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明清史 |
二十世纪的战争、和平与意识形态
库尔思
【专题名称】世界史
【专 题 号】K5
【复印期号】2000年05期
【原文出处】《国外社会科学文摘》(沪)2000年02期第13～17页
【英文标题】（J.Kurth）
【作者简介】〔美〕库尔思
法国政治哲学家阿龙（R.Aron）曾把本世纪称为“全面战争的世纪”。最近，在本世纪行将结束时，哈佛大学政治科学家亨廷顿把本世纪称为意识形态冲突的世纪。这两种描述——全面战争和意识形态冲突——是固有地密切相关的。事实上，20世纪的明显特征是通过这两者的相互影响形成的。下一世纪的历史学家们将惊讶地回顾这两种现象及其结合，因为在世界历史上，很少存在任何类似这样的情况。最近似的比较或许是与“17世纪危机”的比较，当时正处于“三十年战争”及其引发的社会动荡期间（从1648年至1689年前后——英国发生光荣革命的那一年），宗教或神学的冲突使欧洲人民变得四分五裂。
暴风雨前的宁静
当20世纪开始时，欧洲有世界上的五大强国：英国、法国、德国、奥匈帝国和俄罗斯。在欧洲的最西端和最东端，是两个新兴强国：美国和日本。国际体系是多极的。
若干重要的意识形态或“主义”也是20世纪开始时的标志。它们的身份不像这些强国的身份那样已得到清楚的确定，但大多数意识形态是19世纪工业革命的产物，而工业革命是在18世纪法国大革命结束之后的一个时期里形成的。意识形态体系也是多极的。
当20世纪开始时，起支配作用的意识形态是自由主义。在经济领域，这意味着自由市场资本主义；在政治领域，这意味着自由民主政治。最能代表自由主义及其资本主义和民主政治的属性的强国是美国、英国和法国——国际体系中的西部强国。
在右翼与自由主义抗争的是保守主义。在经济上，这意味着政府对自由市场资本主义实行限制；在政治上，这意味着政府对民主主义政党实行限制。最能代表保守主义及其独裁主义属性的是德国、奥匈帝国、俄罗斯和日本——世界体系中的东部强国。
在左翼与自由主义抗争的是社会主义。在经济方面，这意味着主要工业和公用事业的国家所有制；在政治方面，这意味着所谓的“社会民主政治”。当然，在20世纪开始时，没有一个强国代表社会主义及其属性。
在美国，正如从托克维尔（A.de Tocqueville）（《美国的民主》）到桑巴特（W.Sombart ）（《美国为何没有社会主义》）的分析家们所众所周知地指出的，既没有欧洲意义上的保守主义，也没有欧洲意义上的社会主义。在美国，实际上只存在类型不同的自由主义者，他们被称为民主党人或共和党人。
自由主义、保守主义和社会主义这3种意识形态是在19 世纪形成的，首先是作为对法国大革命的反应，接着是作为对工业革命的反应。每一种意识形态的主要基础都在于工业化的经济。工业和金融形成自由主义（和资本主义）的基础。保守主义的基础在于农业，最明显的是地主，但偶尔（在法国、德国和奥地利的部分地区）也在于独立的农场主。产业工人构成激进主义的基础。
这种三分天下并不是均等的，因为这三者之间的关系不断发生变化。工业化进程伴随工业和金融的力量上升，也伴随农业力量的下降。然而，与此同时，工业发展降低了产业工人的数量和力量的增长——产业工人稳定地增强了社会主义的自然基础。这导致一些相当奇特的结合和联盟，诸如英国的自由党与工党的联合、法国的激进社会党、以及德国和奥匈帝国的由保守分子发起的社会福利计划。
在和平和进步的国际背景下，在一个成熟的工业社会内，这种意识形态体系的自然而然的、合乎逻辑的发展可能导致一种模式。这种模式的特点是存在以亲资方立场为基础的一种意识形态和政党，以及以亲劳工观点为基础的另一种意识形态和政党。但是，由于劳工的选民人数多于资本家，亲资方的政党为了吸引其他选民，必须增添某种意识形态成份。这种意识形态成份各不相同，可能是亲宗教的（法国的天主教信仰），可能是亲国家的（德国的国家主义），也可能是反对某个特殊群体（奥地利的反犹太主义）的。
意识形态的激进化
第一次世界大战不是由意识形态引起的（虽然一些过于简单化的分析谴责民族主义或帝国主义），而是由20世纪开始时力量平衡和贸易平衡所采取的特殊形式引起的。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实际原因是，旧的力量平衡和贸易平衡无力承受德国在1871年统一后的军事和经济力量的迅速而巨大的增长。俾斯麦曾试图利用保守的意识形态（以德国、奥匈帝国和匈牙利之间的“三皇帝同盟”为形式）应付德国力量的增长，但在德国皇帝威廉二世于1890年将他解职后，这种努力很快就土崩瓦解了。
然而，一旦第一次世界大战开始，它对现有的意识形态来说具有深远后果。在4年的流血过程中， 每一种意识形态都变成了其自身的更僵硬、更严厉和更极端的版本。保守主义变成了国家主义（尤其在德国和法国），自由主义变成了民主主义（尤其在美国，随着威尔逊总统把第一次世界大战描绘成民主政治与独裁统治之间的重大斗争），而社会主义的一部分变成了共产主义（尤其在俄国，随着列宁把第一次世界大战描绘成彼此对抗的帝国主义之间的严重斗争）。
要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继续是欧洲的战争，这场战争可能以德国的胜利告终——德国可能于1917年在东部击败俄国，接着于1918年春在西部发动攻势。欧洲历史的发展可能出现德国拥有欧洲大陆霸权的结局。只是因为美国的参战，数百万斗志昂扬的美国军队于1918年到达西部前线，德国于1918年春发动的攻势才遭受挫折，接着于1918年秋随着协约国发动攻势而一败涂地。
西部国家的胜利看来证实了自由主义意识形态，包括民主政治和资本主义。自由主义不仅在西部国家获胜，而且最初也在东部国家获胜——东部国家丧失信用的君主政体最初被明显的民主政体所取代。但是，虽然德国和奥匈帝国被西部协约国击败了，但它们没有被协约国征服。而且，虽然中欧各国人民在1918年和1919年的几个月里被左翼革命所震撼，但他们没有被左翼革命所改造。既缺乏征服也缺乏革命意味着，旧的社会秩序和旧的保守主义意识形态的重要支持者——尤其是地主——在略受震动之后，恢复了其原有的地位。军事失败和君主政体垮台可能使自由主义者和民主主义者在形式上掌了权，但更深刻的社会现实不是自由主义的或者民主主义的。这些社会现在是由于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巨大而多余的牺牲、由于来自共产主义高涨——在苏维埃俄国的邻国特别吸引人的“红色恐慌”或者“大恐怖”——的严重威胁而受到精神创伤的社会。第一次世界大战和“大恐怖”充当了中欧主要的意识形态简化器：自由主义者变得更崇尚民主主义，一些人甚至变成了激进分子；社会主义者变得更崇尚马克思主义，一些人甚至变成了共产主义者；保守分子变得更崇尚民族主义，一些人甚至变成了法西斯主义者。
法西斯主义流行一时
在20世纪末，法西斯主义意识形态无疑显得是愚蠢的和难解的。法西斯主义最极端的版本——国家社会主义的情况尤其如此。在诸如德国和意大利这样的发达社会，这两种意识形态怎么可能对大量普通人具有吸引力？如今这种现象看来是异乎寻常的，甚至是荒诞不经的。
然而，在六七十年前，认识截然不同。在20年代，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和布尔什维克革命后的一个时期里，尤其在30年代的大萧条期间，法西斯主义和国家社会主义在许多人看来似乎提供了关键的社会问题的最佳解决办法。尤其是这些解决办法显得优于由自由主义或民主政治以及由社会主义或共产主义提供的解决办法。
法西斯主义和国家社会主义的吸引力来自3 个主要根源：它们适合于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前线士兵的经历；它们适合于“大恐怖”期间普通公民的经历；它们把在以前的包括国家主义在内的保守主义意识形态和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但无疑不是自由主义）中发现的一些受欢迎的成份创造性地结合在一起。
首先，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前线士兵的经历就其得不到缓解的恐惧来说是独一无二的。在战败国德国和奥匈帝国，巨大的人员和物质牺牲的无益和无意义尤其令人痛苦。在意大利，情况也是如此。意大利虽然在形式上是胜利者，其实在和平协议中获益很少。前线老兵将在许多年里对自己的牺牲以及自己伙伴的牺牲感到苦恼，他们将寻求承认和补偿。自由主义、民主主义和社会主义的政党是几十年前在国际和平时代诞生的，并由早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就已成年的老人领导，不可能理解这种渴望。但是，新出现的法西斯政党——因其对国家的赞美、其战斗辞藻、以及其军队式的制服和管理——完全符合这种渴望。
对普通公民来说，战后共产主义高涨的短暂时期留下了对革命的广泛恐惧。同样，这种恐惧在战败国德国和奥匈帝国（在1919年的几个月里，在匈牙利以及德国的巴伐利亚州和图林根州，共产党实际上掌握了权力）尤其严重，在意大利也是如此。意大利的产业工人和农业工人有好几年进行破坏性罢工，占领工厂和农场。中产阶级公民对他们在这个时期经受的恐吓和攻击感到担忧，他们寻求共产党人决不会再次掌权的保证。
第三，法西斯主义结合了战前两种非自由主义意识形态——保守主义（尤其是其国家主义）和社会主义的受欢迎的成份。显然，这一点在德国的国家社会主义（纳粹）党身上表现得最清楚。这些新意识形态从保守主义和国家主义那儿吸收了政府应该控制社会的观念。它们又从社会主义那儿吸收了社会应该支持政府的观念。它们从保守主义和社会主义那儿都吸收了政府应该并且能够对自由市场资本主义以及对特定政党实行限制的学说和实践——如果形势需要，甚至对这些政党发号施令。
保守主义者和国家主义者曾强调类似战争的经济斗争的条件；社会主义者曾强调由不景气引起的经济停滞的条件。到30年代，这两种条件显然都存在。法西斯主义者和国家社会主义者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的遗产和大萧条的现实的范围内进行活动，令人信服地强调了这两种条件。第一次世界大战证明，在管理战时经济方面需要组织、计划、纪律和活力。大萧条及其伴随的国际经济斗争证明，再次需要所有这些东西。
国家社会主义于1933年上台执政，并在此后几年里消除了德国的失业，而且看来比其他任何意识形态都更好地解决了大萧条问题——无疑胜过了失业率徘徊在20%或以上的美国、英国和法国的自由主义政府。我们现在知道，国家社会主义的这种惊人成就的取得花费了巨大代价：重整军备，接着是军事侵略。然而，这一点在比如说1936年时并不明显。柏林奥运会在这一年举行，又一次展示了国家社会主义在和平时期所取得的成就。
由于德国军队于1940年6月取得对法国军队的非凡胜利， 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爆发带来了国家社会主义的优越性的新示范。这使德国获得了要是美国不参与第一次世界大战在1918年春就会获得的地位。经过巨大牺牲最终获得了补偿，欧洲历史的自然发展——德国拥有欧洲大陆的霸权——终于实现了。国家社会主义的新秩序看来是欧洲所特有的国际和社会冲突问题的最后解决办法。
在1940年夏季，这一点是从欧洲历史在1914年之后所走过的极端痛苦的道路中能够得出的合理结论。共产主义在各地的吸引力是有限的，由于其20年的残忍和恐怖的历史而丧失了信誉。但是，自由主义在欧洲大陆的吸引力也是有限的，由于其无力解决大萧条问题、也由于其在新的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引人注目的失败而丧失了信誉。国家社会主义看来是通向未来之路。
当然，历史很快走上了相反的道路。国家社会主义含有其致命缺点：日尔曼种族主义。这种种族主义来自哈布斯堡王朝（欧洲最古老的王室家族，其成员从1273年到1918年当过神圣罗马帝国、西班牙、奥地利、奥匈帝国的皇帝或国王——译注）内部少数日尔曼人的经历，而不是来自德国自己内部的绝大多数日尔曼人的经历。正是这种种族主义促使希特勒（他在奥地利长大成人）侵犯苏联，并在很大程度上形成了德国在东部征服地区的占领政策，当然包括大屠杀。
漫长的决斗
纳粹德国和法西斯主义意大利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决定性失败和被征服起了重要的简化作用，使法西斯主义和国家社会主义退出了争论，并使余下的两个意识形态家族——自由主义／民主政治和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在漫长的决斗中彼此对抗。这种决斗成了冷战。
我们已经指出，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前线士兵在欧洲的经历导致他们中的一些人成为法西斯主义者或者国家社会主义者。同样，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敌后游击队员在亚洲的经历导致他们中的许多人成为共产党人（例如，在中国、朝鲜、越南和马来西亚）。这种战时经历将形成（并扭曲）在中国、朝鲜和北越上台执政的共产党政权的国内政策；这种战时经历也将指导这些国家在亚洲两次热战中与美国作战的方式。这两次热战是在更普遍的冷战的范围内发生的。
法西斯主义和国家社会主义所具有的其他吸引力包括它们能够最好地保护并促进重工业和资本货物（钢铁、化学品、机械，当然还有武器）的发展，尤其是在大萧条期间国际贸易一蹶不振时。共产主义提出同样的主张，但使重工业甚至变得对其意识形态来说更起支配作用（斯大林自己的姓氏是一个假姓，意思是“钢铁”，而且，他似乎认为，钢铁将是大多数问题的解决办法）。在这方面，共产主义和国家社会主义都缺乏资本主义的工业组织。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最初20年里，共产主义证明非常善于迅速发展重工业和资本货物（“强制工业化”）。重工业和资本货物恰巧是对协约国在第一次和第二次世界大战中获胜来说至关紧要的领域，共产党人期望它们能在赢得冷战中起关键作用。这种战争共产主义和钢铁共产主义的结合对国家独立和国家工业化来说，似乎产生了惊人成就。
然而，到70年代，变得显而易见的是，这种共产主义不能从战争时期转向和平时期，从资本货物转向消费商品，从重工业转向高技术。共产主义面对这种转变，只带来了国家的自给自足和停滞。对一些共产党人改革者来说，变得一目了然的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必须被类似市场列宁主义的某种东西所取代：在专制政治的范围内实行市场经济。这是戈尔巴乔夫在苏联进行试验并且实际上失败了的计划，这也是邓小平在中国实际上获得成功的计划。
自由主义的凯旋
自由主义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战胜了法西斯主义和国家社会主义，在冷战中又战胜了马克思主义和共产主义，现在一枝独秀，得意洋洋。在过去半个世纪里，自由主义成功地破坏了其所有的意识形态敌手的社会基础和解决问题的吸引力。在唯一超级大国和全球经济领袖美国的推动下，自由主义有望使新世纪成为意识形态一致——实际上是意识形态终结——和国际和平的世纪。自由主义是如何击败其敌手的？
保守主义
保守主义的主要基础是农业，最明显的是地主，但也包括独立农场主。与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打败德国和奥匈帝国不同，打败并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占领德国和日本导致由美国推行的重大的土地改革计划（在东德由苏联推行），这种计划消灭了德国和日本的地主阶级。然而，保守主义的社会基础仍然在大量独立农场主身上存在。独立农场主在50年代约占诸如法国、西德、意大利和日本等主要国家的人口的20%至25%。但是，在以后30年里，美国营造了国际贸易和经济发展的自由主义秩序。这种秩序导致自由资本主义经济中工业部门的不断增长和农业部门的不断衰落。这对保守主义的社会基础造成了极大损害。
法西斯主义
法西斯主义和国家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主要吸引力之一是，它呼吁利用政府保护并促进资本主义工业的发展。要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几年里出现新的大萧条，国际贸易的崩溃可能使资本主义工业遇到卷土重来的危机。这种危机可能促使资本主义工业寻求某种国家主义、甚至新法西斯主义或者新国家社会主义的解决办法，尽管法西斯主义和国家社会主义在引起第二次世界大战中起了作用。然而，美国营造的自由主义秩序防止了新的大萧条，并为资本主义工业提供了替代国家分离的国际一体化。法西斯主义或国家社会主义的任何新版本都变得毫无必要了。
社会主义
产业工人组成社会主义的主要基础。自由主义秩序及其经济增长一开始有助于扩大这种基础。但是，经济发展过程持续进行，从资本商品转向消费商品，从重工业转向高技术，甚至从工业经济转向后工业经济或者信息经济。与早些时候的农业部门和独立农场主阶级一样，工业和产业工人阶级在过去20年里萎缩了，造成社会主义的天然拥护者的减少。
共产主义
要是最发达的资本主义经济仍然停留于重工业水平，共产主义看来可能是实现这个阶段经济发展的合理和有效的途径。但是，由于资本主义经济超越了这个水平，而共产主义经济没有超越这个水平，变得明明白白的是，共产主义不再能提供国家独立，而是提供一种新的形式的国际依赖。
国家社会主义的致命缺陷在于其日尔曼种族主义成份。这意味着，国家社会主义决不可能充当用以控制多国家、多种族的欧洲的一种稳定的意识形态。共产主义具有类似的致命缺陷。处于共产主义核心的是无产阶级专政的观念。这个观念可被视为无产阶级阶级歧视的一种形式。共产主义决不可能充当用以管理已超越重工业阶段的经济以及由许多阶级组成的社会的一种稳定的意识形态——这许多阶级加起来的人数超过产业工人的人数。
抵制自由主义
自由主义是否面对能够阻挠其有关全球经济和国际和平的宏伟计划的任何真正的敌手？亨廷顿曾众所周知地认为，下一世纪的重要冲突将不是意识形态之间的冲突，而是文化或文明之间的冲突。无论是伊斯兰的传统和文化，还是孔夫子的传统和文化，对以美国人为首的自由主义事业的抵制都已增强。这些传统和文化认为，自由主义仅仅是西方文明的特殊产物。
对强调异己意识形态和恐怖主义行动是外来威胁主要根源的西方政治分析家来说，伊斯兰原教旨主义显然与自由主义以前的敌人——国家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具有相似之处。然而，这种相似并未给其他政治分析家——“现实主义者”——留下深刻印象，他们认为敌对强国是外来威胁的主要根源。他们指出，目前不存在伊斯兰强国，在欧亚大陆的中心地区无疑不存在，在前纳粹德国或前苏联的范围内无疑也不存在。最近似的候补者是伊朗，而伊朗的军事威胁在1980至1988年的伊朗—伊拉克战争中受到了遏制。该地区另一个唯一真正的潜在威胁是伊拉克，而伊拉克不是伊斯兰国家。对强国现实主义者来说，伊斯兰原教旨主义的问题能够轻而易举地通过一种双重遏制和力量平衡的政策予以解决，也就是说，利用伊朗和伊拉克彼此遏制。
对强调敌对的强国和军力是主要威胁的政治分析家来说，中国——中华文明的领袖——显然与1989年前的苏联和1945年前的德国具有相似之处。一些美国人强烈地认为，中国将成为美国的主要威胁，遏制中国应该是美国外交政策的组织原则。然而，伊斯兰或孔夫子的抵制很可能不会发生。
自由主义是否与国家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一样，具有某种致命缺陷？目前无疑很难识别这种缺陷。自由主义是许多历史学家称之为漫长的19世纪的国际和平和经济发展的产物。所谓漫长的19世纪，是指1789年至1914年这个时期。这个时期目睹了法国大革命、拿破仑战争以及它们的长期存在的后果。接着，自由主义令人惊讶地证明是1914至1989年的世界大战——两次热战和一次冷战——以及经济萧条的最后胜利者。历史学家霍布斯鲍姆（E. Hobsbawm）曾把这个时期称为短暂的20世纪。 但是，战争和萧条产生了自由主义的可怕敌人。只是以数百万人的生命和数万亿美元为代价，这些敌人才有可能被征服。只要自由主义能够许诺使21世纪成为和平和繁荣的世纪，它将保持其意识形态领导权。但是，一旦这种计划失败，21世纪有可能成为另一个全面战争和意识形态冲突的世纪。
摘自美国《当代史》杂志1999年1月号
【专 题 号】K5
【复印期号】2000年05期
【原文出处】《国外社会科学文摘》(沪)2000年02期第13～17页
【英文标题】（J.Kurth）
【作者简介】〔美〕库尔思
| 【内容提要】 | 20世纪是全面战争和意识形态冲突的世纪。当20世纪开始时，起支配作用的意识形态是自由主义；在二三十年代，法西斯主义流行一时；接着，共产主义在许多国家获得胜利；在20世纪行将结束时，自由主义再次显得一枝独秀。自由主义是否同样具有某种致命缺陷，目前无疑很难识别。 |
暴风雨前的宁静
当20世纪开始时，欧洲有世界上的五大强国：英国、法国、德国、奥匈帝国和俄罗斯。在欧洲的最西端和最东端，是两个新兴强国：美国和日本。国际体系是多极的。
若干重要的意识形态或“主义”也是20世纪开始时的标志。它们的身份不像这些强国的身份那样已得到清楚的确定，但大多数意识形态是19世纪工业革命的产物，而工业革命是在18世纪法国大革命结束之后的一个时期里形成的。意识形态体系也是多极的。
当20世纪开始时，起支配作用的意识形态是自由主义。在经济领域，这意味着自由市场资本主义；在政治领域，这意味着自由民主政治。最能代表自由主义及其资本主义和民主政治的属性的强国是美国、英国和法国——国际体系中的西部强国。
在右翼与自由主义抗争的是保守主义。在经济上，这意味着政府对自由市场资本主义实行限制；在政治上，这意味着政府对民主主义政党实行限制。最能代表保守主义及其独裁主义属性的是德国、奥匈帝国、俄罗斯和日本——世界体系中的东部强国。
在左翼与自由主义抗争的是社会主义。在经济方面，这意味着主要工业和公用事业的国家所有制；在政治方面，这意味着所谓的“社会民主政治”。当然，在20世纪开始时，没有一个强国代表社会主义及其属性。
在美国，正如从托克维尔（A.de Tocqueville）（《美国的民主》）到桑巴特（W.Sombart ）（《美国为何没有社会主义》）的分析家们所众所周知地指出的，既没有欧洲意义上的保守主义，也没有欧洲意义上的社会主义。在美国，实际上只存在类型不同的自由主义者，他们被称为民主党人或共和党人。
自由主义、保守主义和社会主义这3种意识形态是在19 世纪形成的，首先是作为对法国大革命的反应，接着是作为对工业革命的反应。每一种意识形态的主要基础都在于工业化的经济。工业和金融形成自由主义（和资本主义）的基础。保守主义的基础在于农业，最明显的是地主，但偶尔（在法国、德国和奥地利的部分地区）也在于独立的农场主。产业工人构成激进主义的基础。
这种三分天下并不是均等的，因为这三者之间的关系不断发生变化。工业化进程伴随工业和金融的力量上升，也伴随农业力量的下降。然而，与此同时，工业发展降低了产业工人的数量和力量的增长——产业工人稳定地增强了社会主义的自然基础。这导致一些相当奇特的结合和联盟，诸如英国的自由党与工党的联合、法国的激进社会党、以及德国和奥匈帝国的由保守分子发起的社会福利计划。
在和平和进步的国际背景下，在一个成熟的工业社会内，这种意识形态体系的自然而然的、合乎逻辑的发展可能导致一种模式。这种模式的特点是存在以亲资方立场为基础的一种意识形态和政党，以及以亲劳工观点为基础的另一种意识形态和政党。但是，由于劳工的选民人数多于资本家，亲资方的政党为了吸引其他选民，必须增添某种意识形态成份。这种意识形态成份各不相同，可能是亲宗教的（法国的天主教信仰），可能是亲国家的（德国的国家主义），也可能是反对某个特殊群体（奥地利的反犹太主义）的。
意识形态的激进化
第一次世界大战不是由意识形态引起的（虽然一些过于简单化的分析谴责民族主义或帝国主义），而是由20世纪开始时力量平衡和贸易平衡所采取的特殊形式引起的。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实际原因是，旧的力量平衡和贸易平衡无力承受德国在1871年统一后的军事和经济力量的迅速而巨大的增长。俾斯麦曾试图利用保守的意识形态（以德国、奥匈帝国和匈牙利之间的“三皇帝同盟”为形式）应付德国力量的增长，但在德国皇帝威廉二世于1890年将他解职后，这种努力很快就土崩瓦解了。
然而，一旦第一次世界大战开始，它对现有的意识形态来说具有深远后果。在4年的流血过程中， 每一种意识形态都变成了其自身的更僵硬、更严厉和更极端的版本。保守主义变成了国家主义（尤其在德国和法国），自由主义变成了民主主义（尤其在美国，随着威尔逊总统把第一次世界大战描绘成民主政治与独裁统治之间的重大斗争），而社会主义的一部分变成了共产主义（尤其在俄国，随着列宁把第一次世界大战描绘成彼此对抗的帝国主义之间的严重斗争）。
要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继续是欧洲的战争，这场战争可能以德国的胜利告终——德国可能于1917年在东部击败俄国，接着于1918年春在西部发动攻势。欧洲历史的发展可能出现德国拥有欧洲大陆霸权的结局。只是因为美国的参战，数百万斗志昂扬的美国军队于1918年到达西部前线，德国于1918年春发动的攻势才遭受挫折，接着于1918年秋随着协约国发动攻势而一败涂地。
西部国家的胜利看来证实了自由主义意识形态，包括民主政治和资本主义。自由主义不仅在西部国家获胜，而且最初也在东部国家获胜——东部国家丧失信用的君主政体最初被明显的民主政体所取代。但是，虽然德国和奥匈帝国被西部协约国击败了，但它们没有被协约国征服。而且，虽然中欧各国人民在1918年和1919年的几个月里被左翼革命所震撼，但他们没有被左翼革命所改造。既缺乏征服也缺乏革命意味着，旧的社会秩序和旧的保守主义意识形态的重要支持者——尤其是地主——在略受震动之后，恢复了其原有的地位。军事失败和君主政体垮台可能使自由主义者和民主主义者在形式上掌了权，但更深刻的社会现实不是自由主义的或者民主主义的。这些社会现在是由于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巨大而多余的牺牲、由于来自共产主义高涨——在苏维埃俄国的邻国特别吸引人的“红色恐慌”或者“大恐怖”——的严重威胁而受到精神创伤的社会。第一次世界大战和“大恐怖”充当了中欧主要的意识形态简化器：自由主义者变得更崇尚民主主义，一些人甚至变成了激进分子；社会主义者变得更崇尚马克思主义，一些人甚至变成了共产主义者；保守分子变得更崇尚民族主义，一些人甚至变成了法西斯主义者。
法西斯主义流行一时
在20世纪末，法西斯主义意识形态无疑显得是愚蠢的和难解的。法西斯主义最极端的版本——国家社会主义的情况尤其如此。在诸如德国和意大利这样的发达社会，这两种意识形态怎么可能对大量普通人具有吸引力？如今这种现象看来是异乎寻常的，甚至是荒诞不经的。
然而，在六七十年前，认识截然不同。在20年代，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和布尔什维克革命后的一个时期里，尤其在30年代的大萧条期间，法西斯主义和国家社会主义在许多人看来似乎提供了关键的社会问题的最佳解决办法。尤其是这些解决办法显得优于由自由主义或民主政治以及由社会主义或共产主义提供的解决办法。
法西斯主义和国家社会主义的吸引力来自3 个主要根源：它们适合于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前线士兵的经历；它们适合于“大恐怖”期间普通公民的经历；它们把在以前的包括国家主义在内的保守主义意识形态和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但无疑不是自由主义）中发现的一些受欢迎的成份创造性地结合在一起。
首先，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前线士兵的经历就其得不到缓解的恐惧来说是独一无二的。在战败国德国和奥匈帝国，巨大的人员和物质牺牲的无益和无意义尤其令人痛苦。在意大利，情况也是如此。意大利虽然在形式上是胜利者，其实在和平协议中获益很少。前线老兵将在许多年里对自己的牺牲以及自己伙伴的牺牲感到苦恼，他们将寻求承认和补偿。自由主义、民主主义和社会主义的政党是几十年前在国际和平时代诞生的，并由早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就已成年的老人领导，不可能理解这种渴望。但是，新出现的法西斯政党——因其对国家的赞美、其战斗辞藻、以及其军队式的制服和管理——完全符合这种渴望。
对普通公民来说，战后共产主义高涨的短暂时期留下了对革命的广泛恐惧。同样，这种恐惧在战败国德国和奥匈帝国（在1919年的几个月里，在匈牙利以及德国的巴伐利亚州和图林根州，共产党实际上掌握了权力）尤其严重，在意大利也是如此。意大利的产业工人和农业工人有好几年进行破坏性罢工，占领工厂和农场。中产阶级公民对他们在这个时期经受的恐吓和攻击感到担忧，他们寻求共产党人决不会再次掌权的保证。
第三，法西斯主义结合了战前两种非自由主义意识形态——保守主义（尤其是其国家主义）和社会主义的受欢迎的成份。显然，这一点在德国的国家社会主义（纳粹）党身上表现得最清楚。这些新意识形态从保守主义和国家主义那儿吸收了政府应该控制社会的观念。它们又从社会主义那儿吸收了社会应该支持政府的观念。它们从保守主义和社会主义那儿都吸收了政府应该并且能够对自由市场资本主义以及对特定政党实行限制的学说和实践——如果形势需要，甚至对这些政党发号施令。
保守主义者和国家主义者曾强调类似战争的经济斗争的条件；社会主义者曾强调由不景气引起的经济停滞的条件。到30年代，这两种条件显然都存在。法西斯主义者和国家社会主义者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的遗产和大萧条的现实的范围内进行活动，令人信服地强调了这两种条件。第一次世界大战证明，在管理战时经济方面需要组织、计划、纪律和活力。大萧条及其伴随的国际经济斗争证明，再次需要所有这些东西。
国家社会主义于1933年上台执政，并在此后几年里消除了德国的失业，而且看来比其他任何意识形态都更好地解决了大萧条问题——无疑胜过了失业率徘徊在20%或以上的美国、英国和法国的自由主义政府。我们现在知道，国家社会主义的这种惊人成就的取得花费了巨大代价：重整军备，接着是军事侵略。然而，这一点在比如说1936年时并不明显。柏林奥运会在这一年举行，又一次展示了国家社会主义在和平时期所取得的成就。
由于德国军队于1940年6月取得对法国军队的非凡胜利， 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爆发带来了国家社会主义的优越性的新示范。这使德国获得了要是美国不参与第一次世界大战在1918年春就会获得的地位。经过巨大牺牲最终获得了补偿，欧洲历史的自然发展——德国拥有欧洲大陆的霸权——终于实现了。国家社会主义的新秩序看来是欧洲所特有的国际和社会冲突问题的最后解决办法。
在1940年夏季，这一点是从欧洲历史在1914年之后所走过的极端痛苦的道路中能够得出的合理结论。共产主义在各地的吸引力是有限的，由于其20年的残忍和恐怖的历史而丧失了信誉。但是，自由主义在欧洲大陆的吸引力也是有限的，由于其无力解决大萧条问题、也由于其在新的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引人注目的失败而丧失了信誉。国家社会主义看来是通向未来之路。
当然，历史很快走上了相反的道路。国家社会主义含有其致命缺点：日尔曼种族主义。这种种族主义来自哈布斯堡王朝（欧洲最古老的王室家族，其成员从1273年到1918年当过神圣罗马帝国、西班牙、奥地利、奥匈帝国的皇帝或国王——译注）内部少数日尔曼人的经历，而不是来自德国自己内部的绝大多数日尔曼人的经历。正是这种种族主义促使希特勒（他在奥地利长大成人）侵犯苏联，并在很大程度上形成了德国在东部征服地区的占领政策，当然包括大屠杀。
漫长的决斗
纳粹德国和法西斯主义意大利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决定性失败和被征服起了重要的简化作用，使法西斯主义和国家社会主义退出了争论，并使余下的两个意识形态家族——自由主义／民主政治和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在漫长的决斗中彼此对抗。这种决斗成了冷战。
我们已经指出，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前线士兵在欧洲的经历导致他们中的一些人成为法西斯主义者或者国家社会主义者。同样，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敌后游击队员在亚洲的经历导致他们中的许多人成为共产党人（例如，在中国、朝鲜、越南和马来西亚）。这种战时经历将形成（并扭曲）在中国、朝鲜和北越上台执政的共产党政权的国内政策；这种战时经历也将指导这些国家在亚洲两次热战中与美国作战的方式。这两次热战是在更普遍的冷战的范围内发生的。
法西斯主义和国家社会主义所具有的其他吸引力包括它们能够最好地保护并促进重工业和资本货物（钢铁、化学品、机械，当然还有武器）的发展，尤其是在大萧条期间国际贸易一蹶不振时。共产主义提出同样的主张，但使重工业甚至变得对其意识形态来说更起支配作用（斯大林自己的姓氏是一个假姓，意思是“钢铁”，而且，他似乎认为，钢铁将是大多数问题的解决办法）。在这方面，共产主义和国家社会主义都缺乏资本主义的工业组织。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最初20年里，共产主义证明非常善于迅速发展重工业和资本货物（“强制工业化”）。重工业和资本货物恰巧是对协约国在第一次和第二次世界大战中获胜来说至关紧要的领域，共产党人期望它们能在赢得冷战中起关键作用。这种战争共产主义和钢铁共产主义的结合对国家独立和国家工业化来说，似乎产生了惊人成就。
然而，到70年代，变得显而易见的是，这种共产主义不能从战争时期转向和平时期，从资本货物转向消费商品，从重工业转向高技术。共产主义面对这种转变，只带来了国家的自给自足和停滞。对一些共产党人改革者来说，变得一目了然的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必须被类似市场列宁主义的某种东西所取代：在专制政治的范围内实行市场经济。这是戈尔巴乔夫在苏联进行试验并且实际上失败了的计划，这也是邓小平在中国实际上获得成功的计划。
自由主义的凯旋
自由主义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战胜了法西斯主义和国家社会主义，在冷战中又战胜了马克思主义和共产主义，现在一枝独秀，得意洋洋。在过去半个世纪里，自由主义成功地破坏了其所有的意识形态敌手的社会基础和解决问题的吸引力。在唯一超级大国和全球经济领袖美国的推动下，自由主义有望使新世纪成为意识形态一致——实际上是意识形态终结——和国际和平的世纪。自由主义是如何击败其敌手的？
保守主义
保守主义的主要基础是农业，最明显的是地主，但也包括独立农场主。与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打败德国和奥匈帝国不同，打败并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占领德国和日本导致由美国推行的重大的土地改革计划（在东德由苏联推行），这种计划消灭了德国和日本的地主阶级。然而，保守主义的社会基础仍然在大量独立农场主身上存在。独立农场主在50年代约占诸如法国、西德、意大利和日本等主要国家的人口的20%至25%。但是，在以后30年里，美国营造了国际贸易和经济发展的自由主义秩序。这种秩序导致自由资本主义经济中工业部门的不断增长和农业部门的不断衰落。这对保守主义的社会基础造成了极大损害。
法西斯主义
法西斯主义和国家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主要吸引力之一是，它呼吁利用政府保护并促进资本主义工业的发展。要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几年里出现新的大萧条，国际贸易的崩溃可能使资本主义工业遇到卷土重来的危机。这种危机可能促使资本主义工业寻求某种国家主义、甚至新法西斯主义或者新国家社会主义的解决办法，尽管法西斯主义和国家社会主义在引起第二次世界大战中起了作用。然而，美国营造的自由主义秩序防止了新的大萧条，并为资本主义工业提供了替代国家分离的国际一体化。法西斯主义或国家社会主义的任何新版本都变得毫无必要了。
社会主义
产业工人组成社会主义的主要基础。自由主义秩序及其经济增长一开始有助于扩大这种基础。但是，经济发展过程持续进行，从资本商品转向消费商品，从重工业转向高技术，甚至从工业经济转向后工业经济或者信息经济。与早些时候的农业部门和独立农场主阶级一样，工业和产业工人阶级在过去20年里萎缩了，造成社会主义的天然拥护者的减少。
共产主义
要是最发达的资本主义经济仍然停留于重工业水平，共产主义看来可能是实现这个阶段经济发展的合理和有效的途径。但是，由于资本主义经济超越了这个水平，而共产主义经济没有超越这个水平，变得明明白白的是，共产主义不再能提供国家独立，而是提供一种新的形式的国际依赖。
国家社会主义的致命缺陷在于其日尔曼种族主义成份。这意味着，国家社会主义决不可能充当用以控制多国家、多种族的欧洲的一种稳定的意识形态。共产主义具有类似的致命缺陷。处于共产主义核心的是无产阶级专政的观念。这个观念可被视为无产阶级阶级歧视的一种形式。共产主义决不可能充当用以管理已超越重工业阶段的经济以及由许多阶级组成的社会的一种稳定的意识形态——这许多阶级加起来的人数超过产业工人的人数。
抵制自由主义
自由主义是否面对能够阻挠其有关全球经济和国际和平的宏伟计划的任何真正的敌手？亨廷顿曾众所周知地认为，下一世纪的重要冲突将不是意识形态之间的冲突，而是文化或文明之间的冲突。无论是伊斯兰的传统和文化，还是孔夫子的传统和文化，对以美国人为首的自由主义事业的抵制都已增强。这些传统和文化认为，自由主义仅仅是西方文明的特殊产物。
对强调异己意识形态和恐怖主义行动是外来威胁主要根源的西方政治分析家来说，伊斯兰原教旨主义显然与自由主义以前的敌人——国家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具有相似之处。然而，这种相似并未给其他政治分析家——“现实主义者”——留下深刻印象，他们认为敌对强国是外来威胁的主要根源。他们指出，目前不存在伊斯兰强国，在欧亚大陆的中心地区无疑不存在，在前纳粹德国或前苏联的范围内无疑也不存在。最近似的候补者是伊朗，而伊朗的军事威胁在1980至1988年的伊朗—伊拉克战争中受到了遏制。该地区另一个唯一真正的潜在威胁是伊拉克，而伊拉克不是伊斯兰国家。对强国现实主义者来说，伊斯兰原教旨主义的问题能够轻而易举地通过一种双重遏制和力量平衡的政策予以解决，也就是说，利用伊朗和伊拉克彼此遏制。
对强调敌对的强国和军力是主要威胁的政治分析家来说，中国——中华文明的领袖——显然与1989年前的苏联和1945年前的德国具有相似之处。一些美国人强烈地认为，中国将成为美国的主要威胁，遏制中国应该是美国外交政策的组织原则。然而，伊斯兰或孔夫子的抵制很可能不会发生。
自由主义是否与国家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一样，具有某种致命缺陷？目前无疑很难识别这种缺陷。自由主义是许多历史学家称之为漫长的19世纪的国际和平和经济发展的产物。所谓漫长的19世纪，是指1789年至1914年这个时期。这个时期目睹了法国大革命、拿破仑战争以及它们的长期存在的后果。接着，自由主义令人惊讶地证明是1914至1989年的世界大战——两次热战和一次冷战——以及经济萧条的最后胜利者。历史学家霍布斯鲍姆（E. Hobsbawm）曾把这个时期称为短暂的20世纪。 但是，战争和萧条产生了自由主义的可怕敌人。只是以数百万人的生命和数万亿美元为代价，这些敌人才有可能被征服。只要自由主义能够许诺使21世纪成为和平和繁荣的世纪，它将保持其意识形态领导权。但是，一旦这种计划失败，21世纪有可能成为另一个全面战争和意识形态冲突的世纪。
摘自美国《当代史》杂志1999年1月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