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明清史 |
新经济政策：俄罗斯史学研究新视角评介
徐向梅
【专题名称】世界史
【专 题 号】K5
【复印期号】2000年06期
【原文出处】《当代世界社会主义问题》(济南)2000年01期第13～19页
【英文标题】The New Economic Policy: A Review of New Perspectives InRussian Historical Research
Xu Xiangmei
(Central Translate and Edit Office,Beijing 100032)
【作者简介】徐向梅（1968－），女，汉族，黑龙江绥化人，硕士，现为中央编译局世界社会主义研究所助理研究员。中央编译局 世界社会主义研究所，北京 100032
【关 键 词】新经济政策/危机/社会主义/市场/行政命令New Economic Policy/Crisis/Socialism/Market/Administrativecommand
[中图分类号]D1[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 －5574 （2000）01－0013－07
在当代俄罗斯历史编纂学中，对前苏联时期一些重要历史问题争论激烈，提出了很多研究的新观点、新方法和新视角。20年代实行的新经济政策就是其中一个复杂而又发人深思的问题。
新经济政策产生于尖锐的经济和社会政治危机之中，它的出现到底意味着什么？它是作为狭义上的反危机纲领出台的还是广义上的建设社会主义的纲领？怎样看待20年代新经济政策的性质？它与今天的改革存在怎样的联系？如此等等。正确理解新经济政策的产生及其实施，在苏联史的研究中是很重要的，因为那些年代存在和经历过的一些问题，正或多或少地再现于今天的经济政治生活中。
一、新经济政策：反危机纲领还是建设社会主义的理论？
1921年初，国内战争结束了，苏维埃政权支撑了下来，不过国家的状况却变得更为严峻了。国内战争时期实行的军事共产主义政策支撑了战争，但却导致了经济的全面瓦解和生产的空前衰退：农业生产遭到严重破坏，全国总播种面积锐减，1920年农业的总产量不足1913年的三分之一；国家利用对农产品分配的垄断，只允许农民交换少得可怜的几种工业品；商品的严重匮乏及物价之昂贵使农民对出卖产品不感兴趣，况且任何剩余农产品都将被没收。余粮收集制导致了农民同市场的隔绝及向自然经济的回归。
农村的不满情绪逐渐增强，他们由对征粮工作队的不满渐渐发展成对苏维埃政权的不满。1918年全国发生了245 起农民反对苏维埃政权的暴动；1919年有些地方甚至整个区都被农民起义军控制，起义队伍有时多达数万人；1920年在西西伯利亚、坦波夫和沃罗涅日省活动着数十支起义军；1921年春夏之交伏尔加河流域又发生了粮食危机，俄国面临着饥饿的威胁。
城市的状况也不比农村好。1921年初，粮食紧缺和歉收的后果也反映到工业中：许多工厂由于燃料不足而关闭，大量工人流散街头，其中很多人回到故乡农村去寻找给养，工人人数锐减过半。面对经济和社会的困难，工人中间的紧张气氛也加剧了。1920年10月，当时最大的机器制造厂彼得格勒普梯洛夫工厂发生工人骚乱。1921年3月， 曾经是十月革命先锋队的喀琅施塔得工人和水兵爆发起义，组织了临时革命委员会，希望把起义推向首都。他们要求通过秘密投票的方式改选苏维埃，社会革命党甚至提出“自由苏维埃”和“没有共产党人的苏维埃”的口号。喀琅施塔得事件使布尔什维克面临失去政权的威胁。
1921年3月，俄共第十次党代会在莫斯科举行。 会议就两个重要问题作出决议：禁止党内派别活动（这个决议后来长期决定和影响着苏联的政治生活）；取消余粮收集制，代之以粮食税，也就是说，停止实行军事共产主义政策，转而实行新经济政策。
新经济政策在1921年3月出台于尖锐的社会、经济、 政治危机发生之后，它究竟是作为什么出现的？它仅仅是狭义的反危机纲领还是广义的在商品货币关系基础上建设社会主义的方案呢？经济学博士С.В.察库诺夫认为，失去政权的威胁推动了列宁向实行新经济政策的转变，“象接下来1921年春夏发生的事件所显示的那样，领导集团的行为是一种即兴之作，缺乏明确的深思熟虑的计划。”（注：Ю.Н.阿法纳西耶夫主编：《苏联社会：产生、发展和历史结局》，莫斯科1997年版，第60页）
新经济政策出台之仓促使领导集团无法准确估计“向新经济政策退却”的思想将怎样付诸实施，因而引发了一系列严重的政治、经济和思想问题，在共产党的基层组织中出现了恐慌。一些县的党组织甚至认为，列宁提出的向新经济政策过渡的措施是向资产阶级投降。这一时期退出俄共（布）的党员人数急剧增加。农业人民委员部副人民委员Н.Н.奥辛斯基在给中央委员会的信中指出：地方上对新政策掌握得不好，首先是对新方针的本质不明确，“一些人认为，我们正在走复辟资本主义关系的道路，另一些人则相反，认为这只是装装样子的政治手腕而已（例如，叶列茨基县党组织的工作人员曾偷偷地笑着问过我：‘秋天将会恢复征集制吗？’）”（注：Ю.Н.阿法纳西耶夫主编：《苏联社会：产生、发展和历史结局》，莫斯科1997年版，第60页）。基层党组织中存在反对和拒绝接受政府新方针的倾向，原因是政策突然变化，一大堆法令混乱、繁复，又经常出现各种各样的传闻和谣言，用当时莫斯科党组织一位领导人的话说，“公布的法令甚至自己也不知道自己的目的，也惊讶它所产生的结果”。（注：Ю.Н.阿法纳西耶夫主编：《苏联社会：产生、发展和历史结局》，莫斯科1997年版，第69页）
除了思想上的模糊，还存在实实在在的困难，即缺乏实施新政策的管理机关。没有谁可以依靠，只能靠原来的粮食工作者，而他们又肩负着取缔余粮收集制的任务。向农民解释清楚现在是实行粮食税而非余粮收集制本身，就是件困难的事情。市场已经恢复，它本身的自发力常常违反政府的指令，布尔什维克往往不能控制新政策在地方贸易流通领域的实施，无法达到党的十大所预想的结果。新经济政策实施一年后列宁发现，“汽车不完全按照甚至完全不按照掌握方向盘的那个人所设想的那样行驶”。（注：《列宁全集》中文第2版，第43卷，第85页。）
新经济政策实施之初的混乱局面似乎表明：它是一种应急性的反危机的纲领和措施，是为了缓和同农民的矛盾，是为了使国家从深刻而尖锐的社会经济危机中摆脱出来，是为了使布尔什维克避免丧失政权。
然而事情并不完全是这样。
对列宁来说，新经济政策不只是临时性的应付局面的措施，而是旨在调整工农关系。他在党的第十次代表大会上强调：“要改造小农，改造他们的整个心理和习惯，这件事需要几代人的时间。”（注：《列宁全集》中文第2版，第41卷，第53页。）按列宁的想法， 要达到这一目的，只有通过发展工业化、电气化、集体化和工农联盟，而这需要一个长期的过程。1921年5月， 布哈林在第四次全俄工会代表大会的发言中指出：“因为没有西方的普遍革命，我们目前进入了这样一个时期，在这里直接通向共产主义制度的道路是不存在的，我们的俄国革命将经历大量的曲折、迂回和转折。”（注：《列宁全集》俄文版，第43卷，第228页。）在俄共（布）第十一次代表大会上，列宁指出， 如果有人说“我们还没有找到建设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真正途径，但我们有找到这种途径的唯一办法，这就是实行新经济政策”。（注：《列宁全集》中文第二版，第43卷，第73页。）1921年5 月俄共（布）第十次代表会议通过的《关于新经济政策问题的决议》特别强调，新经济政策不是权宜之计，而是“一个要在若干年内长期实行的政策”。
列宁认为布尔什维克党是完全按照新的方式建设经济的，他说，“我们既然无所畏惧地开始了新经济的建设，那就非这样干下去不可”。（注：《列宁全集》中文第二版，第43卷，第75页。）而且在新经济政策执行的过程中，列宁还在不断地探索和发展自己的社会主义建设思想，例如：推崇农业发展中以买卖为核心的商业活动、合作社制度，通过发展小农经济为国家的工业发展积累和提供资金等。1922年11月20日，列宁在莫斯科苏维埃全会上的讲话中指出，新经济政策的实行使社会主义已经不是一个遥远的将来，我们把社会主义拖进了日常生活，新经济政策的俄国将变成社会主义的俄国。（注：《列宁全集》中文第二版，第43卷，第302页。）
在列宁看来，新经济政策是向农民的让步，也是向资本主义的退却，他想寻找一条通向社会主义的迂回之路。从这个意义上可以说，新经济政策是列宁对建设社会主义道路的探索。但是由于新经济政策出现于尖锐的社会政治危机之时，它的仓促性使之不够系统、不够完善且多变。也许可以这样说，新经济政策是列宁探索社会主义建设之路和临时性的反危机纲领的混合产物。
二、新经济政策——二元的行政市场体系
在俄罗斯当代历史编纂学中，20—30年代基本上属于对社会主义道路选择的探索阶段。新经济政策时期的经济模式，以其多元的所有制形式、经济核算的国家工业、计划调节与市场共存为特色，被很多人认为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理想模式，而新经济政策本身也堪称“市场社会主义”的典范。
И.贡达罗夫认为，20 年代的经济奇迹可作为当代俄罗斯的“样板”。他指出：“发展新经济政策的思想，作为很多学者为执政方针所提出的‘计划—市场平衡的经济模式’，适用于当代俄罗斯。其中第一位的是全民所有制形式，由国家操控，利用计划机制进行调整，其任务是保证国家的综合利益；第二位是私人与合作社所有制形式，利用市场机制进行调整，它的任务是满足社会的机动的经济利益和居民的个体需求，发挥个体的创造性。”（注：《独立报》1998年10月8 日文章“经济奇迹的本国模式——自由主义和社会主义的趋同成为俄罗斯思想的基础”。）
与此同时，也存在另一种悲观的倾向。一些历史学家着重解释和分析新经济政策中的矛盾，注意到在20年代经济模式中市场机制活动范围的有限性；分析新经济政策显示出的危机，提出20年代经济增长的有条件性，即“恢复效应”。В.П.德米特连科认为：“新经济政策只是20年代外围政治经济的一种趋势和因素。当时存在着两种基本要素的矛盾：一是居主导地位的国家所有制同无产阶级专政的行政管理系统和思想意识形态，二是外围的非社会主义（非公有制）的体制，它要求相应的经济方式和有效的自我保护机制。上述二者各有自己的发展逻辑，不可避免地会发生合作及冲突，而新经济政策的这种外围性也就决定了它的（夭折）命运”。（注：Р.У.戴维斯和В.П.德米特连科主编：《新经济政策：得与失》，莫斯科1994年版，第37页。）
诚然，新经济政策的产生与军事共产主义制度密切相关，但也应该考虑到，军事共产主义制度的危机并不意味着共产主义学说本身的危机。在俄共（布）第八次代表大会上通过的纲领，勾画了未来无阶级、无国家、无民族、无商品、只有一种社会主义所有制形式（全民所有制形式）的社会。这种理论上的乌托邦很容易铭刻在被罗曼蒂克化了的广大群众的意识中。而新经济政策的思想在理论和实践上都还很虚弱，不能够与这块巨石相匹敌。在整个20年代，经济和政治领域之间一直都存在着矛盾：第一，新经济政策条件下，严肃的改革只是发生在经济管理领域内，国家管理体系只是在极小的程度上有些改变，而庞大的行政指挥机制尽管规模和职能有所缩小，但还在继续发挥作用；第二，这些行政指挥机制不是闭锁的，它们很快巩固和扩大了其主管机关垄断的趋势；第三，还存在着劳动群众对行政机关和政治领导集团的平均主义的压力；第四，基于政治考虑，经济核算没被引入到具体的企业、车间及每个工人岗位；第五，军事动员的行政方式继续存在甚至得到巩固，并且这种趋势还在继续，而更主要的是，它被苏维埃社会自上而下的所有阶层所接受、所习惯。
在新经济政策条件下，苏维埃政权的经济政策告别了军事共产主义的一系列极端性，向和平发展的阶段过渡，比如，摒弃了征集制，不再压缩私人市场，与票证制告别等。但它只是摒弃了极端性，却并没有同这种政策的主脉相分离，仍然保持着牢不可破的中央集权的国家管理机构和主要生产工具的国有化，以及对外贸、交通和财政系统的垄断和对批发商业事实上的垄断等。从规模上说，巨大的但内部虚弱的国有成分只是靠一系列特别的经济管理方式来支撑，它与新经济政策是矛盾的。在国家所掌握的工业领域，市场关系的发展极不均匀，也不深入。国防工业实质上处于市场框架之外，它由国家预算拨款，原料供应执行指定的偏低价格；燃料工业中的主要产品也是以硬性规定的价格提供给计划需求者；托拉斯的经济核算从来就没有执行，它从来就没能摆脱国家的控制而成为独立的商品生产者，而且，从20年代中期，托拉斯实际上强化了行政计划干预原则。Л.А.涅列齐娜在《1921—1925年国家工业的改组：原则及发展趋势》一书中对20年代的工业做了如下评述：“在向新经济政策过渡中，生产的浓缩过程得以持续，高度的生产浓缩成为生产垄断化的发展基础，它与市场关系发生了矛盾。”“新经济政策年代工业管理的改革导致两种主要趋势——非集中化和集中化的斗争。”（注：Г.А.戈尔久戈夫主编：《俄罗斯的史学研究——近年来的趋势》，莫斯科1996版，第241页。）而И.А.伊萨耶夫认为， “新经济政策原则中的集中化趋势一直存在到新经济政策末年，即1927—1928年。”（注：Г.А.戈尔久戈夫主编：《俄罗斯的史学研究——近年来的趋势》，莫斯科1996版，第241页。）
类似的大规模的国家干预也出现在财政领域。事实上， 在1922 —1924年实行财政——经济改革后，这种趋势一下子就表现出来了。曾有过这样荒唐的事情：1926年7月2日，劳动和国防委员会通过“关于降低国家工业短缺商品价格的决定”。Ю.П.托卡列夫认为，从市场经济原则讲，“如果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提高短缺商品的价格，一方面可以限制其需求者的规模，同时也刺激了生产，而苏联的经济体系则恰恰相反，……显然，在这里市场早已不存在了”。（注：Г.А.戈尔久戈夫主编：《俄罗斯的史学研究——近年来的趋势》，莫斯科1996版，第242页。 ）1927年7月，劳动和国防委员会通过了具有经济改革性质的决议， 制定了对所有工业及部门和企业确定的平均利润率，而一切超出这一额度的利润都应上交国家，以便分配给那些亏损企业。正如Ю.П.托卡列夫所指出，“众所周知的‘停滞时期’的平均主义和补贴在1927年就已存在了。当然，并不是说30—80年代的行政指挥体系的所有成分在1926—1927年间都存在，但重要的是，其中很多成分在这个时候已经存在了。”（注：Г.А.戈尔久戈夫主编：《俄罗斯的史学研究——近年来的趋势》，莫斯科1996版，第242页。）
过多的国家计划在农业中也存在。Н.Л.罗加林娜在其《新经济政策与农民》一书中指出：“新经济政策在农村的实行事实上拖后了，也不连贯，它没有坚实的法律保障，甚至还在起点上就已被套上锁链了。……富裕阶层实现独立使用土地的希望由于土地国有化和外贸垄断而被遏止了。”（注：Г.А.戈尔久戈夫主编：《俄罗斯的史学研究——近年来的趋势》，莫斯科1996版，第242页。 ）从国家对粮食市场的调整中可以清楚地看到行政方式增长的过程。从1921年春到秋，国家试图对除军事共产主义年代那些基本领域之外的其他几个粮食部门保持垄断，而1921年秋到1922年夏又实施了快速而急进的粮食市场的非垄断化，粮食采购主要在市场基础上进行。不过，国家合作社的粮食采购机关同时也逐渐强化了。1924—1925年，开始了对私人粮食贸易的行政进攻，采取了一系列不成功的尝试，试图用国家指令取代价格形成的市场机制；1926—1927年，国家对粮食市场最终恢复了垄断，价格形成的市场机制最终被国家指令所取代；而解决1927—1928年粮食“收购”危机的办法，更完全是国家强制行为了。В.В.卡巴诺夫由此作出结论：“20年代的农民既没获得经济活动的自由，也没得到经济创造性的法律保障。国家的阶级政策使农民对政府失去了信任，不但没有促使他们去致富，反而在贫穷中养成依赖的心理。有意识的发展道路的选择在农民那儿是越来越窄了。”（注：Г.А.戈尔久戈夫主编：《俄罗斯的史学研究——近年来的趋势》，莫斯科1996版，第242页。）20 年代对农民生活的调整实际上总是带有“军事共产主义”的色彩。在俄罗斯的经济生活中国家总是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它或者以行政和法律的形式干预经济过程，或者直接参与生产。新经济政策在经济中是一种二元的行政市场体系，它在经济与政治的矛盾之间寻求克服危机和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它在经济自由和政治极权主义的相互制约中发挥作用。
尽管如此，应该说，1921—1928年实行的新经济政策也取得了不小的成果：农民武装起义的浪潮衰退了，国家经济基本上恢复到了战前的水平，打破了外部的经济封锁，使苏维埃政权稳固下来。但是，由于新经济政策本身的不系统、不完善及其多变，再加上政治因素的干扰，苏联20年代的经济远没发挥尽其潜力，而且在实行新经济政策的过程中还发生了多次社会经济、政治危机，如：1923—1924年的销售危机（工农业剪刀差危机）、1926—1927年尖锐的商品匮乏、1927—1928年的粮食收购危机等。交替增长的危机表明，新经济政策不在发展经济的同时也动摇和分化了经济，产生了更多的尖锐的社会问题，如非社会主义成分增长的速度高于公有成分；后期的资源和资本对有效的经济调整明显不足；城市和农村中小商品生产与资本主义成分的结合是建立在同国家的政治监督和调整相矛盾的基础上的；商品更加匮乏，特别是工业品；市场供应紧张日趋尖锐化等等。1921年的危机不是被解决了，而是被新经济政策导引到另外的轨道上了，它使危机具有了新的特征，提出了新的历史选择的问题。在上述情况下，国家的经济发展存在两种方案：一是用经济方式管理经济，也就是自由主义的市场社会主义概念（又称为“布哈林的选择”）；二是用行政命令式的亦即国家社会主义的概念管理经济建设。斯大林在党内斗争中的胜利决定了对国家发展道路的选择。新经济政策在20年代末的夭折，是二元的行政市场体系向30年代行政命令占绝对优势的经济模式渐变的过程中合乎规律的步骤。新经济政策作为20年代创造性发展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第一例实践，非常值得人们认真研究，如在社会主义企业内部实行经济核算、计算收益率、企业自治、商品信贷关系等等，这是历史上从行政命令式经济向市场经济过渡的第一次尝试，尽管不很成功。与新经济政策相比较，90年代初俄罗斯进行的一系列改革有很多相似之处。认真总结20年代新经济政策产生、实施的经验及教训，不仅可以帮助我们更深刻地理解苏联20年代的历史，同时也有助于我们正确理解和分析俄罗斯今天的改革。
【专 题 号】K5
【复印期号】2000年06期
【原文出处】《当代世界社会主义问题》(济南)2000年01期第13～19页
【英文标题】The New Economic Policy: A Review of New Perspectives InRussian Historical Research
Xu Xiangmei
(Central Translate and Edit Office,Beijing 100032)
【作者简介】徐向梅（1968－），女，汉族，黑龙江绥化人，硕士，现为中央编译局世界社会主义研究所助理研究员。中央编译局 世界社会主义研究所，北京 100032
| 【内容提要】 | 新经济政策近年来又成为俄罗斯史学界争论的焦点。本文通过对新经济政策产生的历史背景及列宁晚期思想发展的分析得出结论：新经济政策产生于尖锐的社会、经济、政治危机之时，但它不仅是作为反危机的纲领出台的，同时也包含了列宁建设社会主义的长期的理论构想。从新经济政策在工业、农业以及财政等领域的具体实施情况可以看出，新经济政策作为历史上从行政命令式经济向市场经济过渡的第一次尝试，在其存在的全过程中自始至终贯穿着矛盾、混乱和反复，经济发展一直受到强大的行政力量的干预。尽管如此，新经济政策所开创的一系列重要的经济原则仍可为今天俄罗斯的改革提供宝贵的借鉴。 In recent years ,the New Economic Policy has re- emerged asthe main issue in Russian historical circles. This articleexamines the historical background of the New Economic Policyand the development of Lenin's thought during the later partof his life.The New Economic Policy emerged at a time whensocial,economic and political crises were very sharp. Thepolicy was not simply a response to the crisis. It includedLenin's theoretical model on the construction of socialism.The practice of the New Economic Policy showed that the firstattempt in history to transform from market economy to acommand economy was rivited with conflicts, confusion andrelaspses from beginning to end. Nevertheless, the cardinaleconomic principles initiated by the New Economic Policy canstill serve as precious lessons for Russia's contemporaryreforms. |
在当代俄罗斯历史编纂学中，对前苏联时期一些重要历史问题争论激烈，提出了很多研究的新观点、新方法和新视角。20年代实行的新经济政策就是其中一个复杂而又发人深思的问题。
新经济政策产生于尖锐的经济和社会政治危机之中，它的出现到底意味着什么？它是作为狭义上的反危机纲领出台的还是广义上的建设社会主义的纲领？怎样看待20年代新经济政策的性质？它与今天的改革存在怎样的联系？如此等等。正确理解新经济政策的产生及其实施，在苏联史的研究中是很重要的，因为那些年代存在和经历过的一些问题，正或多或少地再现于今天的经济政治生活中。
一、新经济政策：反危机纲领还是建设社会主义的理论？
1921年初，国内战争结束了，苏维埃政权支撑了下来，不过国家的状况却变得更为严峻了。国内战争时期实行的军事共产主义政策支撑了战争，但却导致了经济的全面瓦解和生产的空前衰退：农业生产遭到严重破坏，全国总播种面积锐减，1920年农业的总产量不足1913年的三分之一；国家利用对农产品分配的垄断，只允许农民交换少得可怜的几种工业品；商品的严重匮乏及物价之昂贵使农民对出卖产品不感兴趣，况且任何剩余农产品都将被没收。余粮收集制导致了农民同市场的隔绝及向自然经济的回归。
农村的不满情绪逐渐增强，他们由对征粮工作队的不满渐渐发展成对苏维埃政权的不满。1918年全国发生了245 起农民反对苏维埃政权的暴动；1919年有些地方甚至整个区都被农民起义军控制，起义队伍有时多达数万人；1920年在西西伯利亚、坦波夫和沃罗涅日省活动着数十支起义军；1921年春夏之交伏尔加河流域又发生了粮食危机，俄国面临着饥饿的威胁。
城市的状况也不比农村好。1921年初，粮食紧缺和歉收的后果也反映到工业中：许多工厂由于燃料不足而关闭，大量工人流散街头，其中很多人回到故乡农村去寻找给养，工人人数锐减过半。面对经济和社会的困难，工人中间的紧张气氛也加剧了。1920年10月，当时最大的机器制造厂彼得格勒普梯洛夫工厂发生工人骚乱。1921年3月， 曾经是十月革命先锋队的喀琅施塔得工人和水兵爆发起义，组织了临时革命委员会，希望把起义推向首都。他们要求通过秘密投票的方式改选苏维埃，社会革命党甚至提出“自由苏维埃”和“没有共产党人的苏维埃”的口号。喀琅施塔得事件使布尔什维克面临失去政权的威胁。
1921年3月，俄共第十次党代会在莫斯科举行。 会议就两个重要问题作出决议：禁止党内派别活动（这个决议后来长期决定和影响着苏联的政治生活）；取消余粮收集制，代之以粮食税，也就是说，停止实行军事共产主义政策，转而实行新经济政策。
新经济政策在1921年3月出台于尖锐的社会、经济、 政治危机发生之后，它究竟是作为什么出现的？它仅仅是狭义的反危机纲领还是广义的在商品货币关系基础上建设社会主义的方案呢？经济学博士С.В.察库诺夫认为，失去政权的威胁推动了列宁向实行新经济政策的转变，“象接下来1921年春夏发生的事件所显示的那样，领导集团的行为是一种即兴之作，缺乏明确的深思熟虑的计划。”（注：Ю.Н.阿法纳西耶夫主编：《苏联社会：产生、发展和历史结局》，莫斯科1997年版，第60页）
新经济政策出台之仓促使领导集团无法准确估计“向新经济政策退却”的思想将怎样付诸实施，因而引发了一系列严重的政治、经济和思想问题，在共产党的基层组织中出现了恐慌。一些县的党组织甚至认为，列宁提出的向新经济政策过渡的措施是向资产阶级投降。这一时期退出俄共（布）的党员人数急剧增加。农业人民委员部副人民委员Н.Н.奥辛斯基在给中央委员会的信中指出：地方上对新政策掌握得不好，首先是对新方针的本质不明确，“一些人认为，我们正在走复辟资本主义关系的道路，另一些人则相反，认为这只是装装样子的政治手腕而已（例如，叶列茨基县党组织的工作人员曾偷偷地笑着问过我：‘秋天将会恢复征集制吗？’）”（注：Ю.Н.阿法纳西耶夫主编：《苏联社会：产生、发展和历史结局》，莫斯科1997年版，第60页）。基层党组织中存在反对和拒绝接受政府新方针的倾向，原因是政策突然变化，一大堆法令混乱、繁复，又经常出现各种各样的传闻和谣言，用当时莫斯科党组织一位领导人的话说，“公布的法令甚至自己也不知道自己的目的，也惊讶它所产生的结果”。（注：Ю.Н.阿法纳西耶夫主编：《苏联社会：产生、发展和历史结局》，莫斯科1997年版，第69页）
除了思想上的模糊，还存在实实在在的困难，即缺乏实施新政策的管理机关。没有谁可以依靠，只能靠原来的粮食工作者，而他们又肩负着取缔余粮收集制的任务。向农民解释清楚现在是实行粮食税而非余粮收集制本身，就是件困难的事情。市场已经恢复，它本身的自发力常常违反政府的指令，布尔什维克往往不能控制新政策在地方贸易流通领域的实施，无法达到党的十大所预想的结果。新经济政策实施一年后列宁发现，“汽车不完全按照甚至完全不按照掌握方向盘的那个人所设想的那样行驶”。（注：《列宁全集》中文第2版，第43卷，第85页。）
新经济政策实施之初的混乱局面似乎表明：它是一种应急性的反危机的纲领和措施，是为了缓和同农民的矛盾，是为了使国家从深刻而尖锐的社会经济危机中摆脱出来，是为了使布尔什维克避免丧失政权。
然而事情并不完全是这样。
对列宁来说，新经济政策不只是临时性的应付局面的措施，而是旨在调整工农关系。他在党的第十次代表大会上强调：“要改造小农，改造他们的整个心理和习惯，这件事需要几代人的时间。”（注：《列宁全集》中文第2版，第41卷，第53页。）按列宁的想法， 要达到这一目的，只有通过发展工业化、电气化、集体化和工农联盟，而这需要一个长期的过程。1921年5月， 布哈林在第四次全俄工会代表大会的发言中指出：“因为没有西方的普遍革命，我们目前进入了这样一个时期，在这里直接通向共产主义制度的道路是不存在的，我们的俄国革命将经历大量的曲折、迂回和转折。”（注：《列宁全集》俄文版，第43卷，第228页。）在俄共（布）第十一次代表大会上，列宁指出， 如果有人说“我们还没有找到建设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真正途径，但我们有找到这种途径的唯一办法，这就是实行新经济政策”。（注：《列宁全集》中文第二版，第43卷，第73页。）1921年5 月俄共（布）第十次代表会议通过的《关于新经济政策问题的决议》特别强调，新经济政策不是权宜之计，而是“一个要在若干年内长期实行的政策”。
列宁认为布尔什维克党是完全按照新的方式建设经济的，他说，“我们既然无所畏惧地开始了新经济的建设，那就非这样干下去不可”。（注：《列宁全集》中文第二版，第43卷，第75页。）而且在新经济政策执行的过程中，列宁还在不断地探索和发展自己的社会主义建设思想，例如：推崇农业发展中以买卖为核心的商业活动、合作社制度，通过发展小农经济为国家的工业发展积累和提供资金等。1922年11月20日，列宁在莫斯科苏维埃全会上的讲话中指出，新经济政策的实行使社会主义已经不是一个遥远的将来，我们把社会主义拖进了日常生活，新经济政策的俄国将变成社会主义的俄国。（注：《列宁全集》中文第二版，第43卷，第302页。）
在列宁看来，新经济政策是向农民的让步，也是向资本主义的退却，他想寻找一条通向社会主义的迂回之路。从这个意义上可以说，新经济政策是列宁对建设社会主义道路的探索。但是由于新经济政策出现于尖锐的社会政治危机之时，它的仓促性使之不够系统、不够完善且多变。也许可以这样说，新经济政策是列宁探索社会主义建设之路和临时性的反危机纲领的混合产物。
二、新经济政策——二元的行政市场体系
在俄罗斯当代历史编纂学中，20—30年代基本上属于对社会主义道路选择的探索阶段。新经济政策时期的经济模式，以其多元的所有制形式、经济核算的国家工业、计划调节与市场共存为特色，被很多人认为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理想模式，而新经济政策本身也堪称“市场社会主义”的典范。
И.贡达罗夫认为，20 年代的经济奇迹可作为当代俄罗斯的“样板”。他指出：“发展新经济政策的思想，作为很多学者为执政方针所提出的‘计划—市场平衡的经济模式’，适用于当代俄罗斯。其中第一位的是全民所有制形式，由国家操控，利用计划机制进行调整，其任务是保证国家的综合利益；第二位是私人与合作社所有制形式，利用市场机制进行调整，它的任务是满足社会的机动的经济利益和居民的个体需求，发挥个体的创造性。”（注：《独立报》1998年10月8 日文章“经济奇迹的本国模式——自由主义和社会主义的趋同成为俄罗斯思想的基础”。）
与此同时，也存在另一种悲观的倾向。一些历史学家着重解释和分析新经济政策中的矛盾，注意到在20年代经济模式中市场机制活动范围的有限性；分析新经济政策显示出的危机，提出20年代经济增长的有条件性，即“恢复效应”。В.П.德米特连科认为：“新经济政策只是20年代外围政治经济的一种趋势和因素。当时存在着两种基本要素的矛盾：一是居主导地位的国家所有制同无产阶级专政的行政管理系统和思想意识形态，二是外围的非社会主义（非公有制）的体制，它要求相应的经济方式和有效的自我保护机制。上述二者各有自己的发展逻辑，不可避免地会发生合作及冲突，而新经济政策的这种外围性也就决定了它的（夭折）命运”。（注：Р.У.戴维斯和В.П.德米特连科主编：《新经济政策：得与失》，莫斯科1994年版，第37页。）
诚然，新经济政策的产生与军事共产主义制度密切相关，但也应该考虑到，军事共产主义制度的危机并不意味着共产主义学说本身的危机。在俄共（布）第八次代表大会上通过的纲领，勾画了未来无阶级、无国家、无民族、无商品、只有一种社会主义所有制形式（全民所有制形式）的社会。这种理论上的乌托邦很容易铭刻在被罗曼蒂克化了的广大群众的意识中。而新经济政策的思想在理论和实践上都还很虚弱，不能够与这块巨石相匹敌。在整个20年代，经济和政治领域之间一直都存在着矛盾：第一，新经济政策条件下，严肃的改革只是发生在经济管理领域内，国家管理体系只是在极小的程度上有些改变，而庞大的行政指挥机制尽管规模和职能有所缩小，但还在继续发挥作用；第二，这些行政指挥机制不是闭锁的，它们很快巩固和扩大了其主管机关垄断的趋势；第三，还存在着劳动群众对行政机关和政治领导集团的平均主义的压力；第四，基于政治考虑，经济核算没被引入到具体的企业、车间及每个工人岗位；第五，军事动员的行政方式继续存在甚至得到巩固，并且这种趋势还在继续，而更主要的是，它被苏维埃社会自上而下的所有阶层所接受、所习惯。
在新经济政策条件下，苏维埃政权的经济政策告别了军事共产主义的一系列极端性，向和平发展的阶段过渡，比如，摒弃了征集制，不再压缩私人市场，与票证制告别等。但它只是摒弃了极端性，却并没有同这种政策的主脉相分离，仍然保持着牢不可破的中央集权的国家管理机构和主要生产工具的国有化，以及对外贸、交通和财政系统的垄断和对批发商业事实上的垄断等。从规模上说，巨大的但内部虚弱的国有成分只是靠一系列特别的经济管理方式来支撑，它与新经济政策是矛盾的。在国家所掌握的工业领域，市场关系的发展极不均匀，也不深入。国防工业实质上处于市场框架之外，它由国家预算拨款，原料供应执行指定的偏低价格；燃料工业中的主要产品也是以硬性规定的价格提供给计划需求者；托拉斯的经济核算从来就没有执行，它从来就没能摆脱国家的控制而成为独立的商品生产者，而且，从20年代中期，托拉斯实际上强化了行政计划干预原则。Л.А.涅列齐娜在《1921—1925年国家工业的改组：原则及发展趋势》一书中对20年代的工业做了如下评述：“在向新经济政策过渡中，生产的浓缩过程得以持续，高度的生产浓缩成为生产垄断化的发展基础，它与市场关系发生了矛盾。”“新经济政策年代工业管理的改革导致两种主要趋势——非集中化和集中化的斗争。”（注：Г.А.戈尔久戈夫主编：《俄罗斯的史学研究——近年来的趋势》，莫斯科1996版，第241页。）而И.А.伊萨耶夫认为， “新经济政策原则中的集中化趋势一直存在到新经济政策末年，即1927—1928年。”（注：Г.А.戈尔久戈夫主编：《俄罗斯的史学研究——近年来的趋势》，莫斯科1996版，第241页。）
类似的大规模的国家干预也出现在财政领域。事实上， 在1922 —1924年实行财政——经济改革后，这种趋势一下子就表现出来了。曾有过这样荒唐的事情：1926年7月2日，劳动和国防委员会通过“关于降低国家工业短缺商品价格的决定”。Ю.П.托卡列夫认为，从市场经济原则讲，“如果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提高短缺商品的价格，一方面可以限制其需求者的规模，同时也刺激了生产，而苏联的经济体系则恰恰相反，……显然，在这里市场早已不存在了”。（注：Г.А.戈尔久戈夫主编：《俄罗斯的史学研究——近年来的趋势》，莫斯科1996版，第242页。 ）1927年7月，劳动和国防委员会通过了具有经济改革性质的决议， 制定了对所有工业及部门和企业确定的平均利润率，而一切超出这一额度的利润都应上交国家，以便分配给那些亏损企业。正如Ю.П.托卡列夫所指出，“众所周知的‘停滞时期’的平均主义和补贴在1927年就已存在了。当然，并不是说30—80年代的行政指挥体系的所有成分在1926—1927年间都存在，但重要的是，其中很多成分在这个时候已经存在了。”（注：Г.А.戈尔久戈夫主编：《俄罗斯的史学研究——近年来的趋势》，莫斯科1996版，第242页。）
过多的国家计划在农业中也存在。Н.Л.罗加林娜在其《新经济政策与农民》一书中指出：“新经济政策在农村的实行事实上拖后了，也不连贯，它没有坚实的法律保障，甚至还在起点上就已被套上锁链了。……富裕阶层实现独立使用土地的希望由于土地国有化和外贸垄断而被遏止了。”（注：Г.А.戈尔久戈夫主编：《俄罗斯的史学研究——近年来的趋势》，莫斯科1996版，第242页。 ）从国家对粮食市场的调整中可以清楚地看到行政方式增长的过程。从1921年春到秋，国家试图对除军事共产主义年代那些基本领域之外的其他几个粮食部门保持垄断，而1921年秋到1922年夏又实施了快速而急进的粮食市场的非垄断化，粮食采购主要在市场基础上进行。不过，国家合作社的粮食采购机关同时也逐渐强化了。1924—1925年，开始了对私人粮食贸易的行政进攻，采取了一系列不成功的尝试，试图用国家指令取代价格形成的市场机制；1926—1927年，国家对粮食市场最终恢复了垄断，价格形成的市场机制最终被国家指令所取代；而解决1927—1928年粮食“收购”危机的办法，更完全是国家强制行为了。В.В.卡巴诺夫由此作出结论：“20年代的农民既没获得经济活动的自由，也没得到经济创造性的法律保障。国家的阶级政策使农民对政府失去了信任，不但没有促使他们去致富，反而在贫穷中养成依赖的心理。有意识的发展道路的选择在农民那儿是越来越窄了。”（注：Г.А.戈尔久戈夫主编：《俄罗斯的史学研究——近年来的趋势》，莫斯科1996版，第242页。）20 年代对农民生活的调整实际上总是带有“军事共产主义”的色彩。在俄罗斯的经济生活中国家总是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它或者以行政和法律的形式干预经济过程，或者直接参与生产。新经济政策在经济中是一种二元的行政市场体系，它在经济与政治的矛盾之间寻求克服危机和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它在经济自由和政治极权主义的相互制约中发挥作用。
尽管如此，应该说，1921—1928年实行的新经济政策也取得了不小的成果：农民武装起义的浪潮衰退了，国家经济基本上恢复到了战前的水平，打破了外部的经济封锁，使苏维埃政权稳固下来。但是，由于新经济政策本身的不系统、不完善及其多变，再加上政治因素的干扰，苏联20年代的经济远没发挥尽其潜力，而且在实行新经济政策的过程中还发生了多次社会经济、政治危机，如：1923—1924年的销售危机（工农业剪刀差危机）、1926—1927年尖锐的商品匮乏、1927—1928年的粮食收购危机等。交替增长的危机表明，新经济政策不在发展经济的同时也动摇和分化了经济，产生了更多的尖锐的社会问题，如非社会主义成分增长的速度高于公有成分；后期的资源和资本对有效的经济调整明显不足；城市和农村中小商品生产与资本主义成分的结合是建立在同国家的政治监督和调整相矛盾的基础上的；商品更加匮乏，特别是工业品；市场供应紧张日趋尖锐化等等。1921年的危机不是被解决了，而是被新经济政策导引到另外的轨道上了，它使危机具有了新的特征，提出了新的历史选择的问题。在上述情况下，国家的经济发展存在两种方案：一是用经济方式管理经济，也就是自由主义的市场社会主义概念（又称为“布哈林的选择”）；二是用行政命令式的亦即国家社会主义的概念管理经济建设。斯大林在党内斗争中的胜利决定了对国家发展道路的选择。新经济政策在20年代末的夭折，是二元的行政市场体系向30年代行政命令占绝对优势的经济模式渐变的过程中合乎规律的步骤。新经济政策作为20年代创造性发展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第一例实践，非常值得人们认真研究，如在社会主义企业内部实行经济核算、计算收益率、企业自治、商品信贷关系等等，这是历史上从行政命令式经济向市场经济过渡的第一次尝试，尽管不很成功。与新经济政策相比较，90年代初俄罗斯进行的一系列改革有很多相似之处。认真总结20年代新经济政策产生、实施的经验及教训，不仅可以帮助我们更深刻地理解苏联20年代的历史，同时也有助于我们正确理解和分析俄罗斯今天的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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