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明清史 |
评析近代澳大利亚民族意识
王宇博
【专题名称】世界史
【专 题 号】K5
【复印期号】2000年05期
【原文出处】《世界历史》(京)2000年01期第51～58页
【作者简介】王宇博， 南京大学历史系博士生，江苏教育学院历史系副教授。 南京 210013
近代澳大利亚民族意识是19世纪澳大利亚民族形成和发展在社会意识形态领域的反应。它以澳大利亚民族为载体，反映出澳大利亚民族的成熟程度和发展趋势，以自然的方式体现在澳大利亚人的言论和行为之中，并具有指导性作用。它还显示出澳大利亚民族由英吉利民族派生而来并与之逐渐脱离的过程。本文以19世纪后半期澳大利亚社会变革为背景，对近代澳大利亚民族意识的形成及其内涵作初步探讨。
一
19世纪60年代至20世纪初是澳大利亚民族形成的重要阶段，澳大利亚民族是在英国移民及其后代的基础上发展和演变而来，其形成表现为英吉利民族在澳大利亚的本土化。从种族血缘、文化传统、道德标准等方面来说，澳大利亚民族与英吉利民族一脉相承，但是，澳洲的现实和机遇则使它逐渐成为一个从英吉利民族中分离出的新民族，并形成与之相适应并决定澳大利亚发展的民族意识。在这种民族意识的指导下，浓厚的母国情结使澳大利亚人真心诚意地一再表示对英国的忠诚和敬仰，在许多方面移植着英国社会，但是，他们又根据客观现实和自身需要，背离母国的意愿，变更着来自英国的一切，在自然渐变中与英吉利民族相分离。
澳大利亚民族意识的产生起源于澳大利亚民族的形成和发展，而19世纪澳大利亚民族经济的发展对澳大利亚民族的产生和形成起着决定性作用。澳洲的经济活动始于1788年“第一舰队”抵达新南威尔士，它起初旨在保证来澳人员生活给养的自给自足，而至19世纪初，作为英国海外扩张的副产品，牧羊业的出现和兴盛使澳大利亚经济成为英国经济的延伸和补充部分。牧羊业突飞猛进，成为澳大利亚的主要经济部门。牧羊业的发展很快突破了澳大利亚经济的内向性，走向了以英国为主要对象的海外市场。同时，羊毛贸易的收益逐渐超过英国对澳的殖民地经费拨款，进而成为澳大利亚的主要经济来源。澳大利亚经济逐步从英国经济的延伸部分向趋于自主的民族经济转化，牧羊业是其主要内容和特征。
在牧羊业发展的基础上，1851—1861年的“淘金热”极大地刺激了澳大利亚经济的全面发展。以牧羊业和羊毛贸易为内容的单一经济体制被经济生产门类越来越多的多种经济体制所代替，工业化趋势日益明显，澳大利亚民族经济快速发展，趋于健全。
澳大利亚民族经济发展的目标较之以前发生了根本性变化，即由补充和发展英国经济转变为增加澳大利亚的社会财富。这可以从澳大利亚社会各界对关税问题的态度变化上表现出来。在50年代，各殖民区为了增加收入，互设关卡，可是，频繁的经济交往和激烈的商业竞争使越来越多的人主张在澳大利亚实行统一的保护关税政策，以阻止外来商品（特别是英国商品）的流入。同时，澳大利亚经济对英国的依赖程度减弱，从属地位改变。虽然，澳大利亚民族经济同英国经济仍保持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但它已成为一个自成一体的新的经济体系。它的发展和健全与澳大利亚民族脱离英吉利民族的进程是同步的。前者是后者的先决条件和经济基础。
澳大利亚经济的发展吸引来大批为追逐财富的移民，“淘金热”更是使澳大利亚人口激增。 澳大利亚的人口从1851 年的43. 7 万人增至1861年的116.8万人（注：G.谢灵顿：《澳大利亚移民，1788 —1978》（G.Sherington,Australian Immigrants,1788—1978），悉尼1987 年版，第54、59页。）。澳大利亚人口结构也相应改变：第一，土生澳大利亚人（即移民的后代）的比例上升，从1861年的37%增长到1901年的78 %（注：R. 杰克逊：《19 世纪澳大利亚经济发展》（ R. Jackson,Australian Economic Development in the Nineteenth Century），堪培拉1972年版，第36页。）。第二，人口中男女比例趋于均衡，这使长期困扰社会的男女比例失衡问题得以解决。第三，非英藉移民增多。1861年，这类人口仅占澳大利亚总人口的9%，而到1891年， 来自欧洲国家的移民分别占新南威尔士、昆士兰和南澳大利亚人口的6.7%、 13.6%和11.5%（注：R.杰克逊：《19世纪澳大利亚经济发展》，第93—97页。）。这使澳大利亚民族成份中出现了多民族倾向。
民族经济的全面发展，特别是工商业的发展，使人口分布发生变化，城市化现象逐渐成为澳大利亚社会发展的一个特点。城市化使人口相对集中，增进了交流，加速了民族形成的进程。而语言的相同和交通运输业及通讯业的发展又沟通和密切了各地之间的交往，促进了国内市场的统一和发展。
民族经济在创造了澳大利亚民族形成和存在的客观条件的同时，又使澳大利亚人因共同的利益而产生共同的心理。尽管他们总是喜欢别人把澳洲看作是欧洲放错位置的一部分，但他们已逐渐不再是原本意义上的英国移民，而是越发关注本地区事务并与之共命运的澳大利亚人。他们不满于英国对澳居高临下的傲慢态度，进而要求与英国平起平坐，昔日那种“澳人即英人”的心理渐渐让位于“澳大利亚人的澳大利亚”。共同的心理素质体现出民族意识已萌发而出。1888年，英国《每日电讯报》写道：“最近，‘民族的’和‘民族性’的词汇已被应用于澳大利亚社会生活”（注：M.麦克肯纳：《迷人的共和国》（M.Mckenna, TheCaptive Republic），墨尔本1996年版，第124页。）。
土生澳大利亚人是这种民族意识最为理想的滋生土壤，相对而言，他们对母国的感情较之父辈已有淡薄。概括而论，这种民族意识是以“民主”、“平等”和“自立”为内容的澳大利亚民族价值观念。这个新兴的民族在立足维护自身利益的前提下，保留着与英国的母国情结，同时谋求着与英国的平等关系。它处处充满着英吉利民族的气息，但本土化使它在性质上有别于英吉利民族。
二
近代澳大利亚民族意识的核心是乐观自豪的国家感。这种思想意识是澳大利亚民族成熟的明显标志之一，反映出澳大利亚人对不同于母国但又属于自己的民族国家的追求和向往，体现出“一个渴望离开家的孩子”的心理（注： K. 希利：《走向共和国？》（K.Healay,Toward aRepublic?）第13卷，悉尼1993年版，第21页。）。在19世纪50 年代初，“澳大利亚民主之父”、新南威尔士政治家W.C.温特沃斯预言：澳大利亚进入了“一个一定会在短短数年之内促使我们从殖民地过渡到一个国家的时代”（注：格林伍德：《澳大利亚政治社会史》，商务印书馆1960年版，第129页。）。澳大利亚共和主义之父、 新南威尔士政治家兰格进一步指出，未来的澳大利亚是一个统一、自由和平等的共和国。人们都憧憬着澳洲大陆将出现一个没有丑恶和暴政的伟大理想社会，“在这个国家里，每个公民各尽其职，同时，因人们的自我防范，伤害也不复存在”（注：M.麦克肯纳：《迷人的共和国》，第121页。）。 早期移民眼里“受神诅咒”的“极端荒芜的土地”，已在新一代澳大利亚人眼中成为生机盎然的乐土。虽然，他们对母国仍怀有崇敬心理，“澳大利亚人是英国臣民”的意识依然存在，但对英国视他们为“二等臣民”的歧视态度则持强烈的不满情绪，并为此忿忿不平。英国认为在澳洲培养不出主教、教授和法官，甚至连这里的商品也被打上了蹩脚货的烙印。“殖民地的果酒是酸的，殖民地的啤酒是搀水的，殖民地的乳酪是腐臭的，殖民地的蜜饯果子是稀烂的”。对此，澳大利亚社会的反应是：“谬论将被推翻，对本国力量的诬蔑将被揭穿。”（注：M.克拉克：《澳大利亚简史》下册，广东人民出版社1973年版，第303—304页。）可见，他们是本着新的国家观念去反驳来自母国的歧视言论，在观念上，澳大利亚与英国已分为两个民族国家。
乐观自豪的国家感是19世纪末澳大利亚联邦运动和20世纪民族国家建设的指导思想和驱动力。它对理想国家的憧憬成为澳大利亚人奋斗的目标。1883年4月，一位澳洲政界要员声称：“在一个国家的基础上， 而不是帝国的基础上，……建立一个不与英帝国保持联系的联邦制澳大利亚。”（注：L. 特伊诺：《英帝国主义与澳大利亚民族主义》（L. Trainor,British Imperialism and Australian Nationalism）， 剑桥1994年版，第12—13页。）这种国家感是澳大利亚民族主义与英国理性主义结合的产物。就广义而言，理性主义是新兴阶级的哲学，反对把一切既定制度看作是永恒不变的，强调世界并不完善，要使世界具有与理性相一致的内容和特点，就必须改变这一世界。而英国理性主义的最大特点就是致力于揭示那些把人束缚于自己所处环境的各种关系，并表现为经验论和感觉论（注：参见钱乘旦、陈晓律：《在传统与变革之间——英国文化模式溯源》，浙江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315—317页。）。19世纪澳大利亚民族意识中的国家感奠基于澳大利亚的社会结构、发展趋势以及不愿“牺牲地方主权而去服从一个由联合王国支配的、遥远的中央政府”（注：L.特伊诺：《英帝国主义与澳大利亚民族主义》，第16页。）的社会共识，认为“澳大利亚可能成为一个独立生产者国家”，因而对未来充满了向往。这种向往不是虚幻的，它的根据是澳大利亚的经济发展和社会现实，是以经济的平等和社会的平等为内容的。
澳大利亚人的经验论和感觉论简而言之就是：“只要澳大利亚不受到旧大陆的坏影响，它就能成为一个伟大的国家”（注：W.汉考克：《帝国的争论》（W.Hancock,Argument of Empire），伦敦1943年版，第12页。）。这实际上是英国人追求自由、平等和民主的社会意识在澳大利亚的本土化。但它与英国对英帝国的理解是相悖的。随着澳大利亚民族逐渐成熟，澳大利亚人越发认为英帝国应该是一些平等国家的结合体，是“平等、和谐及互助的大家庭”，即“民主国家的联盟”。而英国则认为英帝国是一个主权国家与其附属国的组合体，双方地位有高下之分，“一方为宗主国而另一方为封臣。为什么我们应当让出我们的最高霸权地位，……没有下属的殖民地，何来帝国”（注：转引自洪霞：《论加拿大自治领取得完全国家地位过程的特征》，《世界历史》1998年第3期，第40页。）。 如此差异决定了澳大利亚建立民族国家并逐步走向独立是不可避免的。
三
平等主义是近代澳大利亚民族意识的精髓。在有关澳大利亚地位的问题上，它体现为要求与母国平起平坐。虽然澳大利亚深受英国的影响，澳大利亚人对英国大都怀有特殊的感情，但是，澳大利亚人对一个呼之欲出的民族国家居然仍被地球另一端的一个国家用旧制度统治着的现状，越发感到不可思议和不可忍受。1888年9月4日，《悉尼先驱晨报》发表新南威尔士立法议会议员奥沙利文的文章，文章声称：“不出40年澳大利亚的人口将达2000万，……如果认为这样一个人数众多的进步民族可以由远隔1.6万英里的一个国家来统治，这是不合理的。”1887 年创刊的《飞旋镖》杂志不仅斥责殖民地总督是“可怜的有官衔的懒汉”，而且将获得英国圣密契尔勋章和圣乔治勋章的澳大利亚人斥为英国的“下贱的工具”（注：格林伍德：《澳大利亚政治社会史》，第203 页。）。
以平等主义为基调的澳大利亚民族主义是近代澳大利亚民族意识中颇具政治特色的一大主要内容，是19世纪上半期澳大利亚民主主义的延续和发展。两者的共同之处是都以争取自由和平等为目标，而区别在于民主主义旨在继承“在故乡生来就享有的权利”，表现为“澳大利亚型英国人”向英伦的英国人要求得到平等权利；而民族主义则认为澳英之间的隶属关系不能再继续下去了，把自由和平等与“要求完全的政治自由和民族独立”联系在一起。两者间关系的演变与澳大利亚民族的形成过程是相吻合的。
澳大利亚民族主义在政治观点上表现为独立民族国家的共和主义。早在19世纪50年代，兰格就开始宣传共和主义，主张成立独立的澳大利亚共和国。他出版《为了澳大利亚金色土地的自由与独立》一书，指望能起到托马斯·潘恩的《常识》在北美独立战争中所起到的作用。他在书中援引美国的先例，认为作为英国的殖民地，要想获得自由和独立，只有建立共和政体，而别无其他良策可循。在澳大利亚，“各移民区像是一些孩子，它们由父母扶养成人，然后割断羁绊而独立”。他指出澳大利亚各殖民区在英国的统治下已经成熟了，应该向独立国家发展。因此，他强调：“澳大利亚共和政府应是建立在普选制、联邦制和代表制的民主政体柱石上的。”（注：格林伍德：《澳大利亚政治社会史》，第202页；M.麦克肯纳：《迷人的共和国》，第79页。）
进入80年代后，越来越多的澳大利亚人关注澳大利亚的未来，共和主义逐渐弥漫于全澳。一位名叫G.布莱克的共和主义者写道：“我们通宵达旦地研讨政治经济和哲学问题，……仔细研究每一个事关人类新生的新计划。”（注：M.麦克肯纳：《迷人的共和国》， 第133 页。 ）1887年，“共和主义者联盟”成立，成为宣传共和主义的中心。它的政纲是：澳大利亚各殖民区结成联邦，建立独立的民主共和国。共和主义拥有广泛的社会基础，特别是工人阶级的加入，更使它具有民族性。虽然人们对共和主义的具体解释众说纷纭，但有一个共同的基调，那就是在自由和平等的基础上，建立一个隶属于英王的白人国家。长期担任维多利亚最高法院首席法官的丁·希金博特姆的观点具有代表性，他说：“尽管在国内事务管理上殖民地立法议会要拥有完全独立的权利，但是，殖民地与英帝国的联系仍应保留”，即“在英王名义下的独立”（注：M.麦克肯纳：《迷人的共和国》，第119页。）。 这也是同期澳大利亚联邦运动的理论和行为指南。新南威尔士政府总督H.帕克斯对此的看法是：“共和主义的精神……不是反对君主政体，而是反对专制制度。”（注：《悉尼先驱晨报》（Sydney Morning Herald），1891 年3 月17日。）
由此可以看出，澳大利亚共和主义不同于美国、中国、法国等国家的共和主义，它并不把君主制完全置于平等、自由和民主的对立面，而是在平等的前题下把受法律约束的君主与自由民主相结合，这是敬重君主的英吉利民族心理在澳大利亚的体现。在英国，一个不犯错误，统而不治的君主被认为是社会稳定的象征，能够使人在心理上形成一种安全感。伏尔泰称英国为“百姓自由还和君主制并存的国家”（注：伏尔泰：《路易十四时代》，商务印书馆1982年版，第185页。）。 恩格斯坦言：“大家知道，没有一个地方比英国更崇拜统而不治的人们。”（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682页。 ）作为英国移民殖民地的澳大利亚，英国移民是以英王臣民的身份来到这里，并以这种名义与母国保持着联系。对他们来说，没有任何人或机构能够有英王那么大的号召力和凝聚力。所以，澳大利亚共和主义实质上是崇尚自由的英吉利民族心理在澳大利亚的本土化，它反映出澳大利亚人在思想感情和思维方式上与英国的渊源关系。
四
澳大利亚社会上的人际关系有别于世界上其它国家，是体现近代澳大利亚民族意识内涵的一个重要方面。它源于澳大利亚民族的形成和社会现实，基于社会成员之间的生存和利益关系，对澳大利亚的社会风尚和社会发展产生了难以估量的隐性影响。
“伙伴关系”是近代澳大利亚民族意识的一大内容，显示出在澳大利亚的英国移民之间的相互友爱关系。它的形成可追溯到1788年“第一舰队”抵达澳洲，是19世纪移民们披荆斩棘和开荒垦地的产物。在那艰苦创业的时代，恶劣严酷的自然环境和迁徙流动的生活方式迫使移民们患难与共，团结互助，从到达澳洲开始，他们就处于互相帮助的状态，共同搭盖茅舍，开垦荒地，谁遭不幸，左邻右舍便竭力帮助。“因此，一个人总是乐于找到一个伙伴，一个自己能够信得过的人，而伙伴情谊也就作为一种澳大利亚人的品质而获得了一种半神秘的意义”。这种伙伴关系情谊浓厚，以致在早期的澳大利亚，异性之间的爱情都逊色于同性之间的友情。前往澳大利亚的日本商人会得到这样的嘱咐：“日本人必须懂得，澳大利亚……有着根深蒂固的‘伙伴情谊’的因素。”（注：约翰·根室：《澳新内幕》，第5页。 ）澳大利亚人对这种伙伴关系大加讴歌。
这种伙伴关系是基于平等主义的社会意识之上的。由于来自英国的移民绝大多数是到此来谋生创业的英国社会下层民众（如伦敦东区的居民），因此，在英国社会上根深蒂固的贵族意识在此黯然失色，母国的社会等级关系也难以在澳大利亚生根。而且澳大利亚民族经济的发展与移民们的同舟共济是紧密相联的，再加上社会富裕水平的迅速提高，使得社会的两极分化不太明显，所以，社会成员之间的等级划分毫无意义。在澳大利亚人心目中，平等的社会意味着每一个人都享有同等的权力，没有地位的高低之别。“当权的澳大利亚人倾向于跟他们的顶头上司或下属保持像同事一样亲密的工作关系，大多数事情是通过讨论和商量，而不是靠行政命令来完成的”（注：约翰·根室：《澳新内幕》，第60页。）。因此，澳大利亚文化虽源于英国文化，但两者的区别在于澳大利亚文化是“去掉了上层阶级”的英国文化。曾有一位初到澳洲的英国贵族在码头上拿出1英镑， 示意一位过路的澳大利亚工人将其行李搬运到旅馆。这位工人随之掏出5英镑，嘴里含着烟蒂， 对贵族说：“给我擦皮靴。”由此可见，“澳大利亚是一个大多数人都接受平等观念的国度”。以平等为行为动机的英国移民在长期的相处中，自然形成了休戚与共的伙伴关系。
“白澳”意识是近代澳大利亚民族意识中的又一重要内容，表现为在澳大利亚民族形成的过程中，英国移民对来自其他国家和地区移民的态度。虽然在澳大利亚民族意识中充满了自由、平等、民主等内容，但这一切仅局限于以白人移民，甚至只是以英国移民为主体的“白人澳大利亚”。在澳大利亚颇有影响的《新闻公报》喊出了一句获得社会共鸣的口号：“澳大利亚是澳大利亚人的——贱货支那人、贱货黑鬼和贱货欧洲瘪三一律滚开。”一位政客撰文解释：“就澳大利亚人一词而言，我们不认为仅是那些出生于澳大利亚的人，所有登上这里海岸的白人都是澳大利亚人。……黑人、中国人、印度人以及廉价的有色人种劳工则不是澳大利亚人。”（注：M.麦克肯纳：《迷人的共和国》，第152 —153页。 ）这种以“白人优越论”为基调的“白澳”意识长期弥漫于澳大利亚社会。
“白澳”意识的产生和盛行是西方种族主义思潮在澳大利亚社会中的反应。它早在19世纪40年代就显露端倪。其产生的原因在于：其一，英国移民及后代中的母国情结使“白澳”意识成为维系澳大利亚民族与英吉利民族密切联系的感情和血缘纽带，因此，英国移民担心有色人种的进入以及由此造成的通婚和融合会导致血统混乱，进而影响英吉利民族血统的“纯洁性”，不愿意澳大利亚成为一个多民族国家；其二是着眼于经济利益，唯恐其他民族和人种的移民进入会使英国移民的就业机会减少，生活水平下降。从19世纪后期开始，“白澳”意识随着种族偏见的加深变得系统化和理论化，首先是它在大加赞美澳洲是一块圣洁的乐土的同时，害怕有色人种的进入会带来新的社会问题，如种族冲突和民族矛盾。一些政客鼓噪道：澳大利亚是“建立在一个摆脱了压迫和奴役的、没有等级的社会理想上的。……压迫和奴役则是古老国家所特有而新大陆也未尝幸免的东西”，因此，有色人种的进入“就意味着澳大利亚文明和社会结构的毁灭”（注：M.威拉德：《1920年以前的白澳政策史》（M.Wilard,History of the White Australia Policy to 1920），墨尔本1978年版，第201—210页。）。其次，澳大利亚白人（特别是白人劳工）视有色人种的进入如“鸠占鹊巢”，认为有色人种的移民和廉价劳工是对他们经济利益的威胁。
在“白澳”意识的驱动下，将“劣等民族”一概拒之门外的办法是“最好的防范手段”，成为澳大利亚社会的“共识”。由此，从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澳大利亚各地出现了此起彼伏的排外活动，尤其是排华风潮。虽然华人不足澳大利亚总人口的1%， 但大规模的排华运动则在3次以上，小范围的驱华事件更因频繁而无法统计。 殖民区当局是指使者，政客们是吹鼓手，白人工人是急先锋和主力军。在1888年，新南威尔士等地发生大规模排华运动，清政府向英国提出抗议，英国随之予以过问。而身为新南威尔士政府总督的帕克斯则公开扬言：他“既不顾女王陛下的军舰，也不顾女王陛下派驻的代表，更不顾英国殖民大臣的干预”（注：格林伍德：《澳大利亚政治社会史》，第180页。）， 继续为排华运动摇旗呐喊。“白澳”意识使澳大利亚民族背负着浓厚的民族偏见和种族色彩。民族主义的口号——“澳大利亚是澳大利亚人的澳大利亚”——实际上充满了狭隘的种族主义气息：“澳大利亚是白种人的澳大利亚”。
五
19世纪至20世纪初，就一个典型的澳大利亚人而言，无论他从事何种职业，都可被描写为英国化的澳大利亚人。他们往往将自己与母国紧紧联系在一起，不仅新来的移民自然地称英国为“家”，而且出生于澳大利亚的移民后代“也视自己为盎格鲁—澳大利亚人，或苏格兰—澳大利亚人，或爱尔兰—澳大利亚人”（注：F.克罗莱：《新编澳大利亚史》（F.Crowley,A New History of Australia），墨尔本1974年版，第261 页。）。他们拥有一种双重心理，一方面出于种族亲缘和母国情结，对英国臣民的身份感到自豪；另一方面，他们又愈加热爱澳大利亚，因而有别于住在英伦的英国人。虽然“民族国家”的概念对许多澳大利亚人来说是一种乌托邦式的理想，但要求建立一个与英国平等并享有独立的国家的愿望则是社会共识。这就是近代澳大利亚民族意识在澳大利亚人思想意识上的体现。在澳大利亚民族及其民族意识形成的过程中，没有产生多少理论，也没有出现什么理论家，它一直受到英国各种理论和学说的影响，因此，近代澳大利亚民族意识是英国的社会意识形态在澳洲大陆的本土化。
这种民族意识对澳大利亚的社会转型和历史发展具有决定性意义，它在以“自由、平等和民主”的思想推动社会演进、促成民族国家建立的同时，又使澳大利亚始终不把自己与英国分开，造成澳大利亚人在独立等重大问题上概念不清、热情不高和动作迟缓。
近代澳大利亚民族意识是一种充满活力的新兴民族的社会意识，它在发展中不断强化，并对澳洲社会产生着越来越大的影响。19世纪末的联邦运动是民族意识产生和发展的产物，愈加强烈的国家感使澳大利亚各殖民区为争取平等权利和维护自身利益而由分治走向联合，直至建立独立和统一的澳大利亚联邦。之后，伴随民族意识的不断增强和现代化，澳大利亚的国家建设、社会改革和经济发展持续而深入地开展，使澳大利亚在一个又一个不显眼的渐变中发生了一个接一个的本质性变化，从而形成一个连一个的重大发展。在社会各种机制逐渐健全和独立自主意识逐步加强的过程中，澳英之间的从属性联系逐渐淡化。自第二次世界大战后，除了在国家政治和社会经济等方面已取得真正意义上的完全独立自主外，澳大利亚人对仅有象征意义的君主立宪制也越发不能容忍，“澳大利亚应同几乎所有国家一样，拥有自己单独的国家元首，而不是与其他国家分享一个国家元首”（注：G.温特顿：《从君主制到共和制》（G.Winterton,Monarchy to Republic），牛津1986年版，第18页。）。澳大利亚共和国正呼之欲出。回首100 多年来澳大利亚政治和社会的变化和发展，可看出这是一部民族意识一步步增强的历史，澳大利亚社会由此从英国的殖民地演进为发达的民族国家。
近代澳大利亚民族意识的活力还表现为，它对进步和发展的追求使其具有自我修正和自我完善的属性和能力，确保了澳大利亚的现代化发展。由于澳大利亚文明是从西方文明转化而来的新文明，因此，一些西方社会中的弊端不可避免地也被移植而来，甚至在澳大利亚大行其道，给澳大利亚社会造成严重的不良影响和巨大损失。但是，这些糟粕最终会随着民族意识的自我健全而被清除和抛弃。例如，“白澳”意识作用于国家政策，使“白澳政策”成为澳大利亚联邦政府的基本国策（注：G.沙威：《澳大利亚联邦政治和法律》（G.Sawer,Australian Federal Politics and Law），墨尔本1972年版，第31—32、37页。）。长期以来，它不仅残酷地伤害了在澳大利亚的有色人种和土著居民，而且也给澳大利亚的现代化发展带来了严重的负面影响，使澳大利亚难以摆脱对英国的依赖而成为真正的独立国家。然而，这一问题的克服和修正则是从种族主义受到抨击和平等主义深入人心开始的。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社会发展的需要和人口结构的变化使“白澳”意识与澳大利亚社会难以相容，“白澳政策”对澳大利亚的发展形成制约。因此，民族意识发生变化，种族主义受到平等主义思潮的愈加猛烈的冲击，“白澳”意识失去滋生环境，“白澳政策”逐渐随之消亡，没有成为一个无法消除的社会痼疾。耐人寻味的是，在50年代，墨尔本大学青年学者组成的“移民问题改革团”在反对“白澳政策”的活动中是一个颇有影响的组织，其领导人K.瑞威特的外祖父就是前澳大利亚联邦总理、“白澳政策”的作俑者A.迪金；在60—70年代，昔日鼓噪“白澳”意识的急先锋《新闻公报》逐步成为反对“白澳政策”的激进鼓动者；以前支持和推行“白澳政策”并率领白种人工人驱赶和迫害有色人种劳工的澳大利亚工党率先于1965年从其党纲中删除了“白澳政策”的内容，还在1971年的该党年会上以与会者44∶1的表决结果，通过决议， 保证在移民问题上不再持种族主义的歧视立场。这一系列变化和转变从一个侧面表明民族意识的活力使澳大利亚民族不再是一个受传统和陈规束缚的守旧民族。
【专 题 号】K5
【复印期号】2000年05期
【原文出处】《世界历史》(京)2000年01期第51～58页
【作者简介】王宇博， 南京大学历史系博士生，江苏教育学院历史系副教授。 南京 210013
一
19世纪60年代至20世纪初是澳大利亚民族形成的重要阶段，澳大利亚民族是在英国移民及其后代的基础上发展和演变而来，其形成表现为英吉利民族在澳大利亚的本土化。从种族血缘、文化传统、道德标准等方面来说，澳大利亚民族与英吉利民族一脉相承，但是，澳洲的现实和机遇则使它逐渐成为一个从英吉利民族中分离出的新民族，并形成与之相适应并决定澳大利亚发展的民族意识。在这种民族意识的指导下，浓厚的母国情结使澳大利亚人真心诚意地一再表示对英国的忠诚和敬仰，在许多方面移植着英国社会，但是，他们又根据客观现实和自身需要，背离母国的意愿，变更着来自英国的一切，在自然渐变中与英吉利民族相分离。
澳大利亚民族意识的产生起源于澳大利亚民族的形成和发展，而19世纪澳大利亚民族经济的发展对澳大利亚民族的产生和形成起着决定性作用。澳洲的经济活动始于1788年“第一舰队”抵达新南威尔士，它起初旨在保证来澳人员生活给养的自给自足，而至19世纪初，作为英国海外扩张的副产品，牧羊业的出现和兴盛使澳大利亚经济成为英国经济的延伸和补充部分。牧羊业突飞猛进，成为澳大利亚的主要经济部门。牧羊业的发展很快突破了澳大利亚经济的内向性，走向了以英国为主要对象的海外市场。同时，羊毛贸易的收益逐渐超过英国对澳的殖民地经费拨款，进而成为澳大利亚的主要经济来源。澳大利亚经济逐步从英国经济的延伸部分向趋于自主的民族经济转化，牧羊业是其主要内容和特征。
在牧羊业发展的基础上，1851—1861年的“淘金热”极大地刺激了澳大利亚经济的全面发展。以牧羊业和羊毛贸易为内容的单一经济体制被经济生产门类越来越多的多种经济体制所代替，工业化趋势日益明显，澳大利亚民族经济快速发展，趋于健全。
澳大利亚民族经济发展的目标较之以前发生了根本性变化，即由补充和发展英国经济转变为增加澳大利亚的社会财富。这可以从澳大利亚社会各界对关税问题的态度变化上表现出来。在50年代，各殖民区为了增加收入，互设关卡，可是，频繁的经济交往和激烈的商业竞争使越来越多的人主张在澳大利亚实行统一的保护关税政策，以阻止外来商品（特别是英国商品）的流入。同时，澳大利亚经济对英国的依赖程度减弱，从属地位改变。虽然，澳大利亚民族经济同英国经济仍保持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但它已成为一个自成一体的新的经济体系。它的发展和健全与澳大利亚民族脱离英吉利民族的进程是同步的。前者是后者的先决条件和经济基础。
澳大利亚经济的发展吸引来大批为追逐财富的移民，“淘金热”更是使澳大利亚人口激增。 澳大利亚的人口从1851 年的43. 7 万人增至1861年的116.8万人（注：G.谢灵顿：《澳大利亚移民，1788 —1978》（G.Sherington,Australian Immigrants,1788—1978），悉尼1987 年版，第54、59页。）。澳大利亚人口结构也相应改变：第一，土生澳大利亚人（即移民的后代）的比例上升，从1861年的37%增长到1901年的78 %（注：R. 杰克逊：《19 世纪澳大利亚经济发展》（ R. Jackson,Australian Economic Development in the Nineteenth Century），堪培拉1972年版，第36页。）。第二，人口中男女比例趋于均衡，这使长期困扰社会的男女比例失衡问题得以解决。第三，非英藉移民增多。1861年，这类人口仅占澳大利亚总人口的9%，而到1891年， 来自欧洲国家的移民分别占新南威尔士、昆士兰和南澳大利亚人口的6.7%、 13.6%和11.5%（注：R.杰克逊：《19世纪澳大利亚经济发展》，第93—97页。）。这使澳大利亚民族成份中出现了多民族倾向。
民族经济的全面发展，特别是工商业的发展，使人口分布发生变化，城市化现象逐渐成为澳大利亚社会发展的一个特点。城市化使人口相对集中，增进了交流，加速了民族形成的进程。而语言的相同和交通运输业及通讯业的发展又沟通和密切了各地之间的交往，促进了国内市场的统一和发展。
民族经济在创造了澳大利亚民族形成和存在的客观条件的同时，又使澳大利亚人因共同的利益而产生共同的心理。尽管他们总是喜欢别人把澳洲看作是欧洲放错位置的一部分，但他们已逐渐不再是原本意义上的英国移民，而是越发关注本地区事务并与之共命运的澳大利亚人。他们不满于英国对澳居高临下的傲慢态度，进而要求与英国平起平坐，昔日那种“澳人即英人”的心理渐渐让位于“澳大利亚人的澳大利亚”。共同的心理素质体现出民族意识已萌发而出。1888年，英国《每日电讯报》写道：“最近，‘民族的’和‘民族性’的词汇已被应用于澳大利亚社会生活”（注：M.麦克肯纳：《迷人的共和国》（M.Mckenna, TheCaptive Republic），墨尔本1996年版，第124页。）。
土生澳大利亚人是这种民族意识最为理想的滋生土壤，相对而言，他们对母国的感情较之父辈已有淡薄。概括而论，这种民族意识是以“民主”、“平等”和“自立”为内容的澳大利亚民族价值观念。这个新兴的民族在立足维护自身利益的前提下，保留着与英国的母国情结，同时谋求着与英国的平等关系。它处处充满着英吉利民族的气息，但本土化使它在性质上有别于英吉利民族。
二
近代澳大利亚民族意识的核心是乐观自豪的国家感。这种思想意识是澳大利亚民族成熟的明显标志之一，反映出澳大利亚人对不同于母国但又属于自己的民族国家的追求和向往，体现出“一个渴望离开家的孩子”的心理（注： K. 希利：《走向共和国？》（K.Healay,Toward aRepublic?）第13卷，悉尼1993年版，第21页。）。在19世纪50 年代初，“澳大利亚民主之父”、新南威尔士政治家W.C.温特沃斯预言：澳大利亚进入了“一个一定会在短短数年之内促使我们从殖民地过渡到一个国家的时代”（注：格林伍德：《澳大利亚政治社会史》，商务印书馆1960年版，第129页。）。澳大利亚共和主义之父、 新南威尔士政治家兰格进一步指出，未来的澳大利亚是一个统一、自由和平等的共和国。人们都憧憬着澳洲大陆将出现一个没有丑恶和暴政的伟大理想社会，“在这个国家里，每个公民各尽其职，同时，因人们的自我防范，伤害也不复存在”（注：M.麦克肯纳：《迷人的共和国》，第121页。）。 早期移民眼里“受神诅咒”的“极端荒芜的土地”，已在新一代澳大利亚人眼中成为生机盎然的乐土。虽然，他们对母国仍怀有崇敬心理，“澳大利亚人是英国臣民”的意识依然存在，但对英国视他们为“二等臣民”的歧视态度则持强烈的不满情绪，并为此忿忿不平。英国认为在澳洲培养不出主教、教授和法官，甚至连这里的商品也被打上了蹩脚货的烙印。“殖民地的果酒是酸的，殖民地的啤酒是搀水的，殖民地的乳酪是腐臭的，殖民地的蜜饯果子是稀烂的”。对此，澳大利亚社会的反应是：“谬论将被推翻，对本国力量的诬蔑将被揭穿。”（注：M.克拉克：《澳大利亚简史》下册，广东人民出版社1973年版，第303—304页。）可见，他们是本着新的国家观念去反驳来自母国的歧视言论，在观念上，澳大利亚与英国已分为两个民族国家。
乐观自豪的国家感是19世纪末澳大利亚联邦运动和20世纪民族国家建设的指导思想和驱动力。它对理想国家的憧憬成为澳大利亚人奋斗的目标。1883年4月，一位澳洲政界要员声称：“在一个国家的基础上， 而不是帝国的基础上，……建立一个不与英帝国保持联系的联邦制澳大利亚。”（注：L. 特伊诺：《英帝国主义与澳大利亚民族主义》（L. Trainor,British Imperialism and Australian Nationalism）， 剑桥1994年版，第12—13页。）这种国家感是澳大利亚民族主义与英国理性主义结合的产物。就广义而言，理性主义是新兴阶级的哲学，反对把一切既定制度看作是永恒不变的，强调世界并不完善，要使世界具有与理性相一致的内容和特点，就必须改变这一世界。而英国理性主义的最大特点就是致力于揭示那些把人束缚于自己所处环境的各种关系，并表现为经验论和感觉论（注：参见钱乘旦、陈晓律：《在传统与变革之间——英国文化模式溯源》，浙江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315—317页。）。19世纪澳大利亚民族意识中的国家感奠基于澳大利亚的社会结构、发展趋势以及不愿“牺牲地方主权而去服从一个由联合王国支配的、遥远的中央政府”（注：L.特伊诺：《英帝国主义与澳大利亚民族主义》，第16页。）的社会共识，认为“澳大利亚可能成为一个独立生产者国家”，因而对未来充满了向往。这种向往不是虚幻的，它的根据是澳大利亚的经济发展和社会现实，是以经济的平等和社会的平等为内容的。
澳大利亚人的经验论和感觉论简而言之就是：“只要澳大利亚不受到旧大陆的坏影响，它就能成为一个伟大的国家”（注：W.汉考克：《帝国的争论》（W.Hancock,Argument of Empire），伦敦1943年版，第12页。）。这实际上是英国人追求自由、平等和民主的社会意识在澳大利亚的本土化。但它与英国对英帝国的理解是相悖的。随着澳大利亚民族逐渐成熟，澳大利亚人越发认为英帝国应该是一些平等国家的结合体，是“平等、和谐及互助的大家庭”，即“民主国家的联盟”。而英国则认为英帝国是一个主权国家与其附属国的组合体，双方地位有高下之分，“一方为宗主国而另一方为封臣。为什么我们应当让出我们的最高霸权地位，……没有下属的殖民地，何来帝国”（注：转引自洪霞：《论加拿大自治领取得完全国家地位过程的特征》，《世界历史》1998年第3期，第40页。）。 如此差异决定了澳大利亚建立民族国家并逐步走向独立是不可避免的。
三
平等主义是近代澳大利亚民族意识的精髓。在有关澳大利亚地位的问题上，它体现为要求与母国平起平坐。虽然澳大利亚深受英国的影响，澳大利亚人对英国大都怀有特殊的感情，但是，澳大利亚人对一个呼之欲出的民族国家居然仍被地球另一端的一个国家用旧制度统治着的现状，越发感到不可思议和不可忍受。1888年9月4日，《悉尼先驱晨报》发表新南威尔士立法议会议员奥沙利文的文章，文章声称：“不出40年澳大利亚的人口将达2000万，……如果认为这样一个人数众多的进步民族可以由远隔1.6万英里的一个国家来统治，这是不合理的。”1887 年创刊的《飞旋镖》杂志不仅斥责殖民地总督是“可怜的有官衔的懒汉”，而且将获得英国圣密契尔勋章和圣乔治勋章的澳大利亚人斥为英国的“下贱的工具”（注：格林伍德：《澳大利亚政治社会史》，第203 页。）。
以平等主义为基调的澳大利亚民族主义是近代澳大利亚民族意识中颇具政治特色的一大主要内容，是19世纪上半期澳大利亚民主主义的延续和发展。两者的共同之处是都以争取自由和平等为目标，而区别在于民主主义旨在继承“在故乡生来就享有的权利”，表现为“澳大利亚型英国人”向英伦的英国人要求得到平等权利；而民族主义则认为澳英之间的隶属关系不能再继续下去了，把自由和平等与“要求完全的政治自由和民族独立”联系在一起。两者间关系的演变与澳大利亚民族的形成过程是相吻合的。
澳大利亚民族主义在政治观点上表现为独立民族国家的共和主义。早在19世纪50年代，兰格就开始宣传共和主义，主张成立独立的澳大利亚共和国。他出版《为了澳大利亚金色土地的自由与独立》一书，指望能起到托马斯·潘恩的《常识》在北美独立战争中所起到的作用。他在书中援引美国的先例，认为作为英国的殖民地，要想获得自由和独立，只有建立共和政体，而别无其他良策可循。在澳大利亚，“各移民区像是一些孩子，它们由父母扶养成人，然后割断羁绊而独立”。他指出澳大利亚各殖民区在英国的统治下已经成熟了，应该向独立国家发展。因此，他强调：“澳大利亚共和政府应是建立在普选制、联邦制和代表制的民主政体柱石上的。”（注：格林伍德：《澳大利亚政治社会史》，第202页；M.麦克肯纳：《迷人的共和国》，第79页。）
进入80年代后，越来越多的澳大利亚人关注澳大利亚的未来，共和主义逐渐弥漫于全澳。一位名叫G.布莱克的共和主义者写道：“我们通宵达旦地研讨政治经济和哲学问题，……仔细研究每一个事关人类新生的新计划。”（注：M.麦克肯纳：《迷人的共和国》， 第133 页。 ）1887年，“共和主义者联盟”成立，成为宣传共和主义的中心。它的政纲是：澳大利亚各殖民区结成联邦，建立独立的民主共和国。共和主义拥有广泛的社会基础，特别是工人阶级的加入，更使它具有民族性。虽然人们对共和主义的具体解释众说纷纭，但有一个共同的基调，那就是在自由和平等的基础上，建立一个隶属于英王的白人国家。长期担任维多利亚最高法院首席法官的丁·希金博特姆的观点具有代表性，他说：“尽管在国内事务管理上殖民地立法议会要拥有完全独立的权利，但是，殖民地与英帝国的联系仍应保留”，即“在英王名义下的独立”（注：M.麦克肯纳：《迷人的共和国》，第119页。）。 这也是同期澳大利亚联邦运动的理论和行为指南。新南威尔士政府总督H.帕克斯对此的看法是：“共和主义的精神……不是反对君主政体，而是反对专制制度。”（注：《悉尼先驱晨报》（Sydney Morning Herald），1891 年3 月17日。）
由此可以看出，澳大利亚共和主义不同于美国、中国、法国等国家的共和主义，它并不把君主制完全置于平等、自由和民主的对立面，而是在平等的前题下把受法律约束的君主与自由民主相结合，这是敬重君主的英吉利民族心理在澳大利亚的体现。在英国，一个不犯错误，统而不治的君主被认为是社会稳定的象征，能够使人在心理上形成一种安全感。伏尔泰称英国为“百姓自由还和君主制并存的国家”（注：伏尔泰：《路易十四时代》，商务印书馆1982年版，第185页。）。 恩格斯坦言：“大家知道，没有一个地方比英国更崇拜统而不治的人们。”（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682页。 ）作为英国移民殖民地的澳大利亚，英国移民是以英王臣民的身份来到这里，并以这种名义与母国保持着联系。对他们来说，没有任何人或机构能够有英王那么大的号召力和凝聚力。所以，澳大利亚共和主义实质上是崇尚自由的英吉利民族心理在澳大利亚的本土化，它反映出澳大利亚人在思想感情和思维方式上与英国的渊源关系。
四
澳大利亚社会上的人际关系有别于世界上其它国家，是体现近代澳大利亚民族意识内涵的一个重要方面。它源于澳大利亚民族的形成和社会现实，基于社会成员之间的生存和利益关系，对澳大利亚的社会风尚和社会发展产生了难以估量的隐性影响。
“伙伴关系”是近代澳大利亚民族意识的一大内容，显示出在澳大利亚的英国移民之间的相互友爱关系。它的形成可追溯到1788年“第一舰队”抵达澳洲，是19世纪移民们披荆斩棘和开荒垦地的产物。在那艰苦创业的时代，恶劣严酷的自然环境和迁徙流动的生活方式迫使移民们患难与共，团结互助，从到达澳洲开始，他们就处于互相帮助的状态，共同搭盖茅舍，开垦荒地，谁遭不幸，左邻右舍便竭力帮助。“因此，一个人总是乐于找到一个伙伴，一个自己能够信得过的人，而伙伴情谊也就作为一种澳大利亚人的品质而获得了一种半神秘的意义”。这种伙伴关系情谊浓厚，以致在早期的澳大利亚，异性之间的爱情都逊色于同性之间的友情。前往澳大利亚的日本商人会得到这样的嘱咐：“日本人必须懂得，澳大利亚……有着根深蒂固的‘伙伴情谊’的因素。”（注：约翰·根室：《澳新内幕》，第5页。 ）澳大利亚人对这种伙伴关系大加讴歌。
这种伙伴关系是基于平等主义的社会意识之上的。由于来自英国的移民绝大多数是到此来谋生创业的英国社会下层民众（如伦敦东区的居民），因此，在英国社会上根深蒂固的贵族意识在此黯然失色，母国的社会等级关系也难以在澳大利亚生根。而且澳大利亚民族经济的发展与移民们的同舟共济是紧密相联的，再加上社会富裕水平的迅速提高，使得社会的两极分化不太明显，所以，社会成员之间的等级划分毫无意义。在澳大利亚人心目中，平等的社会意味着每一个人都享有同等的权力，没有地位的高低之别。“当权的澳大利亚人倾向于跟他们的顶头上司或下属保持像同事一样亲密的工作关系，大多数事情是通过讨论和商量，而不是靠行政命令来完成的”（注：约翰·根室：《澳新内幕》，第60页。）。因此，澳大利亚文化虽源于英国文化，但两者的区别在于澳大利亚文化是“去掉了上层阶级”的英国文化。曾有一位初到澳洲的英国贵族在码头上拿出1英镑， 示意一位过路的澳大利亚工人将其行李搬运到旅馆。这位工人随之掏出5英镑，嘴里含着烟蒂， 对贵族说：“给我擦皮靴。”由此可见，“澳大利亚是一个大多数人都接受平等观念的国度”。以平等为行为动机的英国移民在长期的相处中，自然形成了休戚与共的伙伴关系。
“白澳”意识是近代澳大利亚民族意识中的又一重要内容，表现为在澳大利亚民族形成的过程中，英国移民对来自其他国家和地区移民的态度。虽然在澳大利亚民族意识中充满了自由、平等、民主等内容，但这一切仅局限于以白人移民，甚至只是以英国移民为主体的“白人澳大利亚”。在澳大利亚颇有影响的《新闻公报》喊出了一句获得社会共鸣的口号：“澳大利亚是澳大利亚人的——贱货支那人、贱货黑鬼和贱货欧洲瘪三一律滚开。”一位政客撰文解释：“就澳大利亚人一词而言，我们不认为仅是那些出生于澳大利亚的人，所有登上这里海岸的白人都是澳大利亚人。……黑人、中国人、印度人以及廉价的有色人种劳工则不是澳大利亚人。”（注：M.麦克肯纳：《迷人的共和国》，第152 —153页。 ）这种以“白人优越论”为基调的“白澳”意识长期弥漫于澳大利亚社会。
“白澳”意识的产生和盛行是西方种族主义思潮在澳大利亚社会中的反应。它早在19世纪40年代就显露端倪。其产生的原因在于：其一，英国移民及后代中的母国情结使“白澳”意识成为维系澳大利亚民族与英吉利民族密切联系的感情和血缘纽带，因此，英国移民担心有色人种的进入以及由此造成的通婚和融合会导致血统混乱，进而影响英吉利民族血统的“纯洁性”，不愿意澳大利亚成为一个多民族国家；其二是着眼于经济利益，唯恐其他民族和人种的移民进入会使英国移民的就业机会减少，生活水平下降。从19世纪后期开始，“白澳”意识随着种族偏见的加深变得系统化和理论化，首先是它在大加赞美澳洲是一块圣洁的乐土的同时，害怕有色人种的进入会带来新的社会问题，如种族冲突和民族矛盾。一些政客鼓噪道：澳大利亚是“建立在一个摆脱了压迫和奴役的、没有等级的社会理想上的。……压迫和奴役则是古老国家所特有而新大陆也未尝幸免的东西”，因此，有色人种的进入“就意味着澳大利亚文明和社会结构的毁灭”（注：M.威拉德：《1920年以前的白澳政策史》（M.Wilard,History of the White Australia Policy to 1920），墨尔本1978年版，第201—210页。）。其次，澳大利亚白人（特别是白人劳工）视有色人种的进入如“鸠占鹊巢”，认为有色人种的移民和廉价劳工是对他们经济利益的威胁。
在“白澳”意识的驱动下，将“劣等民族”一概拒之门外的办法是“最好的防范手段”，成为澳大利亚社会的“共识”。由此，从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澳大利亚各地出现了此起彼伏的排外活动，尤其是排华风潮。虽然华人不足澳大利亚总人口的1%， 但大规模的排华运动则在3次以上，小范围的驱华事件更因频繁而无法统计。 殖民区当局是指使者，政客们是吹鼓手，白人工人是急先锋和主力军。在1888年，新南威尔士等地发生大规模排华运动，清政府向英国提出抗议，英国随之予以过问。而身为新南威尔士政府总督的帕克斯则公开扬言：他“既不顾女王陛下的军舰，也不顾女王陛下派驻的代表，更不顾英国殖民大臣的干预”（注：格林伍德：《澳大利亚政治社会史》，第180页。）， 继续为排华运动摇旗呐喊。“白澳”意识使澳大利亚民族背负着浓厚的民族偏见和种族色彩。民族主义的口号——“澳大利亚是澳大利亚人的澳大利亚”——实际上充满了狭隘的种族主义气息：“澳大利亚是白种人的澳大利亚”。
五
19世纪至20世纪初，就一个典型的澳大利亚人而言，无论他从事何种职业，都可被描写为英国化的澳大利亚人。他们往往将自己与母国紧紧联系在一起，不仅新来的移民自然地称英国为“家”，而且出生于澳大利亚的移民后代“也视自己为盎格鲁—澳大利亚人，或苏格兰—澳大利亚人，或爱尔兰—澳大利亚人”（注：F.克罗莱：《新编澳大利亚史》（F.Crowley,A New History of Australia），墨尔本1974年版，第261 页。）。他们拥有一种双重心理，一方面出于种族亲缘和母国情结，对英国臣民的身份感到自豪；另一方面，他们又愈加热爱澳大利亚，因而有别于住在英伦的英国人。虽然“民族国家”的概念对许多澳大利亚人来说是一种乌托邦式的理想，但要求建立一个与英国平等并享有独立的国家的愿望则是社会共识。这就是近代澳大利亚民族意识在澳大利亚人思想意识上的体现。在澳大利亚民族及其民族意识形成的过程中，没有产生多少理论，也没有出现什么理论家，它一直受到英国各种理论和学说的影响，因此，近代澳大利亚民族意识是英国的社会意识形态在澳洲大陆的本土化。
这种民族意识对澳大利亚的社会转型和历史发展具有决定性意义，它在以“自由、平等和民主”的思想推动社会演进、促成民族国家建立的同时，又使澳大利亚始终不把自己与英国分开，造成澳大利亚人在独立等重大问题上概念不清、热情不高和动作迟缓。
近代澳大利亚民族意识是一种充满活力的新兴民族的社会意识，它在发展中不断强化，并对澳洲社会产生着越来越大的影响。19世纪末的联邦运动是民族意识产生和发展的产物，愈加强烈的国家感使澳大利亚各殖民区为争取平等权利和维护自身利益而由分治走向联合，直至建立独立和统一的澳大利亚联邦。之后，伴随民族意识的不断增强和现代化，澳大利亚的国家建设、社会改革和经济发展持续而深入地开展，使澳大利亚在一个又一个不显眼的渐变中发生了一个接一个的本质性变化，从而形成一个连一个的重大发展。在社会各种机制逐渐健全和独立自主意识逐步加强的过程中，澳英之间的从属性联系逐渐淡化。自第二次世界大战后，除了在国家政治和社会经济等方面已取得真正意义上的完全独立自主外，澳大利亚人对仅有象征意义的君主立宪制也越发不能容忍，“澳大利亚应同几乎所有国家一样，拥有自己单独的国家元首，而不是与其他国家分享一个国家元首”（注：G.温特顿：《从君主制到共和制》（G.Winterton,Monarchy to Republic），牛津1986年版，第18页。）。澳大利亚共和国正呼之欲出。回首100 多年来澳大利亚政治和社会的变化和发展，可看出这是一部民族意识一步步增强的历史，澳大利亚社会由此从英国的殖民地演进为发达的民族国家。
近代澳大利亚民族意识的活力还表现为，它对进步和发展的追求使其具有自我修正和自我完善的属性和能力，确保了澳大利亚的现代化发展。由于澳大利亚文明是从西方文明转化而来的新文明，因此，一些西方社会中的弊端不可避免地也被移植而来，甚至在澳大利亚大行其道，给澳大利亚社会造成严重的不良影响和巨大损失。但是，这些糟粕最终会随着民族意识的自我健全而被清除和抛弃。例如，“白澳”意识作用于国家政策，使“白澳政策”成为澳大利亚联邦政府的基本国策（注：G.沙威：《澳大利亚联邦政治和法律》（G.Sawer,Australian Federal Politics and Law），墨尔本1972年版，第31—32、37页。）。长期以来，它不仅残酷地伤害了在澳大利亚的有色人种和土著居民，而且也给澳大利亚的现代化发展带来了严重的负面影响，使澳大利亚难以摆脱对英国的依赖而成为真正的独立国家。然而，这一问题的克服和修正则是从种族主义受到抨击和平等主义深入人心开始的。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社会发展的需要和人口结构的变化使“白澳”意识与澳大利亚社会难以相容，“白澳政策”对澳大利亚的发展形成制约。因此，民族意识发生变化，种族主义受到平等主义思潮的愈加猛烈的冲击，“白澳”意识失去滋生环境，“白澳政策”逐渐随之消亡，没有成为一个无法消除的社会痼疾。耐人寻味的是，在50年代，墨尔本大学青年学者组成的“移民问题改革团”在反对“白澳政策”的活动中是一个颇有影响的组织，其领导人K.瑞威特的外祖父就是前澳大利亚联邦总理、“白澳政策”的作俑者A.迪金；在60—70年代，昔日鼓噪“白澳”意识的急先锋《新闻公报》逐步成为反对“白澳政策”的激进鼓动者；以前支持和推行“白澳政策”并率领白种人工人驱赶和迫害有色人种劳工的澳大利亚工党率先于1965年从其党纲中删除了“白澳政策”的内容，还在1971年的该党年会上以与会者44∶1的表决结果，通过决议， 保证在移民问题上不再持种族主义的歧视立场。这一系列变化和转变从一个侧面表明民族意识的活力使澳大利亚民族不再是一个受传统和陈规束缚的守旧民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