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明清史 |
日本对外战略与台湾问题
武寅
【专题名称】世界史
【专 题 号】K5
【复印期号】2000年06期
【原文出处】《世界历史》(京)2000年02期第2～11页
【作者简介】武寅，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研究员。北京 100006
【编 者 按】本刊曾于1999年第4、5期发表征稿启事，希望广大作者充分发挥世界史学科的社会功能，为解释和回答当代人类普遍关注的重大现实问题提供历史依据和借鉴，写出学科特点鲜明，时代感强烈的高质量论文。迄今，我们的倡议已得到比较热烈的反响，也陆续收到了一些好的稿件。谨此向支持我们工作的作者们表示诚挚的感谢，并希望踊跃来稿。
近年来，随着台湾分裂势力的抬头，台湾问题日益成为我们非常关注的焦点问题。而台湾问题又一直同日台关系密切相关。本刊本期发表的武寅研究员的《日本对外战略与台湾问题》一文，从历史的角度，比较深入地剖析了台湾问题在日本对外战略中的地位。作者认为，日本对台政策是日本对外战略全局中的一个组成部分，日美关系的重要性并不能排除在特定条件下日本与美国在台湾问题上采取不同行动的可能性；日中关系的好坏并不影响日本对台政策的实质，只是影响它外在的表现形式。这些观点，对我们正确了解和把握日本对台政策的表象与实质也许有所启发。
台湾问题是日本对外战略全局中的一个环节和一个组成部分。日本对台政策的一举一动，莫不取决于、从属于，同时也受制于日本对外战略的基本目标。因此，把台湾问题放在日本整个对外战略的大背景中，弄清台湾在其中所处的位置以及台湾问题与日本对外战略全局之间的关系，这对于我们准确地把握日本对台政策，把握日本与台湾关系的基本走向，是一个必不可少的前提和基础。
一
日本对外战略的重点是亚洲，特别是地理位置最近、资源丰富、市场潜力巨大，同时战略地位极其重要的周边邻国。这一战略重点的形成，可以追溯到日本明治维新后国家战略的形成时期。1891年，日本首相山县有朋在提交给外相的文件《外交政略论》中，把周边邻国的重要性概括为日本的“利益线”，并解释说，所谓“利益线”，就是“与我国主权线安危紧密相关的区域”。他还提出：“要维持国家独立，只守卫主权线即本国疆域是不够的，还必须经常关注与本国关系密切的近邻地域的防护，确保其成为本国的势力范围。”（注：林茂、辻清明：《日本内阁史录》1，第一法规出版社1981年版，第149页。）
明治政权建立后不久，日本政府就开始有计划地向周围扩张。从千岛、库页岛，到朝鲜、中国、琉球群岛，这些近邻国家和地区被日本统治集团视为开拓势力范围的首要目标。为了把这些地方置于自己的控制之下，日本使用了从多边交涉到武力入侵的各种手段。
对北方毗邻的千岛和库页岛，日本与俄国之间自1870年起便开始交涉。在进行了多方权衡之后，日本认为，库页岛气候严寒，土地贫瘠，开发需要巨资，再加上又有俄国挡在那里不肯放手，相比之下，占有千岛群岛更为有利，也更有可能。1875年，日本与俄国签订了《库页岛千岛交换条约》，放弃了对库页岛的领土要求，得到了俄国割让的俄领千岛群岛共计18个岛屿，并获得了在滨海州和勘察加从事贸易和渔业的最惠国国民待遇，以及其他一系列经济利益。
对南部毗邻的琉球群岛，日本采取了分两步走的办法。第一步，先切断琉球与中国的关系。因为历史上琉球一直保持着对中国的朝贡和臣属关系，并不属于日本的版图。第二步，把琉球收入自己囊中。1872年，日本自行设置琉球藩，把琉球国王任命为琉球藩王，并一厢情愿地把他列入日本的华族。对外宣称琉球是“我帝国之一部”。1876年接管了琉球的司法权和警察权。1879年，日本再次无视中国的强烈反对，废琉球藩，设冲绳县，任命了冲绳县令，同时把琉球藩王押往东京。至此，日本完成了把琉球划归自己版图的战略图谋。
对中部毗邻的朝鲜，日本看作是其构筑“利益线”的“焦点之所在”（注：林茂、辻清明：《日本内阁史录》1，第149页。）。因为朝鲜不仅是进入东亚大陆的跳板，而且牵动着诸多大国的利益。为了争夺朝鲜，日本制定了分阶段实施的吞并计划。首先，它采取了与强占琉球时类似的手法，吁请国际社会要维护和尊重朝鲜的独立，实质是要切断历史上延续下来的朝鲜与中国的交往关系，同时告戒俄国等觊觎朝鲜的西方大国，日本对朝鲜的兴趣绝不亚于任何一方。1876年，日本与朝鲜签订了《日朝修好条约》。条约一开头就载明“朝鲜国乃自主之邦”，但紧接着就要求朝鲜承认日本单方面的领事驻在权和领事裁判权，同时迫使朝鲜开放釜山、元山和仁川等港口（注：日本外务省编：《日本外交年表并主要文书》上，原书房1965年版，第65页。）。1894年，日本以武力逼迫清政府承认“朝鲜独立”，从而完成了其第一阶段的战略图谋。第二阶段，将朝鲜置于日本的自由处置之下，即将其“保护国”化。这一目标因1905年日俄战争的结果而实现。1905年9月， 签订了《朴茨茅斯和约》；11月，签订了《韩国保护条约》，把俄国的势力赶出了朝鲜，剥夺了韩国的外交权，并设置了统监府。1907年7月， 与韩国签订了第三个《日韩条约》，剥夺了韩国包括行政、司法、监狱、警察、军队在内的内政全权，把韩国变成了日本名副其实的“保护国”。第三阶段是吞并朝鲜即将朝鲜殖民地化。为了实现这一目标，日本与最有可能出面干涉的两个西方大国俄国和英国多方交易、讨价还价，在得到了其“谅解”之后，1910年8月，日本强行签订了吞并朝鲜的条约， 迫使其“完全而且永久地”出让“有关韩国的一切统治权”。朝鲜彻底沦为日本的殖民地（注：日本外务省编：《日本外交年表并主要文书》上，第340页。）。
如果说，对以上地区的争夺还属于战前日本外交所追求的外围目标，那么，对其最大的亚洲邻国中国的征服则是日本明治以来对外政策的核心问题和始终不变的“既定国策”。然而，对日本来说，这个面积比自己大20多倍，历史上一直尊为师长，且具有重要国际影响的亚洲最大的国家毕竟和上述地区不能相比。日本清楚地认识到，对中国这个庞然大物，采取一口吞下的办法是不可能得逞的。正因为如此，它根据国际关系和力量对比的实际可能性，采取了分割肢解、分类对待的手法。
第一类手法，是将其所觊觎的地区完全脱离中国本土，直接划入日本版图，其中最典型的就是台湾。台湾与祖国中国大陆隔海相望，东北边紧接琉球群岛，被日本看作是近在嘴边的一块肥肉。日本强行吞掉琉球后，便把触角进一步伸向了台湾。1873年，即日本单方面宣布废除琉球国、设置琉球藩的第二年，日本政府便遣使到清帝国交涉台湾问题。日本竟然以并未得到任何人承认的、单方面制造的所谓事实为依据，声称琉球岛民就是日本臣民，琉球岛民遭到了台湾土著居民的杀害，就等于日本臣民，从而也就是日本本身受到了侵犯，因此日本绝不能等闲视之。当清帝国负责接待的官员表示“只听说土著掠杀琉球国民，不知系贵国人。琉球国乃我藩属，我官吏对逃出台湾土著区的琉民已加以救助，并送往福建，由总督慰抚后送回本国”时，日本使臣竟强词夺理地辩称：“如今我国大政日新，无一民非其臣属……谓琉人为我国人何妨？且问贵国官吏，既已救恤琉民，不知对犯下暴行的土著将作何处理？”（注：日本外务省编：《日本外交年表并主要文书》上，第53页。）日本交涉琉民问题的直接目的，在于迫使清政府承认其对琉球的领有，同时为其进一步染指台湾，制造一个冠冕堂皇的借口。不仅如此，为达到吞并台湾的图谋，日本统治集团还费尽心机地想出了另一个“理由”，即把台湾分成两半，只承认其中的一半是清帝国的领土，另一半即所谓土著居民区则说成是清帝国统治所不及的“化外之地”，因此可以看作“无主之地”，由日本来堂而皇之地“兴师问罪”。1874年4月， 日本设置了“台湾土著事务局”，任命参议大隈重信为长官。大隈于同年向政府提交了《台湾土著居民处分要略》，实质是吞并台湾的行动纲领。《要略》称“台湾土著部落乃清政府政权所不及之地……对杀害我藩民琉球人民施行报复乃日本帝国政府之义务”，并献策说“虽然土著区可视为无主之地，但毕竟与清国版图犬牙交错”，因此为便于吞并计，“要在福建省所属台湾置领事一员”，同时派6 人先往台湾“侦察地形地貌”（注：日本外务省编：《日本外交年表并主要文书》上，第54页。）。1874年5月，日本发动了入侵台湾的第一次战争， 但由于准备不足和清帝国的强烈反对，这次武力入侵最终以失败告终。12月，日本不得不从台湾撤兵。1894年，日本倾其国力，再次发动了大规模的侵华战争即甲午战争，迫使清政府割让了台湾。
第二类手法是“保护国”化，即：使该地区脱离中国中央政府管辖，取得形式上的“独立”，而实际上将其置于日本的控制之下。其典型是中国东北三省。东三省因其丰富的自然资源和重要的战略地位而成为日本垂涎已久的地方。到20世纪30年代初资本主义经济大危机时期，中国东北地区被日本统治集团抬到了“生命线”的高度，说成是可以从根本上解决日本经济问题，包括人口问题和粮食问题的重要地区，“是帝国实现自给自足的绝对必需之地。而且将来开发的余地还很大，满蒙的价值毋宁说在将来，其前途无量”（注：小林龙夫等编：《现代史资料.7.满洲事变》，水笃书房1964年版，第142页。）。经过甲午战争、日俄战争和第一次世界大战，日本认为中国东北已经是它不容置疑的海外利益和不允许其他大国染指的独家“势力范围”。1931～1933年，日本认为时机成熟，从而再进一步，发动了“九一八事变”，一手炮制了刺刀下的“满州国”，企图把东北地区彻底从中国分割出去。此举终于激化了同样觊觎中国的帝国主义大国间的矛盾。但此刻日本军国主义政权已决心一拼到底，因此当日本的作法遭到国联大小国家的一致反对时，日本不惜退出国联，继而撕毁裁军条约，为确保它的“生命线”铤而走险。
第三类手法是，通过它自己以及其他帝国主义列强与中国签订的不平等条约，最大限度地攫取在华利益，掠夺资源，开拓市场，控制中国的经济命脉，千方百计占据对华交往中的优势地位。其针对的地区是中国其余的广大领土。1914年即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日本对华投资占列强对华投资总额的13.6%，处于第4位，远远低于英国的37.7%， 以及俄国的16.7%、德国的16.4%。但是到20世纪30年代初，日本的投资份额已猛增到35.1%，仅次于英国的36.7%，上升到第2位， 日英两国之和已超过70%，而其他国家都已不足10%（注：安藤良雄：《近代日本经济要览》，东京大学出版会1975年版，第103页。）。 日本的基轴产业纤维工业更是千方百计利用中国的廉价资源和劳动力。两次大战之间，日本的棉纺业由“民族纺”为主逐渐向“在华纺”发展。1925年，日本民族纺的织机数占65%，在华纺占35%，到1936年，民族纺的比率下降到46.9%，而在华纺则上升为53.1%。从棉布产量来看，1925年民族纺为83%，在华纺为17%，到1936年，民族纺下降到36.6%，而在华纺则猛增到63.4%（注：长冈新吉：《近代日本经济》，密涅瓦书房1988年版，第280—281页。）。日本在华纺的恶性发展垄断了中国的棉制品市场，使中国的民族工业陷入危机。另一方面，日本凭借其廉价棉布大举占领世界市场。到1933年，日本棉布已超过英国棉布的出口量，位居世界市场的首位。1934年，日本的棉布出口超过了生丝，占据了日本对外贸易的首位。
到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日本已经在它的周边地区构筑了一个以确保其政治经济利益为根本目的的“大东亚共荣圈”，其中台湾作为日本的“南进基地”，在政治、经济、军事诸多方面都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1936年，日本在台湾设立了“国策会社”——台湾拓殖株式会社，从军事和战略需要出发，从事棉花、畜产、化学、矿产、运输、通信等多种经营活动，同时在财政上分担日本所需军费。1940年，台湾的工农业产值和财政规模与1920年相比增长了3倍左右。 台湾长期向日本出口的两大主要经济作物稻米和蔗糖的出口额， 1938 年与甲午战争后的1896年相比，稻米从91万日元发展到1.29亿日元，增长了140多倍， 砂糖从153万日元发展到1.79亿日元，增长了110多倍（注：长冈新吉：《近代日本经济》，第261页。）。特别是， 作为太平洋上重要的军事基地，台湾发挥了其他地区不可替代的作用。
从“利益线”到“生命线”再到“大东亚共荣圈”，把战前日本对外战略的重点目标勾画得淋漓尽致。无论在这条“线”上还是在这个“圈”内，台湾都是不可缺少的一环，是日本为自己构筑的“生存空间”的一角。
二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日本的经济和对外贸易结构与战前相比有了很大不同。贸易对象国和地区由原来的以亚洲为主发展到遍布全球各大洲。1955年对西欧的出口占日本出口总额的比率为零，1960年发展到11.8%，1970年为15%，1980年为16.6%。对大洋洲、加拿大、南非等地的贸易1955年占6.8%，1965 年增加到8. 6 %。 对中近东地区的贸易1955年为零，1965年发展到4.2%，1982年增加到12.2%。 进口情况也大致相同（注：细谷千博、有贺贞编：《国际环境的变化与日美关系》，东京大学出版会1987年版，第192—193页。）。
日本的能源结构战后发生了很大变化，在一次性能源供给中，水力和煤炭所占的比率不断下降，而石油比率则迅速上升。1953年石油所占的比率只有17.7%，1976年则增加到74%（注：安藤良雄：《近代日本经济要览》，第167页。）。 石油已名副其实地成为日本经济生死攸关的“血液”，而恰恰是石油对海外的依赖程度最高。1976年日本原油的进口率为99.7%。其它主要商品的进口率为：小麦96.3%，铁矿石99.6%，铜矿96.9%，原煤76.8%（注：安藤良雄：《近代日本经济要览》，第169页。）。如果拿总能源的海外依存度作一横向比较， 日本在西方各国中居于首位。1972年美国总能源对海外的依赖程度仅为15.2%，德国为50.8%，英国为52.3%，而日本则高达86.4%（注：安藤良雄：《近代日本经济要览》，第167页。）。如果说， 世界贸易的恶化对所有国家都会造成不良影响，那么对日本的影响则很可能是致命的。日本经济对海外市场高度依赖这一基本特点，不但没有因为战后日本贸易的全球化趋向而有任何改变，相反，从某种意义上说，全球化程度的提高，贸易对象国和贸易区域的不断扩大，不是使日本经济的安全系数提高，从而使日本可以更加“放心”，而是使日本变得更加“担心”。全球经济的任何风吹草动，都可能牵动日本经济的敏感神经，从而给日本经济造成连锁式影响。
正是在这样一种形势下，战后亚洲特别是东亚地区的重要性，以其特有的形式再次凸现出来。
在经济方面，亚洲的补偿性更加突出。特别是当日本经济的全球化发展趋势遇到挫折的时候，亚洲的补偿性便立即显现出来。20世纪70年代，因为中东地区发生战争，日本先后两次遭受石油危机的沉重打击，国际收支迅速恶化，通货恶性膨胀，60年代开始的经济高速增长完全停止，并出现了战后第一次负增长。1974年日本的经常收支从前一年的平衡状态一举变为47亿美元的赤字，零售物价的上涨率从前一年的15.8%猛增到31.6%。1974年到1982年日本经济的年均增长率从60年代以来的10%跌至4.7%（注：细谷千博、 有贺贞编：《国际环境的变化与日美关系》，第178页。）。
遭受两次石油危机打击后，日本把能源的主要供应地由中东地区向亚洲收缩，从而使东南亚作为资源供应地的重要性急剧增加，在日本进口市场构成中所占的比重由1972年的17.8%上升到1980年的22.6 %， 1985年达到23.4%，超过西亚产油国，1989年更是增至25.1%。1985年在日本进口的液化天然气中，有88.6%来自东盟国家，东南亚已成为日本所需液化天然气的主要产地（注：何芳川主编：《太平洋贸易网 500年》，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270页。）。 同一时期日本对中国的贸易也有大幅度增长，1989年中国在日本进口市场构成中所占比重与1973年相比增加了一倍以上（注：何芳川主编：《太平洋贸易网500年》，第271页。）。
战后亚洲在日本全球贸易中所占比重虽然相对减少，但是从绝对数量看，仍然是日本最重要的海外市场。20世纪30年代，亚洲所占的比率超过50%，占日本对各大洲贸易的首位。1970～1974年，亚洲在日本出口贸易中所占的比率虽然降到31%， 但仍居第二位， 仅次于北美洲的33.8%。进口贸易则仍居首位，为39%，高于北美洲的30.2%（注：安藤良雄：《近代日本经济要览》，第23页。）。另外，与数量相比更为重要的是，对亚洲的贸易与对欧美等先进国家和地区的贸易相比有着本质的不同。对欧美的贸易有极大的竞争性，与欧美之间是一种对海外市场的激烈争夺关系；而对亚洲的贸易则具有极强的互补性，与亚洲其它国家之间是一种非竞争的关系。以表示贸易性质的出口结合度为例，设基数为100，结合度越高，互补性越强，反之，则竞争性越强。1955 年，东南亚地区的出口结合度为511，最高的台湾，达1345， 最低的为新加坡，也有247；而欧洲的出口结合度仅为20，其中最高的是瑞典， 为28，最低的是法国，仅为11，显然欧洲在日本的出口贸易中属于竞争性极强的先进工业国（注：小岛清：《世界经济与日本贸易》，劲草书房1962年版，第245—246页。）。日本化学制品对美国的出口只占美国进口的1.13%，而对台湾的出口则占台湾进口的98.26%。 在台湾的进口中，日本出口所占的比率高达61.5%（注：小岛清：《世界经济与日本贸易》，第230页。）。 包括台湾在内的东亚地区不仅是日本贸易赖以发展的最重要的海外市场之一， 而且是日本最重要的海外投资场所。 90年代以来，日本企业以台湾为媒介向东亚地区广泛渗透，形成了深刻的相互依存关系。在未来可以预见的21世纪，这种渗透和依赖关系将会进一步发展。
在地缘政治和国家安全方面，随着战后特别是70年代以来全球化与区域化两大趋势的并行发展，亚洲的重要性更加突出。一方面，日本由于自身条件的限制，不可能像美国那样在全球范围内称霸，充其量只能成为地缘政治中的重要力量。虽然战后日本经济的全球化趋势发展迅速，但其经济底蕴依然是对海外市场的高度依赖，因而这种全球化从性质上来说是被动的，这种被动的全球性经济不可能成为政治上称霸世界的物质基础和实力。另一方面，与日本在全球经济关系中无法改变的先天性弱点形成鲜明对照的是，日本在亚洲依然保持着优势地位，这是它与亚洲各国之间在经济发展水平上依然存在的落差所决定的。不仅如此，日本不可改变的地理位置使亚洲不仅是它经济上的重要依托，而且是它在国际政治和国家安全领域最主要的活动舞台。日本从明治维新以来就争论不休的究竟应该“脱亚入欧”还是“脱欧归亚”，事实上已经由历史和现实的实践作出了回答。
在亚洲这一战略棋局中，排在前面的是东亚地区。如果说，东亚地区对美国来说，只是其全球战略中一颗稍显重要的棋子，那么对日本来说，则是围在它的家门口，生死攸关、势在必得的战略重镇。战后，日本虽然由于战争的失败，已经不再把“大东亚共荣圈”挂在嘴上，但是东亚地区在日本的地缘政治中所处的位置是改变不了的。所谓周边事态法案，所谓战区导弹防御系统，这两个引起国际社会普遍关注的重大问题，其具体对象正是东亚地区。
在东亚这个重要的战略地区中，排在突出位置的是台湾。由于战后东亚地区政治地图的变化，特别是昔日“利益线”上最重要的环节朝鲜、中国大陆，都已从战前日本的殖民地、半殖民地和势力范围变为经济上自成体系的社会主义国家，相比之下，台湾的战略意义更显重要。台湾对日本经济的依附性，地理上的特别接近以及政治制度的相通，使日本对之寄予特别的关注和期待。对日本来说，若能确保台湾作为一个独立的实体存在，则无疑是给其在亚洲最具竞争力且关系最微妙的对手——中国体内打进一个楔子，而台湾则可以成为自己政治上死心塌地的小伙计，国家安全上守护家门口的天然屏障。从长远的战略意义考虑，台湾更是进可以觊觎、退可以暗中操纵的东亚地区少有的一步活棋。因此，如果说战前台湾是日本对外战略重点目标中的一个环节和组成部分，那么，战后台湾地位的重要性则有增无减。
三
日本对台湾的政策目标究竟能够在多大程度上实现，取决于多种因素，其中在国际关系方面最重要的制约因素有两个，一个是日美关系，一个是日中关系。
美国是对日本资本主义发展影响巨大、且与之最具有矛盾性的国家。
日本战前在推行其称霸东亚的战略计划时，遇到的最大挑战和竞争对手就是美国。一次大战后，以美国为首的西方集团利用处理战后问题的华盛顿会议，迫使日本不仅接受了对自己不利的裁军比例，而且不得不吐出在一次大战中趁列强无暇东顾之机掠夺的诸多在华利益，包括放弃或削减大战期间获得的山东铁路和矿山权利，撤回曾经保留的“二十一条”要求中的第5号等等。到20世纪30年代， 日美两国围绕对华争夺而日益激化的矛盾已成为远东国际关系的焦点。日本统治集团的代表人物、关东军参谋石原莞尔称：“美国由于欧洲大战而成为了西洋文明的冠军，日本也逐渐成了东洋文明的冠军，但是世界大势总归要合为一个体系，那么其中心到底是日本还是美国？只有靠世界大战来决定了。”（注：日本国际政治学会：《走向太平洋战争的道路》，资料篇，朝日新闻社1963年版，第96页。）
如果仅仅是两个彼此间毫无牵连的竞争对手，问题倒也简单：既然两国间只有仇恨，只有利益的对立和竞争目标的不可调和，那完全可以毫无顾忌地厮杀，以求彻底解决问题。但事实偏偏不是如此。日本一方面在对华争夺上有着与美国不可调和的矛盾，另一方面在经济关系上又有着对美国分不开、割不断的依赖。日本战前的两大海外市场，一个是以中国为主的亚洲地区，另一个就是美国。20世纪20年代日本对亚洲地区和美国的出口两项加起来占日本总出口的80%以上，进口也占70%（注：西川博史：《日本帝国主义与棉业》，密涅瓦书房1987年版，第94页。）。日本经济命运所系的生丝出口，95%左右面向美国市场，而对美国来说，生丝仅仅用作妇女丝袜的原料，其重要性微乎其微。二者相比，日本在两国经济关系中的被动地位一目了然。不仅如此，日本的资金短缺和美国一战后在国际金融中所处的中心和主导地位，进一步加重了日本经济对美国的依赖程度。
日本经济对美国市场的严重依赖和日美两国实力对比的巨大差距，给日美之间不可调和的矛盾蒙上了一层扑朔迷离的假象：似乎日美之间不可能爆发战争。日本总是千方百计地作出迎合美国的姿态。日本外相在正式场合表示：“支那的门户开放机会均等对日本来说虽然于现实无补，却也有经济上的意义。对支那资源的开发投入几百万美元、英镑、法郎，就等于省下同样数量的日元。这对支那来说意味着购买力、生产力的增长，经济的繁荣，对日本来说意味着经费支出的减少，所以对日本来说也是桩好买卖。”（注：鹿岛和平研究所：《日本外交史.18.满州事变》，鹿岛出版会1973年版，第11页。）一次世界大战后日本对美外交的主流是亲美和寻求同美国妥协，由此也可以看出，日美关系特有的两面性极大地制约了日本对国家利益的追求。
二次世界大战后，情况并没有发生质的变化，日美两国在台湾问题上的国家利益依然存在着明显的不同。台湾究竟是成为日本的独家势力范围，还是成为美国全球战略的一颗棋子，二者从根本上来说并不是一回事。然而在现实中，日本之所以表现出与美国惊人的“一致”，主要是由于以下几个原因：一是日本的战败使日美实力对比变得比战前更加悬殊。美国不但凭借强大的武力把日本这个“魔鬼”收入瓶中，而且凭借强大的经济实力把瓶塞牢牢掌握在自己手里。如果说战前的日本还敢于向美国频频叫板，那么战败的日本面对美国的军事占领和全面改造，却已经是只有招架之功，没有还手之力。二是经济关系中的对美依赖程度有增无减。战后美国仍然是日本最重要的海外市场之一，对美贸易长期占日本贸易总额的1／2左右。不仅如此，在战争中遭到重创的日本经济是依靠美国的扶持才恢复和发展起来，美国不仅在资金和技术上是日本最大的供给国，而且一手包办了日本重返世界经济体系的各项重要手续，包括说服英法等诸多反对国，帮助日本于1955年加入关贸总协定。三是政治利益的一致性在很大程度上掩盖了国家利益的分歧。构成战后日美关系基本框架的是日美安保体制，产生和维系这一体制的一个重要背景就是冷战的需要。1955年日本外相重光葵在访美时对美国国务卿杜勒斯说：“我认为，迟早有必要承认大陆的共产党政权这一存在，不过我希望我们永远不会使共产党控制台湾。”（注：冯昭奎等：《战后日本外交》，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126 页。）对日本来说，搭乘日美安保体制的便车，以对付周围社会主义国家的威胁，是一个一举两得的事情。四是国际形势尚不具备可以令日本公开挑战的条件。日本经济发展的基本特点决定了它是一个受国际局势影响极大的国家，日本决策集团是否采取行动的重要依据之一，是判断外部条件的变化是否已经直接构成了对其国家利益的威胁。
以上四个原因归结到一点，即日美关系的走向仍然是影响和制约日本对台政策的主要因素，它使日本在台湾问题上与美国并不相同的国家利益处于种种表象的掩盖之下，不容易为人们所认识。但是近年来，随着日本经济实力的增长和国际形势的深刻变化，一些新的迹象已经开始出现。首先是，日美经济实力的差距在逐渐缩小。日本经济规模由战争结束时仅为美国的1／12到80年代发展为美国的1／2（注：细谷千博、 有贺贞编：《国际环境的变化与日美关系》，东京大学出版会1987年版，第215页。）。 日美经济关系中由对美依赖一边倒逐渐向摩擦扩大化转变。其次是，在日美安保体制的框架内，限制与反限制的矛盾在不断发展。这一体制从建立到90年代，其间几经修改，每一次修改都以日本的作用进一步增大，美国的控制进一步放松而结束，直到1999年日本第45届国会通过了以《周边事态法》为核心的日美防卫合作新指针相关法案。日本的军事力量不断增强，海外派兵已成事实，修改和平宪法的趋势也已洞若观火。因此，正如太平洋战争爆发已经证明的那样，尽管日本在综合实力上不得不受制于美国，但是不同的国家利益和对外战略目标决定了日本在必要时会把一切置之度外。也正因为如此，可以预测，在台湾问题上，日本完全有可能在它认为必要时，自行其是，采取与美国不同的做法。
日中关系是制约日本对台政策的另一个重要因素。
如果说，日美两国在台湾问题上的分歧是两个竞争者对同一目标的觊觎，这种分歧并不直接影响竞争者本身的利益，那么围绕台湾问题的日中关系则具有截然不同的性质，这是争夺者与被争夺者之间的矛盾，它与被争夺者的切身利益息息相关，同时反过来，被争夺者的一举一动也极大地影响着争夺者政策与策略的变化。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中国的情况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台湾作为日本殖民地的历史宣告终结，它使日本对台湾的政策不得不面临重大调整。但是另一方面，国民党政权盘踞台湾这一现实，又给日本采取其他形式继续控制台湾提供了某种可能。因此战后日本制定对台政策的基点和指导方针便由直接的殖民统治向着谋求实质性控制的方向转变。由肢解中国向着促成分裂，在分裂中实现对台政策目标的方向转变。在新中国成立前、中日建交前，以及中日建交后这三个不同的历史时期，情况互不相同，因此日本的对台政策也相应地表现为不同的形式。
从二战结束到新中国成立，这一时期日本由于战败，不得不接受开罗宣言和波茨坦公告。具体地说，开罗宣言规定：“台湾应归还中国”，波茨坦公告第8条为：“开罗宣言之条约款必须实施”。但是， “归还中国”这里面却大有文章可作，在日本统治集团的心目中，所谓“归还中国”，就是要归还给“中华民国”，就是“向蒋委员长无条件投降”。（注：田桓主编：《战后中日关系文献集.1945—1970》，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19页。）这个在特定历史条件下不得不承认的最起码的事实，成为日本不论日后情况怎样变化，断不肯再后退一步的基本立场。
新中国成立后到中日建交之前，这一时期以“日台条约”的缔结为主要标志，是日本在台湾与大陆之间实行分裂政策的最活跃的时期。新中国的成立使日本把台湾归还给“中华民国”的意图失去了根基，然而日本仍然顽固地坚持承认“中华民国”的存在，并于1952年4 月与台湾当局缔结了“日本国和中华民国之间的和平条约”即“日台条约”，同台湾当局建立所谓的“外交关系”。在条约换文中规定，“条约”的适用范围是“中华民国政府所控制的和今后将控制的一切领土”（注：信夫清三郎：《日本外交史》下卷，商务印书馆1980年版，第789 页。），公开支持蒋介石集团反攻大陆。另外，在日美安保体系的所谓远东范围问题上，日本也明确地表示要把台湾地区包括在内，强调台湾是“日本安全的一个极重要因素”，台湾的“安全”是日本“安全”的“严重问题”（注：田桓主编：《战后中日关系文献集.1945—1970》，第906页。）。这一时期日本在外交场合有种种表演，包括追随美国，千方百计把台湾留在联合国；政府首脑一再以首相身份亲访台湾，会见蒋介石，并与台湾当局发表联合声明称：“为了在亚洲确保自由，必须进一步加强自由世界的团结，这是两国领导人的共同见解。”（注：田桓主编：《战后中日关系文献集.1945—1970》，第311页。）这些公然分裂中国的言行虽然极端露骨，却是日本对台立场的真实表露。
中日复交以后，日本出于维持对华关系的需要，把在台湾问题上的基本立场表达得更为曲折，更为隐蔽，然而其实质却没有改变。在正式的外交场合，日本政府总是强调，日本愿意遵守《日中联合声明》的立场，这看起来似乎与中国政府十分一致，然而其中的奥妙在于，《声明》是双方求同存异的产物，日本所要强调的往往并不是“同”，而是它的“异”。正如日方在复交谈判时所表示的那样，对台湾问题的处理，日本缔结的“日台条约”是经过日本国会批准的，日本作为条约当事国负有责任。假如完全接受中国政府关于复交三原则的观点，即承认条约“非法、无效，应予废除”，就等于日本政府欺骗了国会和国民，因此日方不能同意将废除“日台条约”的表述直接写进联合声明。另外，在联合声明中，对于“台湾是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这一中国政府的立场，日本也避免直接使用“同意”，或“承认”这样的表达方式，而仅仅用“理解和尊重中国政府的这一立场，并坚持遵循波茨坦公告第8条的立场”这种含糊其辞、可以作多种解释的表述。 至于“遵循波茨坦公告”的真实含义是什么，日本政府心里当然清楚。
这种刻意修辞下所掩盖的日本对台政策的真实立场，在中日关系平稳发展时并不显突出，但是一遇到重大事件的检验，便立刻暴露出来。一个比较典型的例子就是所谓的“光华寮事件”。“光华寮”是一所位于日本京都的中国房产，其本身并无特别之处，然而围绕“光华寮”一案所展开的、迁延达20多年的诉讼过程，却集中地、突出地、清楚地表明了日本在台湾问题上的基本立场。1967年，1977年，1987年，时跨中日建交前后，日本地方法院和高等法院一而再、再而三地受理台湾当局以“中华民国”名义提出的对该房产所有权的上诉。不仅如此，日本大阪高等法院在1987年提出的法律鉴定书中公然辩解道：“中华民国政府自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至今，现实上排他地、长期持续地支配和统治着台湾及其周围诸岛和该地区的人民”，并且认定台湾当局是“事实上的政权”。在《中日联合声明》中预留的空子，在这里果然派上了用场。法律鉴定书辩解说，日本从来没有“承认”过台湾是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而只是“理解”和“尊重”中国政府的立场而已，对台湾当局，“日本并没有承担法律义务去否认这一政权存在本身，这种关系从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外交关系至今一直没有改变”（注：田桓主编：《战后中日关系文献集.1945—1970》，第626—627 页。）。
弄清了日本在对台政策上始终未变的真实立场，也就不难理解为什么中日建交已经多年，而日本对台湾的小动作却一直没有中断过，包括散布“台湾归属未定论”；鼓吹“修复日台关系”；一再允许台湾政界上层人物以官方身份访问日本；发展与台湾的实质性关系；在一切有关台湾的重大事件上表现出超乎寻常的“热心”和强烈反应，等等。
另一方面也应该看到：中国不断增强的综合国力和强劲的发展势头，中国与日本相邻的地理位置，中国潜在的巨大市场，这三点对日本制定对台政策构成了巨大的威慑与制约力量。正因为如此，才有了日本在对台政策上“反复无常”的表现，即每当中国政府对其倒行逆施进行严厉谴责，并重申中国的原则立场时，日本有关方面总是百般辩解，称这只是个别人的偶然言行，并且已作了严肃处理；或者干脆含糊其辞，说这可能只是一场误会；或者信誓旦旦，称日中关系是日本最重要的双边关系，日本绝不会因为个别问题而损害日中关系的大局，等等。
对于日本这种伸缩性极大的外交策略及其有可能导致的各种外交局面，必须有一个清醒的认识。
【专 题 号】K5
【复印期号】2000年06期
【原文出处】《世界历史》(京)2000年02期第2～11页
【作者简介】武寅，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研究员。北京 100006
【编 者 按】本刊曾于1999年第4、5期发表征稿启事，希望广大作者充分发挥世界史学科的社会功能，为解释和回答当代人类普遍关注的重大现实问题提供历史依据和借鉴，写出学科特点鲜明，时代感强烈的高质量论文。迄今，我们的倡议已得到比较热烈的反响，也陆续收到了一些好的稿件。谨此向支持我们工作的作者们表示诚挚的感谢，并希望踊跃来稿。
近年来，随着台湾分裂势力的抬头，台湾问题日益成为我们非常关注的焦点问题。而台湾问题又一直同日台关系密切相关。本刊本期发表的武寅研究员的《日本对外战略与台湾问题》一文，从历史的角度，比较深入地剖析了台湾问题在日本对外战略中的地位。作者认为，日本对台政策是日本对外战略全局中的一个组成部分，日美关系的重要性并不能排除在特定条件下日本与美国在台湾问题上采取不同行动的可能性；日中关系的好坏并不影响日本对台政策的实质，只是影响它外在的表现形式。这些观点，对我们正确了解和把握日本对台政策的表象与实质也许有所启发。
一
日本对外战略的重点是亚洲，特别是地理位置最近、资源丰富、市场潜力巨大，同时战略地位极其重要的周边邻国。这一战略重点的形成，可以追溯到日本明治维新后国家战略的形成时期。1891年，日本首相山县有朋在提交给外相的文件《外交政略论》中，把周边邻国的重要性概括为日本的“利益线”，并解释说，所谓“利益线”，就是“与我国主权线安危紧密相关的区域”。他还提出：“要维持国家独立，只守卫主权线即本国疆域是不够的，还必须经常关注与本国关系密切的近邻地域的防护，确保其成为本国的势力范围。”（注：林茂、辻清明：《日本内阁史录》1，第一法规出版社1981年版，第149页。）
明治政权建立后不久，日本政府就开始有计划地向周围扩张。从千岛、库页岛，到朝鲜、中国、琉球群岛，这些近邻国家和地区被日本统治集团视为开拓势力范围的首要目标。为了把这些地方置于自己的控制之下，日本使用了从多边交涉到武力入侵的各种手段。
对北方毗邻的千岛和库页岛，日本与俄国之间自1870年起便开始交涉。在进行了多方权衡之后，日本认为，库页岛气候严寒，土地贫瘠，开发需要巨资，再加上又有俄国挡在那里不肯放手，相比之下，占有千岛群岛更为有利，也更有可能。1875年，日本与俄国签订了《库页岛千岛交换条约》，放弃了对库页岛的领土要求，得到了俄国割让的俄领千岛群岛共计18个岛屿，并获得了在滨海州和勘察加从事贸易和渔业的最惠国国民待遇，以及其他一系列经济利益。
对南部毗邻的琉球群岛，日本采取了分两步走的办法。第一步，先切断琉球与中国的关系。因为历史上琉球一直保持着对中国的朝贡和臣属关系，并不属于日本的版图。第二步，把琉球收入自己囊中。1872年，日本自行设置琉球藩，把琉球国王任命为琉球藩王，并一厢情愿地把他列入日本的华族。对外宣称琉球是“我帝国之一部”。1876年接管了琉球的司法权和警察权。1879年，日本再次无视中国的强烈反对，废琉球藩，设冲绳县，任命了冲绳县令，同时把琉球藩王押往东京。至此，日本完成了把琉球划归自己版图的战略图谋。
对中部毗邻的朝鲜，日本看作是其构筑“利益线”的“焦点之所在”（注：林茂、辻清明：《日本内阁史录》1，第149页。）。因为朝鲜不仅是进入东亚大陆的跳板，而且牵动着诸多大国的利益。为了争夺朝鲜，日本制定了分阶段实施的吞并计划。首先，它采取了与强占琉球时类似的手法，吁请国际社会要维护和尊重朝鲜的独立，实质是要切断历史上延续下来的朝鲜与中国的交往关系，同时告戒俄国等觊觎朝鲜的西方大国，日本对朝鲜的兴趣绝不亚于任何一方。1876年，日本与朝鲜签订了《日朝修好条约》。条约一开头就载明“朝鲜国乃自主之邦”，但紧接着就要求朝鲜承认日本单方面的领事驻在权和领事裁判权，同时迫使朝鲜开放釜山、元山和仁川等港口（注：日本外务省编：《日本外交年表并主要文书》上，原书房1965年版，第65页。）。1894年，日本以武力逼迫清政府承认“朝鲜独立”，从而完成了其第一阶段的战略图谋。第二阶段，将朝鲜置于日本的自由处置之下，即将其“保护国”化。这一目标因1905年日俄战争的结果而实现。1905年9月， 签订了《朴茨茅斯和约》；11月，签订了《韩国保护条约》，把俄国的势力赶出了朝鲜，剥夺了韩国的外交权，并设置了统监府。1907年7月， 与韩国签订了第三个《日韩条约》，剥夺了韩国包括行政、司法、监狱、警察、军队在内的内政全权，把韩国变成了日本名副其实的“保护国”。第三阶段是吞并朝鲜即将朝鲜殖民地化。为了实现这一目标，日本与最有可能出面干涉的两个西方大国俄国和英国多方交易、讨价还价，在得到了其“谅解”之后，1910年8月，日本强行签订了吞并朝鲜的条约， 迫使其“完全而且永久地”出让“有关韩国的一切统治权”。朝鲜彻底沦为日本的殖民地（注：日本外务省编：《日本外交年表并主要文书》上，第340页。）。
如果说，对以上地区的争夺还属于战前日本外交所追求的外围目标，那么，对其最大的亚洲邻国中国的征服则是日本明治以来对外政策的核心问题和始终不变的“既定国策”。然而，对日本来说，这个面积比自己大20多倍，历史上一直尊为师长，且具有重要国际影响的亚洲最大的国家毕竟和上述地区不能相比。日本清楚地认识到，对中国这个庞然大物，采取一口吞下的办法是不可能得逞的。正因为如此，它根据国际关系和力量对比的实际可能性，采取了分割肢解、分类对待的手法。
第一类手法，是将其所觊觎的地区完全脱离中国本土，直接划入日本版图，其中最典型的就是台湾。台湾与祖国中国大陆隔海相望，东北边紧接琉球群岛，被日本看作是近在嘴边的一块肥肉。日本强行吞掉琉球后，便把触角进一步伸向了台湾。1873年，即日本单方面宣布废除琉球国、设置琉球藩的第二年，日本政府便遣使到清帝国交涉台湾问题。日本竟然以并未得到任何人承认的、单方面制造的所谓事实为依据，声称琉球岛民就是日本臣民，琉球岛民遭到了台湾土著居民的杀害，就等于日本臣民，从而也就是日本本身受到了侵犯，因此日本绝不能等闲视之。当清帝国负责接待的官员表示“只听说土著掠杀琉球国民，不知系贵国人。琉球国乃我藩属，我官吏对逃出台湾土著区的琉民已加以救助，并送往福建，由总督慰抚后送回本国”时，日本使臣竟强词夺理地辩称：“如今我国大政日新，无一民非其臣属……谓琉人为我国人何妨？且问贵国官吏，既已救恤琉民，不知对犯下暴行的土著将作何处理？”（注：日本外务省编：《日本外交年表并主要文书》上，第53页。）日本交涉琉民问题的直接目的，在于迫使清政府承认其对琉球的领有，同时为其进一步染指台湾，制造一个冠冕堂皇的借口。不仅如此，为达到吞并台湾的图谋，日本统治集团还费尽心机地想出了另一个“理由”，即把台湾分成两半，只承认其中的一半是清帝国的领土，另一半即所谓土著居民区则说成是清帝国统治所不及的“化外之地”，因此可以看作“无主之地”，由日本来堂而皇之地“兴师问罪”。1874年4月， 日本设置了“台湾土著事务局”，任命参议大隈重信为长官。大隈于同年向政府提交了《台湾土著居民处分要略》，实质是吞并台湾的行动纲领。《要略》称“台湾土著部落乃清政府政权所不及之地……对杀害我藩民琉球人民施行报复乃日本帝国政府之义务”，并献策说“虽然土著区可视为无主之地，但毕竟与清国版图犬牙交错”，因此为便于吞并计，“要在福建省所属台湾置领事一员”，同时派6 人先往台湾“侦察地形地貌”（注：日本外务省编：《日本外交年表并主要文书》上，第54页。）。1874年5月，日本发动了入侵台湾的第一次战争， 但由于准备不足和清帝国的强烈反对，这次武力入侵最终以失败告终。12月，日本不得不从台湾撤兵。1894年，日本倾其国力，再次发动了大规模的侵华战争即甲午战争，迫使清政府割让了台湾。
第二类手法是“保护国”化，即：使该地区脱离中国中央政府管辖，取得形式上的“独立”，而实际上将其置于日本的控制之下。其典型是中国东北三省。东三省因其丰富的自然资源和重要的战略地位而成为日本垂涎已久的地方。到20世纪30年代初资本主义经济大危机时期，中国东北地区被日本统治集团抬到了“生命线”的高度，说成是可以从根本上解决日本经济问题，包括人口问题和粮食问题的重要地区，“是帝国实现自给自足的绝对必需之地。而且将来开发的余地还很大，满蒙的价值毋宁说在将来，其前途无量”（注：小林龙夫等编：《现代史资料.7.满洲事变》，水笃书房1964年版，第142页。）。经过甲午战争、日俄战争和第一次世界大战，日本认为中国东北已经是它不容置疑的海外利益和不允许其他大国染指的独家“势力范围”。1931～1933年，日本认为时机成熟，从而再进一步，发动了“九一八事变”，一手炮制了刺刀下的“满州国”，企图把东北地区彻底从中国分割出去。此举终于激化了同样觊觎中国的帝国主义大国间的矛盾。但此刻日本军国主义政权已决心一拼到底，因此当日本的作法遭到国联大小国家的一致反对时，日本不惜退出国联，继而撕毁裁军条约，为确保它的“生命线”铤而走险。
第三类手法是，通过它自己以及其他帝国主义列强与中国签订的不平等条约，最大限度地攫取在华利益，掠夺资源，开拓市场，控制中国的经济命脉，千方百计占据对华交往中的优势地位。其针对的地区是中国其余的广大领土。1914年即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日本对华投资占列强对华投资总额的13.6%，处于第4位，远远低于英国的37.7%， 以及俄国的16.7%、德国的16.4%。但是到20世纪30年代初，日本的投资份额已猛增到35.1%，仅次于英国的36.7%，上升到第2位， 日英两国之和已超过70%，而其他国家都已不足10%（注：安藤良雄：《近代日本经济要览》，东京大学出版会1975年版，第103页。）。 日本的基轴产业纤维工业更是千方百计利用中国的廉价资源和劳动力。两次大战之间，日本的棉纺业由“民族纺”为主逐渐向“在华纺”发展。1925年，日本民族纺的织机数占65%，在华纺占35%，到1936年，民族纺的比率下降到46.9%，而在华纺则上升为53.1%。从棉布产量来看，1925年民族纺为83%，在华纺为17%，到1936年，民族纺下降到36.6%，而在华纺则猛增到63.4%（注：长冈新吉：《近代日本经济》，密涅瓦书房1988年版，第280—281页。）。日本在华纺的恶性发展垄断了中国的棉制品市场，使中国的民族工业陷入危机。另一方面，日本凭借其廉价棉布大举占领世界市场。到1933年，日本棉布已超过英国棉布的出口量，位居世界市场的首位。1934年，日本的棉布出口超过了生丝，占据了日本对外贸易的首位。
到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日本已经在它的周边地区构筑了一个以确保其政治经济利益为根本目的的“大东亚共荣圈”，其中台湾作为日本的“南进基地”，在政治、经济、军事诸多方面都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1936年，日本在台湾设立了“国策会社”——台湾拓殖株式会社，从军事和战略需要出发，从事棉花、畜产、化学、矿产、运输、通信等多种经营活动，同时在财政上分担日本所需军费。1940年，台湾的工农业产值和财政规模与1920年相比增长了3倍左右。 台湾长期向日本出口的两大主要经济作物稻米和蔗糖的出口额， 1938 年与甲午战争后的1896年相比，稻米从91万日元发展到1.29亿日元，增长了140多倍， 砂糖从153万日元发展到1.79亿日元，增长了110多倍（注：长冈新吉：《近代日本经济》，第261页。）。特别是， 作为太平洋上重要的军事基地，台湾发挥了其他地区不可替代的作用。
从“利益线”到“生命线”再到“大东亚共荣圈”，把战前日本对外战略的重点目标勾画得淋漓尽致。无论在这条“线”上还是在这个“圈”内，台湾都是不可缺少的一环，是日本为自己构筑的“生存空间”的一角。
二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日本的经济和对外贸易结构与战前相比有了很大不同。贸易对象国和地区由原来的以亚洲为主发展到遍布全球各大洲。1955年对西欧的出口占日本出口总额的比率为零，1960年发展到11.8%，1970年为15%，1980年为16.6%。对大洋洲、加拿大、南非等地的贸易1955年占6.8%，1965 年增加到8. 6 %。 对中近东地区的贸易1955年为零，1965年发展到4.2%，1982年增加到12.2%。 进口情况也大致相同（注：细谷千博、有贺贞编：《国际环境的变化与日美关系》，东京大学出版会1987年版，第192—193页。）。
日本的能源结构战后发生了很大变化，在一次性能源供给中，水力和煤炭所占的比率不断下降，而石油比率则迅速上升。1953年石油所占的比率只有17.7%，1976年则增加到74%（注：安藤良雄：《近代日本经济要览》，第167页。）。 石油已名副其实地成为日本经济生死攸关的“血液”，而恰恰是石油对海外的依赖程度最高。1976年日本原油的进口率为99.7%。其它主要商品的进口率为：小麦96.3%，铁矿石99.6%，铜矿96.9%，原煤76.8%（注：安藤良雄：《近代日本经济要览》，第169页。）。如果拿总能源的海外依存度作一横向比较， 日本在西方各国中居于首位。1972年美国总能源对海外的依赖程度仅为15.2%，德国为50.8%，英国为52.3%，而日本则高达86.4%（注：安藤良雄：《近代日本经济要览》，第167页。）。如果说， 世界贸易的恶化对所有国家都会造成不良影响，那么对日本的影响则很可能是致命的。日本经济对海外市场高度依赖这一基本特点，不但没有因为战后日本贸易的全球化趋向而有任何改变，相反，从某种意义上说，全球化程度的提高，贸易对象国和贸易区域的不断扩大，不是使日本经济的安全系数提高，从而使日本可以更加“放心”，而是使日本变得更加“担心”。全球经济的任何风吹草动，都可能牵动日本经济的敏感神经，从而给日本经济造成连锁式影响。
正是在这样一种形势下，战后亚洲特别是东亚地区的重要性，以其特有的形式再次凸现出来。
在经济方面，亚洲的补偿性更加突出。特别是当日本经济的全球化发展趋势遇到挫折的时候，亚洲的补偿性便立即显现出来。20世纪70年代，因为中东地区发生战争，日本先后两次遭受石油危机的沉重打击，国际收支迅速恶化，通货恶性膨胀，60年代开始的经济高速增长完全停止，并出现了战后第一次负增长。1974年日本的经常收支从前一年的平衡状态一举变为47亿美元的赤字，零售物价的上涨率从前一年的15.8%猛增到31.6%。1974年到1982年日本经济的年均增长率从60年代以来的10%跌至4.7%（注：细谷千博、 有贺贞编：《国际环境的变化与日美关系》，第178页。）。
遭受两次石油危机打击后，日本把能源的主要供应地由中东地区向亚洲收缩，从而使东南亚作为资源供应地的重要性急剧增加，在日本进口市场构成中所占的比重由1972年的17.8%上升到1980年的22.6 %， 1985年达到23.4%，超过西亚产油国，1989年更是增至25.1%。1985年在日本进口的液化天然气中，有88.6%来自东盟国家，东南亚已成为日本所需液化天然气的主要产地（注：何芳川主编：《太平洋贸易网 500年》，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270页。）。 同一时期日本对中国的贸易也有大幅度增长，1989年中国在日本进口市场构成中所占比重与1973年相比增加了一倍以上（注：何芳川主编：《太平洋贸易网500年》，第271页。）。
战后亚洲在日本全球贸易中所占比重虽然相对减少，但是从绝对数量看，仍然是日本最重要的海外市场。20世纪30年代，亚洲所占的比率超过50%，占日本对各大洲贸易的首位。1970～1974年，亚洲在日本出口贸易中所占的比率虽然降到31%， 但仍居第二位， 仅次于北美洲的33.8%。进口贸易则仍居首位，为39%，高于北美洲的30.2%（注：安藤良雄：《近代日本经济要览》，第23页。）。另外，与数量相比更为重要的是，对亚洲的贸易与对欧美等先进国家和地区的贸易相比有着本质的不同。对欧美的贸易有极大的竞争性，与欧美之间是一种对海外市场的激烈争夺关系；而对亚洲的贸易则具有极强的互补性，与亚洲其它国家之间是一种非竞争的关系。以表示贸易性质的出口结合度为例，设基数为100，结合度越高，互补性越强，反之，则竞争性越强。1955 年，东南亚地区的出口结合度为511，最高的台湾，达1345， 最低的为新加坡，也有247；而欧洲的出口结合度仅为20，其中最高的是瑞典， 为28，最低的是法国，仅为11，显然欧洲在日本的出口贸易中属于竞争性极强的先进工业国（注：小岛清：《世界经济与日本贸易》，劲草书房1962年版，第245—246页。）。日本化学制品对美国的出口只占美国进口的1.13%，而对台湾的出口则占台湾进口的98.26%。 在台湾的进口中，日本出口所占的比率高达61.5%（注：小岛清：《世界经济与日本贸易》，第230页。）。 包括台湾在内的东亚地区不仅是日本贸易赖以发展的最重要的海外市场之一， 而且是日本最重要的海外投资场所。 90年代以来，日本企业以台湾为媒介向东亚地区广泛渗透，形成了深刻的相互依存关系。在未来可以预见的21世纪，这种渗透和依赖关系将会进一步发展。
在地缘政治和国家安全方面，随着战后特别是70年代以来全球化与区域化两大趋势的并行发展，亚洲的重要性更加突出。一方面，日本由于自身条件的限制，不可能像美国那样在全球范围内称霸，充其量只能成为地缘政治中的重要力量。虽然战后日本经济的全球化趋势发展迅速，但其经济底蕴依然是对海外市场的高度依赖，因而这种全球化从性质上来说是被动的，这种被动的全球性经济不可能成为政治上称霸世界的物质基础和实力。另一方面，与日本在全球经济关系中无法改变的先天性弱点形成鲜明对照的是，日本在亚洲依然保持着优势地位，这是它与亚洲各国之间在经济发展水平上依然存在的落差所决定的。不仅如此，日本不可改变的地理位置使亚洲不仅是它经济上的重要依托，而且是它在国际政治和国家安全领域最主要的活动舞台。日本从明治维新以来就争论不休的究竟应该“脱亚入欧”还是“脱欧归亚”，事实上已经由历史和现实的实践作出了回答。
在亚洲这一战略棋局中，排在前面的是东亚地区。如果说，东亚地区对美国来说，只是其全球战略中一颗稍显重要的棋子，那么对日本来说，则是围在它的家门口，生死攸关、势在必得的战略重镇。战后，日本虽然由于战争的失败，已经不再把“大东亚共荣圈”挂在嘴上，但是东亚地区在日本的地缘政治中所处的位置是改变不了的。所谓周边事态法案，所谓战区导弹防御系统，这两个引起国际社会普遍关注的重大问题，其具体对象正是东亚地区。
在东亚这个重要的战略地区中，排在突出位置的是台湾。由于战后东亚地区政治地图的变化，特别是昔日“利益线”上最重要的环节朝鲜、中国大陆，都已从战前日本的殖民地、半殖民地和势力范围变为经济上自成体系的社会主义国家，相比之下，台湾的战略意义更显重要。台湾对日本经济的依附性，地理上的特别接近以及政治制度的相通，使日本对之寄予特别的关注和期待。对日本来说，若能确保台湾作为一个独立的实体存在，则无疑是给其在亚洲最具竞争力且关系最微妙的对手——中国体内打进一个楔子，而台湾则可以成为自己政治上死心塌地的小伙计，国家安全上守护家门口的天然屏障。从长远的战略意义考虑，台湾更是进可以觊觎、退可以暗中操纵的东亚地区少有的一步活棋。因此，如果说战前台湾是日本对外战略重点目标中的一个环节和组成部分，那么，战后台湾地位的重要性则有增无减。
三
日本对台湾的政策目标究竟能够在多大程度上实现，取决于多种因素，其中在国际关系方面最重要的制约因素有两个，一个是日美关系，一个是日中关系。
美国是对日本资本主义发展影响巨大、且与之最具有矛盾性的国家。
日本战前在推行其称霸东亚的战略计划时，遇到的最大挑战和竞争对手就是美国。一次大战后，以美国为首的西方集团利用处理战后问题的华盛顿会议，迫使日本不仅接受了对自己不利的裁军比例，而且不得不吐出在一次大战中趁列强无暇东顾之机掠夺的诸多在华利益，包括放弃或削减大战期间获得的山东铁路和矿山权利，撤回曾经保留的“二十一条”要求中的第5号等等。到20世纪30年代， 日美两国围绕对华争夺而日益激化的矛盾已成为远东国际关系的焦点。日本统治集团的代表人物、关东军参谋石原莞尔称：“美国由于欧洲大战而成为了西洋文明的冠军，日本也逐渐成了东洋文明的冠军，但是世界大势总归要合为一个体系，那么其中心到底是日本还是美国？只有靠世界大战来决定了。”（注：日本国际政治学会：《走向太平洋战争的道路》，资料篇，朝日新闻社1963年版，第96页。）
如果仅仅是两个彼此间毫无牵连的竞争对手，问题倒也简单：既然两国间只有仇恨，只有利益的对立和竞争目标的不可调和，那完全可以毫无顾忌地厮杀，以求彻底解决问题。但事实偏偏不是如此。日本一方面在对华争夺上有着与美国不可调和的矛盾，另一方面在经济关系上又有着对美国分不开、割不断的依赖。日本战前的两大海外市场，一个是以中国为主的亚洲地区，另一个就是美国。20世纪20年代日本对亚洲地区和美国的出口两项加起来占日本总出口的80%以上，进口也占70%（注：西川博史：《日本帝国主义与棉业》，密涅瓦书房1987年版，第94页。）。日本经济命运所系的生丝出口，95%左右面向美国市场，而对美国来说，生丝仅仅用作妇女丝袜的原料，其重要性微乎其微。二者相比，日本在两国经济关系中的被动地位一目了然。不仅如此，日本的资金短缺和美国一战后在国际金融中所处的中心和主导地位，进一步加重了日本经济对美国的依赖程度。
日本经济对美国市场的严重依赖和日美两国实力对比的巨大差距，给日美之间不可调和的矛盾蒙上了一层扑朔迷离的假象：似乎日美之间不可能爆发战争。日本总是千方百计地作出迎合美国的姿态。日本外相在正式场合表示：“支那的门户开放机会均等对日本来说虽然于现实无补，却也有经济上的意义。对支那资源的开发投入几百万美元、英镑、法郎，就等于省下同样数量的日元。这对支那来说意味着购买力、生产力的增长，经济的繁荣，对日本来说意味着经费支出的减少，所以对日本来说也是桩好买卖。”（注：鹿岛和平研究所：《日本外交史.18.满州事变》，鹿岛出版会1973年版，第11页。）一次世界大战后日本对美外交的主流是亲美和寻求同美国妥协，由此也可以看出，日美关系特有的两面性极大地制约了日本对国家利益的追求。
二次世界大战后，情况并没有发生质的变化，日美两国在台湾问题上的国家利益依然存在着明显的不同。台湾究竟是成为日本的独家势力范围，还是成为美国全球战略的一颗棋子，二者从根本上来说并不是一回事。然而在现实中，日本之所以表现出与美国惊人的“一致”，主要是由于以下几个原因：一是日本的战败使日美实力对比变得比战前更加悬殊。美国不但凭借强大的武力把日本这个“魔鬼”收入瓶中，而且凭借强大的经济实力把瓶塞牢牢掌握在自己手里。如果说战前的日本还敢于向美国频频叫板，那么战败的日本面对美国的军事占领和全面改造，却已经是只有招架之功，没有还手之力。二是经济关系中的对美依赖程度有增无减。战后美国仍然是日本最重要的海外市场之一，对美贸易长期占日本贸易总额的1／2左右。不仅如此，在战争中遭到重创的日本经济是依靠美国的扶持才恢复和发展起来，美国不仅在资金和技术上是日本最大的供给国，而且一手包办了日本重返世界经济体系的各项重要手续，包括说服英法等诸多反对国，帮助日本于1955年加入关贸总协定。三是政治利益的一致性在很大程度上掩盖了国家利益的分歧。构成战后日美关系基本框架的是日美安保体制，产生和维系这一体制的一个重要背景就是冷战的需要。1955年日本外相重光葵在访美时对美国国务卿杜勒斯说：“我认为，迟早有必要承认大陆的共产党政权这一存在，不过我希望我们永远不会使共产党控制台湾。”（注：冯昭奎等：《战后日本外交》，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126 页。）对日本来说，搭乘日美安保体制的便车，以对付周围社会主义国家的威胁，是一个一举两得的事情。四是国际形势尚不具备可以令日本公开挑战的条件。日本经济发展的基本特点决定了它是一个受国际局势影响极大的国家，日本决策集团是否采取行动的重要依据之一，是判断外部条件的变化是否已经直接构成了对其国家利益的威胁。
以上四个原因归结到一点，即日美关系的走向仍然是影响和制约日本对台政策的主要因素，它使日本在台湾问题上与美国并不相同的国家利益处于种种表象的掩盖之下，不容易为人们所认识。但是近年来，随着日本经济实力的增长和国际形势的深刻变化，一些新的迹象已经开始出现。首先是，日美经济实力的差距在逐渐缩小。日本经济规模由战争结束时仅为美国的1／12到80年代发展为美国的1／2（注：细谷千博、 有贺贞编：《国际环境的变化与日美关系》，东京大学出版会1987年版，第215页。）。 日美经济关系中由对美依赖一边倒逐渐向摩擦扩大化转变。其次是，在日美安保体制的框架内，限制与反限制的矛盾在不断发展。这一体制从建立到90年代，其间几经修改，每一次修改都以日本的作用进一步增大，美国的控制进一步放松而结束，直到1999年日本第45届国会通过了以《周边事态法》为核心的日美防卫合作新指针相关法案。日本的军事力量不断增强，海外派兵已成事实，修改和平宪法的趋势也已洞若观火。因此，正如太平洋战争爆发已经证明的那样，尽管日本在综合实力上不得不受制于美国，但是不同的国家利益和对外战略目标决定了日本在必要时会把一切置之度外。也正因为如此，可以预测，在台湾问题上，日本完全有可能在它认为必要时，自行其是，采取与美国不同的做法。
日中关系是制约日本对台政策的另一个重要因素。
如果说，日美两国在台湾问题上的分歧是两个竞争者对同一目标的觊觎，这种分歧并不直接影响竞争者本身的利益，那么围绕台湾问题的日中关系则具有截然不同的性质，这是争夺者与被争夺者之间的矛盾，它与被争夺者的切身利益息息相关，同时反过来，被争夺者的一举一动也极大地影响着争夺者政策与策略的变化。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中国的情况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台湾作为日本殖民地的历史宣告终结，它使日本对台湾的政策不得不面临重大调整。但是另一方面，国民党政权盘踞台湾这一现实，又给日本采取其他形式继续控制台湾提供了某种可能。因此战后日本制定对台政策的基点和指导方针便由直接的殖民统治向着谋求实质性控制的方向转变。由肢解中国向着促成分裂，在分裂中实现对台政策目标的方向转变。在新中国成立前、中日建交前，以及中日建交后这三个不同的历史时期，情况互不相同，因此日本的对台政策也相应地表现为不同的形式。
从二战结束到新中国成立，这一时期日本由于战败，不得不接受开罗宣言和波茨坦公告。具体地说，开罗宣言规定：“台湾应归还中国”，波茨坦公告第8条为：“开罗宣言之条约款必须实施”。但是， “归还中国”这里面却大有文章可作，在日本统治集团的心目中，所谓“归还中国”，就是要归还给“中华民国”，就是“向蒋委员长无条件投降”。（注：田桓主编：《战后中日关系文献集.1945—1970》，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19页。）这个在特定历史条件下不得不承认的最起码的事实，成为日本不论日后情况怎样变化，断不肯再后退一步的基本立场。
新中国成立后到中日建交之前，这一时期以“日台条约”的缔结为主要标志，是日本在台湾与大陆之间实行分裂政策的最活跃的时期。新中国的成立使日本把台湾归还给“中华民国”的意图失去了根基，然而日本仍然顽固地坚持承认“中华民国”的存在，并于1952年4 月与台湾当局缔结了“日本国和中华民国之间的和平条约”即“日台条约”，同台湾当局建立所谓的“外交关系”。在条约换文中规定，“条约”的适用范围是“中华民国政府所控制的和今后将控制的一切领土”（注：信夫清三郎：《日本外交史》下卷，商务印书馆1980年版，第789 页。），公开支持蒋介石集团反攻大陆。另外，在日美安保体系的所谓远东范围问题上，日本也明确地表示要把台湾地区包括在内，强调台湾是“日本安全的一个极重要因素”，台湾的“安全”是日本“安全”的“严重问题”（注：田桓主编：《战后中日关系文献集.1945—1970》，第906页。）。这一时期日本在外交场合有种种表演，包括追随美国，千方百计把台湾留在联合国；政府首脑一再以首相身份亲访台湾，会见蒋介石，并与台湾当局发表联合声明称：“为了在亚洲确保自由，必须进一步加强自由世界的团结，这是两国领导人的共同见解。”（注：田桓主编：《战后中日关系文献集.1945—1970》，第311页。）这些公然分裂中国的言行虽然极端露骨，却是日本对台立场的真实表露。
中日复交以后，日本出于维持对华关系的需要，把在台湾问题上的基本立场表达得更为曲折，更为隐蔽，然而其实质却没有改变。在正式的外交场合，日本政府总是强调，日本愿意遵守《日中联合声明》的立场，这看起来似乎与中国政府十分一致，然而其中的奥妙在于，《声明》是双方求同存异的产物，日本所要强调的往往并不是“同”，而是它的“异”。正如日方在复交谈判时所表示的那样，对台湾问题的处理，日本缔结的“日台条约”是经过日本国会批准的，日本作为条约当事国负有责任。假如完全接受中国政府关于复交三原则的观点，即承认条约“非法、无效，应予废除”，就等于日本政府欺骗了国会和国民，因此日方不能同意将废除“日台条约”的表述直接写进联合声明。另外，在联合声明中，对于“台湾是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这一中国政府的立场，日本也避免直接使用“同意”，或“承认”这样的表达方式，而仅仅用“理解和尊重中国政府的这一立场，并坚持遵循波茨坦公告第8条的立场”这种含糊其辞、可以作多种解释的表述。 至于“遵循波茨坦公告”的真实含义是什么，日本政府心里当然清楚。
这种刻意修辞下所掩盖的日本对台政策的真实立场，在中日关系平稳发展时并不显突出，但是一遇到重大事件的检验，便立刻暴露出来。一个比较典型的例子就是所谓的“光华寮事件”。“光华寮”是一所位于日本京都的中国房产，其本身并无特别之处，然而围绕“光华寮”一案所展开的、迁延达20多年的诉讼过程，却集中地、突出地、清楚地表明了日本在台湾问题上的基本立场。1967年，1977年，1987年，时跨中日建交前后，日本地方法院和高等法院一而再、再而三地受理台湾当局以“中华民国”名义提出的对该房产所有权的上诉。不仅如此，日本大阪高等法院在1987年提出的法律鉴定书中公然辩解道：“中华民国政府自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至今，现实上排他地、长期持续地支配和统治着台湾及其周围诸岛和该地区的人民”，并且认定台湾当局是“事实上的政权”。在《中日联合声明》中预留的空子，在这里果然派上了用场。法律鉴定书辩解说，日本从来没有“承认”过台湾是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而只是“理解”和“尊重”中国政府的立场而已，对台湾当局，“日本并没有承担法律义务去否认这一政权存在本身，这种关系从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外交关系至今一直没有改变”（注：田桓主编：《战后中日关系文献集.1945—1970》，第626—627 页。）。
弄清了日本在对台政策上始终未变的真实立场，也就不难理解为什么中日建交已经多年，而日本对台湾的小动作却一直没有中断过，包括散布“台湾归属未定论”；鼓吹“修复日台关系”；一再允许台湾政界上层人物以官方身份访问日本；发展与台湾的实质性关系；在一切有关台湾的重大事件上表现出超乎寻常的“热心”和强烈反应，等等。
另一方面也应该看到：中国不断增强的综合国力和强劲的发展势头，中国与日本相邻的地理位置，中国潜在的巨大市场，这三点对日本制定对台政策构成了巨大的威慑与制约力量。正因为如此，才有了日本在对台政策上“反复无常”的表现，即每当中国政府对其倒行逆施进行严厉谴责，并重申中国的原则立场时，日本有关方面总是百般辩解，称这只是个别人的偶然言行，并且已作了严肃处理；或者干脆含糊其辞，说这可能只是一场误会；或者信誓旦旦，称日中关系是日本最重要的双边关系，日本绝不会因为个别问题而损害日中关系的大局，等等。
对于日本这种伸缩性极大的外交策略及其有可能导致的各种外交局面，必须有一个清醒的认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