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明清史 |
美国战后史学的发展
张涛
【专题名称】世界史
【专 题 号】K5
【复印期号】2000年05期
【原文出处】《人民政协报》(京)2000年0324期第④页
【作者简介】张涛 北京大学历史学系
长期以来，国内史学界认为美国二战以来的史学只经历了保守与多元化两大阶段。然而，事实上，伴随着不同的政治、社会、文化背景，从二十世纪五十年代至今的美国史学至少大致经历了以下三大发展阶段。
“和谐”史观（被国内众多学者称为“保守主义”的史学思想）主宰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至六十年代民权运动兴起之间的美国史学。以丹尼尔·布尔斯廷、理查德·霍夫斯塔特、路易斯·哈茨以及戴维·波特为主要代表的“和谐”史学家强调以自由主义与平等原则为核心的主流文化价值观在美国历史文化传统延续性与连续性方面所起的不可替代的凝聚与保障作用，并将美国历史作为不存在严重内部冲突的有机整体加以研究。首先，该时期的大多数史学家此前曾积极参与以研究和强调美国国民性格与主流文化价值观为主要目标的“美国学运动”。其次，尽管这一时期的美国史研究建立于反进步主义二元冲突论的基础之上，但主要史学家对进步主义史学思想中强调核心价值观的最主要成分采取了继承与肯定的态度。其三，五十年代也是跨学科交叉影响初露端倪之时。社会学家丹尼尔·贝尔以“意识形态终结论”概括了美国思想界在当时对欧洲现代思想，尤其是前苏联与东欧国家所代表的共产主义思想表现出的敌视。该敌视对历史研究的影响体现于史学家从过去的经历中探寻美国文化与历史传统相对于欧洲与世界其它地方的独特之处。第四，美国战后物质生活水平的普遍而大幅度的提高以及经济的空前繁荣使美国民众认同而且实际上需要历史学家从历史的角度论证美国价值观对于美国富足及已有国际地位的不可替代的促进与保证作用。
由于五、六十年代的美国史学家将主要注意力集中于阐述与论证主流文化价值观而在某种程度上忽视了美国社会中非主流群体及其所代表的文化特性，六十年代后期开始的美国黑人民权运动以及随之而来的各种亚文化运动使五十至六十年代早期的美国史学研究倍受抨击。这一时期的美国史学呈现出以下几大主要特点。其一，各种亚文化和非主流群体受到历史学家的空前关注，美国历史研究中的“碎化”与多元化现象开始成为主导趋势，“和谐”时期以美国总体历史为对象的整体研究格局被打破。黑人研究、妇女研究、印第安人研究以及青年文化研究等以前遭受忽视的领域一派兴旺景象。其次，在历史研究的指导思想方面，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分析方法重新受到重视。历史学家从政治、经济、文化等诸多方面揭示非主流社会和文化群体在美国历史进程中所遭受的歧视与压迫。“新左派”史学是此方面的典型代表。英国历史学家E.P.汤普森1964年出版的《英国工人阶级的形成》一书成为上述史学家的灵感源泉与研究典范。其三，普通人的历史经历为史学家普遍关注，这是美国历史研究者强调“自下而上创造历史”的直接产物。即反对精英文化的努力在史学领域的体现，亦是美国“新社会史学”端倪之所在。后现代主义和源于文学研究领域的解构主义成为六、七十年代美国思想界的主流，而其所极力倡导的对中心和文本的不信任感进一步促使史学家对主流和精英文化以及此前的历史阐释提出挑战。当时的肯尼迪和约翰逊政府对民权运动的支持和对社会不平等与贫穷问题的关注无疑使史学“碎化”与多元化研究获取了额外的动力。而六、七十年代在世界各地风起云涌的民族解放运动使源于这些国家的美国少数族裔倍加重视和自豪于自身的文化传统。由于上述史学因素与非史学因素，六、七十年代的美国史学在研究主题上呈现出明显的“碎化”与多元化特征。此乃二战后美国史学发展的第二大阶段。
进入八十年代以后，美国史学开始了“综合化”与国际化阶段。随着民权运动与各种亚文化运动的高潮逐渐消退，“碎化”与多元化史学在解释美国为何历经冲突与动荡仍然是一充满活力的文化与政治整体时的力不从心便暴露出来。被五、六十年代的历史学家推向顶峰的美国历史整体研究及其对国民特性和核心价值观的重视此时再一次引起历史学家的注意。然而，由于五、六十年代美国史学的固有缺陷，重新采用“和谐”模式已不可行。纽约大学历史学教授托玛斯·本德于1986年6 月在《美国历史杂志》上发表的“整体与部分——美国历史需要综合”一文既对此前的史学进行了反思，更为重要的是概括了八十年代以来美国史学的第一大主导趋势。文章提出的“综合”概念吸取了前两大阶段史学各自的可取之处，强调历史研究既不能抛弃作为历史主线和社会中心的核心价值观，也应重视被称为“部分”的各社会群体对核心价值观的接受与反应。历史学家的主要研究领域因此存在于部分与主线、边缘与中心不断相互作用而产生的“公共文化”。兴起于七十年代的国际化史学也在八十年代以后因应学术界跨国研究趋势的增强而蓬勃发展，但却抛弃了国际化史学此前否定民族国家为研究基本单位的态度。1999年 9月号的《美国历史杂志》以专刊的形式并以墨西哥为例展示了民族国家作为国际化史学研究基本单位的合理性与可行性。美国史学自八十年代初出现的综合化与国际化趋势响应者甚众。著名历史学家戴维·西伦在英国《美国学杂志》1998年第3期上发表文章指出， 历史研究的根本目的在于“提供能够将个人与国家联系在一起的故事”。戴维·A ·霍林格于1998年的《美国历史书评》上发表的文章则重申了国家文化对历史研究的根本意义。迈克尔·卡津则在1999年6 月号的《美国历史书评》上撰写文章，对曾以研究美国主流价值观以及美国历史文化传统连续性而著名的五十年代史学家理查德·霍夫斯塔特大加赞赏。美国历史协会于1998 年和1999年举行的第112次和第113 次年会上的研讨题目更加反映了自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以来的美国史学国际化与综合化两大主导走向。在与美国历史有关的研讨题目中，以美国民族国家为基本单位的国际化史学高居榜首，紧随其后的则是美国国民特性研究。当然，如妇女研究、黑人研究以及印第安人研究等亚群体与亚文化研究仍然占据相当比重，但切入角度却从美国文化的受害者转向了美国文化的参与者和贡献者。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至今的美国史学因此经历了“和谐”、“碎化”与多元化、综合化与国际化等三大阶段，亦即三大模式。在此三者中，综合化与国际化吸取了前两者的可取之处，因而较为成熟。^
【专 题 号】K5
【复印期号】2000年05期
【原文出处】《人民政协报》(京)2000年0324期第④页
【作者简介】张涛 北京大学历史学系
“和谐”史观（被国内众多学者称为“保守主义”的史学思想）主宰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至六十年代民权运动兴起之间的美国史学。以丹尼尔·布尔斯廷、理查德·霍夫斯塔特、路易斯·哈茨以及戴维·波特为主要代表的“和谐”史学家强调以自由主义与平等原则为核心的主流文化价值观在美国历史文化传统延续性与连续性方面所起的不可替代的凝聚与保障作用，并将美国历史作为不存在严重内部冲突的有机整体加以研究。首先，该时期的大多数史学家此前曾积极参与以研究和强调美国国民性格与主流文化价值观为主要目标的“美国学运动”。其次，尽管这一时期的美国史研究建立于反进步主义二元冲突论的基础之上，但主要史学家对进步主义史学思想中强调核心价值观的最主要成分采取了继承与肯定的态度。其三，五十年代也是跨学科交叉影响初露端倪之时。社会学家丹尼尔·贝尔以“意识形态终结论”概括了美国思想界在当时对欧洲现代思想，尤其是前苏联与东欧国家所代表的共产主义思想表现出的敌视。该敌视对历史研究的影响体现于史学家从过去的经历中探寻美国文化与历史传统相对于欧洲与世界其它地方的独特之处。第四，美国战后物质生活水平的普遍而大幅度的提高以及经济的空前繁荣使美国民众认同而且实际上需要历史学家从历史的角度论证美国价值观对于美国富足及已有国际地位的不可替代的促进与保证作用。
由于五、六十年代的美国史学家将主要注意力集中于阐述与论证主流文化价值观而在某种程度上忽视了美国社会中非主流群体及其所代表的文化特性，六十年代后期开始的美国黑人民权运动以及随之而来的各种亚文化运动使五十至六十年代早期的美国史学研究倍受抨击。这一时期的美国史学呈现出以下几大主要特点。其一，各种亚文化和非主流群体受到历史学家的空前关注，美国历史研究中的“碎化”与多元化现象开始成为主导趋势，“和谐”时期以美国总体历史为对象的整体研究格局被打破。黑人研究、妇女研究、印第安人研究以及青年文化研究等以前遭受忽视的领域一派兴旺景象。其次，在历史研究的指导思想方面，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分析方法重新受到重视。历史学家从政治、经济、文化等诸多方面揭示非主流社会和文化群体在美国历史进程中所遭受的歧视与压迫。“新左派”史学是此方面的典型代表。英国历史学家E.P.汤普森1964年出版的《英国工人阶级的形成》一书成为上述史学家的灵感源泉与研究典范。其三，普通人的历史经历为史学家普遍关注，这是美国历史研究者强调“自下而上创造历史”的直接产物。即反对精英文化的努力在史学领域的体现，亦是美国“新社会史学”端倪之所在。后现代主义和源于文学研究领域的解构主义成为六、七十年代美国思想界的主流，而其所极力倡导的对中心和文本的不信任感进一步促使史学家对主流和精英文化以及此前的历史阐释提出挑战。当时的肯尼迪和约翰逊政府对民权运动的支持和对社会不平等与贫穷问题的关注无疑使史学“碎化”与多元化研究获取了额外的动力。而六、七十年代在世界各地风起云涌的民族解放运动使源于这些国家的美国少数族裔倍加重视和自豪于自身的文化传统。由于上述史学因素与非史学因素，六、七十年代的美国史学在研究主题上呈现出明显的“碎化”与多元化特征。此乃二战后美国史学发展的第二大阶段。
进入八十年代以后，美国史学开始了“综合化”与国际化阶段。随着民权运动与各种亚文化运动的高潮逐渐消退，“碎化”与多元化史学在解释美国为何历经冲突与动荡仍然是一充满活力的文化与政治整体时的力不从心便暴露出来。被五、六十年代的历史学家推向顶峰的美国历史整体研究及其对国民特性和核心价值观的重视此时再一次引起历史学家的注意。然而，由于五、六十年代美国史学的固有缺陷，重新采用“和谐”模式已不可行。纽约大学历史学教授托玛斯·本德于1986年6 月在《美国历史杂志》上发表的“整体与部分——美国历史需要综合”一文既对此前的史学进行了反思，更为重要的是概括了八十年代以来美国史学的第一大主导趋势。文章提出的“综合”概念吸取了前两大阶段史学各自的可取之处，强调历史研究既不能抛弃作为历史主线和社会中心的核心价值观，也应重视被称为“部分”的各社会群体对核心价值观的接受与反应。历史学家的主要研究领域因此存在于部分与主线、边缘与中心不断相互作用而产生的“公共文化”。兴起于七十年代的国际化史学也在八十年代以后因应学术界跨国研究趋势的增强而蓬勃发展，但却抛弃了国际化史学此前否定民族国家为研究基本单位的态度。1999年 9月号的《美国历史杂志》以专刊的形式并以墨西哥为例展示了民族国家作为国际化史学研究基本单位的合理性与可行性。美国史学自八十年代初出现的综合化与国际化趋势响应者甚众。著名历史学家戴维·西伦在英国《美国学杂志》1998年第3期上发表文章指出， 历史研究的根本目的在于“提供能够将个人与国家联系在一起的故事”。戴维·A ·霍林格于1998年的《美国历史书评》上发表的文章则重申了国家文化对历史研究的根本意义。迈克尔·卡津则在1999年6 月号的《美国历史书评》上撰写文章，对曾以研究美国主流价值观以及美国历史文化传统连续性而著名的五十年代史学家理查德·霍夫斯塔特大加赞赏。美国历史协会于1998 年和1999年举行的第112次和第113 次年会上的研讨题目更加反映了自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以来的美国史学国际化与综合化两大主导走向。在与美国历史有关的研讨题目中，以美国民族国家为基本单位的国际化史学高居榜首，紧随其后的则是美国国民特性研究。当然，如妇女研究、黑人研究以及印第安人研究等亚群体与亚文化研究仍然占据相当比重，但切入角度却从美国文化的受害者转向了美国文化的参与者和贡献者。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至今的美国史学因此经历了“和谐”、“碎化”与多元化、综合化与国际化等三大阶段，亦即三大模式。在此三者中，综合化与国际化吸取了前两者的可取之处，因而较为成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