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明清史 |
鲜为人知的安德罗波夫
——1980～1981年的波兰危机
麦德维杰夫
【专题名称】世界史
【专 题 号】K5
【复印期号】2000年05期
【原文出处】《国外社会科学文摘》(沪)2000年03期第26～31页
【英文标题】（Р.А.Медведев）
【作者简介】〔俄〕麦德维杰夫，教育学副博士，俄罗斯现代史专家，著有多部现代史著作。本文为作者将出版的新著《鲜为人知的安德罗波夫》中的一章。
较之70年代的相对稳定而言，自1980年头几个月开始，波兰的经济政治状态突然并急剧地恶化。夏季，波兰的许多企业举行了罢工。卢布林铁路工人的罢工特别使苏联首脑们感到不安，因为这次罢工距莫斯科奥运会的开幕只有3个星期， 而且阻断了东德至苏联的最重要一段的铁路交通。
然而，波兰的首脑们却千方百计地企图缩小已经笼罩全国的这种不满的规模，认为卢布林的罢工只是一种令人不快的误会。波兰统一工人党第一书记盖莱克于7月底带领35名波党要员出发去克里米亚休假。 据前苏共中央一名工作人员в·и·沃隆科夫的证词，勃列日涅夫与盖莱克的会谈不管从内容还是从语调上看，都相当正常，同之前的“克里米亚会晤”没有什么区别。只不过是“责备”盖莱克说，波兰首脑们在决定提高肉类价格时，没有能考虑到这一决定可能产生的社会后果，也未能进行必要的解释工作，所以才引起了短时期的罢工。勃列日涅夫要求盖莱克不要忘记近年来在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之间正在增强的意识形态的对抗，并声称政治的多元化不适合于社会主义国家。同勃列日涅夫将大部分时间花在海滨浴场和海上游览不一样，盖莱克很少去海上，显得沮丧和忧郁。他甚至连别墅的主人特别喜爱的西方影片都不看，似乎想摆脱这里已经习惯了的社会及其一切消遣。另一方面，盖莱克每天好几次用高频电话同华沙保持联系。工作人员和保安人员不可能看不到客人的这些古怪行为，根据这里的管理秩序，他们又把所有的一切汇报给自己的领导。自然，这些报告都送到了勃列日涅夫和安德罗波夫那里。
波兰的局势继续恶化，安德罗波夫每天从克格勃驻波兰间谍в·г·帕夫洛夫中将那里得到的密码电报也越来越使人感到忧虑。8月14 日晚，安德罗波夫得到了有关在格但斯克列宁造船厂开始罢工的消息。在此前就已组织有序的波兰保卫工人委员会可能将1.4 万个企业全部吸收进罢工队伍。这一行动的头领是36岁的电工瓦文萨。有一份密电还说，波兰当局已开始向格但斯克集结空降分队。然而工人们并没有给军队和警察进行干预的口实。他们的行为甚至使向沿海地区蜂涌而至的西方记者们大为吃惊。“假如马克思今天还活着”，一位记者写道，“他一定不相信自己的眼睛”。确实，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被激怒了的工人们停止了整个波罗的海沿岸各港口和工厂的工作。在这里，他们用以表达抗议行为的主要形式并不是示威游行，而是集体的祈祷。在格但斯克，数千名罢工工人和他们的家庭成员，跪在船厂的两边，面对着用鲜花装点的波兰教皇像祷告和唱赞歌。刚回到华沙的盖莱克立刻向资本主义国家的银团请求新的援救贷款。
波兰统一工人党中央政治局似乎不知道怎么办。罢工浪潮不断扩大，波及到其他城市和省份；很快便形成了一个独立的工会运动“团结”。“团结”工会的头头虽然被迫做出了更多的让步，但他们却取得了一个胜利，即提出了包括政治要求在内的新的要求。8月20日或者是21 日，盖莱克请来了他最亲密的战友、波兰统一工人党中央委员会主管波党对波兰强力机构进行监控的书记СТ·卡尼亚和内务部长СТ·科瓦尔奇克。盖莱克要求他们会晤帕夫洛夫，并向他暗示“加强苏联驻波军事力量的必要性”。对于卡尼亚关于如何理解“加强”这个词的问题，盖莱克非常激动地说：“苏联同志自己知道这是指什么和怎样去做”。卡尼亚和科瓦尔克奇同帕夫洛夫的会晤于当天举行，有关波兰领导层中3 个最具影响力人物的立场和建议的情报立即传到了莫斯科。苏联首脑们显然感到不安，但并不急于回答和决定。多方面的消息证明，勃列日涅夫在批阅了帕夫洛夫的报告后指出：“俄罗斯还没有在两条战线上作战过。它也不准备作战。他们惹的麻烦，现在让他们自己去应付。而我们先看一看，如果有必要，我们再去挽救”。
8月25日， 苏共中央政治局成立了一个被称作“苏斯洛夫委员会”的关于波兰问题的专门委员会。其成员有苏斯洛夫、葛罗米柯、安德罗波夫、乌斯季诺夫、契尔年科、齐米亚宁、鲁萨科夫和其他一些中央委员。这样，波兰事件就同阿富汗问题等同视之。然而，在政治局委员中很少有谁考虑过用阿富汗的方案去解决波兰问题。1980年9月5日，在紧急程序中召开的波兰统一工人党第六次全体会议，通过了解除盖莱克中央第一书记职务的决议，并选举卡尼亚为中央第一书记。这一变动是向国家舆论表示并非是政治上的转弯，而是由于前任领导生病的结果。卡尼亚在全会上发言说：“我是在非常之际接任第一书记职务的。曾领导过我党达10年之久的盖莱克同志身患重病。因为患病，所以对其活动的评价就不合时宜。但我深信，这些评价将会是公正的……我们祝愿他早日恢复健康。”卡尼亚在国内没有声望，但也未曾引起社会的激怒。波兰的许多人都说：“卡尼亚比万尼亚好”，以此来暗示苏联干涉的危险。然而，“团结”工会的理论家们并不相信苏联有可能进行干涉。“我深信”，保卫工人委员会的一位首脑人物я·库龙在11月写道，“干涉是不会的。我，而且并非是我一个人认为，入侵波兰对俄罗斯来说代价是不同寻常的昂贵，所以他们绝不会这样做”。
然而，克格勃分析中心乃至安德罗波夫本人的意见亦是如此。情报分析局的领导н·с·列昂诺夫将军回忆说：“每天早晨我必须将我们推荐送发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和各主管机关的电报向谍报机关的头头报告。有一次，在一叠被推荐的电报中有二三封关于波兰局势的，克留奇科夫一面读一面就问我：‘你是怎么想的，列昂诺夫，波兰人现在是否开始稳定啦？’尽管很有自信，但还是很伤感地说：‘不，我想，反对派胜利了，他们争得了最主要的，那就是人民。这正是当局自己一手造成的。’
不久，安德罗波夫也邀请了情报机关的几个人开诚布公地交谈波兰的局势。参加交谈的有谍报头目、他的负责东欧区段战术工作的副手，相关部门的头目和情报分析局的两名代表，其中有我一个。
我诚恳而坦率地阐述了我们对波兰形势的看法，并提请注意，我的报告与谍报系统正常发往政治局的情报并不矛盾。我记得我是用这样几句话来结束我简短的发言的：‘波兰的党和政府丧失了对局势的控制。根据目前国内政治情势发展的趋势，爆发是不可避免的，而且这种爆发可能就在最近的将来，也许就在近几个月之内’。谈话是在1980年秋天进行的。室内的沉默笼罩了一切。安德罗波夫不经意地看了看窗外问：
‘您是怎么看的，现时的波兰当局靠什么支撑？’
‘实际上有3大撑架：党的工作者、内务部和军队。 社会根基已经极其脆弱……’
又提了几个问题后，安德罗波夫以意想不到的方式对这次交谈作了一个总结：
‘我们必须看到，我们今天已经没有了战胜者和战败者。应当考虑的是如何能使波兰的局势长期稳定下来，但此举的出发点必须是我们在国外的干涉行动完全终止。’
更加明说已经不可能。这次交谈的参与者都心知肚明，旨在利用苏联的武装力量去维持华沙条约欧洲国家的社会主义制度的所谓‘勃列日涅夫主义’已经寿终正寝。苏联已经没有力量来对付这样的行动。”
尽管如此，苏军总参谋部还是拟就了“以备万一”的庞大的占领波兰的计划。大约的概算显示，为取得这一战役的快速成果，从纯粹的军事角度来看需动用至少30个师以及驻东德和捷克斯洛伐克的部分兵力。这些计划并非只是纸上谈兵。1980年12月8日至21 日在与波兰接壤的地区举行了社会主义大家庭有史以来最大的一次联合军事演习“联盟－80”。虽然演习于12月21日正式结束，但苏联国防部长乌斯季诺夫却口头命令华沙条约联合武装力量司令в·г·库利科夫元帅继续完成辅助的军事演习任务。很显然，这番话乃是对波兰领导和社会施加压力。
波兰的反对派用富有感染力的方式来回答苏联的压力。在格但斯克建起了一座纪念碑，以悼念制度的蒙难者。3 个巨大的钢十字架上装饰着海锚，象征着1956年、1970年和1976 年3 次工人风潮中的蒙难者。 1980年12月16日，数十万计的人涌来参加纪念碑的揭幕。也邀请了波兰统一工人党的领导，而他们也不可能不来参加这一隆重的揭幕式。正如法国《世界报》特派记者盖塔在描述这一事件时所写的那样：“看上去，由于‘团结’工会的缘故，整个波兰都聚集到了这里，聚集在格但斯克……8月以来，国内已经发生过20次这样不可思议的事件。而且，这3个巨大的钢十字架也显得不可思议，它们是那样地根深蒂固，直刺苍穹，显示出自己的力量，在造船厂的大墙上用金子写成的一句话是：‘他们献出了自己的生命，为的是让你生活得安宁’。你可以想象1956年布达佩斯蒙难者纪念碑、东柏林墙蒙难者纪念碑、苏联斯大林体制蒙难者纪念碑、布拉格之春蒙难者纪念碑吗？在这里，历史在叙述真理，是那么平静，而且舍却了仇恨。这种叙述是明白不过的，因为丧失了历史的人民是不可能自由的，也不可能被饶恕，更不可能面对未来……”。
要对付这一运动已经毫无可能。然而不管在波党中央还是在克里姆林宫，对此还不能够接受。自1981年的头几个月起，“团结”工会开始急速扩大自己的队伍。其组织不仅在城市中建立，而且在全国的乡村和学生中出现。1981年2月初，“团结”工会已拥有1000万至1100 万成员，即拥有了全国成年人的一大部分。其实质是，在波兰已形成了一种双重政权体制，当然，这种体制不可能长期维持。
卡尼亚不仅不能，而且不想利用权力来反对“团结”工会，他在寻求一种妥协，公然对克里姆林宫玩弄两面游戏。参与这一两面游戏的还有波兰国防部长雅鲁泽尔斯基将军。他在后来的回忆录和采访中也承认了这一点：“不得不采用这种独特的两面游戏”，将军说，“这是一种艰难的游戏，需要诡计。不过，这一游戏也是双向的”。
拒绝对波兰的军事入侵和干涉，并不意味着苏联领导对有可能失去华沙条约和社会主义大家庭成员之一的波兰会就此罢休。据沃隆科夫的证词，在同卡尼亚进行单独会谈时，勃列日涅夫说过：“假如我们看到，有朝一日阁下将被推翻，那我们就进入”。告诉沃隆科夫这句话的是苏共中央波兰处的一名工作人员，当时他是两位首脑会谈的翻译。卡尼亚在自己的回忆录里也提到了这句话，不过说法不一样：“那么好吧，”勃列日涅夫说，“我们不派军队。但假如形势再恶化，我们就进入。不过没有你，我们是不会去的”。
卡尼亚承认，最后几句话使他特感为难。政治局的波兰问题委员会成立了一个由各自的副手一级组成的专门工作小组，负责制订对波兰领导和社会施加压力的总体计划。这包括以正常的电话联系及在莫斯科和华沙举行会晤的形式进行政治和意识形态施压的内容。苏斯洛夫在波兰待了几天，而中央书记齐米亚宁则待了几个星期。有关波兰的社会主义遭受威胁以及在这个国家的“帝国主义阴谋”的信件一封接一封地从莫斯科发出。这些信件也发往了其他国家共产党和工人党的领导。波兰领导当然也了解这些信函。波兰经济严重地依赖于苏联的贸易和供给，依赖于苏联的信贷。波兰特别需要苏联的外汇贷款。在盖莱克时期，该国对西方的债务成倍地增加，而现在的资金又不足以还息。这便给苏联一个对波兰施加经济压力的重要助力。还在1981年1月， 就通过了一个关于春季在波兰领土上举行大规模指挥参谋人员演习的决议。乌斯季诺夫在苏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就此报告说：“我们计划于3 月间在波兰举行演习。我以为，必须大大提高这次演习的作用，换句话说，必须让他们明白，我们的力量已准备就绪。”
关于1980～1981年波兰事件的回忆文章，撰写的人不仅有盖莱克、卡尼亚和雅鲁泽尔斯基，而且有驻华沙的克格勃间谍官、前述提及的帕夫洛夫中将。还在1994年就以波文出版了他的一本书：《我是克格勃在波兰的间谍官》。俄罗斯的书店里不久前也出现了帕夫洛夫的一本书：《间谍眼中的波兰领导人》。所有这些回忆录的作者们的评价远非一致，他们有关这样和那样的事件，往往存在着各种不同的说法。但是，所有的1980～1981年波兰危机的参与者和见证人都提到了“苏斯洛夫委员会”中苏斯洛夫本人和葛罗米柯的主动性较少，而相反的是，安德罗波夫和乌斯季诺夫的主动性较多。据帕夫洛夫的证词，1980年的秋冬之际，安德罗波夫几乎每天都要往华沙同他挂电话。还有几次帕夫洛夫被召回向安德罗波夫汇报，而且多次作为克格勃主席与波兰内务部长们会晤的联络人：先是与科瓦尔奇克，后是与米莱夫斯基，自1981年8 月起是与基什查克。安德罗波夫对这些波兰部长们的态度因人而异。比如，曾经是警察头目、自1973年又成为波兰安全机关总管并自诩为盖莱克的亲密战友的科瓦尔奇克的业务外行和政治上的短见，均使安德罗波夫大为恼火。“有好几次”，帕夫洛夫写道，“我便是科瓦尔奇克同克格勃主席会晤的见证人。在几次会晤中，科瓦尔奇克对国内局势的政治评价极为有限，且很不深刻，对国家安全的保障方面显得无能为力。同时我也看到，他对安德罗波夫及其所表达的意见表示出极大的尊重。因为克格勃主席通过间谍机构的情报对波兰问题已了如指掌，因此他发表的具体战术方面的建议对科瓦尔奇克，以及通过他对盖莱克而言，都是非常重要的。
而且，在每一次与科瓦尔奇克会晤之后，克格勃主席总会带着一种不解问我，为什么一个波兰的部长对内务部的工作任务是如此的业务不精，对保障国家安全的活动特点是如此的消息不灵？
我的回答是这样的，因为科瓦尔奇克并不是一个真正意义上的政治活动家，而是一名普通的党的工作者，而且还够不上高级的国家水平。他曾经是盖莱克在卡托维茨工作时的助手和执行者，这样才跟到了华沙，弄了个部长的位子。”
在帕夫洛夫看来，米莱夫斯基不仅是个能干的政治家，而且精通业务，曾经领导过波兰对外谍报机关。至于自1981年起担任内务部长的基什查克，也是一个经验丰富的职业家，曾在军内谍报机关干过多年。安德罗波夫同这几个部长们多次会晤的一个主要议题，就是关于对待波兰反对派头领们的态度问题。我们知道，安德罗波夫是不赞赏苏联的持不同政见者的，然而他在利用不同形式对反对派施加压力时，却力求避免群众性的镇压。他正是以此来“教导”波兰同事的。帕夫洛夫将军证实，“1981年8月初， 我陪同基什查克拜会安德罗波夫为建立其以部长身份与克格勃主席的私人接触事宜。基什查克详细地叙述了一段时期以来国内所形成的局势，并介绍了一旦实行战时状态的计划。听完部长的话，安德罗波夫对他表达了以下的建议，也就是他在半年前与当时的波兰内务部长米莱夫斯基会晤时所表示的那样：不要走群众性镇压的老路。
‘对此’，他说，‘必须十分谨慎。你抓他100 个人，一下子就会从他们的家庭和亲友中冒出数百个敌人。最好是能巧妙地找出关键人物’。说到这里，安德罗波夫列举了一个自己实际观察到的生活例证。在卡累利的森林中有很多的伐木工。他们把采伐的圆木放在河里流送。有时河里的圆木发生阻塞，这时伐木工就会仔细观察，找到一根‘关键的’圆木并把它拨顺，千万根圆木也就能在河流中畅通无阻了。这样做会更好。不要迷恋某个数字，因为你抓的人越多，西方的叫嚣就越盛。”
波兰的反对派及其“关键人物”， 也是苏共二十六大结束后于1981年3月4日举行的苏波高层会晤的主要话题。参加这次会晤的有以卡尼亚和雅鲁泽尔斯基为首的波兰党的代表团的全体成员，苏方有勃列日涅夫、安德罗波夫、葛罗米柯和乌斯季诺夫。据沃隆科夫的回忆，苏共首脑们轮番训斥卡尼亚和雅鲁泽尔斯基，就像对外省的中学生那样，明显地对他们进行恐吓。指责他们怂恿建立波兰反共党派，放任“团结”工会拉走了工人阶级，由于执行同“阶级敌人”妥协的“腐朽”政策而放弃了手中的权力，不听莫斯科的“劝告”等等。在会谈中，明显被激怒的乌斯季诺夫从座位上跳起来，隔着谈判桌把身子弯向卡尼亚一边，大声地吼叫：“卡尼亚同志，您还准备骗我们多久？为什么库龙、采赫尼克、布雅克他们还在全国各地东走西窜，而不是蹲在他们应该蹲的监狱里？您为什么容许西方干涉你们的内部事务？我们的忍耐已经到头了！我们在波兰还能指靠谁！给您两个星期恢复波兰的秩序！”
卡尼亚不可能，当然也不想去完成自己的承诺。尽管“团结”工会实际上是在执行一个反对党的职能，在觊觎国家的政权，但在形式上是一个合法的工会组织，国家的权力机构已同它签订了几项协议。当然，库龙和布雅克在1981年的工人反对派中都起过主要作用，但反对派的首脑和象征却是瓦文萨。
波兰的反对派运动，几乎没有触及到在这个国家享有传统和受到极大尊重的波兰军队。在其他的强力机构中也未出现明显的动摇。这种局势孕育了一个念头：波兰可以在没有苏联武装力量干预的情况下实行战时状态。一切准备已经在进行。1981年2 月波兰议会批准任命雅鲁泽尔斯基为波兰部长会议主席。将军仍然保留国防部长职务，这就使他可以大权在握。新总理命令各强力机构的领导人，在最短的期限内制订一旦在全国实行非常状态时的共同行动计划。
然而，波党中央对此并非一致赞同。在波兰统一工人党中央又分为几派，各派都在国内和党内具有一定的影响。苏共的分析家们把以波党中央刊物《政治》主编拉科夫斯基为首的一部分中央委员看作是“修正主义者”，是与“团结”工会在意识形态上相近的一群。把卡尼亚和雅鲁泽尔斯基看作“中间分子”，他们忠于社会主义和民族主义，并认为“波兰人同波兰人总好商量。”而С·科齐奥列克和С·奥尔谢夫斯基等波党的积极分子，被莫斯科看作是坚定的共产主义者、忠实的国际主义者或“左派”。1981年时，这一派为首的是Т·格拉勃斯基，他是一位经验丰富的经济学家，曾担任卡托维茨省的省长。但是，波党内的“左派”在国内并没有多大的影响。就是在党内其支持者也不过数万人。对于一个在1980年底拥有300万正式党员和预备党员的波党来说， 这个数字太小了。
至1981年3月底，波兰的局势重又紧张。 华沙条约的司令部决定在波兰领土上举行新的代号“联盟－81”的联合军事演习。几乎所有社会主义国家的国防部长都作为观察员被邀请参加。对此，“团结”工会宣布实行全国总罢工。这时，一批波军将领绕过了自己的直接领导，而向乌斯季诺夫表示准备用军队的力量恢复国内的秩序。据雅鲁泽尔斯基证明，为首的将领正是自己的副手、国防部副部长Е·莫尔奇克将军。卡尼亚想给勃列日涅夫挂电话，但对方不接。直到军事演习开始的前一天，卡尼亚才会见了已在华沙的克格勃副主席克留奇科夫。据卡尼亚证明，与那些同波兰同事们在会谈时总是表现得坚定不屈的其他苏联领导人和代表们一样，克留奇科夫带着职业性的关注，听完了卡尼亚关于通过用之不尽的政治措施以解决波兰危机的论证后，并不想同他争论或试图说服，只是带着某种信任和同情地说，“并非是所有的苏联领导都能理解波党中央第一书记的立场，并给予支持的”。
卡尼亚要求安排他和雅鲁泽尔斯基同苏联高层领导的会晤。很快便收到了同意的答复。苏共中央政治局出面的是安德罗波夫和乌斯季诺夫。以他们的工作专列在国内巡视为伪装，卡尼亚和雅鲁泽尔斯基于晚上从奥肯切机场飞往布列斯特。两辆防弹汽车将他们从这里接上了一辆专列。会谈将在这辆专列的一节车厢中举行。没有任何客套，安德罗波夫开门见山地宣布，会晤的主要目的是讨论波兰的复杂局面及其解决的途径。他指出，苏联领导认为必须给对手以预警性的打击，并在国内实行战时状态。在波兰，对事态的发展已经失控，对那些忠于党和社会主义的力量，又未能进行组织和管理工作。这是非常危险的。
乌斯季诺夫在所有问题上都支持安德罗波夫。会谈是艰难的，有时亦是尖锐的，直到清晨才结束。卡尼亚和雅鲁泽尔斯基作出了让步，并保证于4月11日之前签署在波兰实行战时状态的计划。 但对其实施的具体期限未能谈定。
1981年4月9日，安德罗波夫向政治局报告他们同波兰首脑会晤的情况。他说，“我们与波兰同志会晤的总的印象是这样的：他们总是处于紧张状态，神情不安，显然，他们非常沮丧……关于战时状态，早就应该实行……实施战时状态的文件方案，由于我方同志的帮助已经备妥，不过这些文件必须签字。波兰同志问我们怎么签，而他们说必须通过议会，等等。我们说根本不需要通过议会，你们所依据行使的这份文件，等到行使时你们已实行战时状态，而现在要你们，卡尼亚和雅鲁泽尔斯基同志个人签字，是为了让我们知道，你们是赞同这些文件的，你们也必须知道在战时状态时期如何行事。
关于政治局的支柱问题。政治局靠谁支撑。他们有40万人的军队，内务部10万人，预备队30万人，这样一共有80万人。但是应该说，卡尼亚和雅鲁泽尔斯基在一些问题的观点上存在着许多分歧。雅鲁泽尔斯基同志再一次地表示了关于解除其总理职务的请求。我们也投其所好地对他解释说，必须留在这个位子上，才能不负众望地完成所赋予他的使命。”
1981年9月，“团结”工会召开了第一次代表大会。大会以后， 克里姆林宫对卡尼亚的不善态度与日俱增。关于撤换他的问题，不管在莫斯科还是在华沙都成了公开讨论的话题。1981年10月18日，卡尼亚被解除波兰统一工人党中央第一书记的职务。这一决定远非是一致通过的。同意卡尼亚退职的有100票，反对的有80票。 雅鲁泽尔斯基将军当选为波兰统一工人党中央第一书记。这位在国内名噪一时的将军现在手握波兰的所有大权。然而，雅鲁泽尔斯基不仅是个共产主义者和国际主义者，还是一个波兰的爱国主义者，因此，他好像并不打算无条件地完成莫斯科下达的一切指令。
10月29日的苏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围绕波兰的局势进行了讨论。所有的政治局委员都赞同对波兰施加政治的和经济的压力，但反对进行军事干预。比如，安德罗波夫发言说：“波兰领导人提到过兄弟国家的军事援助，但我们必须坚持自己的路线，我们的军队不会进入波兰。”
次日，在苏联国防部的领导成员会议上，乌斯季诺夫也重申：“我们在任何情况下，哪怕是波兰领导发出要求，也不会派苏联的和其他的部队进入波兰。”
1981年11月，波兰的政治和经济局势继续复杂化。除了苏联当局由于“团结”工会的各种示威行动而发表的官方抗议，非官方的但十分强硬的关于纵容“反苏主义”、幸好还不是“对社会主义事业的背叛”的指责信函纷纷寄给了雅鲁泽尔斯基。然而，不管从这一方还是另一方来看，总是不够坦率的。雅鲁泽尔斯基关于向波兰派遣一名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的请求被搁置不提。雅鲁泽尔斯基还提出，假如国内局势处于紧急关头，波兰能否通过军事线路得到苏联的援助，勃列日涅夫也未给予明确的回答。波兰的食品商店空空如也，那里供货的唯有香醋而已。商品凭票配额供应，但都不成套。离收场已经不远了。
12月10日，莫斯科又举行了一次政治局会议，讨论波兰问题。安德罗波夫在会上发言说：“我想说的是，我们的立场，正如上一次政治局会议上所明确的和列昂尼德·伊里奇此前多次所说的那样，是完全正确的，因此，我们不应该由此而后退。换一种说法，我们所持的是国际主义援助的立场，我们为波兰目前的局势而担忧，但事关执行‘X ’战役，那就应该完全彻底地由波兰的同志去决定，他们该怎么决定就怎么决定。在这点上，我们不应当坚持，也不要劝止……假如库利科夫同志真的说过关于部队进入的话，那么我认为，他就做得不对。我们不可能去冒险。我们不打算派部队进入波兰。这是正确的立场，所以我们必须自始至终地遵守。我不知道波兰的事情将会怎样，不过即使‘团结’工会取得波兰的政权，这个立场也是同样的。而假如资本主义国家对苏联发动猛烈抨击，他们又有相应的协议进行各种各样的经济和政治制裁，那么对我们来说是极为不利的。我们应该关心我们国内，加强联盟。这是我们的主要路线……我们可以对波兰人说，对波兰事件表示理解。这是一种清晰的措辞，我们没理由去更改它。同时，我们还必须消除雅鲁泽尔斯基和波兰的其他领导人关于派军队的心理。任何部队对波兰的进入都是不可能的。我想，我们应该授命我们的大使拜会雅鲁泽尔斯基并将之通告他。”
在熬过了1981年12月11日至12日这个不眠之夜和会晤了波军总参谋长Х·萨维茨基、波兰内务部长基什奇克以后，雅鲁泽尔斯基决定在全国实行战时状态，只是到12月13日深夜才就此发表演说。^
【专 题 号】K5
【复印期号】2000年05期
【原文出处】《国外社会科学文摘》(沪)2000年03期第26～31页
【英文标题】（Р.А.Медведев）
【作者简介】〔俄〕麦德维杰夫，教育学副博士，俄罗斯现代史专家，著有多部现代史著作。本文为作者将出版的新著《鲜为人知的安德罗波夫》中的一章。
然而，波兰的首脑们却千方百计地企图缩小已经笼罩全国的这种不满的规模，认为卢布林的罢工只是一种令人不快的误会。波兰统一工人党第一书记盖莱克于7月底带领35名波党要员出发去克里米亚休假。 据前苏共中央一名工作人员в·и·沃隆科夫的证词，勃列日涅夫与盖莱克的会谈不管从内容还是从语调上看，都相当正常，同之前的“克里米亚会晤”没有什么区别。只不过是“责备”盖莱克说，波兰首脑们在决定提高肉类价格时，没有能考虑到这一决定可能产生的社会后果，也未能进行必要的解释工作，所以才引起了短时期的罢工。勃列日涅夫要求盖莱克不要忘记近年来在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之间正在增强的意识形态的对抗，并声称政治的多元化不适合于社会主义国家。同勃列日涅夫将大部分时间花在海滨浴场和海上游览不一样，盖莱克很少去海上，显得沮丧和忧郁。他甚至连别墅的主人特别喜爱的西方影片都不看，似乎想摆脱这里已经习惯了的社会及其一切消遣。另一方面，盖莱克每天好几次用高频电话同华沙保持联系。工作人员和保安人员不可能看不到客人的这些古怪行为，根据这里的管理秩序，他们又把所有的一切汇报给自己的领导。自然，这些报告都送到了勃列日涅夫和安德罗波夫那里。
波兰的局势继续恶化，安德罗波夫每天从克格勃驻波兰间谍в·г·帕夫洛夫中将那里得到的密码电报也越来越使人感到忧虑。8月14 日晚，安德罗波夫得到了有关在格但斯克列宁造船厂开始罢工的消息。在此前就已组织有序的波兰保卫工人委员会可能将1.4 万个企业全部吸收进罢工队伍。这一行动的头领是36岁的电工瓦文萨。有一份密电还说，波兰当局已开始向格但斯克集结空降分队。然而工人们并没有给军队和警察进行干预的口实。他们的行为甚至使向沿海地区蜂涌而至的西方记者们大为吃惊。“假如马克思今天还活着”，一位记者写道，“他一定不相信自己的眼睛”。确实，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被激怒了的工人们停止了整个波罗的海沿岸各港口和工厂的工作。在这里，他们用以表达抗议行为的主要形式并不是示威游行，而是集体的祈祷。在格但斯克，数千名罢工工人和他们的家庭成员，跪在船厂的两边，面对着用鲜花装点的波兰教皇像祷告和唱赞歌。刚回到华沙的盖莱克立刻向资本主义国家的银团请求新的援救贷款。
波兰统一工人党中央政治局似乎不知道怎么办。罢工浪潮不断扩大，波及到其他城市和省份；很快便形成了一个独立的工会运动“团结”。“团结”工会的头头虽然被迫做出了更多的让步，但他们却取得了一个胜利，即提出了包括政治要求在内的新的要求。8月20日或者是21 日，盖莱克请来了他最亲密的战友、波兰统一工人党中央委员会主管波党对波兰强力机构进行监控的书记СТ·卡尼亚和内务部长СТ·科瓦尔奇克。盖莱克要求他们会晤帕夫洛夫，并向他暗示“加强苏联驻波军事力量的必要性”。对于卡尼亚关于如何理解“加强”这个词的问题，盖莱克非常激动地说：“苏联同志自己知道这是指什么和怎样去做”。卡尼亚和科瓦尔克奇同帕夫洛夫的会晤于当天举行，有关波兰领导层中3 个最具影响力人物的立场和建议的情报立即传到了莫斯科。苏联首脑们显然感到不安，但并不急于回答和决定。多方面的消息证明，勃列日涅夫在批阅了帕夫洛夫的报告后指出：“俄罗斯还没有在两条战线上作战过。它也不准备作战。他们惹的麻烦，现在让他们自己去应付。而我们先看一看，如果有必要，我们再去挽救”。
8月25日， 苏共中央政治局成立了一个被称作“苏斯洛夫委员会”的关于波兰问题的专门委员会。其成员有苏斯洛夫、葛罗米柯、安德罗波夫、乌斯季诺夫、契尔年科、齐米亚宁、鲁萨科夫和其他一些中央委员。这样，波兰事件就同阿富汗问题等同视之。然而，在政治局委员中很少有谁考虑过用阿富汗的方案去解决波兰问题。1980年9月5日，在紧急程序中召开的波兰统一工人党第六次全体会议，通过了解除盖莱克中央第一书记职务的决议，并选举卡尼亚为中央第一书记。这一变动是向国家舆论表示并非是政治上的转弯，而是由于前任领导生病的结果。卡尼亚在全会上发言说：“我是在非常之际接任第一书记职务的。曾领导过我党达10年之久的盖莱克同志身患重病。因为患病，所以对其活动的评价就不合时宜。但我深信，这些评价将会是公正的……我们祝愿他早日恢复健康。”卡尼亚在国内没有声望，但也未曾引起社会的激怒。波兰的许多人都说：“卡尼亚比万尼亚好”，以此来暗示苏联干涉的危险。然而，“团结”工会的理论家们并不相信苏联有可能进行干涉。“我深信”，保卫工人委员会的一位首脑人物я·库龙在11月写道，“干涉是不会的。我，而且并非是我一个人认为，入侵波兰对俄罗斯来说代价是不同寻常的昂贵，所以他们绝不会这样做”。
然而，克格勃分析中心乃至安德罗波夫本人的意见亦是如此。情报分析局的领导н·с·列昂诺夫将军回忆说：“每天早晨我必须将我们推荐送发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和各主管机关的电报向谍报机关的头头报告。有一次，在一叠被推荐的电报中有二三封关于波兰局势的，克留奇科夫一面读一面就问我：‘你是怎么想的，列昂诺夫，波兰人现在是否开始稳定啦？’尽管很有自信，但还是很伤感地说：‘不，我想，反对派胜利了，他们争得了最主要的，那就是人民。这正是当局自己一手造成的。’
不久，安德罗波夫也邀请了情报机关的几个人开诚布公地交谈波兰的局势。参加交谈的有谍报头目、他的负责东欧区段战术工作的副手，相关部门的头目和情报分析局的两名代表，其中有我一个。
我诚恳而坦率地阐述了我们对波兰形势的看法，并提请注意，我的报告与谍报系统正常发往政治局的情报并不矛盾。我记得我是用这样几句话来结束我简短的发言的：‘波兰的党和政府丧失了对局势的控制。根据目前国内政治情势发展的趋势，爆发是不可避免的，而且这种爆发可能就在最近的将来，也许就在近几个月之内’。谈话是在1980年秋天进行的。室内的沉默笼罩了一切。安德罗波夫不经意地看了看窗外问：
‘您是怎么看的，现时的波兰当局靠什么支撑？’
‘实际上有3大撑架：党的工作者、内务部和军队。 社会根基已经极其脆弱……’
又提了几个问题后，安德罗波夫以意想不到的方式对这次交谈作了一个总结：
‘我们必须看到，我们今天已经没有了战胜者和战败者。应当考虑的是如何能使波兰的局势长期稳定下来，但此举的出发点必须是我们在国外的干涉行动完全终止。’
更加明说已经不可能。这次交谈的参与者都心知肚明，旨在利用苏联的武装力量去维持华沙条约欧洲国家的社会主义制度的所谓‘勃列日涅夫主义’已经寿终正寝。苏联已经没有力量来对付这样的行动。”
尽管如此，苏军总参谋部还是拟就了“以备万一”的庞大的占领波兰的计划。大约的概算显示，为取得这一战役的快速成果，从纯粹的军事角度来看需动用至少30个师以及驻东德和捷克斯洛伐克的部分兵力。这些计划并非只是纸上谈兵。1980年12月8日至21 日在与波兰接壤的地区举行了社会主义大家庭有史以来最大的一次联合军事演习“联盟－80”。虽然演习于12月21日正式结束，但苏联国防部长乌斯季诺夫却口头命令华沙条约联合武装力量司令в·г·库利科夫元帅继续完成辅助的军事演习任务。很显然，这番话乃是对波兰领导和社会施加压力。
波兰的反对派用富有感染力的方式来回答苏联的压力。在格但斯克建起了一座纪念碑，以悼念制度的蒙难者。3 个巨大的钢十字架上装饰着海锚，象征着1956年、1970年和1976 年3 次工人风潮中的蒙难者。 1980年12月16日，数十万计的人涌来参加纪念碑的揭幕。也邀请了波兰统一工人党的领导，而他们也不可能不来参加这一隆重的揭幕式。正如法国《世界报》特派记者盖塔在描述这一事件时所写的那样：“看上去，由于‘团结’工会的缘故，整个波兰都聚集到了这里，聚集在格但斯克……8月以来，国内已经发生过20次这样不可思议的事件。而且，这3个巨大的钢十字架也显得不可思议，它们是那样地根深蒂固，直刺苍穹，显示出自己的力量，在造船厂的大墙上用金子写成的一句话是：‘他们献出了自己的生命，为的是让你生活得安宁’。你可以想象1956年布达佩斯蒙难者纪念碑、东柏林墙蒙难者纪念碑、苏联斯大林体制蒙难者纪念碑、布拉格之春蒙难者纪念碑吗？在这里，历史在叙述真理，是那么平静，而且舍却了仇恨。这种叙述是明白不过的，因为丧失了历史的人民是不可能自由的，也不可能被饶恕，更不可能面对未来……”。
要对付这一运动已经毫无可能。然而不管在波党中央还是在克里姆林宫，对此还不能够接受。自1981年的头几个月起，“团结”工会开始急速扩大自己的队伍。其组织不仅在城市中建立，而且在全国的乡村和学生中出现。1981年2月初，“团结”工会已拥有1000万至1100 万成员，即拥有了全国成年人的一大部分。其实质是，在波兰已形成了一种双重政权体制，当然，这种体制不可能长期维持。
卡尼亚不仅不能，而且不想利用权力来反对“团结”工会，他在寻求一种妥协，公然对克里姆林宫玩弄两面游戏。参与这一两面游戏的还有波兰国防部长雅鲁泽尔斯基将军。他在后来的回忆录和采访中也承认了这一点：“不得不采用这种独特的两面游戏”，将军说，“这是一种艰难的游戏，需要诡计。不过，这一游戏也是双向的”。
拒绝对波兰的军事入侵和干涉，并不意味着苏联领导对有可能失去华沙条约和社会主义大家庭成员之一的波兰会就此罢休。据沃隆科夫的证词，在同卡尼亚进行单独会谈时，勃列日涅夫说过：“假如我们看到，有朝一日阁下将被推翻，那我们就进入”。告诉沃隆科夫这句话的是苏共中央波兰处的一名工作人员，当时他是两位首脑会谈的翻译。卡尼亚在自己的回忆录里也提到了这句话，不过说法不一样：“那么好吧，”勃列日涅夫说，“我们不派军队。但假如形势再恶化，我们就进入。不过没有你，我们是不会去的”。
卡尼亚承认，最后几句话使他特感为难。政治局的波兰问题委员会成立了一个由各自的副手一级组成的专门工作小组，负责制订对波兰领导和社会施加压力的总体计划。这包括以正常的电话联系及在莫斯科和华沙举行会晤的形式进行政治和意识形态施压的内容。苏斯洛夫在波兰待了几天，而中央书记齐米亚宁则待了几个星期。有关波兰的社会主义遭受威胁以及在这个国家的“帝国主义阴谋”的信件一封接一封地从莫斯科发出。这些信件也发往了其他国家共产党和工人党的领导。波兰领导当然也了解这些信函。波兰经济严重地依赖于苏联的贸易和供给，依赖于苏联的信贷。波兰特别需要苏联的外汇贷款。在盖莱克时期，该国对西方的债务成倍地增加，而现在的资金又不足以还息。这便给苏联一个对波兰施加经济压力的重要助力。还在1981年1月， 就通过了一个关于春季在波兰领土上举行大规模指挥参谋人员演习的决议。乌斯季诺夫在苏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就此报告说：“我们计划于3 月间在波兰举行演习。我以为，必须大大提高这次演习的作用，换句话说，必须让他们明白，我们的力量已准备就绪。”
关于1980～1981年波兰事件的回忆文章，撰写的人不仅有盖莱克、卡尼亚和雅鲁泽尔斯基，而且有驻华沙的克格勃间谍官、前述提及的帕夫洛夫中将。还在1994年就以波文出版了他的一本书：《我是克格勃在波兰的间谍官》。俄罗斯的书店里不久前也出现了帕夫洛夫的一本书：《间谍眼中的波兰领导人》。所有这些回忆录的作者们的评价远非一致，他们有关这样和那样的事件，往往存在着各种不同的说法。但是，所有的1980～1981年波兰危机的参与者和见证人都提到了“苏斯洛夫委员会”中苏斯洛夫本人和葛罗米柯的主动性较少，而相反的是，安德罗波夫和乌斯季诺夫的主动性较多。据帕夫洛夫的证词，1980年的秋冬之际，安德罗波夫几乎每天都要往华沙同他挂电话。还有几次帕夫洛夫被召回向安德罗波夫汇报，而且多次作为克格勃主席与波兰内务部长们会晤的联络人：先是与科瓦尔奇克，后是与米莱夫斯基，自1981年8 月起是与基什查克。安德罗波夫对这些波兰部长们的态度因人而异。比如，曾经是警察头目、自1973年又成为波兰安全机关总管并自诩为盖莱克的亲密战友的科瓦尔奇克的业务外行和政治上的短见，均使安德罗波夫大为恼火。“有好几次”，帕夫洛夫写道，“我便是科瓦尔奇克同克格勃主席会晤的见证人。在几次会晤中，科瓦尔奇克对国内局势的政治评价极为有限，且很不深刻，对国家安全的保障方面显得无能为力。同时我也看到，他对安德罗波夫及其所表达的意见表示出极大的尊重。因为克格勃主席通过间谍机构的情报对波兰问题已了如指掌，因此他发表的具体战术方面的建议对科瓦尔奇克，以及通过他对盖莱克而言，都是非常重要的。
而且，在每一次与科瓦尔奇克会晤之后，克格勃主席总会带着一种不解问我，为什么一个波兰的部长对内务部的工作任务是如此的业务不精，对保障国家安全的活动特点是如此的消息不灵？
我的回答是这样的，因为科瓦尔奇克并不是一个真正意义上的政治活动家，而是一名普通的党的工作者，而且还够不上高级的国家水平。他曾经是盖莱克在卡托维茨工作时的助手和执行者，这样才跟到了华沙，弄了个部长的位子。”
在帕夫洛夫看来，米莱夫斯基不仅是个能干的政治家，而且精通业务，曾经领导过波兰对外谍报机关。至于自1981年起担任内务部长的基什查克，也是一个经验丰富的职业家，曾在军内谍报机关干过多年。安德罗波夫同这几个部长们多次会晤的一个主要议题，就是关于对待波兰反对派头领们的态度问题。我们知道，安德罗波夫是不赞赏苏联的持不同政见者的，然而他在利用不同形式对反对派施加压力时，却力求避免群众性的镇压。他正是以此来“教导”波兰同事的。帕夫洛夫将军证实，“1981年8月初， 我陪同基什查克拜会安德罗波夫为建立其以部长身份与克格勃主席的私人接触事宜。基什查克详细地叙述了一段时期以来国内所形成的局势，并介绍了一旦实行战时状态的计划。听完部长的话，安德罗波夫对他表达了以下的建议，也就是他在半年前与当时的波兰内务部长米莱夫斯基会晤时所表示的那样：不要走群众性镇压的老路。
‘对此’，他说，‘必须十分谨慎。你抓他100 个人，一下子就会从他们的家庭和亲友中冒出数百个敌人。最好是能巧妙地找出关键人物’。说到这里，安德罗波夫列举了一个自己实际观察到的生活例证。在卡累利的森林中有很多的伐木工。他们把采伐的圆木放在河里流送。有时河里的圆木发生阻塞，这时伐木工就会仔细观察，找到一根‘关键的’圆木并把它拨顺，千万根圆木也就能在河流中畅通无阻了。这样做会更好。不要迷恋某个数字，因为你抓的人越多，西方的叫嚣就越盛。”
波兰的反对派及其“关键人物”， 也是苏共二十六大结束后于1981年3月4日举行的苏波高层会晤的主要话题。参加这次会晤的有以卡尼亚和雅鲁泽尔斯基为首的波兰党的代表团的全体成员，苏方有勃列日涅夫、安德罗波夫、葛罗米柯和乌斯季诺夫。据沃隆科夫的回忆，苏共首脑们轮番训斥卡尼亚和雅鲁泽尔斯基，就像对外省的中学生那样，明显地对他们进行恐吓。指责他们怂恿建立波兰反共党派，放任“团结”工会拉走了工人阶级，由于执行同“阶级敌人”妥协的“腐朽”政策而放弃了手中的权力，不听莫斯科的“劝告”等等。在会谈中，明显被激怒的乌斯季诺夫从座位上跳起来，隔着谈判桌把身子弯向卡尼亚一边，大声地吼叫：“卡尼亚同志，您还准备骗我们多久？为什么库龙、采赫尼克、布雅克他们还在全国各地东走西窜，而不是蹲在他们应该蹲的监狱里？您为什么容许西方干涉你们的内部事务？我们的忍耐已经到头了！我们在波兰还能指靠谁！给您两个星期恢复波兰的秩序！”
卡尼亚不可能，当然也不想去完成自己的承诺。尽管“团结”工会实际上是在执行一个反对党的职能，在觊觎国家的政权，但在形式上是一个合法的工会组织，国家的权力机构已同它签订了几项协议。当然，库龙和布雅克在1981年的工人反对派中都起过主要作用，但反对派的首脑和象征却是瓦文萨。
波兰的反对派运动，几乎没有触及到在这个国家享有传统和受到极大尊重的波兰军队。在其他的强力机构中也未出现明显的动摇。这种局势孕育了一个念头：波兰可以在没有苏联武装力量干预的情况下实行战时状态。一切准备已经在进行。1981年2 月波兰议会批准任命雅鲁泽尔斯基为波兰部长会议主席。将军仍然保留国防部长职务，这就使他可以大权在握。新总理命令各强力机构的领导人，在最短的期限内制订一旦在全国实行非常状态时的共同行动计划。
然而，波党中央对此并非一致赞同。在波兰统一工人党中央又分为几派，各派都在国内和党内具有一定的影响。苏共的分析家们把以波党中央刊物《政治》主编拉科夫斯基为首的一部分中央委员看作是“修正主义者”，是与“团结”工会在意识形态上相近的一群。把卡尼亚和雅鲁泽尔斯基看作“中间分子”，他们忠于社会主义和民族主义，并认为“波兰人同波兰人总好商量。”而С·科齐奥列克和С·奥尔谢夫斯基等波党的积极分子，被莫斯科看作是坚定的共产主义者、忠实的国际主义者或“左派”。1981年时，这一派为首的是Т·格拉勃斯基，他是一位经验丰富的经济学家，曾担任卡托维茨省的省长。但是，波党内的“左派”在国内并没有多大的影响。就是在党内其支持者也不过数万人。对于一个在1980年底拥有300万正式党员和预备党员的波党来说， 这个数字太小了。
至1981年3月底，波兰的局势重又紧张。 华沙条约的司令部决定在波兰领土上举行新的代号“联盟－81”的联合军事演习。几乎所有社会主义国家的国防部长都作为观察员被邀请参加。对此，“团结”工会宣布实行全国总罢工。这时，一批波军将领绕过了自己的直接领导，而向乌斯季诺夫表示准备用军队的力量恢复国内的秩序。据雅鲁泽尔斯基证明，为首的将领正是自己的副手、国防部副部长Е·莫尔奇克将军。卡尼亚想给勃列日涅夫挂电话，但对方不接。直到军事演习开始的前一天，卡尼亚才会见了已在华沙的克格勃副主席克留奇科夫。据卡尼亚证明，与那些同波兰同事们在会谈时总是表现得坚定不屈的其他苏联领导人和代表们一样，克留奇科夫带着职业性的关注，听完了卡尼亚关于通过用之不尽的政治措施以解决波兰危机的论证后，并不想同他争论或试图说服，只是带着某种信任和同情地说，“并非是所有的苏联领导都能理解波党中央第一书记的立场，并给予支持的”。
卡尼亚要求安排他和雅鲁泽尔斯基同苏联高层领导的会晤。很快便收到了同意的答复。苏共中央政治局出面的是安德罗波夫和乌斯季诺夫。以他们的工作专列在国内巡视为伪装，卡尼亚和雅鲁泽尔斯基于晚上从奥肯切机场飞往布列斯特。两辆防弹汽车将他们从这里接上了一辆专列。会谈将在这辆专列的一节车厢中举行。没有任何客套，安德罗波夫开门见山地宣布，会晤的主要目的是讨论波兰的复杂局面及其解决的途径。他指出，苏联领导认为必须给对手以预警性的打击，并在国内实行战时状态。在波兰，对事态的发展已经失控，对那些忠于党和社会主义的力量，又未能进行组织和管理工作。这是非常危险的。
乌斯季诺夫在所有问题上都支持安德罗波夫。会谈是艰难的，有时亦是尖锐的，直到清晨才结束。卡尼亚和雅鲁泽尔斯基作出了让步，并保证于4月11日之前签署在波兰实行战时状态的计划。 但对其实施的具体期限未能谈定。
1981年4月9日，安德罗波夫向政治局报告他们同波兰首脑会晤的情况。他说，“我们与波兰同志会晤的总的印象是这样的：他们总是处于紧张状态，神情不安，显然，他们非常沮丧……关于战时状态，早就应该实行……实施战时状态的文件方案，由于我方同志的帮助已经备妥，不过这些文件必须签字。波兰同志问我们怎么签，而他们说必须通过议会，等等。我们说根本不需要通过议会，你们所依据行使的这份文件，等到行使时你们已实行战时状态，而现在要你们，卡尼亚和雅鲁泽尔斯基同志个人签字，是为了让我们知道，你们是赞同这些文件的，你们也必须知道在战时状态时期如何行事。
关于政治局的支柱问题。政治局靠谁支撑。他们有40万人的军队，内务部10万人，预备队30万人，这样一共有80万人。但是应该说，卡尼亚和雅鲁泽尔斯基在一些问题的观点上存在着许多分歧。雅鲁泽尔斯基同志再一次地表示了关于解除其总理职务的请求。我们也投其所好地对他解释说，必须留在这个位子上，才能不负众望地完成所赋予他的使命。”
1981年9月，“团结”工会召开了第一次代表大会。大会以后， 克里姆林宫对卡尼亚的不善态度与日俱增。关于撤换他的问题，不管在莫斯科还是在华沙都成了公开讨论的话题。1981年10月18日，卡尼亚被解除波兰统一工人党中央第一书记的职务。这一决定远非是一致通过的。同意卡尼亚退职的有100票，反对的有80票。 雅鲁泽尔斯基将军当选为波兰统一工人党中央第一书记。这位在国内名噪一时的将军现在手握波兰的所有大权。然而，雅鲁泽尔斯基不仅是个共产主义者和国际主义者，还是一个波兰的爱国主义者，因此，他好像并不打算无条件地完成莫斯科下达的一切指令。
10月29日的苏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围绕波兰的局势进行了讨论。所有的政治局委员都赞同对波兰施加政治的和经济的压力，但反对进行军事干预。比如，安德罗波夫发言说：“波兰领导人提到过兄弟国家的军事援助，但我们必须坚持自己的路线，我们的军队不会进入波兰。”
次日，在苏联国防部的领导成员会议上，乌斯季诺夫也重申：“我们在任何情况下，哪怕是波兰领导发出要求，也不会派苏联的和其他的部队进入波兰。”
1981年11月，波兰的政治和经济局势继续复杂化。除了苏联当局由于“团结”工会的各种示威行动而发表的官方抗议，非官方的但十分强硬的关于纵容“反苏主义”、幸好还不是“对社会主义事业的背叛”的指责信函纷纷寄给了雅鲁泽尔斯基。然而，不管从这一方还是另一方来看，总是不够坦率的。雅鲁泽尔斯基关于向波兰派遣一名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的请求被搁置不提。雅鲁泽尔斯基还提出，假如国内局势处于紧急关头，波兰能否通过军事线路得到苏联的援助，勃列日涅夫也未给予明确的回答。波兰的食品商店空空如也，那里供货的唯有香醋而已。商品凭票配额供应，但都不成套。离收场已经不远了。
12月10日，莫斯科又举行了一次政治局会议，讨论波兰问题。安德罗波夫在会上发言说：“我想说的是，我们的立场，正如上一次政治局会议上所明确的和列昂尼德·伊里奇此前多次所说的那样，是完全正确的，因此，我们不应该由此而后退。换一种说法，我们所持的是国际主义援助的立场，我们为波兰目前的局势而担忧，但事关执行‘X ’战役，那就应该完全彻底地由波兰的同志去决定，他们该怎么决定就怎么决定。在这点上，我们不应当坚持，也不要劝止……假如库利科夫同志真的说过关于部队进入的话，那么我认为，他就做得不对。我们不可能去冒险。我们不打算派部队进入波兰。这是正确的立场，所以我们必须自始至终地遵守。我不知道波兰的事情将会怎样，不过即使‘团结’工会取得波兰的政权，这个立场也是同样的。而假如资本主义国家对苏联发动猛烈抨击，他们又有相应的协议进行各种各样的经济和政治制裁，那么对我们来说是极为不利的。我们应该关心我们国内，加强联盟。这是我们的主要路线……我们可以对波兰人说，对波兰事件表示理解。这是一种清晰的措辞，我们没理由去更改它。同时，我们还必须消除雅鲁泽尔斯基和波兰的其他领导人关于派军队的心理。任何部队对波兰的进入都是不可能的。我想，我们应该授命我们的大使拜会雅鲁泽尔斯基并将之通告他。”
在熬过了1981年12月11日至12日这个不眠之夜和会晤了波军总参谋长Х·萨维茨基、波兰内务部长基什奇克以后，雅鲁泽尔斯基决定在全国实行战时状态，只是到12月13日深夜才就此发表演说。^