Papers Relating to the Foreign Relations of theUnited States,1901.）罗斯福的另一个朋友、 海军战略家马汉也强调中国市场特别是长江流域的重要性。他认为，长江流域是“物质文明的能量供应者——商业——能获得最大实惠的关键地域”（注：David H.Burton, Theodore Roosevelt:Confident Imperialist,Philadelphia: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Press,1968,p.97.）。所以，美国应积极参与竞争，以便享有长江流域的通商之利。罗斯福复信马汉表示，“完全同意”（注： Richard W. Turk, The Ambiguous Relationship:Theodore Roosevelt and Alfred Mahan,Greenwood Press, 1987, p.129.）。
其次，罗斯福十分重视中国对美国的战略价值 他认识到中国已成为列强在远东争夺的焦点，胜者无疑将取得更为优越的地位，拥有对远东事务更大的发言权。美国只有积极参与、挤入中国市场，才能在远东扮演重要角色。罗斯福之重视中国市场，实际上就在于希望美国资本在牢牢地控制中国市场之后，使美国在政治上拥有对列强更为有利的地位。他强调的乃是中国对美国成长为世界强国的战略价值。
罗斯福对中国战略价值的重视既与他本人的思考有关，也与其他扩张论者的影响有关。罗斯福本人曾对美国西部边疆史作过深入研究，（注：罗斯福著有《西部的赢得》（The Winning of the West）4卷，于1895年出齐。）深知西部边疆对美国成长的重大意义。而史学家特纳（Frederick J. Turner ）创立的“边疆学派”更加强调“边疆”对美国发展的重大功能。特纳认为，随着美国本土西部边疆的消失，美国便很自然地把目光投向浩瀚的太平洋，由夏威夷、关岛、菲律宾，直达远东；远东太平洋地区成了美国的“新边疆”（注：丁则民：《“边疆学说”与美国对外扩张政策》，《世界历史》1980年第3期。）。 旧边疆对美国成长的作用已为罗斯福亲自经历，“新边疆”对美国将起的作用也因而受到罗斯福特别关注。从90年代初开始，罗斯福便主张建立“太平洋帝国”，这与他对“边疆”作用的认识有关。罗斯福与特纳常有通信往来，讨论他们感兴趣的问题。罗斯福从“新边疆”角度看中国的战略价值，可以说既有他本人的思考，也有来自特纳的启示。特纳之外，马汉也从国际战略与地缘政治的角度强调中国的战略价值。1900年，他发表题为《亚洲问题》的小册子，对中国问题进行了探讨。他的结论是，美国应积极参与列强在中国的争夺，因为美国的前途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它参与远东竞争的结果。 （注： David H. Burton, Theodore Roosevelt: Confident Imperialist, Philadelphia: 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Press, 1968, p.97. ）马汉的这个结论与罗斯福的主张不谋而合。 （注： Richard W. Turk, The AmbiguousRelationship:Theodore Roosevelt and Alfred Mahan, GreenwoodPress, 1987, p. 129.）
再次，罗斯福重视中国，还在于他把中国视为输出“美国文明”的适当地区，可以实现他输出“美国文明”的抱负 他不仅主张要扩张美国的经济，强占他国土地，而且还要向“落后”的地区与民族输出“优秀的美国文明”。他宣扬白种民族首先是美国白种人的优越，认为美国完全有责任将“美国文明”推广到世界上一切“落后的”种族中去。（注：David H.Burton,Theodore Roosevelt: Confident Imperialist,Philadelphia: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Press,1968, p.20.）罗斯福之主张吞并夏威夷、占领菲律宾，无不以向落后地区扩张“美国文明”为借口。（注：David H.Burton,Theodore Roosevelt: ConfidentImperialist,Philadelphia: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Press,1968,p.37.）中华民族尽管历史上有过灿烂的文明，但在罗斯福看来也是一个“没有生气的落后民族”（注： Howard K. Beale, Theodore Roosevelt and the Rise of America to World Power, Collier Books,1973,p.42.），理应成为白种文明凯歌行进中的牺牲品。 所以，他竟将西方势力在中国的大举扩张看作是对世界“进步事业”的贡献。甚至在俄军占领中国东北，威胁到美国的切身利益时，罗斯福也还在大谈俄国占领中国东北既是对文明世界的贡献，对中国亦有好处，“正如土耳其斯坦曾由于俄国的入侵而受益， 我想中国也会如此”（注：Elting E.Morison,The Letters of Theodore Roosevelt,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51～1954,Ⅲ,p.112.）。由此可见，罗斯福是戴着种族主义的有色眼镜来看待中国问题的。
罗斯福在经济、战略及美国文明输出方面对中国问题的重视，归结起来，就是他重视中国在美国的海外扩张事业中所占的地位。这也是他在担任总统之前对中国问题最主要的战略思考。此外，他还十分注意列强在中国争斗的态势，力图为美国势力成功打入中国寻找最有利的国际环境。对待在中国展开激烈争夺的列强，他也是从美国国家利益的角度来界定敌友的。他认为，可以与英国合作，因为英国一贯主张对华自由贸易，这符合经济上日益强大起来的美国的利益。在19世纪末列强掀起瓜分中国的狂潮之后，罗斯福更是主张加强与英国合作，防止中国被瓜分，进而防止美国被挤出中国市场。为此，罗斯福大声疾呼，英美两国不要由于阿拉斯加边界纠纷、中美洲地峡运河问题而妨碍它们在中国的合作，因为，“从世界利益的角度来看，这些问题与中国正在发生的相比就显得很次要了”，英美两国在长江流域携手合作对“亚洲的前途，因而也对世界的前途至为重要”。（注： Richard W. Turk, The Ambiguous Relationship:Theodore Roosevelt and Alfred Mahan,Greenwood Press,1987,p.129.）由此可以看出中国问题在罗斯福心目中的份量。
罗斯福对俄国的态度变化很大。1900年前他视俄国为友邦，这与马汉等人的看法大不相同。但1900年后，俄国对中国野心暴露，威胁到美国利益，罗斯福才逐渐改变了看法。他任美国总统后，便制定了联合英、日反对俄国的政策。
罗斯福重视中国问题，原因在于他看重中国对美国成长为世界强国所具有的价值，所以，他只关心如何与列强在中国展开竞争，主宰中国市场，提高美国的国际地位。而对于发展与中国的双边关系，他却并不重视。这在很大程度上与他对中国的蔑视有关。
二、罗斯福对中国的认识
尽管罗斯福非常关注中国对美国战略利益的重要性，他对中国与中国人却是十分瞧不起的。他认为，中国人是“落后民族”，缺乏文明的各种品质，特别是缺乏凝聚力，因而不可能成为一个具有战斗精神的国家。在东亚诸国中，罗斯福只推崇日本，因为日本效法西方达到了富国强兵的目的，具有十分优秀的战斗精神。他认为中日同种的说法简直是胡扯。（注：Elting E.Morison,The Letters of Theodore Roosevelt,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51～1954,Ⅳ,p.917. ）中国若不进行脱胎换骨的内部变革，就不可能步日本后尘，跻身于他所敬慕的好战的文明国家之列。（注：Howard K.Beale,Theodore Roosevelt and the Rise of America to World Power,Collier Books,1973, p. 167. ）1897年，佩尔逊（Charles H.Pearson ）发表《国民生活与性格》一书，提到中国众多的人口及高生育率将会威胁白色人种。罗斯福认为这种担心纯属多余。因为决定国民性格的主要因素并非人口的多寡与出生率的高低，而是自强自立、勇于进取的战斗精神。中国人缺少的正是这种精神。在中国，“军人职业是被人瞧不起的”，中国人本身不可能成为出色的战士。中国实际上是一个没有防御能力的国家，“任何时候一小支训练有素的军队即可夺占北京”。而且中国缺少向心力，实是由各个省份组成的松散的聚合物。这样的民族、这样的军队、这样的国家，如何谈得上对白种民族构成威胁。（注： Howard K. Beale, Theodore Roosevelt and the Rise of America to World Power, Collier Books,1973,p.167.）与马汉不同，罗斯福一点也不担心所谓“黄祸”。（注：Howard K.Beale, Theodore Roosevelt and the Rise of America to World Power,Collier Books,1973,p.44.）
罗斯福根深蒂固的种族主义观念使他不可能平等地对待中国人。他极为蔑视中国在国际关系中所应享有的民族尊严与权利。中日甲午战争期间，曾有两个日本间谍躲入上海美国领事馆。在中国政府的强烈要求下，美国国务卿格莱斯翰姆（Walter Q.Gresham）同意将这两名日本人交中国处理。罗斯福为此对格莱斯翰姆大加挞伐。他觉得，美国政府竟然屈从于中国人的要求，真是丢了美国人的颜面，格莱斯翰姆“非常愚蠢与怯懦”， 应该受到弹劾。 （注： Howard K. Beale, Theodore Roosevelt and the Rise of America to World Power, Collier Books, 1973, pp.56～57.）罗斯福经常大谈美国的尊严与权利，但在他的眼里，“落后”民族却不配享有尊严与权利。因此，尽管义和团反帝运动与抵制美货运动的主要原因出在美国等外来侵略者身上，罗斯福也认为，中国人无权反抗列强，必要时可以用武力让中国人懂得这个道理。（注：Howard K. Beale, Theodore Roosevelt and the Rise of America to World Power,Collier Books, 1973, p. 48.）
在罗斯福看来，中国是很不幸的，但这种不幸却丝毫不值得同情。中国资源丰富，却孱弱不能自保，沦为列强宰割的对象。美国必须引以为戒。他警告美国人切不可让感情用事之徒控制国家政权，否则必会导致“懦弱无能”和“中国式的腐败”， （注： Howard K. Beale,Theodore Roosevelt and the Rise of America to World Power,Collier Books,1973,pp.167. ）中国已经以其不幸给美国提供了一个活的教训。罗斯福常这样揶揄身边的软弱无能之辈：瞧，你简直就像一个中国人！（注：Howard K.Beale, Theodore Roosevelt and the Rise of America to World Power,Collier Books,1973,pp.43. ）他还猛烈抨击反对海军拨款的人，说他们是存心想把美国降低到中国的水平。（注：Howard K.Beale,Theodore Roosevelt and the Rise of America to World Power,Collier Books,1973,pp.167.）
罗斯福对中国有如此灰暗的看法并不令人费解。首先，他对中国的认识是间接的，主要来源于曾与中国打过交道的外交官、商人、传教士的言论与著述。而这些美国人对中国的描述基本上是灰暗的。中国人总是被说成愚昧无知、胆小怕事、缺乏爱国热情、落后保守。比如，在华传教多年的明恩溥（Arthur H.Smith）所著《中国人的性格》一书，就用“胆小怕事”、“思维混乱”、“漠视时间”、“自私自利”等作为章节标题，长期影响着美国人的中国观。曾来华勘测粤汉路的工程师柏森斯（William B.Parsons ）在回国后出版了一本名为《一个美国工程师在中国》的见闻录，说中国是一盘散沙，只对强者低头，甚至认为中国“是一个死亡于几个世纪之前的国家，未被埋葬入土，而仍作为一个活木乃伊留存于世”（注：Michael H.Hunt, Frontier Defense andthe Open Door:Manchuria in Chinese-American Relations 1895 ～1911,Yale University Press,1973,pp.46～48.）。美国在华外交官也持类似看法，说中国缺乏脊梁，没有爱国意识，只屈服于强者，所以根本不配享有平等权利而只配被别国统治。这些描述与看法对美国外交政策制订者的影响是巨大的。国务卿海约翰致送“门户开放”照会时根本就没有咨商中国人，原因就在于他认为这是美国与列强之间的事，中国的态度可以不必考虑。所有这些，也就成了罗斯福认识中国的“第一手材料”。其次，罗斯福是一个种族主义者，总是把黄种人看成天生低白人一等，无法达到白种人的文明程度，白种人注定要担负起教化、管理黄种人的责任。中国当时备受列强欺凌，多灾多难，在罗斯福眼里，这反倒是中国人的过错。罗斯福本人就是一个通过自我奋斗走向成功的人。他特别欣赏像日本这样通过自我变革而走上富强的国家。在他看来，中国虽有悠久的历史，但却不具备这种变革能力；中国这种积贫积弱的现状会持续下去，中国的问题将长期存在。（注：Frank J. Merli and Theodore A.Wilson,Makers of American Diplomacy:from Theodore Roosevelt to Henry Kissinger,New York:1974,p.10.）
罗斯福对中国的谬见在义和团运动期间得到进一步发挥。1900 年6月，罗斯福在共和党全国代表大会上被提名为副总统候选人，与麦金莱搭档进行总统竞选，11月在大选中获胜，次年3月就任副总统。 罗斯福的这一新角色使他的言谈更代表着美国官方的声音。他把义和团反帝运动看作是骇人听闻的野蛮暴行，认为义和团是菲律宾“阿奎那多叛乱的翻版”，列强应积极采取行动控制这场“叛乱”。 （注： Howard K.Beale,Theodore Roosevelt and the Rise of America to World Power,Collier Books,1973,p.170.）他赞成美国派兵去中国，认为这将有助于“为商人、农民、工人获取开放市场的利益”（注：Howard K.Beale,Theodore Roosevelt and the Rise of America to World Power,Collier Books,1973,p.169.）。他还借机为殖民主义张目，认为中国发生的这一事件为美国在菲律宾实行殖民政策提供了证据。否则，在菲律宾的美国妇女儿童将像在北京一样可怜无助。（注：Howard K.Beale,Theodore Roosevelt and the Rise of America to World Power,Collier Books,1973,p.169.）中国人与菲律宾人一样，都没有能力自己管理自己（注：Howard K.Beale,Theodore Roosevelt and the Rise of America to World Power,Collier Books,1973,p. 174.），列强有责任将中国人“从野蛮状态中拯救出来”（注：Howard K.Beale,Theodore Roosevelt and the Rise of America to WorldPower,Collier Books,1973,p.171.）。 尽管罗斯福也承认八国联军犯下重大罪行，但却认为美军在中国“从未杀害妇女儿童”（注：Howard K.Beale,Theodore Roosevelt and the Rise of America to WorldPower, Collier Books,1973,p.172.）。美国派兵去中国只是履行“一点国际警察的责任”（注：Howard K.Beale,Theodore Roosevelt andthe Rise of America to World Power, Collier Books,1973, p.173.），帮助中国恢复秩序与和平。他在第一份国情咨文中还为美国出兵中国辩护，认为中国发生的义和团事件危及美国人的生命安全与利益，美国出兵参加列强的武装干涉乃是必然的选择。（注： Howard K.Beale,Theodore Roosevelt and the Rise of America to WorldPower,Collier Books,1973,pp.169～170.）相反， 若美国不派军队去中国，必将铸成历史大错。罗斯福考虑问题是站在美国殖民主义的立场上，全然不顾列强侵略中国、给中国人民带来巨大痛苦的事实。如前所述，他甚至对俄国占领中国东北、损害美国利益的行为也不以为意，认为这与义和团对美国在华利益的威胁相比仍是次要的，时下急务应是列强之间能协调行动， 一劳永逸地解决中国问题。 （注： The AnnualMessage of the President Thansmitted to Congress,Dec.3,1901.See Papers Relating to the 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States,1901.）这明显暴露了罗斯福对华关系中的帝国主义立场。
三、罗斯福的中国观与对华政策之间的关系
由上可知，罗斯福在出任总统前已经形成了对中国问题的基本看法。一方面，他十分重视中国，看重中国对美国的战略价值；另一方面，他又十分轻视中国，鄙视中国人。当政后罗斯福的对华政策明显地受到这些基本看法的影响。
由于罗斯福把中国问题上升到战略高度来认识，所以他在担任美国总统期间特别关注列强在中国的争夺，积极使美国参与其中，努力扩大美国在中国的影响，以期使美国在维持远东均势中扮演重要角色。1901年12月3日， 他在致国会的第一份国情咨文中就用了相当多的篇幅谈中国问题，认为中国问题关系到美国的切身利益，美国必须继续推行对华“门户开放”政策，努力拓展在华商业利益，获取更多的优惠与特权。（注：The Annual Message of the President Thansmitted to Congress,Dec. 3,1901. See Papers Relating to the 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1901.）他在任期间的对华政策，都是以扩大美国在华势力与影响为出发点的。他积极介入俄日对中国东北的争夺，利用日俄战争推进美国的势力；他不惜超越外交常规与礼仪，插手中美粤汉路权纠纷，企图让美资保有粤汉路租让权；他软硬兼施，压制中国人民的抵制美货运动，希望减少美国经济损失，维护美国的威望。这一切外交行动，与罗斯福对中国价值的认识息息相关。
另一方面，罗斯福对中国的蔑视也在其对华政策中得到充分反映。在国际间涉及中国问题的处理时，罗斯福只与列强打交道，不咨商中国政府就擅自作出决定。例如，他在由他出面斡旋的日俄朴茨茅斯和会上把中国东北权益私授日本，事后还逼迫中国政府接受这一安排。这表明他完全罔顾中国的国际地位与权益。在处理中美双边关系时，罗斯福往往蛮不讲理，以势压人。他瞧不起华人，一贯赞成排华，在任期间执行严厉的排华政策；他不能容忍中国人民以抵制美货的方式报复美国的排华政策，对清政府施以威胁甚至武力恫吓，逼迫它去压制抵货运动；在干预中美粤汉路权交涉中，他态度强横，使尽威逼、恐吓手段。这些处理态度与手法同其对中国的蔑视显然是一脉相承的。
当然，罗斯福的中国观并非一成不变，而是随时势的变化而有所改变。当政前，他对中国的经济、战略价值给予了很高的估计，但这种估计只是一种思想认识，并未完全付诸政策实施。当政后，他发觉美国在中国的利益其实是有限的，中国对美国的战略价值也不如拉美、菲律宾那么重大。所以，在美国向中国东北渗透势力的过程中，罗斯福遇到强敌俄国与日本的排挤，便非常现实地选择了退让。与他原先对中国战略地位的估计相比，这种退让显然也是认识上的一种修正。另外，他对中国的态度也是有所变化的。他一向赞成排华，但1905年中国抵制美货运动以及收回粤汉路权运动却使他看到了中国出现的新的民族精神，他对华人的态度因而有所改变，颁布了一系列行政命令改善非劳工华人入美的待遇。他与中国打交道一向是以硬的一手为主，但在发觉强硬的一手会使中国人更加敌视美国，从而损害美国利益时，他也采用软的一手，退还部分“庚款”用于中国学生赴美留学就是具体表现。1908年11月，罗斯福发表题为《中国的觉醒》的文章，对中国出现的维新趋向持肯定态度，并赞扬中国新的民族主义精神。（注：[美]孔华润：《美国对中国的反应》，复旦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65页。）这表明他对中国的蔑视态度已经有所改变。
综上所述，罗斯福的中国观形成于他出任美国总统之前，其中颇多主观、偏狭、臆断之处，浸润着扩张主义与种族主义的观点，反映了那个时代美国扩张论者比较一致的看法。1901年罗斯福当上美国总统后，其中国观又在很大程度上指导、规定着美国对华政策的制订与实施。当然，受国际局势及中美间各种互动因素的制约，他有时也不得不对美国的对华政策作细微调整，其对中国的态度也因而有些许改变。但这些都没有从根本上背离他当总统前业已形成的中国观。
收稿日期：1999—11—04
【专 题 号】K5
【复印期号】2000年08期
【原文出处】《中山大学学报：社科版》(广州)2000年03期第64～70页
【英文标题】On Theodore Roosevelt's China Outlook
ZHU Wei-bin
【作者简介】朱卫斌（1966—），男，安徽无为县人，中山大学历史系副教授。中山大学 历史系，广东 广州 510275
| 【内容提要】 | 理解罗斯福对华政策本质的其中一把钥匙就是他的中国观。文章从两个方面对罗斯福的中国观作了分析。一方面，他重视中国对美国的战略价值，热衷于与列强争夺中国的各种权益；另一方面，他视中国为弱国，视中国人为落后种族，在处理对华关系时动辄以“大棒”压服。这反映了罗斯福对华政策的帝国主义特性。 To understand Theodore Roosevelt's China outlook helps usto understand the essence of his China policy. This articlemainly analyzes his China outlook.On the one hand, he thoughthighly of China's strategic value to the U.S. , and scrambledfor privileges and interests in China with other powers. Onthe other hand,he regarded China as a weak nation, and theChinese a weak people.He often brandished a "club" to China.This exposes the imperialist essence of Roosevelt's Chinapolicy. |
西奥多·罗斯福（Theodore Roosevelt ）在任美国总统期间（1901～1909年）对中国问题相当重视。他曾说， 美国的未来更多地取决于美国“在面向中国的太平洋的地位而非在面向欧洲的大西洋的地位”（注：Howard K.Beale,Theodore Roosevelt and the Rise of America to World Power,Collier Books,1973,p.161.）。 他推行“门户开放”政策，积极参与列强在中国的争夺，努力扩大美国在中国的影响；他还亲自处理了中美粤汉路权交涉、中国抵制美货运动等外交纠纷。他的对华政策本质上是帝国主义的侵略政策。这一政策的执行既有所谓美国的国家利益、价值观念的驱动，也与罗斯福本人对中国的认识有关。因此，分析罗斯福的中国观有助于把握其对华政策的实质。
一、罗斯福对中国问题的战略思考
所谓中国问题，就是列强在中国争夺霸权的问题。19世纪末，列强加快了侵华步伐，1895年中日战争之后更是掀起了瓜分中国的狂潮。中国对美国的战略价值究竟有多大？美国应在多大程度上参与列强在中国的竞争？美国应采取怎样的对华政策？这些都是美国外交决策人及战略家不得不考虑的问题。
罗斯福在任总统期间对中国问题的重视已如上述。实际上，他在出任总统之前就已十分关注中国问题，并对中国问题有相当的认识。但总的说来，他对中国问题的接触是间接的。他主要是通过时人的报道与著述，或者通过私人关系从朋友那里获取关于中国的信息。如德国驻美大使斯特恩博（Speck Von Sternburg）在担任驻华公使馆武官时， 就与罗斯福保持频密的通信联系， 经常讨论中国的局势。 （注：罗斯福在1896年4月26日写给妹妹的信中曾提到， 他可以尽情地与斯特恩博讨论中国的局势， 并从斯特恩博那里获得有关中国的 “准确的” 信息。Beale, op. cit, p. 166。）罗斯福还经常与对中国问题颇有研究的学者亚当斯兄弟（Brooks Adams and Henry Adams）、 中国通柔克义（William W.Rockhill）讨论中国问题。所以，应该说罗斯福对中国问题还是比较了解的，但这种了解的渠道与方式也决定了罗斯福对中国的认识难免有偏狭、肤浅与主观之处。这也影响到他任总统后对中国问题的决策与处理。
罗斯福对中国问题的兴趣完全出于美国对外扩张的需要。从一开始他就是将中国问题放在美帝国主义的扩张计划中加以考虑的。19世纪末，美国完成西部边疆的拓殖，成了资本主义世界首屈一指的经济强国。在这一过程中，美国兴起了一股强烈的扩张主义思潮，要求夺占海外市场，取得与其经济大国相称的政治大国地位。罗斯福从90年代初开始，积极鼓吹对外扩张，与参议员洛奇（Henry Cabot Lodge）、 海军战略家马汉（Alfred Thayer Mahan）等人力主发展海军力量， 执行所谓“大政策”（注： A. Whitney Griswold, The Far Eastern Policy of theUnited States, New Haven and London,Yale University Press,1966,p.11.），其重点是夺取夏威夷、菲律宾，建立所谓“太平洋帝国”。在罗斯福的对外扩张构想中，中国是一个重要的地区，是美国挤进大国行列、与列强争夺霸权的角逐场。
罗斯福对中国问题的重视，具体表现在以下3个方面：
首先，他十分看重中国市场的经济价值 19世纪90年代，正是美国资本主义向垄断阶段过渡接近完成的时期，美国资本及其代言人急于寻求海外市场。1890年，马汉即声称，“美国人必须开始把目光投向外部世界。美国日益增长的生产要求这样做”（注：Thomas J. McCormick,China Market:America's Quest for Informal Empire 1893～1901,Quadrangle Books,Chicago,1970,p.21. ）。 克利夫兰总统（ GroverCleveland）在1893年就多次强调美国国内市场狭窄， 必须在地球上一切有人烟的地方开拓市场。麦金莱（William Mckingley ）也多次对“剩余产品”表示关心，认为应尽一切努力扩大美国的海外市场。（注：Thomas J. McCormick,China Market:America's Quest for Informal Empire 1893～1901,Quadrangle Books,Chicago,1970,p.37.）这样，潜力巨大的中国市场便成了美国资本垂涎的目标。随着美国在华经济利益的不断增长，1898年1月，“美国在华利益委员会”成立，6月改组为“美国亚洲协会”。该协会努力推动美国政府采取积极的对华政策，是促成海约翰（John Hay）对华“门户开放”政策发表的重要因素之一。罗斯福作为美国垄断资本的代言人，自然十分关注潜力巨大的中国市场。他深谙经济扩张与国家利益及威望的内在联系。谁控制了中国市场，谁就在世界经济的竞争中占据优势，从而成为首屈一指的世界经济强国。罗斯福主张夺占夏威夷、菲律宾，实际上也有为美国资本进军中国市场的考虑，与同时期美国垄断资本对中国市场的觊觎完全一致。在美西战争爆发前7个月， 时任海军部助理部长的罗斯福就在致麦金莱总统的一份备忘录中建议，一旦美西战争爆发，美军“应该封锁，可能的话就夺取马尼拉”。他如此看重马尼拉的地位，除了军事方面的考虑外，便是想让它成为“美国的香港”，成为一个进军中国市场的桥头堡。（注：Thomas J. McCormick,China Market:America's Quest for Informal Empire 1893～1901,Quadrangle Books,Chicago,1970,p.107. ）这个建议正符合美国资本家的想法，也为美国政府所采纳。美国很快便发动战争，吞并了夏威夷，占领了菲律宾，取得了通往中国市场的通道。
罗斯福对中国市场价值的认识受过多人影响。与罗斯福过从甚密的参议员洛奇早就认识到中国市场对美国经济发展的重要意义，并一直试图促成英美联手实行对华“门户开放”政策。（注：Howard K. Beale, Theodore Roosevelt and the Rise of America to World Power,Collier Books,1973,pp. 163～164. ）力主扩张的参议员贝弗里奇（Albert J. Beveridge）1900年在谈到美国夺取菲律宾的意义时说到，“菲律宾永远是我们的……在菲律宾群岛的那边是广阔无垠的中国市场，我们将永不放弃。……今后我们最大宗的贸易必将是与亚洲进行的。太平洋是我们的海洋……太平洋是未来商贸的海洋。能统治太平洋的国家必然会统治世界”（注：Foster Rhea Dulles, Forty Years of American - Japanese Relations, D. Appleton - Century Compary, Inc., 1937, p.9.）。其腔其调与罗斯福所孜孜以求的“大政策”的目标是完全一致的。罗斯福的朋友、经济学家布鲁克斯·亚当斯于1900年发表《美国的经济优势》一书，预测中国将成为列强争夺的新的权力与贸易中心。他建议，美国应积极参与列强在中国的竞争，拓展美国的商业利益。他甚至断言，丢失中国市场，美国将会衰落；而赢得中国市场，美国将成为“比英国、罗马、君士坦丁堡更为伟大的财富与权力中心”， 太平洋将成为美国的“内海”。（注： Howard K. Beale, Theodore Roosevelt and the Rise of America to World Power, Collier Books, 1973, pp.164～165.）亚当斯还分析了列强在中国的竞争态势，认为英国在华势力由于受到俄德等国排挤正日益衰落。美国应瞅准时机积极承担责任，取代英国曾经享有的优势地位。亚当斯希望罗斯福能采取果断措施，参与列强在华竞逐，凭借美国的经济实力占领中国市场。这样美国就会控制中国，并进而主宰世界。（注：Howard K. Beale, Theodore Roosevelt and the Rise of America to WorldPower, Collier Books,1973,pp.226～227.）罗斯福对亚当斯关于中国市场的论述深表赞同，认为完全有必要采取措施使中国市场对美国保持开放。 （注：1903年7月18日，罗斯福在给亚当斯的信中写道：“正如你所作的精彩论述，我们有必要使通往东方的贸易之路保持畅通；为保证我们能得到贸易点，我们必须尽力防止亚洲市场对我们关闭；为保持通往这些贸易点之路畅通，我们必须保证让这些贸易点主要是服务于我们的商业利益。”Beale,op.cit.,p.165。 ）罗斯福在第一个致国会的年度咨文中谈中国问题的部分，甚至照抄亚当斯的观点。（注： TheAnnual Message of the President Thansmitted to Congress, Dec. 3, 1901. See Papers Relating to the Foreign Relations of theUnited States,1901.）罗斯福的另一个朋友、 海军战略家马汉也强调中国市场特别是长江流域的重要性。他认为，长江流域是“物质文明的能量供应者——商业——能获得最大实惠的关键地域”（注：David H.Burton, Theodore Roosevelt:Confident Imperialist,Philadelphia: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Press,1968,p.97.）。所以，美国应积极参与竞争，以便享有长江流域的通商之利。罗斯福复信马汉表示，“完全同意”（注： Richard W. Turk, The Ambiguous Relationship:Theodore Roosevelt and Alfred Mahan,Greenwood Press, 1987, p.129.）。
其次，罗斯福十分重视中国对美国的战略价值 他认识到中国已成为列强在远东争夺的焦点，胜者无疑将取得更为优越的地位，拥有对远东事务更大的发言权。美国只有积极参与、挤入中国市场，才能在远东扮演重要角色。罗斯福之重视中国市场，实际上就在于希望美国资本在牢牢地控制中国市场之后，使美国在政治上拥有对列强更为有利的地位。他强调的乃是中国对美国成长为世界强国的战略价值。
罗斯福对中国战略价值的重视既与他本人的思考有关，也与其他扩张论者的影响有关。罗斯福本人曾对美国西部边疆史作过深入研究，（注：罗斯福著有《西部的赢得》（The Winning of the West）4卷，于1895年出齐。）深知西部边疆对美国成长的重大意义。而史学家特纳（Frederick J. Turner ）创立的“边疆学派”更加强调“边疆”对美国发展的重大功能。特纳认为，随着美国本土西部边疆的消失，美国便很自然地把目光投向浩瀚的太平洋，由夏威夷、关岛、菲律宾，直达远东；远东太平洋地区成了美国的“新边疆”（注：丁则民：《“边疆学说”与美国对外扩张政策》，《世界历史》1980年第3期。）。 旧边疆对美国成长的作用已为罗斯福亲自经历，“新边疆”对美国将起的作用也因而受到罗斯福特别关注。从90年代初开始，罗斯福便主张建立“太平洋帝国”，这与他对“边疆”作用的认识有关。罗斯福与特纳常有通信往来，讨论他们感兴趣的问题。罗斯福从“新边疆”角度看中国的战略价值，可以说既有他本人的思考，也有来自特纳的启示。特纳之外，马汉也从国际战略与地缘政治的角度强调中国的战略价值。1900年，他发表题为《亚洲问题》的小册子，对中国问题进行了探讨。他的结论是，美国应积极参与列强在中国的争夺，因为美国的前途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它参与远东竞争的结果。 （注： David H. Burton, Theodore Roosevelt: Confident Imperialist, Philadelphia: 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Press, 1968, p.97. ）马汉的这个结论与罗斯福的主张不谋而合。 （注： Richard W. Turk, The AmbiguousRelationship:Theodore Roosevelt and Alfred Mahan, GreenwoodPress, 1987, p. 129.）
再次，罗斯福重视中国，还在于他把中国视为输出“美国文明”的适当地区，可以实现他输出“美国文明”的抱负 他不仅主张要扩张美国的经济，强占他国土地，而且还要向“落后”的地区与民族输出“优秀的美国文明”。他宣扬白种民族首先是美国白种人的优越，认为美国完全有责任将“美国文明”推广到世界上一切“落后的”种族中去。（注：David H.Burton,Theodore Roosevelt: Confident Imperialist,Philadelphia: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Press,1968, p.20.）罗斯福之主张吞并夏威夷、占领菲律宾，无不以向落后地区扩张“美国文明”为借口。（注：David H.Burton,Theodore Roosevelt: ConfidentImperialist,Philadelphia: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Press,1968,p.37.）中华民族尽管历史上有过灿烂的文明，但在罗斯福看来也是一个“没有生气的落后民族”（注： Howard K. Beale, Theodore Roosevelt and the Rise of America to World Power, Collier Books,1973,p.42.），理应成为白种文明凯歌行进中的牺牲品。 所以，他竟将西方势力在中国的大举扩张看作是对世界“进步事业”的贡献。甚至在俄军占领中国东北，威胁到美国的切身利益时，罗斯福也还在大谈俄国占领中国东北既是对文明世界的贡献，对中国亦有好处，“正如土耳其斯坦曾由于俄国的入侵而受益， 我想中国也会如此”（注：Elting E.Morison,The Letters of Theodore Roosevelt,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51～1954,Ⅲ,p.112.）。由此可见，罗斯福是戴着种族主义的有色眼镜来看待中国问题的。
罗斯福在经济、战略及美国文明输出方面对中国问题的重视，归结起来，就是他重视中国在美国的海外扩张事业中所占的地位。这也是他在担任总统之前对中国问题最主要的战略思考。此外，他还十分注意列强在中国争斗的态势，力图为美国势力成功打入中国寻找最有利的国际环境。对待在中国展开激烈争夺的列强，他也是从美国国家利益的角度来界定敌友的。他认为，可以与英国合作，因为英国一贯主张对华自由贸易，这符合经济上日益强大起来的美国的利益。在19世纪末列强掀起瓜分中国的狂潮之后，罗斯福更是主张加强与英国合作，防止中国被瓜分，进而防止美国被挤出中国市场。为此，罗斯福大声疾呼，英美两国不要由于阿拉斯加边界纠纷、中美洲地峡运河问题而妨碍它们在中国的合作，因为，“从世界利益的角度来看，这些问题与中国正在发生的相比就显得很次要了”，英美两国在长江流域携手合作对“亚洲的前途，因而也对世界的前途至为重要”。（注： Richard W. Turk, The Ambiguous Relationship:Theodore Roosevelt and Alfred Mahan,Greenwood Press,1987,p.129.）由此可以看出中国问题在罗斯福心目中的份量。
罗斯福对俄国的态度变化很大。1900年前他视俄国为友邦，这与马汉等人的看法大不相同。但1900年后，俄国对中国野心暴露，威胁到美国利益，罗斯福才逐渐改变了看法。他任美国总统后，便制定了联合英、日反对俄国的政策。
罗斯福重视中国问题，原因在于他看重中国对美国成长为世界强国所具有的价值，所以，他只关心如何与列强在中国展开竞争，主宰中国市场，提高美国的国际地位。而对于发展与中国的双边关系，他却并不重视。这在很大程度上与他对中国的蔑视有关。
二、罗斯福对中国的认识
尽管罗斯福非常关注中国对美国战略利益的重要性，他对中国与中国人却是十分瞧不起的。他认为，中国人是“落后民族”，缺乏文明的各种品质，特别是缺乏凝聚力，因而不可能成为一个具有战斗精神的国家。在东亚诸国中，罗斯福只推崇日本，因为日本效法西方达到了富国强兵的目的，具有十分优秀的战斗精神。他认为中日同种的说法简直是胡扯。（注：Elting E.Morison,The Letters of Theodore Roosevelt,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51～1954,Ⅳ,p.917. ）中国若不进行脱胎换骨的内部变革，就不可能步日本后尘，跻身于他所敬慕的好战的文明国家之列。（注：Howard K.Beale,Theodore Roosevelt and the Rise of America to World Power,Collier Books,1973, p. 167. ）1897年，佩尔逊（Charles H.Pearson ）发表《国民生活与性格》一书，提到中国众多的人口及高生育率将会威胁白色人种。罗斯福认为这种担心纯属多余。因为决定国民性格的主要因素并非人口的多寡与出生率的高低，而是自强自立、勇于进取的战斗精神。中国人缺少的正是这种精神。在中国，“军人职业是被人瞧不起的”，中国人本身不可能成为出色的战士。中国实际上是一个没有防御能力的国家，“任何时候一小支训练有素的军队即可夺占北京”。而且中国缺少向心力，实是由各个省份组成的松散的聚合物。这样的民族、这样的军队、这样的国家，如何谈得上对白种民族构成威胁。（注： Howard K. Beale, Theodore Roosevelt and the Rise of America to World Power, Collier Books,1973,p.167.）与马汉不同，罗斯福一点也不担心所谓“黄祸”。（注：Howard K.Beale, Theodore Roosevelt and the Rise of America to World Power,Collier Books,1973,p.44.）
罗斯福根深蒂固的种族主义观念使他不可能平等地对待中国人。他极为蔑视中国在国际关系中所应享有的民族尊严与权利。中日甲午战争期间，曾有两个日本间谍躲入上海美国领事馆。在中国政府的强烈要求下，美国国务卿格莱斯翰姆（Walter Q.Gresham）同意将这两名日本人交中国处理。罗斯福为此对格莱斯翰姆大加挞伐。他觉得，美国政府竟然屈从于中国人的要求，真是丢了美国人的颜面，格莱斯翰姆“非常愚蠢与怯懦”， 应该受到弹劾。 （注： Howard K. Beale, Theodore Roosevelt and the Rise of America to World Power, Collier Books, 1973, pp.56～57.）罗斯福经常大谈美国的尊严与权利，但在他的眼里，“落后”民族却不配享有尊严与权利。因此，尽管义和团反帝运动与抵制美货运动的主要原因出在美国等外来侵略者身上，罗斯福也认为，中国人无权反抗列强，必要时可以用武力让中国人懂得这个道理。（注：Howard K. Beale, Theodore Roosevelt and the Rise of America to World Power,Collier Books, 1973, p. 48.）
在罗斯福看来，中国是很不幸的，但这种不幸却丝毫不值得同情。中国资源丰富，却孱弱不能自保，沦为列强宰割的对象。美国必须引以为戒。他警告美国人切不可让感情用事之徒控制国家政权，否则必会导致“懦弱无能”和“中国式的腐败”， （注： Howard K. Beale,Theodore Roosevelt and the Rise of America to World Power,Collier Books,1973,pp.167. ）中国已经以其不幸给美国提供了一个活的教训。罗斯福常这样揶揄身边的软弱无能之辈：瞧，你简直就像一个中国人！（注：Howard K.Beale, Theodore Roosevelt and the Rise of America to World Power,Collier Books,1973,pp.43. ）他还猛烈抨击反对海军拨款的人，说他们是存心想把美国降低到中国的水平。（注：Howard K.Beale,Theodore Roosevelt and the Rise of America to World Power,Collier Books,1973,pp.167.）
罗斯福对中国有如此灰暗的看法并不令人费解。首先，他对中国的认识是间接的，主要来源于曾与中国打过交道的外交官、商人、传教士的言论与著述。而这些美国人对中国的描述基本上是灰暗的。中国人总是被说成愚昧无知、胆小怕事、缺乏爱国热情、落后保守。比如，在华传教多年的明恩溥（Arthur H.Smith）所著《中国人的性格》一书，就用“胆小怕事”、“思维混乱”、“漠视时间”、“自私自利”等作为章节标题，长期影响着美国人的中国观。曾来华勘测粤汉路的工程师柏森斯（William B.Parsons ）在回国后出版了一本名为《一个美国工程师在中国》的见闻录，说中国是一盘散沙，只对强者低头，甚至认为中国“是一个死亡于几个世纪之前的国家，未被埋葬入土，而仍作为一个活木乃伊留存于世”（注：Michael H.Hunt, Frontier Defense andthe Open Door:Manchuria in Chinese-American Relations 1895 ～1911,Yale University Press,1973,pp.46～48.）。美国在华外交官也持类似看法，说中国缺乏脊梁，没有爱国意识，只屈服于强者，所以根本不配享有平等权利而只配被别国统治。这些描述与看法对美国外交政策制订者的影响是巨大的。国务卿海约翰致送“门户开放”照会时根本就没有咨商中国人，原因就在于他认为这是美国与列强之间的事，中国的态度可以不必考虑。所有这些，也就成了罗斯福认识中国的“第一手材料”。其次，罗斯福是一个种族主义者，总是把黄种人看成天生低白人一等，无法达到白种人的文明程度，白种人注定要担负起教化、管理黄种人的责任。中国当时备受列强欺凌，多灾多难，在罗斯福眼里，这反倒是中国人的过错。罗斯福本人就是一个通过自我奋斗走向成功的人。他特别欣赏像日本这样通过自我变革而走上富强的国家。在他看来，中国虽有悠久的历史，但却不具备这种变革能力；中国这种积贫积弱的现状会持续下去，中国的问题将长期存在。（注：Frank J. Merli and Theodore A.Wilson,Makers of American Diplomacy:from Theodore Roosevelt to Henry Kissinger,New York:1974,p.10.）
罗斯福对中国的谬见在义和团运动期间得到进一步发挥。1900 年6月，罗斯福在共和党全国代表大会上被提名为副总统候选人，与麦金莱搭档进行总统竞选，11月在大选中获胜，次年3月就任副总统。 罗斯福的这一新角色使他的言谈更代表着美国官方的声音。他把义和团反帝运动看作是骇人听闻的野蛮暴行，认为义和团是菲律宾“阿奎那多叛乱的翻版”，列强应积极采取行动控制这场“叛乱”。 （注： Howard K.Beale,Theodore Roosevelt and the Rise of America to World Power,Collier Books,1973,p.170.）他赞成美国派兵去中国，认为这将有助于“为商人、农民、工人获取开放市场的利益”（注：Howard K.Beale,Theodore Roosevelt and the Rise of America to World Power,Collier Books,1973,p.169.）。他还借机为殖民主义张目，认为中国发生的这一事件为美国在菲律宾实行殖民政策提供了证据。否则，在菲律宾的美国妇女儿童将像在北京一样可怜无助。（注：Howard K.Beale,Theodore Roosevelt and the Rise of America to World Power,Collier Books,1973,p.169.）中国人与菲律宾人一样，都没有能力自己管理自己（注：Howard K.Beale,Theodore Roosevelt and the Rise of America to World Power,Collier Books,1973,p. 174.），列强有责任将中国人“从野蛮状态中拯救出来”（注：Howard K.Beale,Theodore Roosevelt and the Rise of America to WorldPower,Collier Books,1973,p.171.）。 尽管罗斯福也承认八国联军犯下重大罪行，但却认为美军在中国“从未杀害妇女儿童”（注：Howard K.Beale,Theodore Roosevelt and the Rise of America to WorldPower, Collier Books,1973,p.172.）。美国派兵去中国只是履行“一点国际警察的责任”（注：Howard K.Beale,Theodore Roosevelt andthe Rise of America to World Power, Collier Books,1973, p.173.），帮助中国恢复秩序与和平。他在第一份国情咨文中还为美国出兵中国辩护，认为中国发生的义和团事件危及美国人的生命安全与利益，美国出兵参加列强的武装干涉乃是必然的选择。（注： Howard K.Beale,Theodore Roosevelt and the Rise of America to WorldPower,Collier Books,1973,pp.169～170.）相反， 若美国不派军队去中国，必将铸成历史大错。罗斯福考虑问题是站在美国殖民主义的立场上，全然不顾列强侵略中国、给中国人民带来巨大痛苦的事实。如前所述，他甚至对俄国占领中国东北、损害美国利益的行为也不以为意，认为这与义和团对美国在华利益的威胁相比仍是次要的，时下急务应是列强之间能协调行动， 一劳永逸地解决中国问题。 （注： The AnnualMessage of the President Thansmitted to Congress,Dec.3,1901.See Papers Relating to the 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States,1901.）这明显暴露了罗斯福对华关系中的帝国主义立场。
三、罗斯福的中国观与对华政策之间的关系
由上可知，罗斯福在出任总统前已经形成了对中国问题的基本看法。一方面，他十分重视中国，看重中国对美国的战略价值；另一方面，他又十分轻视中国，鄙视中国人。当政后罗斯福的对华政策明显地受到这些基本看法的影响。
由于罗斯福把中国问题上升到战略高度来认识，所以他在担任美国总统期间特别关注列强在中国的争夺，积极使美国参与其中，努力扩大美国在中国的影响，以期使美国在维持远东均势中扮演重要角色。1901年12月3日， 他在致国会的第一份国情咨文中就用了相当多的篇幅谈中国问题，认为中国问题关系到美国的切身利益，美国必须继续推行对华“门户开放”政策，努力拓展在华商业利益，获取更多的优惠与特权。（注：The Annual Message of the President Thansmitted to Congress,Dec. 3,1901. See Papers Relating to the 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1901.）他在任期间的对华政策，都是以扩大美国在华势力与影响为出发点的。他积极介入俄日对中国东北的争夺，利用日俄战争推进美国的势力；他不惜超越外交常规与礼仪，插手中美粤汉路权纠纷，企图让美资保有粤汉路租让权；他软硬兼施，压制中国人民的抵制美货运动，希望减少美国经济损失，维护美国的威望。这一切外交行动，与罗斯福对中国价值的认识息息相关。
另一方面，罗斯福对中国的蔑视也在其对华政策中得到充分反映。在国际间涉及中国问题的处理时，罗斯福只与列强打交道，不咨商中国政府就擅自作出决定。例如，他在由他出面斡旋的日俄朴茨茅斯和会上把中国东北权益私授日本，事后还逼迫中国政府接受这一安排。这表明他完全罔顾中国的国际地位与权益。在处理中美双边关系时，罗斯福往往蛮不讲理，以势压人。他瞧不起华人，一贯赞成排华，在任期间执行严厉的排华政策；他不能容忍中国人民以抵制美货的方式报复美国的排华政策，对清政府施以威胁甚至武力恫吓，逼迫它去压制抵货运动；在干预中美粤汉路权交涉中，他态度强横，使尽威逼、恐吓手段。这些处理态度与手法同其对中国的蔑视显然是一脉相承的。
当然，罗斯福的中国观并非一成不变，而是随时势的变化而有所改变。当政前，他对中国的经济、战略价值给予了很高的估计，但这种估计只是一种思想认识，并未完全付诸政策实施。当政后，他发觉美国在中国的利益其实是有限的，中国对美国的战略价值也不如拉美、菲律宾那么重大。所以，在美国向中国东北渗透势力的过程中，罗斯福遇到强敌俄国与日本的排挤，便非常现实地选择了退让。与他原先对中国战略地位的估计相比，这种退让显然也是认识上的一种修正。另外，他对中国的态度也是有所变化的。他一向赞成排华，但1905年中国抵制美货运动以及收回粤汉路权运动却使他看到了中国出现的新的民族精神，他对华人的态度因而有所改变，颁布了一系列行政命令改善非劳工华人入美的待遇。他与中国打交道一向是以硬的一手为主，但在发觉强硬的一手会使中国人更加敌视美国，从而损害美国利益时，他也采用软的一手，退还部分“庚款”用于中国学生赴美留学就是具体表现。1908年11月，罗斯福发表题为《中国的觉醒》的文章，对中国出现的维新趋向持肯定态度，并赞扬中国新的民族主义精神。（注：[美]孔华润：《美国对中国的反应》，复旦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65页。）这表明他对中国的蔑视态度已经有所改变。
综上所述，罗斯福的中国观形成于他出任美国总统之前，其中颇多主观、偏狭、臆断之处，浸润着扩张主义与种族主义的观点，反映了那个时代美国扩张论者比较一致的看法。1901年罗斯福当上美国总统后，其中国观又在很大程度上指导、规定着美国对华政策的制订与实施。当然，受国际局势及中美间各种互动因素的制约，他有时也不得不对美国的对华政策作细微调整，其对中国的态度也因而有些许改变。但这些都没有从根本上背离他当总统前业已形成的中国观。
收稿日期：1999—11—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