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明清史 |
近20年来英美古希腊史研究的若干趋势
晏绍祥
【专题名称】世界史
【专 题 号】K5
【复印期号】2000年07期
【原文出处】《世界历史》(京)2000年02期第80～89页
【作者简介】晏绍祥，在华中师范大学历史系工作。
笔者在学习中曾留意英、美等国近20年来古希腊史研究的情况，撰成此文，意欲对其最近的发展作一简要的回顾和评述。因见闻有限，挂一漏万在所难免。不当之处，请行家们批评指正。
一、考古学的变化与经济史研究重点的转移
近代西欧的古典考古学源自文艺复兴时代的古物收藏，人文主义者们在广泛搜集古典著作的同时，也开始对古典世界的遗迹发生兴趣。17到18世纪，人们探索古典文化的热情进一步高涨，亲自到希腊大陆与爱琴海诸岛考察古迹的日渐增多，一些重要的古典文化遗址如庞贝等先后被发掘。19世纪后期，德、英、美、法等西欧国家先后在雅典建立考古研究院，并在一些重要的古典文明中心如雅典、科林斯等地从事考古发掘活动。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施里曼、伊文斯等人的发掘把希腊远古时代的历史上推了2000年，在西欧及世界引起了轰动。从此以后，古典考古学实际成了对古典文明城市的考古发掘活动。无可否认的是，这种类型的考古学曾经、并且仍然在古代历史研究中发挥着积极作用，不断为古史研究提供新的材料。美国学者在杜拉—欧罗波斯、派罗斯，英国学者在阿尔明那、旧士麦拿、优卑亚等地的考古发掘活动，都曾经引起学术界及西欧社会的广泛重视，给古希腊史研究以重大推动。从派罗斯发掘出来的大量文物、泥版文书已成为研究迈锡尼社会与历史的基本资料；在优卑亚、阿尔明那及旧士麦拿的发掘，大大改变了人们对所谓“黑暗时代”希腊史的认识，默里因此在其《早期希腊》中增加了《优卑亚的贸易与社会》一章，布克尔特在《东方化革命》运用艺术史材料，阐述了公元前8—前7世纪近东文明对希腊文明发展所产生的巨大影响（注：默里：《早期希腊》（Oswyn Murray, Early Greece），伦敦1993年第2版，第69—80页；布克尔特：《东方化革命》（W. Burkert, The Orientalizing Revolution），哈佛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可以相信，随着考古活动的进一步深入，考古发掘仍将为古希腊史提供大量新材料，促使学者们进行新的探索，提出新的假设和观点。
但是，这类考古发掘活动也有很大的局限性。一是它能涉及的范围有限，眼光主要盯在城市中心或宗教圣地上，更广大的农村地区往往被忽视。从古代历史的实际来说，居民主要生活在农村，忽略了农村，等于抛弃了古代人口的大多数，据此所建立的历史图景，显然难以反映真实的历史面貌。另一方面，即使是那些被发掘的古代城市，其真正被发掘的地区也有限，更大片的地区，或者由于人力物力的限制，或者因其位于现代城市之下，只能弃之不顾。由此而提出的结论或看法，必然也是片面的、暂时的，随着新的发掘活动而不断被修正或完全被推翻。二是随着考古学的发展，考古发掘的程序愈来愈精细复杂，既耗时，又费资，造成经费严重不足，制约了新的发掘活动的开展。同时由于经费的限制，大部头、多卷本考古报告的出版及销售也面临许多难以克服的困难（注：斯诺德格拉斯：《希腊和地中海区的考古调查》（A.M. Snodgrass, Archaeological Survey in Greece and theMediterranean Area），（法国）《年鉴》（Annale）第37卷，1982年。）。
正是基于这种认识，学者们开始把眼光投向更广大的农村，广泛开展考古调查，一门新的学科“调查考古学”自70年代以来迅速兴起。它原是美国学者为研究美洲印地安人城市不太发展的文明而创造出来的，后被古典学者接受，并被广泛地应用于古典考古。它的主要方法是选定某一地区，尽可能地收集该地区有关的各种材料如文献、地面实物、定居点遗迹、地质、植被资料，对其从古至今的历史变迁进行综合研究。参加者不仅有考古学家、历史学家等专业古典学者，还有地质、植物学家，其目的是力求在全面研究各种材料的基础上，得出关于某一地区的总体印象，有时还对所选地区内的重点遗址进行有选择的发掘。70年代以来，英、美学者在这方面作出了一些重大努力并已取得显著成果。斯诺德格拉斯在比奥提亚，赖特在尼米亚河谷，詹姆逊在南阿哥立德，凯利在南优卑亚，西普勒在拉哥尼亚等地的考古调查都取得了不同程度的成功，其成果先后出版。这些著作都卷轶浩繁，包含大量新的、有些是在古代文献和考古发掘中难以得到的资料，因而给古希腊史研究以有益的推动（注：在推广调查考古学方面，现任剑桥大学古典考古学教授斯诺德格拉斯是最早进行有关实验的学者之一，也是该方法的积极推广者。有关最近的进展，请参看下列著作：宾特里夫与斯诺德格拉斯：《剑桥—布拉福德对比奥提亚的调查》（J.L. Bintliff & A.M.Snodgrass,The Cambridge/Bradford Boeotian Expedition, the First FourYears ），（英国）《野外考古学杂志》（ Journal of Field Archaeology）第12卷，第123—161页； 詹姆逊：《一个希腊乡村：史前到当代的阿哥立德》（M.H.Jameson, A Greek Countryside: the Southern Argolid from Prehistory to the Present Day），斯坦福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但正如某些学者指出的那样，作为一门新兴的学科，它也不可避免地存在一些不足：一是对调查地点的选择有时并不恰当，事倍而功半；二是未能把调查得来的资料与文献及其他材料有机地结合起来，建立新的、更接近历史真实的图景；三是地表调查不能完全取代考古发掘，有些资料还只能通过发掘古代文明遗迹才能得到（注：阿尔科克和切里：《不惜代价地调查》（S.Alcock & J.Cherry,Survey at any Price），（英国）《古典古代》（Antiquity）第70卷，1996年，第207—211页。）。
尽管如此，考古调查仍然给古希腊史、尤其是早期希腊史和希腊经济史研究以巨大的推动。20世纪初以来有关古代经济性质的争论固然仍未、而且短期内也不可能平息，原始派和现代化派也都各有支持者，但双方争论的焦点已逐渐从城市转向农村，从工商业转向农业。双方大体都承认：古代希腊的经济，从其本质上来说，是农本经济，与近代资本主义完全商品化的经济有着重大或本质的差别，古代居民的大多数是土地所有者，耕地是他们生活的基础和收入的主要来源。双方现在争论的是：古代希腊的农业究竟是商品化程度较高，带有近代色彩的经济，还是传统的、自给自足的糊口经济。以加恩西、加兰特、博福德等为代表的一批学者，大体上坚持原始派的观点，认为古代希腊的农民虽因平民反对贵族斗争的胜利而基本免除了捐税的负担，处境较其他前资本主义阶段社会中的农民为优，中等以上的家庭中可能还储存有一些粮食，且可利用邻里、公社等多种社会渠道应付突发性危机，经济地位相对稳定，但农民进入市场的机会仍极少，且大都是在不得已如饥荒时从市场购买粮食时，才在对自己极为不利的条件下进入市场。农民所从事的生产，从其根本目的来说，仍是为了满足消费需要的简单再生产而不是适应市场需要的扩大再生产（注：加恩西：《希腊罗马世界的饥荒和食品供应》（Peter Garnsey, Famine and Food Supply in the Graeco-Roman World），剑桥大学出版社1988年版；加兰特：《古代希腊的风险与生存》（Thomas Gallant, Risk and Survival in Ancient Greece），斯坦福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博福德：《古代希腊的土地与劳动》（Alison Burford, Land and Labor in Ancient Greece），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以莫里斯、汉逊等为代表的另一批学者认为：迈锡尼文明的崩溃，把农民从迈锡尼时代的宫廷经济中解放出来，使农民成为独立的土地所有者。黑暗时代与古风时期的社会变化，导致希腊独立的家庭农场式农业的兴起。这类农场以精耕细作型的集约化农业为主，其产品面向社会市场。农民经济的独立及巩固是古风时期平民反对贵族斗争胜利及希腊城邦民主兴起的根本条件（注：莫里斯：《〈古代经济〉出版20年后的雅典经济》（Ian Morris, The Athenian Economy Twenty Years after The Ancient Economy），（美国）《古典语文学》（Classical Phiology）1994年，第351—360页；汉逊：《另一批希腊人》（Victor Hanson, The Other Greeks），自由出版社1995年版。）。奥斯邦指出：希腊农民的生产乃是有为而作，并非全为自身消费或盲目生产（注：奥斯邦：《陶瓶，贸易和古风希腊的经济》（R.Osborn, Pots, Trade and the Archaic Greek Economy）， （英国）《古典古代》（Antiquity）1996年，第31—44页。）。 在笔者看来，排除原始派有意压低希腊商品经济发展程度的极端提法不谈，前一类观点应更具说服力。但后者亦不全无根据。正如奥斯丁曾经指出的那样，对希腊人来说，贸易是其文明组成的一部分，希腊的商船很早就出现了，完全把贸易从希腊经济中清除出去，显然不合乎希腊历史的实际（注：奥斯丁：《评〈古代经济中的贸易〉》（M.M.Austin, Reviewon Trade in the Ancient Economy）， （英国）《希腊研究杂志》（Journal of Hellenic Studies）1985年，第209页。）。科德斯瑞和詹姆逊的研究也表明：当希腊陷入孤立状态时，她的经济、文明就衰退，而当其与外界的联系恢复与发展时，其经济也呈现相对的繁荣（注：科德斯瑞：《几何陶时代的希腊》（J.N. Coldstream,Geometric Greece），纽约1977年版；詹姆逊：《一个希腊乡村：史前到当代的阿哥立德》。）。因而如何估价商品生产在希腊经济中的作用，仍是一个有待解决的问题。
与农业史紧密联系的是对希腊农村史的研究，奥斯邦与安德尔在该领域中发挥了重大作用。两者都把注意力放在古代的城乡关系上，强调农村对城市存在与发展的基础地位。安德尔指出：过去人们关注的只是希腊人的文化成就。精美的建筑、优雅的艺术、令人感动的悲剧等，固然让人赞叹，可人们不应忘记：高级文化并不能单独存在，无论是商人、手工业者，还是艺术家、哲学家、诗人，首先都必须有吃的和穿的，而这些在当时只能来自农村。所以他将其书命名为《在卫城之外》。奥斯邦具体揭示了城市对乡村资源如粮食、金钱、石材等原料的利用，并将其与古代的政治生活联系起来考察，声称雅典民主很大程度上仍是富人的民主，因为只有富人有能力既在德莫中保持影响，又可长期居住在政治生活中心雅典城内，从而较好地阐明了雅典政治家多为富人却仍为民主制度的历史现象（注：范·安德尔等：《在卫城之外》（T.H.van Andel,Beyond the Acropolis: a Rural Greek Past）， 斯坦福大学出版社 1987 年版；奥斯邦：《古典风景图》（ Robin Osborn, Classical Landscapes with Figures），伦敦1987年版； 奥斯邦：《德莫斯：古典阿提卡的发现》（ Robin Osborn, Demos: the Discovery of Classical Attika），剑桥1985年版。）。此外，伊萨格尔、汉逊、詹姆逊等也程度不同地参与了希腊农村史的探讨。
考古调查还给希腊城邦史研究以新的推动，在默里主编的论文集《希腊人的城市》中，不少作者都运用了调查考古所得的资料，在里奇等主编的《古代希腊的战争与社会》、《古代世界的城市与农村》中，也有大量论文运用了调查考古的材料分析定居类型、希腊城邦的资源、雅典统一阿提卡的原因等具体问题。我们固然不可能完全赞同他们提出的所有观点，但他们所使用的研究方法及其对史料的解释，不无可资借鉴之处。
二、对雅典的赞美与对斯巴达的批评
在希腊的古典时代，雅典与斯巴达除极短期的合作外，几乎一直处于敌对状态。两大城邦对希腊大陆政治、军事霸权的争夺，构成了希腊政治史的主线。在近代德国史学中，除批判史学的开山祖师尼布尔外，多数学者推崇寡头制的斯巴达，雅典民主常以民众暴政的面貌出现。跨入现代后，整个局面并无大的改观。法西斯专政时期，一小撮御用学者如贝尔夫等人，为适应对外扩张的需要，极力美化斯巴达的军国主义体制，甚至号召德国人要像温泉关的斯巴达人一样，誓死不归，大大败坏了德国古典学的声誉。在英、美、法等国，虽然民主制度建立较早，自由主义传统较浓厚，但对雅典民主全面否定者仍不乏其人。法西斯战败后，面对遍及世界的民族解放运动与西欧的民主化浪潮，御用的德国古典学的影响日渐式微，斯巴达逐渐受到批判，雅典民主则日趋被理想化。在英、美古史学者中，这一趋势表现得更加明显。
在战后英美学者把雅典民主理想化、严厉批判斯巴达的潮流中，琼斯与福热斯特发挥了重要作用。琼斯的专长本是晚期罗马帝国史，但他在古希腊史领域也卓有建树，其《雅典民主》和《斯巴达》至今仍在学术界保持巨大影响，在为雅典民主辩护和批评斯巴达方面，更是起了开风气之先的作用。他指出，斯巴达人在历史上并不比雅典成功，他们在希波战争后迅速丧失了盟邦的信任，让雅典人取得了领导权；在借波斯之助击败雅典后，不到10年便与自己最忠实的盟友底比斯和科林斯闹翻，引起科林斯战争；“大王和约”后，斯巴达到处干涉其他国家内政，招致天怒人怨，其霸权仅维持了20年；在制度上，雅典民主更加人道，对待奴隶较为温和；雅典公民的大多数是小土地所有者，中产阶级及其以上的家庭在政治中发挥着主导作用；雅典的收入主要来自国内，其制度并非依赖于雅典帝国肌体上的寄生虫（注：琼斯：《雅典民主》（A.H.M. Jones, The Athenian Democracy），牛津1957年版；琼斯：《斯巴达》（A.H.M. Jones, Sparta），牛津1967年版。）。福热斯特较琼斯稍晚，著有《斯巴达史》、《希腊民主的兴起》等重要著作。《斯巴达史》不足200页，但叙事简明扼要，观点鲜明。 作者对斯巴达持严厉的批评态度，但更多地从制度及内部政策着眼，认为正是向来被视为稳定典范的斯巴达政府内部的矛盾导致了其对外政策的摇摆，国王、监察官、人民大会及贵族议事会之间始终存在深刻矛盾。反观雅典，在其全体公民的指导下，政治稳定，经济繁荣，文化昌盛，内外政策都较斯巴达人成功（注：福热斯特：《斯巴达史》（W. G. Forrest, A History of Sparta），伦敦1968年版； 福热斯特：《希腊民主的兴起》（W.G. Forrest, The Emergence of Greek Democracy），伦敦1966年版。）。
70年代，把雅典民主理想化和批判斯巴达潮流的代表人物是琼斯的学生、当代西方最有影响的马克思主义古史学家德圣克罗阿。在他的身上，体现了琼斯派观点与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分析方法的结合。早在50年代，他就在其专题论文《雅典帝国的特点》中，指出雅典的统治受到盟邦大多数公民，尤其是相对贫困的公民的支持，在盟邦中挑起暴动的只是少数寡头分子，因为雅典的民主政治不利于富人对贫穷公民的剥削。在其专著《伯罗奔尼撒战争的起源》中，他进一步证明：斯巴达所有制度的核心是镇压黑劳士。伯罗奔尼撒同盟的建立、公餐制等，无不服务于这一根本目的。但雅典民主的兴起与扩张却对斯巴达视为其根本的黑劳士制度形成了严重威胁。自公元前6世纪末以来， 斯巴达一直图谋打败雅典，均未能找到合适的机会。所以伯罗奔尼撒战争，是斯巴达蓄意以科西拉争端、麦加拉法令等作为借口挑起的。伯里克利指导下的雅典一直试图避免战争，所采用的也是纯粹防御战略，不可能成为发动战争的罪魁（注：德圣克罗阿：《雅典帝国的特点》（G. E. M. de Ste Croix,The Characters of Athenian Empire）， （德国）《历史》（Historia）1954—1955年，第1—41页； 德圣克罗阿：《伯罗奔尼撒战争的起源》（ G. E. M. de Ste Croix, The Origins of the Peloponnesian War），伦敦1972年版。）。
与德圣克罗阿观点较为接近的还有芬利、梅格斯等人。芬利的《斯巴达》指出：斯巴达制度的理想与历史实际之间存在很大的差距，它的制度本是为战争而建立的，但恰恰是在战争中，其制度上的缺陷暴露无遗，结果是成功的战争摧毁了以战争为目的建立起来的斯巴达制度与国家（注：芬利：《历史的使用和滥用》（M.I. Finley, Use and Abuseof History），伦敦1990年版，第161—177页。）。在为雅典民主辩护方面，芬利也不比琼斯和德圣克罗阿逊色。他借用雅典直接民主的实例，批评了当代政治学中的保守思潮，为雅典人创造的政治参与体制大唱赞美诗。在这同时，芬利并不讳言雅典的缺陷，尤其是在有关雅典帝国的评价问题上，芬利和梅格斯发生了激烈的争论。梅格斯的专著《雅典帝国》宣称：雅典人是应盟邦之请而出任盟主的。作为盟主，她打败波斯、清剿海盗、奖掖学术和文化，并未滥用盟邦贡金，其相当大的一部分收入通过水手工资的形式又被返还给盟邦。芬利则认为，雅典帝国初建时，确实受到了盟邦的欢迎，而且雅典还保卫希腊免受波斯威胁，其所收的贡金也不是十分沉重，不足以成为盟邦的严重负担。但这并不排除雅典也从盟邦得到了各种有形无形的好处，特别是其上层分子借机在盟邦占有包括土地在内的各种形式的财产。而雅典征收贡金的行为，不管其是轻是重都是剥削，引起盟邦的反感也是事实（注：芬利：《古代和现代的民主》（M.I. Finley, Democracy Ancient and Modern），伦敦1973年版；芬利：《5 世纪的雅典帝国》（M.I. Finley, TheFifth-Century Athenian Empire），见加恩西等编：《古代世界的帝国主义》（P.D.A. Garnsey etal,Imperialism in the Ancient World），剑桥1978年版，第103—126 页； 梅格斯：《雅典帝国》（ Russell Meiggs, Athenian Empire），牛津1972年版。）。
80年代、尤其是90年代以来，西方史学界批评斯巴达、美化雅典的倾向日趋明显。为了纪念雅典民主诞生2500周年，英美古史学界举行了不少学术讨论会，并出版了一批论文集，相当一部分学者有把雅典民主理想化的倾向，显例是库马理德斯主编的《好主意》和欧班主编的《雅典政治思想与美国民主的重建》，两书的作者中都有不少大名鼎鼎的学者，观点也不完全一致，但在尽力拔高雅典民主对当代社会的借鉴意义方面却几乎是共同的（注：库马里德斯：《好主意》（J. Koumoulides, The Good Idea），纽约1995年版； 欧班：《雅典政治思想与美国民主的重建》（J.Peter Euben, Athenian Political Thought and theReconstruction of American Democracy），康奈尔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在80年代以来所出版的大批希腊史专著中，有关雅典民主的著作占了相当大的份量。它们大体上可被分为两类：一类较为重视制度，如奥斯瓦尔德的《从人民主权到法律的政治》、圣克来尔的《雅典的民主和参与》等。前者的著作实是其《诺莫斯和雅典民主的开端》的续编，综合运用了历史文献、碑铭与考古材料，阐述雅典人民主权自克里斯提尼改革以后逐步扩及对社会、宗教的控制，终至厄菲阿尔特改革达到其顶峰，后渐遇寡头派反对。民主派为适应形势变化，调整政策，至公元前5世纪末终于确立起法律的统治地位的过程，展示了公元前5世纪雅典社会、政治发展的广阔画面。圣克来尔着重从制度上分析了雅典民众参与政治的各种渠道、影响政策的途径、领袖与公民的关系等，认为雅典民主作为一种参与制度，虽有对领袖较为严厉的一面，仍是一种优良的参与体制（注：奥斯瓦尔德：《从人民主权到法律的统治》（ M. Ostwald, From Popular Sovereignty to the Sovereignty of Lau），柏克利1986年版；圣克来尔：《雅典的民主与参与》（R. Sinclair, Democracy and Participation in Athens），剑桥1988年版。）。 另一类可称为实质派，其代表人物有芬利、戴维斯、奥斯邦、奥贝尔等。芬利提醒人们在研究雅典民主时不要落入制度史的陷井，因为无论谁是执政官或将军，对政治具有影响力的总是那些特定的人物，制度并不是一切。他反对把伯里克利以后的政治家称为“人民领袖”（demagogue），因为在雅典的直接民主体制下，任何政治家或多或少都是“人民领袖”，必须以人民的意志为依归，时刻注意公民情绪的变化，在这个意义上，克里斯提尼、地米斯托克利、克列昂之间并无实质的区别。戴维斯运用人物志（prosopography）的研究方法， 详细研究了在雅典可以被称为有影响的人物的家庭背景，发现在雅典民主中，富人始终是政治舞台上的主角，在公民大会上提出建议的，出任各种主要官职的，大多是富人。奥贝尔利用阿提卡演说家的资料，探讨了公元前4 世纪雅典较其他城邦稳定的原因。在他看来，雅典政治家虽大多是富人，但他们必须服从公民大会的意志，以平民代言人的身份出现。作为国家政策的决定者，平民对领袖享有心理优势，所以雅典虽同样存在财产不均现象，社会与政治却相对稳定（注：芬利：《雅典的人民领袖》（M. I. Finley, Athenian Demagogues），见芬利主编：《古代社会研究》（M.I. Finley, Studies in Ancient Society），伦敦1974年版，第1—25页；戴维斯：《雅典有产家庭》（J.K. Davies, Athenian PropertiedFamilies），牛津1971年版；奥贝尔：《雅典民主中的民众与精英》（J. Ober,Mass and Elite in Democratic Athens），普林斯顿1989年版。）。奥斯邦的观点已见前述，不再重复。
在把雅典民主进一步理想化的同时，学者们对斯巴达的批判相应地有所加强，其代表人物是德圣克罗阿的学生、现为剑桥大学高级讲师的卡特里奇。在史观上，作者接近马克思主义，主张用阶级斗争理论解释古代希腊历史，同时又深受琼斯、德圣克罗阿等人学术观点的影响。作为当代西方著名的斯巴达史专家，作者写有《斯巴达与拉哥尼亚》、《亚偈西劳与斯巴达的危机》、《希腊化与罗马的斯巴达》等专著及大量的论文，涉及斯巴达历史的方方面面。他强调说：斯巴达社会制度的根本是黑劳士制度，其社会财富都是黑劳士创造的，正是黑劳士使斯巴达人能脱离生产劳动而成为职业战士，并构成斯巴达强盛的基础，因而斯巴达所有制度及政策的出发点，无不以维护对黑劳士的剥削和压迫为出发点。在斯巴达公民内部存在着严重的财产不均和社会不平等。除黑劳士外，斯巴达有产者还拥有物化奴隶，并剥削他们的劳动。斯巴达的衰落，完全是由于黑劳士的反抗、统治阶级的贪婪、公民队伍的急剧分化、斯巴达愚蠢而又不稳定的对外政策造成的。如果说琼斯和德圣克罗阿对斯巴达的批评更多的还限于理论阐述的话，卡特里奇的研究显然更加深入和彻底，也更具说服力，得到相当大一批学者的支持，使批判斯巴达真正形成潮流。修订版《剑桥古代史》第6 卷就大体接近了卡特里奇的看法。有关作者认为，斯巴达所以在伯罗奔尼撒战争后迅速遇到对其霸权的挑战，关键在于斯巴达的制度不适合于掌握对希腊的领导权；另一学者霍提金森也认为，制度上的缺点是斯巴达公民队伍迅速瓦解的原因之一（注：卡特里奇：《斯巴达与拉哥尼亚》（ P. Cartledge, Sparta and Lakonia, a Regional History），伦敦1979年版；卡特里奇：《亚偈西劳与斯巴达的危机》（P.Cartledge, Agesilaos and the Crisis of Sparta），伦敦1987年版；卡特里奇和斯帕福斯：《希腊化与罗马的斯巴达》（P.Cartledge & J.Spawforth, Hellenisticand Roman Sparta），伦敦1989年版；刘易斯等主编：《剑桥古代史》（D.M. Lewis, J. Boardman, S. Hornblower, The CambridgeAncient History）第6卷，剑桥1994年版，第24—32页；霍提金森：《战争、财富与斯巴达社会的危机》（S. Hodkinson, Warfare, Wealth,and the Crisis of Spartiate Society）， 载里奇等主编：《古代世界的城市与乡村》（John Rich, City and Country in the Ancient World），伦敦1991年版，第146—176页。）。这股全面批判斯巴达历史的思潮肯定有其偏颇的一面，拉壬比指出：斯巴达的制度固然有缺点，但这并不意味着斯巴达的历史一团漆黑。与其他城邦的物化奴隶相较，黑劳士的处境并不十分糟糕；斯巴达人干涉他邦内政，也不比雅典等更多或更恶劣；批判斯巴达国家的军国主义，不能连斯巴达士兵的纪律性与英勇精神也一概否定（注：拉壬比：《斯巴达的军队》（J. F.Lazenby, The Spartan Army），沃明斯特1985年版。）。可以预料，随着历史研究的深入和人们视野的拓宽，学者们对雅典与斯巴达的评价也将日趋公正与合理。
三、马其顿与希腊化史研究的新趋向
近代以来到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前，欧美关于马其顿的史学，一直处在德国学术的强大影响之下，其研究范围也十分狭窄。腓力二世与亚力山大大帝的事迹，实际上成为马其顿史研究的核心。第二次世界大战后，随着社会历史的发展、考古资料的丰富以及对文献史料的深入开掘，马其顿史研究的面貌发生了巨大变化。
首先是文献史料得到充分的研究，哈蒙德和博斯沃斯在这方面作出了重大贡献。哈蒙德大体代表了战前欧美马其顿史学的传统，对历史文献较为重视，长于训诂考证，笃信古典著作。在他看来，阿里安的《亚力山大远征记》主要利用了托勒密的成果，托勒密的资料又直接来自亚力山大的行军作战日志，因而是最为可信的历史记载。后人所以在有关亚力山大的问题上发生争论，是因为他们希腊语水平不过关，把原文理解错了。现在要做的只是正本清源，弄懂原文的意思（注：哈蒙德：《关于亚力山大大帝的史料》（N.G. L.Hammond,Sources for Alexander the Great），剑桥1993年版。）。 可问题并不像哈蒙德所想的那么简单。博斯沃斯在其名为《从阿里安到亚力山大》、《阿里安亚力山大历史疏证》等著作中，虽然对阿里安一书的史料价值给予高度评价，指出阿里安并不仅仅是个文抄公，除托勒密之外，他还利用了同时代流传的其他类型的史料，与拉丁作家卢福斯等人的著作相比，当然有较多的优点，但其他作家的记载也不无价值。大体说来，阿里安的著作仍为学者们利用的主要文献，其他作家的史料也受到越来越多的重视。博斯沃斯就指出：关于亚力山大的争论，往往就源自阿里安传统与所谓的“通俗”传统之间的矛盾或不一致，“通俗”传统不能被忽视（注：博斯沃斯：《从阿里安到亚力山大》（A.B. Bosworth, From Arrian to Alexander），牛津1988年版； 博斯沃斯：《阿里安亚力山大历史疏证》（A.B.Bosworth,Gommentary on Arrian's History of Alexander），两卷，牛津1980—1995年版。）。
在对马其顿史进行综合研究方面，哈蒙德发挥了重大作用。他曾多次在马其顿从事学术考察，仔细研究过马其顿的山川地理。其最主要的著作为《马其顿史》（其中第二卷与格里非斯、第三卷与沃尔班克合著）。书中关于马其顿自然环境、历史地理的描述，非亲身考察过马其顿者不能为。对早期马其顿史的探讨，更具有填补空白的开创意义。在观点上，哈蒙德更接近20世纪上半期的德国传统。他虽然声称既从希腊人、又从马其顿人的角度来看待腓力二世，但仍把腓力二世严重地理想化了。在哈蒙德的笔下，腓力不仅是军事奇才，更是政治里手。他继承的是一个频于崩溃的国家，但他传给亚力山大的是当时欧洲最强大的国家，并在希腊大陆建立了和平。这就明显拔高了腓力个人的作用。他关于马其顿史的一系列专著也存在同样的倾向（注：哈蒙德：《马其顿史》（N.H.L. Hammond, A History of Macedonia），牛津1972—1988年版；哈蒙德：《马其顿的腓力》（N.G.L. Hammond, Philip of Macedon），伦敦1994年版；哈蒙德：《亚力山大大帝》（N. G. L. Hammond, Alexander the Great），伦敦1980年版；哈蒙德：《马其顿国家》（N.G.L. Hammond, The Macedonian State），伦敦1992年版。）。
但是，战后成长起来的新一代史学家对这种观点不以为然。50至60年代，巴迪安已在一系列论文中从新的角度重评亚力山大，把亚力山大当作一个精于算计、有极强权势欲的政客而不是超人对待（注：巴迪安：《1948年到1967年亚力山大大帝研究综述》（E. Badian, Alexanderthe Great: 1948—1967），《古典世界》（Classical World）1971年，第37—83页。）。70年代，伊利斯力图从马其顿国家的发展史中而不是从腓力个人的角度解释公元前4世纪后期马其顿的崛起， 更多地重视马其顿人在其对外扩张中的作用（注：伊利斯：《腓力二世与马其顿的帝国主义》（J.R.Ellis, Philip Ⅱ and Macedonian Imperialism），伦敦1976年版。）。80年代以来，这种趋势更加明显，新近修订再版的《剑桥古代史》第6卷有关马其顿的章节，均出自伊利斯、 博斯沃斯等新一代学者之手。正如一位评论者所指出的，在他们的笔下，腓力、亚力山大都失去了昔日的神圣光环，更像普通的国王，他们同样会犯许多错误，有着常人都有的嗜好和弱点。由霍恩布劳执笔的该卷结语部分，主要从历史环境而非亚力山大个人的才能、不可理喻的动机来解释亚力山大对波斯的征服及其统治措施。博斯沃斯的《征服与帝国——亚力山大的统治》既写出了亚力山大的精明过人之处，但也揭露出亚力山大残暴和失策的地方，表现得更加客观和公正，也更为符合历史的实际。它们表明：对马其顿历史的理想化已成过去，科学、客观地评价马其顿史的曙光已经出现（注：刘易斯等主编：《剑桥古代史》第6卷，第723页以下； 博斯沃斯：《征服与帝国：亚力山大的统治》（ A. B.Bosworth, Conquest and Empire: the Reign of Alexander theGreat），剑桥1998年版。）。
因马其顿人征服、亚力山大的帝国分裂而形成的希腊化世界，自19世纪上半期德罗伊增开拓性的研究以来，一直是学者们关注的焦点之一。在80年代以前的希腊化史研究中，大体存在两个不同的学派：一派可被称为“有益的帝国主义”理论，其代表人物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后英国最杰出的希腊化史专家塔恩。在其关于希腊化时代的一系列著作中，他几乎赋予希腊化诸国统治者以传播希腊文化、在亚洲广泛建立希腊式城邦的传教士般的使命感。德国学者本格森走得更远，在他的笔下，希腊人在东方的统治是给被统治地区带去文明的善举（注：塔恩和格里非斯：《希腊化文明》（W.W. Tarn & G.T. Griffith, Helllenistic Civilization），伦敦1952年版；本格森：《希腊史》（H.Bengtson, Griechische Geschichte），慕尼黑1960年版。）。另一学派的观点几乎与上述看法相反，主要由法国及部分英美学者组成。在他们看来，希腊—马其顿人对被征服地区的统治是殖民和剥削，希腊人与土著居民之间是统治与被统治、剥削与被剥削的关系，二者之间存在的只有敌意而无亲善。法国学者威尔的名作《希腊化世界政治史》把统治者未能恰当地处理征服者和原有居民之间的关系当作塞琉古王国崩溃的主要原因；埃迪从宗教史的角度出发，探讨希腊化世界不同地区的祭司对抗希腊人文化与政治统治的方法及目的，指出神化已死去的国王的做法正是出于反抗现实统治者的策略需要（注：威尔：《希腊化世界政治史》（E. Will, HIstoire politique du monde hellenistique），南锡1966—1967年版；普雷奥：《希腊化世界：希腊与东方，公元前323—146年》（Claire Preaux, Le monde hellenistique: a grece et l'orient,323—146 av J.-C.），巴黎1978年版；埃迪：《国王死了》（S. K.Eddy, The King Is Dead），林肯，内布拉斯加1961年版。）。两者相较，后一种看法显然更合乎历史的实际。但二者的共同点是：双方都使用希腊人所提供的史料，从希腊人而非被征服者角度看问题。
80年代，准确地说是80年代中期以来，近东古代史学者陆续加入希腊化史研究队伍，成为希腊化史研究中的一支新军。他们熟悉近东文化传统，精通赫梯、亚述文字，可以直接利用楔形文字泥版文书的材料，因而至少在材料的开掘上较前人更加深入和广泛。同时，一些长期从事希腊罗马史研究的学者也转变了观点。他们与近东古代史学者合作，给希腊化史研究注入了新的活力。这一新学派的代表人物有沃尔班克、库尔特、谢尔曼—怀特等人。沃尔班克指出：所谓统一的希腊化文化并不存在。被征服地区确有部分上层分子接受希腊文化，希腊人在亚洲建立的城市也确实是希腊文化的中心，但仅此而已。更广大的地区，尤其是农村，仍然保持着原有的文化传统（注：沃尔班克：《希腊化世界》（F.W.Walbank, The Hellenistic World），伦敦1992年版。）。库尔特和谢尔曼—怀特都是近东古代史专家，在她们主编的论文集《希腊主义在东方》中，她们呼吁改变从希腊、罗马人的角度看近东历史的做法，更多地注意近东自身的传统、特别是阿黑门尼德帝国传统在希腊化时代的影响；在使用资料时，应更多地注意近东本地的编年史。她们虽然承认近东在塞琉古帝国时有某种程度的希腊化，但认为那不过是为了适应统治者的需要。1993年，她们合著的《从萨马尔罕到萨尔迪斯》出版。该书再度批评了希腊化时代的统治者有传播希腊文化使命感的论调，指出国王们的统治虽有赖于当地上层分子的支持，其政策带有扩大希腊文化影响的色彩，但并不意味着统治者们的主观愿望如此。事实是塞琉古王国所任用的官员更多的是亚洲土著（注：库尔特和谢尔曼—怀特：《希腊主义在东方》（A. Kuhrt & S. Sherwin-White, Hellenism in the East），伦敦1987年版；库尔特和谢尔曼—怀特：《从撒马尔罕到萨尔迪斯》（A. Kuhrt & S. Sherwin-White, From Samarhand to Sardis），伦敦1993年版。）。米拉在他关于希腊化时代近东希腊化的一篇论文中，强调在罗马人征服前，叙利亚的希腊化程度十分有限，仅限于若干中心城市（注：见库尔特和谢尔曼—怀特：《希腊主义在东方》中米拉的论文。）。叙利亚本是塞琉古王朝统治的中心地区，如果米拉的结论能够成立，将大大改变希腊化史的面貌。刘易斯的观点与米拉类似，他认为，在希腊化时代的埃及，土著居民始终未能与希腊人融合。希腊人可以占据官位，控制商业，但是在更广大的地区仍然是埃及文化占统治地位。托勒密诸王的二重功能——希腊的与埃及的，就反映了两种文化并存而不融合的状态，其末代君主克娄巴特拉和恺撒的尼罗河之旅清楚地说明：越向内地深入，希腊文化的影响就越加微弱（注：刘易斯：《托勒密埃及的希腊人》（N. Lewis, Greeks in Ptolemaic Egypt），牛津1986年版。）。
上述看法表明：随着历史研究的逐步深入，学者们对希腊化史的认识更加全面，也更接近历史的真实。另一方面，由于缺乏唯物史观的指导，他们对社会结构、社会性质、奴隶制在希腊化世界中的作用等重视不够，这些领域尚有待马克思主义的古史学家去填补。
纵观20年来英、美等国的古史研究，有两点表现十分突出：一是研究领域的拓宽，一是理论与方法的多样化。在经济史研究中，原来不受重视的农业与农村成为新的热点。在雅典民主与斯巴达史研究中，政治参与、精英与群众的关系、政治的具体运作、社会结构、财富在社会不同阶层间的分布等得到较具体的分析和阐述，人们不再满足于笼统的、表面的印象，而更多地注意到具体而微的史实。此外，一些在希腊世界曾发挥重要作用但在以前未得到深入研究的城邦如科林斯、迈加拉、厄吉那、萨莫斯等，近年来也得到学者们的充分重视，有人还为其写出了专史（注：据笔者初步了解，目前已出版的有科林斯、迈加拉、西库昂、阿哥斯、萨莫斯、底比斯、厄吉那、克里特、色撒利、西西里等邦或地区的断代史与专史。）。以雅典、斯巴达为中心的希腊史格局正在被更全面反映希腊各邦历史的图景所代替，一向被视为以工商业立国的希腊经济史模式也正逐步让位于更接近实际的农本经济模式。在方法上，传统的训诂考证虽仍占统治地位，但人们现在更多地注意新的理论和方法，致力于把新理论、新方法与传统的训诂考证相结合，给古代希腊史研究以积极的推动，马克思主义影响的日趋扩大是其最明显的反映。德圣克罗阿、卡特里奇等人，都是既有理论的建树，又有深厚史料功底的马克思主义学者。其他学者如奥斯丁、芬利等，也都在保持传统方法的同时，广泛借用了人类学、经济学的成果与方法，使他们的著作不同凡响。但在这一片繁荣之中，我们也发现西方的古希腊史研究存在一些问题，较突出的是专业研究人员与普通读者之间的差距日益拉大，使二者之间的交流变得越来越困难。芬利曾清楚地意识到这一点，并为此作出了努力，但效果并不理想（注：见芬利：《古代希腊的经济与社会》（M.I. Finley, Economy and Society in Ancient Greece），伦敦1981年版。编者B.D. Shaw专门写了一篇导论，介绍芬利的生平及治学，另请参看王敦书、周爱萍：《一代古史名家M.I.芬利和他的史学方法》，《史学理论》1988年第3期。）。长此以往， 将给古史研究带来不利影响。其次是部分学者沉溺于微观考据而忽略了宏观把握，专业化的同时出现了历史学的碎化，以至于把史学变成了考据学。最后是某些学者在借鉴新理论、新模式时，生吞活剥，未经改造便拿到古史领域滥用，得出一些让人莫名其妙、甚至违背历史真实的结论，暴露了他们因缺乏科学理论，尤其是历史唯物论指导而固有的缺陷。在这方面，中国的古史学家们仍是大有可为的。
【专 题 号】K5
【复印期号】2000年07期
【原文出处】《世界历史》(京)2000年02期第80～89页
【作者简介】晏绍祥，在华中师范大学历史系工作。
一、考古学的变化与经济史研究重点的转移
近代西欧的古典考古学源自文艺复兴时代的古物收藏，人文主义者们在广泛搜集古典著作的同时，也开始对古典世界的遗迹发生兴趣。17到18世纪，人们探索古典文化的热情进一步高涨，亲自到希腊大陆与爱琴海诸岛考察古迹的日渐增多，一些重要的古典文化遗址如庞贝等先后被发掘。19世纪后期，德、英、美、法等西欧国家先后在雅典建立考古研究院，并在一些重要的古典文明中心如雅典、科林斯等地从事考古发掘活动。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施里曼、伊文斯等人的发掘把希腊远古时代的历史上推了2000年，在西欧及世界引起了轰动。从此以后，古典考古学实际成了对古典文明城市的考古发掘活动。无可否认的是，这种类型的考古学曾经、并且仍然在古代历史研究中发挥着积极作用，不断为古史研究提供新的材料。美国学者在杜拉—欧罗波斯、派罗斯，英国学者在阿尔明那、旧士麦拿、优卑亚等地的考古发掘活动，都曾经引起学术界及西欧社会的广泛重视，给古希腊史研究以重大推动。从派罗斯发掘出来的大量文物、泥版文书已成为研究迈锡尼社会与历史的基本资料；在优卑亚、阿尔明那及旧士麦拿的发掘，大大改变了人们对所谓“黑暗时代”希腊史的认识，默里因此在其《早期希腊》中增加了《优卑亚的贸易与社会》一章，布克尔特在《东方化革命》运用艺术史材料，阐述了公元前8—前7世纪近东文明对希腊文明发展所产生的巨大影响（注：默里：《早期希腊》（Oswyn Murray, Early Greece），伦敦1993年第2版，第69—80页；布克尔特：《东方化革命》（W. Burkert, The Orientalizing Revolution），哈佛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可以相信，随着考古活动的进一步深入，考古发掘仍将为古希腊史提供大量新材料，促使学者们进行新的探索，提出新的假设和观点。
但是，这类考古发掘活动也有很大的局限性。一是它能涉及的范围有限，眼光主要盯在城市中心或宗教圣地上，更广大的农村地区往往被忽视。从古代历史的实际来说，居民主要生活在农村，忽略了农村，等于抛弃了古代人口的大多数，据此所建立的历史图景，显然难以反映真实的历史面貌。另一方面，即使是那些被发掘的古代城市，其真正被发掘的地区也有限，更大片的地区，或者由于人力物力的限制，或者因其位于现代城市之下，只能弃之不顾。由此而提出的结论或看法，必然也是片面的、暂时的，随着新的发掘活动而不断被修正或完全被推翻。二是随着考古学的发展，考古发掘的程序愈来愈精细复杂，既耗时，又费资，造成经费严重不足，制约了新的发掘活动的开展。同时由于经费的限制，大部头、多卷本考古报告的出版及销售也面临许多难以克服的困难（注：斯诺德格拉斯：《希腊和地中海区的考古调查》（A.M. Snodgrass, Archaeological Survey in Greece and theMediterranean Area），（法国）《年鉴》（Annale）第37卷，1982年。）。
正是基于这种认识，学者们开始把眼光投向更广大的农村，广泛开展考古调查，一门新的学科“调查考古学”自70年代以来迅速兴起。它原是美国学者为研究美洲印地安人城市不太发展的文明而创造出来的，后被古典学者接受，并被广泛地应用于古典考古。它的主要方法是选定某一地区，尽可能地收集该地区有关的各种材料如文献、地面实物、定居点遗迹、地质、植被资料，对其从古至今的历史变迁进行综合研究。参加者不仅有考古学家、历史学家等专业古典学者，还有地质、植物学家，其目的是力求在全面研究各种材料的基础上，得出关于某一地区的总体印象，有时还对所选地区内的重点遗址进行有选择的发掘。70年代以来，英、美学者在这方面作出了一些重大努力并已取得显著成果。斯诺德格拉斯在比奥提亚，赖特在尼米亚河谷，詹姆逊在南阿哥立德，凯利在南优卑亚，西普勒在拉哥尼亚等地的考古调查都取得了不同程度的成功，其成果先后出版。这些著作都卷轶浩繁，包含大量新的、有些是在古代文献和考古发掘中难以得到的资料，因而给古希腊史研究以有益的推动（注：在推广调查考古学方面，现任剑桥大学古典考古学教授斯诺德格拉斯是最早进行有关实验的学者之一，也是该方法的积极推广者。有关最近的进展，请参看下列著作：宾特里夫与斯诺德格拉斯：《剑桥—布拉福德对比奥提亚的调查》（J.L. Bintliff & A.M.Snodgrass,The Cambridge/Bradford Boeotian Expedition, the First FourYears ），（英国）《野外考古学杂志》（ Journal of Field Archaeology）第12卷，第123—161页； 詹姆逊：《一个希腊乡村：史前到当代的阿哥立德》（M.H.Jameson, A Greek Countryside: the Southern Argolid from Prehistory to the Present Day），斯坦福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但正如某些学者指出的那样，作为一门新兴的学科，它也不可避免地存在一些不足：一是对调查地点的选择有时并不恰当，事倍而功半；二是未能把调查得来的资料与文献及其他材料有机地结合起来，建立新的、更接近历史真实的图景；三是地表调查不能完全取代考古发掘，有些资料还只能通过发掘古代文明遗迹才能得到（注：阿尔科克和切里：《不惜代价地调查》（S.Alcock & J.Cherry,Survey at any Price），（英国）《古典古代》（Antiquity）第70卷，1996年，第207—211页。）。
尽管如此，考古调查仍然给古希腊史、尤其是早期希腊史和希腊经济史研究以巨大的推动。20世纪初以来有关古代经济性质的争论固然仍未、而且短期内也不可能平息，原始派和现代化派也都各有支持者，但双方争论的焦点已逐渐从城市转向农村，从工商业转向农业。双方大体都承认：古代希腊的经济，从其本质上来说，是农本经济，与近代资本主义完全商品化的经济有着重大或本质的差别，古代居民的大多数是土地所有者，耕地是他们生活的基础和收入的主要来源。双方现在争论的是：古代希腊的农业究竟是商品化程度较高，带有近代色彩的经济，还是传统的、自给自足的糊口经济。以加恩西、加兰特、博福德等为代表的一批学者，大体上坚持原始派的观点，认为古代希腊的农民虽因平民反对贵族斗争的胜利而基本免除了捐税的负担，处境较其他前资本主义阶段社会中的农民为优，中等以上的家庭中可能还储存有一些粮食，且可利用邻里、公社等多种社会渠道应付突发性危机，经济地位相对稳定，但农民进入市场的机会仍极少，且大都是在不得已如饥荒时从市场购买粮食时，才在对自己极为不利的条件下进入市场。农民所从事的生产，从其根本目的来说，仍是为了满足消费需要的简单再生产而不是适应市场需要的扩大再生产（注：加恩西：《希腊罗马世界的饥荒和食品供应》（Peter Garnsey, Famine and Food Supply in the Graeco-Roman World），剑桥大学出版社1988年版；加兰特：《古代希腊的风险与生存》（Thomas Gallant, Risk and Survival in Ancient Greece），斯坦福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博福德：《古代希腊的土地与劳动》（Alison Burford, Land and Labor in Ancient Greece），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以莫里斯、汉逊等为代表的另一批学者认为：迈锡尼文明的崩溃，把农民从迈锡尼时代的宫廷经济中解放出来，使农民成为独立的土地所有者。黑暗时代与古风时期的社会变化，导致希腊独立的家庭农场式农业的兴起。这类农场以精耕细作型的集约化农业为主，其产品面向社会市场。农民经济的独立及巩固是古风时期平民反对贵族斗争胜利及希腊城邦民主兴起的根本条件（注：莫里斯：《〈古代经济〉出版20年后的雅典经济》（Ian Morris, The Athenian Economy Twenty Years after The Ancient Economy），（美国）《古典语文学》（Classical Phiology）1994年，第351—360页；汉逊：《另一批希腊人》（Victor Hanson, The Other Greeks），自由出版社1995年版。）。奥斯邦指出：希腊农民的生产乃是有为而作，并非全为自身消费或盲目生产（注：奥斯邦：《陶瓶，贸易和古风希腊的经济》（R.Osborn, Pots, Trade and the Archaic Greek Economy）， （英国）《古典古代》（Antiquity）1996年，第31—44页。）。 在笔者看来，排除原始派有意压低希腊商品经济发展程度的极端提法不谈，前一类观点应更具说服力。但后者亦不全无根据。正如奥斯丁曾经指出的那样，对希腊人来说，贸易是其文明组成的一部分，希腊的商船很早就出现了，完全把贸易从希腊经济中清除出去，显然不合乎希腊历史的实际（注：奥斯丁：《评〈古代经济中的贸易〉》（M.M.Austin, Reviewon Trade in the Ancient Economy）， （英国）《希腊研究杂志》（Journal of Hellenic Studies）1985年，第209页。）。科德斯瑞和詹姆逊的研究也表明：当希腊陷入孤立状态时，她的经济、文明就衰退，而当其与外界的联系恢复与发展时，其经济也呈现相对的繁荣（注：科德斯瑞：《几何陶时代的希腊》（J.N. Coldstream,Geometric Greece），纽约1977年版；詹姆逊：《一个希腊乡村：史前到当代的阿哥立德》。）。因而如何估价商品生产在希腊经济中的作用，仍是一个有待解决的问题。
与农业史紧密联系的是对希腊农村史的研究，奥斯邦与安德尔在该领域中发挥了重大作用。两者都把注意力放在古代的城乡关系上，强调农村对城市存在与发展的基础地位。安德尔指出：过去人们关注的只是希腊人的文化成就。精美的建筑、优雅的艺术、令人感动的悲剧等，固然让人赞叹，可人们不应忘记：高级文化并不能单独存在，无论是商人、手工业者，还是艺术家、哲学家、诗人，首先都必须有吃的和穿的，而这些在当时只能来自农村。所以他将其书命名为《在卫城之外》。奥斯邦具体揭示了城市对乡村资源如粮食、金钱、石材等原料的利用，并将其与古代的政治生活联系起来考察，声称雅典民主很大程度上仍是富人的民主，因为只有富人有能力既在德莫中保持影响，又可长期居住在政治生活中心雅典城内，从而较好地阐明了雅典政治家多为富人却仍为民主制度的历史现象（注：范·安德尔等：《在卫城之外》（T.H.van Andel,Beyond the Acropolis: a Rural Greek Past）， 斯坦福大学出版社 1987 年版；奥斯邦：《古典风景图》（ Robin Osborn, Classical Landscapes with Figures），伦敦1987年版； 奥斯邦：《德莫斯：古典阿提卡的发现》（ Robin Osborn, Demos: the Discovery of Classical Attika），剑桥1985年版。）。此外，伊萨格尔、汉逊、詹姆逊等也程度不同地参与了希腊农村史的探讨。
考古调查还给希腊城邦史研究以新的推动，在默里主编的论文集《希腊人的城市》中，不少作者都运用了调查考古所得的资料，在里奇等主编的《古代希腊的战争与社会》、《古代世界的城市与农村》中，也有大量论文运用了调查考古的材料分析定居类型、希腊城邦的资源、雅典统一阿提卡的原因等具体问题。我们固然不可能完全赞同他们提出的所有观点，但他们所使用的研究方法及其对史料的解释，不无可资借鉴之处。
二、对雅典的赞美与对斯巴达的批评
在希腊的古典时代，雅典与斯巴达除极短期的合作外，几乎一直处于敌对状态。两大城邦对希腊大陆政治、军事霸权的争夺，构成了希腊政治史的主线。在近代德国史学中，除批判史学的开山祖师尼布尔外，多数学者推崇寡头制的斯巴达，雅典民主常以民众暴政的面貌出现。跨入现代后，整个局面并无大的改观。法西斯专政时期，一小撮御用学者如贝尔夫等人，为适应对外扩张的需要，极力美化斯巴达的军国主义体制，甚至号召德国人要像温泉关的斯巴达人一样，誓死不归，大大败坏了德国古典学的声誉。在英、美、法等国，虽然民主制度建立较早，自由主义传统较浓厚，但对雅典民主全面否定者仍不乏其人。法西斯战败后，面对遍及世界的民族解放运动与西欧的民主化浪潮，御用的德国古典学的影响日渐式微，斯巴达逐渐受到批判，雅典民主则日趋被理想化。在英、美古史学者中，这一趋势表现得更加明显。
在战后英美学者把雅典民主理想化、严厉批判斯巴达的潮流中，琼斯与福热斯特发挥了重要作用。琼斯的专长本是晚期罗马帝国史，但他在古希腊史领域也卓有建树，其《雅典民主》和《斯巴达》至今仍在学术界保持巨大影响，在为雅典民主辩护和批评斯巴达方面，更是起了开风气之先的作用。他指出，斯巴达人在历史上并不比雅典成功，他们在希波战争后迅速丧失了盟邦的信任，让雅典人取得了领导权；在借波斯之助击败雅典后，不到10年便与自己最忠实的盟友底比斯和科林斯闹翻，引起科林斯战争；“大王和约”后，斯巴达到处干涉其他国家内政，招致天怒人怨，其霸权仅维持了20年；在制度上，雅典民主更加人道，对待奴隶较为温和；雅典公民的大多数是小土地所有者，中产阶级及其以上的家庭在政治中发挥着主导作用；雅典的收入主要来自国内，其制度并非依赖于雅典帝国肌体上的寄生虫（注：琼斯：《雅典民主》（A.H.M. Jones, The Athenian Democracy），牛津1957年版；琼斯：《斯巴达》（A.H.M. Jones, Sparta），牛津1967年版。）。福热斯特较琼斯稍晚，著有《斯巴达史》、《希腊民主的兴起》等重要著作。《斯巴达史》不足200页，但叙事简明扼要，观点鲜明。 作者对斯巴达持严厉的批评态度，但更多地从制度及内部政策着眼，认为正是向来被视为稳定典范的斯巴达政府内部的矛盾导致了其对外政策的摇摆，国王、监察官、人民大会及贵族议事会之间始终存在深刻矛盾。反观雅典，在其全体公民的指导下，政治稳定，经济繁荣，文化昌盛，内外政策都较斯巴达人成功（注：福热斯特：《斯巴达史》（W. G. Forrest, A History of Sparta），伦敦1968年版； 福热斯特：《希腊民主的兴起》（W.G. Forrest, The Emergence of Greek Democracy），伦敦1966年版。）。
70年代，把雅典民主理想化和批判斯巴达潮流的代表人物是琼斯的学生、当代西方最有影响的马克思主义古史学家德圣克罗阿。在他的身上，体现了琼斯派观点与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分析方法的结合。早在50年代，他就在其专题论文《雅典帝国的特点》中，指出雅典的统治受到盟邦大多数公民，尤其是相对贫困的公民的支持，在盟邦中挑起暴动的只是少数寡头分子，因为雅典的民主政治不利于富人对贫穷公民的剥削。在其专著《伯罗奔尼撒战争的起源》中，他进一步证明：斯巴达所有制度的核心是镇压黑劳士。伯罗奔尼撒同盟的建立、公餐制等，无不服务于这一根本目的。但雅典民主的兴起与扩张却对斯巴达视为其根本的黑劳士制度形成了严重威胁。自公元前6世纪末以来， 斯巴达一直图谋打败雅典，均未能找到合适的机会。所以伯罗奔尼撒战争，是斯巴达蓄意以科西拉争端、麦加拉法令等作为借口挑起的。伯里克利指导下的雅典一直试图避免战争，所采用的也是纯粹防御战略，不可能成为发动战争的罪魁（注：德圣克罗阿：《雅典帝国的特点》（G. E. M. de Ste Croix,The Characters of Athenian Empire）， （德国）《历史》（Historia）1954—1955年，第1—41页； 德圣克罗阿：《伯罗奔尼撒战争的起源》（ G. E. M. de Ste Croix, The Origins of the Peloponnesian War），伦敦1972年版。）。
与德圣克罗阿观点较为接近的还有芬利、梅格斯等人。芬利的《斯巴达》指出：斯巴达制度的理想与历史实际之间存在很大的差距，它的制度本是为战争而建立的，但恰恰是在战争中，其制度上的缺陷暴露无遗，结果是成功的战争摧毁了以战争为目的建立起来的斯巴达制度与国家（注：芬利：《历史的使用和滥用》（M.I. Finley, Use and Abuseof History），伦敦1990年版，第161—177页。）。在为雅典民主辩护方面，芬利也不比琼斯和德圣克罗阿逊色。他借用雅典直接民主的实例，批评了当代政治学中的保守思潮，为雅典人创造的政治参与体制大唱赞美诗。在这同时，芬利并不讳言雅典的缺陷，尤其是在有关雅典帝国的评价问题上，芬利和梅格斯发生了激烈的争论。梅格斯的专著《雅典帝国》宣称：雅典人是应盟邦之请而出任盟主的。作为盟主，她打败波斯、清剿海盗、奖掖学术和文化，并未滥用盟邦贡金，其相当大的一部分收入通过水手工资的形式又被返还给盟邦。芬利则认为，雅典帝国初建时，确实受到了盟邦的欢迎，而且雅典还保卫希腊免受波斯威胁，其所收的贡金也不是十分沉重，不足以成为盟邦的严重负担。但这并不排除雅典也从盟邦得到了各种有形无形的好处，特别是其上层分子借机在盟邦占有包括土地在内的各种形式的财产。而雅典征收贡金的行为，不管其是轻是重都是剥削，引起盟邦的反感也是事实（注：芬利：《古代和现代的民主》（M.I. Finley, Democracy Ancient and Modern），伦敦1973年版；芬利：《5 世纪的雅典帝国》（M.I. Finley, TheFifth-Century Athenian Empire），见加恩西等编：《古代世界的帝国主义》（P.D.A. Garnsey etal,Imperialism in the Ancient World），剑桥1978年版，第103—126 页； 梅格斯：《雅典帝国》（ Russell Meiggs, Athenian Empire），牛津1972年版。）。
80年代、尤其是90年代以来，西方史学界批评斯巴达、美化雅典的倾向日趋明显。为了纪念雅典民主诞生2500周年，英美古史学界举行了不少学术讨论会，并出版了一批论文集，相当一部分学者有把雅典民主理想化的倾向，显例是库马理德斯主编的《好主意》和欧班主编的《雅典政治思想与美国民主的重建》，两书的作者中都有不少大名鼎鼎的学者，观点也不完全一致，但在尽力拔高雅典民主对当代社会的借鉴意义方面却几乎是共同的（注：库马里德斯：《好主意》（J. Koumoulides, The Good Idea），纽约1995年版； 欧班：《雅典政治思想与美国民主的重建》（J.Peter Euben, Athenian Political Thought and theReconstruction of American Democracy），康奈尔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在80年代以来所出版的大批希腊史专著中，有关雅典民主的著作占了相当大的份量。它们大体上可被分为两类：一类较为重视制度，如奥斯瓦尔德的《从人民主权到法律的政治》、圣克来尔的《雅典的民主和参与》等。前者的著作实是其《诺莫斯和雅典民主的开端》的续编，综合运用了历史文献、碑铭与考古材料，阐述雅典人民主权自克里斯提尼改革以后逐步扩及对社会、宗教的控制，终至厄菲阿尔特改革达到其顶峰，后渐遇寡头派反对。民主派为适应形势变化，调整政策，至公元前5世纪末终于确立起法律的统治地位的过程，展示了公元前5世纪雅典社会、政治发展的广阔画面。圣克来尔着重从制度上分析了雅典民众参与政治的各种渠道、影响政策的途径、领袖与公民的关系等，认为雅典民主作为一种参与制度，虽有对领袖较为严厉的一面，仍是一种优良的参与体制（注：奥斯瓦尔德：《从人民主权到法律的统治》（ M. Ostwald, From Popular Sovereignty to the Sovereignty of Lau），柏克利1986年版；圣克来尔：《雅典的民主与参与》（R. Sinclair, Democracy and Participation in Athens），剑桥1988年版。）。 另一类可称为实质派，其代表人物有芬利、戴维斯、奥斯邦、奥贝尔等。芬利提醒人们在研究雅典民主时不要落入制度史的陷井，因为无论谁是执政官或将军，对政治具有影响力的总是那些特定的人物，制度并不是一切。他反对把伯里克利以后的政治家称为“人民领袖”（demagogue），因为在雅典的直接民主体制下，任何政治家或多或少都是“人民领袖”，必须以人民的意志为依归，时刻注意公民情绪的变化，在这个意义上，克里斯提尼、地米斯托克利、克列昂之间并无实质的区别。戴维斯运用人物志（prosopography）的研究方法， 详细研究了在雅典可以被称为有影响的人物的家庭背景，发现在雅典民主中，富人始终是政治舞台上的主角，在公民大会上提出建议的，出任各种主要官职的，大多是富人。奥贝尔利用阿提卡演说家的资料，探讨了公元前4 世纪雅典较其他城邦稳定的原因。在他看来，雅典政治家虽大多是富人，但他们必须服从公民大会的意志，以平民代言人的身份出现。作为国家政策的决定者，平民对领袖享有心理优势，所以雅典虽同样存在财产不均现象，社会与政治却相对稳定（注：芬利：《雅典的人民领袖》（M. I. Finley, Athenian Demagogues），见芬利主编：《古代社会研究》（M.I. Finley, Studies in Ancient Society），伦敦1974年版，第1—25页；戴维斯：《雅典有产家庭》（J.K. Davies, Athenian PropertiedFamilies），牛津1971年版；奥贝尔：《雅典民主中的民众与精英》（J. Ober,Mass and Elite in Democratic Athens），普林斯顿1989年版。）。奥斯邦的观点已见前述，不再重复。
在把雅典民主进一步理想化的同时，学者们对斯巴达的批判相应地有所加强，其代表人物是德圣克罗阿的学生、现为剑桥大学高级讲师的卡特里奇。在史观上，作者接近马克思主义，主张用阶级斗争理论解释古代希腊历史，同时又深受琼斯、德圣克罗阿等人学术观点的影响。作为当代西方著名的斯巴达史专家，作者写有《斯巴达与拉哥尼亚》、《亚偈西劳与斯巴达的危机》、《希腊化与罗马的斯巴达》等专著及大量的论文，涉及斯巴达历史的方方面面。他强调说：斯巴达社会制度的根本是黑劳士制度，其社会财富都是黑劳士创造的，正是黑劳士使斯巴达人能脱离生产劳动而成为职业战士，并构成斯巴达强盛的基础，因而斯巴达所有制度及政策的出发点，无不以维护对黑劳士的剥削和压迫为出发点。在斯巴达公民内部存在着严重的财产不均和社会不平等。除黑劳士外，斯巴达有产者还拥有物化奴隶，并剥削他们的劳动。斯巴达的衰落，完全是由于黑劳士的反抗、统治阶级的贪婪、公民队伍的急剧分化、斯巴达愚蠢而又不稳定的对外政策造成的。如果说琼斯和德圣克罗阿对斯巴达的批评更多的还限于理论阐述的话，卡特里奇的研究显然更加深入和彻底，也更具说服力，得到相当大一批学者的支持，使批判斯巴达真正形成潮流。修订版《剑桥古代史》第6 卷就大体接近了卡特里奇的看法。有关作者认为，斯巴达所以在伯罗奔尼撒战争后迅速遇到对其霸权的挑战，关键在于斯巴达的制度不适合于掌握对希腊的领导权；另一学者霍提金森也认为，制度上的缺点是斯巴达公民队伍迅速瓦解的原因之一（注：卡特里奇：《斯巴达与拉哥尼亚》（ P. Cartledge, Sparta and Lakonia, a Regional History），伦敦1979年版；卡特里奇：《亚偈西劳与斯巴达的危机》（P.Cartledge, Agesilaos and the Crisis of Sparta），伦敦1987年版；卡特里奇和斯帕福斯：《希腊化与罗马的斯巴达》（P.Cartledge & J.Spawforth, Hellenisticand Roman Sparta），伦敦1989年版；刘易斯等主编：《剑桥古代史》（D.M. Lewis, J. Boardman, S. Hornblower, The CambridgeAncient History）第6卷，剑桥1994年版，第24—32页；霍提金森：《战争、财富与斯巴达社会的危机》（S. Hodkinson, Warfare, Wealth,and the Crisis of Spartiate Society）， 载里奇等主编：《古代世界的城市与乡村》（John Rich, City and Country in the Ancient World），伦敦1991年版，第146—176页。）。这股全面批判斯巴达历史的思潮肯定有其偏颇的一面，拉壬比指出：斯巴达的制度固然有缺点，但这并不意味着斯巴达的历史一团漆黑。与其他城邦的物化奴隶相较，黑劳士的处境并不十分糟糕；斯巴达人干涉他邦内政，也不比雅典等更多或更恶劣；批判斯巴达国家的军国主义，不能连斯巴达士兵的纪律性与英勇精神也一概否定（注：拉壬比：《斯巴达的军队》（J. F.Lazenby, The Spartan Army），沃明斯特1985年版。）。可以预料，随着历史研究的深入和人们视野的拓宽，学者们对雅典与斯巴达的评价也将日趋公正与合理。
三、马其顿与希腊化史研究的新趋向
近代以来到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前，欧美关于马其顿的史学，一直处在德国学术的强大影响之下，其研究范围也十分狭窄。腓力二世与亚力山大大帝的事迹，实际上成为马其顿史研究的核心。第二次世界大战后，随着社会历史的发展、考古资料的丰富以及对文献史料的深入开掘，马其顿史研究的面貌发生了巨大变化。
首先是文献史料得到充分的研究，哈蒙德和博斯沃斯在这方面作出了重大贡献。哈蒙德大体代表了战前欧美马其顿史学的传统，对历史文献较为重视，长于训诂考证，笃信古典著作。在他看来，阿里安的《亚力山大远征记》主要利用了托勒密的成果，托勒密的资料又直接来自亚力山大的行军作战日志，因而是最为可信的历史记载。后人所以在有关亚力山大的问题上发生争论，是因为他们希腊语水平不过关，把原文理解错了。现在要做的只是正本清源，弄懂原文的意思（注：哈蒙德：《关于亚力山大大帝的史料》（N.G. L.Hammond,Sources for Alexander the Great），剑桥1993年版。）。 可问题并不像哈蒙德所想的那么简单。博斯沃斯在其名为《从阿里安到亚力山大》、《阿里安亚力山大历史疏证》等著作中，虽然对阿里安一书的史料价值给予高度评价，指出阿里安并不仅仅是个文抄公，除托勒密之外，他还利用了同时代流传的其他类型的史料，与拉丁作家卢福斯等人的著作相比，当然有较多的优点，但其他作家的记载也不无价值。大体说来，阿里安的著作仍为学者们利用的主要文献，其他作家的史料也受到越来越多的重视。博斯沃斯就指出：关于亚力山大的争论，往往就源自阿里安传统与所谓的“通俗”传统之间的矛盾或不一致，“通俗”传统不能被忽视（注：博斯沃斯：《从阿里安到亚力山大》（A.B. Bosworth, From Arrian to Alexander），牛津1988年版； 博斯沃斯：《阿里安亚力山大历史疏证》（A.B.Bosworth,Gommentary on Arrian's History of Alexander），两卷，牛津1980—1995年版。）。
在对马其顿史进行综合研究方面，哈蒙德发挥了重大作用。他曾多次在马其顿从事学术考察，仔细研究过马其顿的山川地理。其最主要的著作为《马其顿史》（其中第二卷与格里非斯、第三卷与沃尔班克合著）。书中关于马其顿自然环境、历史地理的描述，非亲身考察过马其顿者不能为。对早期马其顿史的探讨，更具有填补空白的开创意义。在观点上，哈蒙德更接近20世纪上半期的德国传统。他虽然声称既从希腊人、又从马其顿人的角度来看待腓力二世，但仍把腓力二世严重地理想化了。在哈蒙德的笔下，腓力不仅是军事奇才，更是政治里手。他继承的是一个频于崩溃的国家，但他传给亚力山大的是当时欧洲最强大的国家，并在希腊大陆建立了和平。这就明显拔高了腓力个人的作用。他关于马其顿史的一系列专著也存在同样的倾向（注：哈蒙德：《马其顿史》（N.H.L. Hammond, A History of Macedonia），牛津1972—1988年版；哈蒙德：《马其顿的腓力》（N.G.L. Hammond, Philip of Macedon），伦敦1994年版；哈蒙德：《亚力山大大帝》（N. G. L. Hammond, Alexander the Great），伦敦1980年版；哈蒙德：《马其顿国家》（N.G.L. Hammond, The Macedonian State），伦敦1992年版。）。
但是，战后成长起来的新一代史学家对这种观点不以为然。50至60年代，巴迪安已在一系列论文中从新的角度重评亚力山大，把亚力山大当作一个精于算计、有极强权势欲的政客而不是超人对待（注：巴迪安：《1948年到1967年亚力山大大帝研究综述》（E. Badian, Alexanderthe Great: 1948—1967），《古典世界》（Classical World）1971年，第37—83页。）。70年代，伊利斯力图从马其顿国家的发展史中而不是从腓力个人的角度解释公元前4世纪后期马其顿的崛起， 更多地重视马其顿人在其对外扩张中的作用（注：伊利斯：《腓力二世与马其顿的帝国主义》（J.R.Ellis, Philip Ⅱ and Macedonian Imperialism），伦敦1976年版。）。80年代以来，这种趋势更加明显，新近修订再版的《剑桥古代史》第6卷有关马其顿的章节，均出自伊利斯、 博斯沃斯等新一代学者之手。正如一位评论者所指出的，在他们的笔下，腓力、亚力山大都失去了昔日的神圣光环，更像普通的国王，他们同样会犯许多错误，有着常人都有的嗜好和弱点。由霍恩布劳执笔的该卷结语部分，主要从历史环境而非亚力山大个人的才能、不可理喻的动机来解释亚力山大对波斯的征服及其统治措施。博斯沃斯的《征服与帝国——亚力山大的统治》既写出了亚力山大的精明过人之处，但也揭露出亚力山大残暴和失策的地方，表现得更加客观和公正，也更为符合历史的实际。它们表明：对马其顿历史的理想化已成过去，科学、客观地评价马其顿史的曙光已经出现（注：刘易斯等主编：《剑桥古代史》第6卷，第723页以下； 博斯沃斯：《征服与帝国：亚力山大的统治》（ A. B.Bosworth, Conquest and Empire: the Reign of Alexander theGreat），剑桥1998年版。）。
因马其顿人征服、亚力山大的帝国分裂而形成的希腊化世界，自19世纪上半期德罗伊增开拓性的研究以来，一直是学者们关注的焦点之一。在80年代以前的希腊化史研究中，大体存在两个不同的学派：一派可被称为“有益的帝国主义”理论，其代表人物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后英国最杰出的希腊化史专家塔恩。在其关于希腊化时代的一系列著作中，他几乎赋予希腊化诸国统治者以传播希腊文化、在亚洲广泛建立希腊式城邦的传教士般的使命感。德国学者本格森走得更远，在他的笔下，希腊人在东方的统治是给被统治地区带去文明的善举（注：塔恩和格里非斯：《希腊化文明》（W.W. Tarn & G.T. Griffith, Helllenistic Civilization），伦敦1952年版；本格森：《希腊史》（H.Bengtson, Griechische Geschichte），慕尼黑1960年版。）。另一学派的观点几乎与上述看法相反，主要由法国及部分英美学者组成。在他们看来，希腊—马其顿人对被征服地区的统治是殖民和剥削，希腊人与土著居民之间是统治与被统治、剥削与被剥削的关系，二者之间存在的只有敌意而无亲善。法国学者威尔的名作《希腊化世界政治史》把统治者未能恰当地处理征服者和原有居民之间的关系当作塞琉古王国崩溃的主要原因；埃迪从宗教史的角度出发，探讨希腊化世界不同地区的祭司对抗希腊人文化与政治统治的方法及目的，指出神化已死去的国王的做法正是出于反抗现实统治者的策略需要（注：威尔：《希腊化世界政治史》（E. Will, HIstoire politique du monde hellenistique），南锡1966—1967年版；普雷奥：《希腊化世界：希腊与东方，公元前323—146年》（Claire Preaux, Le monde hellenistique: a grece et l'orient,323—146 av J.-C.），巴黎1978年版；埃迪：《国王死了》（S. K.Eddy, The King Is Dead），林肯，内布拉斯加1961年版。）。两者相较，后一种看法显然更合乎历史的实际。但二者的共同点是：双方都使用希腊人所提供的史料，从希腊人而非被征服者角度看问题。
80年代，准确地说是80年代中期以来，近东古代史学者陆续加入希腊化史研究队伍，成为希腊化史研究中的一支新军。他们熟悉近东文化传统，精通赫梯、亚述文字，可以直接利用楔形文字泥版文书的材料，因而至少在材料的开掘上较前人更加深入和广泛。同时，一些长期从事希腊罗马史研究的学者也转变了观点。他们与近东古代史学者合作，给希腊化史研究注入了新的活力。这一新学派的代表人物有沃尔班克、库尔特、谢尔曼—怀特等人。沃尔班克指出：所谓统一的希腊化文化并不存在。被征服地区确有部分上层分子接受希腊文化，希腊人在亚洲建立的城市也确实是希腊文化的中心，但仅此而已。更广大的地区，尤其是农村，仍然保持着原有的文化传统（注：沃尔班克：《希腊化世界》（F.W.Walbank, The Hellenistic World），伦敦1992年版。）。库尔特和谢尔曼—怀特都是近东古代史专家，在她们主编的论文集《希腊主义在东方》中，她们呼吁改变从希腊、罗马人的角度看近东历史的做法，更多地注意近东自身的传统、特别是阿黑门尼德帝国传统在希腊化时代的影响；在使用资料时，应更多地注意近东本地的编年史。她们虽然承认近东在塞琉古帝国时有某种程度的希腊化，但认为那不过是为了适应统治者的需要。1993年，她们合著的《从萨马尔罕到萨尔迪斯》出版。该书再度批评了希腊化时代的统治者有传播希腊文化使命感的论调，指出国王们的统治虽有赖于当地上层分子的支持，其政策带有扩大希腊文化影响的色彩，但并不意味着统治者们的主观愿望如此。事实是塞琉古王国所任用的官员更多的是亚洲土著（注：库尔特和谢尔曼—怀特：《希腊主义在东方》（A. Kuhrt & S. Sherwin-White, Hellenism in the East），伦敦1987年版；库尔特和谢尔曼—怀特：《从撒马尔罕到萨尔迪斯》（A. Kuhrt & S. Sherwin-White, From Samarhand to Sardis），伦敦1993年版。）。米拉在他关于希腊化时代近东希腊化的一篇论文中，强调在罗马人征服前，叙利亚的希腊化程度十分有限，仅限于若干中心城市（注：见库尔特和谢尔曼—怀特：《希腊主义在东方》中米拉的论文。）。叙利亚本是塞琉古王朝统治的中心地区，如果米拉的结论能够成立，将大大改变希腊化史的面貌。刘易斯的观点与米拉类似，他认为，在希腊化时代的埃及，土著居民始终未能与希腊人融合。希腊人可以占据官位，控制商业，但是在更广大的地区仍然是埃及文化占统治地位。托勒密诸王的二重功能——希腊的与埃及的，就反映了两种文化并存而不融合的状态，其末代君主克娄巴特拉和恺撒的尼罗河之旅清楚地说明：越向内地深入，希腊文化的影响就越加微弱（注：刘易斯：《托勒密埃及的希腊人》（N. Lewis, Greeks in Ptolemaic Egypt），牛津1986年版。）。
上述看法表明：随着历史研究的逐步深入，学者们对希腊化史的认识更加全面，也更接近历史的真实。另一方面，由于缺乏唯物史观的指导，他们对社会结构、社会性质、奴隶制在希腊化世界中的作用等重视不够，这些领域尚有待马克思主义的古史学家去填补。
纵观20年来英、美等国的古史研究，有两点表现十分突出：一是研究领域的拓宽，一是理论与方法的多样化。在经济史研究中，原来不受重视的农业与农村成为新的热点。在雅典民主与斯巴达史研究中，政治参与、精英与群众的关系、政治的具体运作、社会结构、财富在社会不同阶层间的分布等得到较具体的分析和阐述，人们不再满足于笼统的、表面的印象，而更多地注意到具体而微的史实。此外，一些在希腊世界曾发挥重要作用但在以前未得到深入研究的城邦如科林斯、迈加拉、厄吉那、萨莫斯等，近年来也得到学者们的充分重视，有人还为其写出了专史（注：据笔者初步了解，目前已出版的有科林斯、迈加拉、西库昂、阿哥斯、萨莫斯、底比斯、厄吉那、克里特、色撒利、西西里等邦或地区的断代史与专史。）。以雅典、斯巴达为中心的希腊史格局正在被更全面反映希腊各邦历史的图景所代替，一向被视为以工商业立国的希腊经济史模式也正逐步让位于更接近实际的农本经济模式。在方法上，传统的训诂考证虽仍占统治地位，但人们现在更多地注意新的理论和方法，致力于把新理论、新方法与传统的训诂考证相结合，给古代希腊史研究以积极的推动，马克思主义影响的日趋扩大是其最明显的反映。德圣克罗阿、卡特里奇等人，都是既有理论的建树，又有深厚史料功底的马克思主义学者。其他学者如奥斯丁、芬利等，也都在保持传统方法的同时，广泛借用了人类学、经济学的成果与方法，使他们的著作不同凡响。但在这一片繁荣之中，我们也发现西方的古希腊史研究存在一些问题，较突出的是专业研究人员与普通读者之间的差距日益拉大，使二者之间的交流变得越来越困难。芬利曾清楚地意识到这一点，并为此作出了努力，但效果并不理想（注：见芬利：《古代希腊的经济与社会》（M.I. Finley, Economy and Society in Ancient Greece），伦敦1981年版。编者B.D. Shaw专门写了一篇导论，介绍芬利的生平及治学，另请参看王敦书、周爱萍：《一代古史名家M.I.芬利和他的史学方法》，《史学理论》1988年第3期。）。长此以往， 将给古史研究带来不利影响。其次是部分学者沉溺于微观考据而忽略了宏观把握，专业化的同时出现了历史学的碎化，以至于把史学变成了考据学。最后是某些学者在借鉴新理论、新模式时，生吞活剥，未经改造便拿到古史领域滥用，得出一些让人莫名其妙、甚至违背历史真实的结论，暴露了他们因缺乏科学理论，尤其是历史唯物论指导而固有的缺陷。在这方面，中国的古史学家们仍是大有可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