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明清史 |
美国进步运动时期棉纺织业中的童工问题透析
刘丽华
【专题名称】世界史
【专 题 号】K5
【复印期号】2000年05期
【原文出处】《辽宁大学学报：哲社版》(沈阳)2000年02期第53～56页
【作者简介】刘丽华（1975—），女，辽宁台安人，辽宁大学历史系97级硕士研究生，从事世界近代史研究。辽宁大学 历史系，辽宁 沈阳 110036
【关 键 词】进步时代/童工奴隶制/童工法
〔中图分类号〕K712.4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3291（2000）02—0053—04
一、童工现象
历史学者习惯上将美国19世纪80年代至20世纪20年代称为进步运动时期，或称进步主义时代。19世纪末20世纪初美国最大的一个特点就是完成了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的过渡。内战以后的几十年内美国迅速发展为一个高度复杂的工业化国家，财富成倍增长，国家整体经济实力空前提高，各阶层人民充分就业，收入呈稳定上升趋势。然而与经济领域空前繁荣并存的是国家许多行业中大量雇佣童工的工业行为似乎成为经济发展中的正常现象。约翰·斯帕戈在《儿童们的痛苦呼号》一书中指责这个伟大的国家在它的商业狂热中吞噬着儿童。战前人们憧憬的美好日子不但没有实现，反而不幸又产生了童工制度。童工制度的魔爪深入南方和西部各大农业州，并且延伸到皮德蒙特新月形地区新的工厂中（指从宾夕法尼亚到阿拉巴马州一个狭长地带而言），在那里由于童工制度，每年都有许多身心受到摧残的儿童死亡。这对20世纪美国的人类价值准则来说，是一个直接的挑战。
童工的雇佣不仅是一个地区性更是一个全国性的问题。国家的各个地区普遍使用童工，尤以南部纺织工业为甚。“1900年，美国纺织工业领域工资挣得者的人数是274,929人，其中16岁以下的儿童有39, 866人。新英格兰的工厂雇佣16岁以下童工大约11,000名，占其全部劳动力的6.7%；其中大西洋各州雇佣4,300人，占其全部劳动力的12.4%；同年，在南部主要的纺织业州中（阿拉巴马、乔治亚、卡罗来纳）工作的83,000多工人中，几乎30%（大约25, 000人）是10岁到15岁的童工， 其中很多年龄在6岁到9岁之间”[1]（P591）。“10年后美国有将近200万儿童在做工，他们占全部劳动力的5%”[2]（P145）。
童工雇佣的罪恶不仅体现在其应用范围的广泛上，另外其工作时间、工作条件及所得的工资报酬也应引起人们的关注。童工委员会的一位领导人爱德华·加德纳·墨菲曾拍摄过阿拉巴马工厂中一天工作12—13小时的6至7岁儿童的照片，“在南卡罗来纳的哥伦比亚和阿拉巴马的蒙哥马利，我曾看到过数以万计的儿童在厂里既在白天上班，也上夜班”[3]（P23）。有统计数字表明当时童工的工作时间平均每天至少12小时，有些州则达到13—14小时，而且童工的工资通常是很低的。“阿拉巴马州的童工一天只净30美分，还有一些童工的工资在15美分和1.25美分之间变化，平均一天85美分”[4]（P497）。 这比一般工人的工资要低得多。“从1901— 1905年，工人每年平均实际收入为606美元（按1914年美元不变价格计算）”[5]（P145），即平均日工资为1.68美元。 进步时代各州很少有法律规定工厂的工作条件。童工的工作条件常常是恶劣的。和北方相比，南方工厂的条件更加糟糕。空气中充满灰尘，卫生条件很差，缺乏安全措施。在这样工厂出入的童工正如罗伯特·欧文描述的那样“在太多的情况下，那是活着的人类骨架的收容所，这些人几乎被剥夺了智力”[6]（P25）。
在过去的这个世纪之交，整个美国被工业化、城市化及人口迁移带来的问题所震撼，故而掀起了全国范围内涉及各个阶层利益的改革。各界人士，主要是中产阶级知识分子、慈善机构奔走呼号，强烈反对现代工厂制度中的儿童奴隶制。疾呼各州制定统一的童工立法，废除童工制，使美国高度发达的工业社会更具人性，促进整个社会向着更为有序、文明、和谐的方向发展。
二、反对童工运动的成果及问题
社会改革者和工会反对使用童工，呼吁各州制定立法加以制止。在立法方面马萨诸塞州一直走在其他各州的前列。在其带领下许多州在19世纪80和90年代规定学校应给予童工一年至少有20个星期的义务教育，制止工厂和其他室内工场使用童工，并提出延长儿童接受义务教育的年龄。大体上讲，对童工问题的进攻同时在两线展开。在东南部，1901年南北卡罗来纳，佐治亚和阿拉巴马州的立法机关制定出童工法；在北部，1903年至1904年，新泽西州、纽约州和伊利诸伊州通过一些开风气之先的法案。该运动的南北两翼在1904年会合， 组成全国童工委员会， 到1910年，该委员会已在22个州拥有25个分会。
这个富于献身精神的团体在一战前取得了一些成绩。1900年，24个州和哥伦比亚特区没有规定工人最低年龄。但是到1914年，除1 州外，每个州都规定了年龄限制，通常为14岁。许多州还禁止14—16岁的儿童做夜班和从事危险工作。另外，在威尔逊总统的推动下，参议院于1916年通过了《基廷——欧文法》，这是新政之前反对童工运动取得的最大胜利。
然而，这一时期反对童工运动在取得一定成果的同时也存在很多问题。在禁止雇佣童工的运动中，各州的态度不一，而且对童工法执行的力度也不尽相同。事实上，直到进步时期将近结束，争取联邦童工法的运动仍旧成就不大。
三、联邦童工法未达成之原因
前面提到，尽管这一时期各州都在不同程度上制定并执行了童工法。然而，一部统一适用于全国各州的童工法远远没有达成。究其原因，有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不同地域主要指南部、北部纺织业州对制定统一的童工法态度不一。从本质上讲，这是由他们不同的经济历史及经济现实决定的。美国的纺织工业主要集中在两个地区：包括新英格兰、新泽西州、纽约州东部和宾夕法尼亚州在内的东北地区；从弗吉尼亚州向南，北卡罗来纳州，乔治亚洲，阿拉巴马州和田纳西州延伸的东南部地区。南部各州对禁止使用童工基本上持反对态度。他们认为在当时美国的各个经济部门中纺织业是竞争最激烈的三个部门之一。在高度竞争的市场环境中，南部不仅要同其他州主要是北部州竞争，还要面临日益激烈的国际竞争。为了在竞争中立足，目前工业秩序中有利于其经济安全的制度必须存在下去。也就是说，童工奴隶制必须继续有效行使，即便社会正义运动迫使各州做出一些让步，也要在尽可能大的范围内对雇佣童工保持尽可能大的权利。同一时期，北部各州的童工立法较为先进。其工厂主主张制定统一的童工法。他们认为只有当其工业对手也执行同样的法律时，他们才能处于公平的竞争环境中，才能确保其经济利益不致因不平等待遇而受损。以马萨诸塞州为例，此州工厂主指出，19世纪90年代经济利益持续下降是南部竞争的结果之一。州政治家看到本州的工业利益、财富不断下降，指出州目前的经历是因为其相对来说较为先进的劳工立法。当然新英格兰的衰落还有其他许多原因，“但是劳工立法的地域差异是一个重要因素，而且有证据证实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在正在进行中的资本从北向南转移的过程中”[7]。 不同地域态度截然相反可以从其经济历史及现状加以探究。工业革命首先在北部新英格兰纺织领域起步并且很快得到迅猛发展，奠定了这一地区雄厚的工业基础。“当时，全国69%的工厂都集中在新英格兰地区”[8]（P192）。 “机器纺锭数字从1831年的1,246,703枚猛增到1860年的5,235,723枚，跃居世界第二，仅次于英国而与法国并驾齐驱”[9]（P192）。“织布机也从33, 433台增加到126,313台”[10]（P192）。 南部同北部在经济发展上有一个时间差。到19世纪50年代新英格兰地区工业革命完成时，南部还远远没有达到这个水平。当时南部基本上是一个农业王国，具体说应该是一个“棉花王国”，缺少同北部同步发展的工业基础。“1850年南部的棉纺织工业不足新英格兰的七分之一”[11]（P64）。“虽然在19世纪40 年代出现过棉纺织业高潮，然而进入50年代后，南部新建的棉纺织厂反而减少了。在此10年间北卡罗来纳只新开了11家工厂，佐治亚的工厂由36家减少为33家，深南部11家这个数目一直未变”[12]（P223）。内战后直到19世纪末期南部仍然处于传统的农业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过渡状态中，棉纺织工业基础薄弱。面对北部基本完备的工业体系及步入正轨的现代工厂制，从起步早晚的意义上讲，南部在现实上处于一种不平等的竞争条件下。因而雇佣童工则是工厂主降低成本赚取利润的有效办法之一。事实证明大量廉价童工的雇佣确实是南部纺织工业发展的促进因素之一。然而经济现实对新英格兰各州同样是严峻的。19世纪末期美国的经济中心已经开始转移，新英格兰的竞争能力随着其他地区的日益崛起而逐渐下降，尤其在南部州工厂免税低工资等优势条件下更显无力。因此，为了维护其经济利益，各厂主竭力呼吁制定统一的联邦童工法以规范各州的经济发展秩序。
第二，美国的政治传统也是童工运动没有取得长足的发展的原因之一。美国有其独特的发展经历，先有州后有国，共和国成立之后经过讨论建立了联邦体制。“不可毁灭的州组成不可毁灭的联邦”[13]（P10）。联邦和各州实行权力制衡制。根据宪法，联邦政府一些专门和普遍的职能，其中有保卫国家防止外来危险，处理对外事务，管理对外贸易，给予各州的是宪法未授予联邦的权力或未禁止各州人民行使的权力。联邦制有其优点，如在中央与地方之间保持权力的均衡以防止中央集权或地方权力扩大。然而这种国家结构在解决那个时代出现的新问题时显得无能为力。日益发展的州际竞争已经消除了各州之间地理界限，统一的童工法成为经济发展中必须解决的问题，而联邦制下各州的分权恰恰成为工厂主们反对统一的童工法的工具。进步时期这种经济政治体制领域内暂时的不和谐也为联邦童工法的制定设置了障碍。
第三，工业化在积聚财富的同时也造成了贫困问题。 “在大约80,000,000总人口中，至少有10,000,000人生活在贫穷之中”[14] （P317）。这些处于贫困状态的家庭为增加其收入往往主动送孩子去工作。这也是童工法在制定后成为一纸空文的原因之一。“工业委员会在1915年调查工业状况后评论道：“我们工业人口的大多数……生活于一种实际贫困的状态之中。受雇于制造业和矿业的工资收入者家庭中， 至少有1／3， 而且很可能有一半其全年的收入不足以使他们维持任何一种舒适的和过得去的状况”[15]（P45）。“1900 年在安德鲁·卡内基的工厂中，工人的平均工资为每年400—500美元”[16]（P7）。这些工资持有者因为低廉的工资被迫寻找租金低且几家合用一间浴室的经济公寓。生活十分窘迫。这样就为寻求低廉劳动力的工厂主提供了一个童工市场。总之，就当时而言，正在发展中的工业制度没能给工资阶层提供一个更符合人性，更符合20世纪美国社会人类价值准则的生存环境。
四、结论
进步时代美国显著的经济特征是财富空前膨胀，经济稳定增长。然而，这一时期整个美国表现为一种断裂状态：一边是高度繁荣的物质海洋，一边却是前所未有的精神危机——大量学龄儿童为了谋生而工作。这一违背自然法则的反常现象与美国人自称的进步传统相悖而行，数以百万计的童工作为劳动力为国家的经济进步贡献身心的历史事实本身就是对美国文明的一种挑战。自由、民主是美国深厚的政治传统，这在19世纪以前的农业社会是一条颠扑不破的真理。然而，当这个伟大的国度由农业社会过渡到工业社会并且有了大量积累的物质财富之后，似乎渐渐偏离了其文明程度。所有美利坚子民均自由平等这一宣言的现实表现是广大儿童正在丧失上帝赋予他们的权利。与工业富豪拥有的经济自由相反，童工们正在遭受工业压迫、工业专制乃至生命的专制。
彻底根除这种不文明的历史现象必须重塑政府的形象，重新定义政府的责任。美国一贯推行小政府政策，认为管事最少的政府是最好的政府。自由放任主义是其核心并且延伸到社会各个层面。这种思想在前工业社会基本上是合理的。然而迅猛发展的工业化、城市化促进了一新的阶层的崛起——把持政治经济特权的一小撮富有者。特权阶级的存在意味着这个社会已经开始丧失民主机制。整个国家在非自由的、无序的工业秩序中发展，显然，童工被雇佣则是无序状态下的合理产物。因此，在经济发展引发政治变动的社会转折时期，政府职能必须发生变化，由消极干预转为积极的行为。只有国家在强者与弱者之间，特权阶层与非特权阶层之间进行干预与调解，真正的自由才能蔚然成风，社会才能文明和谐地发展。
【专 题 号】K5
【复印期号】2000年05期
【原文出处】《辽宁大学学报：哲社版》(沈阳)2000年02期第53～56页
【作者简介】刘丽华（1975—），女，辽宁台安人，辽宁大学历史系97级硕士研究生，从事世界近代史研究。辽宁大学 历史系，辽宁 沈阳 110036
| 【内容提要】 | 美国进步主义时代的特征是社会各阶级力图恢复传统的价值取向：即经济上的自由放任主义，保证个人发财致富的均等公平机会；政治上的还政于民，重建前工业社会的民主政治。然而被冠以进步称谓的历史时代却出现了奇怪的反进步现象：国家各经济部门中童工奴隶制的广泛流行，其中尤以棉纺织业为甚，社会各阶级奔走呼号，反对雇佣童工。然而美国的政治传统、经济现实以及工人阶级家庭的贫困都成为童工作为一种劳动力被雇佣的现实原因。 |
一、童工现象
历史学者习惯上将美国19世纪80年代至20世纪20年代称为进步运动时期，或称进步主义时代。19世纪末20世纪初美国最大的一个特点就是完成了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的过渡。内战以后的几十年内美国迅速发展为一个高度复杂的工业化国家，财富成倍增长，国家整体经济实力空前提高，各阶层人民充分就业，收入呈稳定上升趋势。然而与经济领域空前繁荣并存的是国家许多行业中大量雇佣童工的工业行为似乎成为经济发展中的正常现象。约翰·斯帕戈在《儿童们的痛苦呼号》一书中指责这个伟大的国家在它的商业狂热中吞噬着儿童。战前人们憧憬的美好日子不但没有实现，反而不幸又产生了童工制度。童工制度的魔爪深入南方和西部各大农业州，并且延伸到皮德蒙特新月形地区新的工厂中（指从宾夕法尼亚到阿拉巴马州一个狭长地带而言），在那里由于童工制度，每年都有许多身心受到摧残的儿童死亡。这对20世纪美国的人类价值准则来说，是一个直接的挑战。
童工的雇佣不仅是一个地区性更是一个全国性的问题。国家的各个地区普遍使用童工，尤以南部纺织工业为甚。“1900年，美国纺织工业领域工资挣得者的人数是274,929人，其中16岁以下的儿童有39, 866人。新英格兰的工厂雇佣16岁以下童工大约11,000名，占其全部劳动力的6.7%；其中大西洋各州雇佣4,300人，占其全部劳动力的12.4%；同年，在南部主要的纺织业州中（阿拉巴马、乔治亚、卡罗来纳）工作的83,000多工人中，几乎30%（大约25, 000人）是10岁到15岁的童工， 其中很多年龄在6岁到9岁之间”[1]（P591）。“10年后美国有将近200万儿童在做工，他们占全部劳动力的5%”[2]（P145）。
童工雇佣的罪恶不仅体现在其应用范围的广泛上，另外其工作时间、工作条件及所得的工资报酬也应引起人们的关注。童工委员会的一位领导人爱德华·加德纳·墨菲曾拍摄过阿拉巴马工厂中一天工作12—13小时的6至7岁儿童的照片，“在南卡罗来纳的哥伦比亚和阿拉巴马的蒙哥马利，我曾看到过数以万计的儿童在厂里既在白天上班，也上夜班”[3]（P23）。有统计数字表明当时童工的工作时间平均每天至少12小时，有些州则达到13—14小时，而且童工的工资通常是很低的。“阿拉巴马州的童工一天只净30美分，还有一些童工的工资在15美分和1.25美分之间变化，平均一天85美分”[4]（P497）。 这比一般工人的工资要低得多。“从1901— 1905年，工人每年平均实际收入为606美元（按1914年美元不变价格计算）”[5]（P145），即平均日工资为1.68美元。 进步时代各州很少有法律规定工厂的工作条件。童工的工作条件常常是恶劣的。和北方相比，南方工厂的条件更加糟糕。空气中充满灰尘，卫生条件很差，缺乏安全措施。在这样工厂出入的童工正如罗伯特·欧文描述的那样“在太多的情况下，那是活着的人类骨架的收容所，这些人几乎被剥夺了智力”[6]（P25）。
在过去的这个世纪之交，整个美国被工业化、城市化及人口迁移带来的问题所震撼，故而掀起了全国范围内涉及各个阶层利益的改革。各界人士，主要是中产阶级知识分子、慈善机构奔走呼号，强烈反对现代工厂制度中的儿童奴隶制。疾呼各州制定统一的童工立法，废除童工制，使美国高度发达的工业社会更具人性，促进整个社会向着更为有序、文明、和谐的方向发展。
二、反对童工运动的成果及问题
社会改革者和工会反对使用童工，呼吁各州制定立法加以制止。在立法方面马萨诸塞州一直走在其他各州的前列。在其带领下许多州在19世纪80和90年代规定学校应给予童工一年至少有20个星期的义务教育，制止工厂和其他室内工场使用童工，并提出延长儿童接受义务教育的年龄。大体上讲，对童工问题的进攻同时在两线展开。在东南部，1901年南北卡罗来纳，佐治亚和阿拉巴马州的立法机关制定出童工法；在北部，1903年至1904年，新泽西州、纽约州和伊利诸伊州通过一些开风气之先的法案。该运动的南北两翼在1904年会合， 组成全国童工委员会， 到1910年，该委员会已在22个州拥有25个分会。
这个富于献身精神的团体在一战前取得了一些成绩。1900年，24个州和哥伦比亚特区没有规定工人最低年龄。但是到1914年，除1 州外，每个州都规定了年龄限制，通常为14岁。许多州还禁止14—16岁的儿童做夜班和从事危险工作。另外，在威尔逊总统的推动下，参议院于1916年通过了《基廷——欧文法》，这是新政之前反对童工运动取得的最大胜利。
然而，这一时期反对童工运动在取得一定成果的同时也存在很多问题。在禁止雇佣童工的运动中，各州的态度不一，而且对童工法执行的力度也不尽相同。事实上，直到进步时期将近结束，争取联邦童工法的运动仍旧成就不大。
三、联邦童工法未达成之原因
前面提到，尽管这一时期各州都在不同程度上制定并执行了童工法。然而，一部统一适用于全国各州的童工法远远没有达成。究其原因，有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不同地域主要指南部、北部纺织业州对制定统一的童工法态度不一。从本质上讲，这是由他们不同的经济历史及经济现实决定的。美国的纺织工业主要集中在两个地区：包括新英格兰、新泽西州、纽约州东部和宾夕法尼亚州在内的东北地区；从弗吉尼亚州向南，北卡罗来纳州，乔治亚洲，阿拉巴马州和田纳西州延伸的东南部地区。南部各州对禁止使用童工基本上持反对态度。他们认为在当时美国的各个经济部门中纺织业是竞争最激烈的三个部门之一。在高度竞争的市场环境中，南部不仅要同其他州主要是北部州竞争，还要面临日益激烈的国际竞争。为了在竞争中立足，目前工业秩序中有利于其经济安全的制度必须存在下去。也就是说，童工奴隶制必须继续有效行使，即便社会正义运动迫使各州做出一些让步，也要在尽可能大的范围内对雇佣童工保持尽可能大的权利。同一时期，北部各州的童工立法较为先进。其工厂主主张制定统一的童工法。他们认为只有当其工业对手也执行同样的法律时，他们才能处于公平的竞争环境中，才能确保其经济利益不致因不平等待遇而受损。以马萨诸塞州为例，此州工厂主指出，19世纪90年代经济利益持续下降是南部竞争的结果之一。州政治家看到本州的工业利益、财富不断下降，指出州目前的经历是因为其相对来说较为先进的劳工立法。当然新英格兰的衰落还有其他许多原因，“但是劳工立法的地域差异是一个重要因素，而且有证据证实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在正在进行中的资本从北向南转移的过程中”[7]。 不同地域态度截然相反可以从其经济历史及现状加以探究。工业革命首先在北部新英格兰纺织领域起步并且很快得到迅猛发展，奠定了这一地区雄厚的工业基础。“当时，全国69%的工厂都集中在新英格兰地区”[8]（P192）。 “机器纺锭数字从1831年的1,246,703枚猛增到1860年的5,235,723枚，跃居世界第二，仅次于英国而与法国并驾齐驱”[9]（P192）。“织布机也从33, 433台增加到126,313台”[10]（P192）。 南部同北部在经济发展上有一个时间差。到19世纪50年代新英格兰地区工业革命完成时，南部还远远没有达到这个水平。当时南部基本上是一个农业王国，具体说应该是一个“棉花王国”，缺少同北部同步发展的工业基础。“1850年南部的棉纺织工业不足新英格兰的七分之一”[11]（P64）。“虽然在19世纪40 年代出现过棉纺织业高潮，然而进入50年代后，南部新建的棉纺织厂反而减少了。在此10年间北卡罗来纳只新开了11家工厂，佐治亚的工厂由36家减少为33家，深南部11家这个数目一直未变”[12]（P223）。内战后直到19世纪末期南部仍然处于传统的农业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过渡状态中，棉纺织工业基础薄弱。面对北部基本完备的工业体系及步入正轨的现代工厂制，从起步早晚的意义上讲，南部在现实上处于一种不平等的竞争条件下。因而雇佣童工则是工厂主降低成本赚取利润的有效办法之一。事实证明大量廉价童工的雇佣确实是南部纺织工业发展的促进因素之一。然而经济现实对新英格兰各州同样是严峻的。19世纪末期美国的经济中心已经开始转移，新英格兰的竞争能力随着其他地区的日益崛起而逐渐下降，尤其在南部州工厂免税低工资等优势条件下更显无力。因此，为了维护其经济利益，各厂主竭力呼吁制定统一的联邦童工法以规范各州的经济发展秩序。
第二，美国的政治传统也是童工运动没有取得长足的发展的原因之一。美国有其独特的发展经历，先有州后有国，共和国成立之后经过讨论建立了联邦体制。“不可毁灭的州组成不可毁灭的联邦”[13]（P10）。联邦和各州实行权力制衡制。根据宪法，联邦政府一些专门和普遍的职能，其中有保卫国家防止外来危险，处理对外事务，管理对外贸易，给予各州的是宪法未授予联邦的权力或未禁止各州人民行使的权力。联邦制有其优点，如在中央与地方之间保持权力的均衡以防止中央集权或地方权力扩大。然而这种国家结构在解决那个时代出现的新问题时显得无能为力。日益发展的州际竞争已经消除了各州之间地理界限，统一的童工法成为经济发展中必须解决的问题，而联邦制下各州的分权恰恰成为工厂主们反对统一的童工法的工具。进步时期这种经济政治体制领域内暂时的不和谐也为联邦童工法的制定设置了障碍。
第三，工业化在积聚财富的同时也造成了贫困问题。 “在大约80,000,000总人口中，至少有10,000,000人生活在贫穷之中”[14] （P317）。这些处于贫困状态的家庭为增加其收入往往主动送孩子去工作。这也是童工法在制定后成为一纸空文的原因之一。“工业委员会在1915年调查工业状况后评论道：“我们工业人口的大多数……生活于一种实际贫困的状态之中。受雇于制造业和矿业的工资收入者家庭中， 至少有1／3， 而且很可能有一半其全年的收入不足以使他们维持任何一种舒适的和过得去的状况”[15]（P45）。“1900 年在安德鲁·卡内基的工厂中，工人的平均工资为每年400—500美元”[16]（P7）。这些工资持有者因为低廉的工资被迫寻找租金低且几家合用一间浴室的经济公寓。生活十分窘迫。这样就为寻求低廉劳动力的工厂主提供了一个童工市场。总之，就当时而言，正在发展中的工业制度没能给工资阶层提供一个更符合人性，更符合20世纪美国社会人类价值准则的生存环境。
四、结论
进步时代美国显著的经济特征是财富空前膨胀，经济稳定增长。然而，这一时期整个美国表现为一种断裂状态：一边是高度繁荣的物质海洋，一边却是前所未有的精神危机——大量学龄儿童为了谋生而工作。这一违背自然法则的反常现象与美国人自称的进步传统相悖而行，数以百万计的童工作为劳动力为国家的经济进步贡献身心的历史事实本身就是对美国文明的一种挑战。自由、民主是美国深厚的政治传统，这在19世纪以前的农业社会是一条颠扑不破的真理。然而，当这个伟大的国度由农业社会过渡到工业社会并且有了大量积累的物质财富之后，似乎渐渐偏离了其文明程度。所有美利坚子民均自由平等这一宣言的现实表现是广大儿童正在丧失上帝赋予他们的权利。与工业富豪拥有的经济自由相反，童工们正在遭受工业压迫、工业专制乃至生命的专制。
彻底根除这种不文明的历史现象必须重塑政府的形象，重新定义政府的责任。美国一贯推行小政府政策，认为管事最少的政府是最好的政府。自由放任主义是其核心并且延伸到社会各个层面。这种思想在前工业社会基本上是合理的。然而迅猛发展的工业化、城市化促进了一新的阶层的崛起——把持政治经济特权的一小撮富有者。特权阶级的存在意味着这个社会已经开始丧失民主机制。整个国家在非自由的、无序的工业秩序中发展，显然，童工被雇佣则是无序状态下的合理产物。因此，在经济发展引发政治变动的社会转折时期，政府职能必须发生变化，由消极干预转为积极的行为。只有国家在强者与弱者之间，特权阶层与非特权阶层之间进行干预与调解，真正的自由才能蔚然成风，社会才能文明和谐地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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