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明清史 |
论康有为欧洲历史研究的类比法
费路
【专题名称】世界史
【专 题 号】K5
【复印期号】2000年07期
【原文出处】《佛山科学技术学院学报（佛山大学学报）：社科版》2000年02期第49～56页
【作者简介】费路，[德] 洪堡大学 亚非研究所，德国 柏林
【关 键 词】康有为/历史研究/类比法/镜子理论
中图分类号：K061 文献标识码：A
康有为是一个历史学家
西方汉学家曾经把康有为看做是一位改革家和一位乌托邦的理想主义思想家。随后，他们便把注意力主要集中在他大量关于中国君主体制的论文及手稿上，以及放在他重新注释孔子的教义为改革提供哲学基础的作品上，认为这些思想导致了《大同书》的诞生。
然而，现在康有为被认为是一位历史学家。早在1898年他就把从其他国家发生的历史事件的比较中得出的观点作为说服光绪帝进行改革的论据。为达此目的，他套用了传统中国历史传记的模式，即把过去视为当代的一面镜子，而现在的状况则被认为是历史发展的反映。康有为是将这一传统方法应用于非中国地域历史的第一个批中国思想家之一。结果，不仅存在于过去与现在的时间上的不同被消除了，而且，空间地域的不同也被消除了，各种地理上的区域被演绎成传统的中国历史概念。这在一定意义上，把世界历史简约了。
根据传统上的注解，一个人应该从历史的镜子里学到两样东西：一是，发现坏的行为或不良发展事例作为警示，以避免此类事情的再一次发生；二是，以好的行为和发展事例作为标准和模式，以引导社会前进。
1898年的历史作品
康氏戊戌年间作品的内容主要集中在改革问题和探讨“镜子理论”的第一作用。康有为写了关于法国革命的长篇文章，强烈地批评了法国革命，并分析了路易十六王朝被推翻的原因。在康有为的眼里，路易十六是因为忽视了人民的意愿以及不能及时实施改革而被推翻的（注：康有为：《进呈法国革命记序》，见《康有为政论集》上册，北京中华书局 1981年版，308～310页。据康有为自传记载，康曾在1898年6月向皇上呈递两篇分别名为《法国革命记》和《法国变政记》，对此现在一些学者怀疑（参见孔祥吉《康有为变法奏议研究》，辽宁教育出版社1988年版，第383～389页）。）。在另一篇关于波兰被瓜分及衰落的文章里，他沿着相似的思路进行阐发。他预言在19世纪末叶中国必然受到外国列强的征服和瓜分的威胁，就像波兰在一个世纪前所遭受的那样[1]。由于“镜子理论”的第二个作用，康有为在他研究俄国彼得一世改革[2]及日本明治维新中[3]，提出了改革标准和模式的问题。他建议把日本和俄国作为榜样，请光绪帝“以俄彼得之心为心法，以日本明治之政为政法”[4]。他分析这两个国家，就像那时的中国一样被外国列强控制着，但后来通过改革提高了国力，因为他们都有一个君主发号施令。一个国家可以从他们的历史中学习到有关过渡到君主立宪制的经验。康有为也看到了另外一种可比性必备条件，那就是俄国同中国同样是一个大国，无论是语言、习惯和风俗都同中国一样有许多相似之处，尤其日本更应该成为一个榜样。因为在明治时期，它有选择地吸取了许多西方的科学和技术，并取得了巨大的成功[5]。为了解释改革的必然性，一些相同的特征被归纳，从而将俄国与日本归纳为属于同类的国家并从这些类比中得出了走君主立宪道路的结论。通过对俄国及日本历史演变的思考，中国人应该清楚地认识到他们自己的问题及潜在的力量。
尽管在他的自传中，康有为称从1898年的8月末至9月初，写了两篇关于法国和英国的改革的文章（但至今没有一篇文章被发现）（注：康有为也曾提到过《德国变政记》，引作《德国威廉第三变政记》；现代研究假定这两篇文章可能是早就已编订而不是在“百日维新”当中编写的（详见孔祥吉《康有为变法奏议研究》，第383～389页）。），但对他来说，这两个国家毫无疑问至少在“百日维新”时是无法与俄、日一样可以同中国相比的。
在1898年时期，康有为的历史随笔有实用性与政治性两个特点。其主要内容很明显是讨论改革事宜。康有为总结出这些特点的主要材料建立在始于19世纪80年代的关于西方国家的信息的基础上，如新闻、文章、报道及译作的出版。例如上海杂志《西国近事汇编》、《全球杂志》、1889年以后的《万国公报》。康有为在此后七八年内写的历史性作品也都建立在对西方历史研究的中译本上。它们不再局限于对改革事件的描述，而是扩大到从始到末的对一个国家历史的完整描述。而且这些作品因溶入了康有为的后来描述过的环游世界时所得的个人印象及观点而富有个性及特点。
后来的作品属于康有为历史作品的第二阶段：1905年的《瑞典沿革考》[6]，1906年的《法国创兴沿革》[7]和1906年《德意志沿革——奥地利匈牙利沿革附》[8]。
这三篇作品分别谈到了各国的历史、经济及政治形式，包括与中国形成的对比和在这背景下康氏个人的评价（注：康有为发现，14世纪的瑞典，也就是在明朝之初，还只是处于中国在“共工”统治之前的几千年间经历的社会经济状况（炎帝和黄帝时期）。他注意到瑞典只是在17世纪开始崛起，也就是在中国的明末清初时期。康有为认为，这一个现象证实了孔子的一句话：“后生可畏”。康探究这么一个事实，像中国这样一个具有古老文化的国家在西方并不受尊敬，反而是日本人和日本产品比中国人和中国产品更受重视（参见康有为《瑞典沿革考》，见《戊戌变法前后康有为遗稿》第327页）。在他的有关法国内容的文章中，他并没有使自己局限于1898年他对法国革命批判的观点，而是提出为什么民主思潮和民主革命都首先出现在法国，而这些原本曾经出现在中国。他发现有这么一个原因，就是法国的封建诸侯已经失去了他们的影响力，也不存在拯救帝王——这个权力的惟一拥有者的位置。康有为还提到其他一些在法国存在但在中国不存在的一些因素，包括贵族统治和教权对人民的压迫，还有哲学思想的启蒙。他说在中国民主革命的时机和民主之法度还未成熟（参见康有为《法国创兴沿革》，《戊戌变法前后康有为遗稿》第355～356页）。）。然而本文现在研究康氏的历史比较和类比方法的内涵，主要范围是关于德国历史的文章，因为后者的确有许多可比性，因此他进行了深层的思考。
关于德国历史发展的研究
这是一篇不平常的关于内部文化的历史性文章，它体现了目的及方法学的工具意义，决定了对德国历史的认可，在20世纪初被中国最伟大的学者之一实现了。
康有为对德国的历史描写包括从日耳曼人的出现到俾斯麦领导下国家的统一，以及作为一个伟大强国的崛起。
这篇文章代表了一种新的历史写作形式，反映了康氏力求提供一种对世界历史的新观点，及他对传统中国历史传记模式的深爱。
我们首先注意到康氏随笔是一种有别于官方历史传记范文的写法。他继承了中国传统优秀文风，使用了夹叙夹议的形式，同一篇文章中不但进行了罗列而且进行了解释和评论。然而在1898年的文章中康氏仍用了“序”来表达他的政治观点和论据，我们发现现在这些观点和理论都与作者的观点一同反映在文章里。
在康氏的历史理论的新方法中我们可以发现，这种新的表达方法的特点，不再被视为一种不断循环的历史倒退论，而是单纯地认为是一种革命性的进步。
德国的历史被描述为一个从日耳曼原始阶段到现代高度发达阶段的革命进程，并于1871年实现了国家的统一。
当康氏对德、中在经济和社会以及政治结构这些关键之处进行比较研究之后，超越传统的历史传记研究这个目的已变得十分明显了。例如，他分析了封地体制对独立城市群的出现和科学、哲学的兴起及其繁荣的重要作用。尽管康氏认为这样会给中国带来巨大的赤字，但他仍认为传统的君主社会还是对稳定社会更有益。最后，任何人不能忽视这样一个事实：在这些文章中所反映的德国革命的方向和前景，特别赞美了日耳曼语的要素和普鲁士的作用，反映了一个更伟大的德国历史传统的观点。然而就整个结构、主要目的和讨论的方法而言，文章仍受到了中国传统历史传记的很大影响。
首先，康氏简单地将一些中国的观点和中国的尺度应用于德国历史。基本重点没有放在描写德国历史上而是放在对它的评论上，对德国历史只进行了一般性地总结，这可以在编年学上找到它。根据西方编年学，每一个有历史意义的日子都被记下来，就像孔子时代那样。例如，孔子诞辰2422年，就是西方日历上的1871年，这一年德国战胜法国。另外一种中国式的观察德国历史的暗示便是用朝代来划分时代，及试图把统一的中央集权的普鲁士德国诠释为日耳曼文化遗产的终结。这种中国式的划分时代法的影响和这种视正统为合法的观点在这儿似乎显得很明白。
康氏分辨了接下来的几个德国王朝：“佛兰克之瑟灵部落日耳曼开创第一朝”、“佛兰克沙立曼一统日耳曼第二朝”、“萨逊英主为日耳曼第三朝”、“佛兰克朝再立失权为日耳曼第四朝”、“日耳曼第五朝”、“中世末王位空虚棋置奥大利族始世日耳曼帝位”、“奥普争霸及民权之兴”[9]。
第二，相似于中国的历史传记的传统，康氏对德国历史的关注更多出于种族上的实用政治目的，而不是纯粹的学术研究。这个目的将引导中国读者进行国家走向的判断。如让中国通过作者摆在面前的反映德国历史的镜子来了解、学习、掌握康氏的政治计划的正确行动和中国发展的框架。在2500年前，孔子就写了《春秋》，为一个完善的政府定下了一些准则，因为他明白没有其它的方法可以贯彻他的想法[10]。康氏文章的中心思想如下：在一个相对短暂的时间，中国应该能够实现富强，摆脱外国列强的压迫和上升为亚洲的主要力量，如果中国人能够把所有的精力集中在这项任务上，就像德国人那样，依靠最高统治者的威信，改定宪法，从而保证现代化的进程。在写于1908年的《补德国游记》中，他赞扬威廉二世的政治统治是一种平治，是中国的一个榜样。他用以下的方式总结了他的计划实施方法：“以宪法之民权为体，以英绝之君权为用”[11]。
第三，1904年后的德国开始在康氏的政治思想中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它至少在康氏的眼里像1898年的日本、俄国那样，达到了可值借鉴的地步。然而在1898年类比日本、俄国、法国及波兰历史的著作中，还主要集中在有无改革的情况上，到了1906年的作品便上升到了将整个德国的历史视为一面镜子的高度。现在他主要关心的是德国历史上的轩轾，及德国人成功的历史性原因，欣赏他们克服了自身的弱点和分裂，建立起了一个强大的国家。康氏认为在一个短时期内，德国人无论在自我方面（文化、影响）及征服其它方面都取得了成功。然而古老的中国，今天已有了几千年的丰富文化，仍被迫接受他人的颐指气使，奴颜婢膝，世上没有比这更让人羞愧的了！历史上的进退、起伏、得失的原因就像一片森林里的树那样多样化。研究多样化与现在相类比，总结其经验教训，并以此作为我们国家的一面镜子来改革现状，有谁会不严肃地接受这样一项任务呢？他说：“原古证今推因求果，以吾国鉴观变化之计其可略耶？”
康氏并不是惟一一位拿德国作镜子和楷模的中国人。在《日耳曼史》的序文中（一本1903在中国出版的中译本），作者争辩说，处于亚洲中心的中国必须将处于欧洲中心的德国作为一面镜子，通过学习管理改革国家的法规，从而达到学术上的激励作用。1915年，写了《德国富强之由来》小册子的作者也陈述了他的类比，为中国人富国强兵提供借鉴。他号召中国人民将强大的德国视为镜子，向德国人学习通过他们自己的能力获得拯救与新生，因为在当今世界上寻找振兴本国的例子时绝不能忘记德国的经验。他说：“然则当今之世欲求强国救亡之鉴固舍德莫属矣”。
第四，为了将德国的历史作为改革中国现状的镜子，一些基本的相似点在德国历史发展过程中和中国现状之间，至少在比较的平面上是近似的。如果分类排比的话，就能得出适当的结论和比照。如果同类概念结合起来，历史学家可能希望达到同样的认识，就像孔子写了《春秋》那样，即“依靠其它事件的史实，来记录过去，为了让人民同时了解同时代的大事”。上面曾引用过的《日耳曼史》的序言的作者感觉出了一个同类的事实情况，那就是德国和华夏分别位于欧洲和亚洲的中心，即“日耳曼国于欧洲中原与华夏国于亚洲中原同”[18]。这里与康有为表达了一个相似的观点。他沿着多数欧洲人甚至北美各国的出现，追溯到日耳曼人的起源，将日耳曼时代同周朝进行了比较，他说：“比之吾国古者，日耳曼人有同成周”[12]。他进行了日耳曼部落在欧洲的支配力量和姬姓在中国周朝的力量对比。他认为，只有在他们的统治下，才能实现政治上的霸权和文化上的繁荣。
然而关于德国历史上的统一和中国有类似的话，是下面的假设：在一段长时间的无数的起伏后，在几世纪的被外国列强的瓜分和压迫而衰落后，德国人终于成功地统一了德国各部，成为一个巨大的强国，不但摆脱了所有外部的干涉，而成为欧洲的支配力量，这是建立在军事力量和经济、技术和文化史无前例的发展上的。这样的一个成功实体是开明的爱国君主统治的结果，他们引进了改革，渐次使专制制度过渡到了君主立宪制。这些信息传达给了那些希望从康氏的文章中有所得的中国读者。尽管在德国和中国之间存在着许多差别，然而必须看到中国走德国历史革新道路的潜在力量。
次要类比
德国和中国属于同类国家这样一个基本假设，使康氏能够从德国的历史上找出各种细节、条件和数字来论证自己的理论。这种类比的例子比比皆是，即所谓日耳曼国的欧洲如英格兰、瑞典、丹麦等，同姬氏家族统治下的春秋各国看起来是很相似的。在春秋时期的宋国可以和意大利相比，秦国可以和俄国相比，齐国可以和法国（因为齐国失去了在中原的支配地位）相比，楚国可以和西班牙相比，在日沙立曼统治下的欧洲的统一可以同周武王和秦始皇所取得的功绩相比。欧洲13世纪的空位期可以说和公元前9世纪中国的共和时代相似。19 世纪普鲁士和奥地利争夺欧洲霸权的斗争也同晋、楚在后周时期无休止的战争相似。在罗马帝国外围客罗多统治下的瑟灵王朝的兴起，与刘渊时的南匈奴的兴起相似。10世纪阿图一世期间将首都从德国土地上迁到罗马，与辽、金、元并存时期的魏文王迁都相似。而阿图一世认同下的罗马帝国，被解释为是日耳曼人进入文明时代的开始和继承东罗马遗产的当然之事。康氏在这里看到了中国南北朝时期将正统遗产转移到了南方有相似之处。
康氏认为在迁都之前，日耳曼人像中国的匈奴人、克尔特人和盎格鲁人分散居住在阿尔卑斯山和萨莫山北边，在那儿他们威胁到了罗马帝国和中国帝国。佛兰克和萨逊的统治者可与南中国的宋、齐、梁、陈各朝相比，东佛兰克国的瓜分如同北魏之分裂成东魏和西魏而为齐、周焉。德国和法国在欧洲为争夺霸权而斗争，如齐、周，既为北朝之正统，而其南有西班牙，又亘古自立国。其西海岛有英，又亘古自立国。其北丹麦、瑞典、挪威、波兰、荷兰、俄国或自臣属而立国，变化不常，而皆能久立坚固，比于吾国，英其高丽欤！
然而有时康氏自己也不得不承认，他试图在历史的对比和类比时也有一定局限性。例如，当他指出欧洲的周边国家像英国和西班牙达到了一个很高的发展水平，而且相互之间制造了战争。为了比较，无论是高丽和安南与中国文化很接近的亚洲国家，还是日本都不争中原之牛耳。因此，他以一种几乎失望的口气评论道：“故无得而比焉”，“惟此之与十六国相类”。对这样一个类比，康氏接着写道：“然十六国之为日甚短，与彼千年之立国不同，无得而譬焉”[13]。尽管佛兰克国的被瓜分和北魏的分裂属于同类，但有一点应该考虑进去，康有为认为，日耳曼人是与法国非常不相同的，因为他控制了一个更大的国家，包括几个属国，并被罗马皇帝授予了王冠。英格兰以一个岛国面貌出现成为一个周边国家，但是它在军事上是很强大的，几乎和法国发生了一样多的战争，它的活动只可以和耶律楚材的燕云十六州的军事占领一样进行比较。但对这样一个类比，康氏再次指出，似乎只有以进化论的角度来看才有可比性，因为在实质上两者的现象都是非常不同的。就西班牙和安南发展比较而言，康氏也注意到，西班牙在最伟大的时期，曾统治了一个有很大边界的国家，甚至同罗马进行竞争，它的地理位置也是“与吾国不类”[14]。
从这些评论可以看出，康氏自己已经认识到了他的历史性类比只涉及到了表层现象而未能触及实质上的不同和不相似。从欧洲的历史发展和中国的历史发展中，康氏看到了不同，如实际上在春秋后的中国，被征服国的封建君主变成了征服国的统治阶级之一，考虑到国家中央集权的利益，在边境地区未开化的野蛮人也被要求改变他们的统治者及制度。但是不像中国，欧洲似乎没有如此明智仍让被征服国存在，阻碍了统一大业[15]。
当康氏在文章中分析这各种镜子类比的作用时，发现一些观点。首先，不论是按年代先后的原则，还是社会经济发展的不同阶段都不起任何作用。现代社会的大事可以自由地与古代的任何时间相比。第二，类比的例子经常涉及到春秋时期，因为康氏明显地将这一段视为一关键时代，造成这种现象是因为孔子早在他的《春秋》中推出了传统中国历史传记的基本原则。第三，越接近现代，康氏越少使用了具体的类比，对两国历史发展更多关心的不是相似点，而是不同点。他看出在欧洲的封建制度的不统一及战争与在中国的中央集权及和平的不同：欧洲经济、政治上的进步和中国的停滞不前。这种态度是非常可以理解的，由于康氏只简单地想到了显示德国在现代所选的不同路线来实现富裕和强大，而中国仍然不得不尾随德国的例子左右摆动。
相关的思考和同类的概念
在大量的文章中，现代作家摆出许多康氏的类比，从一个学者的立场上看是站不住脚的，并表示康氏用这种类比惟一目的只是为了让一个对中国读者陌生的题目变得更熟悉，使简单的文章更有可读性。但是这种结论似乎是不完全的，因为它对类比方法还没有充分认识到在中国的历史传记的传统中与同类关键概念的联系[16]。
Joseph Needham 在参考了传统的联系或有关系的并列的思考后表示：“象征性的相关或相符都是一个巨大模式的组成部分。事物不是必须按一定方式行为的，因为有其他事物次要的欣慰或推动。但是因为出于不断运动循环的宇宙中，它们的位置便是被赋予内在的属性，使得属性不可避免地为它们服务。它们就是对外依靠在整个世界有机体的组成部分上的。不像因果论那样，宇宙的事物和事件有体系地形成一定的结构，从而使得各部分的所有相互影响有条件发生。为了代替单纯评述的现象，中国古人记录了变化的各个方面。如果两个方面似乎能联系起来，他不是通过一种原因关系的方式，而像事物的正反进行配对，或者用《易经》所用的暗喻法，象回声和声音，阴影和光一样”。这样思考的结果就是，如果事物不是与原因而是与其它一方面联系的，它们被认为是属于同一类的事物，因此相互之间是相互共鸣或互补的。
Krol是一位对司马迁进行专题研究的出色作者，他把“类”这个术语解释为在联系性思维中的基本概念。他研究了所谓的“类”的思考对司马迁及其《史记》的影响。
在联系性思维中，事物属于同类，如果它在任何一方面有相似或在联系方式上相似的话。因此像Krol指出的那样，甚至那些从因果角度看有实质性的不同也可被视为同类。Krol引用了汉早期杜钦在他对《春秋》的集注中曾表达的这样一个观点，权利由天子移交到了仆人或下等人的手里，丈夫被妻子虐待，甚至像野蛮的侵略，一位官员或儿子反过来对抗统治者或父亲那样不同的事都可以导致地震和日蚀，因此仍被孔子归为同类[28]。
Krol进一步说明，这种同类的观念在司马迁的“和谐体制”中以及汉时期同类的联系事物中都持续扮演了一个重要的角色。这就对《史记》有很大的影响。在《史记》中司马迁不只一次强调这样一个观点，同类事物相互包容。在第61卷，他从《易经》引用了这样一个短语：“同明同照，同类相求。”或者“云从龙，风从虎，圣人作而万物睹”。董仲舒也曾表明过同样的观点：“善言天者必有徵于人，善言古者必有验于今”[18]。
首先，司马迁把同一族名的人视为同类。这些人有同样的道德和雄心。这种同类的人格种类在《本纪》中有描述，在《世家》中也有，同时在一些传记的篇章中也可找到。然而，不同族名因他们的德行或在社会中的作用和活动而相连的人也可被视为同类[31]。我们可以在《列传》（如第65卷，第76卷）中找到这第二种同类。在文集中，有关系、没关系的人出在一篇或同一卷中，是因为他们做同样的事，有同样的行为。正如Krol指出的那样，甚至《史记》其它篇章里（如第5～6卷，第8～12卷，第53～54卷，第55～57卷，第69～70卷，第87～88 卷）都有此类现象。总的说来，大体考虑到了编年体的原则，但第119 卷《循使列传》和122卷《酷吏列传》打破了这样一个规则， 我们可以发现生活在不同时代且不同族名的人被归在一类[32]。最后，甚至在一个只写个人传记的独立篇章，我们也可以发现司马迁在写自己眼中的英雄人物时参考了其他同类的人[33]。对司马迁而言，同类就意味着为同样的事业而奋斗，就像在汉朝早期英高所说的那样：“那些有相同恨的人会相互帮助，有相同喜好的人会紧密团结在一起，有同样感觉的人会互相完善，有同样欲望的人会相互督促，有相同利益的人会相互残杀”[34]。
结论
人们可以从这一小段对司马迁的中肯详细的评述中，看出在一定程度上人类的事物、行动和事件的结合，是传统历史传记的基本元素。这种现象来自于联系性思维本身的结构，也来自于由孔子立下的历史传记的总原则。根据后者，历史和历史性的作品都被要求教育人们，并引导他们进行正确的行为规范。但是要达到这样的效果只有让人们知道哪些行为是符合种族标准的，而哪些人及其行为是没有达到标准的，这样就有必要对他们进行归类。这种分类归纳不需要对历史环境以及相关人和事件的环境有一个综合性的分析，而惟一需要的是历史学家建立一个种族的政治标准。
如果我们仍然保持同类概念的传统作用，那么这就会变得显而易见，为什么从简单的靠历史学家的假设，德国和中国就可以分享相同的奋斗、繁荣、力量、独立和支配，康氏试图将两个国家的历史归为同类。在同样的基础上，在一定程度上各组成部分相互促进、相互吸引。这种吸引的种类也很可能在1919年凡尔赛之后，当一些中国人开始谈论或分享着德国和中国作为同盟的战败国的命运，这就是同类，这便忽视了各部分之间次要的不同及发展上的特点，把注意力集中在那些可以被历史学家形成一幅对比图表的各层面上。在关于德国历史的文章里，同类的概念扮演了一个关键的角色。这个概念是大规模对比的基础，似乎这一概念能使他将类比上升到镜子规模，甚至为有形的事物考虑到非实际方面，这种类比方法的运用不仅目的在于使文章更有可读性，而且用分类法证实，强调其基本的前提条件是整个比较性文章的特点。
由于身处过渡时期，从传统到现代的历史传记的转轨刚刚开始，康氏的历史性作品不可避免地有两者的痕迹。他关于德国历史的文章明确地显示了这种过渡时期的复杂和矛盾，这种传统的方法甚至反映在关于中国以外的历史事件的作品中，然而康氏文章的形式和方式却已经变成新式的了。
收稿日期：2000-01-16
【专 题 号】K5
【复印期号】2000年07期
【原文出处】《佛山科学技术学院学报（佛山大学学报）：社科版》2000年02期第49～56页
【作者简介】费路，[德] 洪堡大学 亚非研究所，德国 柏林
| 【内容提要】 | 康有为不仅是一个思想家、政治家，而且是一位历史学家；他不仅有研究中国历史的著作，也对世界其他国家的历史进行了阐述。他研究欧洲特别是德国的历史采用了“类比法”，将中国历史的观点和尺度应用于研究外国历史，使欧洲、德国等的历史发展成为中国的“镜子”，以呼唤国人学习西方，进行改革，选择君主立宪的制度。从历史学的角度，康氏的历史类比法虽然只涉及到表层现象，但作为历史研究从传统到现在的过渡，已反映出由旧到新的历史写作形式的转轨。这种新世界历史观，不再被视为一种不断循环的历史倒退论，而是一种革命性的进步。 |
康有为是一个历史学家
西方汉学家曾经把康有为看做是一位改革家和一位乌托邦的理想主义思想家。随后，他们便把注意力主要集中在他大量关于中国君主体制的论文及手稿上，以及放在他重新注释孔子的教义为改革提供哲学基础的作品上，认为这些思想导致了《大同书》的诞生。
然而，现在康有为被认为是一位历史学家。早在1898年他就把从其他国家发生的历史事件的比较中得出的观点作为说服光绪帝进行改革的论据。为达此目的，他套用了传统中国历史传记的模式，即把过去视为当代的一面镜子，而现在的状况则被认为是历史发展的反映。康有为是将这一传统方法应用于非中国地域历史的第一个批中国思想家之一。结果，不仅存在于过去与现在的时间上的不同被消除了，而且，空间地域的不同也被消除了，各种地理上的区域被演绎成传统的中国历史概念。这在一定意义上，把世界历史简约了。
根据传统上的注解，一个人应该从历史的镜子里学到两样东西：一是，发现坏的行为或不良发展事例作为警示，以避免此类事情的再一次发生；二是，以好的行为和发展事例作为标准和模式，以引导社会前进。
1898年的历史作品
康氏戊戌年间作品的内容主要集中在改革问题和探讨“镜子理论”的第一作用。康有为写了关于法国革命的长篇文章，强烈地批评了法国革命，并分析了路易十六王朝被推翻的原因。在康有为的眼里，路易十六是因为忽视了人民的意愿以及不能及时实施改革而被推翻的（注：康有为：《进呈法国革命记序》，见《康有为政论集》上册，北京中华书局 1981年版，308～310页。据康有为自传记载，康曾在1898年6月向皇上呈递两篇分别名为《法国革命记》和《法国变政记》，对此现在一些学者怀疑（参见孔祥吉《康有为变法奏议研究》，辽宁教育出版社1988年版，第383～389页）。）。在另一篇关于波兰被瓜分及衰落的文章里，他沿着相似的思路进行阐发。他预言在19世纪末叶中国必然受到外国列强的征服和瓜分的威胁，就像波兰在一个世纪前所遭受的那样[1]。由于“镜子理论”的第二个作用，康有为在他研究俄国彼得一世改革[2]及日本明治维新中[3]，提出了改革标准和模式的问题。他建议把日本和俄国作为榜样，请光绪帝“以俄彼得之心为心法，以日本明治之政为政法”[4]。他分析这两个国家，就像那时的中国一样被外国列强控制着，但后来通过改革提高了国力，因为他们都有一个君主发号施令。一个国家可以从他们的历史中学习到有关过渡到君主立宪制的经验。康有为也看到了另外一种可比性必备条件，那就是俄国同中国同样是一个大国，无论是语言、习惯和风俗都同中国一样有许多相似之处，尤其日本更应该成为一个榜样。因为在明治时期，它有选择地吸取了许多西方的科学和技术，并取得了巨大的成功[5]。为了解释改革的必然性，一些相同的特征被归纳，从而将俄国与日本归纳为属于同类的国家并从这些类比中得出了走君主立宪道路的结论。通过对俄国及日本历史演变的思考，中国人应该清楚地认识到他们自己的问题及潜在的力量。
尽管在他的自传中，康有为称从1898年的8月末至9月初，写了两篇关于法国和英国的改革的文章（但至今没有一篇文章被发现）（注：康有为也曾提到过《德国变政记》，引作《德国威廉第三变政记》；现代研究假定这两篇文章可能是早就已编订而不是在“百日维新”当中编写的（详见孔祥吉《康有为变法奏议研究》，第383～389页）。），但对他来说，这两个国家毫无疑问至少在“百日维新”时是无法与俄、日一样可以同中国相比的。
在1898年时期，康有为的历史随笔有实用性与政治性两个特点。其主要内容很明显是讨论改革事宜。康有为总结出这些特点的主要材料建立在始于19世纪80年代的关于西方国家的信息的基础上，如新闻、文章、报道及译作的出版。例如上海杂志《西国近事汇编》、《全球杂志》、1889年以后的《万国公报》。康有为在此后七八年内写的历史性作品也都建立在对西方历史研究的中译本上。它们不再局限于对改革事件的描述，而是扩大到从始到末的对一个国家历史的完整描述。而且这些作品因溶入了康有为的后来描述过的环游世界时所得的个人印象及观点而富有个性及特点。
后来的作品属于康有为历史作品的第二阶段：1905年的《瑞典沿革考》[6]，1906年的《法国创兴沿革》[7]和1906年《德意志沿革——奥地利匈牙利沿革附》[8]。
这三篇作品分别谈到了各国的历史、经济及政治形式，包括与中国形成的对比和在这背景下康氏个人的评价（注：康有为发现，14世纪的瑞典，也就是在明朝之初，还只是处于中国在“共工”统治之前的几千年间经历的社会经济状况（炎帝和黄帝时期）。他注意到瑞典只是在17世纪开始崛起，也就是在中国的明末清初时期。康有为认为，这一个现象证实了孔子的一句话：“后生可畏”。康探究这么一个事实，像中国这样一个具有古老文化的国家在西方并不受尊敬，反而是日本人和日本产品比中国人和中国产品更受重视（参见康有为《瑞典沿革考》，见《戊戌变法前后康有为遗稿》第327页）。在他的有关法国内容的文章中，他并没有使自己局限于1898年他对法国革命批判的观点，而是提出为什么民主思潮和民主革命都首先出现在法国，而这些原本曾经出现在中国。他发现有这么一个原因，就是法国的封建诸侯已经失去了他们的影响力，也不存在拯救帝王——这个权力的惟一拥有者的位置。康有为还提到其他一些在法国存在但在中国不存在的一些因素，包括贵族统治和教权对人民的压迫，还有哲学思想的启蒙。他说在中国民主革命的时机和民主之法度还未成熟（参见康有为《法国创兴沿革》，《戊戌变法前后康有为遗稿》第355～356页）。）。然而本文现在研究康氏的历史比较和类比方法的内涵，主要范围是关于德国历史的文章，因为后者的确有许多可比性，因此他进行了深层的思考。
关于德国历史发展的研究
这是一篇不平常的关于内部文化的历史性文章，它体现了目的及方法学的工具意义，决定了对德国历史的认可，在20世纪初被中国最伟大的学者之一实现了。
康有为对德国的历史描写包括从日耳曼人的出现到俾斯麦领导下国家的统一，以及作为一个伟大强国的崛起。
这篇文章代表了一种新的历史写作形式，反映了康氏力求提供一种对世界历史的新观点，及他对传统中国历史传记模式的深爱。
我们首先注意到康氏随笔是一种有别于官方历史传记范文的写法。他继承了中国传统优秀文风，使用了夹叙夹议的形式，同一篇文章中不但进行了罗列而且进行了解释和评论。然而在1898年的文章中康氏仍用了“序”来表达他的政治观点和论据，我们发现现在这些观点和理论都与作者的观点一同反映在文章里。
在康氏的历史理论的新方法中我们可以发现，这种新的表达方法的特点，不再被视为一种不断循环的历史倒退论，而是单纯地认为是一种革命性的进步。
德国的历史被描述为一个从日耳曼原始阶段到现代高度发达阶段的革命进程，并于1871年实现了国家的统一。
当康氏对德、中在经济和社会以及政治结构这些关键之处进行比较研究之后，超越传统的历史传记研究这个目的已变得十分明显了。例如，他分析了封地体制对独立城市群的出现和科学、哲学的兴起及其繁荣的重要作用。尽管康氏认为这样会给中国带来巨大的赤字，但他仍认为传统的君主社会还是对稳定社会更有益。最后，任何人不能忽视这样一个事实：在这些文章中所反映的德国革命的方向和前景，特别赞美了日耳曼语的要素和普鲁士的作用，反映了一个更伟大的德国历史传统的观点。然而就整个结构、主要目的和讨论的方法而言，文章仍受到了中国传统历史传记的很大影响。
首先，康氏简单地将一些中国的观点和中国的尺度应用于德国历史。基本重点没有放在描写德国历史上而是放在对它的评论上，对德国历史只进行了一般性地总结，这可以在编年学上找到它。根据西方编年学，每一个有历史意义的日子都被记下来，就像孔子时代那样。例如，孔子诞辰2422年，就是西方日历上的1871年，这一年德国战胜法国。另外一种中国式的观察德国历史的暗示便是用朝代来划分时代，及试图把统一的中央集权的普鲁士德国诠释为日耳曼文化遗产的终结。这种中国式的划分时代法的影响和这种视正统为合法的观点在这儿似乎显得很明白。
康氏分辨了接下来的几个德国王朝：“佛兰克之瑟灵部落日耳曼开创第一朝”、“佛兰克沙立曼一统日耳曼第二朝”、“萨逊英主为日耳曼第三朝”、“佛兰克朝再立失权为日耳曼第四朝”、“日耳曼第五朝”、“中世末王位空虚棋置奥大利族始世日耳曼帝位”、“奥普争霸及民权之兴”[9]。
第二，相似于中国的历史传记的传统，康氏对德国历史的关注更多出于种族上的实用政治目的，而不是纯粹的学术研究。这个目的将引导中国读者进行国家走向的判断。如让中国通过作者摆在面前的反映德国历史的镜子来了解、学习、掌握康氏的政治计划的正确行动和中国发展的框架。在2500年前，孔子就写了《春秋》，为一个完善的政府定下了一些准则，因为他明白没有其它的方法可以贯彻他的想法[10]。康氏文章的中心思想如下：在一个相对短暂的时间，中国应该能够实现富强，摆脱外国列强的压迫和上升为亚洲的主要力量，如果中国人能够把所有的精力集中在这项任务上，就像德国人那样，依靠最高统治者的威信，改定宪法，从而保证现代化的进程。在写于1908年的《补德国游记》中，他赞扬威廉二世的政治统治是一种平治，是中国的一个榜样。他用以下的方式总结了他的计划实施方法：“以宪法之民权为体，以英绝之君权为用”[11]。
第三，1904年后的德国开始在康氏的政治思想中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它至少在康氏的眼里像1898年的日本、俄国那样，达到了可值借鉴的地步。然而在1898年类比日本、俄国、法国及波兰历史的著作中，还主要集中在有无改革的情况上，到了1906年的作品便上升到了将整个德国的历史视为一面镜子的高度。现在他主要关心的是德国历史上的轩轾，及德国人成功的历史性原因，欣赏他们克服了自身的弱点和分裂，建立起了一个强大的国家。康氏认为在一个短时期内，德国人无论在自我方面（文化、影响）及征服其它方面都取得了成功。然而古老的中国，今天已有了几千年的丰富文化，仍被迫接受他人的颐指气使，奴颜婢膝，世上没有比这更让人羞愧的了！历史上的进退、起伏、得失的原因就像一片森林里的树那样多样化。研究多样化与现在相类比，总结其经验教训，并以此作为我们国家的一面镜子来改革现状，有谁会不严肃地接受这样一项任务呢？他说：“原古证今推因求果，以吾国鉴观变化之计其可略耶？”
康氏并不是惟一一位拿德国作镜子和楷模的中国人。在《日耳曼史》的序文中（一本1903在中国出版的中译本），作者争辩说，处于亚洲中心的中国必须将处于欧洲中心的德国作为一面镜子，通过学习管理改革国家的法规，从而达到学术上的激励作用。1915年，写了《德国富强之由来》小册子的作者也陈述了他的类比，为中国人富国强兵提供借鉴。他号召中国人民将强大的德国视为镜子，向德国人学习通过他们自己的能力获得拯救与新生，因为在当今世界上寻找振兴本国的例子时绝不能忘记德国的经验。他说：“然则当今之世欲求强国救亡之鉴固舍德莫属矣”。
第四，为了将德国的历史作为改革中国现状的镜子，一些基本的相似点在德国历史发展过程中和中国现状之间，至少在比较的平面上是近似的。如果分类排比的话，就能得出适当的结论和比照。如果同类概念结合起来，历史学家可能希望达到同样的认识，就像孔子写了《春秋》那样，即“依靠其它事件的史实，来记录过去，为了让人民同时了解同时代的大事”。上面曾引用过的《日耳曼史》的序言的作者感觉出了一个同类的事实情况，那就是德国和华夏分别位于欧洲和亚洲的中心，即“日耳曼国于欧洲中原与华夏国于亚洲中原同”[18]。这里与康有为表达了一个相似的观点。他沿着多数欧洲人甚至北美各国的出现，追溯到日耳曼人的起源，将日耳曼时代同周朝进行了比较，他说：“比之吾国古者，日耳曼人有同成周”[12]。他进行了日耳曼部落在欧洲的支配力量和姬姓在中国周朝的力量对比。他认为，只有在他们的统治下，才能实现政治上的霸权和文化上的繁荣。
然而关于德国历史上的统一和中国有类似的话，是下面的假设：在一段长时间的无数的起伏后，在几世纪的被外国列强的瓜分和压迫而衰落后，德国人终于成功地统一了德国各部，成为一个巨大的强国，不但摆脱了所有外部的干涉，而成为欧洲的支配力量，这是建立在军事力量和经济、技术和文化史无前例的发展上的。这样的一个成功实体是开明的爱国君主统治的结果，他们引进了改革，渐次使专制制度过渡到了君主立宪制。这些信息传达给了那些希望从康氏的文章中有所得的中国读者。尽管在德国和中国之间存在着许多差别，然而必须看到中国走德国历史革新道路的潜在力量。
次要类比
德国和中国属于同类国家这样一个基本假设，使康氏能够从德国的历史上找出各种细节、条件和数字来论证自己的理论。这种类比的例子比比皆是，即所谓日耳曼国的欧洲如英格兰、瑞典、丹麦等，同姬氏家族统治下的春秋各国看起来是很相似的。在春秋时期的宋国可以和意大利相比，秦国可以和俄国相比，齐国可以和法国（因为齐国失去了在中原的支配地位）相比，楚国可以和西班牙相比，在日沙立曼统治下的欧洲的统一可以同周武王和秦始皇所取得的功绩相比。欧洲13世纪的空位期可以说和公元前9世纪中国的共和时代相似。19 世纪普鲁士和奥地利争夺欧洲霸权的斗争也同晋、楚在后周时期无休止的战争相似。在罗马帝国外围客罗多统治下的瑟灵王朝的兴起，与刘渊时的南匈奴的兴起相似。10世纪阿图一世期间将首都从德国土地上迁到罗马，与辽、金、元并存时期的魏文王迁都相似。而阿图一世认同下的罗马帝国，被解释为是日耳曼人进入文明时代的开始和继承东罗马遗产的当然之事。康氏在这里看到了中国南北朝时期将正统遗产转移到了南方有相似之处。
康氏认为在迁都之前，日耳曼人像中国的匈奴人、克尔特人和盎格鲁人分散居住在阿尔卑斯山和萨莫山北边，在那儿他们威胁到了罗马帝国和中国帝国。佛兰克和萨逊的统治者可与南中国的宋、齐、梁、陈各朝相比，东佛兰克国的瓜分如同北魏之分裂成东魏和西魏而为齐、周焉。德国和法国在欧洲为争夺霸权而斗争，如齐、周，既为北朝之正统，而其南有西班牙，又亘古自立国。其西海岛有英，又亘古自立国。其北丹麦、瑞典、挪威、波兰、荷兰、俄国或自臣属而立国，变化不常，而皆能久立坚固，比于吾国，英其高丽欤！
然而有时康氏自己也不得不承认，他试图在历史的对比和类比时也有一定局限性。例如，当他指出欧洲的周边国家像英国和西班牙达到了一个很高的发展水平，而且相互之间制造了战争。为了比较，无论是高丽和安南与中国文化很接近的亚洲国家，还是日本都不争中原之牛耳。因此，他以一种几乎失望的口气评论道：“故无得而比焉”，“惟此之与十六国相类”。对这样一个类比，康氏接着写道：“然十六国之为日甚短，与彼千年之立国不同，无得而譬焉”[13]。尽管佛兰克国的被瓜分和北魏的分裂属于同类，但有一点应该考虑进去，康有为认为，日耳曼人是与法国非常不相同的，因为他控制了一个更大的国家，包括几个属国，并被罗马皇帝授予了王冠。英格兰以一个岛国面貌出现成为一个周边国家，但是它在军事上是很强大的，几乎和法国发生了一样多的战争，它的活动只可以和耶律楚材的燕云十六州的军事占领一样进行比较。但对这样一个类比，康氏再次指出，似乎只有以进化论的角度来看才有可比性，因为在实质上两者的现象都是非常不同的。就西班牙和安南发展比较而言，康氏也注意到，西班牙在最伟大的时期，曾统治了一个有很大边界的国家，甚至同罗马进行竞争，它的地理位置也是“与吾国不类”[14]。
从这些评论可以看出，康氏自己已经认识到了他的历史性类比只涉及到了表层现象而未能触及实质上的不同和不相似。从欧洲的历史发展和中国的历史发展中，康氏看到了不同，如实际上在春秋后的中国，被征服国的封建君主变成了征服国的统治阶级之一，考虑到国家中央集权的利益，在边境地区未开化的野蛮人也被要求改变他们的统治者及制度。但是不像中国，欧洲似乎没有如此明智仍让被征服国存在，阻碍了统一大业[15]。
当康氏在文章中分析这各种镜子类比的作用时，发现一些观点。首先，不论是按年代先后的原则，还是社会经济发展的不同阶段都不起任何作用。现代社会的大事可以自由地与古代的任何时间相比。第二，类比的例子经常涉及到春秋时期，因为康氏明显地将这一段视为一关键时代，造成这种现象是因为孔子早在他的《春秋》中推出了传统中国历史传记的基本原则。第三，越接近现代，康氏越少使用了具体的类比，对两国历史发展更多关心的不是相似点，而是不同点。他看出在欧洲的封建制度的不统一及战争与在中国的中央集权及和平的不同：欧洲经济、政治上的进步和中国的停滞不前。这种态度是非常可以理解的，由于康氏只简单地想到了显示德国在现代所选的不同路线来实现富裕和强大，而中国仍然不得不尾随德国的例子左右摆动。
相关的思考和同类的概念
在大量的文章中，现代作家摆出许多康氏的类比，从一个学者的立场上看是站不住脚的，并表示康氏用这种类比惟一目的只是为了让一个对中国读者陌生的题目变得更熟悉，使简单的文章更有可读性。但是这种结论似乎是不完全的，因为它对类比方法还没有充分认识到在中国的历史传记的传统中与同类关键概念的联系[16]。
Joseph Needham 在参考了传统的联系或有关系的并列的思考后表示：“象征性的相关或相符都是一个巨大模式的组成部分。事物不是必须按一定方式行为的，因为有其他事物次要的欣慰或推动。但是因为出于不断运动循环的宇宙中，它们的位置便是被赋予内在的属性，使得属性不可避免地为它们服务。它们就是对外依靠在整个世界有机体的组成部分上的。不像因果论那样，宇宙的事物和事件有体系地形成一定的结构，从而使得各部分的所有相互影响有条件发生。为了代替单纯评述的现象，中国古人记录了变化的各个方面。如果两个方面似乎能联系起来，他不是通过一种原因关系的方式，而像事物的正反进行配对，或者用《易经》所用的暗喻法，象回声和声音，阴影和光一样”。这样思考的结果就是，如果事物不是与原因而是与其它一方面联系的，它们被认为是属于同一类的事物，因此相互之间是相互共鸣或互补的。
Krol是一位对司马迁进行专题研究的出色作者，他把“类”这个术语解释为在联系性思维中的基本概念。他研究了所谓的“类”的思考对司马迁及其《史记》的影响。
在联系性思维中，事物属于同类，如果它在任何一方面有相似或在联系方式上相似的话。因此像Krol指出的那样，甚至那些从因果角度看有实质性的不同也可被视为同类。Krol引用了汉早期杜钦在他对《春秋》的集注中曾表达的这样一个观点，权利由天子移交到了仆人或下等人的手里，丈夫被妻子虐待，甚至像野蛮的侵略，一位官员或儿子反过来对抗统治者或父亲那样不同的事都可以导致地震和日蚀，因此仍被孔子归为同类[28]。
Krol进一步说明，这种同类的观念在司马迁的“和谐体制”中以及汉时期同类的联系事物中都持续扮演了一个重要的角色。这就对《史记》有很大的影响。在《史记》中司马迁不只一次强调这样一个观点，同类事物相互包容。在第61卷，他从《易经》引用了这样一个短语：“同明同照，同类相求。”或者“云从龙，风从虎，圣人作而万物睹”。董仲舒也曾表明过同样的观点：“善言天者必有徵于人，善言古者必有验于今”[18]。
首先，司马迁把同一族名的人视为同类。这些人有同样的道德和雄心。这种同类的人格种类在《本纪》中有描述，在《世家》中也有，同时在一些传记的篇章中也可找到。然而，不同族名因他们的德行或在社会中的作用和活动而相连的人也可被视为同类[31]。我们可以在《列传》（如第65卷，第76卷）中找到这第二种同类。在文集中，有关系、没关系的人出在一篇或同一卷中，是因为他们做同样的事，有同样的行为。正如Krol指出的那样，甚至《史记》其它篇章里（如第5～6卷，第8～12卷，第53～54卷，第55～57卷，第69～70卷，第87～88 卷）都有此类现象。总的说来，大体考虑到了编年体的原则，但第119 卷《循使列传》和122卷《酷吏列传》打破了这样一个规则， 我们可以发现生活在不同时代且不同族名的人被归在一类[32]。最后，甚至在一个只写个人传记的独立篇章，我们也可以发现司马迁在写自己眼中的英雄人物时参考了其他同类的人[33]。对司马迁而言，同类就意味着为同样的事业而奋斗，就像在汉朝早期英高所说的那样：“那些有相同恨的人会相互帮助，有相同喜好的人会紧密团结在一起，有同样感觉的人会互相完善，有同样欲望的人会相互督促，有相同利益的人会相互残杀”[34]。
结论
人们可以从这一小段对司马迁的中肯详细的评述中，看出在一定程度上人类的事物、行动和事件的结合，是传统历史传记的基本元素。这种现象来自于联系性思维本身的结构，也来自于由孔子立下的历史传记的总原则。根据后者，历史和历史性的作品都被要求教育人们，并引导他们进行正确的行为规范。但是要达到这样的效果只有让人们知道哪些行为是符合种族标准的，而哪些人及其行为是没有达到标准的，这样就有必要对他们进行归类。这种分类归纳不需要对历史环境以及相关人和事件的环境有一个综合性的分析，而惟一需要的是历史学家建立一个种族的政治标准。
如果我们仍然保持同类概念的传统作用，那么这就会变得显而易见，为什么从简单的靠历史学家的假设，德国和中国就可以分享相同的奋斗、繁荣、力量、独立和支配，康氏试图将两个国家的历史归为同类。在同样的基础上，在一定程度上各组成部分相互促进、相互吸引。这种吸引的种类也很可能在1919年凡尔赛之后，当一些中国人开始谈论或分享着德国和中国作为同盟的战败国的命运，这就是同类，这便忽视了各部分之间次要的不同及发展上的特点，把注意力集中在那些可以被历史学家形成一幅对比图表的各层面上。在关于德国历史的文章里，同类的概念扮演了一个关键的角色。这个概念是大规模对比的基础，似乎这一概念能使他将类比上升到镜子规模，甚至为有形的事物考虑到非实际方面，这种类比方法的运用不仅目的在于使文章更有可读性，而且用分类法证实，强调其基本的前提条件是整个比较性文章的特点。
由于身处过渡时期，从传统到现代的历史传记的转轨刚刚开始，康氏的历史性作品不可避免地有两者的痕迹。他关于德国历史的文章明确地显示了这种过渡时期的复杂和矛盾，这种传统的方法甚至反映在关于中国以外的历史事件的作品中，然而康氏文章的形式和方式却已经变成新式的了。
收稿日期：2000-01-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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