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明清史 |
试论1935至1937年苏联对德国和平共处的尝试
毛锐
【专题名称】世界史
【专 题 号】K5
【复印期号】2000年07期
【原文出处】《山东师大学报：社科版》(济南)2000年01期第42～46页
【英文标题】On the Peaceful Co - Existence of the Soviet Union withGermany During 1935～1937
Department of History, Huadong Teachers' University,Shanghai 200062
【作者简介】毛锐（1969— ），男，浙江宁波人，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博士生。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上海 200062
【关 键 词】和平共处/集体安全/经贸谈判/苏德互不侵犯条约Peaceful co - existence/ collective security/ economicand trade negotiations/ nonaggression treaty between the Soviet Union and Germany
中图分类号：K512.5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5973（2000）01—0042—05
1933年希特勒在德国建立法西斯独裁之后，德苏关系迅速恶化，面对德国的威胁，传统观点认为，苏联奉行的是集体安全政策，希望通过联合一切反法西斯力量组成最广泛的统一战线，以制止和挫败法西斯侵略，在维护世界和平的同时保卫苏联本国的安全[1]。 其实在苏联追求集体安全的同时，亦在不懈地努力与德国和平共处即追求自身安全。苏联对德和平共处的尝试对以后苏德关系的发展乃至整个国际形势都产生了重要影响。
一
希特勒上台之际，德国正受1929年世界性大危机的冲击。这次危机对德国的打击十分严重，希特勒虽仇恨共产主义，反对社会主义苏联，但为了恢复面临崩溃的经济，他也不愿失去苏联这一巨大市场和原料产地。在希特勒授权下，德国经济部三番五次地提出要加强与苏联的经济联系。正是在这种背景下卡迪拉克被派往柏林，与德国进行贸易谈判。1935年4月，双方达成两国间第一次贸易条约。德国贷款20 亿马克给苏联，苏联5年之后偿还，利息为2%。6月， 施切特又提出进一步密切两国经济往来，准备向苏联提供一笔价值为100 亿马克的贷款使苏联能够购买德国的商品。作为交换，苏联向德国提供石油和其它原料，而且还暗示，随着两国经贸关系的扩大，两国政治关系有望改善。[2] 据当时苏联驻德大使参赞，与德进行经济谈判的另一位代表谢尔盖·贝松诺夫向莫斯科作的汇报：“在施切特看来，与苏联恢复友好关系是我国繁荣的保证。……施切特重申，……与苏联恢复友好关系是由希特勒批准而正在执行着。”[3]
对于施切特的建议，卡迪拉克认为苏联应该接受这笔贷款，而李维诺夫则表示反对。他认为这是“德国用来破坏苏法关系的计谋。”于是，卡迪拉克被通知不要讨论新贷款[4]。但是，在7月15日与施切特的会谈中，卡迪拉克却表示苏联政府愿意接受新的贷款，不过有关谈判要推迟至第一批贷款用完为止。此外，卡迪拉克明确表示希望能借机改善两国政治关系。对此，施切特的态度很冷淡[5]。
卡迪拉克为何忽然提出改善两国的政治关系？是按照政治局的命令行事，还是有自己的动机，这已无据可查。但有一点是清楚的，卡迪拉克的来历不小。据当时苏联驻柏林大使的新闻秘书哥奈金回忆：“卡迪拉克明显地给我们一个印象，他从斯大林个人那里得到秘密的指示，并在与德国的经济会谈中享有特别权力。贸易代表们和外交工作人员都清楚，卡迪拉克很接近斯大林……他不顾李维诺夫和他同事的反对，积极试图在苏联和希特勒政府之间建立桥梁。”[6]
卡迪拉克又凭什么认为德国有与苏联发展政治关系的可能性呢？这反映了苏联国内对德政治形势的一种分析。当时苏联部分高层领导人存有这样的想法，由于德国处于严重的经济危机，农作物减产，通货膨胀，严重的食品短缺等问题已经促使纳粹统治集团的分裂。包括军界、工业界和政府高层的部分人开始反对希特勒采取的反苏政策。受这一形势的鼓舞，苏联希望通过扩大两国经贸交流，借助这部分反希特勒的势力最终促使德国放弃反苏政策。卡迪拉克无疑是这一政策的执行者。
二
施切特的冷淡态度并未使苏联灰心。1935年11月底，苏联驻德大使雅各布·苏雷兹带着政治局的新指示回到了柏林。任务有两个：一是展开外交主动，试探德国国内是否存在反希特勒的反对派；二是苏雷兹以驻德大使的身份，继续寻求改善两国政治关系的可能性。为此，苏雷兹利用一切可能的机会，会见了包括戈培尔、罗森伯格、伯鲁姆伯格等主要纳粹分子。经过广泛接触，苏雷兹得出结论：“所有我接触的德国官员都加强了我以前的想法，希特勒所制定的反对我们的计划将保持不变。在不远的将来，我们不能指望任何重大的改变。……他们认为在目前，要软化他们的反苏政系，对我们来说唯一可以采取的策略就是利用德国的急需与他们建立正常经济联系，更确切地说是获得我们的原料。”鉴于这一形势，苏雷兹认为“加强经济联系对德苏两国都有利。……毫无疑问，经济联系加强必将加强我们在德国的基础。当目前的德国领导人由于以后可能发生的突发事件而被迫改变政策时将会使苏联处于相当有利的地位。”[7]
李维诺夫接到苏雷兹的报告十分不满。他立即向斯大林递交了一份观点完全相反的报告，强调苏雷兹所期待的德国反苏政策的转变是不可期待的。李维诺夫还指出，他不反对与德国有经贸交往，因为停止经贸关系将会导致与德国断交，这对我们是不利的。但他更指出：“在最近的将来，在改善两国关系没有希望的背景下，我认为把苏联的经济政策完全被德国牵着走是错误的。”因此，李维诺夫提出把与德国的贷款金额限制在10～20亿马克是适当的。另外他还要求苏联的新闻机构展开反击，驳斥德国舆论界对苏联的恶意攻击[8]。 斯大林似乎没有支持李维诺夫，因为苏雷兹回到柏林后，又采取了一系列主动行动。12月2日， 苏雷兹和贝松诺夫与德国外交部东方司主管罗丁格尔（Roediger）进行了会谈。苏雷兹询问德方如何才能建立类似拉巴洛条约的事宜，贝松诺夫甚至提出签订苏德互不侵犯条约的建议[9]。
对于苏联的主动，罗丁格尔一再表示自己是拉巴洛政策的忠诚支持者[10]。但是苏联所有的建议还是被拒绝了。事后，贝松诺夫在向莫斯科提交的报告中肯定了德国内部存在希特勒的反对派。他们出于不同的原因对与苏联关系正常化特别感兴趣，而且对于苏联不反对两国关系正常化感到欣慰，这有助于他们在将来夺取政权[11]。苏雷兹同意这一结论。12月13日，他写信给李维诺夫：“苏德关系正常化日益成为关注的焦点，正成为德国高层领导议论的话题……德官方的反苏政策正遭受批评。这些批评不仅来自国防军、施切特和外交部而且还来自纳粹党本身的某些部门[12]。对此，李维诺夫不以为然。他在19日给苏雷兹的回信中说：“不管怎样，我总有疑问……国防军、工业家和希特勒身边的一些人反对希特勒没有什么大惊小怪……这没有丝毫新意。”[13]
当苏雷兹忙于与德国接触时，卡迪拉克继续与德方进行贸易谈判。显然他受到高层的指示，不顾李维诺夫的反对，表示苏联愿意接受德国更多的贷款，大约50亿马克。苏联的态度十分积极。谈判中德国曾要求苏联用黄金和其它硬通货抵赔债务并禁止向苏联出口军事设备，双方吵得相当激烈，但最终双方还是成功地达成妥协，眼看就要签订新的贷款协议。然而在1936年3月，德国突然出兵占领莱茵非军事区， 公然违背凡尔赛条约的领土条款，苏联断然中止了与德国的经贸谈判[14]。
三
新贷款协议的破产，表明李维诺夫所倡导的集体安全政策取得暂时的胜利。但卡迪拉克和苏雷兹三番五次不顾李维诺夫的反对，积极探求与德国改善关系，至少表明苏联最高决策层在考虑对德政策是犹疑不定，左右摇摆，有时甚至彼此矛盾。
1936年1月，莫洛托夫在最高苏维埃中央执行委员会上的报告中， 着力强调要与德国和解：“……尽管我们不追求贷款……我们没有拒绝，现在也没考虑要拒绝贸易建议。与其他国家发展经济和贸易关系而不考虑这些国家暂时是处于哪派政治力量统治，这是符合苏联政府一贯政策的，我们认为这也符合德国人民的利益。”后来，莫洛托夫在回答记者询问与德国恢复关系的可能性时，他这样回答：“在德国公众中，某些人对苏联有敌对态度，特别是德国领导人不断重复反苏的演讲，但是公众的主要倾向（能够决定对苏政策）认为改善苏德关系是可能的。[15]”与莫活托夫不同，斯大林在接受美国记者罗伊·哈沃德采访时，不时地提到苏德间的对抗：“在我看来，存在两个战争危险中心：一个是在远东日本地区……；第二个危险地区是在德国……。到目前为止，远东战争危险中心一直是最活跃的。然而，有可能从远东转移到欧洲。这种迹象从希特勒接受法国报刊采访时表现出来。在那次采访中，他努力去谈和平，但是他的和平主义充满了对法国和苏联的威胁。除此之外没有什么新东西。[16]”
苏联对德政策的摇摆，为德国提供了可乘之机。苏德贸易谈判虽由于德国占领莱茵非军事区中断，但德国人仍不断提出要扩大苏德贸易。施切特多次询问卡迪拉克，什么时候就贷款问题重开谈判，但强调在贸易谈判中可以不提阻碍双方经贸发展的政治问题[17]。苏联却不这么认为。5月4日，卡迪拉克在宴请德国高级官员时明确提出，苏联认为施切特提出的进一步密切苏德经济关系是可行的，同时强调政治问题也肯定能用同种办法解决。
为了加快与苏联重开谈判，1936年5月， 赫尔曼·戈林被任命为一个新的原料和商品交换部门的负责人，参加与卡迪拉克的经贸会谈。 5月13日，在他与卡迪拉克的会谈中表示，他的任务就是要使苏德关系更加密切，不仅是在经济领域，政治领域也是如此。戈林认为加强政治关系最好的办法就是加强和扩大双方的贸易关系……[18]。戈林的讲话被苏联看作是德国高层领导人有意改善两国政治关系的暗示。于是卡迪拉克立即飞回莫斯科寻求指示。8月9日李维诺夫突然写信给卡迪拉克，让他转告德国方面，如果德国允许苏联进口他们的军用设备，苏联会重新考虑接受贷款的有关问题[19]。
国际形势的变化是苏联政府改变态度的根本原因。起初国际形势对李维诺夫有利。4月，法国的人民阵线在大选中获胜。6月4 日又组成了以社会党人勃鲁姆为总理的第一届人民政府。这一变化增加了苏联对实现集体安全的信心，使苏联单方面改善对德关系变得不那么迫切。于是，政治局一拖就是几个月没有答复德国的主动提议。可是到了1936年8月，希特勒和其他纳粹领导人发动了一场声势浩大的反共反社会主义的宣传运动。11月，德意法西斯国家建立反共产国际协定，共同用武力干涉西班牙内战。这一系列事件使苏德关系骤然紧张起来。面对德国国内愈演愈烈的反苏宣传，驻德大使苏雷兹建议停止对德出口石油和其它各种原材料，并发布外交照会给予反击，但苏联最终采取了克制的态度。因为当时苏联正从军事和财政各方面援助西班牙共和国。这一举动显然违犯了国际上刚刚达成不久的不干涉条约，苏联与英法的关系紧张起来，此时苏联不愿对德国采取强硬态度刺激希特勒，以免苏德断交，否则苏联将处于在国际上孤立无援的处境，这对苏联的安全是极为不利的。
苏联的忍让使德国更加有恃无恐，继续引诱苏联签订新的贸易协定。整个1936年秋天，卡迪拉克与戈林、施切特围绕新的贸易协定讨价还价。苏方要求德国撤消对苏进口军事和技术物资的禁令[20]。施切特则希望苏联停止对西班牙共和国的援助，停止对法国人民阵线政府的支持，停止包围德国的政策。他甚至表示，如果苏联能做到这些，德国愿意与苏联就政治问题进行谈判[21]。1937年1月8日，李维诺夫草拟了一份“口头答复”，经政治局批准，由卡迪拉克转告施切特：“苏联政府不会反对现在与德国政府进行改善两国关系的谈判以维护和平。苏联政府也不拒绝派遣官方代表进行谈判。如果德方坚持，苏联政府也同意保守秘密，不把我们最近或将来的会谈公之于众。[22]”这一答复是自1935年春天以来苏联对德国提出的第一个正式的政治提案。这表明苏联高级领导人认为改善苏德关系的时机已经成熟。1月27日， 苏雷兹给克里斯廷斯基的信中写道：“德国很可能在这一阶段删去对苏政策中的不和谐音，原因在于德国严重的经济问题和尚未做好战争准备。这迫使德国与其它国家包括苏联在内寻求妥协。[23]”
苏联的答复中之所以表示谈判可以秘密进行，主要是考虑到法、捷两国。苏联不想因自身与德国谈判而影响与法、捷两国的同盟关系。为了确保这一点，李维诺夫考虑到卡迪拉克缺乏外交经验，建议苏雷兹也参加对德国的会谈。施切特表示可以接受这一答复，但表示他“不倾向于举行秘密会谈”，提出应该进行公开谈判。李维诺夫分析其中原因：德国正准备从英法寻求经济援助，德国是想利用公开的苏德谈判作为砝码，迫使英法让步。于是，李维诺夫急忙通知苏雷兹：与德国谈判可以， 但有一个条件即有关谈判的一切事宜必须通知法国和捷克斯洛伐克[24](P151)。苏联的建议很快呈送给希特勒，但被希特勒拒绝。3月21日，施切特通知苏雷兹：“他看不到改善两国关系的前景。”[25]至此，苏联谋求与德和平共处，改善两国政治关系的尝试最后失败。
四
通过以上论述可以看出：
（一）苏联在1935～1937年对德采取的是双重政策。一方面公开实行遏制德国的集体安全政策；另一方面是暗地里谋求与德国改善政治关系，以实现与德国的和平共处。在具体执行过程中，苏联最高决策层从未完全支持李维诺夫对德国的强硬政策，亦未放弃以卡迪拉克为代表的与德和平共处的政策，而是两种政策双管齐下，在必要时交替使用，互相替代。苏联领导人之所以把这两种性质上截然对立的政策同时实行，是由当时独特的国际形势和苏联领导人的矛盾态度决定的。希特勒上台之后，纳粹德国处处扩张和侵略，不断冲破凡尔赛条约对它的束缚。在当时只有苏联切实地感受到来自希特勒的战争威胁。苏联希望联合其它大国反对希特勒，但效果不尽如人意。英法的绥靖政策加大了苏联领导人的猜疑和恐惧，十分担心西方国家会暗地里与德国达成交易一致反对苏联，这使苏联不得不做两手准备，在追求集体安全的同时，把希望寄托在自身的力量和资源之上。因此，一旦德国主动提出改善两国经济关系，苏联无疑看到了软化甚至改变德国反苏政策的机会，尽管成功的可能性很小甚至没有，苏联也认为值得一试，而且苏联的这种投机心理在某种程度上被德苏之间不断扩大的经贸关系所加强。苏联部分领导人坚信德国存在一个反对希特勒的势力集团，并希望通过扩大两国经贸关系来加速希特勒的倒台。但当实践表明这一可能性根本不存在时，苏联与一个发誓要动摇苏联政权的国家扩大贸易，只能会加强德国的力量，而对苏联没有丝毫政治意义，同时这也违背了苏联实行集体安全的初衷。可以说，正是苏联一厢情愿地谋求与德国和平共处干扰了长期以来苏联追求集体安全的努力，同时也相应地消弱了苏联执行集体安全政策的效果。
（二）我们不得不看到，在苏联试图与德国和解的过程中，苏联前后态度是有变化的。从1935～1936年初， 苏联基本上是坚持原则的。 1936年3月，德国公然出兵莱茵非军事区时， 苏联断然中止了眼看就要成功的经贸会谈。但从1936年下半年开始，苏联对德国妥协的成份愈来愈大。1936年8月，面对德国内掀起的近乎歇斯底里的反苏反共宣传， 苏联采取了容忍态度，1937年1月， 连一向主张遏制德国的李维诺夫也同意与德国开始政治谈判，而且还提出种种条件，这无疑预示着苏联对德政策的重心正由追求集体安全向谋求与德和平共处转变。
（三）1935年至1937年苏联对德和平共处的尝试虽然失败了，但它对以后苏联对德政策的根本转变奠定了基础。1938年9月， 英法为了讨好德国出卖了捷克，制造了臭名昭著的幕尼黑阴谋。英法的绥靖政策大大增加了苏联的猜疑和不信任感。到了1939年初，当苏联已明确得知德国要进攻波兰的计划，战争的乌云已笼罩欧洲时，苏联又采取了两手策略。一方面与英法进行政治军事会谈，为防止战争争取集体安全做最后的努力；另一方面，应德国的要求，苏德之间开始政治谈判。当英法无法满足苏联的要求时，德国则主动迎合苏联的意图，给予苏联许多好处。结果是英法苏三国莫斯科谈判失败，而在1939年8月23日， 苏德签订了互不侵犯条约，其中包括一个旨在瓜分波兰的秘密议定书。苏联终于如愿以偿，实现了与德国的和平共处。8月31日， 苏联最高苏维埃一致通过了这一条约。第二天，德国便肆无忌惮地大举入侵波兰。以《苏德互不侵犯条约》为标志，苏联彻底抛弃了集体安全政策，选择了与德和平共处即谋求自身安全的政策。而这种和平共处是以丧失原则，出卖波兰利益为代价的。而苏联对德政策的改变最早可追溯到1935～1937年苏联对德和平共处的尝试。因此，从这一意义上说，1935～1937年苏联谋求与德国和平共处的尝试就是1939年8 月《苏德互不侵犯条约》的序幕。
收稿日期：1999－04－02
【专 题 号】K5
【复印期号】2000年07期
【原文出处】《山东师大学报：社科版》(济南)2000年01期第42～46页
【英文标题】On the Peaceful Co - Existence of the Soviet Union withGermany During 1935～1937
Department of History, Huadong Teachers' University,Shanghai 200062
【作者简介】毛锐（1969— ），男，浙江宁波人，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博士生。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上海 200062
| 【内容提要】 | 1935～1937年苏联对德政策除了采取集体安全政策之外，还尝试着与德国和平共处，建立正常的政治关系，当时独特的国际环境和苏联领导人矛盾的心理为后者的实行提供了条件。苏联对德国和平共处的尝试最终失败了，但这种尝试干扰和削弱了苏联长期追求集体安全的努力，而且为以后苏德签订互不侵犯条约拉开了序幕。 During 1935 ～1937, apart from adopting the collectivesecurity policy, the Soviet Union attempted to peacefully co- exist and establish normal political relations with Germany.The then international situation and the contradictory stateof mind of the Soviet leaders provided conditions for this.The attempt of peaceful co - existence of the Soviet Unionwith Germany finally ended in failure. However, this attemptinterfered with and weakened the efforts of the Soviet Unionin pursuing collective security, thus becoming the prelude tothe later Non - Aggression Treaty between the Soviet Unionand Germany. |
1933年希特勒在德国建立法西斯独裁之后，德苏关系迅速恶化，面对德国的威胁，传统观点认为，苏联奉行的是集体安全政策，希望通过联合一切反法西斯力量组成最广泛的统一战线，以制止和挫败法西斯侵略，在维护世界和平的同时保卫苏联本国的安全[1]。 其实在苏联追求集体安全的同时，亦在不懈地努力与德国和平共处即追求自身安全。苏联对德和平共处的尝试对以后苏德关系的发展乃至整个国际形势都产生了重要影响。
一
希特勒上台之际，德国正受1929年世界性大危机的冲击。这次危机对德国的打击十分严重，希特勒虽仇恨共产主义，反对社会主义苏联，但为了恢复面临崩溃的经济，他也不愿失去苏联这一巨大市场和原料产地。在希特勒授权下，德国经济部三番五次地提出要加强与苏联的经济联系。正是在这种背景下卡迪拉克被派往柏林，与德国进行贸易谈判。1935年4月，双方达成两国间第一次贸易条约。德国贷款20 亿马克给苏联，苏联5年之后偿还，利息为2%。6月， 施切特又提出进一步密切两国经济往来，准备向苏联提供一笔价值为100 亿马克的贷款使苏联能够购买德国的商品。作为交换，苏联向德国提供石油和其它原料，而且还暗示，随着两国经贸关系的扩大，两国政治关系有望改善。[2] 据当时苏联驻德大使参赞，与德进行经济谈判的另一位代表谢尔盖·贝松诺夫向莫斯科作的汇报：“在施切特看来，与苏联恢复友好关系是我国繁荣的保证。……施切特重申，……与苏联恢复友好关系是由希特勒批准而正在执行着。”[3]
对于施切特的建议，卡迪拉克认为苏联应该接受这笔贷款，而李维诺夫则表示反对。他认为这是“德国用来破坏苏法关系的计谋。”于是，卡迪拉克被通知不要讨论新贷款[4]。但是，在7月15日与施切特的会谈中，卡迪拉克却表示苏联政府愿意接受新的贷款，不过有关谈判要推迟至第一批贷款用完为止。此外，卡迪拉克明确表示希望能借机改善两国政治关系。对此，施切特的态度很冷淡[5]。
卡迪拉克为何忽然提出改善两国的政治关系？是按照政治局的命令行事，还是有自己的动机，这已无据可查。但有一点是清楚的，卡迪拉克的来历不小。据当时苏联驻柏林大使的新闻秘书哥奈金回忆：“卡迪拉克明显地给我们一个印象，他从斯大林个人那里得到秘密的指示，并在与德国的经济会谈中享有特别权力。贸易代表们和外交工作人员都清楚，卡迪拉克很接近斯大林……他不顾李维诺夫和他同事的反对，积极试图在苏联和希特勒政府之间建立桥梁。”[6]
卡迪拉克又凭什么认为德国有与苏联发展政治关系的可能性呢？这反映了苏联国内对德政治形势的一种分析。当时苏联部分高层领导人存有这样的想法，由于德国处于严重的经济危机，农作物减产，通货膨胀，严重的食品短缺等问题已经促使纳粹统治集团的分裂。包括军界、工业界和政府高层的部分人开始反对希特勒采取的反苏政策。受这一形势的鼓舞，苏联希望通过扩大两国经贸交流，借助这部分反希特勒的势力最终促使德国放弃反苏政策。卡迪拉克无疑是这一政策的执行者。
二
施切特的冷淡态度并未使苏联灰心。1935年11月底，苏联驻德大使雅各布·苏雷兹带着政治局的新指示回到了柏林。任务有两个：一是展开外交主动，试探德国国内是否存在反希特勒的反对派；二是苏雷兹以驻德大使的身份，继续寻求改善两国政治关系的可能性。为此，苏雷兹利用一切可能的机会，会见了包括戈培尔、罗森伯格、伯鲁姆伯格等主要纳粹分子。经过广泛接触，苏雷兹得出结论：“所有我接触的德国官员都加强了我以前的想法，希特勒所制定的反对我们的计划将保持不变。在不远的将来，我们不能指望任何重大的改变。……他们认为在目前，要软化他们的反苏政系，对我们来说唯一可以采取的策略就是利用德国的急需与他们建立正常经济联系，更确切地说是获得我们的原料。”鉴于这一形势，苏雷兹认为“加强经济联系对德苏两国都有利。……毫无疑问，经济联系加强必将加强我们在德国的基础。当目前的德国领导人由于以后可能发生的突发事件而被迫改变政策时将会使苏联处于相当有利的地位。”[7]
李维诺夫接到苏雷兹的报告十分不满。他立即向斯大林递交了一份观点完全相反的报告，强调苏雷兹所期待的德国反苏政策的转变是不可期待的。李维诺夫还指出，他不反对与德国有经贸交往，因为停止经贸关系将会导致与德国断交，这对我们是不利的。但他更指出：“在最近的将来，在改善两国关系没有希望的背景下，我认为把苏联的经济政策完全被德国牵着走是错误的。”因此，李维诺夫提出把与德国的贷款金额限制在10～20亿马克是适当的。另外他还要求苏联的新闻机构展开反击，驳斥德国舆论界对苏联的恶意攻击[8]。 斯大林似乎没有支持李维诺夫，因为苏雷兹回到柏林后，又采取了一系列主动行动。12月2日， 苏雷兹和贝松诺夫与德国外交部东方司主管罗丁格尔（Roediger）进行了会谈。苏雷兹询问德方如何才能建立类似拉巴洛条约的事宜，贝松诺夫甚至提出签订苏德互不侵犯条约的建议[9]。
对于苏联的主动，罗丁格尔一再表示自己是拉巴洛政策的忠诚支持者[10]。但是苏联所有的建议还是被拒绝了。事后，贝松诺夫在向莫斯科提交的报告中肯定了德国内部存在希特勒的反对派。他们出于不同的原因对与苏联关系正常化特别感兴趣，而且对于苏联不反对两国关系正常化感到欣慰，这有助于他们在将来夺取政权[11]。苏雷兹同意这一结论。12月13日，他写信给李维诺夫：“苏德关系正常化日益成为关注的焦点，正成为德国高层领导议论的话题……德官方的反苏政策正遭受批评。这些批评不仅来自国防军、施切特和外交部而且还来自纳粹党本身的某些部门[12]。对此，李维诺夫不以为然。他在19日给苏雷兹的回信中说：“不管怎样，我总有疑问……国防军、工业家和希特勒身边的一些人反对希特勒没有什么大惊小怪……这没有丝毫新意。”[13]
当苏雷兹忙于与德国接触时，卡迪拉克继续与德方进行贸易谈判。显然他受到高层的指示，不顾李维诺夫的反对，表示苏联愿意接受德国更多的贷款，大约50亿马克。苏联的态度十分积极。谈判中德国曾要求苏联用黄金和其它硬通货抵赔债务并禁止向苏联出口军事设备，双方吵得相当激烈，但最终双方还是成功地达成妥协，眼看就要签订新的贷款协议。然而在1936年3月，德国突然出兵占领莱茵非军事区， 公然违背凡尔赛条约的领土条款，苏联断然中止了与德国的经贸谈判[14]。
三
新贷款协议的破产，表明李维诺夫所倡导的集体安全政策取得暂时的胜利。但卡迪拉克和苏雷兹三番五次不顾李维诺夫的反对，积极探求与德国改善关系，至少表明苏联最高决策层在考虑对德政策是犹疑不定，左右摇摆，有时甚至彼此矛盾。
1936年1月，莫洛托夫在最高苏维埃中央执行委员会上的报告中， 着力强调要与德国和解：“……尽管我们不追求贷款……我们没有拒绝，现在也没考虑要拒绝贸易建议。与其他国家发展经济和贸易关系而不考虑这些国家暂时是处于哪派政治力量统治，这是符合苏联政府一贯政策的，我们认为这也符合德国人民的利益。”后来，莫洛托夫在回答记者询问与德国恢复关系的可能性时，他这样回答：“在德国公众中，某些人对苏联有敌对态度，特别是德国领导人不断重复反苏的演讲，但是公众的主要倾向（能够决定对苏政策）认为改善苏德关系是可能的。[15]”与莫活托夫不同，斯大林在接受美国记者罗伊·哈沃德采访时，不时地提到苏德间的对抗：“在我看来，存在两个战争危险中心：一个是在远东日本地区……；第二个危险地区是在德国……。到目前为止，远东战争危险中心一直是最活跃的。然而，有可能从远东转移到欧洲。这种迹象从希特勒接受法国报刊采访时表现出来。在那次采访中，他努力去谈和平，但是他的和平主义充满了对法国和苏联的威胁。除此之外没有什么新东西。[16]”
苏联对德政策的摇摆，为德国提供了可乘之机。苏德贸易谈判虽由于德国占领莱茵非军事区中断，但德国人仍不断提出要扩大苏德贸易。施切特多次询问卡迪拉克，什么时候就贷款问题重开谈判，但强调在贸易谈判中可以不提阻碍双方经贸发展的政治问题[17]。苏联却不这么认为。5月4日，卡迪拉克在宴请德国高级官员时明确提出，苏联认为施切特提出的进一步密切苏德经济关系是可行的，同时强调政治问题也肯定能用同种办法解决。
为了加快与苏联重开谈判，1936年5月， 赫尔曼·戈林被任命为一个新的原料和商品交换部门的负责人，参加与卡迪拉克的经贸会谈。 5月13日，在他与卡迪拉克的会谈中表示，他的任务就是要使苏德关系更加密切，不仅是在经济领域，政治领域也是如此。戈林认为加强政治关系最好的办法就是加强和扩大双方的贸易关系……[18]。戈林的讲话被苏联看作是德国高层领导人有意改善两国政治关系的暗示。于是卡迪拉克立即飞回莫斯科寻求指示。8月9日李维诺夫突然写信给卡迪拉克，让他转告德国方面，如果德国允许苏联进口他们的军用设备，苏联会重新考虑接受贷款的有关问题[19]。
国际形势的变化是苏联政府改变态度的根本原因。起初国际形势对李维诺夫有利。4月，法国的人民阵线在大选中获胜。6月4 日又组成了以社会党人勃鲁姆为总理的第一届人民政府。这一变化增加了苏联对实现集体安全的信心，使苏联单方面改善对德关系变得不那么迫切。于是，政治局一拖就是几个月没有答复德国的主动提议。可是到了1936年8月，希特勒和其他纳粹领导人发动了一场声势浩大的反共反社会主义的宣传运动。11月，德意法西斯国家建立反共产国际协定，共同用武力干涉西班牙内战。这一系列事件使苏德关系骤然紧张起来。面对德国国内愈演愈烈的反苏宣传，驻德大使苏雷兹建议停止对德出口石油和其它各种原材料，并发布外交照会给予反击，但苏联最终采取了克制的态度。因为当时苏联正从军事和财政各方面援助西班牙共和国。这一举动显然违犯了国际上刚刚达成不久的不干涉条约，苏联与英法的关系紧张起来，此时苏联不愿对德国采取强硬态度刺激希特勒，以免苏德断交，否则苏联将处于在国际上孤立无援的处境，这对苏联的安全是极为不利的。
苏联的忍让使德国更加有恃无恐，继续引诱苏联签订新的贸易协定。整个1936年秋天，卡迪拉克与戈林、施切特围绕新的贸易协定讨价还价。苏方要求德国撤消对苏进口军事和技术物资的禁令[20]。施切特则希望苏联停止对西班牙共和国的援助，停止对法国人民阵线政府的支持，停止包围德国的政策。他甚至表示，如果苏联能做到这些，德国愿意与苏联就政治问题进行谈判[21]。1937年1月8日，李维诺夫草拟了一份“口头答复”，经政治局批准，由卡迪拉克转告施切特：“苏联政府不会反对现在与德国政府进行改善两国关系的谈判以维护和平。苏联政府也不拒绝派遣官方代表进行谈判。如果德方坚持，苏联政府也同意保守秘密，不把我们最近或将来的会谈公之于众。[22]”这一答复是自1935年春天以来苏联对德国提出的第一个正式的政治提案。这表明苏联高级领导人认为改善苏德关系的时机已经成熟。1月27日， 苏雷兹给克里斯廷斯基的信中写道：“德国很可能在这一阶段删去对苏政策中的不和谐音，原因在于德国严重的经济问题和尚未做好战争准备。这迫使德国与其它国家包括苏联在内寻求妥协。[23]”
苏联的答复中之所以表示谈判可以秘密进行，主要是考虑到法、捷两国。苏联不想因自身与德国谈判而影响与法、捷两国的同盟关系。为了确保这一点，李维诺夫考虑到卡迪拉克缺乏外交经验，建议苏雷兹也参加对德国的会谈。施切特表示可以接受这一答复，但表示他“不倾向于举行秘密会谈”，提出应该进行公开谈判。李维诺夫分析其中原因：德国正准备从英法寻求经济援助，德国是想利用公开的苏德谈判作为砝码，迫使英法让步。于是，李维诺夫急忙通知苏雷兹：与德国谈判可以， 但有一个条件即有关谈判的一切事宜必须通知法国和捷克斯洛伐克[24](P151)。苏联的建议很快呈送给希特勒，但被希特勒拒绝。3月21日，施切特通知苏雷兹：“他看不到改善两国关系的前景。”[25]至此，苏联谋求与德和平共处，改善两国政治关系的尝试最后失败。
四
通过以上论述可以看出：
（一）苏联在1935～1937年对德采取的是双重政策。一方面公开实行遏制德国的集体安全政策；另一方面是暗地里谋求与德国改善政治关系，以实现与德国的和平共处。在具体执行过程中，苏联最高决策层从未完全支持李维诺夫对德国的强硬政策，亦未放弃以卡迪拉克为代表的与德和平共处的政策，而是两种政策双管齐下，在必要时交替使用，互相替代。苏联领导人之所以把这两种性质上截然对立的政策同时实行，是由当时独特的国际形势和苏联领导人的矛盾态度决定的。希特勒上台之后，纳粹德国处处扩张和侵略，不断冲破凡尔赛条约对它的束缚。在当时只有苏联切实地感受到来自希特勒的战争威胁。苏联希望联合其它大国反对希特勒，但效果不尽如人意。英法的绥靖政策加大了苏联领导人的猜疑和恐惧，十分担心西方国家会暗地里与德国达成交易一致反对苏联，这使苏联不得不做两手准备，在追求集体安全的同时，把希望寄托在自身的力量和资源之上。因此，一旦德国主动提出改善两国经济关系，苏联无疑看到了软化甚至改变德国反苏政策的机会，尽管成功的可能性很小甚至没有，苏联也认为值得一试，而且苏联的这种投机心理在某种程度上被德苏之间不断扩大的经贸关系所加强。苏联部分领导人坚信德国存在一个反对希特勒的势力集团，并希望通过扩大两国经贸关系来加速希特勒的倒台。但当实践表明这一可能性根本不存在时，苏联与一个发誓要动摇苏联政权的国家扩大贸易，只能会加强德国的力量，而对苏联没有丝毫政治意义，同时这也违背了苏联实行集体安全的初衷。可以说，正是苏联一厢情愿地谋求与德国和平共处干扰了长期以来苏联追求集体安全的努力，同时也相应地消弱了苏联执行集体安全政策的效果。
（二）我们不得不看到，在苏联试图与德国和解的过程中，苏联前后态度是有变化的。从1935～1936年初， 苏联基本上是坚持原则的。 1936年3月，德国公然出兵莱茵非军事区时， 苏联断然中止了眼看就要成功的经贸会谈。但从1936年下半年开始，苏联对德国妥协的成份愈来愈大。1936年8月，面对德国内掀起的近乎歇斯底里的反苏反共宣传， 苏联采取了容忍态度，1937年1月， 连一向主张遏制德国的李维诺夫也同意与德国开始政治谈判，而且还提出种种条件，这无疑预示着苏联对德政策的重心正由追求集体安全向谋求与德和平共处转变。
（三）1935年至1937年苏联对德和平共处的尝试虽然失败了，但它对以后苏联对德政策的根本转变奠定了基础。1938年9月， 英法为了讨好德国出卖了捷克，制造了臭名昭著的幕尼黑阴谋。英法的绥靖政策大大增加了苏联的猜疑和不信任感。到了1939年初，当苏联已明确得知德国要进攻波兰的计划，战争的乌云已笼罩欧洲时，苏联又采取了两手策略。一方面与英法进行政治军事会谈，为防止战争争取集体安全做最后的努力；另一方面，应德国的要求，苏德之间开始政治谈判。当英法无法满足苏联的要求时，德国则主动迎合苏联的意图，给予苏联许多好处。结果是英法苏三国莫斯科谈判失败，而在1939年8月23日， 苏德签订了互不侵犯条约，其中包括一个旨在瓜分波兰的秘密议定书。苏联终于如愿以偿，实现了与德国的和平共处。8月31日， 苏联最高苏维埃一致通过了这一条约。第二天，德国便肆无忌惮地大举入侵波兰。以《苏德互不侵犯条约》为标志，苏联彻底抛弃了集体安全政策，选择了与德和平共处即谋求自身安全的政策。而这种和平共处是以丧失原则，出卖波兰利益为代价的。而苏联对德政策的改变最早可追溯到1935～1937年苏联对德和平共处的尝试。因此，从这一意义上说，1935～1937年苏联谋求与德国和平共处的尝试就是1939年8 月《苏德互不侵犯条约》的序幕。
收稿日期：1999－04－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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