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明清史 |
简评40年代末～50年代中美关系的演变
于淑云
【专题名称】世界史
【专 题 号】K5
【复印期号】2000年06期
【原文出处】《首都师范大学学报：社科版》2000年01期第96～101页
【作者简介】于淑云，内蒙古民族师范学院 马列部，内蒙古，通辽，028043. 副教授
【关 键 词】中美关系/中共中央/遏制政策/外交接触
战后中美关系是国际关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不仅关系到中美两国人民的重大利益，而且其发展、演变对国际格局也产生着深刻影响。因此，从宏观上探讨中美关系的演变并总结历史经验，对把握现在和指导将来的中美关系发展有着深远的意义。
一
美国政府在二战结束后的“亚洲新秩序规划”中，力图让中国成为“强大、统一、亲美”的国家，并把国民党政府扶植成实现这一蓝图的伙伴。但是，1948年9月，随着解放战争迅速发展， 美国政府不得不承认：“很难期望现在的中国政府或者任何一个反共的中国联合政权，能够用军事手段或任何其他手段来消除共产党的威胁。”（注：《中国白皮书》，230页，斯坦福大学，1967。）国民党政治、 军事力量及经济状况的严重恶化，更使美国政府深为怀疑它是否还能长期存在。但美国政府不甘心就这样失败，退出中国，也不愿背上抛弃国民党的“罪名”，所以存心观望，举棋不定，对新中国采取“等待尘埃落定”的政策。
1949年1月，中共中央召开政治局会议， 分析美国对华政策并确定了中共的对策。会议通过了《目前形势和我党在一九四九年的任务》，指出：“美帝国主义的对华政策，已由单纯地支持国民党反共，转变为两面性的政策，这即是，一方面支持国民党残余军事力量及地方军阀，继续地抵抗人民解放军；另一方面，则派遣其走狗混入革命阵营，组织所谓反对派从内部来破坏革命。在人民解放战争接近全国胜利时，甚至不惜用承认人民共和国的方法以求取得合法地位，实施这一内部破坏的政策。”（注：《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8册，17～18、78、233页， 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2。）毛泽东认为，即使美国承认新中国，也是为了进行内部破坏，因此最好不建立外交关系。所以毛泽东在报告中说：“我们不要忙于求得帝国主义国家的承认，我们是反帝，是要打倒它，而不是承认它，将来我们要做生意，才发生承认与否的问题。我们也不忙承认它们。”（注：《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8册，17～18、78、233页，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2。 ）为此中共中央提出了对美政策基本原则，在思想上、军事上作好与美国进行直接武装对抗的准备；在建立外交关系问题上，采取“另起炉灶”和“打扫干净屋子再请客”的方针，即不承认国民党政府同各国建立的旧的外交关系，而要在新的基础上同各国另行建立新的外交关系。我国同其他国家的外交关系要建立在平等、互利和互相尊重领土主权的基础上。
中共中央确立了上述政策后，又决定不与美国等西方国家的外交人员来往和接触。1949年1月25 日发出的《中共中央关于外交工作方针的补充指示》明确规定：“平津两地一切资本主义国家的领事馆武官处，及其外交人员，我们均暂不与之作任何来往。”（注：《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8册，17～18、78、233页，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2。）4月25日，中共中央又发出指示，规定对在南京的各国大使馆、公使馆，因为没有外交关系，所以“不要和他们发生任何正式的外交来往”（注：《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8册，17～18、78、233页， 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2。）。但是，随着南京解放，这一政策很快发生了变化，其原因是美国在外交上采取了主动。
1949年4月23日南京解放后， 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设法与中共接触，以求建立外交关系。在此情况下，中共中央对原先的政策做了调整。4月28日， 毛泽东致电渡江战役总前委及华东野战军负责人：“现在美国方面托人请求和我方建立外交关系，英国也极力想和我们做生意，我们认为如果美国及英国能断绝和国民党的关系，我们可以考虑和他们建立外交关系的问题。”（注：《毛泽东外交文选》，83页，中央文献出版社、世界知识出版社，1994。）两天后，中共中央把这一精神告知美英等西方国家：“中国人民革命委员会和人民政府愿意考虑同各国建立外交关系，这种外交关系必须建立在平等、互利、互相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的基础上，首先是不能帮助国民党反动派”，“外国政府如果愿意考虑同我们建立外交关系，它就必须断绝同国民党残余力量的关系，并把它在中国的武装力量撤回去。 ”（注： 《毛泽东选集》第四卷，1461页。人民出版社，1991。）
5月初，黄华出任南京市军管会外事处长， 司徒雷登立即要求与黄华会面。5月10日毛泽东指示：“黄华可以与司徒会面， 作非正式谈话，以侦察美国政府之意向为目的。”（注：《毛泽东外交文选》，87页，中央文献出版社、世界知识出版社，1994。）黄华与司徒雷登首次会晤时，传达了中共中央的意见，希望美国承认新中国政府，表示新中国需要和外国建立商业关系。司徒雷登表示希望近期访问北平，6月28日，中共中央通过黄华表示欢迎，并告诉他，毛泽东、周恩来和其他一些中共领导人愿意跟他见面。遗憾的是，美国国务院却于7月1日拒绝批准这次旅行（注：贾庆国：《未实现的和解》，53页， 文化艺术出版社，1998。）。这使中共更加坚定了七届二中全会所作的判断，“从来敌视中国人民的帝国主义，决不能很快地就以平等态度对待我们”（注：《毛泽东选集》第四卷，1435页。人民出版社，1991。）。是美国“等待尘埃落定”的政策使两国丧失了建立外交关系的机会。中共不得不中断了与美国的联系。
此后，美国对华政策重点由“阻止中共取胜”变为“阻止中国成为苏联附庸”。艾奇逊认为，美国有两种选择，一是对新中国进行破坏、颠覆，伺机推翻它；一是使中国脱离“莫斯科仆从”的地位，施加有力影响来改变它。他认为后一种办法更明智。1949年10月，艾奇逊提出美国承认中国三条件，即“新政府必须有效地控制它宣称由它统治的领土；承认它的国际义务；其统治得到中国人民的同意”（注：南希·塔克：《尘埃中的格局：1949—1950年的中美关系和承认问题之争》， 252页，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1963。）。显然，美国的“承认三条件”与中共追求的政治目标格格不入。美国想保留不平等条约，而中共要废除不平等条约，在这点上双方没有妥协余地。正如美国学者费正清所说：“一个致力于废除长达一个世纪之久的不平等条约的耻辱的政治力量怎么可能去和制定那些不平等条件的既得利益者妥协呢？”（注：费正清：《伟大的中国革命 1800—1985年》，263页，三联书店，1986。 ）于是美国便以此作为拖延承认的借口，并阻挠别国承认新中国。在美国看来，尽管中国已经成为危险对手，但美国决不能把新中国说成是成熟的国际力量，因为如果承认中国是独立自主的，就破坏了它在外交上拒绝承认新中国的主要依据。
以上表明，中共中央曾对1949年初确定的，对美国不承认、不接触的较为僵硬的政策作了适当调整，既不急于寻求美国的承认和建交，同时在美国采取主动的情况下准备进行外交接触并考虑与之建交。这种微妙的变化，表面看是黄华和司徒雷登几次接触的结果，事实上，无论美国还是中共，都无意一定要改善中美关系。双方都深为反共或反帝的意识形态所束缚，对对方充满戒心乃至敌意。双方都期望对方主动为改善关系而让步，自己却谨小慎微，不愿做出这种让步。
二
朝鲜战争爆发后，美国对华决策重新纳入“扶蒋反共”的轨道。杜鲁门命令美国陆海空三军介入朝鲜战争，第七舰队进驻台湾海峡。在中国领导人看来，这无疑是把朝鲜内战国际化并对中国进行武装侵略。
战争初期，杜鲁门和艾奇逊认为苏联是始作俑者，而且很可能是中苏对自由世界全面出击的开始（注：贾庆国：《未实现的和解》，56页，文化艺术出版社，1998。），因此决定采取强有力行动，坚决反击共产主义集团的严重挑战。6月27 日杜鲁门宣布：“对朝鲜的攻击无可怀疑地说明，共产主义已不限于使用颠覆手段来征服独立国家，而且立即会使用武装的进攻与战争。”（注：贾庆国：《未实现的和解》，56页，文化艺术出版社，1998。）杜鲁门命令美国第七舰队进入台湾海峡“以阻止对台湾的任何进攻”，实际上其真实目的在于阻止中国收复台湾。面对美国蓄意霸占台湾、干涉中国内政的阴谋，周恩来代表中国政府郑重声明：“杜鲁门27日的声明和美国海军的行动，乃是对于中国领土的武装侵略，对于联合国宪章的彻底破坏。”（注：《周恩来外交文选》，18页，中央文献出版社，1990。）“不管美帝国主义者采取任何阻挠行动，台湾属于中国的事实永远不能改变；这不仅是历史的事实，且已为开罗宣言、波茨坦宣言及日本投降后的现状所肯定。我国全体人民，必将万众一心，为从美国侵略者手中解放台湾而奋斗到底。”（注：《周恩来外交文选》，19页，中央文献出版社，1990。）为防备可能发生的中美军事冲突， 中国政府在军事上加强战备， 在外交上发出警告。1950年10月3日，周恩来会见印度驻华大使潘尼迦， 请其将中国政府在朝鲜问题上的立场转告美国：如果美军越过三八线进入北朝鲜，中国将派遣部队参战。1950年10月7日美军进入朝鲜北部， 向中国东北边境逼近。面对侵略威胁，中国政府认为，与其坐等其打进国门，毁坏我东北工业基地和人民生命财产，不如主动出击，御敌于国门之外；与其让美军兵临鸭绿江，不如把他们赶回三八线以南，不然“鸭绿江一千多里的防线，需要多少部队！而且年复一年，不知它哪一天打进来。这样下去怎么能安心生产建设？”（注：《周恩来选集》下卷，51～52页，人民出版社，1984。）中国领导人对抗美援朝可能引起的最坏后果作了仔细研究，认为必须派军去朝鲜，即使遭受损失，也仅仅意味着解放战争延长几年。10月19日中国人民志愿军入朝参战，经过五次战役的较量，战线在三八线稳定下来。在军事上难以取得进展的情况下，双方都认识到谈判是唯一出路。
朝鲜战争结束并不意味着敌对状态结束，美国对华贸易禁运愈加严厉。1950年12月3日美国商务部命令， 一切输往中国大陆或港澳的货物，需经甄别手续，同时取消输往中国大陆、港澳的商品普通许可证制度。1951年1月，美国国会通过决议，谴责中国为侵略者。2月1 日联大也通过同样的决议，从而为美国全面推行惩罚中国的政策提供了“合法”依据。在美国极力鼓动和操纵下，5月8日第五届联大通过正式决议，参照美国对华禁运货单，对中国实施禁运。据统计，共有45个国家参加了对华禁运（注：《中美关系资料汇编》第二辑，1115页，世界知识出版社，1960。）。为把中国长期排斥于国际事务以外，1953年美国国会决议：“共产党中国不应该作为中国的代表被接纳为联合国会员国”，并决定一旦联合国恢复中国的代表权，美国将在下一会议年度停付会费。艾森豪威尔保证，美国不但反对恢复中国在联合国的代表权，而且将要求其他国家反对此事（注：《中美关系资料汇编》第二辑，769页， 世界知识出版社，1960。）。
面对外部威胁和国内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的困难，中国领导人认识到，维护和平是从事建设和国家安全的根本保证。为同世界各国友好合作，平等相处，维护我国的独立与安全，保障地区和世界和平，周恩来总理提出了处理国与国关系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这一原则作为中国外交的指导思想，被巧妙地运用到我国和平外交的实践中，特别是运用到对美国的政策中，并产生重大影响。
1954年春，关于朝鲜和印度支那问题的日内瓦国际会议召开。中国代表参加了会议，这不仅表明中国国际地位的提高，也为中美两国创造了外交接触的机会。美国先是对中国的参加横加阻挠，后又提出中国不能享有同英、法、美、苏等大国平等的权利，最后还宣布：虽然美国参加了有“共产党中国”出席的会议，但这并不意味着美国对新中国的外交承认（注：蒋相泽、吴机鹏：《简明中美关系史》，281页， 中山大学出版社，1989。）。对此，周恩来认为，“我们不应该拒绝同美国接触”，而且杜勒斯的代表团也不是“铁板一块”。在中国代表团的努力下，中美关系出现微妙变化。会议期间，当美国请与会的英国驻华代办杜维廉向中国代表团要求释放在押美国人时，中国代表团抓住机会，对英国代办说，既然中美两国在日内瓦都有代表团，不妨直接就此问题进行谈判，不必再通过第三国代表（注：王炳南：《中美关系九年回顾》，23～24页，世界知识出版社，1985。）。6月5日到21日，中美两国代表团共举行四次会谈，双方联络员又接触两次。中美直接会谈使两国关系改善出现一线希望。王炳南回忆说，日内瓦会议“意外地在中美之间的巨大鸿沟上架设了一座中、美官员接触的桥梁”（注：王炳南：《中美关系九年回顾》，25页，世界知识出版社，1985。）。
日内瓦会议后，美国为遏制所谓“共产主义在亚洲的威胁”，拼凑“东南亚安全体系”，并协助台湾国民党政权加强军事防御；1950 年7月至1954年6月，美国政府向蒋介石政权提供了价值14 亿美元的军事和经济援助，并向台湾派遣编制庞大的美军顾问团，负责训练国民党军队和协调双方军事行动（注：谢益显：《中国外交史，1949—1979 》， 135页，河南人民出版社，1988。）。1954年8月23日，美国国务卿杜勒斯公然宣布要用海空军“保护台湾和澎湖列岛”。面对美国的军事威胁，中国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1954年7月26日， 中国正式提出“解放台湾”的口号，宣布挫败美国侵略和颠覆活动是中国人民当前最重要的任务。8月1日和11日，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司令朱德和中国政府总理周恩来分别重申，台湾问题是中国内政，决不允许外国干涉。9月3日中国人民解放军炮击金门、马祖，作为解放台湾的第一步行动。12月2日， 杜勒斯与台湾“外长”叶公绰签订了美台《共同防御条约》，使美国武装占领台湾的行动进一步长期化、“合法”化。1955年1月18日， 中国人民解放军海陆空三军协同作战，仅用3 小时就攻取了作为台湾门户的一江山岛。这是对美国分离台湾与大陆企图的沉重打击，既避免了与美国正面冲突，又表明中国人民不承认“美蒋共同防御条约”，以及解放台湾的坚强决心。但是，这一举措也暴露了军事行动的局限性，中国还必须在外交上采取更加灵活的政策。
1955年4月， 周恩来在万隆会议上表示：“中国人民同美国人民是友好的。中国人民不要同美国打仗。中国政府愿意同美国政府坐下来谈判，讨论缓和远东紧张局势的问题，特别是缓和台湾地区紧张局势的问题。”（注：王炳南：《中美关系九年回顾》，45页，世界知识出版社，1985。）5月13日，他在人大常委会会议上又明确指出， 解放台湾有两种可能的方式，即战争的方式和和平的方式，中国人民愿意采用和平的方式。中共充分运用军事斗争与政治斗争相结合，内政与外交分别处理的办法，寻求国共间的一致性，灵活处理双方关系，不仅为中国争取到外交主动，而且为改善中美关系创造了新的可能性。
1955年8月1日，中美大使级会谈在日内瓦举行。为使会谈取得积极成果，中国采取了灵活主动的策略。会谈前夕，周恩来总理用和解口吻阐述中国在台湾问题上的基本立场，指出：“美国占据台湾和干涉中国解放沿海岛屿，造成了远东的紧张局势。这是中美之间的国际问题”，而“中国人民行使主权解放台湾是中国内政问题，这两个问题不能混为一谈。作为一个热爱和平的国家，中国当然希望以和平方式解决台湾问题”。“中美之间的问题可以通过认真协商，逐步得到解决。”（注：《人民日报》《每日新闻稿》1951年7月5日。）当时中美双方就会谈议程及目的存在原则分歧，中国认为应着重讨论台湾问题和安排杜勒斯国务卿与周恩来总理直接会谈，以及建立文化联系等实质问题，而美国只想让中国释放扣押的美国人，并让中国承诺不对台湾使用武力（注：王炳南：《中美关系九年回顾》，47页，世界知识出版社，1985。）。在会谈过程中，美国代表多方防范，试图避免给世人造成美国政府改变既定政策或准备承认中国的印象。为此，他们拒绝提供在美国的中国留学人员的名单，拒绝中国代表关于在协议声明中写入授权印度驻美使馆和英国驻华代办协助双方遣返人员的建议，坚持用“邀请”代替“授权”。为推动谈判，中方做出让步。中美两国于9月10 日就侨民遣返问题正式达成协议：“中华人民共和国（美利坚合众国）承认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美国人愿意返回美利坚合众国者（在美利坚合众国的中国人愿意返回中华人民共和国者），享有返回的权利，并宣布已经采取、且将继续采取适当措施，使他们能够尽速行使其返回的权利。”（注：王炳南：《中美关系九年回顾》，55页，世界知识出版社，1985。）这是中美大使级会谈唯一达成的协议。中美大使级会谈共谈判136次，历时15年。 时间之长，交锋之激烈，为国际关系史所罕见。
以上情况表明，美国对华遏制的直接原因是美军在朝鲜战场上的失败。经济上，美英等西方国家对华实行全面禁运。政治上，力图把新中国摒弃于国际社会之外，全面援蒋援台，维持中国分裂局面。更有甚者，美国政府还阻挠两国民间往来，拒绝给愿到中国的美国人发放护照，禁止中国留学生回国。在这种情况下，中美大使级会谈不可能取得实质性进展，这更加深了中美双方的敌视与对抗。
三
综观40年代末～50年代的中美关系演变，中国领导人显示出实事求是的现实主义态度。这一时期中国对美政策的基本出发点是采取灵活多样的形式，在不损害中国领土主权的前提下，减少美国对中国的敌意，缓和与改善中美关系。遗憾的是，这段时期两国关系不仅没有改善，反而恶化了。究其原因，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美国政府敌视和孤立中国是两国对立的主要原因。美国始终坚持敌视中国的顽固态度，1953年朝鲜停战后，美国对中国的态度不仅没有缓和，反而采取高压政策，企图迫使中国政府接受美国对朝鲜和印支问题的安排。当中国表示反对时，美国恼羞成怒，变本加厉地在国际上诋毁和孤立中国，反对中国加入联合国，阻挠中国和其他国家发展关系，积极从事分裂中国的阴谋活动，严重损害中国人民的根本利益。
第二，台湾问题是影响中美关系的重要因素。解放战争的胜利把蒋介石赶到台湾，美国干预中国内政，派出第七舰队梗阻在中国大陆和台湾之间。从此台湾问题成为中美关系的症结。为扶持台湾政权，美国向其提供军援经援，千方百计阻止中共解放台湾，把台湾当作“永不沉没的航空母舰”。事实证明，虽然时代不断变化，但美国干涉别国内政的大国霸权主义立场始终没有变。
第三，中国政府对美政策不稳定也是两国改善关系机会丧失的一个原因。现在看来，美国敌视和孤立中国的政策并没有完全消除两国关系改善的可能性。中国政府若能更有效地处理两国关系，及时抓住有限的机会，改善关系并非没有可能。可惜的是，中国政府处理问题的一些具体做法影响了中美关系的改善。日内瓦会议期间中国代表团曾积极打通中美联络渠道，但会后中国便大规模开展解放台湾运动，迫使美国在是否协防台湾问题上表态，使美台关系固定化，中美敌对进一步加深。以后，从万隆会议周恩来总理发表著名的针对台湾问题的谈话，到王炳南在中美大使级会谈期间多次私下向约翰逊表示中美和解的希望，中国在对美政策上表现出极大的灵活性，使美国政府始终处于十分被动的境地。但是中国在释放在押美国人问题上犹豫拖延，使反华反共的杜勒斯等人有机可乘，以所谓中国扣押美国人质为由，反对放宽对华贸易限制和拒绝美国记者访华。
第四，长期处于敌对状态，使中美两国既缺乏沟通的渠道，更缺少互相理解的语言，这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两国政府处理相互关系的方式欠妥，影响了关系改善。作为两个超大型国家，中美两国在任何时候都有很多利益冲突，同时也有大量利益重叠。在这种情况下，两国政府除了不能选择战争和结盟等极端作法外，实际上拥有相当大的空间发展相互关系。两国政府应该认真了解对方，谨慎处理国际问题。中国政府应该认识到，不管中国国力如何增长，至少在可预见的将来，与美国的国力无法同日而语，美国在世界上的强大地位和作用将继续对中国切身利益产生巨大影响。面对这种情况，中国应加强对美国的研究，全面、系统和深入地认识和了解美国，在此基础上制定出行之有效又不失原则的对美政策。同时，美国政府也必须面对中国迅速发展和日益强大的现实，从根本上改变过去那种对中国居高临下的傲慢态度和意识形态化的政策，代之以平等、客观的态度，并以更加积极的政策处理中美关系中出现的种种问题，推动中美关系健康发展。中美双方都应当接受历史的教训。两国之间只有保持和平友好关系才是最符合双方人民最大利益的。^
【专 题 号】K5
【复印期号】2000年06期
【原文出处】《首都师范大学学报：社科版》2000年01期第96～101页
【作者简介】于淑云，内蒙古民族师范学院 马列部，内蒙古，通辽，028043. 副教授
| 【内容提要】 | 即使是在40年代末～50年代中美关系最低落的这段时间内，在两国间存在大量冲突的同时，也有许多重要的利益相互重叠；两国不仅避免了直接的军事冲突，而且建立了相当频繁的接触；两国改善关系机会的丧失，是由于两国既缺乏相互沟通的渠道，更缺少互相理解的语言，在一定程度上也是由于两国政府对相互关系的处理方式造成的。 |
一
美国政府在二战结束后的“亚洲新秩序规划”中，力图让中国成为“强大、统一、亲美”的国家，并把国民党政府扶植成实现这一蓝图的伙伴。但是，1948年9月，随着解放战争迅速发展， 美国政府不得不承认：“很难期望现在的中国政府或者任何一个反共的中国联合政权，能够用军事手段或任何其他手段来消除共产党的威胁。”（注：《中国白皮书》，230页，斯坦福大学，1967。）国民党政治、 军事力量及经济状况的严重恶化，更使美国政府深为怀疑它是否还能长期存在。但美国政府不甘心就这样失败，退出中国，也不愿背上抛弃国民党的“罪名”，所以存心观望，举棋不定，对新中国采取“等待尘埃落定”的政策。
1949年1月，中共中央召开政治局会议， 分析美国对华政策并确定了中共的对策。会议通过了《目前形势和我党在一九四九年的任务》，指出：“美帝国主义的对华政策，已由单纯地支持国民党反共，转变为两面性的政策，这即是，一方面支持国民党残余军事力量及地方军阀，继续地抵抗人民解放军；另一方面，则派遣其走狗混入革命阵营，组织所谓反对派从内部来破坏革命。在人民解放战争接近全国胜利时，甚至不惜用承认人民共和国的方法以求取得合法地位，实施这一内部破坏的政策。”（注：《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8册，17～18、78、233页， 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2。）毛泽东认为，即使美国承认新中国，也是为了进行内部破坏，因此最好不建立外交关系。所以毛泽东在报告中说：“我们不要忙于求得帝国主义国家的承认，我们是反帝，是要打倒它，而不是承认它，将来我们要做生意，才发生承认与否的问题。我们也不忙承认它们。”（注：《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8册，17～18、78、233页，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2。 ）为此中共中央提出了对美政策基本原则，在思想上、军事上作好与美国进行直接武装对抗的准备；在建立外交关系问题上，采取“另起炉灶”和“打扫干净屋子再请客”的方针，即不承认国民党政府同各国建立的旧的外交关系，而要在新的基础上同各国另行建立新的外交关系。我国同其他国家的外交关系要建立在平等、互利和互相尊重领土主权的基础上。
中共中央确立了上述政策后，又决定不与美国等西方国家的外交人员来往和接触。1949年1月25 日发出的《中共中央关于外交工作方针的补充指示》明确规定：“平津两地一切资本主义国家的领事馆武官处，及其外交人员，我们均暂不与之作任何来往。”（注：《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8册，17～18、78、233页，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2。）4月25日，中共中央又发出指示，规定对在南京的各国大使馆、公使馆，因为没有外交关系，所以“不要和他们发生任何正式的外交来往”（注：《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8册，17～18、78、233页， 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2。）。但是，随着南京解放，这一政策很快发生了变化，其原因是美国在外交上采取了主动。
1949年4月23日南京解放后， 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设法与中共接触，以求建立外交关系。在此情况下，中共中央对原先的政策做了调整。4月28日， 毛泽东致电渡江战役总前委及华东野战军负责人：“现在美国方面托人请求和我方建立外交关系，英国也极力想和我们做生意，我们认为如果美国及英国能断绝和国民党的关系，我们可以考虑和他们建立外交关系的问题。”（注：《毛泽东外交文选》，83页，中央文献出版社、世界知识出版社，1994。）两天后，中共中央把这一精神告知美英等西方国家：“中国人民革命委员会和人民政府愿意考虑同各国建立外交关系，这种外交关系必须建立在平等、互利、互相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的基础上，首先是不能帮助国民党反动派”，“外国政府如果愿意考虑同我们建立外交关系，它就必须断绝同国民党残余力量的关系，并把它在中国的武装力量撤回去。 ”（注： 《毛泽东选集》第四卷，1461页。人民出版社，1991。）
5月初，黄华出任南京市军管会外事处长， 司徒雷登立即要求与黄华会面。5月10日毛泽东指示：“黄华可以与司徒会面， 作非正式谈话，以侦察美国政府之意向为目的。”（注：《毛泽东外交文选》，87页，中央文献出版社、世界知识出版社，1994。）黄华与司徒雷登首次会晤时，传达了中共中央的意见，希望美国承认新中国政府，表示新中国需要和外国建立商业关系。司徒雷登表示希望近期访问北平，6月28日，中共中央通过黄华表示欢迎，并告诉他，毛泽东、周恩来和其他一些中共领导人愿意跟他见面。遗憾的是，美国国务院却于7月1日拒绝批准这次旅行（注：贾庆国：《未实现的和解》，53页， 文化艺术出版社，1998。）。这使中共更加坚定了七届二中全会所作的判断，“从来敌视中国人民的帝国主义，决不能很快地就以平等态度对待我们”（注：《毛泽东选集》第四卷，1435页。人民出版社，1991。）。是美国“等待尘埃落定”的政策使两国丧失了建立外交关系的机会。中共不得不中断了与美国的联系。
此后，美国对华政策重点由“阻止中共取胜”变为“阻止中国成为苏联附庸”。艾奇逊认为，美国有两种选择，一是对新中国进行破坏、颠覆，伺机推翻它；一是使中国脱离“莫斯科仆从”的地位，施加有力影响来改变它。他认为后一种办法更明智。1949年10月，艾奇逊提出美国承认中国三条件，即“新政府必须有效地控制它宣称由它统治的领土；承认它的国际义务；其统治得到中国人民的同意”（注：南希·塔克：《尘埃中的格局：1949—1950年的中美关系和承认问题之争》， 252页，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1963。）。显然，美国的“承认三条件”与中共追求的政治目标格格不入。美国想保留不平等条约，而中共要废除不平等条约，在这点上双方没有妥协余地。正如美国学者费正清所说：“一个致力于废除长达一个世纪之久的不平等条约的耻辱的政治力量怎么可能去和制定那些不平等条件的既得利益者妥协呢？”（注：费正清：《伟大的中国革命 1800—1985年》，263页，三联书店，1986。 ）于是美国便以此作为拖延承认的借口，并阻挠别国承认新中国。在美国看来，尽管中国已经成为危险对手，但美国决不能把新中国说成是成熟的国际力量，因为如果承认中国是独立自主的，就破坏了它在外交上拒绝承认新中国的主要依据。
以上表明，中共中央曾对1949年初确定的，对美国不承认、不接触的较为僵硬的政策作了适当调整，既不急于寻求美国的承认和建交，同时在美国采取主动的情况下准备进行外交接触并考虑与之建交。这种微妙的变化，表面看是黄华和司徒雷登几次接触的结果，事实上，无论美国还是中共，都无意一定要改善中美关系。双方都深为反共或反帝的意识形态所束缚，对对方充满戒心乃至敌意。双方都期望对方主动为改善关系而让步，自己却谨小慎微，不愿做出这种让步。
二
朝鲜战争爆发后，美国对华决策重新纳入“扶蒋反共”的轨道。杜鲁门命令美国陆海空三军介入朝鲜战争，第七舰队进驻台湾海峡。在中国领导人看来，这无疑是把朝鲜内战国际化并对中国进行武装侵略。
战争初期，杜鲁门和艾奇逊认为苏联是始作俑者，而且很可能是中苏对自由世界全面出击的开始（注：贾庆国：《未实现的和解》，56页，文化艺术出版社，1998。），因此决定采取强有力行动，坚决反击共产主义集团的严重挑战。6月27 日杜鲁门宣布：“对朝鲜的攻击无可怀疑地说明，共产主义已不限于使用颠覆手段来征服独立国家，而且立即会使用武装的进攻与战争。”（注：贾庆国：《未实现的和解》，56页，文化艺术出版社，1998。）杜鲁门命令美国第七舰队进入台湾海峡“以阻止对台湾的任何进攻”，实际上其真实目的在于阻止中国收复台湾。面对美国蓄意霸占台湾、干涉中国内政的阴谋，周恩来代表中国政府郑重声明：“杜鲁门27日的声明和美国海军的行动，乃是对于中国领土的武装侵略，对于联合国宪章的彻底破坏。”（注：《周恩来外交文选》，18页，中央文献出版社，1990。）“不管美帝国主义者采取任何阻挠行动，台湾属于中国的事实永远不能改变；这不仅是历史的事实，且已为开罗宣言、波茨坦宣言及日本投降后的现状所肯定。我国全体人民，必将万众一心，为从美国侵略者手中解放台湾而奋斗到底。”（注：《周恩来外交文选》，19页，中央文献出版社，1990。）为防备可能发生的中美军事冲突， 中国政府在军事上加强战备， 在外交上发出警告。1950年10月3日，周恩来会见印度驻华大使潘尼迦， 请其将中国政府在朝鲜问题上的立场转告美国：如果美军越过三八线进入北朝鲜，中国将派遣部队参战。1950年10月7日美军进入朝鲜北部， 向中国东北边境逼近。面对侵略威胁，中国政府认为，与其坐等其打进国门，毁坏我东北工业基地和人民生命财产，不如主动出击，御敌于国门之外；与其让美军兵临鸭绿江，不如把他们赶回三八线以南，不然“鸭绿江一千多里的防线，需要多少部队！而且年复一年，不知它哪一天打进来。这样下去怎么能安心生产建设？”（注：《周恩来选集》下卷，51～52页，人民出版社，1984。）中国领导人对抗美援朝可能引起的最坏后果作了仔细研究，认为必须派军去朝鲜，即使遭受损失，也仅仅意味着解放战争延长几年。10月19日中国人民志愿军入朝参战，经过五次战役的较量，战线在三八线稳定下来。在军事上难以取得进展的情况下，双方都认识到谈判是唯一出路。
朝鲜战争结束并不意味着敌对状态结束，美国对华贸易禁运愈加严厉。1950年12月3日美国商务部命令， 一切输往中国大陆或港澳的货物，需经甄别手续，同时取消输往中国大陆、港澳的商品普通许可证制度。1951年1月，美国国会通过决议，谴责中国为侵略者。2月1 日联大也通过同样的决议，从而为美国全面推行惩罚中国的政策提供了“合法”依据。在美国极力鼓动和操纵下，5月8日第五届联大通过正式决议，参照美国对华禁运货单，对中国实施禁运。据统计，共有45个国家参加了对华禁运（注：《中美关系资料汇编》第二辑，1115页，世界知识出版社，1960。）。为把中国长期排斥于国际事务以外，1953年美国国会决议：“共产党中国不应该作为中国的代表被接纳为联合国会员国”，并决定一旦联合国恢复中国的代表权，美国将在下一会议年度停付会费。艾森豪威尔保证，美国不但反对恢复中国在联合国的代表权，而且将要求其他国家反对此事（注：《中美关系资料汇编》第二辑，769页， 世界知识出版社，1960。）。
面对外部威胁和国内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的困难，中国领导人认识到，维护和平是从事建设和国家安全的根本保证。为同世界各国友好合作，平等相处，维护我国的独立与安全，保障地区和世界和平，周恩来总理提出了处理国与国关系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这一原则作为中国外交的指导思想，被巧妙地运用到我国和平外交的实践中，特别是运用到对美国的政策中，并产生重大影响。
1954年春，关于朝鲜和印度支那问题的日内瓦国际会议召开。中国代表参加了会议，这不仅表明中国国际地位的提高，也为中美两国创造了外交接触的机会。美国先是对中国的参加横加阻挠，后又提出中国不能享有同英、法、美、苏等大国平等的权利，最后还宣布：虽然美国参加了有“共产党中国”出席的会议，但这并不意味着美国对新中国的外交承认（注：蒋相泽、吴机鹏：《简明中美关系史》，281页， 中山大学出版社，1989。）。对此，周恩来认为，“我们不应该拒绝同美国接触”，而且杜勒斯的代表团也不是“铁板一块”。在中国代表团的努力下，中美关系出现微妙变化。会议期间，当美国请与会的英国驻华代办杜维廉向中国代表团要求释放在押美国人时，中国代表团抓住机会，对英国代办说，既然中美两国在日内瓦都有代表团，不妨直接就此问题进行谈判，不必再通过第三国代表（注：王炳南：《中美关系九年回顾》，23～24页，世界知识出版社，1985。）。6月5日到21日，中美两国代表团共举行四次会谈，双方联络员又接触两次。中美直接会谈使两国关系改善出现一线希望。王炳南回忆说，日内瓦会议“意外地在中美之间的巨大鸿沟上架设了一座中、美官员接触的桥梁”（注：王炳南：《中美关系九年回顾》，25页，世界知识出版社，1985。）。
日内瓦会议后，美国为遏制所谓“共产主义在亚洲的威胁”，拼凑“东南亚安全体系”，并协助台湾国民党政权加强军事防御；1950 年7月至1954年6月，美国政府向蒋介石政权提供了价值14 亿美元的军事和经济援助，并向台湾派遣编制庞大的美军顾问团，负责训练国民党军队和协调双方军事行动（注：谢益显：《中国外交史，1949—1979 》， 135页，河南人民出版社，1988。）。1954年8月23日，美国国务卿杜勒斯公然宣布要用海空军“保护台湾和澎湖列岛”。面对美国的军事威胁，中国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1954年7月26日， 中国正式提出“解放台湾”的口号，宣布挫败美国侵略和颠覆活动是中国人民当前最重要的任务。8月1日和11日，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司令朱德和中国政府总理周恩来分别重申，台湾问题是中国内政，决不允许外国干涉。9月3日中国人民解放军炮击金门、马祖，作为解放台湾的第一步行动。12月2日， 杜勒斯与台湾“外长”叶公绰签订了美台《共同防御条约》，使美国武装占领台湾的行动进一步长期化、“合法”化。1955年1月18日， 中国人民解放军海陆空三军协同作战，仅用3 小时就攻取了作为台湾门户的一江山岛。这是对美国分离台湾与大陆企图的沉重打击，既避免了与美国正面冲突，又表明中国人民不承认“美蒋共同防御条约”，以及解放台湾的坚强决心。但是，这一举措也暴露了军事行动的局限性，中国还必须在外交上采取更加灵活的政策。
1955年4月， 周恩来在万隆会议上表示：“中国人民同美国人民是友好的。中国人民不要同美国打仗。中国政府愿意同美国政府坐下来谈判，讨论缓和远东紧张局势的问题，特别是缓和台湾地区紧张局势的问题。”（注：王炳南：《中美关系九年回顾》，45页，世界知识出版社，1985。）5月13日，他在人大常委会会议上又明确指出， 解放台湾有两种可能的方式，即战争的方式和和平的方式，中国人民愿意采用和平的方式。中共充分运用军事斗争与政治斗争相结合，内政与外交分别处理的办法，寻求国共间的一致性，灵活处理双方关系，不仅为中国争取到外交主动，而且为改善中美关系创造了新的可能性。
1955年8月1日，中美大使级会谈在日内瓦举行。为使会谈取得积极成果，中国采取了灵活主动的策略。会谈前夕，周恩来总理用和解口吻阐述中国在台湾问题上的基本立场，指出：“美国占据台湾和干涉中国解放沿海岛屿，造成了远东的紧张局势。这是中美之间的国际问题”，而“中国人民行使主权解放台湾是中国内政问题，这两个问题不能混为一谈。作为一个热爱和平的国家，中国当然希望以和平方式解决台湾问题”。“中美之间的问题可以通过认真协商，逐步得到解决。”（注：《人民日报》《每日新闻稿》1951年7月5日。）当时中美双方就会谈议程及目的存在原则分歧，中国认为应着重讨论台湾问题和安排杜勒斯国务卿与周恩来总理直接会谈，以及建立文化联系等实质问题，而美国只想让中国释放扣押的美国人，并让中国承诺不对台湾使用武力（注：王炳南：《中美关系九年回顾》，47页，世界知识出版社，1985。）。在会谈过程中，美国代表多方防范，试图避免给世人造成美国政府改变既定政策或准备承认中国的印象。为此，他们拒绝提供在美国的中国留学人员的名单，拒绝中国代表关于在协议声明中写入授权印度驻美使馆和英国驻华代办协助双方遣返人员的建议，坚持用“邀请”代替“授权”。为推动谈判，中方做出让步。中美两国于9月10 日就侨民遣返问题正式达成协议：“中华人民共和国（美利坚合众国）承认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美国人愿意返回美利坚合众国者（在美利坚合众国的中国人愿意返回中华人民共和国者），享有返回的权利，并宣布已经采取、且将继续采取适当措施，使他们能够尽速行使其返回的权利。”（注：王炳南：《中美关系九年回顾》，55页，世界知识出版社，1985。）这是中美大使级会谈唯一达成的协议。中美大使级会谈共谈判136次，历时15年。 时间之长，交锋之激烈，为国际关系史所罕见。
以上情况表明，美国对华遏制的直接原因是美军在朝鲜战场上的失败。经济上，美英等西方国家对华实行全面禁运。政治上，力图把新中国摒弃于国际社会之外，全面援蒋援台，维持中国分裂局面。更有甚者，美国政府还阻挠两国民间往来，拒绝给愿到中国的美国人发放护照，禁止中国留学生回国。在这种情况下，中美大使级会谈不可能取得实质性进展，这更加深了中美双方的敌视与对抗。
三
综观40年代末～50年代的中美关系演变，中国领导人显示出实事求是的现实主义态度。这一时期中国对美政策的基本出发点是采取灵活多样的形式，在不损害中国领土主权的前提下，减少美国对中国的敌意，缓和与改善中美关系。遗憾的是，这段时期两国关系不仅没有改善，反而恶化了。究其原因，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美国政府敌视和孤立中国是两国对立的主要原因。美国始终坚持敌视中国的顽固态度，1953年朝鲜停战后，美国对中国的态度不仅没有缓和，反而采取高压政策，企图迫使中国政府接受美国对朝鲜和印支问题的安排。当中国表示反对时，美国恼羞成怒，变本加厉地在国际上诋毁和孤立中国，反对中国加入联合国，阻挠中国和其他国家发展关系，积极从事分裂中国的阴谋活动，严重损害中国人民的根本利益。
第二，台湾问题是影响中美关系的重要因素。解放战争的胜利把蒋介石赶到台湾，美国干预中国内政，派出第七舰队梗阻在中国大陆和台湾之间。从此台湾问题成为中美关系的症结。为扶持台湾政权，美国向其提供军援经援，千方百计阻止中共解放台湾，把台湾当作“永不沉没的航空母舰”。事实证明，虽然时代不断变化，但美国干涉别国内政的大国霸权主义立场始终没有变。
第三，中国政府对美政策不稳定也是两国改善关系机会丧失的一个原因。现在看来，美国敌视和孤立中国的政策并没有完全消除两国关系改善的可能性。中国政府若能更有效地处理两国关系，及时抓住有限的机会，改善关系并非没有可能。可惜的是，中国政府处理问题的一些具体做法影响了中美关系的改善。日内瓦会议期间中国代表团曾积极打通中美联络渠道，但会后中国便大规模开展解放台湾运动，迫使美国在是否协防台湾问题上表态，使美台关系固定化，中美敌对进一步加深。以后，从万隆会议周恩来总理发表著名的针对台湾问题的谈话，到王炳南在中美大使级会谈期间多次私下向约翰逊表示中美和解的希望，中国在对美政策上表现出极大的灵活性，使美国政府始终处于十分被动的境地。但是中国在释放在押美国人问题上犹豫拖延，使反华反共的杜勒斯等人有机可乘，以所谓中国扣押美国人质为由，反对放宽对华贸易限制和拒绝美国记者访华。
第四，长期处于敌对状态，使中美两国既缺乏沟通的渠道，更缺少互相理解的语言，这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两国政府处理相互关系的方式欠妥，影响了关系改善。作为两个超大型国家，中美两国在任何时候都有很多利益冲突，同时也有大量利益重叠。在这种情况下，两国政府除了不能选择战争和结盟等极端作法外，实际上拥有相当大的空间发展相互关系。两国政府应该认真了解对方，谨慎处理国际问题。中国政府应该认识到，不管中国国力如何增长，至少在可预见的将来，与美国的国力无法同日而语，美国在世界上的强大地位和作用将继续对中国切身利益产生巨大影响。面对这种情况，中国应加强对美国的研究，全面、系统和深入地认识和了解美国，在此基础上制定出行之有效又不失原则的对美政策。同时，美国政府也必须面对中国迅速发展和日益强大的现实，从根本上改变过去那种对中国居高临下的傲慢态度和意识形态化的政策，代之以平等、客观的态度，并以更加积极的政策处理中美关系中出现的种种问题，推动中美关系健康发展。中美双方都应当接受历史的教训。两国之间只有保持和平友好关系才是最符合双方人民最大利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