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明清史 |
论保加利亚危机期间的俾斯麦外交
马骏
【专题名称】世界史
【专 题 号】K5
【复印期号】2000年07期
【原文出处】《学海》(南京)2000年02期第135～139页
【作者简介】马骏，1966年生，南京大学历史系国际关系史专业硕士研究生。南京大学 南京 210093
【关 键 词】保加利亚/危机/俾斯麦/外交
柏林会议后五年的时间里，德国首相俾斯麦建立了一个包括俄国、奥匈、意大利、罗马尼亚等国的复杂的同盟体系，欧洲的国际政治一时为俾斯麦同盟所左右，柏林成为欧洲外交舞台的中心。1885年爆发的保加利亚危机却使俾斯麦同盟濒临破灭的边缘，本文拟就危机期间欧洲各大国间展开的激烈外交角逐，探究19世纪晚期欧洲大国外交和国际环境的一些特点。
一
普法战争后，统一而强大的德国在欧洲崛起，完成了对欧洲国际政治环境革命性的改造，同时却造就了困扰世界达一个世纪之久的德国问题：德国的天然优势和其他欧洲国家不接受这一事实的矛盾。 （注：David Calleo,The German Problem Reconsidered:Germany and the World Order,1870 to the Present,Cambridge,1978,p.206 ）战败不仅使法国失去了阿尔萨斯和洛林，剥夺了它在欧洲大陆的主导地位，更大大恶化了它的地缘政治环境。这样法国对德国来说就成为一个无法和解的国家。法国单凭自身的力量难以对付德国，无论是为了自保或准备复仇，都需要同任何与德国敌对的国家结盟。这就使得涉及德国的危机均会加剧，而很难局部化，因此也就限定了德国外交的基本走向。在俾斯麦看来，孤立法国、维护欧洲现状与保障德国安全是一回事。俾斯麦面临的国际环境极其复杂：为了孤立法国就必须保持俄奥德三个君主大国的保守联合，为此他还需要对俄奥关系发展施加影响，俄奥关系过于密切以致于撇开德国，或者为争夺巴尔干发生冲突都会损害德国在欧洲的外交地位。在把德俄友谊视为德国外交基石的同时，他还不能得罪在近东、中亚与俄国尖锐对立的英国。1875～1878年的近东危机，反映了俾斯麦政策相对于历史环境的局限性：俄奥矛盾的激化，使俾斯麦难以长期回避在俄奥间作出选择的问题。俾斯麦通过1879年的德奥同盟暂时找到了出路。同盟的真正归宿是1881年6月结成的俄奥德三皇同盟， 这就使德国得以继续保持对俄奥关系的牵制，以及在两者之间的调停地位。
1885年9月，土属东鲁米利亚省发生革命， 并宣布与保加利亚公国合并。素来以保加利亚保护者自居的沙皇亚历山大三世不能容忍经由不听命于他的亚历山大大公之手实现两地的统一，从而巩固大公在保加利亚国内的地位。俄国试图通过大国协调，迫使保加利亚取消合并，但保加利亚统一的既成事实，已不可逆转。俄国的保加利亚政策面临空前失败，巴尔干酝酿着新的危机。
1886年1月，狂热的沙文主义者布朗热就任法国陆军部长， 在法国掀起了一场要求向德国复仇的狂潮，德法关系骤然紧张。
两场危机同时发生，俾斯麦同盟面临严峻考验，与此同时，被俾斯麦视为德国外交根基的三皇同盟即将期满，而且续约无望。国际局势有完全失控的可能，俾斯麦做梦都担心的东西夹击之势眼看就要成为现实。德国如果在俄奥巴尔干竞争中采取支持奥匈的政策，就要承担俄德关系破裂，并因此向法国提供潜在盟友的后果，而在当时环境下又完全排除了放弃奥匈的可能性。
保存奥匈帝国的独立与大国地位，是俾斯麦欧洲秩序的重要环节。奥匈一旦在外部压力下解体，不仅会危及欧洲均势，使德国外交失去回旋余地，也将打破帝国内部微妙的政治平衡。 （注： L. L. Farra,Arrogance and Anxiety:Ambivalence of German Power,1848- 1914,Iowa,1981,P.13.George F.Kennan,The Decline of Bismarck's European Order: Franco-Russian Relations,1875-1890,1980,PP.420-421.David Calleo,The German Problem Reconsidered:Germany and TheWorld Order,1870 to the Present,Cambridge,1978,PP.11-12.）
1885—1887年的保加利亚危机，重新激化了东方问题，造成了俄奥对抗的可能。俄土战争，俄军浴血奋战，二十万将士丧命疆场，收获的却是难以下咽的苦果。1886年9月， 亚力山大大公在俄国压力下被迫逊位。11月，沙皇特使考尔巴斯未能迫使保加利亚摄政当局推举出俄国中意的大公候选人，铩羽而归，俄保断交。俄国在保加利亚的影响丧失殆尽，沙皇的“尊严”被践踏到无以复加的地步。巴尔干形成了俄军即将入侵，并引发大国冲突的危殆局面。
俄国一旦进军保加利亚，势必控制罗马尼亚。届时匈牙利将处于俄属波兰、罗马尼亚、保加利亚的三面包围之中，奥匈的多瑙河生命线也有被切断的可能。保持在巴尔干的势力和影响，既是奥匈大国地位的象征，也是帝国生存之所系。11月13日，奥匈外相卡尔诺基在匈牙利议会发表演说：俄国无权占领保加利亚并单独决定其命运，否则兵戎相见。俄国舆论大哗，普遍认为俄奥协调已失去意义，俄军方和泛斯拉夫派考虑对奥匈实施军事打击。
俾斯麦同盟最直接的目的是约束俄奥，防止两国冲突。俾斯麦此时的基本策略，是对两国实施双向抑制，敦促两国在三皇同盟框架内解决分歧。针对奥匈在英国怂恿下可能采取的强硬政策，他一再发出警告：保加利亚是俄国的势力范围，德奥同盟只具有防御性质，要帮忙找英国去。（注：A.J.P.Taylor,The Struggle for Mastery in Europe,1848-1918.Oxford,1954,P.306.）对于俄国，他再三表示，德国愿意支持俄国的保加利亚政策，但奥匈的大国地位不容牺牲，出路在于俄奥就划分巴尔干势力范围达成妥协。 （注： William L. Langer, European Alliance and Alignment,1871-1890,New York,1931.P.370.）
俾斯麦扮演“诚实的掮客”，暂时回避了在俄奥间作出选择的问题，却暗含同时疏远两国的危险。奥匈不由要问：“德奥同盟究竟还有什么价值？”“德国有两个盟友，奥匈只有半个。”（注： William L.Langer,European Alliance and Alignment,1871- 1890, New York,1931.P.368.）如果说1879年缔结的德奥同盟加剧了俄国的孤立感，迫使它回到与德奥结盟的轨道上来的话，那么此时它只能加深俄国的敌意。1886年11月，沙皇在接见法国新任驻俄大使拉布莱时表示：俄国希望法国强大，两国需要并肩携手，共度难关。（注：Geroge F. Kennan,The Decline of Bismarck's European Order: Franco- Russian Relations,1875-1890,1980,P.210.）这番表示，一方面是考尔巴斯使命失败，沙皇挫折感加深的结果，也是对卡尔诺基国会演说的回应。要想按俄国的意愿解决保加利亚问题，就得排除奥匈的阻挠。奥匈的实力并不构成威胁，关键是德奥同盟。如果俄国要发动对奥匈的战争，或使俄国的战争威胁产生效果，必须预先阻止德国的介入。为实现这一目的，俄国唯一的希望在法国。有迹象表明，俄国军方和泛斯拉夫派，通过著名报人，保守的民族主义者卡托科夫从10月末起已对沙皇的决策倾向施加了重大影响。为了牵制德国，沙皇有可能急剧改变其欧洲政策，法俄结盟的前景已隐约可现。俾斯麦同盟体系面临崩溃的危险。然而，布郎热运动为俾斯麦摆脱困境提供了良机。
二
第三共和国成立后，法国政局一直动荡不宁。80年代上半期，费理内阁当政期间，法德关系还有过一段“殖民协约”的好时光。但是阿尔萨斯、洛林问题始终是两国关系中难以弥合的创口。1885年费理“殖民内阁”的倒台，标志着法国复仇主义势力的抬头。以著名诗人戴鲁莱德为首的民族主义团体爱国者联盟到1886年7月成员已逾10万， 成为法国政治和社会生活中一支不容忽视的力量。布郎热进入夏尔·费雷西内阁任陆军部长后，一时成为法国复兴、收复失地、对德复仇的象征。从1886年秋季起法德关系趋于恶化。
俾斯麦并不惧怕法国的实力，哪怕是一个复仇主义的法国。他的目光始终注视着东方。问题的复杂性在于两场危机几乎同时发生，一旦德国卷入奥俄巴尔干冲突，很难指望法国会袖手旁观。那时德国就必须正视两线作战的冷酷现实了。
1886年夏，戴鲁莱德访问俄国，鼓吹法俄结盟。6月， 卡托科夫在《莫斯科新闻》上撰文，批评外相吉尔斯的欧洲政策，呼吁从根本上改变俄国的外交路线。他指出俄国将抽象的君主团结原则置于自身的国家利益之上，是犯了历史性错误。俄国必须摆脱束缚，在外交上恢复行动自由。 （注： Geroge F. Kennan, The Decline of Bismarck's European Order:Franco-Russian Relations,1875-1890,1980,PP.177-181.）时称“卡托科夫的攻击”。
在当时的情况下，法俄政体悬殊，战略利益和战略重点存在严重分歧，两国并没有立即结盟的可能。法国不会以牺牲自身在近东地区的长远利益，来支持俄国当时的巴尔干政策。俄国更不可能帮助法国收复阿尔萨斯和洛林，而冒破坏现状并与德国交恶的风险。但是如果压力和受挫感过强，法俄为了摆脱困境，就有可能形成利益的契合点。谁也不能保证两国最终不会走到一起。1887年1月， 俄国特使舒瓦洛夫为弥合分歧，修补俄德关系访德后，来自俄国方面的沉默进一步证实了俾斯麦对俄国可能改变政策的猜疑。俾斯麦调整策略，决心利用德国现有的外交资源和法国的事态发展，为重新组织德国的外交阵容寻求契机。
保加利亚危机发生后，英德间展开了激烈的外交角逐。两国都不愿率先出面干预而结怨俄国，同时又都需要避免在未来欧洲的外交竞技场上陷于孤立。若能造成对方与俄国的相互制衡之势，本国外交将获得空前的主动权。英国首相索尔兹伯里对俾斯麦的意图深感疑虑，担心英俄一旦为巴尔干问题发生对抗、冲突，而深陷于巴尔干事务，俾斯麦将趁机击败法国。英国的策略是催促奥匈充当巴尔干的反俄先锋，以使对奥匈承担同盟义务的德国无路可遁。俾斯麦则大肆渲染德法边境的紧张局势，制造战争迫在眉睫的舆论，恫吓法国政府，扩军备战不要过分，与德国为敌不会有好结果。同时俾斯麦借此向英奥和俄国表明德国必须全力应付法德危机，无暇东顾，巴尔干危机只能靠那些在该地区有切身利益的国家自己去解决。（注：A. J. P. Taylor, The Struggle for Mastery in Europe,1848-1918.Oxford,1954,P.308-312.）
1882年缔结的德奥意三国同盟，1887年5月即将期满， 缔约方对同盟的兴趣都不大。但随着法德危机和保加利亚危机同时发生，意大利在俾斯麦心目中的重要性明显上升。俾斯麦利用1887年2 月同盟续约的机会，以支持意大利的北非扩张政策为代价，加强了三国同盟内部的团结，阻止了敌对国家对意大利的拉拢，同时为奥匈对付俄国争取到了安全稳固的后方。更意味深长的是，这就为以意大利为桥梁，建立同意大利在殖民地问题上有共同利益，并保持密切合作的英国与三国同盟国家的的联系创造了条件。
当时，英法间由于1882年英国单方面占领埃及后形成的埃及问题，存在尖锐矛盾。布郎热运动的沙文主义鼓噪也同样针对英国。英国若能在埃及问题上争取到三国同盟国家的支持，将大大加强其与法国谈判时的地位。就德国而言，如果能促使英国在巴尔干采取一项坚定的维护现状的政策，并在近东地区调动起足以遏制法俄的力量，奥匈的安全就有了保障，德国也就能够避免直接卷入近东事务而与俄国发生对抗。为了向英国施压，俾斯麦表示：德国在大陆上看住法国，英意就获得了行动自由，英意在北非联合遏制法国，并与奥匈合作在近东共同对付俄国，欧洲的均势及和平就可能保住。但是如果英国不参加欧洲政治，势必陷于孤立，而德国也就没有理由要去反对法国在北非和俄国在近东的扩张愿望。（注：王绳祖主编：《国际关系史》（第三卷），世界知识出版社1996年版，第79页。）在俾斯麦的策动下，1887年2月， 英意互换照会，3月，奥匈也以照会形式加入， 三国订立了《第一次地中海协定》，承诺共同维护地中海现状。
“地中海联合”结成后，法国政府进一步认识到与俄国结盟政策的非现实性和危险性。法国的结盟愿望越迫切，俄国的要价也就越高，一旦不能满足俄国的要求，反而会招致无谓的怨恨，甚至还会诱发德国发动“预防性”战争。 （注： Geroge F. Kennan, The Decline ofBismarck's European Order:Franco-Russian Relations,1875-1890,1980,PP.414-415.）如果法国支持俄国的保加利亚政策，就需要承受与所有欧洲国家对抗的后果。（注：A.J.P. Taylor, The Struggle forMastery in Europe,1848-1918.Oxford,1954,P.310.）法国必须主动缓和法德关系，以免跌入俾斯麦设下的外交陷阱。5月， 法国政府解除了布郎热的职务，法德危机趋于缓解。
三
德国地处东欧，一面临海，三面被围。积极有效的东方政策是德国外交的基石。如果德俄长期对立，德国外交就是一盘死棋。反之，德国就可以在东西方之间操纵自如，进退有余。在俾斯麦眼里，孤立法国与联合俄国，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保加利亚危机发生后，俾斯麦一方面鼓动俄国在巴尔干推行前进政策，一方面以此来动员抵制俄国扩张的地中海联合。 同时向深感孤立的俄国证明德国友谊的可贵。 （注：William L.Langer,European Alliance and Alignment, 1871- 1890,New York,1931.P.416.）
俄国外相吉尔斯认为，无论是保障俄国黑海地区的安全还是解决保加利亚问题，俄国都需要保留俄德奥三皇同盟，至少要维持与德国的友好合作。在目前，法俄结盟对俄国不利，法国也不可能同俄国结盟。俄国如果失去了德国，将意味着彻底孤立。（注： William L. Langer,European Alliance and Alignment,1871-1890,New York,1931.P.417.）至于沙皇亚历山大三世的态度，正如德国驻圣彼得堡大使施魏尼茨当时指出的那样：“沙皇从外交政策的需要考虑，必须保持与德国的联合，从顺应民意和国内稳定考虑，他又必须在公开场合表现出对德国的憎恶。”（注： Geroge F. Kennan, The Decline of Bismarck's European Order:Franco-Russian Relations,1875-1890,1980,P.318.）
卡托科夫3月发表的社论深深刺痛了沙皇， 置沙皇于非常尴尬的境地。文章披露了三皇同盟这个秘密，并予以猛烈抨击。这就迫使沙皇要么放弃与德国的联合，要么公开表态支持三皇同盟，而这正是沙皇要竭力避免的结局。沙皇在震怒之余对卡托科夫提出惩戒。卡托科夫影响的缩减，反衬出吉尔斯地位的巩固。
鉴于沙皇断然拒绝续订与奥匈的条约，5月， 俄德在柏林重开谈判，准备以俄德双边协定取代原先的三皇同盟。在讨论中立条款时，俾斯麦试图通过全面支持俄国的近东政策诱使俄国同意，在俄奥冲突的情况下，德国有条件的中立。为此俾斯麦向俄国谈判代表宣读了1879年德奥同盟条约文本，以期表明德国无意承担与德奥同盟条约内容相悖的义务。
1887年6月18日， 俄德在对中立条款涉及法奥遭缔约方进攻时情形均作了保留的条件下，签订新约，即《再保险条约》。在俾斯麦看来，条约虽然未能确保在法德冲突的情况下俄国无条件的中立，鉴于法德两国对于1871年以来现状的不同态度，法国需要的同盟，必须是进攻性的，《再保险条约》至少排除了这种可能。而法国若不能在事先争取到俄国的支持，也就不可能独自挑战德国。现状、和平、德国的安全都有了保障。
通过《再保险条约》与先前的《德奥同盟条约》两相呼应，俾斯麦又重新确立了对德奥的双向抑制。俾斯麦借此向俄奥表明，德国将始终与被进攻方站在一起，共同对抗侵略。谁破坏欧洲和平，谁就是德国的敌人。但是，俾斯麦还必须正视另一个危险，俄国如果挑动奥匈率先发动进攻， 德国将怎样应付？ （注： William L. Langer, European Alliance and Alignment,1871-1890,New York,1931.P.452.）围绕《再保险条约》签订问题俄国内部的争斗，沙皇立场的动摇，条约签订后俄国在保加利亚问题上对德国无休止的索求，使得俾斯麦对条约的价值大打折扣。他对沙皇和德俄友谊的信心，从此不可挽回地动摇。（注：Geroge F. Kennan, The Decline of Bismarck's European Order:Franco-Russian Relations,1875-1890,1980,PP.320-321.）
1887年7月，在违背沙皇意愿的情况下， 科堡的斐迪南被推选为保加利亚大公，俄国诉诸武力的可能增强。俄国报界充斥了对德国的谩骂。8月，戴鲁莱德借出席卡托科夫葬礼之机，再次访问俄国。 俾斯麦对时局深感忧虑。俄国既已靠不住，德国必须另谋出路，以防万一。（注：William L.Langer,European Alliance and Alignment, 1871- 1890,New York,1931.P.428.）
5月， 法俄共同迫使苏丹放弃了英国特使沃尔夫与土耳其达成的有关英国从埃及撤军的方案。法俄合作之势，引起了英德的共同警觉。索尔兹伯里担心，如果奥匈因得不到援助而被迫同俄国妥协，就可能回到三皇同盟时期对英国极为不利的孤立被动局面。 （注： William L.Langer,European Alliance and Alignment,1871- 1890, New York,1931.PP.438-439.）俾斯麦乘势将《德奥同盟条约》文本送交伦敦，并在11月22日致信索尔兹伯里。信中表示：“如果奥匈帝国之独立受到俄国侵略的威胁，或者英意遭到法国的入侵，德国始终有责任采取抵抗侵略的政策。”（注：A.J.P.Taylor,The Struggle for Mastery in Europe,1848-1918.Oxford,1954,P.320.）英国在确认了德国对奥匈支援的程度后，1887年12月12日和16日，英奥意三国互换照会，达成《第二次地中海协定》，基本上排除了俄国占领保加利亚，或挟持苏丹，控制土耳其海峡的可能。俄国如果向奥匈挑衅，将遭到英奥意围攻。在这一背景之下，俄国开始退却，1888年1月，俄国在德国的支持下， 要求土耳其政府宣布斐迪南当选保加利亚大公为非法，遭到英奥意的联合抵制。4月土耳其满足了俄国的要求。俄国挽回了一部分面子， 此后保加利亚问题也就不了了之。
四
俾斯麦在保加利亚危机期间的外交活动充分表现了俾斯麦外交某些带有规律性的特点。这是他外交技艺发挥得最淋漓尽致的时期，同时也充分暴露了他所推崇的现实政治外交谋略的基本缺陷与历史局限性。
《再保险条约》和《地中海协定》造成了英奥意与法俄在近东和地中海地区相互牵制之势，同时又阻遏了法俄结合，保证了德国在欧洲大陆的主导地位。然而俾斯麦的体系却包含着极大的复杂性和矛盾性，其促成对德国有利的均衡局面本质上是脆弱的。（注：Gordon A. Craig,Germany,Oxford,1978,P.102.David Calleo,The German Problem Reconsidered:Germany and theWorld Order,1870 to the Present,Cambridge,1978,P.11.George F.Kennan,The Decline of Bismarck's European Order:Franco-Russian Relations,1875-1890,Princeton,1880,P.422. ）因而他的外交归根结底仍属一种拖延问题的权宜之计。
作为现实政治的大师，俾斯麦将外交艺术发挥到了极点。现实政治促成了德国的统一和巩固，俾斯麦对现实政治的迷恋，最终使统一后的德国自食其果。尽管随着德国的统一，俾斯麦由现状的破坏者转变成了现状的维护者，但形势已今非昔比。在民族主义浪潮的冲击下，他鼓吹的君主团结原则已失去了维系力。对强权赤裸裸的追求已成为各国维护自身安全与利益的基本手段，国际关系增添了新的不稳定因素。（注：George F.Kennan,The Decline of Bismarck's European Order:Franco-Russian Relations,1875-1890,Princeton,1980,PP.417-419.A.J.P.Taylor,The Struggle for Mastery in Europe, 1848- 1918.Oxford,1954,P.280. ）“卡托科夫的攻击”就是对俾斯麦富有讽刺意味的回敬。
在俾斯麦时代，欧洲大国关系日趋僵化紧张。德国的统一，使中欧失去了历史上的缓冲作用，它不能再为大国间争夺霸权的斗争，提供警戒和补偿的空间，以至于彻底改变了欧洲强权结构。（注：L.L.Farra,Arrogance and Anxiety:The Ambivalence of German Power, 1848-1914,Iowa,1981,P.4.）均势外交所赖以运作的大国关系的松散性正在消失，其标志便是1879年德奥同盟的缔结。事实上，德国己很难做出其他选择。俾斯麦的同盟，正是对这一变化的本能反映，它反过来也巩固强化了这一趋势。
大国关系紧张，是俾斯麦同盟成立的缘由，也是它得以维持的必要条件。俾斯麦的外交风格，集中体现了自负与焦虑结合的心态。为了阻止敌对力量的联合，确立德国在欧洲大陆不可动摇的领导地位，保持大国关系适度的紧张是必要的。如果盟国间关系紧张，他就鼓励合作，一旦它们和睦相处，他就撤回支持，并制造摩擦。然而，俾斯麦的策略也许会为德国争得盟国，却也往往使德国失去了朋友。（注： Bruce Waller,Bismarck at the Crossroad:The Reorientation of German Foreign Policy after the Congress of Berlin,1878-1880,London,1974,P.67.）当时的德国，从本质上说是属于现状的国家，对于正在崛起中的德国，不诚信恶名，可能比好战更危险。欧洲国家对德国政策的信心、信任是保持德国外交地位的前提。而俾斯麦的谋略往往产生相反的效果。随着欧洲局势逐步趋于紧张，一个充满敌意、猜疑和不安全感的国际环境已初现端倪。
与大国关系日益僵化紧张同步的是德国政策逐渐丧失平衡和弹性。1886年10月，俾斯麦在给儿于的信中就已暗示：俄奥一旦开战，不论谁是进攻方，国都别无选择，只能站在奥匈一边投入战斗。（注：王绳祖主编：《国际关系史》（第三卷），世界知识出版社1996年版，第73页。）俾斯麦在台上时，尚可凭借自己高超的外交技巧和崇高威望，抵消其政策的消极影响，在他之后，便后继无人了。
1890年俾斯麦去职，德国新政府放弃《再保险条约》，四年后法俄结盟，俾斯麦的欧洲秩序也随之崩解。
【专 题 号】K5
【复印期号】2000年07期
【原文出处】《学海》(南京)2000年02期第135～139页
【作者简介】马骏，1966年生，南京大学历史系国际关系史专业硕士研究生。南京大学 南京 210093
| 【内容提要】 | 德国统一后，欧洲强权结构的变化是俾斯麦同盟体系成立的历史背景。它的目的是通过联合欧洲主要国家来孤立法国，维护欧洲现状。同盟的基础是俄、奥、德三个君主大国的保守联合，这也是同盟最薄弱的环节。保加利亚危机发生后，俄奥关系破裂。布朗热运动又使法德关系趋于紧张。这就为法俄接近创造了条件，俾斯麦同盟濒临崩溃的边缘。然而，俾斯麦却借助于一系列错综复杂的纵横捭阖化解了危局。这是俾斯麦外交艺术发挥得最淋漓尽致的时期，同时也充分暴露了他所推崇的现实政治外交谋略的基本缺陷与历史局限性。 |
一
普法战争后，统一而强大的德国在欧洲崛起，完成了对欧洲国际政治环境革命性的改造，同时却造就了困扰世界达一个世纪之久的德国问题：德国的天然优势和其他欧洲国家不接受这一事实的矛盾。 （注：David Calleo,The German Problem Reconsidered:Germany and the World Order,1870 to the Present,Cambridge,1978,p.206 ）战败不仅使法国失去了阿尔萨斯和洛林，剥夺了它在欧洲大陆的主导地位，更大大恶化了它的地缘政治环境。这样法国对德国来说就成为一个无法和解的国家。法国单凭自身的力量难以对付德国，无论是为了自保或准备复仇，都需要同任何与德国敌对的国家结盟。这就使得涉及德国的危机均会加剧，而很难局部化，因此也就限定了德国外交的基本走向。在俾斯麦看来，孤立法国、维护欧洲现状与保障德国安全是一回事。俾斯麦面临的国际环境极其复杂：为了孤立法国就必须保持俄奥德三个君主大国的保守联合，为此他还需要对俄奥关系发展施加影响，俄奥关系过于密切以致于撇开德国，或者为争夺巴尔干发生冲突都会损害德国在欧洲的外交地位。在把德俄友谊视为德国外交基石的同时，他还不能得罪在近东、中亚与俄国尖锐对立的英国。1875～1878年的近东危机，反映了俾斯麦政策相对于历史环境的局限性：俄奥矛盾的激化，使俾斯麦难以长期回避在俄奥间作出选择的问题。俾斯麦通过1879年的德奥同盟暂时找到了出路。同盟的真正归宿是1881年6月结成的俄奥德三皇同盟， 这就使德国得以继续保持对俄奥关系的牵制，以及在两者之间的调停地位。
1885年9月，土属东鲁米利亚省发生革命， 并宣布与保加利亚公国合并。素来以保加利亚保护者自居的沙皇亚历山大三世不能容忍经由不听命于他的亚历山大大公之手实现两地的统一，从而巩固大公在保加利亚国内的地位。俄国试图通过大国协调，迫使保加利亚取消合并，但保加利亚统一的既成事实，已不可逆转。俄国的保加利亚政策面临空前失败，巴尔干酝酿着新的危机。
1886年1月，狂热的沙文主义者布朗热就任法国陆军部长， 在法国掀起了一场要求向德国复仇的狂潮，德法关系骤然紧张。
两场危机同时发生，俾斯麦同盟面临严峻考验，与此同时，被俾斯麦视为德国外交根基的三皇同盟即将期满，而且续约无望。国际局势有完全失控的可能，俾斯麦做梦都担心的东西夹击之势眼看就要成为现实。德国如果在俄奥巴尔干竞争中采取支持奥匈的政策，就要承担俄德关系破裂，并因此向法国提供潜在盟友的后果，而在当时环境下又完全排除了放弃奥匈的可能性。
保存奥匈帝国的独立与大国地位，是俾斯麦欧洲秩序的重要环节。奥匈一旦在外部压力下解体，不仅会危及欧洲均势，使德国外交失去回旋余地，也将打破帝国内部微妙的政治平衡。 （注： L. L. Farra,Arrogance and Anxiety:Ambivalence of German Power,1848- 1914,Iowa,1981,P.13.George F.Kennan,The Decline of Bismarck's European Order: Franco-Russian Relations,1875-1890,1980,PP.420-421.David Calleo,The German Problem Reconsidered:Germany and TheWorld Order,1870 to the Present,Cambridge,1978,PP.11-12.）
1885—1887年的保加利亚危机，重新激化了东方问题，造成了俄奥对抗的可能。俄土战争，俄军浴血奋战，二十万将士丧命疆场，收获的却是难以下咽的苦果。1886年9月， 亚力山大大公在俄国压力下被迫逊位。11月，沙皇特使考尔巴斯未能迫使保加利亚摄政当局推举出俄国中意的大公候选人，铩羽而归，俄保断交。俄国在保加利亚的影响丧失殆尽，沙皇的“尊严”被践踏到无以复加的地步。巴尔干形成了俄军即将入侵，并引发大国冲突的危殆局面。
俄国一旦进军保加利亚，势必控制罗马尼亚。届时匈牙利将处于俄属波兰、罗马尼亚、保加利亚的三面包围之中，奥匈的多瑙河生命线也有被切断的可能。保持在巴尔干的势力和影响，既是奥匈大国地位的象征，也是帝国生存之所系。11月13日，奥匈外相卡尔诺基在匈牙利议会发表演说：俄国无权占领保加利亚并单独决定其命运，否则兵戎相见。俄国舆论大哗，普遍认为俄奥协调已失去意义，俄军方和泛斯拉夫派考虑对奥匈实施军事打击。
俾斯麦同盟最直接的目的是约束俄奥，防止两国冲突。俾斯麦此时的基本策略，是对两国实施双向抑制，敦促两国在三皇同盟框架内解决分歧。针对奥匈在英国怂恿下可能采取的强硬政策，他一再发出警告：保加利亚是俄国的势力范围，德奥同盟只具有防御性质，要帮忙找英国去。（注：A.J.P.Taylor,The Struggle for Mastery in Europe,1848-1918.Oxford,1954,P.306.）对于俄国，他再三表示，德国愿意支持俄国的保加利亚政策，但奥匈的大国地位不容牺牲，出路在于俄奥就划分巴尔干势力范围达成妥协。 （注： William L. Langer, European Alliance and Alignment,1871-1890,New York,1931.P.370.）
俾斯麦扮演“诚实的掮客”，暂时回避了在俄奥间作出选择的问题，却暗含同时疏远两国的危险。奥匈不由要问：“德奥同盟究竟还有什么价值？”“德国有两个盟友，奥匈只有半个。”（注： William L.Langer,European Alliance and Alignment,1871- 1890, New York,1931.P.368.）如果说1879年缔结的德奥同盟加剧了俄国的孤立感，迫使它回到与德奥结盟的轨道上来的话，那么此时它只能加深俄国的敌意。1886年11月，沙皇在接见法国新任驻俄大使拉布莱时表示：俄国希望法国强大，两国需要并肩携手，共度难关。（注：Geroge F. Kennan,The Decline of Bismarck's European Order: Franco- Russian Relations,1875-1890,1980,P.210.）这番表示，一方面是考尔巴斯使命失败，沙皇挫折感加深的结果，也是对卡尔诺基国会演说的回应。要想按俄国的意愿解决保加利亚问题，就得排除奥匈的阻挠。奥匈的实力并不构成威胁，关键是德奥同盟。如果俄国要发动对奥匈的战争，或使俄国的战争威胁产生效果，必须预先阻止德国的介入。为实现这一目的，俄国唯一的希望在法国。有迹象表明，俄国军方和泛斯拉夫派，通过著名报人，保守的民族主义者卡托科夫从10月末起已对沙皇的决策倾向施加了重大影响。为了牵制德国，沙皇有可能急剧改变其欧洲政策，法俄结盟的前景已隐约可现。俾斯麦同盟体系面临崩溃的危险。然而，布郎热运动为俾斯麦摆脱困境提供了良机。
二
第三共和国成立后，法国政局一直动荡不宁。80年代上半期，费理内阁当政期间，法德关系还有过一段“殖民协约”的好时光。但是阿尔萨斯、洛林问题始终是两国关系中难以弥合的创口。1885年费理“殖民内阁”的倒台，标志着法国复仇主义势力的抬头。以著名诗人戴鲁莱德为首的民族主义团体爱国者联盟到1886年7月成员已逾10万， 成为法国政治和社会生活中一支不容忽视的力量。布郎热进入夏尔·费雷西内阁任陆军部长后，一时成为法国复兴、收复失地、对德复仇的象征。从1886年秋季起法德关系趋于恶化。
俾斯麦并不惧怕法国的实力，哪怕是一个复仇主义的法国。他的目光始终注视着东方。问题的复杂性在于两场危机几乎同时发生，一旦德国卷入奥俄巴尔干冲突，很难指望法国会袖手旁观。那时德国就必须正视两线作战的冷酷现实了。
1886年夏，戴鲁莱德访问俄国，鼓吹法俄结盟。6月， 卡托科夫在《莫斯科新闻》上撰文，批评外相吉尔斯的欧洲政策，呼吁从根本上改变俄国的外交路线。他指出俄国将抽象的君主团结原则置于自身的国家利益之上，是犯了历史性错误。俄国必须摆脱束缚，在外交上恢复行动自由。 （注： Geroge F. Kennan, The Decline of Bismarck's European Order:Franco-Russian Relations,1875-1890,1980,PP.177-181.）时称“卡托科夫的攻击”。
在当时的情况下，法俄政体悬殊，战略利益和战略重点存在严重分歧，两国并没有立即结盟的可能。法国不会以牺牲自身在近东地区的长远利益，来支持俄国当时的巴尔干政策。俄国更不可能帮助法国收复阿尔萨斯和洛林，而冒破坏现状并与德国交恶的风险。但是如果压力和受挫感过强，法俄为了摆脱困境，就有可能形成利益的契合点。谁也不能保证两国最终不会走到一起。1887年1月， 俄国特使舒瓦洛夫为弥合分歧，修补俄德关系访德后，来自俄国方面的沉默进一步证实了俾斯麦对俄国可能改变政策的猜疑。俾斯麦调整策略，决心利用德国现有的外交资源和法国的事态发展，为重新组织德国的外交阵容寻求契机。
保加利亚危机发生后，英德间展开了激烈的外交角逐。两国都不愿率先出面干预而结怨俄国，同时又都需要避免在未来欧洲的外交竞技场上陷于孤立。若能造成对方与俄国的相互制衡之势，本国外交将获得空前的主动权。英国首相索尔兹伯里对俾斯麦的意图深感疑虑，担心英俄一旦为巴尔干问题发生对抗、冲突，而深陷于巴尔干事务，俾斯麦将趁机击败法国。英国的策略是催促奥匈充当巴尔干的反俄先锋，以使对奥匈承担同盟义务的德国无路可遁。俾斯麦则大肆渲染德法边境的紧张局势，制造战争迫在眉睫的舆论，恫吓法国政府，扩军备战不要过分，与德国为敌不会有好结果。同时俾斯麦借此向英奥和俄国表明德国必须全力应付法德危机，无暇东顾，巴尔干危机只能靠那些在该地区有切身利益的国家自己去解决。（注：A. J. P. Taylor, The Struggle for Mastery in Europe,1848-1918.Oxford,1954,P.308-312.）
1882年缔结的德奥意三国同盟，1887年5月即将期满， 缔约方对同盟的兴趣都不大。但随着法德危机和保加利亚危机同时发生，意大利在俾斯麦心目中的重要性明显上升。俾斯麦利用1887年2 月同盟续约的机会，以支持意大利的北非扩张政策为代价，加强了三国同盟内部的团结，阻止了敌对国家对意大利的拉拢，同时为奥匈对付俄国争取到了安全稳固的后方。更意味深长的是，这就为以意大利为桥梁，建立同意大利在殖民地问题上有共同利益，并保持密切合作的英国与三国同盟国家的的联系创造了条件。
当时，英法间由于1882年英国单方面占领埃及后形成的埃及问题，存在尖锐矛盾。布郎热运动的沙文主义鼓噪也同样针对英国。英国若能在埃及问题上争取到三国同盟国家的支持，将大大加强其与法国谈判时的地位。就德国而言，如果能促使英国在巴尔干采取一项坚定的维护现状的政策，并在近东地区调动起足以遏制法俄的力量，奥匈的安全就有了保障，德国也就能够避免直接卷入近东事务而与俄国发生对抗。为了向英国施压，俾斯麦表示：德国在大陆上看住法国，英意就获得了行动自由，英意在北非联合遏制法国，并与奥匈合作在近东共同对付俄国，欧洲的均势及和平就可能保住。但是如果英国不参加欧洲政治，势必陷于孤立，而德国也就没有理由要去反对法国在北非和俄国在近东的扩张愿望。（注：王绳祖主编：《国际关系史》（第三卷），世界知识出版社1996年版，第79页。）在俾斯麦的策动下，1887年2月， 英意互换照会，3月，奥匈也以照会形式加入， 三国订立了《第一次地中海协定》，承诺共同维护地中海现状。
“地中海联合”结成后，法国政府进一步认识到与俄国结盟政策的非现实性和危险性。法国的结盟愿望越迫切，俄国的要价也就越高，一旦不能满足俄国的要求，反而会招致无谓的怨恨，甚至还会诱发德国发动“预防性”战争。 （注： Geroge F. Kennan, The Decline ofBismarck's European Order:Franco-Russian Relations,1875-1890,1980,PP.414-415.）如果法国支持俄国的保加利亚政策，就需要承受与所有欧洲国家对抗的后果。（注：A.J.P. Taylor, The Struggle forMastery in Europe,1848-1918.Oxford,1954,P.310.）法国必须主动缓和法德关系，以免跌入俾斯麦设下的外交陷阱。5月， 法国政府解除了布郎热的职务，法德危机趋于缓解。
三
德国地处东欧，一面临海，三面被围。积极有效的东方政策是德国外交的基石。如果德俄长期对立，德国外交就是一盘死棋。反之，德国就可以在东西方之间操纵自如，进退有余。在俾斯麦眼里，孤立法国与联合俄国，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保加利亚危机发生后，俾斯麦一方面鼓动俄国在巴尔干推行前进政策，一方面以此来动员抵制俄国扩张的地中海联合。 同时向深感孤立的俄国证明德国友谊的可贵。 （注：William L.Langer,European Alliance and Alignment, 1871- 1890,New York,1931.P.416.）
俄国外相吉尔斯认为，无论是保障俄国黑海地区的安全还是解决保加利亚问题，俄国都需要保留俄德奥三皇同盟，至少要维持与德国的友好合作。在目前，法俄结盟对俄国不利，法国也不可能同俄国结盟。俄国如果失去了德国，将意味着彻底孤立。（注： William L. Langer,European Alliance and Alignment,1871-1890,New York,1931.P.417.）至于沙皇亚历山大三世的态度，正如德国驻圣彼得堡大使施魏尼茨当时指出的那样：“沙皇从外交政策的需要考虑，必须保持与德国的联合，从顺应民意和国内稳定考虑，他又必须在公开场合表现出对德国的憎恶。”（注： Geroge F. Kennan, The Decline of Bismarck's European Order:Franco-Russian Relations,1875-1890,1980,P.318.）
卡托科夫3月发表的社论深深刺痛了沙皇， 置沙皇于非常尴尬的境地。文章披露了三皇同盟这个秘密，并予以猛烈抨击。这就迫使沙皇要么放弃与德国的联合，要么公开表态支持三皇同盟，而这正是沙皇要竭力避免的结局。沙皇在震怒之余对卡托科夫提出惩戒。卡托科夫影响的缩减，反衬出吉尔斯地位的巩固。
鉴于沙皇断然拒绝续订与奥匈的条约，5月， 俄德在柏林重开谈判，准备以俄德双边协定取代原先的三皇同盟。在讨论中立条款时，俾斯麦试图通过全面支持俄国的近东政策诱使俄国同意，在俄奥冲突的情况下，德国有条件的中立。为此俾斯麦向俄国谈判代表宣读了1879年德奥同盟条约文本，以期表明德国无意承担与德奥同盟条约内容相悖的义务。
1887年6月18日， 俄德在对中立条款涉及法奥遭缔约方进攻时情形均作了保留的条件下，签订新约，即《再保险条约》。在俾斯麦看来，条约虽然未能确保在法德冲突的情况下俄国无条件的中立，鉴于法德两国对于1871年以来现状的不同态度，法国需要的同盟，必须是进攻性的，《再保险条约》至少排除了这种可能。而法国若不能在事先争取到俄国的支持，也就不可能独自挑战德国。现状、和平、德国的安全都有了保障。
通过《再保险条约》与先前的《德奥同盟条约》两相呼应，俾斯麦又重新确立了对德奥的双向抑制。俾斯麦借此向俄奥表明，德国将始终与被进攻方站在一起，共同对抗侵略。谁破坏欧洲和平，谁就是德国的敌人。但是，俾斯麦还必须正视另一个危险，俄国如果挑动奥匈率先发动进攻， 德国将怎样应付？ （注： William L. Langer, European Alliance and Alignment,1871-1890,New York,1931.P.452.）围绕《再保险条约》签订问题俄国内部的争斗，沙皇立场的动摇，条约签订后俄国在保加利亚问题上对德国无休止的索求，使得俾斯麦对条约的价值大打折扣。他对沙皇和德俄友谊的信心，从此不可挽回地动摇。（注：Geroge F. Kennan, The Decline of Bismarck's European Order:Franco-Russian Relations,1875-1890,1980,PP.320-321.）
1887年7月，在违背沙皇意愿的情况下， 科堡的斐迪南被推选为保加利亚大公，俄国诉诸武力的可能增强。俄国报界充斥了对德国的谩骂。8月，戴鲁莱德借出席卡托科夫葬礼之机，再次访问俄国。 俾斯麦对时局深感忧虑。俄国既已靠不住，德国必须另谋出路，以防万一。（注：William L.Langer,European Alliance and Alignment, 1871- 1890,New York,1931.P.428.）
5月， 法俄共同迫使苏丹放弃了英国特使沃尔夫与土耳其达成的有关英国从埃及撤军的方案。法俄合作之势，引起了英德的共同警觉。索尔兹伯里担心，如果奥匈因得不到援助而被迫同俄国妥协，就可能回到三皇同盟时期对英国极为不利的孤立被动局面。 （注： William L.Langer,European Alliance and Alignment,1871- 1890, New York,1931.PP.438-439.）俾斯麦乘势将《德奥同盟条约》文本送交伦敦，并在11月22日致信索尔兹伯里。信中表示：“如果奥匈帝国之独立受到俄国侵略的威胁，或者英意遭到法国的入侵，德国始终有责任采取抵抗侵略的政策。”（注：A.J.P.Taylor,The Struggle for Mastery in Europe,1848-1918.Oxford,1954,P.320.）英国在确认了德国对奥匈支援的程度后，1887年12月12日和16日，英奥意三国互换照会，达成《第二次地中海协定》，基本上排除了俄国占领保加利亚，或挟持苏丹，控制土耳其海峡的可能。俄国如果向奥匈挑衅，将遭到英奥意围攻。在这一背景之下，俄国开始退却，1888年1月，俄国在德国的支持下， 要求土耳其政府宣布斐迪南当选保加利亚大公为非法，遭到英奥意的联合抵制。4月土耳其满足了俄国的要求。俄国挽回了一部分面子， 此后保加利亚问题也就不了了之。
四
俾斯麦在保加利亚危机期间的外交活动充分表现了俾斯麦外交某些带有规律性的特点。这是他外交技艺发挥得最淋漓尽致的时期，同时也充分暴露了他所推崇的现实政治外交谋略的基本缺陷与历史局限性。
《再保险条约》和《地中海协定》造成了英奥意与法俄在近东和地中海地区相互牵制之势，同时又阻遏了法俄结合，保证了德国在欧洲大陆的主导地位。然而俾斯麦的体系却包含着极大的复杂性和矛盾性，其促成对德国有利的均衡局面本质上是脆弱的。（注：Gordon A. Craig,Germany,Oxford,1978,P.102.David Calleo,The German Problem Reconsidered:Germany and theWorld Order,1870 to the Present,Cambridge,1978,P.11.George F.Kennan,The Decline of Bismarck's European Order:Franco-Russian Relations,1875-1890,Princeton,1880,P.422. ）因而他的外交归根结底仍属一种拖延问题的权宜之计。
作为现实政治的大师，俾斯麦将外交艺术发挥到了极点。现实政治促成了德国的统一和巩固，俾斯麦对现实政治的迷恋，最终使统一后的德国自食其果。尽管随着德国的统一，俾斯麦由现状的破坏者转变成了现状的维护者，但形势已今非昔比。在民族主义浪潮的冲击下，他鼓吹的君主团结原则已失去了维系力。对强权赤裸裸的追求已成为各国维护自身安全与利益的基本手段，国际关系增添了新的不稳定因素。（注：George F.Kennan,The Decline of Bismarck's European Order:Franco-Russian Relations,1875-1890,Princeton,1980,PP.417-419.A.J.P.Taylor,The Struggle for Mastery in Europe, 1848- 1918.Oxford,1954,P.280. ）“卡托科夫的攻击”就是对俾斯麦富有讽刺意味的回敬。
在俾斯麦时代，欧洲大国关系日趋僵化紧张。德国的统一，使中欧失去了历史上的缓冲作用，它不能再为大国间争夺霸权的斗争，提供警戒和补偿的空间，以至于彻底改变了欧洲强权结构。（注：L.L.Farra,Arrogance and Anxiety:The Ambivalence of German Power, 1848-1914,Iowa,1981,P.4.）均势外交所赖以运作的大国关系的松散性正在消失，其标志便是1879年德奥同盟的缔结。事实上，德国己很难做出其他选择。俾斯麦的同盟，正是对这一变化的本能反映，它反过来也巩固强化了这一趋势。
大国关系紧张，是俾斯麦同盟成立的缘由，也是它得以维持的必要条件。俾斯麦的外交风格，集中体现了自负与焦虑结合的心态。为了阻止敌对力量的联合，确立德国在欧洲大陆不可动摇的领导地位，保持大国关系适度的紧张是必要的。如果盟国间关系紧张，他就鼓励合作，一旦它们和睦相处，他就撤回支持，并制造摩擦。然而，俾斯麦的策略也许会为德国争得盟国，却也往往使德国失去了朋友。（注： Bruce Waller,Bismarck at the Crossroad:The Reorientation of German Foreign Policy after the Congress of Berlin,1878-1880,London,1974,P.67.）当时的德国，从本质上说是属于现状的国家，对于正在崛起中的德国，不诚信恶名，可能比好战更危险。欧洲国家对德国政策的信心、信任是保持德国外交地位的前提。而俾斯麦的谋略往往产生相反的效果。随着欧洲局势逐步趋于紧张，一个充满敌意、猜疑和不安全感的国际环境已初现端倪。
与大国关系日益僵化紧张同步的是德国政策逐渐丧失平衡和弹性。1886年10月，俾斯麦在给儿于的信中就已暗示：俄奥一旦开战，不论谁是进攻方，国都别无选择，只能站在奥匈一边投入战斗。（注：王绳祖主编：《国际关系史》（第三卷），世界知识出版社1996年版，第73页。）俾斯麦在台上时，尚可凭借自己高超的外交技巧和崇高威望，抵消其政策的消极影响，在他之后，便后继无人了。
1890年俾斯麦去职，德国新政府放弃《再保险条约》，四年后法俄结盟，俾斯麦的欧洲秩序也随之崩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